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社会历史的回溯性认识过程
回溯性认识是指每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那些生存和活动于他们之前的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认识历史或历史认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总过程和总链条，是由无数有限的和具体的社会人、社会事件、社会形态相互联系、连接和转化而组成的。在这总过程和总链条的任何一个阶段和环节上，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那些曾经先在过、消逝了却又留下了一定痕迹并发生着一定影响的社会阶段和环节，从而迫使人们去关注和了解它们。由于它们属于时间链条上的过去阶段和已逝环节，因此，认识它们便表现为思想的一种逆时间方向的运动，是一种对于已逝对象的回溯或追溯。通过这种回溯或追溯，人们力求使自己的思想超越现实的时间和空间，跨越历史的长河，去把握那些在过去的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存在过的社会历史（事件）。
（一）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
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回溯性认识力图观念地掌握和再现的对象，是那些已经消散在已逝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体历史事件，尤其是这些事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正是它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区别于一般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近代著名史学家傅舲博士正是这样来区分历史与社会、历史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在傅舲看来，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都面对着过去的社会事实，并力图对其作出解释、评价和再现。但是就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事实之研究和掌握方式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却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他说：
如果我们注意到特殊性——就是过去社会事实的个性，如果我们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的特殊的演化多么重要，而认为它们有关系，那么去选择事实并且类集成复杂的发展的整体，我们便应用历史的方法，我们工作的结果便是历史。
反之，如果我们注意过去社会事实所共有的东西，注意社会事实自身重演的状态，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构成通性，就是社会活动的法则，我们便采用别种逻辑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工作的结果是社会学，而非历史。[336]
因此，在傅舲看来，社会学家与史学家之间的差别是两种眼界的差别：
史家系着眼于质（quality），个性（individuality），特殊性（uniqueness）；社会学家则着眼于量（quantity），于通性（generalization），于重演（repetition）。[337]
当然，质与量、个性与通性（共性），特殊性与重演（重复性）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社会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区分也具有相对性。历史学立足于社会事件和过程的共性去侧重把握其历时态的特殊性，社会学则立足于社会事件和过程的特殊性去侧重把握其共时态意义上的普遍性、共性，但二者都应该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于社会历史的全面掌握。这正如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说：“历史学越来越具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社会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两者就越有利。让我们把两者之间的边界保持开放，成为有来有往的双行交通线。”[338]
既然社会历史之发展有其个性、偶然性、特殊性、不重复性，那么，研究它们、回溯它们有何意义呢？我们知道，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波普曾经以历史的不重复性为理由，否定历史有客观规律，进而否定了历史的意义，也就否认了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39]。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那么，驱使人们不断地重新回溯、发掘这些已逝社会事实的目的或动力何在呢？对此梁启超先生曾有一段非常精彩且发人深省的话。他说：
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现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340]
由此看来，回溯历史之所以必要，其根本之点在于社会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客观联系。对这种联系的客观性，本书前面已有多处专门论述。既然现实社会是历史上的社会的继续和发展，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都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原因，是历史造成的，那么要掌握和支配现实，就必须认识和理解历史。可以说，存在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一切缺陷是历史地产生的，同样也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消除。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通过历史的发展来消除历史上留下的缺陷，这只有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活动才能完成。人的活动是连结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桥梁，而人的活动又是在一定思想支配下有目的地展开和进行的。对活动目标及实现途径的选择和决策，都离不开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关系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正是过去、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实际联系，才决定了社会行动中的主体对于这种实际联系的观念关系。而回溯性认识活动，则不过是这种观念关系的实现形式，是人们力求自觉地以观念方式掌握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实际历史联系的具体活动。这种活动的成果，即人们获得的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则不过是实际的历史过程的观念再现。
仅从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角度来看，了解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们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来理解现实，又通过对现实的更加深刻的理解来了解历史。认识和理解历史与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在认识活动中互为参照系，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统一活动中的两个方面，或者两个尺度。
（二）回溯历史与反思
回溯性认识作为对于人类自身的过去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及其结果的认识，本质上属于一种反思性认识。这里的所谓反思，即黑格尔所谓的后思，是一种“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341]。他并认为，“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342]。在黑格尔那里，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绝对精神在不断外化的过程中通过外化物而认识和反观自己。因此，认识是绝对精神通过外在世界而反观和反思自身。在我们看来，人不等于精神或思想，人类社会不是纯粹思想的集合，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因此，回溯性认识也就不仅仅是对于人们的思想的认识，它还包含着对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观念关系的认识，是对人类过去特定时空中全部存在方式和发展历史的认识。回溯性认识包含了反思，却又不能归结为反思。
此外，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和低估对于蕴涵和表现在人们所有社会活动中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观念的认识和反思在全部回溯性认识中所占的地位。
英国著名史学家R.G.柯林伍德尤其强调史学家们应有的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前人思想的关注。在柯林伍德看来，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343]。因此，
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这一原则使人一方面可以区别史学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一个给定的、客观的世界而与正在思想着它的行为不同；另一方面又可以区别于史学与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是直接经验和感觉，这些尽管也是心灵的活动，但不是思想的活动。[344]
柯林伍德认为，史家也关心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但只是将其作为一定的社会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来关心的。“他只关心作为思想之外在表现的那些事件，而且只是在它们表现思想时，他才关心它们；他关心的只是思想而已。”[345]从这种史学理论出发，柯林伍德把历史研究看做史学家们对于前人思想的重行和重演，从而达到对于历史的理解。
我们认为，柯林伍德把历史完全归结为思想史，根本否认历史上存在着超个人的物质力量的作用，否认人们的思想无非是当时沉默着的物质力量的代言者和观念表现，从而否定了对于历史上的实际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独立的历史研究，这就把问题引向了极端和片面。但是，他强调对于历史上人们活动的动因和思想的掌握，却是合理的并有启发意义的。人类活动中的全部自觉性，在于有思想的参与。人们的全部社会行为，一方面受客观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着人们的思想的支配。正是由于人们能够通过感知和思维方式去认识和掌握那些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外部物质的和社会条件，才有了对于客观规律的顺应和利用，有了对于理想世界的建构和创造，表现出对于活动中各种“限定”的超越。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思想支配下的活动史，也是在活动中得到表现的思想史。只有在思想史与行动史的统一和关系中才能真正把握人类历史。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只研究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思想而不进一步追究其动力和动因的主观唯心主义，同时也尖锐地批评过不能从主观方面、能动方面、实践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的旧唯物主义。在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统一性中把握社会历史，这正是科学地回溯和反思社会历史的基本着眼点。
（三）史料与历史认识
对于已逝社会历史的回溯和反思，是借助于对相关社会历史过程的史料的分析、破译和整理等而实现的。史料是联系现实的认识主体与已逝社会历史过程的唯一中介。生活和存在于不同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正是由于史料的存在而联系起来的。今天我们所说之史料，乃过去人们活动的产物之遗迹或记载。认识历史，就是认识已逝社会中人们的活动。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这种活动早已消散在展开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但它们作为一种能动的创造过程，却能够以静止的形式积淀在它们所生产的对象性存在物之中，遗留下来，或在人们的观念中得以表现，并以一定的方式记载和流传下来。这些对象性存在物和文字记载既携带和保存着来自已逝社会历史的各种信息，又感性地存在于现实的社会认识主体面前，成为人们借以了解它们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状况的直接的感性的材料和基本的凭证。当然，并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东西都具有史料的价值，只有那些得到旁证被证明为特定时代、特定方面活动的产物或其观念表现的遗迹或记载才能作为史料而被作为回溯性认识活动考察的对象和依据。
史料就其具体形式而言是近乎无限多样的，大体可分作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类是过去人类活动的物质的遗迹或遗物，另一类是过去人类活动的文字记载。
遗物或遗迹是人类活动的直接产物或间接痕迹，它们大体包含以下方面：①现存的实物、实迹或其部分的存留者，如历代的塔、亭、庙、宇、桥、城、窟、洞、房等；②已经湮没的史迹又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拿波里附近两千年前被火山爆发全部湮没的庞培城被重新发现和发掘，成为了解当时社会状况的极好史料；③原物之实存或再现者，如考古发掘的各代的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等；④实物之模型或图影，如殉葬之灶、硙、杵臼、服饰、髻形、乐器、戏剧面目和绘画、纺织、图片及近代的电影、照片等，均携带着一定时代的社会信息，是认识历史的直观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文字记载的史料，是当事人或后人对于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或社会事件的笔录，是借助于文字符号系统而以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它们大体有以下方面：①各种旧史，包括史载、史记等，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如我国的二十四史，就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史料；②有关各种史迹史事的文件，如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以及各种信函、笔记、公报、讲演等；③史部以外的各种书籍，如诗经、佛说、理、工、农、医、文各科书籍等；④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如我国的《水经注》、《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图书集成》、《艺文类聚》等，它们将历史上各种散佚抄传分类集录，使之得以留传；⑤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如出土的各种竹简、木简、帛文、轴图等；⑥金石及其他镂文，如甲骨、碑刻、墓铭等；⑦外国人的著述，如《马可·波罗游记》、《大藏经》等，皆为借他国、他民族之笔而记录下的该国、该民族之事，是了解当时两国各自的文化及国际关系的重要史料[346]。
