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鹰的生存寓言

    我家对门儿的三爷，是一位熬鹰老人。三爷叫关世环，村里人都喊他“老驼子”。三爷喜欢我，可我并不喜欢三爷。我放学回家碰上三爷的时候，三爷总要拍着我的脑袋说：“黑小子，看你这对眼睛，就他妈有出息。”他常常喊我“黑小子”，我不爱听，可我小时候确实长得黑。可这不是我讨厌三爷的理由，反感三爷的原因很简单。一次，我和两个孩子到河边挖野菜，正巧赶上三爷在河边熬鹰，看见他对鹰凶狠的样子，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凶狠的老头儿。

    虽然讨厌三爷，可我还愿意看他熬鹰。三爷常常不回家，住在河岸的泥铺子里。泥铺子是一色焦黄的苇席盖顶，顶上立着一白一灰两只雏鹰。我放下柴筐，偷偷走进三爷的泥铺子，看见三爷正眯眼打瞌，鼾声像夏日风一样哨响。

    三爷老了，他不愿意种地了，于是守候着河滩，窝在泥铺子里熬鹰。当时我还真不知道他熬鹰干什么，仅仅是玩吗？妈妈告诉我，三爷用鹰来逮鱼，鹰就叫鱼鹰。逮鱼的鹰老了，三爷就把它卖掉，重新熬新的鹰。这两只小鹰就是新的。疲惫无奈的日子孕育着三爷满心的指望。这时，灰鹰和白鹰在屋顶待腻了，呼啦啦拍打着翅膀，飞进泥铺里来了。我和伙伴儿们逮鹰的时候，三爷醒了，眼角上还沾着两块儿白白的眼屎。三爷喝了我们一声，老脸就像古铜一样放光了。三爷得意地伸出巴掌，两只小鹰分别落在他的掌心里，看看白鹰，又看看灰鹰，说不清他到底喜欢哪一只？三爷站起来，两只鹰就落在他的肩上，晃晃悠悠地走上了黄昏的河滩。三爷肥大的裤角像两面旗一样抖动起来，落霞将他和鹰的影子涂得很长很远。

    有一天放学，我亲眼看见三爷在泥铺熬鹰。他熬鹰的时候狠歹歹的，对鹰没有一丝的感情色彩。我问：“三爷，鹰还熬吗？”三爷笑笑，没说话，意思是你过一会儿就会看见的。我看见三爷拿两根红布条子，分别将灰鹰和白鹰的脖子扎起来，不给鹰东西吃，等鹰饿得嗷嗷叫唤了，三爷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床铺底下端出一个盛满鲜鱼的盘子。鹰扑过去，吞了鱼，喉咙处就鼓出一个疙瘩结。鹰叼了鱼吞不进肚里，又舍不得吐出，憋得咕咕叫着。我看着看着心疼起鹰来，哀求三爷说：“您就让它们吃点儿吧！”

    三爷没看我，也没看鹰，独自卷上一通旱烟，有滋有味儿地吸着。我再三求情，他才看看我，他看我的时候脖子僵僵的，脖子和身子一起扭动。少顷，他慢慢走过来，攥着鹰的脖子拎起来，另一只手掌紧捏鹰的双腿，鹰头朝下，一抖，用巴掌狠拍鹰的后背，鹰嘴里的鱼就吐出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熬着，三爷累得喘喘的，眼睛里充满了莫名的兴奋，笑着对我说：“是两块儿逮鱼的好料子！”

    后来我听说，三爷在熬鹰的时候，对灰鹰和白鹰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一场龙卷风。龙卷风到来之前并没有一点儿先兆，记得傍晚时，炊烟还是直直摇上去的，到后半夜龙卷风就凶猛地袭来了，还夹杂着大雨。风大到了三爷想象不到的地步。他住的泥铺子被龙卷风摇塌了，三爷明白过来的时候，泥铺子已经哗啦一声倒塌了，他被重重地压在废墟里，好在没被砸坏筋骨。谁知，灰鹰和白鹰却抖落了一身泥土，钻出废墟，惊惶地鸣叫着。灰鹰如得了大赦似的，不顾老人就飞到一棵大树上躲避风雨。可白鹰没走，它知道主人还压在废墟里，围着废墟转了好几圈。狂风里，白鹰的叫声是凄凉的，三爷压在里面，喉咙口塞着一块儿泥团子，喊不出话来，只能用身子拱。白鹰终于瞧见老人的动静了，一个俯冲下来，立在破席片上，呼扇着湿漉漉的翅膀，刮着浮土。呼嗒，呼嗒，烟柱升起来，白鹰的羽毛糅合着灰尘飘起来了。天快亮了，这时，三爷渐渐看到了外面铜钱大的光亮，三爷借着白鹰刮出的小洞，呼吸到了河滩上打鼻子的鲜气，三爷奇迹般地活过来了。灰鹰还在树上待着。还是白鹰把起早种地的村人吸引过来，七手八脚地把三爷救了出来。三爷将白鹰拢在怀里，瘦脸上泛着明亮的泪光，感激地说：“白鹰，我的心肝宝贝儿哩！”

    过了好半天，灰鹰见老人活了，才慢慢飞回来。

    我看见三爷的泥铺子又重新搭起来。三爷说，白鹰和灰鹰都还好，还得熬下去，不能半途而废了。三爷再次板起脸来熬鹰。三爷本来还要依照过去的熬法，不知怎么地他对白鹰就下不去手了。白鹰救过他的命啊！他看见白鹰饿得不行了，心里就软了，心疼地抚摸着白鹰，故意让白鹰把喉咙里的小鱼咽进去。白鹰不再挣扎，叫声也清亮悦耳了。我看见三爷拍着白鹰亲昵地说：“宝贝儿，委屈你啦！”再看灰鹰，三爷依旧照着过去的熬法，有时比过去还狠。灰鹰也想吞吃一条小鱼，被三爷看见了。三爷狠狠地抓起灰鹰，一只手顺着灰鹰的脖子朝下撸，灰鹰“哇”的一声惨叫，像吐出五脏六腑似的，小鱼从灰鹰嘴里吐了出来，连同喉管里的黏液也一股脑儿流出来。我吓得吐舌头，可白鹰却幸灾乐祸地看着灰鹰。

    半年过去，鹰熬成了。熬鹰千日，用鹰一时。一天，三爷神神气气地划着一条旧船出征了。到了老河口，白鹰孤傲地跳到最高的木撑上，灰鹰有些懊恼，也跟着跳上去，却被白鹰挤了下来。白鹰还用嘴巴啄灰鹰的脑袋，灰鹰反抗，竟然被三爷打了一下。可是到了真正逮鱼的时刻，白鹰蔫儿了，灰鹰却行了，不断地逮上鱼来。后来，我见到三爷的时候，三爷嘴里开始夸奖灰鹰。一次，我看见灰鹰眼睛毒绿的，它按照三爷呼的哨，勇敢地扎进水里，很快就叼上鱼来，喜得三爷扭歪了脸相。可白鹰却很难逮上鱼来，只是围绕三爷扑脸地抓挠，三爷很生气地挥手将白鹰扫到一边去。灰鹰也开始嘲弄起白鹰，三爷慢慢地对白鹰淡了，甚至是嫌弃。连白鹰自己的饭食也靠灰鹰养活，灰鹰在三爷面前占据了原来白鹰的位置。我想，人的得意和失宠不也是如此吗？

    不久，我听说白鹰实在受不住了，在三爷脸色十分难看的时候，独自飞离了泥铺子。白鹰要自己生存。三爷惊讶了，曾发动我们几个孩子帮助他寻找白鹰。从黄昏到黑夜，我们和三爷寻找着白鹰，三爷招魂的口哨声起起伏伏，可是依然没有找到白鹰。这时，三爷的胸膛里像是塞了一块儿东西堵得慌。他对我们说：“白鹰，这个冤家，它不会打野食儿啊！”一天黄昏，还是灰鹰帮助三爷找到了白鹰的尸体，白鹰饿死在一片苇帐子里，身上的羽毛几乎秃光了，肚里的东西被蚂蚁们盗空了。三爷捧起白鹰的骨架，默默地很伤感，抖抖地落下老泪。

    此时，灰鹰正雄壮地飞在我们的头顶。

    小时候的这个故事，给了我深深的思索。大自然呈现给我们的自由、和谐和爱的表象，掩饰了种种残酷的竞争。其实人和鹰一样，生存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就像足球场上的足球，被激烈地踢来踢去，占有的质量决定着生存的质量。用来酿酒和酿醋的是同一种原料，可酒和醋是两种不同味道的东西。

    生存是匕首，也是花朵，它不是匕首便是花朵，或者先是匕首然后变成了花朵。这种转换的途径是劳动和创造。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我创造，所以我生存！”事实上，我们为生存而劳动的时候，智慧和坚韧是透明和闪光的。生活像流水一样缓慢悠长，它容易使人宽松和放纵。我们应在残忍里修补自己的生命，就好比三爷对灰鹰的残忍促成了它的辉煌。生存不是寓言，生存不是梦幻，生存为幸福而生，正如雄鹰为飞翔而生一样。

    给生命来点幽默

    我一直觉得，做人要有魅力。人的魅力与美丽不一样，人的魅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幽默。美丽是魅力，与人的外形相关；幽默当然也是魅力，与人的内在气质相连。幽默的能力是靠人的动作或语言表达完成的。

    我所了解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是幽默的。那时的幽默跟今天不同。幽默的气质，不是天生的，不是外在的，它需要特殊环境的心理培育。

    幽默是快乐的，快乐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选择，它与财富、门庭和环境无关。我的童年是在20世纪60年代度过的，那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可它毫不妨碍我们的幽默。

    记得一次有机会到城里，看到了一场特殊评剧《列宁在1918》。这是当时有名的苏联电影，当时有人把它改编成了评剧。演列宁的演员是评剧团的演员，他道白：“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革命形势大发展，帝国主义他急了眼。”开场白一说台下人就笑了。列宁开始用评剧的唱腔唱道：“列宁我打坐在克里姆林宫，尊一声斯维尔德洛夫你喜听分明，前几天我派瓦西里去把粮食弄，为什么到这阵儿还不见回城？”斯维尔德洛夫劝列宁说：“列宁同志，您老别心窄了！”然后唱道：“尊一声列宁同志且莫着急，为此事我请示了捷尔仁斯基，他言道，彼得堡的交通不大便利，找到了粮食难找车皮。瓦西里的工作一向很努力，您就放心吧，您就放心吧，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人们没有大笑，被情节吸引了，但内在的幽默还是让人感觉到温暖。后来，我们乡下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又看了一遍，别有一番意味。

    唐山大地震让唐山人经历了生与死的洗礼。大难不死的人一下子活明白了，大悲大痛之后要微笑地面对生活。我身边就有很多幽默的唐山人。一个朋友给我们讲了他爸爸的一个故事。他爸爸是镇上的摄影师。有一天，一个七口之家来到镇上他爸爸新开的照相馆里拍全家福，那时照一张相是相当奢侈的事情。摄影师尽量想办法让全家人微笑，可当时全家人都紧张得很，摄影师用眼睛瞄着那个八岁大的男孩儿说：“你能不能再靠你妈妈那边近一点儿？”八岁的小男孩儿急红了眼睛，伸着脖子嚷道：“她不是我妈妈，是我奶奶！”男孩儿的话一出口，全家人都笑了，摄影师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其乐融融的时刻留在了相片上。其实，摄影师知道坐在男孩儿身边的是他的奶奶，他故意来点儿小幽默是为了把照片拍好。朋友讲完这个故事，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我挺羡慕这个能讲幽默笑话的朋友。几天见不到他，就觉得缺少点儿什么。他是个有魅力的人。人的生命是自然所赐，但人幽默的魅力却是靠后天学习积累的。对人的幽默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我们从心里敬佩一个人，就很爱听他说话，无论他怎样讲话，都能吸引我们，并能激起我们的欢笑。如果一个人，你见了他第一面，就不再想见第二面了，我说，这个人起码不幽默，更谈不上别的魅力了。这个摄影师的儿子，他对我来讲，就是幽默的人。我也跟他学了点儿幽默，尽管学不到位，还是学了一些。

    那个朋友又讲了一个幽默故事。他说，一个父亲教自己的儿子认字，教到“天”这个字的时候，为了加深孩子对这个字的印象，父亲指着孩子的头顶问：“你的头顶上是什么？”孩子抬头一看，想了想说：“是头发。”父亲又问：“那头发的上面呢？”孩子说：“头发上面是屋顶。”父亲继续问：“屋顶上面呢？”孩子稍微愣了愣：“瓦片！”父亲急了，狠狠地一拍桌子，骂道：“你个笨蛋，你好好看看，上面到底是什么？”孩子吓得呆住了。父亲吼着：“那不是有一只鸟在飞吗？”孩子看见鸟，有三只鸟，辩解说：“爸爸，你也错了，那不是三只鸟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周围的朋友都大笑起来。

    接着，我回敬了一个故事，名字叫“三句话不离本行”。我说，从前有和尚、木匠和厨师一起走路，他们在路上有一个协定：路上谁也不准说本行的话，谁要是犯了规，谁就要请客。走了一会儿，三个人都有点儿累了，便坐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休息，木匠盯着大树自言自语地说：“这棵树长得真粗壮，可以用来做一个板柜。”厨师马上反应过来，指责他犯规了，让他请客，木匠想了想，只好认输。过了一会儿，木匠总是不甘心，逗着厨师说话，木匠说：“我请客行。你爱吃什么？”厨师说：“我爱吃溜三样儿。”木匠说：“这个菜，我老婆怕是做不好。”厨师兴奋地说：“这是我的拿手好菜，我可以帮你做呀！”木匠得意地笑了。和尚指责着厨师说：“你上当了，你也犯规了，这个客由你请。”厨师无奈地笑了。和尚笑得前仰后合，大笑说：“你们两个都输了，只有我赢了，阿弥陀佛！”说完就傻了眼，他知道自己也犯规了。听着的朋友们都笑了。

    长大以后，我常听人夸奖我，说我有幽默感，特别是今天再看评剧《列宁在1918》的时候。从人们会心的笑中，还能回味一下当年生活的情景。我们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人人都有自己的幽默，用幽默来克服沮丧，用幽默化解矛盾，用幽默清除烦恼，用幽默保持一种愉快和谐的精神状态。与幽默的人相处是快乐的，也是轻松的。如今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工作都很繁忙，来点儿幽默，能使人健康、潇洒，还能延年益寿呢！

    唐山大地震过去三十年了，唐山人活得非常乐观。这与幽默分不开。多一点儿幽默，就会少一分劳累，少一分悲伤，少一分寂寞。今天的人，如果缺乏幽默感，就像一朵没有香味的花，就像一个没有图像的电视。

    幽默不可抗拒，因为它来自我们的内心。就让我们凭借一颗快乐的心，寻找一把生活的钥匙，对准锁孔，对准年月日，对准我们各自的心胸，打开希望之门，给生命以欢笑，给生命以强劲的内驱力。

