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间谍的自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侍从巴兹纳是一名德国间谍，他采取种种手段，窃取大量的盟国机密文件，出卖给德国人。致使盟国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本文采用巴兹纳自供的形式，揭露了一名国际间谍的作案伎俩及其悲惨的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塞罗”这个德国间谍的名字，曾让盟军胆战心惊。西塞罗——就是我：伊列萨·巴兹纳。

    我怀着忧伤的心情，向你们叙述那段不平凡的日子。那是1943年的事，我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德国大使馆当侍从。

    一天，德国大使馆参赞任克先生突然解雇了我。我无计谋生，流落街头。一个念头在我脑际闪过：“当个间谍有多好，能挣很多很多的钱。”

    那时候土耳其还是中立国，敌对各国的大使馆互相刺探情报，间谍活动十分频繁，是间谍们大显身手的好地方。主意已定，我决心大干一场。

    要做间谍，必须准备一份“礼品”。当报纸上出现“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招聘司机一名”的启事时，我急忙去报名应试。

    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巴斯克先生对我进行了一番面试，然后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被录用了。把你的行李搬来吧！”

    我搬进了巴斯克先生的住宅。我的工作除了为他开车，还要负责他的住宅的清洁卫生，以及修理暖气设备。

    巴斯克先生习惯于把文件从使馆带回家里来，晚上在书房批阅到深夜。他总是把文件搁在书桌的一个大抽屉里。抽屉没有上锁。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一天，趁巴斯克先生刚离开书房的时候，我悄悄地溜了进去，装做打扫灰尘，拉开抽屉，取出一大叠文件赶忙掖在内衣内。巴斯克先生突然回来了。我急忙掩饰着自己的惊惶之色。幸亏他毫无察觉，反而很兴奋，因为他妻子就要生产了。他嘱咐我速去修好暖气。

    我躲在装置暖气设备的地窖里，一面狠狠地用工具把热水管子敲得当当响，一面聚精会神地翻阅那些文件。

    文件里面，有丘吉尔关于拉拢土耳其的指示；有盟军在土耳其建立机场的方案。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个卑微的侍从，已成了世界战争的重要人物了。

    当我看完全部文件，从地窖里出来走上楼梯时，正遇巴斯克先生怒冲冲地奔出书房来，他的脸部抽搐着，双眼盯着我。我吓坏了，以为他已发现我窃取了文件。

    他冲着我喊：“刚接到电话，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巴斯克先生是个重男轻女的人。当巴斯克离去后，我把文件悄悄归还原处。

    我找个机会溜到德国大使馆，当我把这一切告知我熟悉的参赞任克先生时，他高兴得眼珠都发蓝了。他像招待贵宾一样款待我，答应给我较高的报酬。

    几天后，巴斯克先生把太太和女儿接回来了。随行的还有一位年约30岁，风姿绰约的保姆玛拉。

    我与玛拉一见倾心，常常在安卡拉近郊的公园与她约会，百般亲昵。我把所做的一切告诉她。她为今后的富有所打动，成了我的同伙。

    我偷到文件后，就和玛拉躲进厨房，协作用莱卡相机把文件一页页拍了下来。在作案现场，巴斯克先生的女儿安详地睡在摇篮里。

    由于玛拉的暗中相助，不久，我又被巴斯克先生推荐给大使海森爵士当侍从。海森大使举止洒脱，态度和蔼，一派绅士风度。他彬彬有礼地握了握我的手。

    管家义基领我熟悉了一遍大使住宅的每一个房间。这是一座酷似英国许乡间别墅的楼房，离使馆本部仅几步路。

    义基领我到海森爵士的卧室里，安排我看管一只大衣柜，然后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

    我打开衣柜数了数，共有25套各式衣服。我逐件摸遍了衣服口袋，只发现了几粒消化药片，没有钥匙，很失望。

    我每天的第一件工作是早晨7点半叫醒大使，并且送上一杯橘子汁。这时候，我总能发现床边的桌上放着一只黑色的皮盒子。

    海森爵士白天在书房工作。秘书每天从使馆把文件送来，经他过目签署后又带回去。然而，那些最重要的文件，大使需要晚上再仔细研究，所以就临时放在卧室的那只黑皮盒里。

    一天早晨，海森大使喝完饮料，便去洗澡。我给他准备服装时，忽然发现，他平时随身带的钥匙，遗忘在床头柜上。机不可失，我飞快地按下了钥匙的蜡印。

    钥匙上粘了一点蜡，我随手拿起爵士的绸手帕把蜡擦掉。我刚把钥匙放回床头柜上，就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

    海森满面通红，穿着浴衣慌里慌张地跑进来。我泰然自若，拿着手帕对大使说：“先生，手帕该送去洗了。”

    他下意识地点点头，并没有注意我。当他看到钥匙安然无恙地躺在床头柜上时，深深地松了口气，抓上钥匙又洗澡去了。我如释重负地用那块手帕擦了擦前额上的汗。

    我经常瞄准机会，溜进海森爵士的书房，用掌握的钥匙从黑盒里窃出文件，再回到自己的房间，拍成胶卷后迅速送回去。

    按照约定，我在一条僻静的马路边徘徊，这时德国使馆的商务专员慕吉斯会开着一辆海军牌轿车驶过。看见我，慕吉斯放慢车速，我趁机一头钻进去。

    在轿车上，我把胶卷放在座位上，然后取走放在那儿的一点钱。就这样，德国人及时地掌握着敌对方面的军事行动。

    一天，我趁爵士在吃晚饭时，偷出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莫斯科盟国最高级会议所做的军事决定。其中有关于进军法国的准备和增加压力迫使土耳其参战等内容。

