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莲湾的诉说

    去年五月，铁凝大姐和她的父亲铁扬先生来到雪莲湾。铁凝对我说，这片海湾挺有味道，是块儿文学的土壤。铁扬先生是著名画家，对画扣在滩上的老船十分痴迷。近日来，又有朋友和读者问及雪莲湾。其实，雪莲湾海岸线并不很长，在渤海的臂弯里拱出一块肉赘似的岬角。老菱河将岬角劈开，老河口便是我们渔村涧河。1990年我来这里挂职副村长。村里有位算命先生说我利见于河海，命里喜水，我就努力待了下去。后来，我就真正迷恋这个地方了。另一种民俗风情，另一种历史文化备忘。在蓝色海与黑色岸的交叉地带，原始蛮荒状态下诞生的古老文化正与现代文明交融、冲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显示出社会转型期的躁动、较量和变更。太阳滩上的龙帆节、大冰海上打海狗的“喊海”、八月十五日的旱船会、残酷悲壮的烧船祭祖等等，都那么富有情趣，就像一面面的镜子，世道人心都将从这里得到明鉴，从这里寻找到发源地。这片海湾很特殊，“旱了熬盐，涝了撑船”的黑泥滩上叠印着世代渔民绵长、倔强而顽强的生命足迹。面对大海真诚的诉说，我开始了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创作。由《苦雪》开篇，之后又有《红旱船》《蓝脉》《秋殇》《太阳滩》《躁潮》等。我深感自己笔力的不足，没写好，有愧于这片土地。承蒙读者朋友的厚爱以及我们河北文学院老师的支持，特别是各有关刊物编辑老师们的支持，使我这个在基层挣扎多年的文学青年得此幸运，在此，真诚地道声谢谢！

    《风潮如诉》也是这个“系列”中的一篇。手法仍是写实，但从思考方式上力求区别于以上几篇。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将赤裸裸的人推向大自然检验一番会是什么样子？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渔人往往是强悍、勇猛和赤裸的，同样一个人，回到陆地就戴上了“面具”，失去了真实。大海与陆地昭示着人沉潜流变中的生存渴求。我认识一位哑巴渔民，他威猛彪悍，是条闯海的好汉子。哑巴很内秀，有一双追寻渔群的好“海眼”，也有高超的驾船技能。他没有妻室，与老母生活，每次拢滩时，老母就站在海滩上守望着久久未归的儿子。每当哑巴望见滩上海风中飘扬的白发，他就把网挂到船舷上去，按照一个古老的习俗，为守望的母亲升起一个鱼鳞闪光的标识。母亲笑了，为远航归来的儿子哼一曲织网谣。那网是母亲为他织的。去年夏天，雪莲湾闹风暴潮，防潮大坝冲了豁子，是哑巴驾船堵住了豁口。村里、乡里表扬了哑巴，哑巴第一次不再被人嘲弄，他很得意，以为自己有了名誉和身份了，人就变了样儿，讲吃讲穿了。过去他敢光着脊梁跟泼妇在黑泥滩上摔跤打闹，现在讲究体面和虚荣的他与母亲都生分了，母亲也觉出儿子的异样了。还有一个青年渔人为了当村长，冷淡过去的恋人，去亲近乡长的傻闺女。过去的恋人痴心不改，可慢慢就有恶毒的话传到了她耳边来，她细细追查，恶毒话全是从那个青年渔人嘴里编造出来的，她离他而去，可他心里依旧恋她，酿成了悲剧。哑巴和青年渔民合一，造就了《风潮如诉》的“福林”。福林刚从大狱出来，敢恨敢爱敢说敢干，甚至公开地敢跟船主的妻子相好。可当他堵豁口而出了名，去劳改队旁边犯人村当村长时，却丢失了自我，怯懦度日，不敢爱不敢恨了。地位的变化灭杀了人性。社会用束缚人的方式来赞美英勇和进步同样是可怕的。在失去自我的日子里，人生的脚步多么顾虑重重。福林失去了爱，在再次堵豁口中被大海吞没。福林的悲剧是人与自然搏斗的悲剧。人可以战胜自然，却不能战胜自己；人可以改变自然环境，却无力挣脱世俗；人可以在与自然搏斗中显示伟大与崇高，却在与人的纠缠中懦弱、萎缩。这凄婉悲壮的故事为什么会发生？故事之外的东西，大海在诉说……

    写不尽猜不透的雪莲湾啊！

    闯海人最眷恋家园。作家在寻觅家园。雪莲湾有句古谣：船头无浪秋帆远，船后泪眼望家园。朋友，我不知道我的船离家园越走越远，还是越来越近？

    太极断想

    有一些日子，我的思维空间逐渐从海上往陆地上飘移。走了一程又回望海湾，竟发现故乡的渤海湾还有一块儿神奇的土地。在那里沙岸与泥岸相接，黑与白竟像太极图一样分明。听村里老人讲，这里曾是老坟地，迁坟之后冒黑水。终日罩着一层白气，有时人走进去就像遇上了鬼打墙，晕头蒙脑地瞎闯走不出来。即使走出那方土地，徘徊一阵，还会走回去。我仿佛看见了几代乡亲从太极地上走来走去，他们携着生命的种子，忍受生活的艰辛，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望，奔走在这方土地上。雪莲湾年轻的后生邱满子生在这块儿土地上，他想逃出这块儿土地，又不断依附于它。太极地如此热闹，他又如此孤独。人与自然的依存亲和，或是人与自然的相搏对抗，最终将发展成为人类自身对生命意义及生存方式的诘问与探寻。

    在浮躁纷乱的商品社会中，岁月开始零乱，脚步开始零乱，为生存奔忙的个体身影变得飘忽不定。我认识一个与邱满子同样经历、同样命运的农村青年。他通过个人奋斗开始艰辛的人生攀登。从村团支书到乡报道员，又回到村里折腾出一些成绩，再次被调到乡里当民政助理，后因坚持原则得罪了头头儿，被排挤出乡政府而成为乡村商人，挣了钱，又想杀回乡政府。这里，实际上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

    人就像走在太极图上，人就是这样走着、站着、寻着、想着，将文化背景放在身后。零乱的岁月将我们切割，所有的零乱都各有姿态，所有的切割都有裂缝。在我们面对新的选择之前，让徘徊的灵魂听见大地深处的颤音。五里一徘徊的邱满子能走出太极地吗？走出太极地的尘世中，似乎靠偶然与诺言生存的人要比靠真理过日子的人多得多。太极地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千姿百态的面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又是一块儿人面地。父亲、邱支书、范书记、何乡长、胖丫和日商小林等，都在太极地上留下了足迹，印下了不同的风景。我写《太极地》的时候，暗暗告诫自己一律不写他们的脸。但是他们都在太极地上变幻着不同的面颜。这些脸的表情丰富极了。

    个体的每张脸，都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

    邱满子亦是《太极地》里的主人公，他的刚直、实干、热情与机智都是与他的欲望同步的。欲望促使人往高处走。改革开放的时代为他提供了竞技场。无可置疑，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要知道，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残缺。当今农村出国热、新的浮夸现象、引资的盲目性和资源浪费与流失等等已成为突出的问题。邱满子满怀信心地在这些夹缝中穿行。他在拼搏、在奋斗，力图有所政绩，力图创造一方水土的美好生活。他改造着太极地，又不断地丧失着自己。

    最后，我要提起的是对日情绪。去年出差在火车上听到一件事。一个革命老区与日商搞合资企业，日本商人打伤一名中国女工。这个女工是抗日烈士的后代，此事立时激发了一场风波。听说这个老区抗日时期发生过惨案，村里老人一直抵制日货。我听后心情十分沉重。当然，中日友谊与改革开放是主基调，但是新生的问题在引发我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尊严。这一切，又在太极地凸现出来了。日月关照了一切，岁月又不能抹去一切。我们只有振兴经济，才能拥有我们明天自己的月亮。跪倒在昨天的废墟前，我们感觉到有一只和平鸟在头顶徘徊。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理解邱满子的亲善行为。但是他内心的痛苦，不能说是一般意义的，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共有的精神痛苦与失落。我双唇颤动，不知“太极地”能否听到我的倾诉？

    流水情怀

    夏天了，雨水真多。我望着那么多的水流到海里去了。这时我想起《论语·雍也篇》的两句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1963年雨水不断的夏天，爷爷摇着芭蕉扇翻译《论语》，找到这句话，为我起了这么一个老气横秋的名字。然而，我为仁者，却不乐山；我不为智者，却极为乐水。小时候，我常常一头扎进村口的老水塘里，玩得乐而忘食。母亲喊我吃饭，见我就从水塘里拎起来，一顿巴掌猛打屁股，可是后来见水就忘痛，仍是喜欢玩水。以至于后来写小说，也要在海水润泽的雪莲湾折腾一阵子。为什么？算命先生说我命里喜水。

