第三编 活动编

    从“解剖学”的角度对社会认识系统进行要素与结构分析，对于理解社会认识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其现实性上，社会认识系统中的主体、客体中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人在社会认识系统中的主体地位，自然—人—社会在社会认识系统中的客体地位，社会文化尤其是语言符号系统在社会认识这个大系统中的中介作用等，都只是在活动中它们发生了相互关联的关系才能得到表现、实现和确证。正是在认识社会的活动及过程中，主体发挥出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着对于客体和自身的观念掌握，促使着现实的社会存在，如社会关系与社会运动等，向社会心理、社会理论等社会意识的转化。前面我们曾经提出，社会认识论要在对于人们怎样认识社会和社会总体怎样认识自我这两个问题的统一探索中揭示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实际的社会生活对这两个问题的统一回答，正是在人们实际地认识社会和变革社会的统一过程中做出的。因此，在前面所做的关于社会认识结构的静态分析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从活动论的角度考察人们认识社会的实际活动和发展过程。这对于揭示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社会认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人对于人的社会的认识活动，总体上包括了一切在社会中生存和活动着的认识主体从各种角度运用各种手段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各种具体的社会认识形式。因此，就其特殊而言，它们有着近乎无限多样的具体样式。对这些多样化的具体活动形式，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当我们从认识社会的活动形式与认识结果相统一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认识活动时，可以把它们大体上分为三个基本的认识层次。

    一 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

    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谁要想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揭露社会现象的真理的一种科学方法，“证明自己是这种方法的名副其实的信徒，谁就不能只是简单地重复这句话：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的，他应当竭力弄清楚，这种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是怎样发生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研究事实和探索它们的因果关系外，没有其他方法”[304]。社会存在向关于社会的意识的转化，或者说，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再现不是自发地发生的，而是通过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自觉能动的认识活动实现的。在其现实性上，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是在多种层面上展开和进行的。不同层面的认识活动形成不同水平和深度的社会观念，构成社会存在向关于社会的意识转化的不同阶梯。由全体社会大众作为社会认识主体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对于大量的社会现象的直观性认识活动，构成了社会认识活动的最普遍、最一般的形式。它们所形成的是具有普遍性和广泛内容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是社会存在向社会思想体系转化所必不可少的第一个中间环节。

    （一）日常的社会认识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及作用方式

    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社会认识活动，是由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们在其经常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地进行着的活动。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05]自觉地认识社会，是人们作为自觉的社会历史主体从事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相对成熟的个体（作为主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之下从事一定社会性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人，他们在活动中的自觉性，依赖于他们对自身与这种社会条件、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之下对于这种关系的自觉支配、驾驭、利用。因此，社会运动中的每一个体要作为自觉的社会历史主体，首先必须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主体。正是无数个体都从实际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需要出发而对于与之相关的社会生存条件和环境的认识，构成了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活动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则是他们每天都不断地进行着的、日常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是他们所力图自觉安排和掌握的实际生活过程。

    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来认识社会，进入具体的认识主体视野的社会历史客体，必然是那些与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有直接关系的各种社会要素、方面和环境等。它们既是社会生活由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又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在日常的社会认识活动中，主体所关注的社会历史客体包含着以下基本内容。

    其一，与特定主体相关联的其他个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活动带来了人们在行为中的互动性，人们在观念上和行为中互为参照系，在认识活动中互为主体—客体，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形成交互作用的人际关系网。

    其二，作为个体的存在与活动条件的社会组织。任何个体都只能并必须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中，并借助于它们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为此必须将这种社会组织在观念中加以对象化，使之成为自己观念掌握的对象，并通过对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认识，确定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便作为主体来实际地利用、掌握和运用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其三，作为个体和集团赖以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自然—社会、生态—心态大环境。这种大环境可以是民族的、地域的、国家的，也可以是全球性乃至宇宙的；可以是生产、交换、经济、战争与科学技术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精神文化方面的。但它们作为客体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是以它们与特定主体的利益、需要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为前提的。个体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局势的关注，属于日常的社会认识活动中比较高级的形式和层次。这种关注体现了个体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性事务的责任感和主体精神，在社会处于变革、动荡和战争等状态的情况下变得尤为明显和突出。

    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活动具有明显的个体选择性。认识主体作为个体并直接地从自己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的需要与利益出发去认识和理解周围与己有关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等，并对其作出评价和判断。在这里，他们作出选择的价值取向是个人的需要和利益，选择的知识背景是个人的经验、知识和思维方式，选择的情感因素则是个人的兴趣、愿望、追求和好恶，等等。需要—价值取向，知识—思维方式和情感—意志因素等的结合，构成了主体的特殊认知定势。这种认知定势成为人们接收、采集、筛选、过滤、加工、处理、传输和保存来自外界的大量社会信息的主体性条件和选择加工机制。通过这种选择机制，人们有目的、有指向地以观念形式反映和再现社会生活。由于不同个体之间在需要和利益、经验知识和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情感指向等方面的差异，不同个体对于社会信息的选择重点和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侧面都是大不相同的。对于同一个社会客体，人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分析方式、评价尺度和评判标准，因而产生出完全不同的认识结果和态度。但也正是无数个体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都关注着各种社会现象，才使复杂的社会现象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观念再现。

    以个体的眼界从直接生产与生活过程出发，观察和再现社会现实，所能把握的社会客体在层次上必然是大量的，然而又是现象方面的。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通过感官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客体必然是感性的、现实的。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社会现象是作为大量社会事件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社会事件的不断发生与更迭，构成了社会运动的表层内容。由于一定的社会事件总是与一定个体或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特殊关注，同时也必然引起与其相关联的社会各方面的注意，进而成为他们认识的对象。但就社会总体而言，这些事件仍然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并具有暂时性、流动性和易逝性。而同类事件、相似事件和相反事件的发生也是经常的和大量的，它们都必然地成为同一主体或不同主体同时或不同时地关注的对象，从而使得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式和内容带有其特殊的易变性、多样性、流动性和动摇性。

    就其直接性而言，从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对社会的认识是通过无数个体对于大量社会现象的直接的观察和感知，也是通过有选择的反映和评价活动而实现的。观察社会不同于观察自然现象之处，在于观察主体不可能实际地超脱于被观察的社会现象之外，而必须实际地置身于被观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之中，通过自身的内在心理、文化、情感因素与社会现象的实际碰撞、交流，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社会现象。社会现象不可能像自然现象那样在纯粹的实验条件下以严格、确定的方式重复发生，它往往带有较大的随机性、偶然性和不重复性。因此，观察社会现象也往往带着某种自发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一定社会现象的发生总是与人们的利益、愿望等相联系，或者相适应，或者相背离，这都迫使人们去关注它们。在这种意义上说，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对某些人来说甚至具有某种强制性。人们置身于社会事件的旋涡之中，不得不去观察和思考、评价它们。而另一方面，社会事件的发生和演化又带有某种突发性和易变性，因此，人们又很难做到有充分准备地去观察和认识它们。人们一开始往往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经历着这些社会事件，随着事态发展到一定规模并产生较大影响时才逐渐领悟其性质、意义及重要性，进而比较自觉地对其进行观察和思考。人们直接地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事件之中，这对于他们正确地了解、理解和评价这些社会事件无疑是有利的一面；但又由于这些事件总是与人们的实际利益相联系，因此，个人的取舍、好恶等各种内在的主观因素必然通过认知定势而对认识活动发生非常积极的影响，这就好像给观察者戴上了一副副有色眼镜，妨碍着他们去客观地真实地了解、理解和评价社会现象，使得他们的认识成果往往带着个体偏好的主观色彩。为了克服个体认识的种种局限，使个体对于社会的日常认识成果能够得到校正，并融会为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意识，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评价与转换机制。