    当我拍完照，送文件回去时，发现书房门开着，听到海森爵士在里面打电话。如果他看看盒子，就会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我吓傻了，脚像钉住了一般，钉在走廊边。

    爵士搁了电话就匆匆回餐厅去了。他显然为电话打扰了他的晚餐而恼怒。我松了口气，把文件归还了原处。

    我怀里揣着重要文件的胶卷，准时钻进慕吉斯的轿车，忽然发现后面有车盯梢。慕吉斯加速奔驰，想甩掉尾巴。在深夜的野外，一场追逐开始了。

    慕吉斯边开车边怒气冲冲地斥责我：“全是你不谨慎，混蛋！”我毫不示弱地嚷道：“他们跟踪的是你。往大使住所开，找个拐角让我跳下去。”我跳下车后滚到一处花园围篱的阴影里。跟踪的车子片刻间就呼啸而过。我甚至看清了驾车人年轻的脸。我暗暗庆幸自己又一次化险为夷。

    深更半夜，我赤着脚悄悄地推开大使卧室的门时，海森爵士睡得正香。床头柜上放着空的服安眠药用的玻璃杯。

    我刚把钥匙插进黑皮盒的锁孔内，祸事发生了。我的肘撞翻了玻璃杯，杯子“哐当”一声，掉在地板上砸得粉碎。

    被褥蠕动了。我吓得直冒冷汗，屏住了呼吸。海森爵士深深地叹了口气，翻过身又沉人酣睡。

    翌晨，我送橘子汁去时，海森爵士发现了地板上的碎玻璃片，喃喃地说：“准是我在睡梦中打翻的。”当我弯腰捡碎玻璃片时，大使说：“小心，不要割破手指。”

    海森爵士对我的服务十分满意，赞不绝口。他当然不晓得我靠出卖情报所得，已经在郊区私下租了一座小别墅。我和玛拉常常上那儿幽会。

    玛拉带来了坏消息。大使馆泄密的事已被英国情报局发觉，反谍人员从伦敦来了。她是从巴斯克先生与太太的闲聊中听说的。

    我一刻也不敢耽搁，赶回自己的房间把所有值得怀疑的东西都包好，藏在地下室楼梯一块松动的木板下面。

    刚弄完，铃声传唤我到海森爵士的房间去。有两个陌生人与大使坐在一起，还有一个跪在屋角安装警铃设备。那两人用审查的眼光打量着我。

    其中一位用英语对我说：“请给我……一杯牛奶。”“是，先生。”我回答。“还要一些糖。”他又用德语漫不经心似的加了一句。

    我明白这是圈套，不动声色地用法文说：“对不起，不太懂。”“给先生加些糖。”海森爵士告诉我。显然，他对特工人员的这种手法有点不满意。

    我感到危险向我靠拢。我打算金盆洗手。正好这时，我乡下的表侄女伊丝拉来安卡拉找工作，我征得海森爵士同意后，把她暂时安置在大使家里。

    天真的伊丝拉经不起利诱，很快成了我的帮手。当我去窃取情报时，她就把一根保险丝弄开，使警铃失去作用。我又搞到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盟军关于巴尔干作战的详细计划。

    慕吉斯告诉我，“西塞罗”的工作已受到希特勒本人的赞赏。我还知道，在各国间谍和外交人员中广泛流传着著名间谍西塞罗的神话。有谁知道西塞罗就是我巴兹纳呢！

    1944年春，一个明媚的早晨，我在百货商店购物时，与慕吉斯不期而遇。他身边站着一位艳丽的女郎，十分引人注目。我有点忘乎所以地凝视着她。

    这个美丽的女郎是慕吉斯的新秘书，她的秀色常常让人很乐意去接近她。我做梦也想不到，她的使命恰恰是侦缉破坏巴尔干作战计划的大间谍西塞罗！

    不久，我在一家豪华饭店用餐时，从对面的大镜子里看到慕吉斯的新秘书走进饭店来。可她身边不是慕吉斯，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蓦然，我发现那个与美丽女郎神秘交谈的英国男子，正是几星期前驱车追踪慕吉斯和我的那个人。我两眼发直，差点晕倒。

    罗网在收紧，危险在逼近，刻不容缓！我回到宿舍，将所有可疑痕迹销毁，把共值250万美元的钞票，装满一口大皮箱，悄悄送到市郊的别墅，后又存入银行。

    我跟慕吉斯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他的新秘书已逃跑，为此他刚受到柏林方面的严厉训斥，因而神情相当颓丧。我向他告别说：“一切都完了，该结束了！”

    我向海森爵士辞职，他说“悉听尊便”。我恭顺地鞠一躬：“谢谢阁下！”我离开大使馆不久，就听说可怜的爵士因泄密而被撤职了。

    我在马尔提普区租了一套漂亮的房间，过着富裕生活。玛拉由于伊丝拉的介入离我而去。伊丝拉也开始使我厌烦，我打发她去上大学。另外又找了个叫爱卡的女歌手。

    战后，我搬到伊斯坦布尔居住。我的旅馆是上流人物集会的场所。我雄心勃勃地筹划兴办一个建筑公司，并打算修建一座豪华的温泉旅馆。

    这时，银行界和商界在散布着惊恐：人们发现伪造英镑正在全市流通。这正是那些德国人付给我的钱造的孽。我居然一直蒙在鼓里。

    法院虽然不打算给我定罪，但我却从百万富翁一夜间成为负债累累的贫民。我搬进一条僻巷内，和我的第二个妻子伊丝拉及四个孩子住在一起。我的故事讲完了。

    蒙哥马利的幽灵

    为了掩护一次军事行动，一名下级军官奉命扮演蒙哥马利将军，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生活，完成了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演出。