    以前我谈到小说，总是紧张地板起面孔。我表述的是真实所想，为什么不能像流水一样自由流淌？水是自由的，它只按着自己的意愿，寻找着自己的流向，执着地前行，百川归大海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家园。有时我猜想，好的小说，便是水的自由流淌，而不是挤出来的。夏日飞快，雨流瞬间，有时我觉得自己被流水挤到日子外边了。这是生命的丧失还是馈赠？面对夏日的落雨天，在雨天里写小说，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动。我开始判断，人的想象力的发达总是与水有关的。流水帮助我不断拓展想象的空间。面对人生的水流，小说便是这流水的韵律。

    天空如水，大地如水，对水说珍重。说不定哪一天，我被水吞没了，还要感激水。撇开流水一样的日子，让我们细细品味吧。水是小世界、小载体，却蕴含着人生的大境界。水即岸，岸即水，岸上有水，水中有岸。当我在黄昏落日时分站在岸上望海时，就是这种感觉。这不单单是水与岸的关系。今天，夏日流水中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事实，水已被污染，污染后的水流声还那么悦耳吗？岸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而瞻仰它的污水川流不息。圣洁的文化还能在岸上站立多久？面对倾斜、堕落和欺骗的污水，小说应该有怎样的韵律？怎样的表情？这时，乐山乐水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重铸我们的新人文精神了。也许岸上的圣地越来越小，岸上的人也许越来越少。这并不使我们尴尬或自卑。因为我们总是奢望文学的自救。可以自救吗？真担心有一天，失足跌进污水里，回头仍不见岸。最难受的是，挣扎中明明看见岸，却不能上岸。在水里游荡太久，也是很可怕的。

    雨水，是夏天的眼泪。文学之水天上来，雨水本来是很纯净的，落到地上就被污染了。唯一不被污染的，就是文学之水了，我要为纯净的文学之水而歌。文学之水是否纯净呢？我感觉纯净也就纯净了。否则，还怎能摆出一副真诚的姿态，熬夜苦写呢？叙事如水，载动我们夏天的远行。但愿我的想象与叙事同行。无论我们思想多么高远，多么精到，如果叙述之水载不动，读者是感受不到的。面对稿纸或电脑的自我陶醉，被嘲笑的将是自己，还有那无数个智者。从这个角度说，不仅要求写作的情态沉静如水，还要求我们的智者之水载动思想之舟。上岸或下海，都能顺其自然了。流水自然，嘤嘤成韵。

    文学就像夏日的雨。雨水铺张开去，顺着大地的沟沟坎坎爬行，网进人世所有足迹归依大海。文学之水又来叩击门环了吗？机会和运气便在不远处的岸上等候了。小说，你像水。小说永远存在，诱惑便永远存在。好小说，又像岸，我明明看清它了，为何苦苦追寻，却总也登不上去呢？细细想来，人生好多事都是这个样子。

    岁月如水，岁月会关照一切的。

    深入到百姓生活中去

    ——《苦雪》情结

    我近两年匆忙地写着，很难有空翻翻自己过去的作品。真是没有时间？恐怕不是，怕是引发回头一望的伤感。有的朋友，把创作看成是生命的流淌和保存，我缺少这样的立足点。在我目前关注现实的创作中，也常常被一些过去的事情和创作激励着。这种情感源于何处？我终于在短篇小说《苦雪》中找到一点安慰。

    前不久，我的短篇小说《苦雪》被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部改编录制成了广播剧《喊海》，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醉鼓》刚被北京一家影视公司改编成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这两个短篇是我几年前的小说，我自己都该忘记了。特别是《苦雪》这篇小说，是发表于1991年第二期《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月报》同年第五期转载，后被收入年选本，译成英、法、日文字，同年获得了《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三年后又获《人民文学》“昌达杯”九十年代新人新作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苦雪》是一个七千多字的短篇小说，它算不算是我的成名作，很难说清。尽管多次转载得奖，但好多读者却没有读过。可《苦雪》对于我有着值得珍视的意义。因为它是“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1990年之前，我大多写通俗小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老人打海狗的故事。我几次试图将其写成传奇故事，又忍住了。当时，恰巧同乡、老作家管桦到老家探访，我们的县委书记将我介绍给管桦老师。管桦老师听说我已发表了二百万字的通俗小说，就叹了口气。他劝我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努力创作出有艺术品位的作品。我听后为之一震，心想是该换副形象了。当时我二十七岁，做新人走新路绝对来得及。不久，我随后即认识了管桦老师的儿子鲍柯杨。鲍柯杨在中国文联工作，读过好多书，也写小说。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著作。我读了，也就很快找到了对《苦雪》这类题材的叙说方式。于是，我在冬雪天，来到我县渤海湾渔村，面对苍凉的白雪覆盖的大冰海，躲在村委会办公室烤着火盆子，写完了《苦雪》。写完之后心里痛快，但又心里没底，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纯小说。就在乡下找到一位中学教师，他一直默默地搞纯小说创作，他看后替我分了分段落，连说这就是纯小说。然后我抄写清楚寄给了中国文联的鲍柯杨，请他看看，并嘱他看完提提意见寄还我，我想改后送交唐山市文联的刊物《唐山文学》发表。谁知鲍柯杨看后推荐给了《人民文学》的王扶老师，王扶老师看后高度赞扬，并很快送审到副主编崔道怡老师手中，半个月就编发了。我真的很惊喜，也很感激当时未曾谋面就帮助过我的老师们。后来，崔道怡老师在一篇题为《又一个海的歌者》文章中说，“仅从《苦雪》这一篇小说看，我一点儿也猜不出他曾走过通俗路径，《苦雪》并无俗气，却有‘大家’风范；其语言锤炼、结构经营、氛围渲染、题旨钩沉，都已颇见功夫，达到了一定品位。《苦雪》事件单纯精细，情节无多曲折跌宕，笔墨还是主要用在刻画人物和心态上。而其主旨，却是大到关乎人类共同长远利害，因此在1991年数万短篇中，它也成为引起海外关注的佳作之一”。（载《小说月报》1992年第十期）

    《苦雪》讲的是一个打海狗的老扁大爷的故事。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没有选用我关注现实的小说，而选中《苦雪》，据说是为报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不能不使我有了思考。小说既是来自现实的，也应走进心灵；小说在本质上有着极大的虚构成分，所以我们真实有力的叙事才更为重要，才能使作品寿命延长一些。

    关于《苦雪》，我很难再多说什么了。我只知道它对于我的创作多么重要。我想摘录铁凝老师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一段关于《苦雪》的发言，后来成为我小说集的序言：“雪莲湾老人老扁一生曾经打死过很多海狗。他亲手消灭着海狗，同时认为海狗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生命，而人生的尊严是从生命与生命的公平厮杀和较量中获得。因此，当年轻的海子们掌握了武器，不再需要徒手对付海狗，当他们将枪口对准它们时，老扁就伙同着海狗一起用生命对准了枪口。这时人类和动物的生命站在一边，而枪口则是他们共同的对立面。老扁以这种结束生命的形式呼唤生命的尊严，这种形式在绝望无奈的瞬间显示了这位老人心灵的高贵。至此，这篇小说摆脱了一般意义上原始生命状态与现代文明的摩擦，它使人想要追究在自然界里，最终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铁凝老师这段话，给了我长久的鼓励和启示。《苦雪》是个短篇，我越发感到短篇难写。其实小说的祖先实际是短篇，但愿我的短篇情结不被淹没，至今我仍最喜欢短篇的样式。

    文书通脉

    我们常常说文学与书法、绘画是相通的。文学是纯净的水，文学是炽热的火。书法是什么呢？绘画是什么呢？是审美，通过书法和绘画的造型达到审美效果。真善美是我们共同的主题，真善美变化着不同的辞章，文学、书法和绘画的创造力就是花费在这种创造里，三体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这种景象不是我们要到达的终点，而是一种向终点行进的态度。

    基于这一点，我们说文学和书画是相通的。近来有好多作家研究书法、绘画。自古就有文人字画这一脉。比如，我们河北文学馆连续举办了贾平凹、冯骥才、汪国真等作家的书画展，同时也举办了两届河北著名作家书画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两届书画展我都参加了，将来还要举办个人展。反过来，也有一些书画家从事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我读过黄永玉、范曾先生的文章，受益匪浅，然后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思考。书画作为艺术，历朝历代都注入了新的血液，而其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就是“文脉”。作家也好，书画家也好，如果把目光放远一些，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文脉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基因信息以及脉络传承，是多种文化信息的结晶。文学作品可以用汉字创造出一种审美情境。我们说书法是文化的、审美的，还在于它的兼容性和综合性。大自然是书法意象取之不尽的源泉，由此使书法上升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文学需要艺术创新，书画同样需要创新。创新又何其难，艺术创新都很残酷，一方面要求我们不断翻新，同时又要求我们不背离艺术本质。汉字的书写艺术，是表达作者的情感意志、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艺术，创新要围绕着汉字来进行。一切艺术形式都一样，尽该艺术形式之可能，创造出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形象。所以我觉得文人书法，要扬文之长写出文化气息，比如旭宇老师的书法，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将文人的技能、功力、修养和才情等在书法艺术形象的创造中一一展示出来。任何艺术都需要悟性，书法是书者对自然万物所显示的形、质、势、态、意和理的感悟、积淀和想象。在书法气象上求精、求深、求品位。我的书法观是：变化多端、布局独特、意到笔随、气韵流动、寓情寄美。从书画创新来讲，也大多是形式风格上的，但无论多么诱人的形式面目，都必须以表现出韵味之浓、品位之高、意味之深和效果之精为根本。在国画方面，我特别喜欢国画的简洁、纯净、祥和、幽邃的审美境界，有韵味、有文人风骨、有现代意识、有个人风貌。