借助于各种形式的史料去了解和再现历史，实际上是通过对这些史料中携带的历史信息的破译和理解，去再现当时社会的风貌。在这里，研究主体直接地面对这些感性的史料，各种形式的文字记载直接以感性形式而存在，它们是研究工作的直接对象。但主体研究它们的目的，却是要把握生成和造就了这些史料的那个社会本身，这个社会对于研究者来说又只能是个间接的并且已逝的历史存在。因此，借助于直接存在的史料去了解它所代表的那个间接的社会（或社会事件），便是回溯性认识的基本任务，也是它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贯穿在回溯性认识的全过程之中。
（四）现实与历史的矛盾及其特点
通过直接的史料去认识它所代表的那个间接的社会，意味着回溯性认识活动作为一个过程，将无法摆脱并始终贯穿着这样一对基本的矛盾，这就是现实与历史的矛盾。这里所谓现实与历史的矛盾有两层含义：
其一，现存的史料与历史上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史料本身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否则研究工作便无从谈起。但史料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却是历史的，并且甚至可能已经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样，现实的史料与历史上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实、全面、准确，就成了回溯性认识活动能否获得正确结果的重要条件，也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二，现实主体的认知结构与历史的已逝客体之间的矛盾。生活在现实中的主体有其不同于已逝历史时代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利益愿望等，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了解和理解历史，就必须尽可能理解、掌握和接近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力求按照当时人们思想实际来理解和再现它们。
现实与历史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个“时间差”问题。而且，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跨度越大，“时间差”越大，则这种矛盾就越尖锐、越突出。一般来说，现实与历史的矛盾只能通过现实的认识主体通过积极的活动而使自己的思想超越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跨度，去接近、理解和再现历史的真实来解决。但是，让思想超越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跨度也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溯性认识过程，即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回溯之作为一个认识过程，正在于现实主体在思想上超越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跨度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
主体在思想上由现实向历史的“反向飞跃”，是通过主体对于现实的史料中蕴涵的历史信息的积极的搜集、破译、分析、综合、再现等一系列加工处理过程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思维过程与思想进程表现出一种逆向运动。思维的过程（感知—思维器官系统的运动）在现实的空间之中沿着时间链条做正方向的运动，表现为一个顺时间方向的运动过程。而主体的思想进程（思想观念的逻辑推演）却沿着时间链条做逆向运动，并向着那个已逝的社会空间接近和靠拢，逐步实现对历史客体的观念掌握。在这里，思维过程的正向运动构成了思想进程的逆向运动的条件。这就是说，正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持续地思考和研究着历史客体，他们才能在思想上接近那个已逝客体，并在观念中理解和再现它们。主体的思维过程和思想进程的这种逆向运动，是回溯性认识过程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它的最显著特点。
就其功能而言，回溯性认识过程对于现实与历史矛盾的解决，是通过使静止的史料活化，赋予僵死的史料以生命，使之运动起来而实现的。李大钊曾经谈到：
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它，去认识它。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347]
历史上人类活动的信息积淀、固化并蕴涵在一定的遗物或文字记载中，才得以保存和留传，为后人所获得并认识，它们却也因此而变成了静止的、死样的东西。当它们作为史料而被置放到认识主体面前时，它们所携带的信息不会自动地表现出来，而须依赖于人们的理解和发掘。这种发掘和理解，是借助于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的积极的感知—思维活动而实现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积极主动的感知—思维活动去阅读、破译、鉴别加工、处理史料，去理解和重构史料中的信息内容，也就把自身的生机与活力输入到了静止、僵死的史料之中，赋予它们以生命和活力，使它们展现出自己所固有的历史价值，再现出历史的风采，并由此而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内在组成部分。
（五）历史回溯的基本步骤
认识主体通过回溯性认识活动而对于现实—历史矛盾的解决和对于历史客体的认识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的步骤。
1.设置课题，确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
课题作为历史客体的标称，意味着人们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但又了解得很不充分，从而提出了深入认识和掌握它的任务，也就确立了现实认识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
2.搜集史料，使分散、僵死的史料进入集中的和运动的准备状态
对现实和历史矛盾的克服是从解决现实主体与现存史料之间的矛盾入手的。根据课题范围去全面地搜集现存的各种史料，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和组合起来，就使之由分散、零碎状态进入到集中、有序状态，从静止状态进入到一种运动准备状态，从而由“自在”的存在物，进入到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系统，成为有意义的“为我”的存在物。在这里，材料搜集得越充分、越全面、越丰富、越有代表性，则意味着为现实主体所掌握的由以了解和理解历史客体的中介和桥梁就越多，主体对于历史客体的接近就越有可能。而这种对史料的大面积搜集工作，本身是通过主体的积极的感知—思维活动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主体在对于现存历史资料的全面了解中开始了一种视角的转换和思维方向的自觉集中：视角转换到了相关的历史课题，思维集中到了与历史客体有关的问题，从而迈出了超越历史与现实之间时间跨度的第一步。
3.甄别史料，处理现存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矛盾
史料是现实人了解历史事实的唯一的现存凭证。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是现实人跨越时间了解历史的基本依据。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则真实地了解历史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史料真实性的基础上还需有正确的历史推论）。如果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则人们由之而对历史的认识难免有误。一定的史料经过长期流传，辗转颠沛，以各种形式留传和保存下来，其与本身所属那个时代之间的真实联系，如无直接或间接的考据，则难以认定。因此，史料的考据甄别，成为回溯性认识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这也成为鉴别历史认识主体（如史学家）的认识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
史料之真，相对于二：一曰误，一曰伪。辨误，辨伪，皆不能靠史料自身实现，须借其他证据方可。或者明证，或者反证，皆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我国史家历来重“参验”，重“实闻”，重“考据”，坚持“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的原则。当然，不同类别的史料有不同的考据方法。对于遗物或遗迹，除了文字等史书考证外，年代、地点的考察尤其重要。现代兴起的“同位素检测”，对于确定现存遗物之生成年岁尤有帮助。各种文字记载，由于它们已经是当事人或后人经过思想加工处理留传的，其本身渗透着作者的思想观点、情感和意识，又经过多代流传，按照信息衰减律，失真度可能更大，尤需认真甄别。这里具体方法颇多。我国清朝乾嘉学派注重考据之功，虽有繁琐之嫌，却也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考据经验和方法，并显示出治史所应有的求实精神，值得总结、提高和借鉴。可以说，只有经过充分、详细、周密的考据，真正消除现存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时间差”，使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完全证实，人们才有可能凭借对史料的理解去真实地了解它们所代表的那些历史事实。
4.破译史料，现实地理解史料信息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使现实主体的思想内容与历史事实直接地联系起来
确定了一定的史料与一定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人们的思维和理解力去破译史料所携带的信息，理解它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在这里，史料是作为一种现实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或实物的符号系统）进入到主体的认知结构之中的。而符号是一定客体的指称。符号通过指称一定的事物而获得一定的意义。主体通过对于一定符号的意义的理解去掌握它所代表的客体的内容。一定的史料所携带的一定历史信息由于人们的理解而成为历史内容的一种公开的和现实的展示。由于史料所携带的历史信息是以当时社会的信息的传输方式和表达方式而载入的，因此，对于后人来说，就有一个按照当时社会的信息的传输方式和表达方式来理解它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破译”。这好比现代社会中的密码破译，必须按照密码本来所被赋予的含义来理解它，才有可能真实地掌握密码所携带的意义和内容。史料及所代表的历史事实距今年代越久远、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表达思想、传输信息的方式差距越大，则这种破译和理解就越困难，也显得越重要。这种破译，本质上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沟通与转换问题，同时又包含着对于不同时代之间的人们在知识、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所存差距的填补和转换问题。能否实现这两种意义上的转换，无疑是衡量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又一重要标尺。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水平，则决定着现实的主体掌握历史客体的深度、广度和真实程度。可以说，只有通过这种转换，现实的主体才能在思想上真正实现对于历史过程的超越，而获得对于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达到对于历史客体的观念掌握。
5.系统综合，观念地建构和再现历史事实的生命与活力
历史事实，不管是作为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还是一个阶段乃至一定时代的社会总体，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全面的、充实的、丰富的，因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和再现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完整对象。但是，历史认识过程作为一个以分析为主的过程，是一个多方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过程，它在前几个阶段所直接达到的，主要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各个方面的阶段性认识。因此，在这多方面、多阶段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综合，并将所有认识成果加以整合，才能达到对于历史事实的完整再现。回溯性认识中的系统综合，本质上是一种再现型的综合。它依据人们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认识成果，借助于人类所特有的历史想象力，由对历史客体的各方面信息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去复原历史事实的整体；由对历史客体在不同时间和发展阶段之间状况的联系的认识去复原历史的运动过程；在完整社会机体的整体运动过程中再现历史的活动和历史的生命。这样，已逝的历史事实便以一种观念的形式活脱脱地展现在现实人的面前，成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组成部分，并参与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展现出自己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
当然，对这里的所谓“再现”也不能绝对化地理解。人们在认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情感、价值判断、理想追求等贯注到了对于历史事实的理解之中，从而在“再现”的历史事实中也渗透着现实的社会因素和人们在观念创造中的主观因素；而且，就人们再现历史事实的形式系统而言，也只能并且必须借助于现代的表达方式和技术；或复原整体、或建立模型、或描图绘画、或著书立说等，都与现代人的表述方式和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历史的再现本质上也包含着扬弃、批判和重构与建构，其结果是一种现实人观念中的历史真实。
就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过程而言，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在努力地认识着自己的历史。每一重大的历史事实又总是不断地为后来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关注。每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都将以一定的遗迹或文字记载方式而作为史料留存下来，成为后人认识那个特定历史事实的借鉴和参考。相应地，每一时代的人们又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和认识着这种历史事实以及全部社会历史，形成自己特有的历史观念。因此，本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消散了，它们同时又作为一种观念中的历史而永远存在于每一时代人们的心目之中。
