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认识论的研究与社会历史观的研究内在地结合起来,在“自然历史过程”、“自觉活动过程”和“自我意识过程”这三者的动态统一中把握人类社会及历史运动,使认识论的研究能够向着“对于社会的认识如何成为可能并达到科学”这个层次上有所拓展、有所深化,这种愿望笔者还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已萌发。于是,1985年3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后不久,便与导师李秀林教授和肖前教授一道拟定了“社会认识论”的主攻课题。遗憾的是,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李老师便不幸病逝。万幸的是,夏甄陶教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调来人民大学,并继为导师。于是,论文的构思、写作、修改和定稿等便始终在夏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进行。他为本论文的完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本书付梓之前,他又在百忙中为之作序,更是令人感动不已。我的副导师李淮春教授一直关注着本论文的进展,并审阅了部分初稿,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1988年1月16日,肖前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七层会议室主持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陈先达教授、齐振海教授、王锐生研究员和夏甄陶教授作为答辩委员出席,他们认真审评并一致通过了论文,还对论文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其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在论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对论文的审阅和评议过程中,刘修水教授、黄枬森教授、高清海教授、王于教授、崔自铎教授、陶德麟教授、陈筠泉编审、薛德震编审、陈晏清教授、何柞榕编审、赵光武教授、许征帆教授、黄顺基教授、汪永祥教授、祝大征教授、康绍周教授、王家俊教授等许多老师和学长都曾提出过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论文的修改深有教益。
邢贲思研究员、郑文林编审和“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编委会的老师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边金魁等为本书的修改、出版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
本书可算是笔者自1977年考入大学以来便致趣和求识于哲学的一个初步成果。10年来,改革中的社会,尤其我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各级领导、老师和学友们为我的学习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提供了各种关心和帮助。我的妻子和所有亲人、朋友们也各尽所能对我给予了无保留的关怀和支持,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在本书中,也凝结着他们的爱和他们的心血。
因此,借此书出版之际,我要由衷地向上述各位,向多年来曾经关心和支持过我的所有前辈、师长、朋友和亲人们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笔者毕竟初入哲门,学识有限,要全面地把握社会认识论这样一个综合性极强、反思程度较高的复杂课题,更是显得力不从心。不少问题有待以后继续深入系统探索。本书作为笔者探讨社会认识论这一全新课题的初步尝试,难免存在着各种疏漏甚至错误之处。笔者热忱地期待着各位专家、师长及同行的批评、指教。
欧阳康
1988年8月18日于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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