    大地的墒情

    农民往往从土地的墒情看收成。收过秋的原野是沉静和孤独的，而它在农民深情的目光里却是沸腾的。走进田野里，双脚敲击泥土的声音沉重、美好而复杂。如果今年收成是好的，农民还盼明年再好；如果收成不尽人意，农民就叹一声，看来年吧。农民怎么看来年？抓起刚翻犁过的泥土，看看墒情。四季曾在这片土地上旋转着万花筒，炫目的虚光刺痛了农民的眼睛。在这样的目光里，注定有许多美好的想象。记住泥土成熟的承诺。来年的秋天，黄金般的日子会非常的丰富。

    大地的墒情是有丰富履历的，掀动这些履历，我就想到创作的墒情。土地是肥沃的，气候是宜人的，收成如何？大概我们会有同样的心境。墒情里有炽热的期冀，墒情里有艰辛的履痕，墒情里有野草般的记忆。冻土下奔涌着不冻的热泉。我们的力量之源，大地的墒情。如果我辜负了这样好的墒情，说明理想对于我太狭小了。暂时的墒情是现实，永生的墒情是理想，它会给跋涉者的野心以耀眼的启迪。

    当黎明用泥土的语言不断书写着秋天，我们该以怎样的热情点燃秋野上的火燎秆儿，烘烤板结的冬天？秋天尚未来临，只有烘烤冬天去迎接春天。

    谈到墒情，我们噙着眼泪重复的，是肥沃、和谐的土壤，尽管这土壤里既长粗粮也打细粮。粗粮调节人的胃口，细粮滋养人的生命。这里牵动着无数热爱生活的视线，告别严酷的季节，即使在山地或是误了播种期的土地上，我们也想看到等待收割的好庄稼，想看到斑斓的脊背驮着小麦、大豆和高粱。

    多情的土地，多情的太阳。

    在墒情和收成之间，对收成的判断之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它不仅仅依赖理想、信念和汗水，而且牵扯到气候。盼望风调雨顺吧！雨后的天空像湖水一样湛蓝，只有天空与大地协奏，才会有美好的乐章。

    我的梦一样变幻莫测的原野，深藏着无数的眼睛。没有弯曲的山梁上，悬挂着无数只倾听生活颤音的耳朵。诱人的墒情集中表现在眼睛上，首先彼此相互注视，然后凝视共同的方向。墒情也集中萦绕在耳畔，敲响秋天的钟声：收秋喽——

    怎么回报墒情？看到了，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民的微笑。他们的微笑使我自信，他们的微笑就是墒情。

    土地的墒情，便是文学的墒情。

    祖先的眼睛

    小时候，每到清明节，母亲都带着我到祖坟上祭奠。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清明时节，春暖花开。母亲很早就把我叫起来说：“今天是清明节，去给咱的老祖宗行祭礼。”然后，我们就带着草纸、煮熟的猪头肉和苹果什么的，来到了祖坟前。母亲和父亲摁着我的头：“跪下，给祖宗磕头。”边跪拜边说些请祖宗保佑的话。

    祖坟右侧刚刚挖了一条小河，母亲看着小河，显得很欣慰，她说：“过去咱祖坟就缺水，这回可有了风水了。”我看着小河疑惑地问：“祖坟的风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母亲严肃地说：“关系可大了，祖宗的眼睛看着咱呢！”就是从那时起，我时常感觉到，祖宗的眼睛正默默地注视着我，我该如何面对祖宗的注视呢？

    祭奠回来，我还想着母亲的话。母亲为什么在清明节说这样的话呢？我问老师，老师给我讲述了清明节的一些知识。

    “清明”两字，宋陈元靓在《岁月广记》中引《三统历》曰：“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它象征着万木凋零的严冬已经过去，生机勃勃的春天已经到来。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好诗，小朋友们可能知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在我国民间有着双层意思，它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清明扫墓，追祭先人，由来已久。

    《梦粱录》记载：古代在清明这一天，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也就是说，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都有祭祖、上坟扫墓的风俗。原因是寒去春来，万物萌生，人们想到了先人的坟茔，有否狐兔穿穴打洞，会否因雨季来临而塌陷，所以要亲临查看。一方面清理坟上的杂草，给坟添上几锨土；另一方面摆上一些祭品，烧几张纸钱，以表对祖宗的怀念。

    当时，我记得语文老师还给我找到了一首清明祭奠的唐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使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看来，清明祭祖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明白了这些礼节，我对祖先多了几分敬仰。多少张面孔，一代代地追寻，相连的血脉在澎湃。先人虽已作古，后人依然在他们慈爱的视线里生存繁衍。

    祖先融入大地，也一同留住了我们的根。我们也是未来的祖先。祭奠祖先，不是做给后人看的，而是渐渐化作一种精神寄托和生命投资。每个祖先都是一部历史，一本厚书，有的甚至我们一直没有阅读过。母亲说：“给祖宗烧纸，是送给祖宗的零花钱，也同时为自己的命运存下了买路钱。”血缘决定了我们的出身、性格和未来的命运。

    清明节也有叫寒食节的。有一年是大祭，母亲不让我吃饭，我不知道祭奠祖先为什么不让吃饭？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虔诚。后来有一件事，让我对祖先充满感动和感激。唐山大地震那年，我刚刚十四岁，当时老家的姑姑和表姐都住在我们家里。地震后姑夫从乡下跑到镇上，惦念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到了镇上，我们已经得救了。姑夫把姑姑带回老家，而当时我的父亲还没有下落，生死未卜。姑姑则到祖宗的坟头上烧纸祈祷。姑姑说祖宗显灵了，我的父亲还活着。我和母亲听了非常高兴。到了后半夜，父亲真的顶着细雨回来了。母亲和姑姑都觉得是祖宗在保佑着他的后人。后来我一直追问姑姑：“你给祖宗上坟的时候，感受到了什么信息？”姑姑说，感觉在心里，是说不出来的。也许是迷信，但我们对祖先的崇敬与迷信无关，它是我们的精神起源。

    别忘记祖先，是他们创造了历史。

    祖宗的眼睛看着我们。眼神里传达着某种意志，使我们永远逃不脱他们的视野。时间的年轮滚滚转动，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和命运。我想，如果有神灵的话，祖先的神灵最可靠。

    但实际上，世间是没有神灵的。人类这样高智商的动物，是不会长久地相信逝去的前辈有能力左右现世的后人。问题可能出现在经验上，也许是那些传说、幻觉、想象与当事人心态等复杂的东西传递给后人的表象。

    我们都拥有自己的祖先，我们都拥有共同的祖先。祖先的眼睛俯瞰着后人，其中积累着沧桑坎坷，奉送苍天祝愿，筑起顽强的生命之巢，让血脉永远相连。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是炎黄子孙，我们同属于一个东方老祖。祖国的眼睛追踪着我们的命运之舟，生活在他充满慈爱和祝福的视线里，即使有苦难，对我们也是鼓励和鞭策。于是，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

    说说朋友

    也许只有寂寞的时候，才特别渴望友谊。

    我小时候对友谊的理解是温馨的，长大后就慢慢改变了想法。友谊总是跟朋友连在一起，我童年的朋友总是牵挂着我。就说我的朋友小海吧，他是我初中期间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学习和玩耍，一起跳进河里游泳，一起长大。这些年没见到他，多少有些思念，思念化成风，吹过山岗，吹过平原，飘落在我的面前。一天，在同学聚会上，我终于与他见面了。我们说起了孩提时代的好多事情，是那么有趣，值得回味，值得分享。不要让时间冲淡友谊的情，不要让距离拉开思念的手，友谊会地久天长。

    刚开始，小海并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当初我们还因为课下的摩擦，险些动了手脚。我们好起来，是因为一件事，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心。一天傍晚，我和小海放学回家，看见街上有耍猴的。我走过去津津有味地看着，小海也站在我的旁边，边看边议论，边欢笑。这时候，天猛然下起了大雨，我和众人四处奔跑躲雨，不料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摔在泥水里，我正蒙头抱着书包，发现有个人跑过来，他先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然后一把将我搀扶起来，拉着我的胳膊跑到房檐下躲雨。

    这时我才抬起头，小海满脸都是雨水，看着我笑着，我也看着他，连连说着感激的话。我们在房檐下待了好长时间，说起了作业，说起了某个老师，说起了将来的理想。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看来，沟通是交友的第一步。它能打开我们各自的心扉，让情义洒向我们的心底，这样多好啊！

    友谊的光环为什么诱人？为什么让我们难以忘怀？特别是同性之间的友谊，就更加珍贵，我和小海就是这样。我记得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组织班上合影，小海就站在我的旁边。他笑得是那么天真，连小小的酒窝儿都能看出来。后来小海当了煤矿工人，他站在高高的煤矸石堆上，裸露着带着微笑的黑脸庞，向我挥动着衣裳，哼着朴素的歌谣，铺筑了一条通向友谊的道路。

    友谊是无法用金钱买来的。友谊是无价的。

    当歌星臧天朔的一首《朋友》，把人间亲情和友谊唱尽的时候，谁不为之感动呢？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里有这样一句话：“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敌人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刚，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一个节目，叫《说说自己的朋友》，我很喜欢这个栏目。人生在世，不能没朋友，不能没友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少年儿童联谊活动。在那里，我无意中读到一本书中的一段话：“朋友之间，最珍贵的赠品，是真实的友谊。地球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但他没有朋友，孤立的人绝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动异常。真正的朋友，意味着什么呢？比如，我的船行驶在漆黑的海上，真正的朋友就是星辰，真正的朋友就是灯塔。在浓云翻滚时，真正的朋友是闪电；当谗言之箭射来，真正的朋友就是坚甲厚盾；当你生命危殆时，真正的朋友是回春的妙手。生命中有了朋友，就如同四季有了春天，使我们感觉身处在美好的天堂。

    有个人时时惦念你，有个人刻刻关怀你，那个人就是朋友。

    为什么说朋友是一条路？古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句话是流传多年的真理。当我听到孩子们拍着手学唱儿歌的时候，让我感动并默默地淌下了眼泪。歌词好像是这样的：“找找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为什么特别强调好朋友呢？朋友，是一般的情义，好朋友才能说是深深的友谊。

    小朋友，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人生中能称得上是好朋友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也是等你长大后才会明白，友谊的滋味像酒，年代越久越醇厚。人生每个阶段，应该有每个阶段的好朋友。但是，到最后留下来的，可以说是朋友的精髓了。

    我们在童年或少年时期，也要有个好朋友。这是人生最值得做的事情之一。但是，我们不能乱交朋友，更不能交坏朋友。古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交的朋友一定要心地善良、勇于进取、正直勤劳，并且与自己的脾气秉性相投。这也叫知己。人生能有几个知己呢？知己就是懂你、爱你、知你心的人。这个知己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寻找，用汗水去播种。寻找的过程是艰辛的，寻找的过程也是美丽的，可我们一旦找到温暖的友情，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看头儿，也更有活头儿了。如果没有温暖的友情，就像脚下没了路，我们也不会如此深爱这个世界。

    冰心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可见，亲情和友情是人生不可缺少的。

    春夏秋冬，总是在不断交替，不管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朋友永远伴随着，即使他人没来，可他在我们心中永远难忘。岁月匆匆，冲淡了多少温馨的记忆？我们总是拂不去朋友的关爱，忘不掉深厚的友谊。我们不停地在心中准备着送给朋友的礼物。

    懂得感激

    年轻的朋友，就像一棵棵茁壮成长的小树。小树苗儿原本是瘦弱的、弯曲的，小树一年年长高，一圈圈的年轮记录着阳光、雨露的滋润，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们人也一样，在我们成长过程中，要有父母、老师和朋友的精心料理，有他们默默的呵护和怜惜。我们成长的每一时刻，都有爱我们的人在为我们付出和给予。

    回忆过去，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每一个扶持、关爱过我的人，今天也许在我的记忆中不再完整了，可情感是完整的。他们不图我的报答，但我始终牢记着一句古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激啊，关爱的光只是照耀一瞬，感激的火却要燃烧一生。感激的心就像一颗颗小星星。我愿变成小星星，夜晚，在恩人熟睡的时候，我的心就挂在他们的窗前，让他们醒后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的心，我永远陪伴着他们，永远牵挂着他们。

    我常常坐在电脑旁，静静地回忆过去。想象着走在满是泥泞的村路上，老师把他的雨伞撑在我的头顶；我割柴草的手指被镰刀划破了，淌着血，是童年的小伙伴儿将自己的衣裳撕裂，给我包裹伤口；我学习成绩下降的时候，老师把我留下来，进行语重心长的谈话，而误了老师家里种地的墒情；我偷吃了别人家的红枣，母亲用巴掌掺杂着情感，矫正着我的行为；当我赛跑时，在临近终点时突然摔倒在地的时候，同学和老师伸出救援的手。走在干渴的沙漠上，有一个老大娘用葫芦瓢给我端来清冽的水，我咕咚咕咚喝下去，继续勇敢地走路。朋友们，你们同我一起微笑或流泪。我脑海里这样的画面，充斥得满满的。不愿告别，却在告别，告别了人，留下了心，心中永远是感激啊！

    青春的欢乐，青春的美妙，都慢慢化在日月里，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淌。幼稚时的仰慕，衰老时的嫉妒，这对青春的风度是一种检验。还记得我在上高中时，一天，无心听老师讲课，倚在书桌前走神儿，我幻想着自己的小秘密，有时还用纸叠着小飞机，等着下课去玩耍。老师走过来，朝我微微一笑，我的脸立刻就红了。当时，我恨老师的笑，看着老师的满头白发，我在心里诅咒着：你老了，你的笑不迷人！今天我回想着他的笑，心中先是感动，然后是感激。后来听到这个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去了，给老师买了花圈。我朝着他的遗像，深深地鞠躬，我的眼睛湿润了。老师的遗像很严肃，很端庄，没有一点儿笑意，当年老师的微笑呢？我们中国人与外国人不一样，去世的遗像并不是他一生中最美的。听诗人张学梦从意大利访问回来讲，他在那里的墓地上，看见一个少女的遗像，少女微笑着，笑得十分灿烂，就像一首抒情诗。往下看，死者的年龄已经是六十几岁了，这是她青春时的照片。张先生说，看着这张照片，我们想到的是美丽，人死了还给后人留下美丽，我们能不对她感激吗？

    人只有懂得感激，才能去爱和创造。我们感激别人的爱，才会去真诚地爱别人。爱沉在生命的静处，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净化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现在就静下心来，想想，在我们成长的路上，都有谁对我们付出过真挚的爱呢？我们把他们的名字列出一串名单，这些名字是温馨的、是灿烂的。他们是我们生命中的福音，那些春花和秋雨，都是为爱我们而来的，都是我们的财富。