    （二）新闻折射系统与社会认识的评价、转换机制

    从社会的大系统来看，并非所有的社会事件都是全体社会成员所直接地（同时同域地）经历的。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特征，因此它只能为一定区域和时间中的人们所直接观察到。他地域和他时空的人们对这些事件的了解则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实现。这个中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众传播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新闻折射系统。

    大众传播系统是社会信息在人际之间、组织之间的跨时空的流通和传输系统。它以各种形式的通信工具为物质手段，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语言符号系统，以新闻和文学艺术等多种体裁与方式在社会中传播各种信息。在大众传播系统的多种形式中，新闻形式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社会事件的报道。现代化新闻传输包括电视、报刊和广播三大传输系统，它们分别主要借助于图像、文字和声音符号系统将新近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的消息以尽快的速度向他地域的人们传递，使之为他人和社会所了解。因此，就其功能而言，以新闻形式为主的信息传输系统又可以叫做人们认识社会的新闻折射系统。新闻折射系统好比是一面巨大的反光镜，把各种社会现象和事件以一定方式映现出来，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有可能借助于它们而实现对于社会总体和自身的认识。

    新闻折射系统是帮助人们正确、及时地认识社会的重要工具。新闻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及时性，只有最近发生的事件才叫新闻。没有了及时性，新闻则丧失其信息价值。正是由于新闻具有及时性，人们才能够借助于它们而尽快地了解各种社会事件，从而及时、迅速地认识社会和自身。新闻的又一特点是它的真实性，这是它区别于文学艺术形式的最主要之点。忠实、周详、全面地介绍和再现特定社会事件是新闻的最重要原则。正是由于新闻有真实性，才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和自身提供了可能。新闻的再一特征是它的新异性，它主要反映社会生活中那些新出现并具有特殊和广泛社会意义的事件和现象，以便揭示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新动向、新潮流，引导社会运动方向。而这也正是人们认识社会所关注的重点。

    新闻折射系统作为现实人反观社会的中介系统，是通过以新闻形式对于各种新近发生的重要社会事件的真实准确而又有选择的连续性报道而实现的。一些新闻工作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新闻洞现象。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认为，由于新闻形式（如报纸、电台、电视的版面）或节目时间有限，因此，“当报道一件新事情时，就必须略去一件或数件其他的事情。要想加一点东西，就必须减去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在有一定之规的封闭系统中的强迫选择”；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新闻洞里，新闻洞能自然而然地反映出社会注意事项的轻重缓急”。[306]

    一般来说，新闻洞指新闻系统总体版面和节目内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状态的变化，预示着社会事件的趋势。由于新闻系统的版面、版次和节目时间有限，一定时期中只能报道一定的消息内容。因此，只有社会发展中那些重要的、有意义的和新异性的社会事件的信息才能够占据版面，得以传播。这样，新闻报道中心和内容的不断实际更换便成为反映社会变化的镜子。于是，新闻系统在版面和节目时间上的局限性恰恰成为社会运动客观变化的测度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事件、动态趋势通过新闻系统的选择和连续折射，进入版面以一定的固化的形式（如文字、录音、录像）得以记载、传播和保存，形成相对而言的静态封闭系统。而新闻系统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连续更替和转换，则作为一种开放的和动态的系统，映现着社会生活的稳定性、有序性和变异性，并成为人们连续地认识发展中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过程的中介系统。

    在其现实性上，新闻折射系统也是由于一定社会成员的自觉活动而活化和发生作用的。各种形式和职能的记者和编辑等都是新闻折射系统中的人的因素、主体力量。新闻、消息等都是由记者、编辑等来采访、写作和编发的，他们往往是社会事件的第一目击者和观察者，或者是人们的各种分散的思想、观念、意见的搜集、整理者。他们根据自己直接的或间接的观察、了解、分析和理解，将其以一定新闻形式记载和再现出来，并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而公诸于世，使之为社会人所了解。在这里，新闻记者和编辑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是社会事件的代言人，无声的社会事件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社会思想和观念等通过新闻记者和编辑的工作而以观念形式再现出来并获得某种社会性；二是人们认识社会事件的代视人，使人们对于那些他们不能直接观察和体验的社会事件以及他人的思想、意向和观点的了解成为可能。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经这样评价记者的作用，他说：

    新闻记者是什么人？假使国家是一艘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桥上的瞭望者。它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307]

    借助于新闻折射系统来了解和认识社会，对于大众的社会认识主体来说，他们的认识便具有某种间接性。新闻记者和编辑等成为联系读者和社会事件的中介人。相应地，他们的需要和利益、能力和知识、兴趣和偏好等主观的和个人的因素，难免作为一种认知定势而参加到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与理解之中，并渗透和表现到他们对于这些社会事件的描述、解说和评价之中，从而影响到它们的读者。这是现代化社会认识活动中所必然产生的一对矛盾。

    一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可能“亲躬”于每一社会事件，因此，通过新闻折射系统认识社会是必然的。这既是社会认识进化的标志，也是其重要的条件。经过专门训练的记者和编辑们以其特殊的、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而作为人民的耳目去观察和认识着社会事件，并将他们的认识传输给人民，丰富和提高大众的意识水平。

    另一方面，记者、编辑们毕竟也是活动着的个人，它们的主观因素也必然以其特殊方式渗透到他们的认识结果中，并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不同记者和编辑在认识角度、思想水平、眼界高低方面的差别，可能会引出对于同一社会事件和现象的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描述、解释和评价，从而给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带来某种特殊的困难，甚至在思想上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这一点在阶级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各种社会现象和事件往往与一定个人、集团、阶级、派别、政党的利害关系相联系，或者相违，或者相符，这就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必然有与之不同的价值关系，必然从不同的角度来作出根本不同的阐释和评判。在一定条件下，占据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还会利用手中的新闻机构和宣传工具，有意地封锁消息，掩饰真相，制造假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搅乱视听，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增加了困难。但就历史发展而言，这种现象终归是局部的和暂时的。马克思曾经指出：

    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308]

    大众传播媒介和新闻折射系统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全面了解社会的中介、工具或媒介，具有多种具体形式、方面和层次。各种专业、职能的报刊，各种形式的新闻节目、栏目，面向着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层次和领域，构成了人们全面认识社会和社会总体全面反观自我的网络系统。这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报刊体系时指出的：“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不相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报纸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309]在这里，新闻折射系统的每次报道所宣传的都是个别的、具体的和局部的事件，但它们的总和却能为人们勾画出一个社会的大体图像，它们的连续与间断、发生与消散、转换与更迭，也能为人们描绘出社会运动的动态过程和发展方向。通过对这各种共时的和历时的、空间结构关系和时间因果联系等的具体分析，人们可以了解到社会现象的一般情况和总体状况。这一点马克思也曾说过：“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310]

    （三）社会心理的形成及其特点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新闻折射系统）认识和评价着社会现实，产生出一定的社会态度、社会意见、社会情绪、社会观点等，它们经过一定的信息传播机制的评价、转换甚至诱导，形成了具有时尚性、群体性、地域性甚至民族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或社会思潮是人们日常的社会认识活动所产生的直接的观念结果。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大众对于社会的比较直接的了解和评价的基础上产生的“一定时间、一定国家的一定社会阶级的主要情感和思想状况”[311]，它包含着一定社会中流行的“一切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312]，是一定社会中的民族情感、风尚潮流、流行情趣、情绪舆论等的总和。

    就其对象和内容而言，社会心理是“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313]，是对人们所直接生存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比较直观的和初步的认识。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