    真情与梦想

    ——我的文学处女作

    以前，我总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散文《亮晶晶的雨丝》，现在一翻那本县办刊物《芦笛》，才想起其实我的处女作是一篇短篇小说《静静的芦花塘》，这篇小说发表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冀东文艺》1994年第二期上。现在读这篇小说，觉得它幼稚可笑，可它对我却有着值得珍视的意义。那是一阵清风，那是一缕遥远的微笑，抑或是一段动情的故事，使我不断感到文学的温馨。

    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还在乡下小学教书。那时的文学正罩着神圣的光环。我的作家梦从这时开始了。我教小学五年级语文，边任教边写作。我所在的唐坊镇小学在村外，四周长满芦苇，左侧有一个小鱼塘。我夜晚值班，判完学生的作业，就学着写一些小说、散文之类的东西。记得当时写了一篇像散文的小说叫《夜在发亮》，是写农村计划生育的，稿子投出去没能发表。县文化馆《芦笛》编辑部的刘宝池老师告诉我，多读书，写身边的事。我想，身边事？身边的枯燥的教育生活有什么好写的？我就把目光瞄准了校园左侧的鱼塘。当时，我们家也有一个鱼塘。地震的前几天，我曾发现我家鱼塘有无数鱼往上蹿。于是，我就开笔写了这篇《静静的芦花塘》。

    小说刚开头，我的工作就有了变化。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芦花塘的碧水伴随着荣乡清幽的夜在悄悄地流，星星好奇地眨着眼睛，窥探着淡淡月光所依偎的池塘。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芦花塘岸边移来一个姑娘的倩影，她的脚步是那样轻……”就写了这几句，我就被调到唐坊乡文化站工作了。到了文化站，我有了时间，读了那里的好多书。白天，带一个皮影班子到各村演出，有时也跟电影放映队活动。两个月过去了，我又接着写这篇小说，一晚上就写完了。小说是写一个村养殖技术员，即将去省城水产学校学习，他的恋人“她”，在他临行前的夜里看望他。两年前，队里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庄稼地很快就分下去了，可就是没人敢承包队里的鱼塘。这个小伙子不怕父亲反对，大胆承包了这个鱼塘。姑娘支持他，用小伙子家里给的二百块彩礼钱为他买了鱼苗儿。他在“淡水养殖”里有了新发现。这天夜里，姑娘来芦花塘看他时，小伙子趴在桌上睡着了。姑娘心里有点儿酸。他实在太累了，蓬乱的头发在宽宽的额前神秘地卷成隐隐可见的小问号。她深情地望着他。这时候，一股夹着芦花芬芳的晚风吹进窗口。将他书桌上的手稿和读书卡片一张一张掀起来，飘洒了满地。忽然，她在众多纸片里发现一张叠得很漂亮的信笺，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她激动了，心涌春潮，拾起信笺，情不自禁地把它放在心口，仿佛将这醉人的月夜一并装进心里。她没惊醒他，悄悄整理了他的书桌，给他额头一个吻，就仙女般飘然而去了。

    记得当时我想写真情。现在看来，这是不是真情？我说不上来了。反正当时我想真情一把。也许，是这份真情鼓舞着我继续写下去。寻找真情比占有真情更加美好。真情支撑着我的昨天，真情还会伴我到明天。这篇小说的发表过程，也体现着一种师生的真情，这情感很珍贵。

    我把稿子工工整整地抄好，骑自行车到县城，然后又转乘公共汽车到唐山，找到当时的《冀东文学》主编马嘶老师。马嘶老师与我同乡，是20世纪50年代末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与《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老师是同学。马嘶老师看过我的小说，只说了一句话：语言比较流畅。我这就知足了。他把小说交给了责编胡天啟老师。胡天啟老师是河南人，是个非常厚道敬业的编辑。他留下我这篇小说，看过，然后提出三条修改意见。我回到乡里不久，就收到了胡老师寄来的稿子。我按照他的意见，认真地进行修改。稿子又寄到胡老师手中。胡老师接到我的稿子，说两点改得不错，那一点儿不满意的地方，他亲自动手为我改稿。刊物出来之前，胡老师把校样寄给了我，他让我读一下他修改的地方，是不是满意？我很感动，我有什么不满意的？稿子能变铅字就是胜利。铅字是古板的，却真正给我们文学青年带来幸福的梦想。热情而单纯的梦想，一再使我们误入歧途。后来，我时常听到“误入歧途”的话，是那些把文学当成敲门砖的人讲的。文学创作是寂寞而艰辛的劳动，越往前走，身边的文友越少。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后，被县文化馆的几位老师推荐给领导，我很快被调到了县城，是当作“笔杆子”调进来的。我进城之后，被安排在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兼编撰我县县志。我走进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历史的河流奔腾不息，一张张学生的脸庞熟悉起来，由模糊而清晰。我能写这块儿土地，真得益于这篇处女作带来的方便。这份工作使我过早地老成起来。

    在这里，我不知不觉想起这篇小说的责编胡天啟老师。他在编辑岗位上英年早逝。后来，《冀东文艺》改为《唐山文学》，马嘶老师退休后，他当上了这个小刊物的主编，他还是那么敬业，为刊物跑赞助、编稿子，去世前还在组织搞一种“灾变文学”。他去世前三个小时，我们还在一起谈论文学现状。他死在家里的办公桌上，死时正为作者改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手里紧紧握着一支蓝色油笔，稿纸上改的最后一句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刀字后边的句号刚画上一半，就心脏病发作猝死了。文坛有这种献身精神的编辑很多。胡老师走了有七个年头了，我们永远纪念他。现在，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很少听到编辑亲自为作家改稿了。也许编辑不愿改，即使愿改，作者也许要撤稿了。现在的初学写作者个性很强，写小说的技术很好，起点很高。20世纪90年代的刊物要求作者一步到位。这份真情还是有的，编辑与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的“真情”表现形式变化了。

    文学需要真情，更需要梦想。也许，我日夜寻找的那个梦想，正静静地藏在我的心上。写作不会使我们心灵迷失，写作使生活与梦想共同有了意义……

    回头望路

    入冬，冀东平原落雪了。

    我最喜欢落雪天。望见雪，我的情绪就好。特别是穿上很暖和的衣裳，兜儿里装上小收音机，将耳塞放在两耳边听唐山驴皮影。今天终于实现了，我听的皮影是《汴梁图》。人的心绪和生活需要调节。雪覆盖着脚下的黑土地和我居住县城里古老的煤河。煤河冻着冰，落上雪显得格外平。生活里到处都是被洁白遮掩的东西，我边走边想，到处都是与我们人生有关的东西，因而到处能激起我们的热忱和想象。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和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则以苦难沉重和穷困来困扰我们。但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大雪融化之前，有大量共同的利益驱使我们在困难中前行。大雪丰富着我的想象。

    无论怎样生活，人人都有隐痛。任何角色都有遗憾的，就像眼前的雪，总会由白变黑。人啊，无论是做儿女、做父母、做官、做文，做商、做医等等，都有痛苦和烦恼，都有欢乐和温馨。回忆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时感到偶然。我从小喜欢文学，但是读书时是学理科的。我觉得理科能直接把感情变成智慧，而文科能把智慧变成感情。可惜我至今没能读上中文系。

    成功，每时都在寻找严酷的机会；平凡，每时都在等待安平的恩赐。无论评论家怎样阐述苦难和坎坷对于创作的益处，可我依然希望生活中的自己永远幸运和快乐。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苦难人生，只有苦难的心灵。热情而单纯的预期，一再使我误入歧途。希望是开在欠缺处的花朵，希望也是劳动者的第二灵魂。刘醒龙有本书叫《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生命是需要不休止的劳动的，而农夫若无原则地仁慈，就真落得草盛苗稀了。可是仁慈的劳动往往构成了生命的序曲和基调。

    以上是雪地上的一番感慨。也许是不着边际的，只有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才是真真切切的。何申兄曾跟我说：“写写你个人的经历，也许是挺有意思的。”我没有何兄经历的深厚，但在我过去的日子里，还是有一些片断应该记录下来的……