此外，人们在努力地认识着自己以前的历史的时候，又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实际地为后人创造着他们心目中的历史。每一代都将成为历史认识的对象，而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又必然参与到他们对于未来的创造之中，为后人的历史认识增加新的内容。因此，回溯性认识作为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在人类的世代更迭中延续发展的。它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地增加着新的对象和新的内容，获得新的成果和新的观念，变换着新的方式和方法，并且不断地经受着检验和修订。
二 对于社会未来的前瞻性认识过程
前瞻，即预见，是对于尚未发生的社会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发生的时间、形式、规模、状态和特点等在观念中的一种推测或构想，一种超前反映或预先瞻望。
（一）“未来的冲击”
前瞻性认识，作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活动，在时间上与回溯性认识活动正好相反，它认识的不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社会事件，而是人类生活中尚未发生的社会事件。因此，在社会运动的时间链条上，如果以任意的认识主体所在之时间为中心，则回溯性认识是人类认识的一种逆时间方向的运动过程，它力求使思想逆向地超越现实与历史某点之间的时间跨度，去观念地掌握和再现那特殊的已逝历史事件。而前瞻性认识则是人类认识的一种顺时间方向的运动过程，它力求使思想的运动速度超越现实社会的运动速度，去预先构想未来某一时间或时段中社会运动的可能情况，去观念地预测尚未发生的社会事件。
可见，前瞻性认识与回溯性认识体现和实现的是人类认识在时间方向上的两种基本向度，而促使人类认识向着这两个方向展开的，则是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所具有的时间连续性和进步性，是历史和未来都以不同方式对现实人们发生的不可回避的影响。
历史对于现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面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未来尚未发生，何以与怎样对现实发生影响呢？一般来说，这是与人们的现实活动与其未来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不开的。人们在现实中积极地从事活动，总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结果。结果作为活动过程的产物，总是在一定时间以后的未来才能达到。因此，现实活动造成的结果是未来的，是服务于未来的。这个未来与现实的距离有远有近，但总是作为现实活动的结果出现的，从而在内容上、形式上和功能上都是由现实活动的方式、状态等决定的。这样，人们在关心现实的活动结果的同时就必然关心未来；而在关心未来的同时又必须返回来关心现实的活动。因此，人类在活动中的自觉性、预见性便通过在现实活动中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表现出来。人们在活动中的自觉性、预见性和目的性、计划性在程度和水准上有高低优劣之分，却无有无之别。因此，对未来的关注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认识现象。在这种意义上，那种认为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只关心过去、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关注现在、信息社会中的人们才关注未来的说法，只是一种把问题推向了极端的不甚恰当的概括。不论种田还是做工，只要有对活动结果的追求，就有对未来的关注。这里的区别只是关注未来的方式、程度和久暂有所不同。因此，前瞻性认识活动作为人类关注未来的实际认识形式，有其普遍性和广泛性，需要而且允许我们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概括和总结。
不过，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未来的关注确实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烈、集中，以至于以研究“未来”为专门任务的未来学、预测学等也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未来学会的会员由1967年的200人增加到1979年的49 000多人，而专门从事了解或研究未来的普及和专业刊物的数目已从1965年的12种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120种以上[348]，这两种数目近年来仍在以指数规模迅速扩大着。这种情况无疑为开展前瞻性认识研究，促使社会预见的科学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从根本上说，人们对未来的关注日益增强，是由于未来对现实的作用日益显著和突出。可以说，未来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和紧迫，以至于形成了现代所特有的甚至比“文化冲击”、“自然挑战”等还要震撼人心和世界的“未来的冲击”。[349]
未来问题与历史问题一样，本质上也是个时间问题，但未来问题显得比历史问题更重要。这在于历史已是既定事实，已经无法改变；而未来则涉及人类的发展和命运，它由人们的现实活动所创造，并可能为人们的认识和行动所改变。因此，对未来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本能”的一种积极表现，是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特有功能。但是，在今天，“未来的冲击”作为一种紧迫的和严峻的现实，却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一种被动的和应战的性质，甚至达到迷惘失措的地步，以至于积极地研究和掌握这种“未来的冲击”成为人们重新恢复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作为主体的自信心的重要前提条件。
恐怕可以说，“未来的冲击”是作为人类社会加速发展的一种现实结果而出现的。托夫勒认为，“未来的冲击是一种时间现象，是社会变化速度急剧加快后的产物”[350]。由于社会的运动速度加快，社会变化周期缩短，社会发展方向增多和社会各方面各部门发展速度的不平衡性日益增大等，都呈现出按指数、级数增长的趋向，从而急剧迅速地改变了现实人的生活空间、社会世界，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相应地迅速做大幅度的改变，以与之相适应。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变化”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应变准备，因而在生理上、心理上和行为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不适应，表现为严重的心理失调、沉重的思想负担和集体的茫然失措等，处于一种对于未来和现实的莫测、反感、忧虑、焦急，甚至是恐惧的心理状态之中。
人类社会的运动呈现出加速度运动的趋势，这是已经为人们以经验方式加以可靠证明的历史事实。不管是作为“第八百个人生”[351]还是“人类生存的二十四小时中的最后一秒钟”[352]，现代的人们都确实生活在一个极度复杂、瞬息万变和加剧发展着的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里，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几乎消灭了信息传输的流程，以同时性信息传输速度把全球变成了一个“共时村”。而现代交通运输手段则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活动速度，把更多的东西充塞在一瞬间，从而既扩大了空间，又压缩了时间。现实的空间在单位容量方面扩大了，而相对于人们不断扩大着的活动范围而言却显得愈加狭窄和拥挤；现实的单位时间中容纳的事件多了，而人们在每次具体的活动中却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和短促。短暂性成了与社会变化加速性相对应的心理感受，于是按照传统的和习惯的对时间持续性的预期尚应在未来发生的事件，出乎意料地提早来到了人们的眼前，使人措手不及，却又迫使人们承认它们的存在，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这里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多种事件同时发生，相关后果接踵而来，更是令人应接不暇，穷于应付，丧失主动性。在这里，从现象上看，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变化缺乏准备，从根源上看，则在于缺乏对于未来的预见和掌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变是与预见相关联并以预见为条件的。成功地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偶然事件，是与对各种偶然事件的大致类型、爆发形式、影响程度、可能后果等的一般性了解和充分的心理—精神准备相联系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思考和关心着未来，都有一定的预见性，但对于社会的真正科学的预见却有两个要求：一是在空间上考虑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发展的总体，二是在时间上考虑事物发展的进化和发展及其速度节奏等。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认识中真正够得上科学预见的就为数不多了。一些科学家们统计了人类关心事物的不同层次，并以图表形式直观地标示了出来。
从这张包含空间和时间的二维图表上可以看出，“虽然世界人民的前景在空间和时间上是不同的，人类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黑点标示）都落在这张空间—时间图表的某些地方。世界人民的大多数关心的是短期内只影响家庭或朋友的事情。另外一些在时间上或者在更大的区域上，如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对全球及其未来有卓识远见”[353]。
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在实际生活中关注未来的眼界是又窄又近的。如果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那是危险的。他全力以赴，力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局部问题，结果却发现他的努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的事件面前失败了。人类也是这样，当他们正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局部和眼前的胜利成就时，却意外地发现正经受着来自大自然的更大面积和更加长远的惩罚。我们目前面临的“全球问题”、“生态危机”、“人类困境”等，就是历史上人们的“短见行动”的现实后果和效应。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眼前的、周围的、局部的和暂时的问题的关注，应该在全面掌握和科学预见人类总体长远未来的前提下进行，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的这样一段话是发人深省的：
人类独自面临全球性的未来，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他完全掌握着未来的命运，以“地球”号宇航船船长和飞行员的雄姿，飞向未来的世纪。其职责既令人感奋，又令人生畏。伟大的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曾为人类下过这样的定义：“不管愿意不愿意，人类的作用在于引导地球的演变过程，其任务是将这一过程引向进步方向，始终朝着它前进”。[354]
（二）现实与未来的矛盾及其特点
自觉地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创造一个辉煌灿烂的理想世界，前瞻性认识活动在其中有着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看到前瞻性认识活动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即现实与未来的矛盾。
前瞻性认识活动是由特定时间、空间和条件下的人们从事的现实的认识活动，但它力求预测或前瞻的却是未来才会实际产生和存在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状况。这种社会状况在现实中尽管有某种端倪或征兆，但就其总体来说却还没有其现成的社会原型。而且，今天可以看出的一些征兆或端倪以后将会如何发展，还取决于各方面的条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仅仅是一种趋向和可能。社会现实中多种力量并存，决定了社会发展不是单一趋向，而是多种趋向。要全面地对这多种趋向作出预报，尤其是在定量、定性、定时的统一中把握它们，更是需要主体有由小见大，由微见著，由近及远的深刻的洞察力和有超越现实的预见能力。但是，这种超越又必须以深刻地把握现实为出发点和条件。因此，现实与未来的矛盾，本质上又是一个“时间差”问题，而且预见的对象越长远、越宏观，即时间跨度越大，则时间差的矛盾也会越尖锐。这里的情况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回溯性认识中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间差”的矛盾有相似之处，但所不同的是时间差的方向不一样，是今天的现实认识主体力求观念地超前反映未来的社会状况。相应地，克服这种矛盾，思想的进程便与回溯性认识活动在方向上正好相反。它要求人们在深刻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并超越现实社会的运动速度，走在社会进化实际过程的前面去预先地构想其可能具有的方向、结果、途径和方式，为人们进一步作出目标选择和决策提供条件。
从内容上说，现实与未来的矛盾也包含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人们之所以积极地瞻前窥远、预见未来，是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足和对未来的追求相联系的。创造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不断推进的重要精神动力；而对理想社会的观念建构，既包含着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向性认识，又包含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它是对于一种社会趋势的肯定、追求与积极推进，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中别的趋向的一种否定、舍弃与阻碍。这就是我们前面在“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认识活动”中所说的目标设计和目标决策。目标设计是以社会预见为基础的，它在社会预见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多种趋势、多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比较、抉择和决断，肯定和强化一种趋向，防止或削弱别的趋向，并根据这种目标来规划人们的现实行为，进行方案决策。因此，目标设计和规划侧重于人们自身的活动方面，它以社会预见（即前瞻性认识）的成果为基础，但又不能归结为社会预见。社会预见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客观地（不包含预言家的主观愿望）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趋向和可能后果，并作出社会发展的前景和趋向预报，为人们进行宏观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前瞻性社会认识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任务和功能；而又正是这种任务制导着前瞻性认识活动的发展进程。