    当下流行一首歌曲《心会跟爱一起走》，歌词里有这样的词句：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当然，如果从爱情角度来理解，也是神圣的。我们今天就从感激升华的爱来分析，这种心与爱的融合，是不是最为宝贵的呢？

    朋友，学会感激别人，感激帮助过我们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他们正在温柔怜爱地环绕着我们，祝福着我们。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最好回回头，哪怕给他们一个会心的微笑。

    螃蟹的故事

    1999年的秋后，我在县城里听到这样一场纠纷，纠纷的起因与螃蟹相关。八月十五的前一天，老伴儿陪着退休几年的老县长许广田到护城河散步。护城河绕这棋盘似的古城一圈儿，平平淡淡地流着，没有一点儿波澜。老许看见水流有些浑浊，感觉空气也不怎么新鲜了。走到护城河的那一头儿，老许就累了。老许从县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有五年了，他很少出门走动，今天是老伴儿硬把他拽出来的。老伴儿拉着他的胳膊下了河堤，拐进农贸市场，想买点儿过节的东西。老许站在卖河螃蟹的摊位旁，看着鲜活涌动的河蟹，口水在嘴里转动，嘴巴歪着摆弄河螃蟹。老伴儿看见老许一脸的可怜相，就走过来，在河蟹筐前看了看：“这河蟹是怎么卖的？”掌柜的说：“上等蟹，六十五块一斤。”老伴儿咂了一下嘴，看着老许的脸：“过节了，买上半斤，给你尝尝鲜儿。”老许忍了忍说：“算了吧，贼贵的。”他将手里的一只紫色方盖的螃蟹放进筐里。老伴儿说话间摸摸腰包，瘪瘪的，实在没有底气，说买点儿雪虾拌豆腐不是挺好吗？她拉着老许扭头走进人群，看见五里屯乡的何乡长领着几个人走过来。

    老许和老伴儿同时认出了何乡长。老伴儿知道这位何大个子是老许一手提拔起来的。老许刚刚退下，他逢年过节的还来看看，年头儿一长，他就不来了。老伴儿想上前打招呼，一把被老许拦住。老许看出何乡长是来买河螃蟹的。他看见何乡长将满满一筐的河螃蟹都买下了，让司机抬着走向汽车。老板咂着嘴巴说：“妈呀，这是给哪儿送礼啊？买这么多？”老许皱着眉头，嗓子眼儿里堵着什么东西。他和老伴儿继续在人群里挤了一段，慢慢就把何乡长的河螃蟹忘记了。

    老伴儿给老许买了一些雪虾，买了一点儿黄瓜、辣椒，买了一点儿羊肉，就缓缓地往家里赶。走进胡同儿，老许和老伴儿就与何乡长再次遭遇了。何乡长从现任县长张满堂家出来，登上了一辆双排座汽车。他也许看见了老许的影子，上车时很慌。他故意装作没看见老许，让司机把车开走了。汽车打了一个战，刮着了院墙，发出一串刺耳的响声。张满堂县长的媳妇儿李凤英惊着跑出来，看个究竟。汽车没停，一溜烟儿地跑了。李凤英看见老许和老伴儿走过来，笑笑说：“你们出去啦？”老许点点头说：“啊，转转。”老许的老伴儿没有搭理她，她压根儿就瞧不起她。她是不愿意跟张县长做邻居的，这里的原因，除了不喜欢李凤英这个泼妇，就是怕老许看见人家门庭若市自己心里失落。她动员老许搬到儿子那里住，老许不搬，他不愿意住楼房。这平房小院，种点儿花草，练练气功，很适合老年人生活。老伴儿看见李凤英扭动着细腰，走回院里。老许往那个院里瞟了一眼，一片的筐子，满满当当。老许没赶上好年头儿，他当权的时候，连个礼拜都不歇，这阵儿的干部多轻松，而且油水大多了。

    回到家里，老许沏上了一壶浓茶，慢慢品，故意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一些。吃着粗茶淡饭，弄个好身板儿，还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的呢？看着好多退下来的干部，身体没几天就垮了下来。老许一直把自己的好身板儿当作骄傲的资本。老伴儿走进来，一边擦桌子一边气愤地骂着：“你听，张家门前又来汽车啦！”老许摆摆手说：“你做你的饭去，汽车稀奇啥？没见过？”老伴儿撇撇嘴：“人啊，真是势利鬼啊，何大个子不是个东西，见了你连车都不下，当初你白提拔了他！”老许淡淡一笑：“提拔他是我的工作，你还要让人家记你一辈子？”老伴儿说：“这狗东西给张家买了一整筐的河螃蟹。张家也不怕噎着！”老许瞪了老伴儿一眼，瞪得她扭身做饭去了。夜里睡觉，老许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好多的河螃蟹爬到自己的头上来。早上一睁眼，还偎在被窝里，老许就把这个梦讲给老伴儿听。老伴儿不懂老许的心思，甚至怀疑有没有这个梦？老许一定是想吃河螃蟹了，后悔昨天没能给老头子买上一点儿。老许看见老伴儿流眼泪了，知道她误解了他的意思。老许说：“本来是个梦嘛，真的不是我馋螃蟹啦！”老伴儿说：“梦打心头想。你是想吃河螃蟹啦！”老许慌张地摆着手说：“不是，我可不是那个意思！”老许边说边起床穿衣。

    老许提着牙具走到院子里，天还不是很亮。老许一迈脚，就觉得脚下有很厚的东西，软软的，踩下去，吱吱作响。他弯腰看见有两只河螃蟹被他踩成肉酱了。一只毛青蟹爬上他的裤角，他赶紧弯腰把这只螃蟹摘下来，螃蟹够赖皮的，张螯咬住他的小手指，咬得老许扔了牙具，使劲儿将它甩在地上。小螃蟹在地上打滚儿，吐着沫子转圆圈儿，像个顽皮的孩子朝着他傻笑呢。一扭头，还有好多的河螃蟹，一疙瘩一片，爬了满院子和墙头。老许着实吓了一跳，额头冒汗了，哑着嗓子喊：“慧芹，你出来一下。”

    老伴儿颠着碎步跑出来，看见满院的河螃蟹，双腿直软。她蹲在地上愣了一会儿，伸手去抓螃蟹，伸出去，老许轻轻喊了声：“咬手啊！”吓得她又把手缩了回来。老伴儿不知是喜是忧，叹声：“老头子，这是哪儿来的？”老许皱着脸，抬手指了指东院。老伴儿就明白了，脸上松活了，嘴角渐渐浮了笑意。老许愣着，又扭头望了望东院，没有听见张县长和他老婆李凤英的一点儿动静。老伴儿回身从屋里端出脸盆，黑了老许一眼：“还愣着干啥？快抓螃蟹啊！”老许说：“螃蟹是从张家院里爬过来的，还是请他们来抓吧！”老伴儿撇着嘴说：“不，是螃蟹自个儿过来的，这就怨不得咱啦！”她戴上了两只线手套，急着抓螃蟹，再也没看老许一眼。老许又愣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才弯腰跟着老伴儿抓螃蟹。

    老许和老伴儿把满院的螃蟹抓光，才到早晨六点钟。老伴儿把两盆子螃蟹放进一口腌咸菜的缸里，缸口用旧蚊帐布盖上，怕的是螃蟹再次跑掉。老许站在缸边刷牙，一边看着一边说：“你真想留下啊？”老伴儿说：“吃，我给你煮了下酒！不吃白不吃！”老许甩着牙刷上的牙膏沫子，瞪了老伴儿一眼：“别，给人家送过去！”老伴儿说：“送？门儿也没有！”老许倔倔地说：“我就是馋疯了，也不会吃这种螃蟹的！”老伴儿嘻嘻地笑着：“你还别把话说绝了，看你吃不吃！”说着就回屋里煮螃蟹去了。老许嘟囔着说：“你不送，我送！”他回身时，听见张县长院里有了开门的动静，赶紧收住脚，听见李凤英一声惊叫：“妈呀，螃蟹跑啦！”然后她就慌张地喊出张满堂。张县长的声音极为严厉：“别嚷嚷了，好不好？”李凤英没有好气地骂：“这个何乡长，真不是个东西，他把两个筐子往院里一放，啥也没说就走了。我查了一个筐子，见是苹果。还以为那个筐子也是水果呢！哪知道是活蟹啊！”张县长依旧压着声音说：“别嚷了，你听见没有？快把院里的螃蟹收起来！”老许听见东院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老许想张嘴喊一句，他刚要张嘴，就看见李凤英的脑袋探过墙头，贼贼地往院里寻着。老许赶紧缩回脑袋，就听见李凤英小声骂着：“肯定爬到西院啦！有多一半儿呢！”张县长拉她的身子，还是让她小声点儿。李凤英火气很旺，泼劲儿又上来了，骂了一句：“也不吭一声，跟了这样的邻居，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啦！”老许觉得脸上火烧火燎的，赶紧收回脚步。

    老伴儿隔着窗子呸了一声，把老许拉回来，幸灾乐祸地说：“你听那个泼妇骂得有多难听？还给她送去？真是的！”老许坐在堂屋的椅子上，胸口堵得慌，恨恨地说：“就凭这娘儿们的话，也不给她送啦！煮！吃！”说着，就找出一个小酒壶，烫了二两散白酒，坐在餐桌旁哼起了京剧小调儿。哼着，老伴儿就将冒着热气的河螃蟹端上来了。看着螃蟹，老许就把刚才的不快忘掉了。不管怎么来的螃蟹，都是螃蟹，味道都是一样的鲜美。老许掰开满籽蟹盖，用筷子将红籽剜到嘴里，嘴巴有滋有味儿地咂一下。老伴儿在一旁静静地瞧着。老许递给老伴儿一只螃蟹，老伴儿摇头说：“留着你就酒吧！我看啊，这点儿螃蟹够你吃上一阵子的。”老许吃着，不吭声。老伴儿又说：“送礼，就送一筐的螃蟹，准不是那个何乡长自己掏钱，何乡长的马屁算是拍歪了！”她贱口轻舌地取笑人家。

    老许只顾吃喝，狠狠擗了一个螃蟹爪，骂：“真他娘的腐败！”然后就喝上一盅酒。

    老伴儿听着解气，给老许倒上一杯酒。

    老许再擗一个螃蟹爪，骂：“真他娘的腐败！”

    老许再喝一盅酒，叹道：“真他娘的腐败啊！”

    老伴儿连连给老许满上酒。

    老许喝着骂着，脸上有红亮儿显露出来，随后，就借着酒劲儿说他当权时的清廉，说得鼻翅一扇一扇的，不断喝酒。老伴儿抢过酒杯，说：“别喝了，别喝了，这点儿螃蟹别把你给搭进去。”老许说：“你难道不晓得，我老许有多少年没吃着河螃蟹了吗？”老伴儿说：“不就是三四年吗？不要嫌贵，我们吃得起！”她边说话边收拾地上的杂物。

    小花猫跳上来了，啃着老许吃剩的螃蟹腿儿。

    老许看着小花猫，就不喝了。

    一连几天，老许和老伴儿都很快活，老许在院子里锻炼，听到缸里的窣窣声，身体里就痒得很。一天中午，老许一人从张县长家门前走过，与李凤英打了个照面。李凤英脸色异常，不阴不阳地朝他笑一下说：“老许，吃了吗？”老许照常说：“吃啦！”他没有往别处想，李凤英却接着问：“还新鲜吧？”老许被问愣了，脸上火烧火燎的，支吾说：“我刚吃了午饭，午饭。”李凤英却直接撕开脸说：“老许啊，你就别给我打哑谜啦，我是问你河螃蟹，鲜还是不鲜？”老许后脊处淌下汗来，稳了稳心说：“凤英啊，既然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咱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是有河螃蟹爬进我们的院子。我想给你送过去，可我听你一骂，就不想送啦！”李凤英寒了脸说：“你吃了就吃了，噎不着就好哇！关在笼子里的老猫，总吃不上荤腥，哪行呢？”老许气得抖了：“你！河螃蟹，是它自己爬过来的，我们没有偷，没有抢！”李凤英就破口大骂了，引来了老许的老伴儿。两个女人就吵成了一团。老许的老伴儿故意把声音弄大，从而招了众人观看，李凤英怕对丈夫影响不好，忍气吞声地退回了院里。

    到了晚上，老许继续吃着河螃蟹，喝酒。他听见李凤英跟他的张县长哭鼻子。张县长训斥妻子，还动手打了她一巴掌。老许知道李凤英心里窝着火，释放不出去，就会变着花样地放泼。张县长上班走后，李凤英就站在院子里指桑骂槐，还故意弄出很多声响，骂得老许犯了心脏病。老伴儿给老许请来了医生，吃过药，医生说得静养。老许再也没有吃河螃蟹的心态了，怪异地扭着老脸。老许对老伴儿说：“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咱搬到儿子那里住吧！”老伴儿伤心地看着他：“我早就说，咱搬走，你就是不听！走吧！”老许愣了很久，不说话。老伴儿想了想说：“这房子卖了吧！”老许摆手说：“我可不卖，上哪找这样好的平房院落？”老伴儿叹息一声依了他。

    搬家那天，常用的东西都搬完了，老许忽然想起院落一角的缸里，还有他没吃掉的河螃蟹呢。他打开缸盖，趴在跟前细瞧着，螃蟹鼓鼓涌涌，吐着白沫子。老许轻轻地笑了：“这东西，邪命够长的。”说着就用了力，慢慢把缸倾倒，让螃蟹一点点儿爬出来。螃蟹就慢慢爬着，有的钻进了下水道沟，有的爬上墙头，有的爬到院里的树上。老许开心地看着，笑着，眼角慢慢流出老泪。

    老伴儿和儿子进来，看见老许的样子，不由得一愣。

    第二年春暖，老许还住在儿子的楼上养病，总想着搬回小院去。老伴儿怕李凤英再折腾他，哄骗他说：“等等吧，听说张县长要搬到新盖的别墅里去，他们一搬，我们就搬回去。”老许心里就豁亮了，心情渐渐好起来。熬盼到了秋天，张县长一家还是没有搬走。老许就急了，说他不怕李风英那个娘儿们。老伴儿和儿子百般阻拦，还是不能说服老许。

    就在这个时候，张县长家里出事了，张县长被抓，小院被封得严严实实。其实，在老许刚搬走不久，张县长家被盗了，盗贼就是从老许家院里的墙头翻过去的。盗贼被抓了，交出了张县长的两百万存折和一些金银首饰。老许听到这个消息，愣了很久，站在太阳光里，朝那个贴着封条的大门好一阵张望。