    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的阶段必然地引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一定的结合，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亦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的结构……它的性质将一般地反映于人们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于他们的一切习惯、道德、观点、感觉、意图和理想之上。习惯、道德、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地应该适应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应于他们的获得食料的方式（……）。社会的心理永远顺从它的经济的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314]

    人们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对于社会的反映和再现，是通过日常的社会认识活动而实现的。也可以说，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对于各种具体社会事件和现象的认识和反映，是社会心理由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认识机制。在这里，由于认识社会的主体是社会活动中相对独立的个体，认识的对象直接地又是大量地和经常地发生的零散的、具体的社会事件，再加上主客体之间经过新闻折射系统的中介和传导等，作为认识结果的社会心理也必然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特点。

    社会心理有别于个人对于社会的意见、观点、态度、情感等个体心理。个体心理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认识成果，带有明显的个体性、易变性、零散性。社会心理是无数的个体对于社会的认识结果经过一定的社会性的评价与转换机制而为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和承认的那些社会观点、社会意见、社会态度、社会情绪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广泛性、普遍性。

    但是，社会心理毕竟是由个体心理社会化而来的，它所反映和再现的是社会的表层现象，是直接的社会事件和社会运动的表层形式。因此，与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思想体系相比，它又具有明显的直观性、流动性、易变性、表层性，是在一定历史时代、一定民族、一定阶层或阶级的群众中不那么自觉地形成的、不定型的、不系统的和不稳定的情绪、情感、态度、愿望、要求、观点信仰、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是群众的精神生活中没有经过职业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加工制作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精神状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低级层次和情感基础，构成一定阶级、民族甚至国家的内在心理结构，决定着一定社会的思想体系和整个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毫无疑问，‘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把社会人的心理称为他们的精神。”[315]因此，可以说，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是人们认识社会的全部活动中最为基础的活动，它是社会存在向关于社会的意识转化的第一个主要环节或第一阶段，是社会总体进行自我认识的初级形式。

    二 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

    以思想理论体系的方式揭示和再现一定社会现象或社会总体的历史渊源、现实结构、普遍本质、运动过程和发展规律等，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目的和任务，也是人类社会总体自我认识的高级形式。

    （一）社会理论与社会心理

    关于社会的思想体系和理论阐释既以人们的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为基础，又是其理论化、系统化、逻辑化和条理化的形式，是其深化、丰富和发展。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316]人们认识社会，当然不能满足于直观社会的表象、个别事件、表层运动等，而是力求揭示社会的内在结构、普遍本质和运动规律等，这是人类理性在反观和反思自我时也必然产生的特殊要求。于是，人们在日常的社会认识活动所取得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把认识继续向前推进，使之在阐释的社会理论的层面上全面展开，并力图建构起全面深刻地揭示和再现社会本质、过程和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

    社会心理映现着社会的外在的表层现象；对于社会的理论认识则力求透过社会的表层进入到社会的内部结构，把握其内在本质和规律，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说明社会表层，对其合理与否作出评价和判断。

    社会心理映现着社会的个别的、局部的、偶然的社会事件和社会活动，对于社会的理论认识则力求追究造成这些事件、引导着这些活动的原因、根源，在偶然性的背后去探寻必然性，力求把握其思想动机和决定着这些动机的更深层的社会背景，穷究底蕴，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说明个别的、局部的和偶然的事件。

    社会心理映现着社会运动中那些短暂的、易逝的因素；对于社会的理论认识则力求在社会变革、社会动荡的变幻风云和社会事件的频繁更迭中去把握其内在的、持续的、稳定的东西，并把探索的视线由现实引向历史、引向未来，把握贯穿在过去、现实和未来之中的基线、中轴，追根溯源，掌握社会运动的长过程、长时段，揭示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去说明和评价那些易逝的和流动的社会因素。

    社会理论与社会心理在对象和任务方面的差别，决定了它们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别。相对而言，社会心理是直观的、易变的、零散的、流动的、片面的和表象的，社会理论则是深刻的、稳定的、总体的、持恒的、全面的和抽象的，它以概念范畴体系的严密逻辑形式将社会历史运动中那些深层的、必然的、基核的和根本性的东西揭示和再现出来，揭示和再现社会有机体的动力、活力和生命。它的任务在于“给予这个有机体的一切生活机能以一个说明；我们必须了解它如何运动，如何养育自己，了解在它内部发生的感觉和概念，如何依靠社会构造的机构而变成了它们之为它们；了解这些感觉和概念如何随着那在机构中发生的变化而变化，以及其他等等”[317]。

    （二）社会理论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及其作用方式

    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认识活动是社会总体自我认识的高级形式。关于社会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揭示和阐释社会问题方面的深刻性，是以它的专门性为前提的。社会生活极其复杂，要达到对它的深刻认识就必须分门别类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与对自然的认识一样，随着分工的发展，对社会的认识也逐步分化和专门化，以至于在现代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各级各类社会科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社会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地理学，等等。它们各有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分别指向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侧面，反映着社会运动的某些特殊的、具体的方面和层次，但又都包含着历史回溯、现状追踪和未来展望这三个基本向度，体现着人们分门别类地研究和掌握社会总体的特殊视角和特殊方法。这各门学科都力图借助社会运动的总体背景去深层地揭示特定类型社会现象的发生原因、运动过程和演化规律，求得对其的全面的和理论的阐释与说明。普列汉诺夫曾经谈到这一点。他说：“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不同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只是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乃是每个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所谓的思想体系，只不过是这一个唯一而不可分的历史在人头脑中的各式各样的反映而已。”[318]

    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是由人来承担的。社会科学的分化是以社会思想家、理论家们的分工和分化为条件的。专门地、分门别类地研究各种社会现象，需要有相应的认识和研究能力结构，尤其是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因此，日常的社会大众难以承担此任，它就必然地落到了那些经过特殊训练具有专业专长的思想家、理论家们身上。前面我们所列的社会科学各门各类，原则上都有其相应的社会科学家作为理论研究的主体，例如，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依此类推。它们是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主体。由于他们之间在具体的对象和任务方面的差别，他们之间在需要——动机结构和能力结构方面，尤其是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方面的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理论研究的临场状态中他们的特殊的认知定势更是显得明晰和突出，构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认识模式[319]，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似性，尤其是它们区别于自然现象的共同特点，又决定了各种社会科学家们之间在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移。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史哲不分家”就是强调社会科学家的在能力结构方面的共性。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既日益分化，又高度综合，更是突出了这种要求。

    从总体上说，相对于从事着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活动的主体而言，社会科学家们除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的差异外，必须有更高的自觉性。他们应当具有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洞察，从而在思想上具有更大的超越性，在活动中有更大的自由度。尽管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理论家们不可避免地有着一定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从而在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尤其是评价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他们本身的“社会角色”和使命，又要求他们强化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去自觉地克服各种内外干扰，力求正确地认识和公正地评价社会。

    在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认识活动中，进入主体视野并为他们尤其关注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有其特殊的形式和特点，或者说，社会认识客体在这里有其特殊的形式。社会理论家们关注的社会现象不再是与自己的直接需要、利益有关的社会现象，而是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和任务有关的那些社会现象。比如说，经济学家关心社会的经济运行状况及机制，伦理学家关心社会的道德面貌和行为规范，法学家关心社会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实施等，他们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与这些现象的直接关系，而是他们的研究课题与对象之间的联系。相应地，对这些社会理论家们来说，他们面临的或关注的社会认识客体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它的总体性，不管一类社会科学范围多窄，但就其对自己的对象的掌握而言都是总体性的，这类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总体进入到理论研究者的眼帘；二是它的层次性，社会理论家们力求剖析特定社会现象的内部层次结构，揭示其多级本质；三是它的过程性，对一定社会现象总是力求在其起源、发生、发展、进化、消亡的全过程上加以掌握，在长时段中把握社会现象，以便揭示其在运动过程中展开的规律性。