（三）科学预见三步曲
作为一个具体的认识（超前反映）过程，前瞻或社会预见也是由确定预测课题开始的。这种课题的设置本身就是一种预测，是对社会发展未来特定阶段可能发生矛盾或需解决的问题的一种预计。在正常情况下，课题的完成，即预测的结果，恰恰是对于这种未来需要在观念中的一种满足。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预测课题，应该包含三种基本要求。①定性：社会或其中某一方面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性质和方向的前景；②定量：各种性质与方向的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比例大小，将会有什么后果；③定时：各种性质与方向的前景出现的先后秩序，长短久暂及影响如何等。这三种要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定性预测、定量预测和定时预测，它们可以分别地被应用于一定客体。但是，一个完整课题却应该同时包含这几个方面，以全面地反映出预测对象的全貌。通过课题设置，把特定的预测主体（个人或集团）与预测客体（未来社会发展趋向）之间的认识关系现实地建立起来，使得前瞻性认识能够通过主体—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在逐步地解决现实与未来的矛盾的过程中展开和发展。科学地预报社会未来大体要经历三个基本阶段，或叫“三步曲”。
1.搜寻现实社会，捕捉“浪潮前锋”
解决现实与未来的矛盾，只能从身边做起，从掌握现实出发，在现实中发现未来社会的萌芽。怎样做到这一点？托夫勒在谈到他对于社会趋势的预测时，提出了一种方法，叫做“浪潮前锋”分析法。他说：“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识别与分析面临的变革。‘浪潮前锋’分析法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探求哪儿是带动我们前进的前锋。它把注意的焦点对准历史的中断——革新与破裂时期。这是识别变革的关键。”[355]
“浪潮前锋”在我们看来，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未来社会的萌芽、苗头、端倪。社会运动过程中常有的情况是新旧社会因素交织，前后两个或三个阶段交错。每一历史时期都以一定形式存在着已经消逝的社会阶段的遗物或思想，同时又以一定形式孕育着未来社会的萌芽。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它所具有的任何新的因素、形式和内容都只能在社会内部萌生、孕育和发展。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新社会、新事物最初都以潜在或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先前的社会和事物之中。反过来说也一样，只要具备了足够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方法，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总可以找到一定的新社会的萌芽。马克思在谈到家庭形式的发展时就曾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356]
在这里，对于新的社会因素及其萌芽的搜索，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了解和分析基础上进行的。新的因素不同于同一社会中存在的历史因素。后者在性质上带着比较明显的过去的痕迹。新因素产生于现存社会之中，在其发展得尚不充分时，常常以现有的社会形式出现而将自己的真实性质隐含于内，并混迹于社会的复杂现象之中。因此，对于新因素及其萌芽的发现和判别，需要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否则，对新事物视若不见、听若罔闻之事常有发生。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357]
由此看来，“预测未来必须立足于现实”，这话是有其非常深刻的含义的。一般来说，未来是现实的发展，现实是未来的基础，因此，要预报未来就必须了解现实。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应该说，未来是现实中包含的新因素的发展所造成的，离开了这种新因素的发展，则未来只能是历史和现实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重复与循环。因此，预测未来，就是要抓住现实中包含的新的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因素。我们知道，奈斯比特对信息社会来临所作的判断，依据于在他看来代表着新社会的两个最基本特征或“浪潮前锋”，其一是从1956年起担任技术和管理事务的白领工人人数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人，意味着信息生产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第一次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极重要领域；其二是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意味着新的通信工具的出现，使信息革命达到了全球卫星通信的全新历史时代。对于社会中具有全新性质和生命力的新因素的搜集和把握，是从预测角度来把握现实的最重要任务。
2.解析新兴因素，掌握深层结构
现实社会中的新兴因素可能是多样的，它们代表着社会变化发展的多种方向或多种可能性。就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一般说只有一种可能性能够得到实现，成为未来的现实。因此，仅仅把握和捕捉各种新兴因素及其萌芽是不够的，这只是科学地预见未来的第一步。对这各种新兴因素加以解剖分析，确定它们在社会未来发展中的地位，是前瞻性认识的重要一环。
那么，怎样估价各种新兴因素的地位和价值呢？必须把它同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托夫勒曾经正确地指出，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并不像刮飓风那样呼啸而过，不伤地面，倒像是地震乍起之时。因为我们整个经济学的地下基础在移动，在断裂。我们说要努力防止重大的经济崩溃，但是我们却只注意地表现象，不顾深层结构，而真正的大变动正是在那里发生的”。[358]
真正的社会发展是从社会的深层结构开始的。各种社会现象，不过是社会深层变化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们就像漂浮在北冰洋面上的冰山，水面露出一点尖尖角，真正的根基却绝大部分潜隐在水下。各种新兴因素，有的昙花一现，匆匆而逝，有的似新实旧，不过新瓶旧酒。只有那些与社会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变革作用的那些成分相联系的因素，才能在社会的变动过程中不断显现和壮大，最终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成为未来的现实。
而且，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的不同力量和不同趋向之间，有时相互迎合、补充，有时相互背离，甚至冲突，这就要求人们对它们进行双重分析与双重判断。一是客观趋势分析，考察其与社会深层结构的本质联系，并对这种联系作真实性判断，以确证其内在必然性。二是主观需要分析，考察其与社会未来需要的作用、利害关系，并对这种联系作价值性判断，以决定取舍或褒贬。正是在这里，显示出社会预测中的党性原则。不同的个人、集团、阶级、政党、国家等，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和方法，有着不同的价值尺度，从而表现出对于同一社会因素或社会趋向的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取舍与褒贬态度，作出不同的判断和预报。但是，归根结底，价值判断是服从于真实性判断的。社会深层结构中的发展因素终究具有不可阻挡的力量而排开个别人的好恶和偏见，并最终得到现实的展开和实现，从而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和速度。
正是在对于新兴因素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真实联系的认识和掌握中，才显示出了不同预测者的水平差异和科学的预测方法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并尤其关注那些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些根本因素，确立正确的参照系。可以说，依据不同参照系来预见同一社会问题，人们会得出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意见。围绕世界发展的极限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和形成的。
罗马俱乐部的一些成员把工业化、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这五个自然因素看做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了“加速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以及恶化的环境”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359]。所以，他们对世界前景作了完全悲观的预测和评价，被称为“悲观派”。
与悲观派相反，以朱利安·林肯·西蒙为代表的所谓“乐观派”反对仅用五个自然因素来预测社会发展和仅用技术分析方法预测未来，强调社会因素尤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等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得出了“增长没有极限”的完全乐观的预测结论[360]。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是近乎无限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技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因素的限制，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又是有限的。人类面对着有限的发展界限，能依靠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来推动社会进步，实现限定中的超越，这正是科学地预见未来的重要社会功能。而为了能够更加科学地预见未来，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强调对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预测，把它看做是预测社会总体发展的关键指标体系。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从科学技术和工业这种新生产力和代表这种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解放的最强大的物质力量，科学地指出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我们更应抓住新技术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这两大“浪潮前锋”去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
3.进行趋势外推，作出预测报告
“趋势就像是奔腾的马，顺着它们奔跑的方向来驾驶就比较容易。”[361]抓住“浪潮前锋”，并掌握了其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对社会发展趋向进行定量分析，进行趋势推论，预测出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向。
社会预测，主要是趋势预测。社会规律的作用过程具有趋向性质。在大量的社会发展趋势中选出客观上最主要的社会发展趋势，预测出下阶段历史过程的方向和大体状态，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向报告。正是在这种趋势预报中，社会预测才显示出了它的精确性和准确性。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学的预见，在涉及个别事件的预言时，是很不精确的，而且将永远是很不精确的，然而在确定诸社会过程之一般的性质和方向时，社会学的预见已具有相当大的精确性。”[362]
趋势外推，取决于对社会运动的历史与现实趋势的正确认识。社会运动与自然、思维运动一样，有一定的节奏或节律。社会运动的节律，可以通过动态的时间序列用统计方法描述出来。在某种社会节律范围内，可具有几种发展趋势。它们可表示为被时间函数表征的某些轨迹的集合。社会节律范围内的平均时间函数就是社会趋势，把过去出现的和现在起作用的趋势延伸到将来，就是外推基础上的社会预测。
趋势外推，是社会预测的主要形式。就其具体方法来看，现在已经非常多，本书不可能一一数列。一些专家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类：①按基础期的稳定趋势简单外推至某一时间区间，计算出当时的一般状况；②用包络线的时间序列外推；③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时间序列的外推；④在形态学情景描述基础上利用“目标树”进行外推；⑤在历史类比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外推[363]，等等。
与趋势外推方法同时并用的，还有预测专家估计法（如著名的德尔菲预测方法）和模型法等。人们综合运用这各种方法来揭示社会运动的趋势、方向和各种可能状态，并根据社会的特定需要将其中的某些趋势和方向特别明晰地超前描绘和“再现”出来，为人们进行目标设计和方案决策提供材料，使人类社会的行动真正奠基于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之上。
三 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性认识过程
人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关注，都是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现实出发并最终要回归到现实。现实是个同时性概念，是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而言的，指他们实际地生活于和活动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人们认识社会，直接地总是面对着与他们并存和共存的那个现实环境。而且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人们才使自己的视线向着历史和未来这两个时间方向延伸、发散，力求在使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超越现实的过程中，获得对于现实的更加深刻和透彻的掌握。另外，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见，又必须以对现实的认识为基础和参照系，人们认识历史和预见未来的观念成果，也必须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才能实际地发挥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和未来，人们又必须使自己的发散着的视线不断地往回收敛、紧缩，并紧紧地聚拢在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研究上。这样，对现实的关注，既是人们自觉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立足点，又是其归宿。
但是，社会运动并非对任何人都是现实的，只有相对于那些同步地生存和活动于特定社会运动过程之中的人们才是现实的。现实也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在时间链条上不断发生、发展和推移着的实际社会运动。相应地，认识现实，只有对实际地生活和活动于特定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人们才是可能的。而且认识现实的活动也必须伴随着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而不断地同步性展开才真正具有现实性。正是由于对现实的认识活动以把握现时地运动和发展着的社会客体为己任，便具有对于社会运动过程的一种追踪的性质。对于现实社会的追踪性认识活动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着的认识运动，有着自己不同于历史回溯和未来前瞻活动的过程性特点。