    老许和老伴儿又搬回了小院，没怎么吃药，老许的病就好了。

    阿南的黑眼睛

    凭我们的审美观，眼睛就是黑色的、明亮的。黑眼睛里的完美境界，在生活中不可多得。黑眼睛里的艺术幻影，叠印着年轻的生命，去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当我走进阿南的艺术摄影学校，见到阿南和他的艺术摄影，使我对黑眼睛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阿南是唐山的小伙子，却有一个南方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唐山人物肖像摄影行业中是很响亮的，人们渐渐忘记了他的本名。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生就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他站在我面前，有点儿像一株挺拔的树，坚韧、自信、和善而有生气。他在谈话中不愿谈及自己，只是滔滔地讲述人物摄影的艺术。我在他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张大幅人物照片，是他与著名演员梁天的合影，还有一幅是他与台湾著名人物肖像摄影大师吕胜国先生的合影。

    还有一些少男少女的青春肖像照。阿南的眼睛最辉煌的一瞬，是我们欣赏他作品的时候。从朋友嘴里得知，阿南原是唐钢工人，不甘心工人寂寞的生活，自己办起营业性影楼。他自小酷爱摄影艺术，开影楼之后，他自费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班学习，在那里结识了台湾人物肖像摄影大师吕胜国先生。吕先生格外欣赏阿南的才华，收他为徒。在吕先生亲自指导下，阿南的人物肖像摄影技术跃上新的台阶。北京一家影楼曾想高薪聘请他，他谢绝了，他说他的事业在故乡。阿南从北京回到唐山。前两年，阿南建起“黑眼睛”摄影学校，在唐山老火车站附近租了一层楼房，住宿、教室、摄影室一应俱全。他招收了几批学员，为社会培养了三十多位优秀摄影师。这些学员里，有下岗工人，有农民，有待业青年。滦县有一位进城打工的农民，苦于找不到出路，结识阿南后，走进“黑眼睛”摄影学校，毕业后在故乡滦县县城开了一座影楼，生意红火。这个学员又为乡村培养了一批摄影人才。如今，“黑眼睛”又在招收新的学员。一位学员为阿南留下一首诗：“可以忘却自己，却忘不了‘黑眼睛’，你偶然的光亮，照彻了我久久等待后的迷茫……”

    十字路口抵不住青春的萌动，反而把路途向前方延伸。冰雪封了路，仍有向前方出发的人。如今影楼业不景气，阿南的“黑眼睛”却依旧红火。我们到这里时正赶上唐海和迁西来人，纷纷聘请阿南去指导，做一段临时摄影师。阿南欢欣地答应了。他懂得摄影的黑白艺术，明天的现实世界，是一片等待他去涂色的空白。人生的过程就是在圆梦。阿南终于圆了他“黑眼睛”的梦。青春的梦不需要隐藏，青春的热情冲走压抑，青春是生命中最美丽的花季。

    坚毅深沉的眼睛啊，抛开前程的礁石，不留泪痕。

    当我问起阿南，为什么将自己的摄影学校取名为“黑眼睛”时，阿南眼睛一亮，喃喃地说：“我喜欢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田野上的婚姻

    这里的农民管插足的第三者叫“野秧子”。冀东平原的庄稼地里，有一种最低贱的农作物，那就是糜秧子。糜秧子秆儿很单细，像尺状的草。

    我们的村长刘文才就碰上“野秧子”了。这是1976年的夏天，公社放映队来村里放映新片《侦察兵》，看电影的人很多，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刘文才村长看见一个影迷姑娘，双手扒着栏杆张望。姑娘拉住刘文才的胳膊，求他把她带进去。姑娘叫罗小月，白净脸，大眼睛，长辫子，长得很媚。刘文才就跟她好上了。后来的一些日子，罗小月与刘文才来往密切，眨眼工夫。就成了刘文才的“野秧子”。

    刘文才得知罗小月是村办小学教师，他男人的激情，一下子被罗小月调动起来了。以后，刘文才每次带罗小月到玉米地偷情，都带上一卷儿凉席，身上抹一层避蚊油。那个晚上，天气出奇地燥热。罗小月摇着蒲扇来电影院找刘文才，刘文才正在布置夜里民兵拉练的事儿，他隔着玻璃看见罗小月，一看到她的眼神很亮，就明白夜里有什么事情要干。刘文才走出去，跟村里的民兵连长苏大卫说：“老苏，我今天请个假，我得安排学雷锋的事儿。”

    苏大卫看了看他说：“拉练重要，学雷锋同样重要！你去吧！”刘文才跟苏大卫握了握手，感激地说：“谢谢你啊！哎，你们今天的拉练路线是——”苏大卫随口说：“城西！”刘文才在心里记下了，拉练的民兵什么时候出发的，他就不清楚了。

    十一点左右，天气还是闷热。刘文才悄悄将那卷儿小凉席抱出来。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然后驮着罗小月往城东去了。刘文才选了一块儿高粱地，高粱秆儿细，里面通风条件要好一些。刘文才弯着腰，用脚将垄沟的土踢平。罗小月还采了一抱野草，摊平铺在地上，这才把凉席铺上去。罗小月躺上去，笑着打了一个滚儿，就紧紧抱住他的脖子，将小嘴儿对准他的嘴巴，刺溜一下，把自己嘴里的水果糖送进他的嘴里。刘文才吧唧着糖果，浑身就胀了，野野地将罗小月搬倒，解她的衣服。

    这时，刘文才和罗小月还不知道，苏大卫率领的拉练民兵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在地头儿，苏大卫用手枪指着那片高粱地，大声喊：“同志们，前面就是敌人的碉堡，一排从左，二排向右，三排直插！端掉敌人的炮楼！冲啊——”民兵们唰地散去，猫腰冲进高粱地。

    苏大卫看了看夜光表，蹲在地头儿吸烟。过了一会儿，二排长颠着碎步跑过来报告：“报告连长，我们今天真抓到两个敌人！”

    苏大卫一愣，急急地跟二排长冲进高粱地，看见正穿衣裳的刘文才和罗小月，刘文才低着头，站在凉席上穿裤子。苏大卫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不知怎么开口了。

    苏大卫让民兵们撤出高粱地。刘文才瞪了苏大卫一眼，埋怨道：“老苏哇，老苏！咱哥俩儿无仇无怨，为啥把兄弟往死里整啊！”

    苏大卫跺着脚说：“村长，你说是请假学雷锋，我哪儿知道，你跟这儿找野秧子呢？”

    刘文才说：“你不是说在城西拉练吗？”

    苏大卫叹道：“我们是到城西玉米地了，可他娘的刚刚浇了水，根本进不去呀！我才临时改变方向。”

    刘文才看了看罗小月。罗小月并不怎么害怕，拍了拍衣服上的土，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凉席。刘文才对苏大卫说：“老苏。你说咋办吧？”

    苏大卫说：“兄弟，凭咱哥俩儿的交情，我该放你一马。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只有自作自受，听候组织处理啦。”

    刘文才就跟着苏大卫走了。

    夜里，刘文才被关押在村委会反省，罗小月被放回家里。他们分手的时候，罗小月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了，替他提着心，默默地流了泪。刘文才独自反省，暗暗做了最坏的打算。

    后半夜三点多钟，地震了，刘文才从办公桌上摇到地上，额头摔出一个很大的紫包。他开始还以为是跟苏联打仗呢，傻了一会儿爬起来，钻出散了架的瓦屋，才知道是地震。他先是扒出了三个呼救的人，头皮一炸，就拼命地往家里跑，跑到家里看见自家的平房全塌了，母亲和妻子遇难了，儿子也受了重伤。罗小月这个“野秧子”邪命够大的，她被埋在废墟下，整整三天三夜，愣是活下来了。她是让刘文才给扒出来的，她苏醒过来，看见刘文才完好无损，哭了，第一句话就问：“那个苏大卫人咋样？”刘文才说他被砸死了。罗小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苏大卫一死，刘文才积极投入抢险救灾队伍里，他和罗小月的事糊里糊涂地遮盖过去了。但是，他插“野秧子”的秘密还是被当成笑料在城里传开了。

    刘文才与罗小月结了婚。婚后的日子，是美满幸福的。罗小月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二十三年后，女儿考上河北师大的那年冬天，罗小月患了一场病，她不愿意干活儿。起初，刘文才也没有在意，后来就觉得她不近人情了。刘文才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肺癌，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做化疗。

    刘文才在死之前很想跟罗小月说说话，可罗小月没来看他。刘文才紧紧地闭着眼，张了张嘴巴，想说话，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护士懂刘文才的意思，慢慢将刘文才扶起来，将笔和纸递到他手上，让他把该说的话留下。刘文才斜靠着被窝，伸出枯瘦的手拿起笔，笔尖儿颤抖不止，翻滚在胸膛里的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于是，他就吃力地写下了三个字：给——我——滚！

    何申的好戏

    熟悉“三驾马车”的人，都知道何申、谈歌爱唱戏。唱京剧是这二位老兄的拿手活儿。作为京剧票友的谈歌就不提了，何申兄的嗓子很豁亮，唱起戏来是有板有眼的。一次在北京开会，中国作协翟泰丰书记与谈歌、何申合唱京剧《智斗》选段，何申兄扮演阿庆嫂，他唱的一段女腔，引得了满堂的喝彩。我故乡的一位“仙人”说，装男像男、装女像女的人大福大贵。果然，何申兄事事顺遂，好戏连台。

    何申兄生来一副富贵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话却极和善。他自称是我们“三驾马车”里的胖马。与其说是胖马，不如说是驾辕马。他既是我们的老兄，又是我们的主心骨儿和带头儿人。何申兄既能做官又能作文，在文坛也不多见。他当过承德地区文化局局长、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又任承德日报社社长。他对我说，他这个社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实在在的人、财、物一把手。他白天工作，而写作时间只能挤到晚上了。他在单位宣布一个规矩，有事在单位办，谁也不能晚上找他，敲门也不见。果然晚上没人敢打搅他。他家门口写着“请勿打搅”。后来，我听别人说，单位里求他办事，不给他送烟送酒，因为送了，也会被何申退回来。碰上这位刀枪不入的领导，手下人很为难。后来有些聪明人发现了秘密，何申也是“吃礼”的，他吃另外一种“礼”。有的记者从基层听到一些有趣的好故事，就兴致勃勃地跟何申讲，何申听得入了迷，还拿小本子记上，不久就写进小说里了。这个讲故事人的一些小事让何申开了绿灯，慢慢地，求何申办事的人都给何申送“故事”礼物。

    何申兄是个故事篓子。大家开会碰到一起，他总是讲一些新段子，荤的、素的都有。何申兄讲逗乐的故事不动声色，他不笑，等大家都笑开了，他才微笑起来。何申小说的幽默源于他深厚的生活积累。何申写乡镇干部系列，故事情节连贯逼真，有人以为他当过乡镇干部。何申是在天津海河边长大的城里人，上山下乡的年代，使他一头钻进承德地区的山沟子。天津调老何回城做文艺干部，老何太爱这块儿山乡了，时光已将他变成了地道的山乡汉子。他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大多是他的亲身经历。

    何申说他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由天津到承德山区插队的。他插队的那个村是满族聚居村，在村里生活、劳动，也为后来创作打下了根基。他特别留意观察满族妇女的装束，女人头发梳得很特别，凡是结了婚的妇女，头发都是光溜溜地流向两边，在脑后打一个弯儿，像公鸡尾巴一样翘起来，特别有意思。他住在社员家，吃在社员家。秋收的晚上，队长敲钟分粮，他就胳肢窝下面夹条口袋去场院，分回粮去村口的石碾子上磨成面，下锅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到村里能说会道的山民家串门，听他们说故事。这一干就是五年。

    按常理说，何申是知青作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知青生活小说？何申这样对我说：“我没有把自己当知青，而是一个农民。像梁晓声、叶辛等知青小说名家，写北大荒的风雪、贵州苗寨风情，是那么有气势，那么美丽丰富。这样的环境和感受，我们这里没有，没法与那些地方比。我只能写农民日常平凡的劳动。”这就形成何申特色的文学作品。后来他进了承德市，当地区文化局局长，利用职务之便，他把承德地区两百多个乡镇基本跑了一遍。有一年年底下乡，汽车行至半山腰，翻到沟里。何申福大命大，连伤也没有，爬出来，喊老乡们把车抬上来，司机问他还往山里走不走，何申呵呵一笑：“阎王爷不收咱们，咱就照旧赶路。”就是这次下乡，他的历险记感动了基层干部，为他讲了一些县城年前年后的景象，才使他写出了《年前年后》这样的精品。

    有一次，何申在乡下看到乡干部在审一伙赌博的农民。何申就去看。乡干部问赌徒：“你们为啥总赌？”赌徒无奈地说：“我们的手痒痒。”乡干部就让人拿来盆子，让赌徒们蹲在地上往盆里抓土！赌徒们拼命抓土，手抓破了，委屈地问：“这是啥政策？”乡干部说：“这是土政策！”何申一听就笑了，记在心里，将这个独特有趣的细节写进了电视剧《山乡女法官》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今年，何申兄又应著名喜剧演员赵本山之邀，写了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一乡之长》，这是赵本山主演的《一村之长》的续集。此剧由赵本山主演，现已拍完与观众见面了。赵本山见到何申就喊：“何大人！我得由村长升乡长！”何申就笑。说荤笑话，赵本山都得管何申叫师傅。这一声“何大人”是从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那里学来的。这里面的和珅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在涿州开会，作家李功达逗何申说：“你贪污了朝廷那么多金条，还写什么小说啊？”何申愣了愣，就笑了。可也是，后来何申走到哪儿先声明：“我不是那个和珅。那个和珅太臭了。”我和谈歌看到他天真的样子，也乐了。何申一本正经地说：“咱是凭劳动拿稿费，可不能学那个和珅！”

    何申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三口之家，日子美美满满。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何申兄跟我谈起足球，便说起家庭。何申很少与妻子拌嘴，可一看足球，看到半夜，因为他总爱评论几句，不免就与妻子发生争吵。一看足球就吵，后来何申就忍着不看了。本来挺和睦的家庭，不能让“足球”插足。我听后直笑。

    在“三驾马车”里，谈歌兄是一个散漫的人，爱喝酒，一动感情就容易失控喝多。一般情况下，我能管得住谈歌，在特殊情况下，谈歌不听我的，可只要何申兄说话，谈歌便不喝了。那次在北京开会，谈歌喝多了，醉着，还命令我将桌上的两瓶“二锅头”打开再喝。我到另一屋将何申喊来，何申兄不恼不怒，和颜悦色地劝说一番，谈歌醉着也不拂何申的面子，就答应不喝了。何申一走，他又喊上酒了，何申朝我递眼色，我就明白了，把酒瓶子藏起来。谈歌弯着腰到处找酒，没找着就躺下睡了。我知道，何申兄是怕谈歌喝伤了身体。谈歌醒后对我说：“何申大哥是咱们永远的大哥，他对咱们是呵护。”时间久了，这种爱护就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力量，彼此间相互信任和鼓舞。