    我出生在冀东平原的一个普通小村。那是1963年的早春二月。我从小喜欢五月的麦地，且时常钻进麦地里玩耍。我一直不敢把对麦子的感觉写进小说。我爷爷是天津的一个做袜子的商人，定成分时叫小业主，回乡时给划定成分是富农。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我家雇了亲戚种地。“富农的帽子”跟随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直到十二岁才被落实政策摘掉了。小时候很压抑，从而造成我谦和缺少自信的性格。谈歌兄曾很善意地说我缺少激烈，爱恨不分明。面对谈歌兄的激烈，我是赞赏的。他活得磊落痛快，而我顾及太多。我在北影招待所跟谈歌讲了童年和少年，他终于理解我了。他说你得激烈些，既然这样就慢慢来吧。

    小时候，父亲还是一个公社干部，母亲也是党员。可母亲曾很伤感地跟我说：“你这出身，将来能不能说上媳妇还难说呢。”现在听来可笑，可当时我挺往心里去的。后来听母亲说，我的老姨曾经有个想法，怕我长大打光棍儿，就想让她女儿给我做媳妇。我听后淡淡一笑，后来听说是真的。我富农出身的几个叔叔都是四十岁以后娶上媳妇的。我很感激老姨这份心，近亲婚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把自己在县城的老房子让出来，将年迈的老姨接到城里住。童年的口哨声在天空中如泣如诉，恍惚让我看见一种残酷的东西。

    在梦里，我时常梦见老家的泥房子。这房子太破旧了，就像一株成熟过了头儿的老玉米，饱经沧桑。过分成熟的东西意味着冷落和衰老。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这间生我养我的老泥房倒塌了，彻底趴了架。现在回想起来是父亲的决策英明。我是1974年搬出这座老屋的，随父亲到一个叫唐坊的小镇落户。母亲想过几年再搬家，让我读完初中。父亲很坚决，否则我真的没命了。像这样的泥屋，人压在里面不砸死也很快就会被泥粉呛死。村里很少有扒出来的活人。到了唐坊小镇，看见了火车从这里通过。我住的镇上的砖房也在地震中倒塌了。

    当时父亲在稻地中学旁边的“五七”干校学习，我和母亲住的房子也倒了，有幸的是老天开恩，我家房盖的砖子顶甩到邻居家那边去了。这一年我十四岁，觉多。我在碎石乱瓦中醒来，没有看见蓝光，只觉得头晕晕地乱响。母亲护着我从窗前往外跳，如果早跳一步，墙头就把我压在下面了。墙头儿轰然一倒，我就势跳到墙头儿上跑到黄瓜棚下，傻蹲着。母亲受了伤行动不便。我们看见黄瓜秧下不断有裂缝一张一合，不一会儿就下雨了。短时间的宁静之后，就有人呼喊救人了。我神情木然地加入了大人们救人、扒人的行列。经我手扒出来五个邻居，其中两个已是死人。天慢慢地亮了，我感觉换了一个世界，一下子苍老许多。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唐山人格外喜欢“福”字。我为“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所写的长篇小说就起名《福镇》。中国老百姓从骨子里喜欢“福”字。究竟啥是福呢？

    兴安兄曾在1996年编过一本书，书名叫《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是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展示。这里面收入了我的一个自传，题为《我乡间的月亮》。将文学称为“我乡间的月亮”，不知是否妥当，反正热爱文学是从少年的乡间开始的。那时能读的书有《林海雪原》《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反复读，兴奋、激动或是落泪。

    奔跑在故乡的平原上，一个动人的日子朝我走来。我在故乡的春天里，体味小草、太阳和大地的情怀。后来走进课堂了，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又读《祝福》《野草》等名篇，体味了文学的力量。

    这时候，我钻进故乡的芦苇荡遥望南边的海湾，猜想外面的世界。文学作品与人生的关系成为少年破译心灵的密码。

    乡间的风情、乡间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上高中时，我写了篇小散文《故乡的秋天》。在县办刊物《丰南文艺》上发了出来。我很激动。

    后来我没能考上大学，只考上昌黎师范学校。1979年至1981年的两年校园生活使我难忘。在学校，我是个活跃分子，当班干部，在学生会搞宣传、演节目、写书法、画画，编辑校文艺橱窗，杂七杂八什么都干。后来，学校成立了碣石文学社，我当社长。那时就赶上了新时期文学大潮初起，读小说，也试着写小说了。

    昌黎是有名的花果之乡，山清水秀，我们的校园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果园。每一个苹果和每一串葡萄都给校园带来鲜活、生机和灵性。那时候学校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样东西，就是杂交玉米面饽饽头和高粱米粥。当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细粮，大部分吃粗粮。老师们千方百计为我们搞好伙食，有时候饽饽头吃腻了，就拿油炸一遍，脆酥酥的，吃着蛮香，我们就叫它“黄金塔”。当时吃着“黄金塔”满腹牢骚。现在回想起来是挺有意思的。远离什么，便渴望什么。这阵儿几乎没人整日捧着“黄金塔”啃了，但我接触的一些人，还愿意吃吃这一口儿，宽宽肠子，喝玉米□粥几乎成为改善生活的雅趣了。我的老乡老师、北京老作家管桦对我说：“你来北京时给我带一点儿玉米□、玉米面来，我很想吃这口儿。”我笑了。我向老人讲起在昌师上学时吃“黄金塔”骂大街时的情景，老人感到好笑又不解了。我想，珍贵和平庸的东西是随时间、地域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平庸的日子，只有平庸的感觉。在北京大饭店吃“黄金塔”时真成“黄金”了，它不再是一团儿难咽的“刺猬”而变成一团儿金色载体，牵走我眷恋的思绪到了遥远而美丽的校园。

    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是编《五峰文艺》和《碣石》校刊，这是我文学的启蒙。刚入学不久，中文系大专班的杨立元、伦洪波在张雨天老师的指导下办起了文艺性校刊《五峰文艺》。编委里仅有我一个作为中师班的代表。这时我开始进图书馆读那些中外小说了。当我升到二年级的时候，由语文组老师倡议，中专班里也办了一个橱窗型校刊，名为《碣石》，主编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对文学的爱和独有的兴趣，促使我编辑它。《碣石》很快出刊了，一连几期效果挺好。

    同学们把自己创作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等作品抄写工整给我们，我们编委会配上插图，规规矩矩又灵活多样地张贴在橱窗里。每期都围了好多人观看，有表扬、有争议，也有批评。那时候的文学真是太神圣了。我们有专门的编辑室，小小编辑室凝结了那么多同学洁白的纯情和笔耕的硕果。我被感动了，也学了不少东西。当时来稿很多，文笔清新流畅，题材广泛，情真意切，就是“学生腔”浓了些，缺乏生活气息。当时我很满足了，完全被他们袒露的心灵所诱惑，注定为文学而痴迷，而快乐，而把汗水洒足。当时我就觉得文学之路太拥挤了，这条路太艰难了，这条路不是谁都可以走的。我畏惧了。

    昌师毕业后，我就回到县里老家的唐坊小学教书。我又看见了乡间的月亮。我将儿时母亲的油灯比喻成乡间的月亮。怀着这样的情感，我在小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散文《亮晶晶的雨丝》，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了。严格说来，这才是我真正的处女作。

    皆因这篇小作，我走出了校园。有人说文学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在我身边那么多文学爱好者都换了工作。1982年的阳春三月，我被调到唐坊工委文化站当了站长。这是煤河旁的一座古镇。父亲在这里当工委副书记。我想进县城，求父亲托人，但父亲不愿我离开小镇。还是因了这篇小作，我被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看中。他通过县文化馆找到我的地址，调我到县城做县志和党史征集工作。我终于凭文学这块儿“砖”敲进了县城。我在县志办公室工作时，到处奔波、采访、收集资料，没承想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铺了一条通路。历史和民俗都进入了我单纯的视野，使我深感这方土地的厚重和风情。

    由于纯文学写作太难闯了，我认识了唐山市群艺馆的杨帆里老师之后，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先是与杨老师合写了一部长篇历史通俗小说《胭脂稻传奇》，198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后来一鼓作气写了几年中篇侦破、社会传奇一类的通俗之作。写了近两百万字。我不知道这是弯路，还是后来创作的准备。后来有一件难忘的事，使我面对乡间的月亮，审视这些作品时有些惭愧了。1989年底，扫黄的时候，我去石家庄出差，一下火车，便有个卖书的人很诡秘地跟踪我，并悄然靠近我，左右一看没有警察，就问我：“兄弟买书吗？禁书。”我好奇地看了看他，他从棉大衣里拿出几本书，一看我脸就红了，其中有一本是我写的《血染美人纱》，封面图案是穿三点式的美女照。我说家里有这本书，就怯怯地甩开卖书人。《血染美人纱》是我写的一部侦破小说，内容不黄，包装成这样都没法送人。当时因出版气候，我另一部侦破小说《杀手与交际花》不能出版了，出版社把二校书稿还给了我。后来唐山一位书商找我要这本书稿，他没钱给我稿费，说他哥哥积压几十吨玉米淀粉，跟我商量给我价值八千元的淀粉。我当时想转纯文学，羞于谈这个，就连署名权一起卖了，换了两汽车淀粉。过去在唐坊，母亲养猪，进城后不养猪了，淀粉没啥用了，我就托朋友卖掉。朋友跟唐山万里香烧鸡店的公司说妥，将这些淀粉买下灌肠子用，朋友还说人家不想进货，他听说是作家换的稿费就要了。那家店经理喜欢读书，很尊重作家。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儿，我算什么作家呀？