（一）共时性与同步性
追踪性认识是人们在社会的运动、发展和演化的实际过程中对于它们的一种同步性的观察、监测、反馈和调控。它伴随着社会运动的实际过程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力求以社会观念的发展和变化来反映和再现运动、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过程，力求以思想、观念的主观的建构逻辑去“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364]。在这里，对于社会的认识运动与社会本身的运动同步地不断展开和发展着，关于社会的意识的发展变化成为社会运动以反光—折射方式的观念再现，社会认识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追踪的性质。
从对象和内容方面来看，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有一种全面的性质：社会运动是一种总体性运动，这种运动依据一定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包含着若干个人和集团的多种形式的活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和活动结果。而这种存在和结果又转化为人类进一步活动的条件，促使社会在新的条件和基础上开始新的运动、发生新的变化……正是这种条件—活动—结果—条件……之间的互变、共变、交互作用，才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总体结构。它们都是人们追踪社会现状的重要对象，也是人们力图观念地加以掌握的社会内容。因此，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追踪，不仅有现象的和表层的方面，也有深层的和内在结构的方面，还有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的方面；不仅有定性的方面，也有定量的方面，还有定时的方面。可以说，追踪性认识，是对于包括自然—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社会产品等在内的全部社会存在在动态性和过程性上的一种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由个别人来完成的，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在活动的实际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以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与水平上来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上章所谈的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活动、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认识活动和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认识活动，作为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动态的观察、阐释和规划活动，都具有一种追踪的性质。从过程性来考察，它们都是追踪认识在不同层面上的具体实现形式。
然而，就具体的主体对于社会运动过程的具体追踪而言，它们所直接关注的却必然是那些此起彼伏、交替转换着的社会事件。社会历史的总体运动是由无数的个人和集团所从事的有限范围、规模和持续时间的社会活动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或是并存、缠绕在一起，或是前后交错、相互影响和制约着，构成了社会运动中错综复杂的动态过程和发展链条。认识社会，追踪现状，具体来说，就是要抓住并理解这一桩桩的在有限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着的社会事件，搞清其来龙去脉，从中发现事件之间的纵横联系，寻找其中的转换和发展规律。因此，在比较专门的意义上说，对这各种具体的社会事件的直接的观察、监测和分析，是追踪性社会认识的含义，也是本节主要分析的内容。
人们对于特定社会事件或过程的全面映象往往是在其实际过程的一定周期相对完成之后才获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只有在社会过程完成之后才开始认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们在社会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断地跟踪观察和监测着这个过程，才有可能最终造成对运动发展之中的社会事件的总体映象，并通过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全面认识而达到对于社会总体的全面认识。我们知道，社会运动有其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常常又是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生成、发展、转化、更迭中表现并以其为标志的。不同的社会事件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却总是作为在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一种具体的运动过程而存在的。观念地把握这种具体的运动过程，才能掌握社会运动的周期，从而掌握社会的总体运动和社会的生命、活力。
正是人们对于所有社会事件和社会过程的全面的跟踪认识，构成了人类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形式。追踪性认识，直接地是人们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的认识。这种事件不论具体性质如何，规模大小，总是有人的活动参与其间。它们构成了社会总体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和一定发展阶段，并以其活动样式和结果等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和组成部分，从而影响着社会的总体运动。因此，对这些具体事件进行追踪认识，就是对社会总体的一种认识。或者说，在其现实性上，对社会总体的认识，正是在对具体的社会事件及其发展的认识基础上加以系统综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总体在共时性意义上对于自身运动过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是通过人们的具体的追踪性社会认识活动而实现的。追踪性社会认识活动在人类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普遍存在和发生作用，使得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在与自身运动的同步性和共时性意义上成为可能。
当然，这里讲的共时性和同步性主要是相对于回溯性认识和前瞻性认识而言的。回溯性认识以已经逝去的社会客体为对象，认识活动落后于社会客体的实际存在；前瞻性认识以尚未发生的社会客体为对象，认识活动超前于社会客体的实际存在。追踪性认识以正在发生的社会客体为对象，力求与现实的社会运动同时运动、同步发展。但即便这样，认识的同步性与同时性仍然具有相对性，它仍然是一个不断前进着的过程，是思想通过一定的过程而对于现实客体的接近运动。当然，就一个大的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言，追踪性认识活动是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并且作为对于这个过程的监测和反馈机制而参与对这个过程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又确实具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步性和同时性。
（二）社会追踪与社会控制
就其功能而言，追踪性认识活动是作为社会机体的自组织和自调控机制中的监测—反馈装置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及时地追踪认识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社会运动过程，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这个运动过程，促使社会有机体的内部协调和良性运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就曾指出：在社会运动的同时不断地“了解情况的最终目的是要有助于控制和改良”[365]。
“控制”一词有多种含义[366]，但“一种控制理论的广义目的是使一个系统——任何种类的系统——以更符合需要的方式进行：使它更加可靠、更加便利和更加经济”[367]。
“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机体自觉运动的一种内在机制，它的任务可以分作两个基本的方面。
其一，在预定的社会目标指导下通过最优控制使社会系统的运行保持在最佳的轨道（或区域）上，保证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社会运动作为人们的自觉活动过程，是在一定的预见性目的和实施性方案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的。预见性目的规定了活动的最后结果、目标和效益，而实施性方案则规定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标准行为模式和作业程序等。预见性目的和实施性方案作为人们了解历史和预测未来的观念结果，主要依据社会运动的基本趋向和基本过程，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社会运动和人的活动的必然性、规律性和趋向性方面。但在社会运动的实际过程（即目的和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大量的偶然事变和随机因素会在社会要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之中产生出来，并影响到社会运动的实际进程，从而影响到活动目标的最终实现。这时，通过对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模式的改变去排除或抵抗这些干扰，便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是任何有机体都必须具有的功能。“生命过程的自我调节或控制性能就是自动平衡。假定刺激不太大，当一个有机体从它‘正常’状态受到干扰，它往往恢复原状。有机体具有内在的控制机制，这种机制能在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内维持动态平衡。一个有机体，譬如人，他的许多自我调节过程是高度程序化的，而且不需人的有意识地干预而自行运转……其他的一些自我调节过程则需要个人方面的明显的决策行为。”[368]
社会有机体作为一定人们的有组织的存在方式，它的自我调控不可能像生物机体那样自动实现，而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积极行动实现的。通过对于社会活动中面对的各种偶然因素、随机事件的认识和分析，将其与原定目标值和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对其可能发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作出正确的评价，并思考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方面，进而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等作出必要的调整或改变，以保证既定过程的推进或原定目的的实现，保持社会运动在动态中的平衡与协调稳定。
其二，在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严重不平衡、不协调状态下，借助于一定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推动力，建构新的活动目标和实施方案，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的组织格局，促进社会机体的稳定进化和持续发展，保证社会的动态演化。有机体为了能够有效地生存和活动于复杂的和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中，必然形成相应的“内环境”。对内环境的控制和改变，是有机体适应外部环境的重要的机体方面的条件。而且，有机体的发展程度越高，则它“对内环境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因而在出现干扰条件时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独立”[369]。社会有机体对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也是通过人的自觉的活动实现的。人们通过协调内外环境关系，尤其是通过对社会机体和活动的内部自我调整、更新和发展而实现的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正是机体生命力的表现和实现形式。美国著名系统哲学家拉兹洛认为：
尽管社会系统的存在本身并不一定总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由于它们经常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如果它们要确保自身能够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它们必须保持准备进行改变的敏感和活力。[370]
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来改变内部环境，从活动方面看，就是要根据新的情况来修订或重新制定新的活动目标（预见性目的），并根据新的目标和外部条件来重新选择实施方案，进而以这种新目标和新方案去更新人们的行为模式，使社会机体在存在形式和运动方式上得以更新和完善，获得进化与发展，从而保证社会机体的动态演化。
运动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基本的存在形式。动态则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基本特征。动态有平衡动态（或叫动态平衡）和演化动态（或叫动态演化）之分。二者无论从哪个方面和哪个层次上看，都是交互存在、相互补充的[371]。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中的动态平衡与动态演化这两个基本方面也不例外，它们在社会运动的统一过程中交互作用着。一般来说，一定的、合理的社会目标及方案制定出来后，必然伴随着社会的相应的稳定协调运动过程，呈现出以动态平衡为主的组织格局。而在社会价值观念大幅度更新、活动目标转换的革命时期，则呈现出以动态演化为主的组织格局。但是，不管是动态平衡还是动态演化，都是社会作为自组织、自调控系统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因此，它们都离不开社会的自我意识和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自我控制。
自觉地调控社会系统，从社会系统的性质方面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的可控性，即社会系统在控制变量（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内部状态能够发生相应的转移和变化。或者说，社会系统具有在控制变量作用下发生相应转化和变化的能力。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条件，因此并非任何系统都是可控的。而对于社会系统来说，这种可控性或自控能力当然是越强越好。系统的可控性是社会系统整体性的基本表现之一，它使得对于社会系统的存在状态的改变成为可能。