    何申是全国人大代表，走到哪里都会问一些社会问题，记在小本里留着开人代会时送提案。记得我们去福建参观访问，何申在买车票困难时掏出了“代表证”，得到了列车长的特殊照顾。躺在卧铺上，何申兄对我说：“这份优越待遇是好，可咱也得替老百姓说点儿话。”后来在人大的各种会议上，何申送上了好多提案，其中有出版法方面的，也有婚姻法方面的，还有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他都认真地送上去，还盯着上面的反应。这不光是一个作家的责任，还有心灵或精神需要。营养心灵，写出反映农民的好作品，是何申的愿望。他在一篇文章的结束语中说：“我们伴随着中国农村走过了这一重要时期，未来肯定是十分美好的。若干年后，当人们回想起这一段日子时，如果有人提到，当年有个姓何的写过不少关于乡镇干部和农民的小说，拿来再看看，我就十分满足了。”

    燕赵壮歌行

    ——谈歌印象记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燕赵之地的河北文坛，杀出一员虎将——谈歌，迅即名噪全国文坛。以地平线划定的视野，谈歌带着满腔的激情，携着真诚的忧患，吟唱着城市票友京戏小调，行色匆匆地朝我们走来，所有心灵的聚光，所有读者的视线，都用文字来沟通了，以天地良知和责任照亮这里的生活。有人说，谈歌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文坛的，其作品也带着沉实的美学品格。

    之所以说沉重，是从他人与作品中感受出来的。弓弦拉得越紧，生命之箭射得越远。有人说，1996年的文坛是“谈歌年”。不管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但是谈歌的中篇小说《大厂》及续篇，和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如集束手榴弹般地炸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与谈歌是河北文学院的同学，1994年春天，在石家庄相识。在这之前已读到他的《山毛榉》《空槐》等小说，但不知他是河北保定人。这时我听陈映实老师说，谈歌是有实力的，十几年来，他为文学做着生活和艺术上的准备。那时我首先感觉谈歌是一位坦诚、正直和恪守信义的人。谈歌说，燕赵大地的根性是骨气和信义。那时起，谈歌话语咄咄逼人，使我觉得一个志气高傲的灵魂是不违背信义和良知的。谈歌之所以敢说，与他为人的刚正是分不开的。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存在的勘探者”。曾做过地质勘探队员的谈歌，不也在中国工业的困境与突围中，揭示了工人的生存状态吗？既然“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复合体”，那么当下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在“大厂”里产生作用，引起变化，初期对“铁饭碗”“大锅饭”的打破，使企业进入市场经济的旋流中，优胜劣汰的、急骤残酷的竞争，致使工矿企业和内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明显分化。谈歌是这一群中人，他所在的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与突围。谈歌不是厂长，但他在党委办公室工作，接触着许多厂长和工人。而且他所在的单位与他描写的工厂一样。谈歌对我说，他们单位发不出工资来了，看着那么多人面临下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他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谈歌小说走红之后，南方的一家报纸曾报道，说谈歌当上了厂长，几千人的中型企业，困难重重，谈歌一边写小说一边抓改革，带领干部职工奋力拼搏，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谈歌笑骂：“这是谁编的呢？”我听后也觉得好笑，笑过之后，又想出另一番的道理来。之所以有人这么去想象，除了新闻效应之外，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感受着一种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理想和愿望。

    谈歌没有当厂长，却像厂长一样累心。

    他对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作，对目前企业的现状、工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他一边写小说，一边为其所在企业写材料，有时还被部里和保定市委宣传部抽借去写大材料，仅材料每年都写上二十多万字。他说他的小说是先写给“圈子”里的人，看过之后，才敢拿出去发表的。他的那个“圈子”不是指文人的圈子，而是他多年的工友、棋友、亲戚和酒友，或是他办公室的同事。在我们河北文学院里，谈歌属于不脱产的合同制作家，边上班边写作。

    《大厂》发表之前，谈歌曾发表了反映工业现状的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一篇是《北京文学》发表的《大忙人》，另一篇是《中国作家》发表的《年底》。均被选载，且产生了一定影响。谈歌曾对我讲，其实这时已经写出了《大厂》，他是先拿这两篇小说投石问路，看看反应，随后才在1995年秋末寄出了《大厂》。谈歌是坦诚的人，也是有计谋的人。他说，工业不比农村题材，写农民犯忌的地方不多，可工业不行，政策框框多，弄不妥会招麻烦的。另一层意思，他从各大报纸上看到，全国大中型企业改革，到1996年初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厂》早拿不行，晚拿也不行，1996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推出《大厂》，可以说正是时候。他后来对我说，他之所以敢抛出《大厂》，是因为《年底》使他心中有了底。《年底》被《小说月报》1995年第八期转发后，他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小说月报》也刊登了很多来信。读者是支持的，尽管小说中“女工献身救厂”实属无奈的招数，大体上还是被读者接受了。小说中鲜活的人物感动了读者，可以说是“亦歌亦哭亦温文”。他在《大厂》里就加大了力度，让人唱、让人哭、让人骂、让人笑。

    谈歌的工业小说，不仅受到文坛强烈关注，而且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甚至是激赏。有一个工厂的工人读者们，围在车间的机器旁分析品评谈歌的小说，工人们曾给谈歌来信，约他去厂里写写他们，并凑钱购买谈歌的小说集。这些读者来信，谈歌总要抽空回信。他说，他的这些小说，就是写给工人兄弟的。这些读者不仅品评他的工业小说，还对他的《天下荒年》《天下忧年》等社会小说感兴趣。读者在信中说，他的《大厂》写得挺真实，但是《天下荒年》更打动人心。有些评论家对谈歌《天下荒年》的历史观提出批评。但是谈歌对我说，他最满意的小说还是《天下荒年》，他接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也是这一篇。谈歌说，透明的生命与复杂的生命，是两种精神。在现实中告别的，都在回忆中相逢。所以他在《天下荒年》的题记中写道：“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群，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这段话是他的心里话，谈歌的忧患意识完全体现出来了。他要以“精神”之旗与社会对话。关于这类问题，1996年1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第五届作代会时，我与谈歌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为此，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通讯》还在“会议花絮一束”中写了这样一段，名为《编辑部多“马车”》。我和何申、谈歌被《小说选刊》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之后，还就这么叫开了。会议安排我与何申在一层，谈歌兄弟身体瘦弱，可他一开会就是活跃分子，而且是夜猫子，只要有烟吸，永远不困。他在我们屋里吸烟聊天，还喊来了天津作家肖克凡，谈到凌晨三点，还在兴头上。何申兄会保养，不吸烟也不熬夜，他生活极有规律，晚上十一点前就睡。谈歌这一闹何申就睡不着了。谈歌故意说：“何兄，您睡您的，我们小声聊。”何申支撑不住了，抱着东西说：“我到你那屋跟赵新兄住一屋，咱俩换吧。”于是，谈歌就很兴奋地跟何申换了。

    当时有位记者问谈歌，“你总那么热衷社会写作，为什么不来一些个人化的写作？”谈歌皱了半天眉头。其实这位记者不知道，谈歌早期也是搞一些新潮探索小说的。谈歌在1991年发表了新潮小说《那一阵我正活得没滋味儿》。当时在王朔小说走红之时，谈歌的小说也进行着讥讽和调侃。谈歌作品的主人公经历了从游离于社会结构之间的单个人到成为社会组织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一员的变化；谈歌作品主人公还经历了从拒绝、排斥一切社会责任到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的变化。

    面对记者的提问，谈歌做了质朴坦诚的回答。谈歌说：“我已过不惑之年，写作的年头儿不算短了啊。我确实追求过一些新式的写法，弄得很累，反而吃力不讨好。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小说要与大众接轨，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都需要小说为自己代言。当我们大声疾呼中国文学要与世界接轨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小说如何先与中国的大众接轨？”

    但是谈歌也不反对个人化写作。1996年11月，在《芳草》杂志社主办的三峡笔会上，刘醒龙主持了一个叫“我们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讨论。谈歌发言说：“文学需要民间的支撑。小说写给谁看是个大问题，我的小说想写给众多的老百姓看。作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咱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不要不在乎读者。只要刊物和‘小说’封底有‘定价’二字，读者永远是赢家。小说有各种写法，作家也各有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理解是各人干各人的。”受谈歌的感染，我在会上也谈了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看法。

    谈歌于1954年出生于保定顺平的矿山。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1年参加了工作。先后当过工人、地质勘探队队长、宣传干部和报社记者。早在1978年，他就开始与文学结缘，在文学的海洋里苦苦追求。

    谈歌是个有脾气的人，也是拥有朋友的人。谈歌兄交友是有选择的，一旦被他认定是朋友，你就经常听到他憨憨的笑声；如果你做错了事，谈歌就会跟你闹一通的。他闹你骂你，没私心，完全出于对朋友的爱护。他想以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观来影响朋友。他愿朋友越来越好。朋友出了事，有了困难，比他自己摊上事儿还着急。谈歌很讲交友原则。

    在北京开会，谈歌的一位朋友醉酒后打电话找谈歌。谈歌怕这位朋友再拉他出去喝酒。我见谈歌已经喝得不少了，来个“梅开二度”就坏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他在地质队时骑马摔下来，摔了个肝损伤。当时他去医院当肝炎治，后来才知道治错了。肝不好的人是不能过量饮酒的。可谈歌是血性暴扬的汉子，有股燕赵侠气。他的口头禅是“喝一杯少一杯，人这辈子不能怠慢了朋友”。明知身体不行，他还要喝。每次外出开会，我与他通电话，他夫人王英就叮嘱我几句，“你当兄弟的，在外看着谈歌，让他少喝酒”。我爽快地答应下来。一般时候，他是听我相劝的。一旦谈歌兄“酒逢知己”就会喝离了眼，我劝啥也白搭了。我听这个电话是他朋友又要拉他喝酒，就朝谈歌使眼色，谈歌示意让我撒谎，我就说他不在。可那朋友误以为我是谈歌了。我说：“谈歌不在，我是谈歌的朋友关仁山。”那朋友不是文学圈内人，一口认定我是谈歌。后半夜，那朋友又来电话，又是我接，那朋友还认定我是谈歌。后来我想，可能是我说话口齿不清的缘故，但我自信比谈歌兄清晰一些。那朋友火了，在电话里狠骂了我一顿。第二天，谈歌醒了酒，我一说，谈歌便火了，去找那朋友，还说让那朋友跟我道歉。我说：“没这个必要，他是喝多了的人。”谁知在中午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接到了谈歌的电话。谈歌说：“在我们开喝之前，先让这个朋友听听你说话，然后再让他跟你承认错误。”这个朋友再听我电话里的声音，叹道，“你俩声音咋这么像？对不起了，兄弟！”我说：“没关系。”放下电话，我就想谈歌这老兄是个太认真的人。

    谈歌是个非常爱家的人。他妻子王英是搞计算机的科技人员，谈起谈歌是满口称赞，说谈歌是个爱家、有责任心的丈夫。对小女儿，谈歌有一份特殊的爱。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对孩子既严格又爱护。谈歌对待他儿子的方式更是特别。按常人眼光，没有哪个父亲是让儿子喝酒的。可谈歌跟我和肖克凡讲，他与他儿子碰杯喝酒。我问他为什么呢？谈歌大声说：“男人就得有个汉子样儿，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儿子走出校园进入社会闯荡，能喝酒也能交往，酒德能看出为人！”我和肖克凡都笑了。父亲对儿子的爱是藏得很深的。即使喝酒，也寄托着谈歌对他儿子的希望。他渴望儿子刚强、正直和有骨气。望子成龙的盼望都装在这杯酒里了。儿子在谈歌眼里就像一株小树，树能经风雨长大，用许多奋斗的泪与汗来浇灌，忍受岁月季节的绿肥红瘦，终不曾向困难低头，等到笑看天下的那一天。

    谈歌的孝心是有名的。就在谈歌加入河北文学院，在文坛拼搏的1995到1996年两年间，他的岳母患骨癌住进了医院。他要与妻子、大舅哥等人轮番到医院照看患了绝症的老人。谈歌时常对我讲：“人要有孝心，孝心是人格呈现的标志。我岳母对我很好，支持我创作。当年我穷，是她老人家省吃俭用攒钱为我买下一台电脑。我肝损伤了，每天喝中药，我一边喝药一边写小说，是岳母大人天天给我熬药。那时退稿很多，赚的稿费很少，没能力孝敬老人家，这回我稿酬多了，可老人家又住进医院。她吃不进喝不进，我要挣稿费为岳母治病。尽管老人家的病是不治之症，我要尽我的能力多照顾她，尽力用好药减轻老人家的疼痛……”

    谈歌的话说得实在，又很真挚。在医院里，与他岳母同房的病人都夸这个好姑爷。他给了岳母与死神搏斗的力量，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儿。陪床的两年中，他面黄肌瘦，无精打采。换班时，他要埋头进行小说创作：两个月瘦去十斤肉。保定文联的朋友对我说：“谈歌是拼命三郎，就这条件，还写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小说。”当谈歌夫人王英说起一些谈歌克服困难写小说的细节时，我不由得深深敬佩谈老兄，真是条汉子。谈歌家境本来就不好，老父亲退休后，也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困境，他弟弟有困难也等他接济。当他听说有个医疗器械能减轻岳母病痛时，花三千七百元咬牙买下了。在他岳母弥留之际，别人都因碰上久病老人孝心减退，而谈歌始终守护着老人。傍晚老人从昏迷中睁眼见到的是谈歌，再睁眼是第二天黎明，看到的还是一脸倦容的谈歌。谈歌在腿上写了一夜的小说。岳母默默地叹一声，老泪纵横。老人家死前回光返照，就只有谈歌一人在身边。老人家忽然精神了，跟谈歌要“酸梅汁”饮料喝。谈歌就知道老人不行了，匆匆下楼，跑出病房打出租车，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酸梅汁”，又找了一个钟头，他终于找到了“酸梅汁”，买了一大包儿回到医院。岳母真的喝了不少“酸梅汁”，安详地闭上双眼走了。谈歌该做的都做足了。

    提起这段日子，原来负责我们河北文学的陈映实老师有一番感慨。当时陈老师来过保定，目睹了谈歌当时家里家外的困境，曾叮嘱谈歌放下手中的长篇小说，写些中短篇，不要因为上了文学院而压力过重。谈歌心里是这么想的，上了文学院就要按文学院的要求干活儿。听陈老师这么一说，他心里踏实一些，改变了作战方针，改写工业题材的中篇小说。现在看来，路线是正确的。文坛新人靠中篇打天下，老作家才靠长篇守天下。现在想来，如果谈歌在《大厂》《天下荒年》之前还默默地啃那个长篇，长篇即使写出来恐怕也在滚滚长篇潮中淹掉了。在文学的一个会议上，陈映实老师讲起谈歌的这两年创作，激动了。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作家，真诚地抬起手臂向谈歌敬了一个礼。这个场面，让谈歌激动不已。我坐在谈歌旁边，透过他的眼镜片，我分明看见他眼窝里的泪光。我感受到一种“精神”，搞创作也需要一种“精神”的。谈歌兄的拼劲儿，也时常鼓舞着我。既然我们选择了文学，就选择了辛苦。写在稿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沉重的……