    1944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最后阶段。驻扎在累斯特的英国皇家军饷团的出纳员詹姆斯中尉，突然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去伦敦报到。

    在伦敦接待詹姆斯的是特种战争委员会的军官里德。里德告诉詹姆斯，部队电影制片厂准备请他扮演一部影片中的蒙哥马利元帅一角。因为詹姆斯战前当过演员，而且长相酷似蒙哥马利。

    按照拍片要求，詹姆斯必须与酒瓶隔绝，理由是蒙哥马利滴酒不沾。詹姆斯弄不明白拍片何需这么严格，但不是恋恋不舍地警戒酒了。

    他投入了紧张的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模仿蒙哥马利的仪表举止。这方面进展很顺利。詹姆斯不愧为一名优秀演员。

    后来，詹姆斯被里德带到一个专列的车厢里。詹姆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出现在面前的正是蒙哥马利本人。元帅看着他哈哈大笑：“像极啦！像极啦！”

    里德笑道：“将军，如果让詹姆斯中尉穿上您的服装，那简直就没有区别了。看来，可以执行‘铜头蛇’计划了。”蒙哥马利点头表示赞同。詹姆斯却摸不着头脑。

    回到训练基地后，里德才将“铜头蛇”计划和盘托出。原来，按照计划，詹姆斯将冒充蒙哥马利，在盟军登陆的前夕，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炫耀一番，以此迷惑德国人。

    詹姆斯陷入从未有过的恐惧之中。他感到自己既像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又似一只晕头转向的兔子。不过，他还是同意去逢场作戏，完成自己的使命。

    5月25日傍晚，詹姆斯像蒙哥马利那样，身着将军服，头戴贝雷帽，坐上参谋总部的汽车，来到机场，在不兴师动众，又足以使人知晓的气氛中登机飞往直布罗陀。

    飞机预计在次日凌晨抵达目的地。为了确保詹姆斯能休息好，临睡前随从让他服了安眠药。谁也不知道，詹姆斯在手提包内藏了一瓶杜松子酒。

    午夜时分，詹姆斯被冻醒过来，就偷偷带上酒瓶起身到机尾部的厕所去。等到随从发现时，一瓶酒已喝了大半。

    糟透了，由于杜松子酒和安眠药的相互作用，詹姆斯走起路来已经左摇右晃。可是再有两个小时，飞机就要降落在直布罗陀了。

    蒙哥马利一滴酒也不沾，就像他贝雷帽上的徽章那样出名。必须马上让詹姆斯清醒过来，否则，人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个骗局。随从人员不得不对詹姆斯采取强制措施。

    詹姆斯被脱光了衣服，在冷风呼啸的舷窗前挨冻。

    接着又对他进行按摩和拍打，强迫他呕吐，并架着他走来走去。

    詹姆斯的神志终于清醒了。大家给他重新刮了脸，穿好服装，刚刚收拾停当，飞机就在直布罗陀落了。在场的人总算暂舒了一口气。

    詹姆斯容光焕发地走下舷梯，行了一个“蒙特礼”（蒙特是蒙哥马利的爱称）。这是他在公众场合的第一次亮相。

    欢迎的人群，亲眼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英军统帅，激动地举着鲜花呼喊：“向蒙特致敬！”

    随行人员不容詹姆斯多加逗留，簇拥着他登上汽车，前往总督官邸下榻。

    总督伊斯伍德将军亲自出迎。总督曾和蒙哥马利一起就读于皇家军事学院，他已知道“铜头蛇”行动，以便能密切配合。毫无疑问，德国间谍到处都布有耳目。

    当晚，总督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并有意将“蒙哥马利”介绍给两位西班牙银行家。因为据说，其中一位和德国党卫军保安局有联系。

    詹姆斯在两位银行家面前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地吹嘘着“三〇三计划”。

    很快地，整个直布罗陀都在谈论蒙哥马利拜访总督的消息，谈论“三〇三计划”，以及他次日要去阿尔及尔召集会议。

    第二天早晨，返回机场时，特意让车队通过英国工兵正在修建的一条道路，詹姆斯再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当詹姆斯向工兵们利落地行了那个著名的军礼后，人们高喊着：“蒙特老伙计！”“向蒙特致敬！”

    汽车开进机场大门时，同样的呼喊声响了起来，门卫哗啦一声行了举枪礼。

    詹姆斯在座机旁下了汽车，欢送仪式简短而庄重，恰似欢送一们军务在身的将军。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告别场面，有意让飞机出了点小小的故障。在抢修飞机的过程中，伊斯伍德总督陪同詹姆斯到机场餐厅休息一会。

    詹姆斯喝了一杯茶，装做不留意地丢失了一块带BLM字样的手帕，并让一个西班牙仆人捡了去。

    在非军事人员能够听到的距离内，詹姆斯跟总督再次谈论起“三〇三计划”。

    飞机检修完毕，詹姆斯和总督亲切话别，然后登上飞机，启程前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的白墅机场，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一队阿尔及尔士兵组成了仪仗队；一群英、美、法军官列队等候会见蒙哥马利。