二是它的可观性，即社会系统的状态变量等一些不能被人们所直接观测到的数据和资料能够由一些可观测的数据和资料来获得。正如系统并非都是可控的一样，系统的各种性质也不是都可以直接观测的，而且不可直接观测的量也并不一定都能通过可直接观测的量来确定[372]。对于社会系统来说，更是如此。这就需要适当地确定观察社会系统的着眼点和方法。对于社会控制来说，这种可观性无疑尤其重要。要想实现对于系统的自觉有效控制，就必须随时知道有关系统状态的所有信息，才能适时地调节它的运动。否则，即使系统是可控的，但由于不能随时了解有关系统运行状态的信息，而失去了控制的方向和尺度，成为一种盲目控制，那等于失控。而要实现最优控制，更是要求对于社会系统的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了解。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追踪性认识活动及其认识水平在全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社会监测与信息反馈
与对非社会系统的控制和观测不同，对社会系统的控制和观测是由社会系统中的人在社会系统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因而是一种动态调控与追踪观测。这就决定了追踪性认识本质上是一种前馈—反馈性认识，是对于社会系统的运行状态及其动态演化的一种监测性认识，它主要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前馈—反馈调节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发生作用的。
反馈是闭环控制系统[373]的特有现象，指将输出回输到原系统之中。在闭环控制系统中，其输出值Y要通过反馈装置回输到原来的输出端，再经过比较器与已给定的目标值J相比较，得到偏差信号（u），其值为u＝J—Y，它又成为新的输出值。由闭环控制系统中u＝J—Y这一值的变化特性，可以将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如果目标与输出值的差值u越来越大，呈单调上升趋势或发散形，即不稳定，这就是正反馈。正反馈意味着经过一系列调整的输出值与目标值的偏差越来越大，离目标越来越远。如果u值从总的趋势来说呈收敛形，是单调下降，并趋于零的，则是负反馈。负反馈意味着检出偏差，纠正偏差，以达到目标。一般说来，对系统的有效调控主要是通过负反馈机制发生作用的。
对于大型的和复杂的系统，不仅有反馈，而且有前馈。反馈的作用是要检出和纠正偏差，但有的受控装量的惯性或滞后现象比较严重，外界的扰动不能立刻奏效，只能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明显地影响到输出量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检出与纠正偏差的时效与作用，影响到系统的控制性能。前馈，则是不等扰动影响到输出量时，只要这种扰动是可以测量出的，就将其预先测量出来，通过一定的前馈装置送到系统中去进行调节，使得在输出量变化之前就尽量克服或减少扰动的影响。前馈与反馈回路耦合系统，就构成了前馈—反馈控制系统。[374]
社会控制系统是一个前馈—反馈控制系统。社会运动作为人们的自觉活动，总是一种有计划地组织和协调并指向一定目标的活动。活动的目标和实施方案既然是活动发起的依据和行动的向导，也就成了活动的调控依据和检测尺度。使人们的活动严格地按照预定的方案展开并争取预定目标的完满实现，是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也是实施社会控制的基本原则。正是为了保证这种活动的工效和时效，人们才不断追踪监测着动态的社会运动过程，及时反馈着有关社会运动的各种状态和结果的信息，并借此对运动过程进行着积极的调节与控制。大型的和复杂的社会过程是一个有等次、分阶段的发展过程。一定的阶段产生出一定的中间产品或中间成果，成为检测各阶段运动状态的输出变量。依据对这些中间产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各阶段的运行情况，作出优劣可否的判断，并预见其发展趋势和可能结果，进而通过前馈装置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调整；或修订目标方案，力求通过最优控制达到最终结果的最佳效益。
（四）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及其特点
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前馈—反馈功能，主要是由追踪性认识活动完成的。这就决定了追踪性认识活动所面临的矛盾是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其一，预定的活动目标和行动方案与现实活动的建构逻辑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社会行动总是依据一定的实践观念（包括活动目标和行动方案）进行的，是实践观念的展开和实现过程。实践观念是预期的活动结果及实现途径，它支配和调节着人们的活动方向和方式等，使之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和向着一定目的前进的运动，成为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但是，实践观念毕竟是预先建构的，它不可能全面无遗地准确估计到观念活动中变化万端的各种内外部情况，尤其是社会运动中的偶然因素和随机事变。而人们的现实的活动则正是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要素、环境与条件中展开自己的内在逻辑，并最终地造成一定的、带有必然性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与预期的目的相符，也可能不符。但是，不管符与不符及符合程度如何，人们的实际活动过程，都是一个预定的实践观念（一种在非现实时空中制定和构想的观念模型）在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通过人们的活动（实际的物质和精神的运动过程）而展开的过程，都有着预期与现实的矛盾和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有着预定观念与现实活动之间的一定的“时间差”，还有着观念模型与实际活动之间的“空间差”。
其二，现实的活动逻辑与其观念再现的矛盾。追踪认识社会活动过程，目的在于观念地把握和再现其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规律，并借以实现对其的及时的调节和控制。在这里，对活动的追踪认识和调节控制是在这种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同步进行的。认识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调控的有效程度，而认识的及时性则更是直接地决定了信息前馈—反馈和调控活动的时效。认识是一个过程，观念地掌握运动发展中的社会过程更需一个过程，而这种认识又必须在过程结束之前不断地进行并得到反馈，否则便失去了调节控制的作用与功能。因此，尽量及时地观念掌握现实中运动发展着的社会事件，并估量其方向和可能结果，及时进行前馈—反馈调节，是追踪性认识的重要任务，也是其困难之所在。
观念与现实的矛盾，既有已有的实践观念与其支配下的人们的现实活动之间的矛盾，又有现实活动与其观念再现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包含着已有观念与再现现实活动的观念之间的矛盾。在这里，矛盾的焦点或中心是现实的和实际的社会活动。而它也正是追踪性认识活动所关注并力求反映和再现的主要对象。但是，由于现实活动是在其与观念的双重矛盾中展开的，因此对现实活动的追踪认识又不能等同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观察，而必须在其与观念的矛盾关系中展开。这样，作为追踪性活动的认识对象的客体，就不仅有现实的社会活动，以及这种活动所指向的现实对象和它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而且还有指导和支配着这种活动的实践观念，以及现实活动与其观念模型之间的关系，等等。依据一定的已有观念模型（实践观念）来监测现实的活动，又根据现实的活动形成相应的活动观念，将已有观念模型与现实活动的观念再现并加以比较、对照，并估价其前景。要么改变活动方式和进程，要么调整实践观念，或者二者均有调整和改变，以争取最佳效益，达到目的和手段、活动与结果的一致性。这就是追踪性认识活动解决观念与现实矛盾的特殊方式。
一般来说，追踪性认识是由社会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组织指挥者共同进行的。具体的实施者是预定观念的执行者，它们肩负着按照预期目的和实施方案来展开和支配自己的活动，并随时对这种活动进行反观和调整的直接责任。但就其视野而言，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一步步具体的行动及其直接效果。对一定社会活动的宏观组织和总体调整，主要是由活动的组织指挥者承担的。他们既然发起一定的活动，也就有责任在对这种活动的组织、管理中实施对活动的控制和调节。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管理就是控制，管理就是决策。对现实活动的追踪监测是有效控制的前提，是决策在实施活动中的继续，这也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任务。社会活动中的组织管理者就好像那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轮船舵手，随时关注着周围的情况和船体的状态，调控和把握其方向与航程，将其驶向预期的彼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何以选用与“掌舵人”同义的“控制论”这个术语来命名这一新兴学科。在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还产生了一些专门对社会活动进行检测的人和社会机构，它们好像现代航海业中的领航员或领港员，专门地从事着对于社会运动的追踪、监测和信息反馈，这对于保障社会更加高速、高效地运行无疑有积极的作用。这里，不管是活动的实施者、组织者，还是专门的监测者，作为追踪性认识活动的主体，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既要深入现实社会的实际运动之中，又要在观念中超出于现实的社会运动之外。对发生和发展着的社会运动是不可能在它们之外认识它们的。只有深入其中，才有可能实现对它们的了解。此外，如果主体没有在观念中超出具体运动的能力和准备，则他们便只能看到社会运动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片段，却无法实现对社会运动过程的整体把握、价值评判和前景估价。因此，既要深入此山中，又要跳出此山外。入山觅宝，退远观山。这是对于追踪性社会认识主体的特殊的素质和能力方面的要求。
（五）追踪监测的实施步骤
作为一个过程，追踪性认识活动是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实际展开同步进行的。对社会实践过程亦步亦趋，紧追不舍，力求及时，追求同步，是社会追踪认识过程的主要特点。而为了做到这点，追踪性认识就其每次实现而言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过程，并可以分出若干相对独立的阶段或步骤。
1.了解实践观念，确立参照系统
预先地了解监测对象的特征，可以看做一个相对独立的追踪性认识过程的第一步。就其“历史渊源”而言，追踪性认识既是作为确立和制定相应的实践观念的正常的观察、预测和决策认识过程的继续，又是其发展。之所以是继续，在于它们是对于同一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之所以是发展，在于它所反映的是主客体复杂的对象性关系的不同侧面。社会实践展开之后，作为认识对象的主要是在现实活动中展开的主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认识的主要任务在于以实践观念为基本参照系去审视主体实践活动的方式、过程和客体的相应变化，作出分析估价并及时反馈调节。随着这种认识对象和重点的转换，追踪性认识过程必然有一个与前一认识阶段的衔接的问题。这种衔接在活动的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与监测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尤其重要。因此，对追踪性社会认识过程的分析，应该以这种衔接活动为起点。这就是人们对于现实活动将要循以展开的实践观念的学习、了解和熟悉的活动。
实践观念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由以展开的依据，也是人们监测这种实践活动的基本参照系。追踪性认识活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观察之点，在于它有极强的目的性和规范性。这就是依据实践观念去审视性地监测活动的方向、方式和过程，并不断地对其作出评判。而审查和评判的标准或参照系便是实践观念。没有这种参照系或标准，则追踪性认识就丧失了其目的性和规范性，也就不称其为追踪。在这种意义上，了解并掌握实践观念，不仅对活动的实施者是重要的，对活动的监测者也是重要的。它将监测者即将面对的认识客体（即实际的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预先地传授给监测者，不仅给其以知识和方法技巧方面的准备，也给其以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准备，为他们有效地从事监测活动提供基本的参照系，促使他们早日进入“角色”，自觉地展开全部监测活动。
2.全面搜集材料，实施动态监测
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监测，是一种对于社会活动状态的动态观察。社会运动的状态可以从方向、方式、强度、速度、节奏、频率、周期、秩序等方面来加以描述。但上述各方面中有的是难以直接观测到的，这就需要借助于各种相关的工具和仪器等从对相关变量的检测中进行间接的掌握。具体的社会运动过程是若干相关的自然—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不同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及其演化发展，构成了社会运动的不同状态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把各种物质的、死的、静止的、分散的东西连结起来，使之活化并构成整体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观测和跟踪社会运动，最根本的是掌握人在特定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活动方式。
追踪监测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握其最终结果。但是，最终结果是作为总过程的最终产品而实现的，而总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又都以一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最终产品。因此，对最终产品和结果的关注必然要求转移到对于全过程的关注。这样，对于社会运动的观察和监测就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贯穿在整个过程的始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表现为对于全过程的追踪监测。
在对全过程的监测中，对于各个分阶段的“中间产品”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地位。中间产品是分阶段社会活动的成果，它作为一定阶段的输出变量，记载和表现着该阶段的状态和状况。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它们由以生产的特定中间阶段。此外，中间产品又是最终产品的部分的和局部的形式，它们影响和制约着下一步人们的活动，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和制约着最终成果。对中间产品的掌握是追踪监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各级中间产品的连续监测和分析，人们可以不断地了解到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可能方向，从而对总过程进行前馈—反馈控制。
3.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价值效益