    （三）社会科学研究三要点

    对于社会的理论研究，作为一定认识主体所自觉从事的能动活动，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活动。社会科学研究就其具体形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都是社会科学家们在大量地搜集和占有关于特定社会现象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概念范畴体系，通过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具体的思维操作形式，以各种逻辑的和非逻辑的方式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对这个过程，本书不一一加以描述，而仅就其中的三个基本点或三个基本环节做些必要的分析。

    1.正确设置理论研究的现实出发点

    以已有的思想理论材料和相关社会现象的关系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现实出发点，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理论地研究社会，在其直接的意义上是要以严密理论体系的方式再现和阐释一定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工作，研究者在这里面临着双重的对象：本门学科反映的对象和这门学科的已有思想材料。

    严格来说，一定社会科学学科（如伦理学、社会学）的对象与人们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时所面临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对象，是该学科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的内容所反映的客体，如伦理学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现象，伦理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于它以一定的理论体系的形式再现和说明了一定社会的道德行为和伦理生活。而一门学科一旦成立以后，这种对象对于它的研究者及其研究工作来说，便具有了二重性：一是该学科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二是作为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念形式，即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比如说，现实人研究伦理学，总是一方面关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伦理道德现象，而另一方面是考察着历史的和现实的伦理学说和道德思想理论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都有其一定历史渊源，因而它们总是要以一定的方式观念地表现出来。即便是一门全新的学科，也总是依据于一定的历史事实和相关的思想材料。因此，从事任何具体学科的理论性社会研究总是面临着双重的对象：一是该学科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对象；二是该学科的各种形式的思想材料。科学地从事理论性的社会研究，重要的一点便在于自觉地把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历史演化，把握其现代特点，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做出新的理论创造。

    相应地，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搜集材料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具体地接触、观察、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全面、充分、真实地获取关于客体的各种客观的现实的实际材料；二是尽量广泛地搜集和摄取历史上有关该课题的各种思想材料，掌握人类在相关问题上的已有思想成果和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详尽而充分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事实，给理论研究以坚实的客观基础；全面而完整的思想材料则能使现实人的认识立足于人类对同一课题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全新的理论高度。但就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言，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材料，归根到底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事实的一种观念反映形式，是过去人们的认识成果，代表着他们的认识水平，刻写着当时的时代局限。后来的人们只有根据新的现实并在新的水平上进行理论开拓，才能立足于新的时代特点，做出符合时代精神的理论创造。

    2.合理确定理论分析的着眼点

    合理确定研究问题的特殊角度或理论着眼点，对于正确说明和阐释社会现象关系极大。

    社会现象极其复杂。每一种社会现象都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认识社会现象，就好像面对着一个多面体，人们每次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首先把握它的一个或几个相关的侧面，并以此为基点和入手处而逐步地理解和把握其他方面，进而实现对于该多面体的全方位把握。在这里，能否找到一个适当的研究角度和基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思路能否得到正确的展开，对客体的解释能否达到的科学水平。

    我们知道，在谈到关于社会运动过程的特殊本质时，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里实际上强调了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这种特殊的角度来理解全部社会运动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与卡尔·马克思不同，马克斯·韦伯则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文化角度入手，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一种特有的以经济合理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最终又来源于以新教禁欲主义为标志的文化合理主义。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化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320]。

    在这里，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在关于认识和揭示社会本质从何着眼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显然是相去甚远。正是卡尔·马克思的主张表现了他对于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的和终极的原因的深刻洞见。

    但是，丹尼尔·贝尔却以他的“中轴原理”，从认识社会的方法论的角度，将所谓“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归结为仅仅是掌握认识社会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在贝尔看来，正如“思想靠发现一种表达基本格局的语言来认识自然”一样，认识社会也是一种概念式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式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同异。”[321]而作为概念性图式的基础的则是中轴原理以及相应的中轴结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作为一种方法，“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322]。这种中轴原理的认识意义和价值在于允许人们从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避免片面决定论。按照这种观点，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分歧无非是选择不同的中轴原理来考察社会的中轴结构而已。贝尔说：“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合理化的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合理的统计，合理的技术，合理的经济道德，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公司企业则是它的中轴结构。”[323]

    丹尼尔·贝尔以其“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来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理解社会现象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这是我们所根本不能同意的。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中轴原理在实际上也表明了，研究和阐释社会必须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角度和相对稳定的思路，有一个正确的理论着眼点，这无疑是有其合理的成分的。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历史因素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对于它的观念，是由抽象作用产生出来的。由于抽象过程，社会复合体的各个不同方面才成为单独的范畴形式。”[324]要抽象，就要有一个逻辑的起点和相应的逻辑思维进程，它们是主体由以剖析社会事实、审评思想材料的尺度、解剖刀，也是主体组织自己的理论、表述自己思想的纲领和基线。它们对于主体科学地认识和阐释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性、建构起科学的理论社会模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建立科学的阐释性理论社会模型

    对于社会的理论再现往往是通过一定的观念社会模型而实现的。

    从一定的角度和基点以一定方式分析、处理来自社会实际和思想理论这两个方面的材料，加以观念的分析和综合，必然获得一种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特殊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并相应地建构起一定的社会理论体系。这些具体的社会理论，就其作为一定社会现象的观念再现而言，可以看做是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一定形式的理论模型。可以说，以理论的方式解释社会现象，就是要建构起解释和说明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论模型。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大量思想材料和实际材料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经济因素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最终决定作用出发，建构起了包含生产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这三个基本层次的社会模型，并且详尽、科学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决定作用与非决定性作用等种种复杂关系，建构了人类社会总体结构的一般模型。同时他们又以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为根本依据和划分标准，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逐步递进的社会形态，建构了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模型。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现代社会中最大量、最普遍、最基本的细胞入手，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为基线，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资本论》的理论结构形式，建构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模型。这就不仅通过对于一种最发达、最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的详尽解剖，为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具体形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和一把有效的钥匙，也使自己提供的一般社会结构模型和一般历史过程模型得到了检验和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力求描绘和阐释已经历史地存在过和现实存在着的社会，还积极地从事对于未来社会模型的理想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他们展望共产主义社会，并探索其实现途径的重要思想成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近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的重大指导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现的现实，不仅显示出科学的理论社会模型在阐释和说明社会历史和现实方面的重大作用，而且表现出它在实际地变革旧社会、创造新社会中的巨大力量。

    如果说马克思是侧重从社会运动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考察社会结构并给出社会模型的，现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学派则侧重从社会行为和社会功能方面来考察社会结构，并提供了关于社会的“结构—功能”模型。

    对社会的功能方面的研究早已有之，但这种研究作为一种“功能主义学派”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则是本世纪以来的事。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的尔·默顿、尤其是特·帕森斯的一般行动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表现。

    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看来，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指一种对于社会体系的适应性和整体性都有利的、不同于活动者主观意图的客观结构。人们的社会行动和社会体系的存在价值都要从它的功能方面来说明，而社会的功能又离不开它的结构。这样，社会学的中心任务就是把社会作为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变量体系来加以分析。而社会体系乃是不断重复和相互联系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稳定的复合体。人们在社会体系、文化团体和个人等不同的程度上和层面上进行的活动以及通过认识的（知识的和观念的）、问题的（情感的）和评价的（选择的）形式而进行着的相互交往，使社会运动在一定的社会规范的指导下保持着一种特殊的秩序，实现着自己的内部协调，并发挥着自己的功能。

    具体来说，社会体系的功能有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第一种功能：适应。社会系统要生存，必须适应于它的环境并使之得到一定的控制，为此必须为达到体系的目的而用一定的方式合理地组织和分配其物质的（自然的）、人力（全体人员）的交往和文化的资源。