    仪式过后，他被送往可以俯瞰全市的圣·乔治饭店。顷刻之间，蒙哥马利来到的消息传遍了阿尔及尔的大街小巷。

    一连几天，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蒙哥马利的车队。车上挂着三角旗，在摩托警察的护卫下，载着他风驰电掣般地去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见。

    伦敦盟军司令部里，也开始流传，有人看到蒙哥马利叼着一支雪茄，在阿尔及尔的街道上蹒跚游逛。

    不管传言是真是假，“蒙哥马利”很快就消失了。詹姆斯又穿上中尉军装，回到了军饷团的出纳桌旁。

    詹姆斯已有五个星期没有上班，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猜疑。詹姆斯只得忍气吞声。他欣慰的是，完成了一生中最精彩最伟大的一次演出。

    “黑色乐队”的最后一击

    希特勒疯狂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民群众陷入灾难的深渊。他的倒行逆施，也激起德军内部一批军官的强烈不满。军官们秘密组织起一个代号为“黑色乐队”的组织：密谋暗杀希特勒。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黑色乐队”是由一批德军高级军官：奥斯特、杜那尼、施道芬堡等人组成的，他们的目标是暗杀希特勒，成立新政府，以结束战争。为此，他们在暗中与盟国的特工机关联系，并得到了盟国方面的支持。

    “黑色乐队”的几次暗杀都功亏一篑。在一次行动失败后，两员干将——谍报局的奥斯特和杜那尼被捕。谍报局局长卡纳里也因被怀疑而撤职。但是“黑色乐队”的暗杀行动并未停止。又一次新的谋杀计划开始实施。实施这项计划的是德军国内驻军副参谋长施道芬堡和助手哈夫登中尉。

    施道芬堡是个残疾人，右臂装有假肢，左手没有中指和无名指，左眼已瞎，戴着黑色的眼罩。1944年7月24日，施道芬堡和哈夫登提着一只箱子，登上一架专用飞机。

    这架飞机是飞向希特勒大本营——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的。施道芬堡是“黑色乐队”的头目之一，他认定这次时机的选择非常理想。哈夫登中尉身边的箱子里装着定时炸弹。

    3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森林边缘，森林深处便是纳粹的狼穴。此时，纳粹统治集团的所有要人都聚于狼穴，等待希特勒的召见。

    施道芬堡和哈夫登神情严肃地走向“狼穴”。狼穴里戒备森严，警卫的党卫军严格地搜查进入人员的携带物，包括搜身，随带的武器也一概扣下，方准入内。

    施道芬堡决心冒一次险，卫队人员见他是个残疾人，只要他交出手枪，没有检查他携带的箱子。

    施道芬堡找到了陆军元帅凯特尔的办公室，向他谈了自己打算向元首报告的要点。凯特尔命令他要简短，因为过一会，墨索里尼将到这里来。

    12点半，凯特尔和施道芬堡一起向地图室走去。途中，施道芬堡说忘了拿帽子和皮带，急忙回到凯特尔办公室去取。

    施道芬堡迅速打开手提箱，弄破了炸弹引信中的小玻璃管。自此，一种化学剂开始无声无息地腐蚀着引爆撞针的金属丝。

    凯特尔等得不耐烦了，大声催促施道芬堡快点。施道芬堡拎着箱子快步赶上。

    他们进入光线昏暗的地图室。室内挤着20多名高级将领，德军副总参谋长豪辛格正在报告东线形势。希特勒背朝着门，一面听汇报，一面研究地图。

    凯特尔上前打断豪辛格的汇报，向希特勒引见施道芬堡。施道芬堡举起残缺的左手向元首行军礼。

    希特勒抬起头，目光严厉进朝施道芬堡的黑色眼罩和残缺肢体盯了一眼，说他过一会再听他的汇报。接着，又把头重新回到地图上。

    凯特尔走向元首的左边。施道芬堡则走到右边的桌子角上，他把手提箱放在紧靠勃兰特上校的地板上。

    施道芬堡对上校说：“我把这东西在这里放一放，去打个电话。”他就转身走出了地图室。

    勃兰特开始对手提箱并不在意，后来因为碍脚，随手搬动了二下，将它竖直靠在一张又重又厚的桌子边上。手提箱离希特勒的距离比原来远了一些。

    豪辛格还在念他的黯淡报告的最后部分：“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难……”，当“灾难”一词刚落音进，炸弹爆炸了。桌子炸得粉碎，屋顶塌了下来。

    听到爆炸声，施道芬堡以为大功告成，欣喜之余，急欲脱身。他奔出来和哈夫登会合，驾车离开森林。

    通过最后一道岗哨时，他们的车被党卫军挡住。施道芬堡走向岗亭给狼穴的情报官莫伦道夫打电话。莫伦道夫也是“黑色乐队”成员，他在电话里命令卫兵放行。

    卫兵打开沉重的带电大门，施道芬堡急驶而去。

    20分钟后，他们坐在飞机里，正飞越在马苏利安湖群的上空，向柏林返回。

    柏林国内驻军总部，“黑色乐队”的将军们聚集在一起，焦急地等待腊斯登堡的消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3点30分，接到了哈夫登从机场打来的电话。哈夫登兴奋地报告说希特勒已死，一时间将军们群情激昂。

    “黑色乐队”的头目、国内驻军副总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向所有的指挥部发出执行“伐尔克里”的命令：保卫各自的总部和城市；防备党卫军叛乱；柏林军区进驻政府所在地。