监测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分析研究和进行价值与效益评估的过程。在不断搜集和掌握有关社会运动的各种材料数据的基础上，将活动过程与其观念模型加以对比观照，并作出价值和效益判断，是进行反馈调节的重要前提。这里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对比分析，是对实际的活动过程与其实践观念的一种比较研究。这种对比分析应该是全面的，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将活动的实际进程与预定的实施方案相比较，并根据预定方案来调整活动的进度、质量、方式和程序等，或是根据实际过程的客观现实修订实施方案。
（2）将分阶段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与预期的阶段性目标相比较，对已完成阶段做出价值的和效益的评价，或者保持原有的活动方向、进度和方式，或者修改阶段性目标，以保证整个过程的高效率运行。
（3）将实际达到的总目标与预期的总目标相比较，对活动的总成绩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可见，与动态监测一样，对比分析也是贯穿在追踪认识全过程的一种积极活动，它所“关心的是使成绩与达到目的或目标所必需或所要求的条件相匹配的控制”。因此，它“所关心的不仅是与完成主要目的直接有关的事件，而且还要使组织维持在一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以达到这些主要目的的状态”[375]。
4.及时反馈信息，实施行为调控
比较分析所得出的各种判断和结论都只有通过对于行为—效应器官系统的调节才能发生作用。为此，必须将它们及时地回输到行为的组织指挥者和实施者那里，这就是信息的负反馈过程。反馈过程是个信息的传输过程。苏联的索波列夫曾经指出：
控制原理的实质在于，巨大质量的运动和行动，巨大能量的传送和转变，可通过带有信息的不大的质量和不大的能量来指挥和控制。这个控制论原理是任何控制系统的组织和工作的基础。[376]
对活动系统的控制是通过信息（预期目的和实施方案）反馈来实现的，为这种控制所需的反馈机制也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维纳认为，“控制工程问题和通讯工程问题是不能区分开来的，而且这些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环绕电工技术而是环绕更为基本的消息概念，不论这消息是由电的、机械的、或神经的方式传递的”[377]。他甚至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为对通信和对作为一种通信形式的语言在道德上的控制”[378]。反馈是一种信息传递过程，而这里传递的信息是一种经过比较的指令性信息，是对于原有的控制信息的一种修订性或校正性信息，它与原有的控制信息相联合，并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从而改变着社会活动的方向、方式、进程等，也改变着活动过程的最终结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追踪性认识活动是在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展开的实际过程中展开，并伴随其发展而逐步深化的。确定参照系，动态监测，对比分析，反馈调控，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一个具体周期的几个基本阶段。而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动态监测，不断地对比分析，不断地反馈调控，不断地重新选择和调整参照系……才最终构成了追踪性认识活动不断发展的完整链条。正是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统一过程中，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们的自觉监测、调节、控制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人们的需要创造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成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增添着新的成分和内容；指导实践活动的实践观念则在活动中不断地对象化、实在化，并得到实现、检验、修订和完善；而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在社会的实际的自我创造过程中也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它们又作为一种观念的成果而加入到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之中，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社会认识结构自身的不断更新与完善。
四 社会认识系统的进化结构及加速度发展过程
“进化”是相对于退化而言的，意味着增长、发展、优化、组织化、有序化、系统化等，它是在事物的上升性运动过程中实现的，指后起的事物或阶段在质量、数量、结构、形态、效能、效率等方面比先在的事物或阶段更优越、更先进。进化是所有处于上升阶段的有机体的存在和运动的重要特征。社会认识系统的进化结构，包含着个体认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总体的认识结构进化这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是指个体的认知定势和认知格局在认识活动中的发展，后者指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认知格局的时代性变迁。考察社会认识系统的进化问题，就是要对不同时间和发展阶段上的认识结构做历史的对比分析研究，考察其损益增删，优劣兴坏，确定其发展、增长、优化的具体方面和内容，揭示社会认识系统的进化机制。
（一）“解难题”与社会认识结构的突破
社会认识活动作为一定主体运用一定手段而观念地掌握一定社会客体的自觉活动，常常是以人们对于历史、理论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认识难题进行攻关作为发端的。这种难题可能是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如关于“我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持久讨论，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如“新技术革命与我国的社会改革的关系”，还可能是人们的某种新的社会需要要求加以研究和解决……总之，问题提出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产生于这样的时刻——“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379]。解社会难题的过程，是一整个复杂而细致的认识过程。一旦通过主体的不懈努力，难题被攻破，则标志着主体认识社会的能力已超出原有的水平，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化与发展。这种发展是全面的，但也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首先，直接地是造成特定社会客体的观念印象，获得关于特定社会现象的新知识，使更广大更深层的社会历史领域由未知变为已知，从而拓宽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眼界和范围，为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宝库增加了新的成分和新的内容，在广度上和深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对于社会和自身的自我认识。
其次是获得表述新社会现象的新概念、新范畴。对于新的社会现象的观念再现和理论阐释，往往要借助于一定的新概念、范畴体系和形式符号系统才能较好地实现。因此，新知识的获得和表述常常是与对表征和指称它们的新概念、新范畴的创造与运用相联系的，而这些新概念和新范畴作为人类认识之网的网上扭结，一旦得到社会承认并纳入到人类的总的知识体系和范畴体系之中，便成为人们认识更新的对象的科学规范，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再次是研制出攻克“难题”的新方法。难题产生于旧的方法不能说明和解决之际。因此，其攻克必须以主体创造出新的观察手段、测量方法或新的思维方式等为前提条件。正是由于在社会认识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人们才通过对社会难题的攻克获得了施展其才能的新方式、新技巧、新手段，为人们的社会认识方法库增添了新武器。而这些方法一旦被推广开来，为其他领域所借用，便获得了普遍的意义，并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自身的新工具。
累积新知识，创造新规范，研制新方法，尽管在不同的具体认识活动中它们可能各有侧重或程度不同，但却常常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认识过程所带来的三位一体的积极成果。我们知道，知识、规范和方法这三者是主体认识结构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因素方面的主要成分。它们同时存在于临场的认识活动中并发生作用，又在认识的结果中同时得到发展。由此可以说，认识的发展是结构性发展，认识的进化是结构性进化。而新知识的获得、新规范的更新、新方法的发明，则是具体的社会认识活动在结构方面进化的基本内容。
（二）社会认识结构的系统进化
对于社会认识的进化结构，不仅可以从社会认识活动的每次实现中得到说明，还可以而且应该从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总体结构和历史发展中得到说明。社会认识结构的系统进化包含着以下方面。
其一，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横向结构由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由比较单一到比较多样，由不那么全面到比较全面。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社会自我认识的具体形式在社会进化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分化、丰富、专门化和多样化。古代没有关于社会的专门认识形式，对社会的认识与对自然的认识一样蕴涵在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之中，当然比较单一，也比较片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社会的认识逐步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而现代社会科学则呈现出全面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向，并且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在当代科学体系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这不能不是社会认识结构进化的显著标志。
其二，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层次结构由单一层次发展到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现代社会中同时存在着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认识和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认识。这三个基本层面并非从来就有，而是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分化而历史地发展和建构起来的。人类早期的社会认识活动，主要在个体的和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上进行。随着社会组织和协调活动的发展，才逐步产生了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认识。而真正意义上的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认识，则不过是近几百年才发生的事。随着认识层面向着高层次和深层次发展，社会认识的总体结构变得更加带有立体网络性质。这不仅给较低层次的认识活动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也为社会认识的横向结构的不断拓宽提供了动力和条件。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认识的层面还在继续分化，不同层面之间相互渗透，又产生出若干的中间层面，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立体地、多层次认识自我的网络系统。
其三，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纵向结构向着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不断延伸、发散，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现实。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回溯历史和展望未来，但他们所实际达到的对于时间跨度的超越无论在长度上还是精确度上均是远远不如后人的。古代人们依靠口头传说去了解历史，当然只能达到对于有限历史时段的认识，而且难免带着极大的模糊性和猜测性。相应地，他们所能展望的未来也难以超出现实生活范围和一定时代区域太远，只能是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未来，其预见是一种带着朦胧性质的直观推断和幻想。随着文字语言符号系统的使用，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被引入历史和未来的研究之中，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越溯越远。对社会文明的发生学研究与现代考古相配合，成为了解远古历史的重要手段。对于古代神话的全面破译，更是为古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途径，并且显示出其特有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未来的研究也是同样。人类关注着包括天体演化在内的未来，并以此为背景来展望和设计地球的未来，表现出驾驭未来的宏伟气魄和实际能力。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全面的认识促使了对现实更深刻的掌握。人们通过对现实的了解检验着历史上人们的预言和预见，又不断地预见着未来人的“现实”，并通过对现实的观念的和实际的创造而谱写着未来人的“历史”，为后人们提供着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材料和认识的武器。认识历史、现实、未来，在人类社会的连续过程中相互转化着；而它们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不同具体形式和实现程度，则也反映着人类自我认识的不同广度、深度和水平。
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结构是横向结构、层次结构和纵向结构的统一体。横向结构主要以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为划界标尺，反映社会认识主体观念地掌握着社会总体生活的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如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思想文化的等。层次结构则以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和深度为划界标尺，反映社会认识主体观念地掌握的社会生活的不同深刻程度和层次。纵向结构是社会运动的时间特性在社会认识中的反映，指主体把握社会历史和未来的时间广袤。这三个方面的划分当然是相对的。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密切地内在交织和交错着：每个方面都有若干的基本层次和基本向度；每个层次都在各个方面和各个向度上全面展开；每个向度都在各个具体方面和层次的基础上得到实现。比如，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就不仅有日常的大众的经济意识，而且有各种理论的经济学说，还有经济规划和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及相应的实施方案。而这几个层面又都包含着对经济现象的历史回溯、未来展望和现实追踪。其他各个方面的社会认识，如政治方面、伦理道德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等，也莫不如此。