    第二种功能：达鹄，即达到目标。社会系统必须能够自觉地为自己的发展设置基本的目标并且调动资源去支持达到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活动和过程。

    第三种功能：整合，指调停冲突。社会系统必须自觉协调和调整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团结一致，并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运动。

    第四种功能：维模，即维持模式。社会系统必须借助于家庭、教育、宗教、宣传等来维持社会的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之在社会中制度化。

    在帕森斯看来，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根据它们所证实的功能先决条件进行分析。这样，社会各部分都可以通过它们在适应、达到目标、整合和维持模式的体系中所履行的具体功能而得到理解和评价。因此，“结构—功能”分析可以被看做是阐释和说明社会体系的一般理论模型。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建构理论模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有效的方法。在理论社会学研究中，除了“结构—功能”模型以外，还有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的“社会冲突”模型，这种模型把社会集团、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看做是解释社会现象的中心原则；有美国H.布卢默继承米德学说提出的“符号相互作用”模型，把人们之间借助于符号而进行的交往和互动看做是社会运动的最基本形式。在经济学中，有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边际理论模型”；有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数理经济模型”；有M.弗里德曼等的“货币学派”；有匈牙利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模型”，等等。在历史学研究中，有提倡研究历史全貌和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法国“年鉴学派”；有近代兴起的“计量史学模型”，等等。在语言学研究中，继自然主义语言学派之后，有瑞士F.索绪尔的“结构语言”模型；有美国L.布尤菲尔的“描写语言”模型；有美国N.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模型，等等。在心理学研究中，有美国华生的“行为主义”模型；有德国的“完型心理学派”，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有奥地利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型，等等[325]。

    一一介绍和评述这些模型的长短优劣不是本书的任务，但从这众多的社会解释模型在当代兴起这一事实中却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结论，即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发展到今天，运用社会模型方法去认识和阐释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有效可行的途径和手段。理论地阐释社会或其中的特定社会现象，就是要以一种带有总括性和普适性的方法论原则和理论框架来对其进行概括和解说。通过这种概括和解说，使社会现象从某种特定的角度得到比较深刻的揭示和合理的说明。而这种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就是理论地阐释社会的模型方法，它所得到的关于具体社会的观念体系，就是对于特定对象的理论模型。

    对于同一社会现象，人们可能给出不同的理论模型，它表现为在同一社会问题上的不同学派、观点等。这些观点和学派也许各有其侧重点和合理性，但终究要表现出它们在适应范围和说明程度方面的水平差异，进而表现出理论模型的优劣良莠。随着人类对于社会自身的理论研究的深化，关于社会的理论模型也会不断地演化和更新。正是在这种理论模型的演化更新和各种学派的兴起、衰亡中，才能发现社会认识系统的进化结构。

    就其观念表现或思想成果而言，以一定的理论模型来具体地解释和再现一定的社会现象，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理论。关于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社会理论，是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和阐释社会现象的理论成果。而特定时代中关于各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理论之总和，则构成了该时代的社会理论体系。各种社会理论、观念从不同方面描述、解释和说明着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们之总和则为社会总体提供了一幅理论层次上的全面的自画像，成为社会总体自我认识的理论表现。当然，这各种社会理论还是分离的、局部的对象的观念表现。要造成统一的社会映象，还必须对这多种内容和形式的社会理论加以整合和转换，才能使之成为社会总体的统一的观念表现。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任务主要是由作为最高层次的社会认识活动的社会历史哲学来承担的。

    社会历史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问题的哲学学说。在对象上它面向作为总体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在方法上，它以一种哲学思维所特有的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来把握社会历史问题，并以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的哲学范畴作为形式系统来再现社会历史的存在状态、普遍本质和根本规律。社会历史哲学立足于各级、各门、各类的社会科学学科，从它们所提供的思想材料中发现、提炼和概括哲学问题，并运用哲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加工、处理，使之以哲学方式再现出来，形成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哲学学说。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它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意义上的宏观图景，使人们能够更加自觉地认识和掌握自身在社会总体结构和历史过程中的位置，更自觉地处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为人们的一般社会行动提供高层次的理论指导和逻辑前提，提供社会理想和社会信念。可以说，社会历史哲学是人们自觉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最高形式，是认识社会的理论层面上的最高层次，它使各门社会科学的成果以哲学的方式得到一种整体的再现，使人类社会的自我反思上升到哲理的水平。

    历史唯物主义是近代以来，也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社会历史哲学中的最优秀成果，它使人们对于社会的哲学认识和社会总体在哲学层面上的自我认识第一次达到了科学的水平。但是，它并没有穷尽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而是引导着人们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探索和开辟一条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正确道路。

    三 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

    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他们认识自然、社会和自身都是为了更加有效地从事变革对象的活动。因此，人们不仅要一般地再现和阐释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而且要对社会的未来进行规划和设计，并对实现未来社会的道路、途径和方式作出自己的抉择和决策。

    （一）社会规划与认识向着实践目的的运动

    社会规划又可以叫做社会发展规划，它是一定社会成员在对一定国家、民族、部门、行业或单位等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状况的全面认识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其发展前景的一种总体设计、宏观展望、观念建构和对于这种发展前景的实现途径、实现过程及具体方式等的一种比较分析、思想排练、评价选择与实际决策等，其目的在于明确地设计和规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方式和道路，为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提供基本的依据。

    人类的自觉能动性突出地表现为他们在活动中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在自己实际地从事实践活动之前观念地构想活动结果及其实现途径是人类的自觉能动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能式适应活动的最显著特征。人类社会作为整体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并相对独立起来，是与人们对自己的社会活动的自觉设计和规划分不开的。在整个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尽管人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建构和活动目的与愿望常常不能完全兑现，个体的意志常常在与他人、集体意志的相互作用中被抵消，但人们仍然充满希望，坚持不懈地一次又一次地规划和设计着自己的未来，并在为促其实现而进行的积极努力中能动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未来。正是这种实践目的，作为一种根本的制导力量，规定着认识运动的方向。可以说，人类认识的全部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向着实践目的的运动。根据实践的需要来认识各种条件和对象，对实践目的和实施方式作出观念的预测和建构。而认识过程则表现为认识向着实践目的不断地接近和靠拢的自觉运动。

    社会规划是在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基础上展开的，并以当时的一定社会心理状况作为自己从事设计和规划的重要现实依据。但与日常的社会认识活动不同，人们不再过多地关注那些此起彼伏、变化万千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而是力图在各种事件和现象的交替更迭和相互碰撞中寻求社会运动的中轴和基线。就像人们借助于对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的考察去发现那标示着商品价值的中线一样，在这里，人们对各种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了解也主要成为人们把握社会运动的基本趋向和基本轨迹的手段。正是通过对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分析和研究，人们才能大体地看出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节律，从而对社会发展的未来作出大体的设计和规划，并借鉴于对历史上人们的活动及其效果之间关系的了解和分析，对人们的未来活动模式与演化进程作出一般性的思想预演和观念建构。很明显，在这种意义和目的下对于社会运动的认识必然舍弃其表象性和易变性，而是着力于把握社会运动过程中的深层结构、稳定关系和基本趋势。因此，相对于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而言，是更为高级的和专门的社会认识活动。

    社会规划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理论、学说、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与阐释的社会理论层而上的社会认识活动不同，它不是要回答社会的现实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即再现型和阐释性的，而是要回答社会发展的未来理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和怎样才能实现它，即预见型和决策性的，是一种超前反映和行为决策。从事社会规划的任务，在于根据社会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运动一般规律与一般趋向，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去预测可见未来的社会前景，探索它的实现途径，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目标模式和活动模型。