    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来到国内驻军总司令弗洛姆的办公室。弗洛姆对密谋政变一直犹豫不决。当奥尔布里希特要他下令实施“伐尔克里”计划时，他拿不定主意。

    弗洛姆表示，只有当他亲自验证元首希特勒确实已死时，才能采取如此重要的步骤。他当即向腊斯登堡挂长途电话。

    接电话的是凯特尔元帅。弗洛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柏林流传着元首已被杀死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凯特尔回答说：“确有人行刺元首，但失败了。元首不过受了点轻伤。”

    弗洛姆放下话筒，瞪着眼向奥尔布里希特吼道：“元首还活着！不得实施‘伐尔克里’！”奥尔布里希特顿时吓得目瞪口呆。

    5点钟，施道芬堡和哈夫登风尘仆仆地回到总部。焦急万分的将军们一拥而上将他们围住。

    将军们急切地想知道希特勒是死是活。施道芬堡汗流浃背地答道：“我亲眼见到的，爆炸时，房子像中一枚15厘米的炮弹，不可能有任何人活着。”

    奥尔布里希特把弗洛姆与凯特尔的通话告诉施道芬堡。施道芬堡决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一行人来到弗洛姆的办公室。施道芬堡冷冷地对总司令说：“凯特尔在撒谎，希特勒死了！”奥尔布里希特插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发出了命令，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弗洛姆勃然大怒，喊道：“这是犯上！谁发出的命令？”当告诉他是参谋长基乐海姆时，弗洛姆立即宣布逮捕他。

    此时，施道芬堡向弗洛姆报告：“将军，元首确实死了，是我放的炸弹！”弗洛姆声嘶力竭地大叫：“行刺已经失败，你必须自杀。你们都被捕了。”

    奥尔布里希特见事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果断地说：“将军，你弄错了，应该是我们逮捕你！”几个人一齐动手，缴了弗洛姆的枪，派一名军官将他看押起来。

    在腊斯登堡，希特勒正如凯特尔所说，只是受了点轻伤。笨重的桌子支撑保护了他。他恢复得出奇地快，在卫兵的重重保护下，按时到火车站迎接墨索里尼。

    希特勒陪同墨索里尼驱车回到狼穴。歇斯底里的希特勒指着爆炸废墟，对墨索里尼说：“领袖，一部邪恶的机器，刚才派人来袭击我。”

    希特勒像预言家一样向墨索里尼保证：“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即将出现，尽管目前多灾多难，帝国将千年不衰！”墨索里尼热情地回答：“说得对，元首！上帝有眼……”

    在乱哄哄的欢迎茶会上，希特勒发疯似的尖叫着，说天意已表明，他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伟人；他要对所有的叛徒进行报复。

    宣传部长戈培尔是行刺那天在柏林的惟一的纳粹领袖。大约6点钟，他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大楼，正在设置机枪阵地和路障。

    戈培尔已知道腊斯登堡发生的事。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氰化物放在口袋里以防万一，然后命令助手到外面街上弄清士兵们要干什么。

    助手出去后回来报告说，士兵们说，党卫军已暗杀了希特勒，武装部队正在组织新政府，给他们的命令是占领柏林电台和宣传部，对戈培尔进行保护性拘留。

    狡猾的戈培尔派助手带着他的邀请信去找武装部队的指挥官雷麦少校，请他到部长办公室讲明目前形势，并说戈培尔希望避免流血。

    雷麦少校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戈培尔神经紧张，他明白，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可能就取决于这次会面了。

    戈培尔先发制人，提醒少校对元首立下的誓言。少校以重申誓言作为回答。戈培尔突然说：“元首还活着！”

    少校大吃一惊，接着明显地变得拿不定主意。戈培尔又说：“现在正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了，命运很少赋予一个人这样的机会……现在，我请元首跟你讲话。”

    戈培尔先跟希特勒通了话，然后把话筒递给雷麦。现在雷麦得出结论，电话那一端传来的是元首的声音。

    就像是命运的故意安排，成千上万的少校从未与希特勒交谈过一句话，而雷麦却与希特勒会过面，几星期前，他得到了元首亲手颁发的一枚勋章。少校一听到声音就立正了。

    “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雷麦少校！”希特勒的声音从狼穴传了过来。雷麦笔挺地站着答道：“是的，我的元首！”

    雷麦完全接受了希特勒的命令。他向戈培尔敬了礼，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他回到大街上，命令士兵们留在原处，但任务是保卫政府所在地，准备逮捕密谋分子。

    黄昏降临，除了一些探照灯横扫天空外，柏林城内一片漆黑。雷麦的部队对国内驻军总部发起了进攻。

    总部内，一群忠于希特勒的参谋人员趁机迅速冲入办公室，绑架了奥尔布里希特，并打伤了企图夺门而逃的施道芬堡。

    弗洛姆重新取得指挥权，全部密谋分子被逮捕。同一时刻，雷麦的部队也冲了进来。

    在一座院子里，施道芬堡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基尔海姆上校和哈夫登中尉站在一辆军用卡车前，面对着行刑队。