    我感觉谈歌的小说中每个字还带着“酒味儿”。我说的“酒味儿”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指谈歌在酒场中与人真诚地交流。燕赵志士自古也是酒场上的壮士。据谈歌一位朋友李林讲，几年前他们奉命写几篇反映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他们采访了几个企业，每到一个企业，工厂干部都要陪几顿酒。见到厂长和工人，谈歌就亲切，喝酒更是来者不拒。朋友李林在一旁劝谈歌，“你这人是不是贪酒啊？酒是厂里的，胃可是自己的”。几个企业下来，他们都喝得头昏脑涨的，李林都有恐酒症了。他说话时看见酒桌上的谈歌脸色黄黄的，好像患了一场大病。谈歌会意地一笑，“喝！”李林无奈就硬陪着。厂长见谈歌豪爽的样子，格外喜欢。

    到了最后一个工厂，谈歌已经很少吃饭了。李林心疼他，说：“前几个厂子你尽力了，这最后一个我打头阵吧。”谈歌摇摇头说：“不行，还是我来。见到工人和厂长，我就想喝酒，不喝还叫爷们儿吗？”据李林回忆，谈歌他们这最后一场酒喝得惊心动魄。谈歌在开喝前就撒谎说，李林刚刚切了胃。当时李林愣愣地摇头，谈歌在桌下用脚踢他。谈歌说：“李林的酒我来喝吧。”于是，谈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谈歌与那个工厂的书记、厂办主任等人连干了七瓶白酒。这天晚上，谈歌吐了个天昏地暗。结果第二天走不了，连买好的车票都退了，谈歌在招待所里昏睡了两天。谈歌的做法放在文坛也许粗了些。可在工厂，却博得了厂长、书记和厂办主任的极大好感，在谈歌醒酒之后，他们主动找谈歌交知心朋友，真诚地谈了报告文学采访时没有说出的内容。厂长和厂办主任向谈歌诉说企业的现状、困境和内心的痛苦以及希望。谈歌醉了一场酒，却交了知心朋友，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小说素材。

    1996年冬天，大雪天。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孟庆春主任和导演马成林来唐山找我，并说想见谈歌。他们弄混了地理概念，以为唐山挨着保定。谁知从唐山去保定比去北京还远呢。他们让我与谈歌联系，搞一个工农结合的电视连续剧。我说：“我没问题，听听谈歌的意见。”他们在唐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去了保定。见到了谈歌。谈歌见到陌生人，而且是搞电视的人，一直没有跟工人的感情亲近。到了酒桌上，孟主任和马导演提起沈阳的工业现状和工人，并提出拍工人和农民的电视剧，谈歌就有了话说，而且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据马导演在电话中对我说：“开始谈歌有点端着。”我说：“请你们谅解。我那老兄是性情中人，一旦对了脾气他就有掏心窝子的话。”马导演兴奋地说：“是啊是啊，我们一谈到工厂和工人的难处，谈歌情绪就上来了，那种忧患也上来了。他开始说不喝酒，岳母在医院，他陪床。后来一沟通，谈歌主动提出来两瓶北京二锅头。一喝酒，我们谈得特别好。”我这就放心了。说实话，孟主任和马导演冒着大雪入关来找我们，这行动本身已深深地感动了我。晚上，谈歌给我家里打来电话，声音里感觉他比平时还口讷，我一听就知道他喝多了。他说：“咱们去沈阳给人家好好弄本子。”后来我听肖克凡说，他醉酒后也给天津打了电话，还约肖克凡给辽宁写本子。可见谈歌是个热心肠的汉子。

    去年11月，湖北武汉《芳草》杂志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分别举办两个“三峡笔会”。那时谈歌岳母正病重，谈歌每天陪床。刘醒龙把电话打到我这里，让我跟谈歌说。谈歌曾去过三峡，跟我的心情不一样。谈歌犹豫不定，经我再三催促，谈歌终于说只要他岳母这几天不咽气他就去。我与何申、肖克凡从北京上了火车，在火车上给谈歌打电话，谈歌家里没人。到了保定站，我与肖克凡下车张望，终于接上了疲惫不堪的谈歌。他穿着油脂麻花的旧绿棉袄，说：“我自己没空回家取东西换衣裳，从医院直接奔火车站来的。家里人不让我来，我怕你们哥儿几个不高兴，醒龙那边也为难，还是去吧。我随时跟家里联系，只要岳母有情况，就坐飞机飞回来。”这一行，谈歌见到湖北的老朋友很高兴，但他一直牵挂着病床上的老人，走一个地方打一个电话。那天到了屈原祠，谈歌对我说，他想起了屈原的生死，心中就多了几分慨然，不想再看，就溜出人群，呆呆地看着滚滚长江水，似乎能听到诗魂在江中吟唱。尽管谈歌来过三峡，但是到神农溪漂流还是第一次。向导是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她让大家叫她伙计。谈歌一个劲儿地嘀咕：这伙计与北方的伙计有何不同之处？这姑娘姓谭，人们喊她谭伙计，正与谈歌同姓，因为谈歌原名叫谭同占。谈歌就来了兴致，漂流时一路随谭伙计唱歌。我记得歌的第一句是“一呀个凤凰一呀个头。”谈歌就说：“为什么不唱一个凤凰两个头呢，岂不更浪漫些？”那个谭伙计瞪了他一眼。江风悠悠吹过，大家唱得很来劲儿，谈歌、何申和刘醒龙唱得最好，也很投入。后来这个笔会散后，我们又在宜昌参加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另一个会。在饭桌上，大家稍有醉意，谈歌鼓动刘醒龙、何申唱那支谭伙计唱的民歌。于是这一桌人就唱起来，加之后来的邓一光加盟，效果十分好。弄得别的文友们发愣，后来一问才知这伙人刚从神农溪漂过来。《芳草》杂志的钱鹏喜主编说：“这一行，谈歌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文如其人，一股燕赵之地的豪气！可谓燕赵壮歌。”

    关于谈歌和他的《大厂》系列小说，在文坛着实热闹了一回。谈歌没有沾沾自喜，他不喜欢别人“炒”他，他说待在锅里的滋味儿也不好受。最近，谈歌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城市票友》，其实在这之前，他的“城市”字头的小说《城市行为》《城市热风》《城市警察》等，也发了不少。他的“大厂”系列小说，背景也是城市，所以在这篇小文里，最后写写谈歌这位城市票友，还是挺有意思的。

    作为熟悉谈歌的好友，都知道谈歌本人真是“城市票友”。他所在的河北保定市，虽然不大，但是古城味道很浓，文化氛围也很好。这里是出作家的地方，这里的京剧票友活动也很热闹。前几年，谈歌唱京戏着了迷，时常到公园或老城根儿的票友活动地参加活动，有时唱，有时拉胡琴儿。凡是见到谈歌的人，都爱听他唱两嗓子。唱腔味道纯正，不兜底儿的还以为他是京剧团演员呢。天津作家肖克凡曾风趣地对谈歌说：“老谈，你这两嗓子京戏，比你口才好多了。这可不像从你这大嘴里出来的调儿。”谈歌就笑。肖克凡对京戏有研究，喜欢听，但不能唱，对老谈这口儿京戏既喜欢又羡慕。自从认识谈歌之后，我也渐渐爱听京戏了。

    去年冬天，全国的京剧票友大赛，谈歌还寄给中央电视台一盘自己唱的录音带。一个月之后，他便接到通知，入围了，大赛组委会让他到北京参加决赛。谈歌既激动又为难了。妻子支持他写小说，没有二话，可他去唱戏，妻子就不乐意了。岳母患了癌症躺在医院里，谈歌边写小说边陪床，是个有名的孝心姑爷。谈歌听妻子一说，也就蔫儿了。后来又赶上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五代会”，谈歌就放弃了这次参加票友大赛决赛的机会。据行家说，谈歌去了能捧个奖回来。

    “五代会”散会后，应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剧部之约，我与刘醒龙、何申、谈歌兄来到了天津。晚上，刚刚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蒋子龙代表天津作协招待我们。谈歌唱了一段京戏，同时还唱了一段《列宁在1918》的评戏，赢得满堂喝彩。蒋子龙老师是我们河北沧州人，见到了老乡，他也就放开了嗓子，唱起了京戏，唱得也很好，但他由衷地表扬谈歌唱得好。

    今年正月初十，谈歌兄打来电话，让我快速到保定，加盟一个名叫《明天的太阳》的三十集儿童室内幽默剧剧本创作。他发话了，当兄弟的不敢不听。第二天我就去了保定，白天写剧本，边写边拍摄。那天，谈歌的爱人带小女儿来看我，中午在一起吃饭。谈歌的女儿十分可爱，孩子受谈歌的感染，也特别爱唱，还说她已经改名了，叫谈小歌。我被逗笑了，嫂子说是真的，这孩子非要改名儿，说长大也要当作家。谈歌很喜欢孩子，平时创作的劳累，抱一抱亲一亲小女儿就过去了。饭桌上，谈歌又唱了一段，制片人田英大姐很吃惊，都在一个城市，平时也熟，却不知道谈歌唱得这么好。剧本写完，我要回唐山。谈歌与剧组的朋友欢送我，晚饭后到了歌厅。谈歌不跳舞，可劲儿唱京戏，唱盘里的京戏几乎唱完了，唱得他直冒汗。

    私下里，我曾问过谈歌为什么这样喜欢唱京戏。谈歌说：“京剧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剧，有它独有的魅力。这里有一股气，气在人正，而且对人是一种陶冶。我喜欢京剧中刚烈的品味儿，有咱燕赵的侠气和悲壮。”我明白了，所有艺术都是相通的。京剧中的内气，对谈歌兄的做人作文都有深刻的影响。何申兄也喜欢唱京戏。

    谈歌兄作品的强烈情感张扬，是我想学习的。谈兄为人正直、义气，有一种北方硬汉的侠胆义骨。正如著名诗人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兄所说：“谈歌壮歌。读他小说时，总是感到人物要跳将出来，涕泪淋漓地对你直抒胸臆的样子，可谓‘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一种人格完善的骨气。”

    谈歌多次劝我，“你性格柔弱一些，但你人是正的，也厚道，所以我喜欢跟你老弟交知心朋友，是可以交一辈子的朋友，但我劝你硬气起来”。难得他一番真诚，我跟他说：“我的性格形成与童年的坎坷有关。”那天，在北影招待所的晚上，我跟他讲起童年。谈歌终于理解了。每个人背后的文化背景不同。

    谈歌父亲曾是军人，后又当警察。他父亲因为正直而屡屡挨整，他自己当过几年工人，当过地质队的队长，至今仍是一名普通干部。他不媚权，不媚钱，只认做人的准则。可谓爱憎分明。这一切，对于他的人格和个性的形成自然产生影响。他周围有个“圈子”，不是文人“圈子”，而大多是城市产业工人、普通百姓，包括京剧票友们。谈歌写了作品，没发表就让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喜欢。他对普通市民的血肉相连和贴心了解，奠定了他创作中关注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为民请命的基调，也使他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有人说，谈歌小说非艺术因素多。谈歌沉不住气了，他说：“我就是要明说，小说与大众接轨，我就是要写给工人兄弟。工人不懂艺术吗？他们在劳动中的美，是最真实丰盈的。”大的基调定下了，其实，谈歌也在研究提高艺术品位的问题。当我们读到他最近发表的《危矿》和他发表的百余篇笔记小说时，能说是“非艺术因素”使他成功的吗？他说：“艺术诞生于民间。”

    在北京开会时，有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女老板找他，让他帮助写剧本。谈歌拉上我去见这女老板。女老板没见过谈歌，只是给他写过一封信。她从“谈歌”这个名字分析，谈歌本人长得一定帅。见到后，她似乎有些失望，她不明白这“身板儿”的男人，这瘦弱的身躯，作品中是怎样激奋起来的呢？怎样去忧患别人？谈歌不在场时，女老板曾跟我打趣说：“这个谈歌长得真像‘天下荒年’里来的人。”我笑笑说：“人不可貌相，看看谈歌那两道重眉，还有，他的力量是来自骨子里的！他唱京戏时可谓是字正腔圆，底气十足啊！”女老板说：“等有机会一定听谈歌唱戏。”我说：“谈歌是性情中人，他唱戏跟喝酒一样，不对路的人，他是既不喝又不唱的。”果然给我说着了，谈歌最终也没给这女老板唱一句。通过这件小事，我觉得谈歌是复杂的，也是透明的。

    过了正月，谈歌又进入了紧张的创作。创作之余，他心里还想着保定老城根儿下的票友们。这里都是普通人。谈歌曾对我说：“票友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彼此面熟，谁也不知道彼此姓名及职业，不问，就是唱戏。这里有许多人生况味，有商潮里找不到的人间真情和友谊。”我不会唱，可我能想象这里的乐趣，人生难得的乐趣。戏里有他人生光阴的长河，戏里有一瓣恒久的心得。打电话时，听说谈歌又找票友们唱戏去了，我放下电话就想象老谈兄弓腰摇头，有板有眼儿地唱那段《空城计》，还有保定老城根儿下的胡琴儿声。我眼前晃动着谈歌的身影，还有他的唱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天源格绿，我想对你说

    春天，故乡煤河两岸的花开了，地绿了，我的生命里拥有了绿色的家园，绿色季节是人生中最富于畅想的季节。

    小学毕业那年，我的家从谷庄子搬到了唐坊小镇。小镇有一条小河，叫煤河，也叫人面河。“人面”，就是说河水清澈碧绿，能够照见自己的脸面。其实，这是一条运煤的河。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开滦煤矿的煤要用铁路运到丰南县城的河头镇，再经过煤河运到塘沽口岸出国。后来煤河岸边修了铁路，煤河就不运煤了，成为一条自由的河，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我经常跳到河里游泳。春天的花季里，河开了，大雁飞回来了。我和小伙伴儿们到人面河旁照自己的脸。我的小脸儿很黑，还沾着泥巴。我弯下腰，用水洗洗，然后就坐在河岸旁进行一番畅想。所谓畅想就是用心想事情，还有点浪漫的幻想。我幻想自己变成一条小船，漂到很远的地方，听说它的尽头就是大海。

    大海是什么样的呢？是蓝色还是绿色？记得这是我当时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当时，我观察绿色的田园，看着河岸庄稼映在水中的景象，飘飘的、悠悠的，我的脸就映在绿色中了。蝴蝶梦幻般地在花丛中飞舞着，简直就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春雨在煤河两岸飘洒着，有的花瓣含着水珠。我打着油伞，走在河畔的小路上，想象着，我愿意在绿色里长大。我感到长大是那么遥远。没有绿色，自己是永远也长不大的。我走着，看不见绿色竟然恐慌了，陷入等待，漫长的等待。雨水毫无倦意地滴答着，打响我的雨伞，很有节奏就像一首歌。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男孩儿正漫无目的地走在雨中，四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触摸。渐渐地，我很难看见最初本真的绿色了，我很失望。