    那天早上，我和朋友去送淀粉，我往车间里扛淀粉袋时脸都白了，只有眼睛和嘴是三个黑洞，挺吓人的。那位经理想结交我这个“作家”，满车间嚷嚷，哪位是关作家？我的朋友见我与工人一样满脸白粉，认了半天没认出来。我又不好意思张嘴，车间里工人都瞅着。后来退到楼道里洗了脸，我才敢见那位经理。经理是个老头儿，从谈话中知道他比我读书多。他说：“作家写书不易呀，你这淀粉质量差点儿，我还是按市场价并给你现金。我喜欢交你这位青年作家！往后好好写！”我又惭愧又感激，又不敢说是写通俗小说的。但我看出，老人喜欢的是那种有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这两件事，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创作，不能这么写下去了。可是纯文学那么好搞吗？面对新的生活和严肃的文学，我表现出极大的陌生和惊异，甚至失去了与之对话的勇气和信心。我困惑，我“乡间的月亮”在头顶消失了。

    后来我认识了北京老作家管桦，还有他的儿子鲍柯杨。管老让我读些名著，让我真正深入生活，写有艺术品位的作品。他儿子鲍柯杨很有思想，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思想家的理论，还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我记得自己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1987年的秋天，我主动要求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一切重新开始。1989年，对于我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儿。我在痛苦困惑中选择。故乡的一片海湾，叫黑沿子。我主动要求到那里的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有人风趣地称我是“下海”了。在村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植树，还管了一阵子计划生育。能参与这些活动，应该感激河北文学院。我于1992年加入文学院。没有进文学院就没有这样自由和充足的时间。省文联主抓文学院的领导铁凝、文学院负责人陈映实老师和老城兄对我深入生活和文学创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令人难忘。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我创作的大课堂，河北文学院则是一个小课堂，我是受益者。

    大海帮助我理解人生。海能养育生命，海同样能养育文学。渤海湾的一隅，我起名为“雪莲湾”，我在这块黑坦坦、雾蒙蒙的地方留下了一串足迹。海里啥都有，有鱼、有虾、有蟹，海里也有“落魂天”“红旱船”“蓝脉”“太极地”“闰年灯”和“醉鼓”。这是一个有特殊历史、民俗风情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成为我写作的载体，载动我的小小思索，走着这样寂寞的路程。我发现，海浪就是一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白线，雪一样的白，穿过无限的时空，比生命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的欲望与激情、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和悲伤结合在一起了。自由的大海使人的精神自由。

    我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甚至看不清、弄不明了。不是海边雾气太重，而是我自身的弱点。看见海，我感到自己渺小，特别是出海打鱼的时候。我出过几次海。在北京开会，我见到天津写海的作家王家斌先生，他在海上摔打多年，他写了我喜欢的小说——《百年海狼》，他见到我很亲切，他说：“咱们海的情结，是‘旱鸭子’体味不到的。”他对肖克凡说：“我瞅小关的走路姿势，就是海边人的步子。”我很惭愧地说：“我不是真正的渔民，我也是‘旱鸭子’。对于海，我看不透，是个旁观者。”

    但是，是海给了我根，给了我力量。在商潮汹涌的社会里，我时常感到一种隐形的海在涌动。我感到孤独，我敬佩大海的品格。没见到真正的海之前，我曾浮泛地、迷惑地以为自己博大。可见到海，就会看到大自然的品格。人只有在内心的风暴潮过后，才感到自我生存的宁静。在浮躁的世界，在金钱包裹的世界，宁静地生存是幸福的。

    我在渔村深入生活的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我看相，说我命里喜水，利于见水。那么，我的小说创作，就从水上开始吧。像我这样，父母没文化，自己又笨的人，纯属在基层文联苦苦奋斗的文学青年，借大海点仙气吧，兴许就能从古老的黑泥滩上跋涉出去呢。我告诫自己把握机会。

    后来的日子证明，我是幸运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老师热情地称我为“又一个海的歌者”。我很高兴，一静心又不敢接受。我哪里是海的歌者，是大海成全了我，是海潮推涌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走了一程。尽管这一程路，我走得不完美，毕竟还是起步了。我在海上的路，永远是拖在船尾的一条缆绳。

    珍惜过程，不问结局，还是感激大海吧！

    我觉得，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大海这样丰富。海是一个格外热情的老人，交往久了，他会用另一种原色还原你。于是，我们便有了穿透海水的“海眼”，看啥都是蓝色的，一个辽阔而奇妙的蓝色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血管里殷红的血液也变成了蓝色。蓝色世界给了我多种多样的文学启示。下海，即使是苦难，对我也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海即人，人即海。每当我提起笔时，总是有一种错觉，海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那蹲在海滩上吸烟的渔佬儿却是一个写不尽猜不透的海。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就是一张揉皱的海图。我想，人与海的沟通，最终将发展为人类自身对生命意义及生存方式的诘问和探寻……

    大海里啥都有，又啥都没有。

    大海能成全我，又能阻碍我。

    海里有珍珠，岸上有黄金。我时常想，心中的海推到极致，就该从它的负面思考了。一个好的作家，不仅仅是固守，主要是开拓。1993年，我的小说在香港《亚洲周刊》获冠军奖时，香港评论家也斯先生撰文评介我的小说《船祭》说：“关仁山小说里的大海意象浓艳，吸收了魔幻与写实手法，在虚实之间写传统和现代。但这种写法容易形成模式，不易拓展。”这又使我想起我的创作急需开拓新的艺术层面。在全国青创会上，外省作家说我们河北作家太老实，我感触很深。做人老实，作文万万不能老实啊！下一步，我该借助什么才能使“文体”飞翔起来？仅仅依靠大海，看来是远远不够了。无论如何，这一步是要跨越的。探索，哪怕失败也好。只担心一点儿，大海在咆哮，我能静心看世界吗？又能静心写人生吗？我得强迫自己静下来，静下来。我将以怎样的苦难，来修炼自己的人品、艺品？时下，创作越来越艰难了。我们千万别指望什么机构来救作家，不要求别人施舍来确立作家的价值。商品社会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要独自求生存，然后才能凭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去创作，去追寻美好的理想。不管生活怎样艰辛，不管日子怎样无奈，都不能丢掉追求！

    为文学遭受苦难，不悔！

    闯海人最眷恋家园，我在寻觅家园，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雪莲湾有句古谣：船头无浪秋帆远，船后泪眼望家园。

    1993年5月，河北文学院、《小说月报》编辑部和《人民文学》杂志社在石家庄联合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使我深深受益。

    在1995年的秋天，我们河北文学院学员在石家庄聚会。谈歌兄单独找我谈，他说：“《太极地》有些变化了，还应加大关注现实的力度。不能再写海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记住！”我记住了谈歌兄的话。回到县里往基层跑了跑，一口气写下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等贴近现实的小说，是生活本身唤起了我的责任和良知来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1996年元月，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根据我的小说《醉鼓》改编的四场话剧《鼓王》。这部改编剧获文化部“文华奖”后，有位编辑朋友对我说：“近来你的小说离开雪莲湾了，像‘醉鼓’这样的民俗小说还要多写啊！”我说：“过两年再杀回马枪，眼下是想变变路子。”我将笔伸向平原、城镇和山梁，想淡化民俗风情的东西，更有力、更直接地贴近现实生活。没想到一上岸就被套上了“马车”。我与何申、谈歌兄有幸被称作河北的“三驾马车”，竟然这么叫开了。何申的幽默和谈歌的激烈，还有他们深厚的生活功底，一直是我应该学习的。在丰收的大平原上，用马车收秋的不多了，乡路上奔跑的多是汽车和拖拉机，所以我更加想念故乡运粮食的马车。马车是最具平民化的交通工具。我喜欢平民生活和平民生活的空间。

    关注现实的文学，眼下有多种说法，我们对“现实精神”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现实生活本身就鲜活、复杂、立体、深刻。文学不应该是一曲颂歌，文学的内涵应是广博的。小说应背负着沉重，表达善意的人间情怀和人情、人道主义内容，对社群祈愿、期待与预言。

    眺望乡村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家园向何处去？我感受到了一种激情。诗人需要激情，作家同样需要。