    在枪响的一瞬间，施道芬堡喊道：“不朽的德国万岁！”枪声响处，4人相继倒下了。

    不久，所有“黑色乐队”成员都被处死。战后，联邦德国政府为了纪念他们，宣布7月20日为全国纪念日。他们的英名永存。

    巧窃图式喷气发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飞机制造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法国谍报机关对此垂涎三尺。他们巧设机关，历尽曲折，终于窃得图—104飞机发动机资料。法国谍报机关的这一成功，对本国的军事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一架苏制图—104型飞机降落在法国布尔歇机场上。法国航空工业的专家们对这种先进的大型飞机十分眼红。

    法国情报局长勒鲁瓦，受命策划一次窃取图—104发动机的行动。但发动机重达几吨，并牢牢地固定在机翼下面，勒鲁瓦找不到下手的途径，十分苦恼。

    这天，机会突然来了，勒鲁瓦接到报告说，有一架图—104飞机在布尔歇机场出了故障，是发动机坏了，苏联人正在从国内运送新的发动机来更换旧机。

    勒鲁瓦意识到机不可失，立即命令部属密切注视苏联人的行动。几天后又报告说，苏联人将拆卸下来的旧发动机存放在苏联民航仓库里，并未直接送回国内。

    苏联人的一切行动都被摄人远焦距镜头里。勒鲁瓦和几名特工人员，反复地仔细地观看胶卷上的每幅照片。

    勒鲁瓦接到打人苏民航办公室的间谍的报告：苏联人打算用火车把那玩意儿运回国，目前正在巴黎寻找一家可靠的、运费不太高的搬运公司，以便把它运往中转站。

    即刻，一家“国际运输公司”便在巴黎闹市区开张营业了。这家公司以最低的运价，中了苏联民航办公室的标。运货时间确定在一个晚上。

    晚上8点钟，勒鲁瓦带领特工科伊东开着“国际运输公司”的大卡车，前往布尔歇机场。他们有意迟到了一会儿，希望苏联人都下班回家，事情好办一些。

    不料，两名苏联工作人员，一直等候在那里不走，始终监视着他们用起重机把装着发动机的大箱子吊上卡车。

    装上箱子的卡车驶离机场，早由勒鲁瓦布置在路边的一辆雷诺小汽车插到前面开路。还有一辆DS车跟随着卡车断后。

    断后的DS车用步话机向勒鲁瓦报告：“俄国佬的一辆雷诺车尾随着我们的车队！”勒鲁瓦命令参加行动的全体特工人员：“注意，按原定方案，甩掉尾巴！”

    驾驶卡车的科伊东控制着车速，在前面十字路口的绿灯变黄灯之前到达警戒线，然后在黄灯变红之前的一刹那冲了过去！

    DS车在红灯前“嘎”地停住。后面苏联人的雷诺车急了，一个急弯绕过DS车，企图闯红灯抢行，追赶前面的卡车。

    忽然，有一辆破旧的小卡车从侧面冲过来，向苏联人的雷诺车撞去，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伴随着可怕的撞击声，让人心惊肉跳。

    小卡车的司机从驾驶室冲了出来，看了看损伤情况，就对苏联人大发雷霆：“我是一个废铁商，现在你们把我的谋生工具撞坏了，今后让我靠什么生活啊！”

    雷诺车上两名惊魂未定的苏联人又气又急，他们想不顾一切逃离现场继续跟踪，可是那位“废铁商”哪里肯放过，他用身体挡住去路。“你们想溜，我叫警察追捕你们！”

    苏联人惊慌失措地掏出钱来，只想尽快摆脱纠缠。“废铁商”不肯罢休，一个劲捶胸顿足地呵斥着：“这样走可不行！还得给我一份证明！”

    这个事故，正是勒鲁瓦一手安排的。此刻，勒鲁瓦的卡车已经摆脱了跟踪，全速驶向特里贡空军基地。

    卡车一直开进基地的工作室内。几个技术人员跳上车斗，小心翼翼地揭掉了包装箱上的一道道封印，打开了箱子。

    大吊车把发动机吊了起来，放到地面上。早等得不耐烦的专家们急忙围了上去。他们像一群饥饿的兀鹫，恨不得把猎物撕成碎片。

    这些专家一共拍了数千张照片，画了几百份草图。直到凌晨4点半，发动机才重新组装复原，并照原样装箱贴封了起来。

    “国际运输公司”的车队重新开动了，仍由雷诺车打头，DS车断后。为了争取时间，科伊东一路猛踩油门。

    在一段沉寂的荒郊公路上，一辆小汽车突然从小路上冲过来。——这个司机起得太早，还没有完全睡醒。大卡车无法避免地撞了上去，把小汽车带出好几十米远。

    勒鲁瓦脸色铁青地跳下车来观看，出了车祸不说，这个意外事故很可能打乱整个计划。

    前面开路的雷诺车马上返回来。特工人员凶神恶煞般地钻出车门，扑向出事的小车，从车里拖出那个司机。司机竟安然无恙。

    几名特工人员一齐动手，把那辆撞烂的小汽车不客气地扔向路旁。司机这才从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喊道：“哎，别动我的车，得给我一份警察局的证明。”

    一位特工劈头盖脑一顿臭骂：“蠢货！谁叫你跑到公路上来！”另一名特工递给司机一张假名片：“实在对不起，我们有急事。请你照这个号码打个电话吧！”