    今年春天，上级安排我到唐海县挂职副县长深入生活，又让我感受到新的绿色，使我产生了新的激动和畅想。看唐海的绿色农业，九农场是一个缩影，因为他们有一个已经叫响了的品牌“天源格绿”，包括“格绿”牌大米和它的系列产品。

    唐海县在1994年就被国家绿色食品开发中心确定为绿色食品开发县，而且有自己注册的品牌，在全省县级单位第一个拥有绿色食品标志权。县委、县政府选准了新的突破口，他们面对唐海的稻田经常思考：“我们怎样卖大米？”这是个实际而复杂的问题。对外界市场调研后得出一个结论，面对即将“入世”的挑战，他们要闯出属于自己的市场，市场在哪里？不在乡村，不在中小城市，而主要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大城市的市场怎么占领？就是靠绿色，靠品牌！所以说，“天源格绿”任重道远。

    一年前，带着县领导的嘱托和信任，带着同伴的鼓励，带着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年轻的场长刘建敏走马上任了，可以说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刘建敏是一个有着高学历的年轻人，对生态绿色农业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的天源公司是搞绿色食品的龙头，他们在它的身上创牌、扩量、增效！把绿色品牌真正打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结合稻田立体养殖，按绿色食品的操作规程，进行统一管理。取名“柏各庄牌”稻米，当时注册时，“格绿”是产品的副标，刘建敏来到后，感觉不能在“柏各庄”上做文章了，否则白白给人家宣传，应该把“格绿”提到前台来，应该打出“格绿”的品牌。

    刘建敏还亲自跑销售，他利用国庆节、新年、春节等节日搞促销。一个节日里，刘建敏自己就销出十多万公斤。他还带人到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和厦门等地，搞市场调查，搞产品销售。在厦门，他找到了自己的同学，是同学帮助他，使天源格绿食品在南国稳稳地站住了脚。现在天源格绿大米及其系列产品，在厦门已是家喻户晓了。自选超市是都市人的新时尚。人民生活好了，如今的都市人，对营养保健十分看中，所以对真正的绿色食品十分青睐。“天源格绿”走进超市，也就是走进了都市人的视野，走进了他们的菜篮子。刘建敏通过朋友，找到北京万利达超市连锁店。人们渐渐发现，在大城市的超市里，多了一个“格绿”牌的大米和与它相关的系列产品。系列产品里有黑米、黑香糯米、白香糯米、八宝米等十几种，包装精美，且质量好，是货真价实的绿色食品。笔者采访他的时候，听到一个好消息，日本商人在超市里看见格绿牌产品，拿走化验，结果是符合标准的，日商马上就要批量进口了。新加坡外商也与天源格绿主动联系，准备把他们的产品带进新加坡超市。有一天，天源格绿就会悄悄地出现在许多国家的超市货架上。

    绿色产品加工，就要有规模绿色种植基地的充足货源。刘建敏知道，过去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要改革了，大规模的产业农业，要走进我们的劳动中，因为这样会降低粮食成本。那么剩余的劳动力呢？要进城搞三产服务，或是劳务输出，最后留在土地上的少数农工，必定是懂科学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农民。他微笑着说：“往后谁也别瞧不起农民，当个好农民，至少要博士学历。我们都会逐步被淘汰的。”今年春天，他们谋划着一个“高效生态示范订单农业园区”。这样就给天源公司提供了可靠的、绿色的粮源。他们正在探索土地上的一切秘密。大自然没有什么秘密，整个都是心和灵魂，因为无所遮盖的秘密无所不在。

    现实的价值是要由远景做尺度的。在九农场的园区里，我们既能看到现实又能感悟远景。绿色的稻浪在阳光里闪耀着，很像一片绿色的海洋。白色的塑料就像是船帆。我们被这景象强烈地吸引了。第一个园区是稻田立体养蟹；第二个园区是特种稻种植；第三个园区是优质米种植；第四个园区是优质旱杂粮。几个园区都按国家绿色农业的标准种植和管理。他们说，不用农药就一定不用农药！让所有钟情他们格绿的朋友放心。世界持续农业协会副主任罗杰布罗伯母先生，曾到九农场参观过稻田立体种养，他惊叹地说：“堪称世界农业的典范！”

    也许生活永远拒绝神话，永远拒绝幻想。九农场的高效生态农业园区，既不是神话也不是幻想，而是我们眼前的真实景象，而且这个景象还有着充分的依托：水源！谁都知道，今年是前所未有的大旱之年，九农场的园区为什么能够顺利地蓄水栽种？为什么九农场受灾较轻。这都得益于刘建敏主持修建的五千亩平原水库。数九寒冬，九农场平原的冻土地上插上了红旗，上千民工打响了兴建平原水库的战斗。水库建成了，水库冬天蓄水，开春放出插秧；雨季蓄水，大旱了就放水。今年插秧的时候，正是大旱，绿色园区顺利插秧。天源格绿，我想对你说，你是我们中国未来农业的方向。

    看不透星星是因为它离我们太远，看不透小草是因为它离我们太近。绿色离我们很近，就像一株株的秧苗，朴实、自然而难以看透。经过了收获的秋天，绿色飘落了，但这并不标志着衰老，也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而是新的绿色生命在泥土里孕育，是想在春风吹来的时候，将一切唤醒。

    通往自然的路有多远

    ——悼念希望兄

    我坐在书房平静地写作，近中午，接到朋友陈福刚的电话，他颤声告诉我邢希望兄不幸去世了。我沉浸在失去朋友的悲恸里。中午没有午休，下午也没能走进长篇小说的情节中，脑子里始终闪现着希望兄和蔼的笑脸，还有那两道闪烁思想火花的浓眉。他的身影是健壮的，他的脚步是执着的，在我的印象里，他只有走向大自然的路，不可能踏上走向天国的路。我不敢承认这是真实的，然而这又是真的。他踏上了走向天国的路。希望兄，这条路每个人最终都要走的，千不该万不该，你走得这样早啊，你走得不是时候，走得太匆忙，太没有道理……

    我与希望兄相识在1994年冬天，是经陈福刚老弟介绍相识的。那个冬天，唐山市驾驶员检测中心开业，希望就是这个新建单位的主任。这年春节，他和福刚、侯贺等朋友一起到我家里来。他穿着威武的警装，话语不多，但说出的每一句话都那么朴实、亲切、自然。他把自己创作的格言集送给我，让我指正。我读过每一条，觉得都喜欢。我心想，他平时工作那么繁忙，还要写东西，真是难得啊。后来，我与希望兄来往便多了起来，感觉他为人正直、坦诚，是个非常可交的朋友。

    1995年夏天，希望和福刚找到我，想请北京一些刊物的编辑、评论家到唐山搞个座谈会。我当即赞成这个主意，邀请了《中国作家》杂志的章仲锷、杨志广，《北京文学》的兴安、《青年文学》的程黎眉和《中华文学选刊》的王晓等人来到唐山。我和福刚到北京将这些编辑接来，已经是午后了。希望、方明和一些朋友焦急地等着，安排他们在唐山酒家住下。北京的朋友都喜欢与希望交谈，不仅接纳他这个人，更承认他是有才气的。希望工作很忙，还是跟着客人去了渤海边的京唐港。一路周密安排，跑前跑后。这次活动让方明感觉到希望是个可交的朋友。《中国作家》的杨志广心脏不好，希望拉他到检测中心做身体检查，查出问题后，杨志广表情不那么轻松了，心情有些沉重。希望兄劝他抓紧治疗，劝他减轻压力。杨志广回到北京治病了，见到我时经常提起希望这个朋友，嘱我告诉希望寄稿件给他。我催希望几次，希望都不寄稿件。希望说：“我们与北京专家们来往，可不是图发稿，是交朋友，是想通过交往真正提高自己。我对自己作品不满意，寄去让人家为难。我们眼光不能太短视了。”我听后更加佩服希望兄。当杨志广听到希望兄的不幸时，在电话里久久不语，最后是一声悲伤的叹息：“希望是福相之人，是个好人，他怎么会遭难？上帝那里乱套了。”杨志广从北京发来了唁电，表达他一份真诚的悼念。

    希望在单位敬业，内心是喜欢文学的。他感觉人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今年7月，唐山市作协换届，我与文联李凤桐主席商量，选希望进作协理事会。希望兄曾对我表示，他愿为作协工作出点力，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以文会友，是人生幸事。我对他说：“你老兄千万别误解，因为你有能力为作协出力，才拉你进理事会，这次换届会不让你出一分钱。首先说，是你对文学的真诚、你自身的创作，应该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希望听后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等燕山自然保护区的事忙完了，真得沉下心写些作品。”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有个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是希望近一年来奔忙的事业。在我没到那里之前，方明和希望兄常跟我提起。这个地方是迁西潘家口水库的山脉，希望兄喜爱大自然，他联合几个哥们儿承包了这里的荒山，把财力投入到荒山上。作用是什么？保护自然？扶贫？为明天的产业？寻找灵魂栖息地？为作家们找到生活基地？全有，我感觉这里面的含义是广泛的，希望和他的朋友们在荒山上炸开第一块儿坚石、栽下第一株果树时，肯定连对明天的美好梦想一同栽下了。8月份的一天，希望开车接我去了燕山自然保护区，同去的有方明和李凤桐主席。到了迁西潘家口水库，我感觉太好了。水面上荡着小船，空气是清甜的，风是柔和的，碧水映着我们的笑脸。我手提西瓜，背着皮包，上船时不小心跌到水里，爬上船时，湿漉漉的裤腿依然是舒服的。我们乘船上山，这里有水泊梁山的感觉，三面环水，一面是山。大约在水上走了半个小时，我们才看见燕山自然区坐落的那个小山头。希望欣喜地说：“这是自然保护区，也是将来咱们作家生活创作基地，希望你们到这里写作。”我呼吸着清甜的风，望着山，望着水下长城，陶醉般地点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感觉太好了，我很想到这里来写作。”

    我们下船上山，拦路的是一头毛驴。希望将毛驴喝开，我就听到了狗叫。山上的小瓦房前，有两条狗叫着。方明说：“这狗是看山的，一听到我和希望的声音就叫喊，我们下山的时候，狗总是追到水边。”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通往山顶的路是希望他们修建的。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到山上来炸石头开路。我们碰见几个农民做小船，希望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船，下次来山上，这条船就能到那头接咱们。”希望让山上一个叫二头的农民划船，送我们到水库中间游泳。这个山民老实忠厚，四十多岁了没娶上媳妇，他说：“这山里二十几户人家，只有一家有媳妇。一年四季，我们吃着山上的粮食，很少下山。”我听后震惊了，这里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希望游泳时告诉我，他刚到这山上时，这些农民说不出一句整话，他们与外界联系太少。他想雇这些农民，看山、种树、种庄稼，打通连接外面的通道，将这里的山货运出去，山民也就富了。我很赞成希望的观点，我游到船边与这个山民讲话时，山民激动了，说话断断续续：“邢大哥是好人，他来了，我们就……就有指望了。”后来我听说，这些山民们听到希望不幸的噩耗时，跪在山顶大声痛哭。

    游泳之后，我们在希望带领下登上了山顶。站在夕阳下的山顶上，我心里很不平静。无边无际的碧水凝固了一样，闪着金波。远远近近的树木、庄稼涌叠成绿色屏障。一间间房子像一尊尊雕塑，这是一种苍凉的美丽。这里深深吸引了我，我这时理解了希望的努力和梦想，希望在心里勾画着一个美好蓝图。这荒山就像平原，属于历史，也属于明天，荒山上留下了希望的汗水，留下了他执着的脚印，留下了他的一种精神。人活着，是需要有一种精神的。希望的精神意味深长，他与自然融为一体。

    希望走了，匆匆忙忙地走了。文学留不住他，大山留不住他，朋友留不住他。你能告诉我们吗？通往自然的路到底有多远？人原来是属于自然的，世界诱惑太多了，才远离了自然。愿人人都有像大自然一样朴素、圣洁的心灵，铺一条永恒的路。我仿佛看见，他在路上行走着，孤独而执着，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希望兄，既然留不住你，就祝你走好。太孤独的时候，就托个梦给朋友们……

    希望兄，大家不会忘记你。

    希望兄，安息吧！安息吧！

    英雄本色

    如今是一个物化的时代。金钱对人灵魂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考察一个人的生命质量，看什么？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与所处的时代、与民族精神有无深刻的联系，看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本色。

    小时候，我有幸看了民族英雄马本斋的事迹展览，我深深感觉到，我们民族需要马本斋式的英雄。他的民族气节，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异的生命质量，在今天依然折射出直逼灵魂的精神力量。

    我以为，英雄辉煌的一瞬，是被他所熟悉的人们当作偶像崇拜的时候。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这个人生舞台。舞台上的每个人都在表演，都想以其与众不同的生命智慧与技巧扮演英雄的角色。然而，本色英雄是不能表演的。

    当时老师讲道，像马本斋这样的英雄是本色英雄。课堂上，有的同学举手问老师什么叫“本色”？我记得老师微笑一下，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我的身旁说：“关仁山，你来回答一下。”我站起来，略微想了一会儿说：“本色就是不变样儿。”老师轻轻点头，说贴了一点儿题。可他似乎还不太满意。

    老师告诉我们：本色是人灵魂深处自然流露出来的质朴、真诚、勇敢、自豪、博爱和牺牲的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也是人类明天的希望。

    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述马本斋的感人故事。1902年农历大年初三的早晨，大雪纷飞的子牙河畔，在一个叫东辛庄的回族农家降生了一个孩子。马本斋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被苦日子折磨着的东辛庄的穷回回。一天拂晓，清真寺还没有喊“萨吓”，母亲就把熟睡的小本斋叫醒，让他提着破土瓦罐到子牙河边那片盐碱地扫碱土熬盐。母亲痛恨地说：“皇上就是不念咱老百姓的苦啊，交皇租、纳地税，兵荒马乱，多少年来咱回回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小本斋走到娘的身边问：“娘，啥叫好日子？”娘说：“娘让你上学去，读了书、识了字你就明白了，好为咱穷回回争一口气。”马本斋眨眨机灵的眼睛，咂摸着他幼小心灵中从来不曾想过的字眼儿，点点头。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为天下受苦人求翻身是他的最朴素的理想。这是他生命的向导，这个向导影响了他的一生，也给他注入了一股志气和豪气。

    历史将告诉我们什么？当年的悲歌壮举，当年的一代英豪，今又何在？我仿佛又回到了昨天。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马本斋看着被日本侵略者践踏的河山和被奴役的人民，心如刀绞。面对倒在血泊中的大哥和乡亲，他含泪的双眼喷射着怒火。他的弟弟马进坡急切地问：“二哥，烽火连天，时间不等人哪，咋办？”马本斋身上积存已久的英雄气概立刻升腾起来，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血债要用血来还！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马本斋举起大刀长矛，竖起报国义旗，拉起农民武装，成立了抗日回民义勇队。