    我曾在《青年文学》封面宣传语里写下一句话：信念将使一切苦难埋葬于夜晚的涛声中。我行走在乡村的海滩上、平原上、山道上，明天，不再为故事匮乏烦恼时，我该怎样讲好我的故事呢？如何将公共话语转化成个性化声音，深感自己创作的不足，还要努力啊！我喜欢这样一句话：

    在天为翔，在地为泥。

    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作为本土作家，感受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些责任。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文学的眼睛永远凝视这片土地。让文学紧跟时代步伐，根植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时代主流在哪里？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精神痛苦与矛盾是丰富而有况味的。乡村历史与现实、新与旧之间相互纠缠，渗透和挣脱，使我茫然。几年前，我进行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时，试图在乡村多情的沃土上挖一眼儿小井。1991年春天，我从城里到渤海湾涧河村挂职深入生活时，想将这里的风情写得清丽些，可是渔民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沉重，迫使我不能太轻松。真正走进农民中间就会发觉，个人的孤独悲哀微不足道。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十分突出。生活把什么都没有展示出来？如今的乡村是日新月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国社会成员大多是农民，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得最苦的一部分，对于急剧转型的商品社会，他们缺少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他们不能一步入阁，走向真正的富裕，却失落了文化传统秩序，每前进一步，都是以道德和精神沦丧作为代价的。乡村开始零乱，脚步匆忙，为生存奔忙的个体身影变得飘忽不定。无论是坚守乡土进行变革的农民，还是弃农逃离家园闯荡都市的农民，都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灵魂的震荡与洗礼。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的心声。可有时，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它的残缺。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可是乡村又不断出现干群矛盾激化、产销失衡、打白条子、盲目引资、资源浪费、新的浮夸现象以及出国热、上城热等问题，为社会提出各种难题。我们茫然，无法理解它，但要正确把握它。这些严峻的问题并不能剪断我们的乡村情结，谁也无法否认，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还是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把对土地的深情歌唱还给乡土。乡村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乡村温情的童话展现在自然的怀抱中。农民的淳朴、坚韧，乡村变迁的脚步声，虽然充满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质熠熠生辉。这里，道德的评断和审美的评价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作为乡村文化的最后光环，正随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道德演变而弯化，既写出了中国老一辈农民辛劳而盲目的生存奋斗史，又透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景观。文学，虽然不能够一一解决农民问题，但是，它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血肉丰满的农村新人艺术形象，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其深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乡村自身了。我们对乡村与土地的深情与理解，会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大地的丰厚意蕴，孕育并导演着我们的种种人生。沸腾的现实生活总是将乡亲们纯朴自然的乡土状态打破并造就特殊的人生规则。乡村的四季，一块块儿土地解冻，又有一块块儿土地冻结。我们的创作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乡的大平原上，我们看到热土也看到了冻土。1995年秋天，我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破产全过程，有了一些想法，也听到一些农民企业家的心里话。农民企业家和乡镇企业的工人面对破产与城里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土地种。同时，我回老家给母亲的口粮田办过户手续，二叔在村里截住我，让我帮他到县城告状。二叔是村里的售棉大户，他说村里又要重新分地了，他与村里的包地合同作废了。细一问，我才知道，有两部分人还乡：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上城里的打工人员。他们在九月里还乡是奔土地来的。我没能待到分地那天回城，二叔也跟到城里。我带二叔去县政府，到了县政府门口，二叔扭身不进了。他湿着眼睛说：“咱不告了，都得有碗饭吃吧。”我记住了此时二叔痛苦的脸。在年根儿，我听母亲说二叔一冬天都在开荒地，仿佛听到了一种悲怆的声音。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递嬗的瞬间景象。

    今年秋天，又有关于土地的消息传来。县城北关的一个村，上企业、卖耕地。耕地竟被南方几户农民买走。我去后才知道这几户温州农民曾是给村民打工的。今年企业破产，村里农民又从温州农民手里租地种，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打工。与我同去的一名记者感叹一声“农民啊！”他这一叹，促使我在村里多住了几天。

    我曾对朋友说：“今年是我大开眼界的一年。”我有幸过长江。到了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罗村，看到了经济发达的乡村。7月份，我又有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民。在汽车里，坐在身边的陆天明兄问我：“看到窗外的美国乡村有何感觉？”我一时找不着感觉，只说：“这成片的庄稼地里看不见劳作的农民。”我还看到了美国农民用大片耕地搞装饰。肥沃的小山上，有美丽的小房子和一棵茂盛的大树，余下的是一片草坪。我说：“人家人少地多，我们人多地少，先吃饭才能去想那片美丽。这片美丽好像与我们无缘。”回到我们河北的乡村，再全面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乡亲。这时才看到，深入生活不能盲目地陷入，还要头脑清醒地跳出来。对生活的亲近和距离都是文学所需要的。深入生活的过程，也是我们作家自身成长的过程，特别是青年作家。

    面对现实的写作，是需要现实精神的。有人说，就农村题材作家而言，现实精神就是土地精神。中国乡村的土地精神是什么？回望田园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无穷的精神。文学需要承接这种精神，背负这种沉重需要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透视时代变革的辉光。

    我觉得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土地上成熟的果实是根和叶，即使流水冲走了叶，还会留下根的。过去热情单纯的预期，一再让我们误入歧途。丰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艺术形式，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怎样看待“生活流”，站在时代、哲学和美学高度穿透生活，把握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觉得自己还需艰辛地努力。

    现实精神，一直像把火炬，在我们的土地上冷静地燃烧着。它能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也能触摸到农民劣根的精神内核。源于生活的文学必然孕育着、生长着，因为土地永存。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我们想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对土地和农民的牵挂

    加入世贸组织，对土地和农民是怎样的影响呢？早春季节，土地解冻，我到冀东平原的农家走了走，看了看。

    我看不到梦境里美丽的田园童话。看到的是满脸沧桑的父老乡亲，看到的是平原上刚刚萌绿的冬小麦，还看到对诚实和坚韧的无声挑战。土地和农民，这是两个不同寻常的词。多少年来，我们看见土地和农民就想用很浪漫的诗句赞美一番。“啊，土地！我的母亲！”如果让我们真正留在土地上当个农民，恐怕就不那么轻松了，对“母亲”也有点儿不孝了。最近在农村调查，家长和子女愿意当农民的是百里挑一。有的农民把一生全部的汗水，都浇灌在自己的土地上，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城里。为什么？土地的沉重，农民的艰辛。摆脱穷困的命运吗？还不仅仅是这样。在一户农家，我同他们说起了这样的话题。有个农民回答得很机智：孩子离开农村，那叫有出息！他有了出息，才能说明土地的价值。土地不仅仅是产粮食的，还能生长有血有肉的好秀才，不是吗？另外的一种说法，就与上面不同了。他干脆说，是上辈子作了孽，上帝才惩罚他这辈子做农民。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世界上活得最苦的总是我们农民。”

    我原以为，北方农民对加入世贸组织不会有强烈反应的，谁知是我低估了他们。一个承包稻田的农民说：“听说就要‘入世’了，我们真不知道怎样种地了！换句话说，我们种什么才不会破产！”我对他的话感到震惊，感到茫然。他们对人世的恐慌是不是望风捕影呢？后来他们说的一些常识，使我明白，他们已经不是传统农民了，有的家里甚至有电脑，还上了因特网。他们说，知道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于粮食、油料生产会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粮食和油料这些生活资料本身生产就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一个年轻农民还对我说：“入世后，我们吃的馒头，很可能会是用美国白面做的。”

    说这样的话有什么根据？回来后，我查阅出一些可靠数字：今年我国的小麦减少了百分之二的播种面积。又经历了去冬今春的干旱，预计北方冬小麦的产量只能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上。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撤销了对美国七个州的粮食进口禁令，给国内小麦价格带来了压力。长期以来，国家在小麦收购上实行保护价政策，使小麦价格一直坚挺，掩盖了小麦市场供大于求的真实情况。那么，人世后的粮价会不会暴跌？我们可以做些分析。比如，我国国内粮食产量为五亿吨，而世界粮食贸易总量才为两亿吨。把全世界的两亿吨都拿到中国来，也养活不了我们，中国人还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我们这样自给自足的大局面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当我回到老家，见到乡政府经联社的一个同学，他对入世后的农民生活备感忧虑。他说：“入世对农民的打击是不会小的。几千年来，我们沿用的是‘精耕细作’的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成本过高。我们还将逐步失掉农产品的非关税手段，而国外是低成本的规模农业，我们光吃苦耐劳是不顶用的！现在农民们还不知道，那时会是什么样的局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他还给我看了一些乡里农业产量的真实数字。我很惊讶，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是虚报的，一本是留给自己做决策用的。