    车队匆匆忙忙地到达中转站。幸亏那两个被“废铁商”缠住的苏联人尚未到达。几个人立即验货装车，迅速办完海关手续。

    早晨6时，苏联人来了。勒鲁瓦把他们领进专门车厢，他们草率地查看了一下封印后就放心地走了。

    这次情报机关的小小“出击”，使法国的航空工业赢得了10年的时间。而苏联人却一直直蒙在鼓里。

    保密室里的绝密文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设在巴黎的信使中心站是美国设在国外最重要的情报机关之一，这里戒备森严，安全可靠。然而，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触角还是巧妙地深入到这个中心站的最机密之处。大量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莫斯科。美国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巴黎郊外奥利机场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孤零零地立着一座低矮的方形水泥建筑物，四周围着铁丝网，日夜都有武装哨兵守卫。

    从华盛顿来的军事信使，每星期都带着文件包——用锁链系在手腕上，走进这座小建筑物。文件包里的绝密文件在交接之后，便被收藏在铁栅门后面的保密室里。

    不久，便有另一些武信使，前来把文件取走，分送到设在英、法、德等国的收件地点。这就是美国驻巴黎信使中心站。

    克格勃一直注视着这个中心站。然而，这个中心站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不可及。现在，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

    1952年秋，美国驻柏林大使馆文书约翰逊的妻子黑迪被克格勃收买，成为苏联间谍。克格勃命令她将丈夫也拉下水，为苏联效劳。

    约翰逊因长期得不到上司重用而心怀不满，经不住妻子的拉拢诱惑，也投入克格勃的怀抱，做了间谍。

    克格勃经过多年的努力，将约翰逊调入法国奥利机场的信使中心站当卫兵。调动的理由是照顾夫妻关系，黑迪在巴黎工作，1961年的秋天，她不知因何患了精神病。

    约翰逊上班的信使站，工作秩序十分严密。按规定，信使中心站在开门时至少要有一名军官在场。在办公室里，一天24小时都有武装卫兵警戒。

    进入保密室必须经过两道铁门三把锁。第一道门安有金属门闩，门闩两端各有一个号码不同的对号锁。第二道门，即保密室的门，也有一把锁。约翰逊就在第二道门站岗。

    一天早晨，和约翰逊同班的一个年轻中尉突然感到恶心，便跑出门去呕吐，边跑边掉过头来命令约翰逊到外面去。

    “嘭”的一声，门关上了。由于仓促离去，中尉忘了拔下钥匙。约翰逊乘机取下来，迅速地在胶泥上压了一个印与约翰逊联络的一位名叫维克托的苏联间谍，在与约翰逊约会时说，压在胶泥上的槽型不清楚，无法配制钥匙。约翰逊失去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感到十分沮丧。

    “我们再等另外一次机会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吧！”维克托拍拍约翰逊的肩膀，不但没有责备之意，反而这样安慰他。

    一天，约翰逊正和他的上司聊天，他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指着保密室里的一个小金属柜问道：“那里面放什么东西？”

    “现在什么也没有。”军官回答说。同时打开了没上锁的门。“瞧，空的。”柜子的确是空的，但约翰逊却发现柜角扔着一把钥匙——保密室的备用钥匙。

    夜里，约翰逊用胶泥精心地取下了3个钥匙型。第二天早晨，当那个军官全神贯注地整理刚到的一捆文件时，他悄悄地将钥匙放回原处。

    约翰逊按照克格勃的指示，经常在当班军官开两个对号锁时站在一旁偷看，用心记下对号锁的数码组合。

    一次，一个军官突然回过头来厉声斥道：“走开，约翰逊！开锁时不许在背后走动！”约翰逊从此再不敢近前。

    1962年6月，美国陆军按照通常的保安规则，更换了其中一把对号锁的数码。这时，偶然有一个休假归来的上尉，用电话向另一位军官询问新的数码。

    对方告诉他一些数字，并说要加上以前的数码便是新的数码。上尉把数码写在纸上，用加法计算了一下，然后随手把纸片扔进了纸篓。

    “真有你的！”维克托看着约翰逊从纸篓里捡来的纸片欣喜地说。“我看，现在你应当自愿申请承担周末勤务。”周末没有信使，中心站也空无一人。

    巴黎的闹市区，距此不过几公里远，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周末值班，却成了大家最讨厌的工作。按照规定，任何自愿值此班者平日休假两天。

    约翰逊提出要长期值周末这个班次时，很快就获得批准。他解释说这是为了能腾出乎日的时间照顾神经不正常的妻子。

    在值第一个夜班时，他等到将近2点的时候，试着对了一下锁的数码，锁喀嚓一声开了。

    “我们的科学家也许能有办法推测出另一把锁的数码。”维克托对约翰逊说。“但事先需要有从各个角度拍摄的那把锁头的照片。”

    这时，约翰逊注意到维克托身后的那位高个子青年。“这是费利克斯，克格勃新派来的，协助你工作。”维克托将费利克斯介绍给约翰逊。

    不久，莫斯科送来一个特殊装置：一个直径10厘米的圆形金属盘和高20厘米的金属圆锥。“你把它安在对号锁上，它就能自动拍下对号锁内部的构造。”费利克斯说。

    约翰逊在模拟的对号锁上做了一遍动作。维克托和费利克斯一齐说：“还要在远处等30分钟，因为它工作时，会发出强烈的放射线。”说完，两人相视一笑。

    一个星期日的清晨3点钟，约翰逊刚把圆盘和圆锥安在信使中心站的对号锁上，立刻就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使约翰逊感到害怕，他大气不出地在角落蹲了30分钟，嗡嗡声才停止了。

    费利克斯交给约翰逊一张纸条。“瞧，这就是钥匙数码。总部已安排好了，你第一次进保密室的时间定在12月15日。”费利克斯接着说：“不过，我们先得练习。”