    严格来说，这里讲的社会规划和社会决策也不同于个人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对个体行为的规划和决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对自己的每一步具体活动进行目标设计和方式选择。不能否认，这也是对于一种社会性行为的规划与决策。但就其对象而言，它关注的是个体或与个体相关的集团，因而带有其特殊的个体性，是一种个人规划与个人决策。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和短暂性，因而带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社会规划则有所不同，它关注的不是社会个体，而是社会总体；不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局部领域，而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全局；不是人们活动中的枝节问题，而是重大的和关键性问题。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总体、全局和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包含着多种层次和多个方面。比如说，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方面的，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方面的，社会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方面的，等等；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关系方面的，社会的军事与政治方面的，社会的思想与文化方面的；社会的人口、粮食、资源、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社会的村、社、区、乡或县、地、省、市以及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也可以是工、农、商、学、兵、政、党、工、青、妇和社会学术团体等各方面的；还可以是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关系……这各个方面、层次、领域、地域中又可分出若干的方面、层次、领域和区域等，但它们都超出了任何社会个人的活动范围，并表现出一种综合性和系统性特征。

    社会规划和社会决策活动所承担的任务，决定了它主要是由社会历史运动中经过一定训练、具有一定专门的社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肩负着社会活动的领导责任的人们来承担的。这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直接担当着对社会活动的决策、组织、管理、指挥和控制责任与使命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包括我们所说的各级各类党、政、军、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另一类是受命而专门从事社会规划设计和谋略参谋活动的专家和专家集团。在历史上，这两个方面最初是合为一体的。原始部落的首长或军事首领直接从氏族或部落成员中征询意见，作出决策，并亲临指挥，组织管理。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谋略活动作为一种高智力的脑力劳动而逐步地分离出来，成为服务于领导集团的一种专门的职业和活动。历史上的巫师、谋士、军师、参谋、大夫、卿相等，都曾担负过这种社会职能。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社会规划和社会决策已经远非个体性脑力劳动可以胜任了，于是发展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装备起来的、专门提供谋略方案的专家咨询系统、思想库、智囊团。现代著名的兰德公司、斯坦福研究所、伦敦战略研究所、巴特尔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等，都是其在当代的具体形式。

    随着谋略咨询的专门化，领导者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专家集团提供的情况、目标、方案报告进行抉择和决策，并具体地指挥、组织和管理实施过程。但要科学地决策，他们必须对社会有足够充分的认识，他们的意图和愿望等对于为其服务的专家集团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等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们不仅接受和运用专家集团研究的最终成果，而且以特殊方式参与到他们的谋略活动的中间过程。而专家们的全部活动成果，最终都要通过领导集团的决策和组织实施才能得到现实的表现和实现，显示出其实际的社会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领导集团与专家集团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就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从事社会规划层面上的社会认识活动的主体。

    （二）实践观念三要素

    就其目的而言，社会规划层面上的社会认识活动在于建构起指导人们从事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实践观念；而实践观念是相对于理论观念而言的。理论观念是人类以理论方式掌握世界的精神产品和结果，是对象世界的观念再现；而实践观念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在观念中的超前反映和事先建构，是关于实践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途径和过程的观念模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就其具体形式而言是近乎无限多样的，但在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之前建立起关于活动目标及实施方案的实践观念却具有普遍性。实践观念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理想的意图”和“理想的力量”而具有将自身外在化、对象化、实在化的冲动，从而必然引发人们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并借助于这种活动而得以对象化和物化，得到客观的表现和实现。因此，实践观念是理论观念回到实践活动之中，并借助于这种活动而得到表现和实现的中间环节。实践观念的形成，不是理论观念的简单逻辑推演，而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正是在这个认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观念的认识活动向着具体的实践目的不断靠拢、接近和发展，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沿着“真”与“善”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向着“美”的目的不断前进、深化、发展。

    一般来说，实践观念在内容上包含着三个基本的方面。

    其一，对象性知识。这是认识主体对于认识客体的存在状况、内在本质、固有属性和运动规律及各种外部条件的反映。由于这里作为认识客体包含着人与物这两个基本的方面，因此，它不仅包含着对于活动对象的认识和知识，还包含着在实际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结构、主体需要、主体能力和主体活动等的知识，它主要揭示现实世界中相互作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对象性知识实际上是进入主体实践活动领域的那些对象的理论观念。

    其二，预见性目的。这是认识主体依据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现实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和否定性评价而作出的关于主客体关系未来发展理想前景的展望和预测，是“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它主要根据对主体发展着的需要和客体通过人为变革的发展前景的认识而揭示主客体价值关系发展的未来状况“应该如何”。

    其三，实施性方案。这是认识主体对于实现预期性目的的具体途径、所需手段、活动过程及具体方式等在观念中的事先模拟、排练和规划，是在主体头脑中建构的主客体关系未来发展的主体的活动模型[326]。

    对象性知识、预见性目的和实施性方案作为实践观念在内容方面的三个基本要素或方面，以一定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各种具体的实践观念之中，制约和指导着人们的以变革社会为目的和任务的实践活动。就其形成而言，实践观念的这几个要素分别是作为人的对于社会的现状观察、未来预测和方案决策等具体的社会认识活动的观念成果而产生的。相应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规划活动大体上包含着这三种基本形式或三个基本阶段。

    （三）社会规划与社会统计

    进行社会规划，首要前提是对社会现状的全面、真实、准确的掌握。摸清情况是人们全部实践活动的出发点。而且这里对情况的了解不能仅仅是定性方面的，必须包含着定量的方面，是定量基础上的性质规定。而要定量地掌握社会现象，就不能满足和停滞于对社会现象的一般观察，而必须进行专门的和有计划的社会统计调查与统计分析。离开了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则对社会现象的全面的和准确的了解和理解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曾经明确地把社会经济统计看做“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327]，并且指出，对于社会、国家的认识，“如果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就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328]。

    从统计角度来认识社会，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方法：一是全面统计或叫普查，二是抽样统计或叫概率统计。

    全面统计或普查是指对某种社会现象按其所包含的领域、方面进行全面的、详细的统计调查，以得出关于该社会现象的比较全面、准确和明晰的了解。在历史上，普查曾经是宏观地认识社会的主要方法之一，并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尚书》记载，在公元前2 000多年，我国就有了借助于统计而进行的天文观测、地理测量和居民生活条件的调查，并形成了“四极”的调查点，九州地理区划，以及“上中下三等九级”的贡赋标准等，有了关于统计数量和分组的初步概念。公元前300多年，商鞅便组织过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登记统计和对人口按年龄、职业的分组，有了国民经济调查研究中的各种数量对比分析。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后，对包括人口、工业、农业等在内的社会结构进行“国情普查”更是逐渐成为制度。时至今日，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引入社会统计，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普查成为可能。我国1983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历时年余，终于获得了我国人口的数量、质量、构成、分布等各方面的全面的和相对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制定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也显示出普查方法与统计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普查作为一种全面了解某种社会现象的主要方式，有其显著的优点，这就是能够比较直接并力求全面真实地根据调查指标去搜集和了解对象，并对于掌握一些有关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如人口、土地、资源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现象极为复杂，不仅是大量的并且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要全部地以直接统计方式把握它们不仅相当困难，而且又费时、费力、费钱，也由于其中的具体环节和中间层次极多，因而难免造成某种误差，甚至可以说，越想精确反而越不准确的情况也是难免的。正是全面统计所面临的上述困难和局限性，才把概率统计推到了当代社会统计的前台。