    那么，入世后究竟给我们的农民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专家说，入世将逼迫我国加快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它将是一个猛烈的催化剂！农业流通领域也感到市场机会多了，农产品交易扩大了。我们的农民知道吗？我在一家菜农的地头，得到了答案。他们不仅知道，还抢先去做了。据菜农讲，他近年多亏没种小麦，全部种菜。我们的水果、蔬菜是有市场的，光一年他就获利三万元。他还对我说，他到过山东寿光的一个种菜县，蔬菜出口以亿元计。市场农业里，比如水果、水产品，包括肉类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些地方我们有不同程度的竞争优势。在农村深化市场改革，使农民的行为建立在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基础上，使我们尽快进行结构性调节。政府要给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我们的农民的素质能够跟随上这个残酷竞争的车轮吗？我们的土地还能一如既往地奉献母爱吗？站在世纪之交的大平原上，常常使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的农业有一些先天不足，比如规模小，农民文化水平低，信息收集困难。他们有人还依赖着旧体制，向上伸手要钱、要政策，而面对大市场束手无策。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提供服务了。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暖而闲适。古老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走出乡村的游子的精神慰藉。市场经济对这些融乐氛围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农民之间越来越隔膜，道德水准在下降。当然，这里有些东西是陈腐的，应该抛弃的。可是农民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大为真实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会孕育成熟一批植根农村、富有远见、掌握科学、敢于冒险的新农民。

    农村呼唤科技。但科技也挤压着农民的生产空间。我们的农民还知道了转基因技术。他们虽然不愿意吃到转基因食物，可是愿意看见粮食的替代品。目前的转基因技术还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可与大量使用带毒性的化学农药相比，这种取之自然物种的方法注定是先进的，更加贴近自然。

    土地也要做出回答。耕地的大量沙漠化的严重威胁，为我们敲响警钟。每个时代都要对土地做个包装。旧时代的农村，村村都有土地庙，农户里供奉着土地神。农历二月二就是土地爷的生日。我小时候，就见过爷爷亲手做的一个土地爷像。土地爷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俨然一个小判官。爷爷说，他这官小得不能再小了，可是他的权限又大得不能再大了。人类懂得栽培谷类及其他植物的时候，土地就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对土地的任何不恭，都会受到捉弄甚至惩罚。

    我在一个村子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小村的农民是勤劳的，自1992年大开发后村里来了一些温州出来打工的农民。有一对温州夫妇带着她的漂亮女儿给村民割稻子，收小麦。这时，村里的橡胶厂红火了，一些农民都感到自己的村庄要城市化了，被眼前金钱所诱惑，纷纷抛弃土地奔向工厂，求温州夫妇承包自己的土地。于是，温州夫妇如愿以偿廉价获得了土地，承包合同是十五年。温州人的勤劳和精明，使土地活跃了，而且他们的女儿也已长大，成为一个网上农民。大量的信息从网上获得，使土地有了产业化的富足。此时，戏剧化的情形出现了，两年后橡胶厂破产了，农民想回到自己土地上的时候，已经没有耕种的空间了。于是，他们就痛苦万分地给温州人打工，而且是在自家的土地上。他们眼睛红了，很想夺回自家的土地。给温州人打工七年，也抢了七年土地，因为土地还造成了温州姑娘和本村青年的爱情悲剧。在政府的协调下，他们终于在新世纪的春天夺回土地，又听到即将“入世”的消息，有些农家竟然不敢接受属于自己的土地，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之中。就是在这痛苦中，全新的农民从青纱帐里走向大市场。这些发生在土地上的反复，使我陷入深深的思索中。谁是土地的主人？农民和土地是怎样的关系呢？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平原上的舞蹈》，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出来。

    狼来了？没那么可怕。暴风雨来了？也不贴切。反正，农民和土地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蜕变和考验，说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科技文明的过渡开始了。震荡必然是强烈的。这要几代农民的劳作和奋争，才能诞生新的产业农民。正是这样的风雨，牵动我们每个人的乡愁情绪，对土地和农民的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创作陷入泥土。我们的创作是不是也要从泥土中跋涉出来呢？中国传统农民的最后消亡将是很悲壮的一幕，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在我们的文字里，给他们立一块儿纪念碑吧！

    记住这份情感

    时下流行一首歌，歌名叫《心会跟爱一起走》，当我拿到《小说月报》的时候，我就会真诚地说，心跟刊一起走了。我第一次读到《小说月报》，是1980年在昌黎师范读书的时候。当时文学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直到现在文学圈里的人还留恋曾经有过的辉煌。我觉得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是《小说月报》等选刊为文学留下了一条辉煌的轨迹和参照。同时，她又是办给读者的刊物，她不仅仅是商品的精神文化启蒙，而是让读者走向人的意识的自觉，行使“上帝”的权力，喜爱这样一本刊物，宛如心与心相连。

    我先是《小说月报》的读者，后来成为作者的。真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被《小说月报》连篇介绍给广大读者朋友。我深深地感激《小说月报》和百花文艺出版社那些关心我的老师们。这些编辑老师后来都成为我的朋友，年长一些的便成为“忘年交”，年轻一些的是哥们儿。在我的心目中。这些编辑老师的形象与刊物的形象融为一体。有一次在天津开会，我听到一位编辑老师说：“小关是我们‘百花’的朋友。”我听后十分感动和自豪，《小说月报》没有拿我们作者当外人，同时也没拿读者当外人，从每期的《读者·编者》栏目里读到的一封封热情来信，就可明白一切的。

    作为一名作家，要用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份态度是我自己的，那份态度是他自己的。一刊在手，佳作纷呈，使我们感到每一期的《小说月报》都表达了丰富的、更多的乃至人类的东西，使我们为之激动，也为我们作家带来责任。

    在文学圈里，对《小说月报》有句美传：说“月报”有眼力，看准了苗子真心往外推。读者从“月报”往外推人的做法，也时时做出客观的反映。我就是“月报”推出的文学新人，慢慢就成为“老人”了。我时常感到幸运。当1992年《小说月报》选载我的中篇小说《红旱船》和《蓝脉》时，我听到编辑老师说到这样一个观点：选一篇名作家的作品是锦上添花，而选一位新人的作品，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尽管新人的作品还不太成熟，但是写出了人民关注的问题，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和愿望。我觉得这话很实在。最近，我们看到不少新人佳作被“月报”推向读者和社会，可喜可贺。

    《小说月报》是我敬重和喜爱的刊物。伴随我的生活、写作已有十六个年头儿了，但愿以后还是月月相伴，心会跟刊一起走。生命文本的风景，复活在贵刊的纸页里。两百期，值得庆贺，同时也渗透了编辑老师们的辛苦。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欢乐的日子，阅读便是欢乐。用爱心，伴随您深邃的目光。可以忘却彼此的名字，却忘不了一种情感，您智慧的光亮，照彻几十万读者久久等待后的喜悦，值得！

    难忘的日子

    鲁迅文学院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1998年的夏天，我与我们“三驾马车”的另外两位老兄何申、谈歌，有幸一同走进鲁院，成为这里的一名学员，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尽管学习时间才两个月，但对于我有着十分珍贵的纪念意义。听说今年是鲁迅文学院建院五十周年，我从心底里祝愿，祝愿我们的鲁院永远是作家成长的摇篮，永远是我们充电的驿站。

    鲁院的魅力和品位，文坛是公认的，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站稳了脚跟，吸引了众多的文学青年到这里来，默默地耕耘着文学的沃土。鲁迅文学院的老师们，是辛苦的、是可敬的，比如雷抒雁院长、孙武臣老师，后来还听说评论家胡平老师也到了鲁迅文学院。最早结识鲁迅文学院，是从何镇邦老师那里，他的评论、他的幽默、他的培养青年作者的热情，都使我感到鲁院的魅力。记得我听过老作家管桦老师回忆当年鲁院在延安的情景，那时的鲁院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成为我们的前辈、成为大师级的作家。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我和周梅森、张平、张宏森、陆天明等同学成了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好多优秀的东西。在文坛上有个说法，不在鲁迅文学院走一遭的作家，好像就缺少点儿什么。可见鲁院的核心地位。

    聚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回忆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眼前总是闪现着无数画面，一切都是美好的瞬间，都是值得纪念的。当时，我们都住在中国作协的大楼里，每个人一个房间，条件是十分优厚舒适的。学校为我们请来了中央党校、中国银行、中央理论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委等方面的专家，为我们讲述邓小平理论、国企改革、国际形势、科技发展、亚洲金融危机等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大开眼界，使我对国内、国际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丰富了间接的生活，激发了创作的热情，为后来关注现实的长篇小说《风暴潮》的创作奠定了一些基础。同时，我还听到雷达、张韧、张炯等文学评论家，讲述文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张韧先生的《当下文学还缺少什么》，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这样的机会对我是很重要的。

    当年的中国长江、嫩江等地正发大水，我们全体学员都很焦急。在学校老师的倡议下，组织全体同学进行募捐活动，经过商议，我们每个学员捐助五百元钱，与鲁院的老师一起募捐到很大的一笔钱。在中国作协举办的捐助会上，我们鲁院捐助数目很是可观，受到作协领导的表扬。我感到很自豪，以前我在文联也捐助过，可这次是以鲁院学员的名义募捐，感觉很特殊。