正是这各个方面、层次和向度的相互交错，构成了社会自我认识的总体系统。它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组合方式、能力水准，构成了一定时代的社会认识结构，反映并决定着当时社会的自我认识水平。而将不同时代的认识结构相比较，则能看出其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一般说来总是后来时代的社会认识结构在其覆盖的广度、透视的深度和自身的完备程度等方面都优胜于其前的历史时代，从而显示出社会认识结构的历史进化。
（三）社会认识系统的加速度进化
如果我们将社会认识系统的进化结构与具体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进行时间量和周期方面的考察，则在其进化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更为重要的现象，即加速度发展，或叫做社会认识结构随着历史发展而呈现出进化加速的规律。
社会认识结构的加速度进化与自然认识结构的加速度发展相辅相成，构成了人类社会加速度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
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是应该承认加速度同离开起点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定律的……形态愈高，进化愈快。[380]
恩格斯这里讲的有机体加速度发展规律，对于人类社会无疑也是适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性，标志有三：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加速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新的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更新越来越快，由旧的生产工具过渡到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工具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统计研究，在原始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平均为每一万年只提高1%—2%。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长达几十万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发展大大加速，劳动生产率每百年提高近4%，从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总共只有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迅速提高。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业，只用了七八十年。从蒸汽机的发明到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仅约200年。英国在1781—1917年的136年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2%—2.5%；美国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1870—1949年，平均每年增长1.5%—3%。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81]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则比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快。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9%，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17%。1937年工业总产值为1917年的6倍，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一个增长了一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折腾，1949—1980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3.2%，农业为4.4%，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而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几百年历史中也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从1951—197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美国只有3.5%，欧洲共同体（九国）为4%，只有日本达到7.9%。可见，就生产力发展速度而言，仍然比资本主义要快。
其次，社会发展加速的又一标志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更替过程的加速运动。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形态存在的时间越来越短。在世界范围内看，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的时间大约是三千年，即从公元前三十几世纪至公元前几世纪。封建制生产关系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经历一千多年，比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的时间短一半左右。从世界范围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500年。社会主义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130多年，已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广大疆域[382]。
再次是科学知识的加速度增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活动实现的。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度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加速度更迭与人类在活动中的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加速度发展是分不开的。其观念表现则是科学知识的加速度增长。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383]
我们知道，早在1944年，英国美以美大学图书馆馆员E.赖德便发现，英国主要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平均每16年翻一番。之后，D.普赖斯教授将这一发现推广到科学知识的全部领域，以科学杂志和学术论文作为知识量的重要指标，经过定量统计分析研究，得出了科学发展按指数增长的规律。据普赖斯统计，自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第一份科学杂志《哲学论坛》以后，到1700年，全世界的杂志才增加了不到10种。到了1800年增加到100种，1850年为1 000种，1900年为10 000种，到现在竟多达100 000种。因此，从1750年起，科学杂志的数量每半个世纪增加10倍，而现在则进入到每15年一次的稳定倍增。这就表明，科学指标的增长速度与已有的科学指标数成正比。当然，科学发展中的指数增长规律并不排除在一定的具体历史阶段出现科学发展中的“饱和现象”，并导致指数规律受到破坏的情况，但这正是科学家劳动的智力潜热的贮存过程，是规范的积累过程，并将在饱和期后出现一个以更大的加速度发展为特征的指数增长新时期[384]。
看来，科学知识的增长呈现出指数递进的发展规律，这是已为统计材料所经验地证明了的历史事实。现在的问题在于，社会认识结构的加速度进化何以得到证明，或者说，如何证明社会问题研究的加速度发展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指数增长规律呢？
我们认为，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在统一性和社会进化的加速性中，不难证明社会认识结构进化的加速性。
首先，普赖斯关于科学发展按指数增长规律指的是全部科学，既非特指自然科学，也没有排除社会科学。在他所列过的若干年便翻一番的各种科学指标中，不仅包括了一些具体的自然科学项目，还包括了诸如“每千人中大学生数目”，“科学期刊的种类”，“各种科学文摘数量”，“文、理学士数量”等综合性指标，而这些指标显然是包括了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期刊数目和文摘数量等的。因此，没有理由否认，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是在按指数增长的。
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看，在人类认识萌发的早期，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共存于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之中。直到近代，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和独立出来，然后是社会历史科学也从哲学中分化和独立出来。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但这种分离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从本世纪起，又呈现出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正如在本书绪论中所引的丹尼尔·贝尔谈到的，社会科学正由于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成为公众最寄希望的科学之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人类处理自身与复杂的外部世界关系的统一活动中的两个基本侧面。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时曾经指出：
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385]
人类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绝不是仅仅在对于自然界方面的胜利，而且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胜利。从普赖斯关于科学发展指数增长规律的波动曲线表上[386]，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历史上自然科学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和动乱状态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动乱和战争期间科学发展往往处于低谷，科学技术发展蒙受损失，而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则常常成为促进科学事业突飞猛进的重要因素。社会的治与乱，与社会认识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相互结合，才构成了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的精神动力。既然如此，社会认识结构与自然认识结构在发展的速度上必然地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指数增长的规律。
从社会科学与社会本身的关系看，可以说，社会发展和更迭的加速度特性决定了社会认识结构进化的加速度特性。前者是后者的现实基础和物质表现，后者则是前者的精神动力和观念表现。促使认识结构发展的多因素中，最根本的还是对象的发展。社会认识结构可以看做是内化于人们观念中的社会结构，是它的观念表现形式。而社会结构则又可以看做是外化了的社会观念。普列汉诺夫在谈到社会学的发展时曾经指出：
而我们在社会学中看见的是什么呢？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不是始终不变的呢？不是不变的。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而社会是在发展的，因此是在改变的。正是由于这种改变、这种发展才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社会在其发展中要通过某些阶段，而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就是与这些阶段相适应的。[387]
关于特定社会的科学认识之复杂性，与特定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之间，在结构上具有内在同构性，在发展的程度上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历史的发展朝着使社会变成更加完整的机体方向前进，而社会在自我意识方面的发展本身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要方面，也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和重要的观念表现之一。马克思说：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个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在这一基础的条件下]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388]
关于社会的意识是同社会存在本身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也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一致。其中间环节或转换机制是认识社会的能力和形式的同步发展。相应地，与社会发展的加速度规律相适应，社会认识结构的进化也必然地服从于同样的加速度发展规律。否则，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面对着加速运动着的社会现实便只会更加茫然失措和束手无策，陷入被动和消极的地位。而正是由于人们能够随着社会的加速度发展而及时更新自己的认识结构，使认识结构的发展与社会加速度发展相适应，才有可能始终保持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
社会认识的历史发展也确实如此。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曾经谈到，在社会认识形式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神话”形式曾伴随着人类度过了漫长的史前史和原始社会。“史鉴”形式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认识形式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作用。“理知”形式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相伴随，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实证”形式在19世纪中叶初步形成，并引导出现时代繁荣兴盛的社会科学群。这种种的社会认识形式，后者包含了前者的内容和合理之处，又具有自己的新的成分和特征，表现出对于前者的极大超越性和优越性。可以说，社会认识形式的加速度进化和更新，既是社会历史加速度发展的一种观念成果和表现形式，又是其重要动力和推进因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