    概率统计又叫抽样统计，它依据同一事物或同类社会现象中部分与总体、局部与全局之间在质量、结构、分布、密度、特性方面的相似、相关或同构性，随机地以一定数量的个案（个体或局部）为样本，以一定的指标体系对这些样本的个案进行调查、了解和观察，从中获得关于样本的统计资料，然后根据样本与总体的比例关系进行统计推论，并对该类现象的总体状况作出判断，从对一定数量的个体或局部样本的了解进而推论和了解全局或总体，这为作出统计预测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抽样统计尤其适合于那些极大量现象而又不需要极为严格和准确地掌握其精细状况的社会现象。它省时、省力又省劲，在正确地估价和界定总体，适当确定样本和个案，准确搜集样本资料和合理推论的前提下，同样能够获得关于总体的相对准确的了解，因此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理统计学的兴起与发展，既是概率统计的理论化，又促进了概率统计的迅速发展。

    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认识过程，抽样统计大体上分为三个基本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包含着若干小的步骤：

    （1）筹划阶段。大体可分为五个步骤：①选定研究题目；②初步探索，了解问题的背景和一般状况；③提出假设，以便搜集事实加以验证；④理论地解释假设，并对若干基本概念进行界定；⑤进行战略研究及方式设计。

    （2）进行阶段。大体可分作以下步骤：①试点或先导研究以证明大规模研究的可行性；②抽取样本；③搜集资料；④整理资料。

    （3）总结阶段。大体可分作以下步骤：①统计分析，将众多资料做综合运算；②理论地解释研究结果；③说明研究结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上阶段和步骤相互联结，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统计和研究过程，并可以给出过程简图[329]。

    在现实的社会认识活动中，对于社会现象的全面了解常常是普查与抽样调查两种方式同时采用的。我国在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的同时，每5年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抽样统计，以了解人口变迁，验证普查结果。通过普查与抽样调查等交替并用，求得对于社会现象全面、准确的动态掌握，获得比较充分、可靠的“对象性知识”。

    （四）社会规划与目标设计

    在全面了解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理想前景、选择和制定出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是社会规划层面上的社会认识活动的重要任务。

    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预见性目的”在社会运动中的具体形式。它以一定的文字报告、指标体系、形象图表或实体模型等形式而存在，描绘出一定社会过程在未来一定时区中的空间构成（包括要素、结构、状态、性质、关系、水平等），为人们提供一幅相对完整和全面的社会发展到未来特定时区的目标模式或理想蓝图，成为未来的社会状态在现实人的观念中的超前反映和预先建构。

    关于未来社会和人类活动的目标设计和目标规划都是面向未来的，它们反映和再现的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人们努力而能实现或达到的未来图景，因此，目标规划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预测和预见活动。但是，由于各种力量的相互交错和相互制约，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单一方向或按单一因果链条的运动，而是多种可能前景和发展方向并存。到底沿着哪个方向发展和哪一种可能前景得到实现，取决于人们的自觉活动方向和方式，依赖于人们对活动目标和目的的选择、决策。目标设计既包含了预测，但又不是单纯的预测，它的任务在于根据社会预测所预报的社会由于人们的不同方向和方式的努力而可能发生的未来多种前景，依据自身需要进行比较、选择，最终选定一种目标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避免社会向着其他相反或相逆的方向发展。因此，目标设计，又可以叫做目标决策，它是在社会预测的[330]基础上，按照自身需要和价值尺度对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进行比较分析，权衡利益，在可能性和可行性的统一中对于人们在一定时期中的活动目标的一种设计、规划、选择、抉择和决策。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活动，目标规划活动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批判性

    目标规划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认识活动。观念地设计和规划社会未来，必须依据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因此，关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全面准确的“对象性知识”是科学地建构预见性目的，合理规划社会未来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规划社会未来，又不是也不能满足于或停滞于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和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批判性分析。展望和追求未来社会之所以必要，正在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足。对社会现实的否定性价值评价和舍弃态度，是设计未来的动力和动因。因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的世界。”[331]当然，这里讲的批判不是形而上学式的全盘否定，不是不负责任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与发展中的社会需要、社会能力之间差距的一种积极探索。因此，对现实的批判不是一种无原则的、消极的简单否定，而是立足于社会需要的发展而对于现实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它力求实现的不是否定和抛弃当下的社会现实，而是发展、提高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社会现实。毫无疑问，这种科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与之相应的科学批判方法是合理规划社会未来，搞好目标设计的重要认识武器。

    2.预测性

    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是一种借助于思维操作而进行的对于社会未来的积极的预测性认识活动。任何社会发展目标，反映的都是未来一定时区内社会发展的理想状况，是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与社会能力、社会需要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和水准上的相互适应状态。因此，它所根据的不是人们的现实需要，而是人们的发展着的需要；它所揭示的并不是社会满足人们现实需要的现实生产能力，而是满足未来需要的未来生产能力；它所关注的是人们内在的、主体的需要尺度与社会的客观的可能尺度在发展中的统一形式。因此，预测人们的需要和能力，以及社会需要和社会能力的未来发展，便成了建构社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在其现实性上，这种预见是通过思维操作而对于主—客体价值关系的分析与综合实现的。作为一种思维操作，人们借助于一定的语言符号系统，将社会客体及内在属性、要素等观念地分解开来，把对人的发展着的需要有用的那些属性以适合人的方式重组和整合为一体，建构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客体模型，并使人的内在的、发展着的需要的尺度通过这种有意识的分解和有目的的综合活动而能动地渗透于由之而建构的社会规划之中，实现人的内在尺度与社会发展的外在尺度之间在观念中的预先统一，为二者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实际地统一提供先在的观念模型。

    3.综合性

    社会发展的目标规划活动是综合性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认识活动。社会包含着无数相对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的实际社会要素和方面。社会的进化与发展是在他们之间的实际相互作用中得以展开，并作为相互影响所形成的合力而得到实现的。因此，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建构理想社会模式，就必须把这各种要素和方面及相互关系实际地考虑进去。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社会规划就是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形式的一种自觉的调整与建构。因此，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规划，不管其层次如何，都必须既将其纳入到更大的系统中加以考察，以确定其边界、外延和相邻的各种关系，又必须充分详尽地考虑到构成该特定系统的各种要素、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包括定性关系和定量比例关系等）和这种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可能发生的演化及过程，通过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指标将其定量化地表现出来，使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图景以一种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形式立体、明晰地表现出来。在这里，“个别的社会指标本身并不能揭示过程的内在机制；它只能证明，什么变化了和朝什么方向变化，而不能证明如何和以何种方式发生变化。只有社会指标系统才能对最复杂的社会联系（机制）作出说明”[332]。一般来说，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三个基本的向量：①社会的级别，即目标规划的对象的层次和范围，如全社会的、国家的、区域的、部门的或基层经济、文化单位的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指标的垂直等级；②与各层次交织在一起的活动领域，如物质生产领域（工业、农业、建筑等）、精神生产领域（教育、科学、文化等）、服务行业（商业、饮食业、运输、通信、卫生、保健等）、国家机关等各方面、各领域，它们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指标的横向结构；③时间向度，包括活动的目的（社会任务）、手段（社会机制）、资源（社会条件）和结果（社会需要及其满足的程度）的各种指标，它们构成了社会指标的过程结构[333]。通过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指标体系，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及实现机制才有可能得到全面的揭示和说明。