    在鲁院学习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促使我学会了电脑。当时，我看见周梅森、张平、范小青等朋友都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带到了学校，他们在听课之余，还要进行小说创作，记得张平正在写《十面埋伏》的后半部分。张平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教我学电脑，使我既羡慕又感动。也许就是他的帮助和启发，我回家之后，也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学会了“自然码”的中文汉字输入方法，使我从容地换了笔。学校的生活，还有好多值得纪念的。比如，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全体学员都到中宣部进行座谈，中宣部领导鼓励大家挂职深入生活。毕业的前几天，孙武臣老师让我们想挂职深入生活的作家都交出自己的申请，我和谈歌商量，也写了个申请，交到了鲁院的老师那里，后来这些申请受到翟泰丰书记的支持，他与我们河北作协领导和省委领导沟通协调，今年我和谈歌都挂职成功，我在渤海岸边的小县唐海县挂职副县长，深入生活，切实感受到新生活的巨变，看见了农业产业艰难的诞生过程。我们每当在创作上取得一点儿成绩，总要想到鲁院的培养和关爱。

    鲁院的五十年，是伴着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走过来的，是值得庆贺的。有多少文学青年从鲁院走出，由一棵小树渐渐变成一棵大树。鲁院的老师辛苦了！因为“老师”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敬词。他的心连着我的心，于是文学的火焰就永远燃烧在一起。我们与鲁院共同走进新世纪。

    书中自有新世界

    读小说的过程，是理解生命的过程。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拥有的。从读小说到写小说有十年了，我似乎既没理解小说也没拥有小说，小说在我眼前更神秘而陌生了。读小说上瘾，读了几遍便想跃跃欲试的毛病改了不少。在我眼里，小说就像美丽、沉静的化石，意义并非神话，即使有苦难，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享受。写小说靠心力而读小说靠智力。如果读到好小说的确能使我平凡的日子生辉，调动心力与智力并用，头顶就像开了一方天。这时便感到小说文字的审美是任何文艺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生活的路自然而真切地铺展着，上路的人为许多种生存而奔忙着，欢欣与痛苦、失落与发现、灭亡与再生，深深感到智者与愚者体验人生的快乐与挣扎。用真诚的心去体味，便有了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小说中的一切只有自己真正感受到才会深刻。无论是得到的，还是失去的，一切都将存留在记忆的最深处。

    没有欢乐的日子，读书便是欢乐。小说里永远有一个不悔的主题。欢乐由爱作依托，人活着不能没有爱，爱着是美的。我们读到好书，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时刻是生活里最美丽、最温馨、最充实的时刻。我想，能将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联结起来的东西便是小说。读者永远在起点与起点之间，而不是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在阅读中，我们也会不断地创造人生无数的起点。阅读是一次经历，绝不是人生。但人生的许多经验和智慧，是靠阅读来完成的。我不赞成阅读仅仅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这里就没有精神的支撑吗？读小说时不自觉中就会达成永远的精神默契。我不相信没有精神的躯体是健壮的，没有追求的生命是旺盛的。当然读小说不是万能的，也不能说是精神的唯一补养。但在我们喜爱小说的人的生活里，没有小说是万万不能的。这是我们的选择。手捧玫瑰花，手上就常有一缕芳香。值得！

    人生在世，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读小说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阅读，如同沐浴，渴望有光辉射穿我的眼睛。新小说，会给我一双新眼睛，给我一个新世界。

    我离书斋有多远

    书斋离我有多远？我心里经常这样问询自己。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样产生的。当《时代文学》杂志社郭牧华兄约我写写书斋和自己与书斋有关的业余生活时，我就静静地审视自己的书斋。眼前，我这间十五平方米的书房有四个高至房顶的书架和两个小书橱。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书都锁在这两个小书橱里。这些书，我怕别人借阅，我楼下有一位中学教师经常借书。不好意思不借，所以就把自己认为的好书锁在小书橱里。这样一来可就坏了，买了那么多的好书就那样静静地沉睡着，许多都没能读到。当我把这事情告诉给朋友时，朋友说，这是被封锁起来的寂静的知识。必须打开它，启封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朋友的玩笑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打开那两个长年封锁的小书橱，把一本本的书重新翻了一遍，选择一些放在了床头和写字台上，其中就有一本是朋友送的美国作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所著的《寂静的知识》，这部巫师与人类学家的对话，一下子吸引了我，一个危险与善良兼具的冒险故事，犹如一道照亮人类心智的智慧之光，在我暗淡的书斋里闪亮了。我想，应该多读书，读那些好书。书斋只有在读好书时，我们的心才像被清风吹皱的一湖静静的水。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窥到书房里隐含的那份力量。生命与知识的原质被浸染得无比洁亮。这让我想到，每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都有能力让智慧、意志和情趣充满书斋。可惜，我读书太少，没有能力面对书斋。有时自问，这是我的书斋吗？我离书斋有多远？

    过去，我没有书斋，没有书斋的日子，特别想有个理想的书斋。前些年，我没有自己的房子，在城里住岳母家的一间平房。那房子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一个淘汰下来的碗架子。这个碗架子就是我的书架。一共没有一百本书，还有一些书被装进纸盒子塞进床下。我写作的时候就在这间小屋里，读书时则斜靠在木床上。记得当时喜欢读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读完时就闻到书页上有股菜味儿，是碗架子里残留的味道。当时就想，自己连个书柜都没有。没有书斋，有书柜又放在哪里？能读书在哪里不能读？想写东西在哪里不能写？心态慢慢就平和了。这一间小平房和一个破旧的碗架子伴我读书、写作七年。七个年头儿过去了，我对那个不叫书斋的书斋竟有了思念，有一天，我去那里看看，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这间小房如今变成岳母家的仓库了，地上滚动着土豆儿和萝卜。想着妻子站在小屋的窗前对我说的话，“这间小屋，给你当书房，你还干吗？”我摇了摇头，没说话。妻子说：“当年啊，为了让你静心读书，把孩子送到乡下的亲戚家，你读啊写的，多踏实。眼下有书房了，条件好了，你又坐不住了，你细想想，几年没好好读书了？别人一喊你，你就出去喝酒去了。”我听后随便一笑，心情又很沉重。觉得自己离开这间小屋之后，不像原来那么爱思考了，不像原来那么爱读书了，不像原来那么能吃苦了。我得反省自己。不管哲人怎样阐述苦难对人生的益处，不管别人怎样渲染幸福的优越，自己都该清醒清醒。记住啊，别让书斋离你越来越远啊。“恐慌”不是书斋本身，是怕失去书斋的境界。

    商品社会，读书人对书斋的感情就像洪泛带来的泥土，一层层积淀，应该是愈加肥沃。我的书斋摆放了电脑，养了不少花，显得很窄。我不再幻想让书斋越来越大了，只想买来一些有价值的好书将那些旧书替换下来，然后安安静静地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我仿佛觉得书斋是有灵性的，也像一个人的脸孔。这张丰富的脸孔会让人有修养，会给人成功的机会。注视这张面孔吧。纯朴的面孔、深奥的面孔，有时是自然的，有时又是奇特的。你的脸孔给我热情，一副热情的脸孔，会将一大片呆滞的脸孔的热情点燃。每一副脸孔都是历史，书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更是文化的历史。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图书逐步消失，被一些电子书代替，但是书斋是永存的。书斋可能以另一副面孔出现。书斋会伴随人类发展变化、完善而充实。我希望活在书房里的书不死，更不要像一枚悬挂在半空的果子，没有一双高尚的手将它送回枝头，很可能成为落果。我不想让我的书斋成为落果。那就好好学习、读书、写作。做事尽心，可能会天天向上。如果不是礼仪的需要，我不想让书斋外表多么堂皇，只要充实、丰富、实用。前些天，我到乡下一位农民企业家做客，竟看到了一个很豪华的书斋。书斋面积有三十平方米，在二层楼上，四周是豪华的书柜，书柜里装满精装的图书，还有一部分是英文图书。书房中间放了一圈皮沙发，茶几上摆着一套精美的日本茶具。这样的书斋让我吃了一惊。我在书柜前走了走，翻翻书，证实了我的判断。这是另一类的书斋，完全是装饰作用的书斋。这位企业家是搞建筑的包工头，从来不看书。他喜欢把客人带到书斋里谈业务。我惊讶之余，也有欣慰。尽管主人不读书，但他用书斋形式丰富家庭，也是一个进步。为什么只能是读书人拥有书斋呢？这样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让我明白，这样的书斋离我很远，很远……

    对写书人来说，书籍是社会的财富，书斋则是私人的事情。走进书斋，沉溺和感受跳出来思索和审视。读书才是人类共同的事情。事实上，书斋里有说不完的话题，人在叙说这个话题时，都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余地，正是这种选择，才体现着人的自由和知识的力量……

    最后，我还要问一句，我离书斋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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