    马本斋走街串巷，走家串户，含着眼泪说着热肠子话：乡亲们啊，咱回回有句话，对恶狗用棍子，对强盗用刀子！乡亲们响应着，慷慨激昂地跟着马本斋走了。正如回民歌谣里唱的：“高粱红，五谷香，日寇侵占我家乡，回民儿女立壮志，拿起刀枪杀东洋！”在回民义勇队成立大会上，马本斋身着粗布裤褂，头上罩着羊肚儿手巾，后面打了一个英雄结儿。他挥舞着手臂喊：“人活一口气，我们能像牛羊那样任人宰割吗？不能！堂堂一个中华民族凭啥让小鬼子欺负？”人们齐声喊道：“不能，我们跟鬼子拼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明知道是死，却要用个体的死来换来整体的生。

    用马本斋自己的话说：“今儿我这一罐血就摔这儿啦！”果然他首战告捷。那天拂晓，一个汉奸小队长带领着一辆大卡车行驶在河间通往沧州的公路上。马本斋带着队员打埋伏，火枪土炮从两边的树丛中向敌人的汽车射去。然后他大喊一声：“冲啊！”自己就朝着敌人冲了过去。之后，他又带领队员连打了几个胜仗。特别是他们自造的土炮，叫“扫帚炮”，使敌人闻风丧胆。此时，马本斋的志气也从报仇升华到一种新的精神境界。

    1938年2月，马本斋的回民义勇队加入了八路军。马本斋本人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任回民教导队的队长。他说：“咱们回民武装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就好像走路找到了向导，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共产党是我的亲人，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马本斋死不瞑目！”所以当敌人将他的母亲抓走的时候，他跪在破碎的家门口，声泪俱下：“娘啊，忠孝不能两全，孩儿不孝啊！”此时的他经历着人生最残酷的考验。马本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平静而闪光。1944年2月，他病倒了。在重病期间，他忍着胸腔的阵阵剧痛，争分夺秒地赶写他的《战斗札记》，与病魔和死亡争夺时间。每写一句话，额头上都浸满冷汗。战友们感动得哭了。看到这份描述，我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这个黎明，马本斋半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战斗札记》还摊在他的腿上。他的右手紧紧握着那支钢笔，神态安详地睡着了。这个驰骋沙场的勇士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毛主席给他的题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

    无边的旷野上，浩瀚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英雄的精魂。我们不会忘记马本斋这样的精魂。今天的物化世界，精魂无处可觅，却也无处不在，从而让我们悲喜交加。美国人崇尚英雄，我们中华民族不更应该崇尚英雄吗？马本斋对我灵魂的影响是巨大的，英雄陪伴着我成长。

    守林老人的歌

    守林老人老强是我的朋友。

    我与老强成为忘年之交纯属偶然。老强是沙河岸边的护林员，也是我县业余文艺骨干。我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经常找老强，因为他能唱民歌，还会拉二胡。他的歌声和胡琴儿声还有那片树林，便留在我记忆里了。

    和老强初识是在1993年秋天，我到乡下采访，随乡团干部要过沙河渡口，过沙河时坐的是老强的船。老强既是护林员，也是沙河渡口的船工。老强是个胖胖的老头儿，走路时摇摇摆摆的，样子很可笑，像是被沙河水呛晕的胖头鱼。他摇船时口衔一支长烟袋，烟袋黑长黑长，他总是那么极有滋味儿地吧嗒着。团干部小董把我介绍给老强并告诉我，这老头儿嗓子好，能拉会唱，是村里一个老秀才。我们起哄说：“大爷给我们吼一嗓子。”老强笑呵呵地说：“当着文化馆的老师们我就献丑了。”说完吼了一嗓子京剧：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我听着他唱的京剧，感觉嗓音中有金属之声。下船的时候，老强也没能唱民歌。当年的春节花会进城，在高跷队里，我看见打鼓的老强，我便与老强熟了。他跟我讲了好多关于守林的故事。老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老伴儿，有儿子、儿媳，有孙子，但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在家心就烦。他说：“钻进林子里能治百病，大自然美啊。”我问老人：“你为什么觉着大自然美呢？”老人笑着说：“在我眼里，水是活的，树也是活的，而家里的房屋摆设都是死的，多明多亮也没啥劲儿。绿树环绕着我们，同时也在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新生活。”

    我还听老强说，他的梦里永远长着那两岸的绿树。他除了守林还培育树苗，每年春天，乡里搞绿化植树，他都能贡献出上千棵树苗。他的守林过程是在圆梦，圆一个绿色的梦。守林是很寂寞的，但是，能够在孤独寂寞中苦心经营绿色并使自己成为快乐的人，能够抵御生命之外的所有洪水猛兽。

    老强似乎是个气场，气盛人正。老强在春、夏、秋三季时常住在河坡上的泥棚子里。守林的时候，老强总洋溢着莫名的快乐。有一次，村里小学的校长找他，说护着学校的一些树被人偷砍了。老强气哼哼地去了村小学。老人白天在那里转悠，晚上也不睡，像警察一样蹲在树林里，等着砍树贼。果然在深夜里，他逮着一个偷树的人。偷树人不服，说村长兄弟二贵偷树你不管，就只管他这平民百姓？老强一听村长兄弟也偷树，就找来派出所的警察，连这人和村长兄弟一齐抓走了。从此，村里人高看老强一眼了。

    后来有人报复老强。一天夜里，几个小伙子扒光老强衣服，将他捆绑在沙河边的一棵老树上。正是夏天，蚊虫叮咬，任老强怎么喊，也不见人来。后来，老强干脆伸着脖子唱民歌，唱歌时胸脯一鼓一鼓，浑身的肌肉就一动一动，蚊虫就不怎么叮咬他了。黎明到来的时候，过河的人顺着老强的歌声，找到老强，才将他解救下来。家人劝他，别守林了。老强依然倔倔地说：“我这把老骨头怕他们？我真窝在村里，那才叫人看笑话呢！”说完，老强又去守林了。

    我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落日坠入沙河套，老强就摇摇晃晃地出现了。他站在河堤上，如果不说话，不唱歌，就会被人看成是一株饱经风霜的老树。人即树，树即人，人树合一了。

    我耳边回响着老强的歌声：树林里的小白杨，摇啊摇啊摇得我心慌，你向我要水，我给你蜜糖。等候轻风吹我才跟你唱……

    今年秋天，我听朋友说，老强得了一场重病，不能去沙河套守林了。新护林员已经上岗。他送新护林员上岗那天，儿子、儿媳用小排车推着老强到了沙河套。老强朝树林摇了摇手，眼眶一抖，便落下了老泪。整个秋天，老强呆呆地坐在窗前，凝望着远方的树林，却不知远方的风景里是否有人。打开岁月的栅栏，另一边是我们经历过的往事，这一边是未知的明天。我祝愿老强早日康复，静静的沙河套重新出现老强的身影，重新飘荡起老强的歌声。

    “面的”是个万花筒

    时下，很多时髦的东西都往文化上靠，有人把出租汽车“面的”的兴起，也跟文化现象联系起来。我说不出它是文化的哪一种，但对“面的”还是很有些感情的。尽管“面的”有拒载、宰客、安全系数低和速度慢等缺点，但它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便宜，堵车不跳字；载人多，具有平民性。与任何事物都分档次一样，车也是分档次的。车的等级，会引发出坐车人的不同感觉，我觉得打“面的”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如果说，生活是一种回声，“面的”是生命的载体，在“面的”的世界里，生命该是怎样的一种回声？我想也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坐“面的”也会十分欢愉，感觉也会十分兴奋；对于厌倦生活的人，即使整日坐“奔驰”，恐怕也看不到窗外美景，总是心灰意懒的。人活一种感觉，有一次我的打“面的”的感觉就十分难忘。1994年10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人民文学》杂志社颁发的小说奖。午饭后，获奖作家张宇、刘醒龙、石钟山、徐坤等朋友鼓动该刊大编辑李敬泽带他们到哪儿玩玩。李敬泽说去他那里玩。我们就出去打车，我先迎来一辆“夏利”，心里想。这么多人，打两辆“夏利”也装不下，先走一辆“夏利”，后边的只能坐“面的”了。我就让敬泽带女士们先坐“夏利”走了，我和张宇、刘醒龙、石钟山等人坐“面的”，上车后就嘻嘻哈哈地侃开了。人多话茬儿也丰富，天南地北说一通，一路上大家都非常开心。当时我就想：“面的”挺好的。到奥体中心东门，会合了李敬泽他们，李敬泽说：“还是坐‘面的’好，多热闹。”我猜出他跟女士们坐着拘束了。谁也不能禁止人说笑，但说笑也是分环境的，是“面的”给了我们一个说笑的环境。这环境包容着文学与友谊、激励和欢乐。这样的聚团儿，人生能有几何？

    我认识一位大款，手提大哥大，腰里有硬货。他为人豪爽，请客大方，自己也有一辆宝马牌豪华轿车。有一次，我们一起办事，他的专车被人借走了，只好到公路旁打的。“夏利”和“皇冠”一辆接一辆闪过去，我以为他该坐好些的车，可他却打了“面的”。我可以推算这位大款打“面的”的心理。如意的生活便是平凡的生活，“面的”载动着人们的平凡生活。这里也有我们看不见的一面。

    透视“面的”，我有这样一种思考：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地徘徊的人走得快。“面的”也是这道理。如果一辆车不知道要驶向哪个方向，那么任何风向对于它来说都是逆向。“面的”虽慢一些，但它有自己的方向。相比较而言，它比公共汽车要快吧？去年在北京，我见到过一位拾破烂儿打“面的”的老头。老人胡子拉碴的，穿着脏乱，手拎几个装杂物的蛇皮袋子，很神气地拦截“面的”。我问他：“拾破烂儿为啥打的？”老头说，要到几个宾馆划拉垃圾找他需要的东西。我看见袋里装着易拉罐和茅台酒瓶子之类的东西。他从这个宾馆装完又到另一个宾馆去，这其间有时间限制，因为宾馆清理垃圾不可能等他。他算准了时间打的去，虽然他打“面的”一趟要花十元钱，但所赚的却是高出车费几十倍的利润。我问他：“为啥不打‘夏利’？”他笑着说：“‘面的’宽绰，一上午可装一整车杂货。”他说话时，一直把破烂说成杂货。我终于明白了，尽管“面的”是慢的，但“面的”对于拾破烂儿的老人来说却是快的，因为他的目标极为明确，他打车进宾馆直奔垃圾箱而去。我感到新奇好笑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这不仅仅是打“面的”的问题，而是说明普通人观念的变化。市场经济渗透进每个环节。时间便是金钱。拾破烂儿的老人还跟我说，他喜欢喝二锅头，喜欢桑拿浴。他每星期都去蒋宅口桑拿中心桑拿一回，享受享受。我从这个小窗口望去，看见了拾破烂儿老人的另一面。别担心劳苦会使人委顿，别担心享受生活会使人堕落，相反，享受生活会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日子将人们浮荡起来，催得人们忙忙碌碌。“面的”不歇息地奔跑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几乎成为都市的一景了。让每位普通人都能感受到“面的”方便，还能看到与“面的”相关联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景观。我们只知道坐“面的”独行，却不知道“面的”在明天将展开一个怎样的故事。也许有一天，“面的”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从生活里消失。这是欣慰的告别，但还是要产生难以言说的追忆的。

    “面的”，你发出生活韵律的脚步声，应该以怎样的节奏、怎样的形象才能载动生命的喜讯？这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最关注的文化现象。

    奥运理想

    我们从梦想说起，每个人心中都有美好的梦想，北京奥运会说来就来了。它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里面有我们中国人的理想，也有中国人的百年梦想。百年前国人就有了“奥运三问”。其中，就有中国什么时候举办奥运会？就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人终于圆梦了！

    我们说过奥运精神，除了这种精神，奥林匹克给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会带来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的问题。我们先说奥林匹克体育精神：运动、拼搏、胜利、失败、欢乐、泪水、鼓励、勤勉，等等。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奥运选手在胜败之间完美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的要义。奥运会是人类竞技体育的最高展示、较量和交流的舞台。她昭示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类特质。我们人类也许不如一些动物跑得快、跳得高，但我们人类需要一种进取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有可能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迎来人类自身的光明前景。

    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复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胜利举行，奥林匹克整整走过了一个轮回。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正是奥林匹克走过她的一个轮回之后的第一站。

    奥林匹克是文化的盛宴。现代奥运会已经把文化艺术融入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血液中。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周期里，东道主都会不遗余力地展示本国文化与奥林匹克主义的交融。比如雅典奥运会，希腊人除了为我们展示美轮美奂的古希腊雕像，还在会前会后举办大量希腊特色的文化活动。北京奥运会，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过去西方有些媒体对北京对中国文化的报道有些偏见。我相信，只要外国人真正走进中国，亲近中国文明灿烂的文化，那么他们一定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我们如何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和中国现代形象展现给世界？所以，北京打出了人文奥运的理念。办好人文奥运，不仅仅是在北京建现代高楼，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中国人是有理想的。北京曾经两次申办奥运会。中国人对奥运会的热爱和执着，感动了国际奥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他说，北京完全有能力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他为北京加油！2001年的莫斯科，国际奥委会最终决定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北京。中国人非常感谢萨马兰奇，萨马兰奇却说：“我应该感谢中国，从我认识这个伟大的国家开始，我就活在一种爱之中，谢谢中国！”萨马兰奇怀着对奥林匹克的热爱来到了中国，并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北京一定会举办最好的奥运会，也是对萨马兰奇先生的最好回报。

    今天，一个理想主义时代重新开始了。世界永远都需要理想主义者。这让我想起奥林匹克的理想。奥林匹克理想，是奥林匹克主义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综合，是人类对奥林匹克运动未来和前景的向往。奥林匹克精神，提倡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提倡人类社会的和谐公正，提倡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这些都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但是在奥林匹克经历的近百年中，人类的理想曾经受到多次的冲击和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奥运会的正常进程，长期的政治干扰使其处于纠葛中。过度的商业化问题、业余和职业化问题、兴奋剂问题、暴力事件问题等等，都是与“团结、友谊、和平、进步”为宗旨的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的。尽管这样，奥林匹克仍在自己宗旨所规定的轨道上运行着，正是因为有奥林匹克理想。奥林匹克精神让人振奋，让人满足，让人自豪。人类一切美好的愿望与理想也同时赋予奥林匹克精神并形成了奥林匹克理想。

    北京的整个夏天，我们都被感染着。无论是眼泪还是欢笑，都是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流露；无论是强劲的旋律还是温和的微笑，都将会成为北京永远的怀念，成为历史无法超越的高点！是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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