    4.趋向性

    社会规划活动也是一种历时地研究社会问题的趋向性社会认识活动。对社会未来状况的预测和规划之所以可能，在于社会运动所必然具有的连续性和渐进性。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因此，由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及其关系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运动发展的一般方向、轨迹、节奏、速度和频率，从而把握社会运动的一般趋向和节律。如果通过思维的力量沿着时间线索对这种运动过程进行一种“趋势外推”，就可以大体上预测出它在未来一定时间内的运动方式、状态、水平和特性。当然，社会运动往往是在多种趋向相互冲突、背离、摩擦和抵消中进行的，因此充满了偶然因素和随机事变，这决定了社会发展并不会沿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方向前进。但是，在相互作用中起着作用的各种力量，却总是服从于一种力量对比大小的“合力”原则，从而决定了社会发展只能具有若干相对明晰的基本趋向，也就是几种基本的可能性。只要人们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这些主要力量及其对比关系，就可以大致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和主要的可能性，并能够进而通过一种目标选择而影响到一定社会成员的行为，改变或影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作用方向，使之成为保障和促使一定社会目标实现的积极力量，并且抑制相反和敌对力量的发展，防止或阻碍敌对目标和不利前景的实现。因此，目标规划，实际上是在社会发展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选择和决策，而这种可能的实现是渐进过程。因此，“社会指标的动态系列应该掌握住社会过程的‘活的动态’”[334]。相应地，社会发展目标不应是单一的，也不应是静止的，而应是与社会发展可能趋向和发展规模相适应的一个目标系列。它作为一个由无数的点在时间链条上的延续，把人们的目光和行动由近及远，由低级到高级地引向社会发展的未来。

    人们在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规划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批判性、预见性、综合性和趋向性等认识特点，最终以观念的形式凝结在作为未来社会蓝图的社会规划之中。正是这种认识活动和结果的统一性，使得社会规划具有批判现实、预见未来、设计总体和逐步逼近目标的功能，能够对于人们自身的活动和行为决策提供必要的目标模式和理论指导，进而引导人们群众去参与“从表面现象观察问题的人看不见的，然而是我国整个经济政治状况必要产生的”[335]那种社会运动。

    （五）社会规划与行为决策

    搞社会规划，不仅要提供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和目标模式，而且要研究如何实现这种蓝图和目标，寻求可行的途径和道路，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因此，根据社会发展目标去选择和部署实现它的途径和方案，进行行为决策，是社会规划层面的认识活动的又一任务或发展阶段。

    通常所谓“决策”，包含着目标决策与方案决策两个方面。前者指对于人们活动结果的一种超前反映，是对社会发展中多种可能前景的一种选择和决断；后者指对于人们争取一定目标实现、追求某种结果的途径、方式、方法的预先排练，是对实现一定目标所具有的多种可能途径、方式、方法的一种比较、选择和决断。如果说目标决策关注着人们活动的结果方面，其观念结果是建构起预见性目的，方案决策则关注着人们活动的过程和方式方面，其成果是建构起我们前面所说的“实施性方案”。实施方案是对于如何实现一定社会规划和目标体系的具体途径、所需手段和活动方式在观念中的模拟与规划，是在主体头脑中建构的能够保证社会发展理想前景顺利实现的主体的活动模型，是人们的未来的活动方式、过程等在观念中的预演和排练。在这种意义上，行为决策也包含着一种预见，是对未来的社会行为在观念中的一种预先的安排和操练。但这时认识的对象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与目标设计时有所不同。

    进行目标设计，主要考虑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建立理想的价值模型，满足发展着的社会需要。进行行为决策，则主要考虑社会主体对社会客体的改造和变革关系，考虑如何能以最小的消耗去最大效益地改变社会现实，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因此，这时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人们实际地改造自然、社会的社会能力及其有效实现的条件和方式等。

    进行目标设计时，人们必然舍弃社会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和随机事变，主要按照社会运动的必然方面来展望社会未来，预计其发展过程。进行方案和行为决策时，人们则必须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各种偶然因素，并对实现目的所需的主客观力量对比及演化趋势作出尽量准确的定量分析，制定出主体活动的多种具体方案，并将其加以分析比较，作出最优、最佳的选择和决策，使人们的社会行动系列真正成为联系现实和未来的桥梁。

    从认识的方向上看，进行目标设计时，人们从分析社会主体的未来需要与社会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入手，由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去外推社会发展的未来，认识过程就其方向而言是从现实到未来；而制定实施方案时，人们则从分析社会发展的将来可能性与主体的现实力量和活动方式之间的差距入手，由对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考察去回溯和审视人们的现实力量，要求人们通过发展自己的能力去适应目标的需要。这种认识过程就其方向来说是从未来返回到现实，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而调节人们的现实活动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进行目标设计时，人们关注并用以表述思想成果的是社会发展的指标系统和宏观图景，它们作为一种预定的任务、追求的理想、向往的目标等出现，常与人们的兴趣、激情等情感因素相联系，对人们的活动进行动机的调节。在进行方案决策时，人们则更多地关注于主体的活动方式、节奏、速度、强度、频率、效率等，关注着各种相关的工具系统的配备和创制等，并常常是制定出各种具体的方针、政策、方案、规范、规划、条令等，使之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约束性的力量而支配和调控人们的社会行为，保证社会规划的有效实现。

    当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性，决定了目标决策与方案决策也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对目标的选择和决断不仅要考虑到社会需要方面，也要考虑到可能、可行方面。因此，活动目标的最后决定有赖于活动方案的充分论证。此外，对活动目标的考虑又制约和制导着人们对行为方案的探索和手段的设计。人们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积极地探索它的途径和方式。

    不过，在同一个过程中，目的与手段还是相互区别的。因此，在初步提出和确定了活动目标的基础上去进一步具体地设计和部署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式，仍然是认识的一种深化和发展。作为一个过程，行动方案的选择和决策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发展阶段，它大体上包含着四个基本步骤和环节。

    （1）搜集情报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目标搜索与实现目标有关的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包括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各种因素的变化及前景等，全面了解实现途径中的各种情况。

    （2）设计方案阶段。对搜集的情报进行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拟制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对其力量配备、组合方式、辅助设施、难易程度、风险大小等进行全面的考虑和阐述。

    （3）比较选择阶段。对各种方案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分别进行可行性研究，寻求最佳方案，并决定取舍。

    （4）检验和论证阶段。通过试点、试验、小型模拟等方式对已有方案进行验证、评价，尤其是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加以监测、反馈、修订和调整，使之不断趋于完善。

    以了解社会现实状况为己任的社会统计和观察，以勾画未来理想前景和活动目的为己任的目标设计和决策，以确定合理有效的实施方案为主要任务的行为决策，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内容。它们之间具有两个相关的序列：从活动方式上看，社会统计与社会观察、社会预见与目标设计、方案选择与行为决策构成了认识活动发展的三级阶梯；从活动的结果来看，社会现实的对象性知识、社会未来的预见性目的、社会行动的实施性方案构成了实践观念的三项基本内容或三个基本层次。而实践观念本身，则通过引发人们的实践活动而使自身得到实际的实现和检验。

    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作为社会认识活动的三个基本层次，各自都包含着若干具体的认识层次，在社会认识的总体结构中发挥着各自的特殊作用。

    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活动以全体社会成员耳闻目睹的直观方式，直接地把社会现象的生成衰落与沿袭变迁等以感性形式及时地表现出来，为人们从事社会规划和决策提供依据，为人们从事理论研究提供材料。

    对于社会的阐释性理论研究，是在对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活动所提供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发生的。社会理论家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运用自己的方法去从总体上和运动中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各种社会事件的原因、各种社会运动的过程性特征和支配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等，使各种感性材料得以理论化、系统化，为人们从事社会规划提供理论的和逻辑的前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精神世界提供理论支柱和内在灵魂。

    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社会认识活动既依据一定的社会心理，又在一定的社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它把人们的认识活动引向对于未来社会的积极建构和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目标及方案的科学决策，使得认识活动真正成为一种向着实践目的的自觉运动。这种运动过程及其结果作为社会运动总过程中的现实组成部分，必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并给社会的理论研究以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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