    这天夜里，费利克斯和约翰逊驾着灰色奔驰牌汽车来到奥利机场附近，在一座立交桥旁的拐弯处停下了。“零点一刻，我把车停在这里等你。”费利克斯对约翰逊说。

    “当你的汽车过来时我挥一下手，好像我的车发生了故障请求帮忙。你刹住车，把文件交给我。估计你离开工作岗位不会超过5分钟。”费利斯显得很自信。

    两人驱车离开机场来到一块被人们遗忘的小墓地前，“3点15分，我在这里把文件退还给你。”风沙沙地从墓碑之间穿过，这可怕的墓地使约翰逊的心里忐忑不安。

    费利克斯下了车，从车尾取出两个一样的蓝色提包，交给约翰逊一个。“到时候你把文件装到这个提包里；在机场附近，我拿另外一个跟你换。”

    约翰逊打开第二个提包一看，里面装有1瓶白兰地酒、4个夹肉面包、1个苹果以及用餐巾纸包着的4粒白色药片。

    原来白兰地里掺有药物，喝下去就会睡着。“在把文件交给我的这段时间，如果有人来中心站，你就请他喝一杯。”费利克斯指示道：“这样，你就可以平安地从我们这里取回文件。”“要是那个人非让我陪他一起喝呢？”约翰逊着急了。“难不倒你，”费利克斯指着药片，“你马上吃两片，过5分钟再吃两片，白兰地里的药对你就不起作用了。”

    12月14日星期五的晚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费利克斯又一次开车把约翰逊带到奥利机场和那个墓地。“好吧，许多人在等待着你。”临分手时他说：“祝你走运！”

    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内，一伙由莫斯科飞来的克格勃摄影家，正聚集在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等待着文件到来。

    星期六晚上11点，约翰逊没用两分钟就打开了保密室的3把锁。他把信封塞满了蓝色航空手提包，锁上保密室和中心站的正门，钻进雪铁龙汽车，驶往与费利克斯接头的地点。

    费利克斯接到蓝色航空手提包立即驰回苏联大使馆，摄影专家们一齐动手，将所有的文件摄入镜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得有条不紊。

    3点15分，约翰逊在墓地从费利克斯手中取回信封，重新放回保密室。一切都像排练时一样准确。

    星期天早晨，当约翰逊回到家里的时候，大量美国密码和军事机密，已经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了。

    第二个星期六，约翰逊又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保密室。这次他挑选的是近两三天到达的新文件，其中三分之一是密码资料。

    圣诞节刚过，费利克斯将2000美元奖金交给约翰逊。“我们送回去的文件非常重要，连赫鲁晓夫同志都亲自过目。你已被授予苏联红军少校军衔。”约翰逊激动地接过委任状。

    显然，从保密室弄到的文件，等于出席了美国最高级决策会议，美国的实力和弱点暴露无遗。克格勃对美国在西欧防务的基本战略计划了如指掌。

    由于首战成功，苏联采取慎重态度，约翰逊得到指示，每次进入保密室，事先都必须得到苏联最高领导部门的直接批准。每逢行动之前，克格勃总部便为一种紧张、兴奋的气氛所笼罩。

    2月末的一天，早晨3点15分，在原来接头地点，约翰逊从费利克斯手中取回3小时前交给他的文件。同往常一样，两人迅速交换蓝色航空提包，握手告别。

    约翰逊匆忙起动他的雪铁龙，但是那破旧的发动机怎么也发动不起来。费利克斯一起过来帮忙，讨厌的雪铁龙还是不听使唤。突然身后传来另一辆汽车的刹车声。

    一个手持左轮手枪的人走过来，费利克斯和约翰逊慌忙跳出汽车，定睛一看，原来是在远处警戒的维克托。

    3人折腾了大约20分钟——每秒钟都在增加着危险——也没能把车开走。最后，用维克托的车顶着雪铁龙走了将近1公里，发动机才转动起来。

    3月的一个星期日，约翰逊走出公寓去买面包。出乎意料，他看到费利克斯和维克托坐在公寓人口一旁的一辆车里，一看见他，一言不发，疾驶而去。

    约翰逊沉思着，昨夜证人保密室平安无事，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他才想起是自己忘记发出安全信号，没有把香烟盒丢在公用电话亭旁。

    又一个星期三，约翰逊和费利克斯的例行会晤上，费利克斯气哼哼地骂道：“你的这种粗心大意，只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1963年4月，约翰逊准备第七次潜入保密室。在此之前，他交给费利克斯的装有文件和密码本的信封已有90多个。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刚从华盛顿送到的两个秘密信封。

    4月21日零点15分，约翰逊将塞满秘密情报的一个提包平安地交给费利克斯。但是，却没有在预定的3点15分回来取它。

    费利克斯等得心焦：难道有人来到中心站吗？

    约翰逊为什么没用白兰地让他昏睡过去呢？或许是遭到逮捕……费利克斯仿佛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正朝这里赶来。

    5点钟了，费利克斯决心孤注一掷。他驱车来到奥利机场，把装着文件的航空手提包扔到约翰逊汽车的前座上。对于即将降临的灾难，几乎一点不考虑。

    实际上约翰逊并没有成为不幸的牺牲品，他只是在半夜2点钟左右睡过去了，直到大约5点钟，才在晨曦中醒来。他猛然跑向汽车，发现了提包。

    当他锁上保密室，手还未离开外面那道门的锁头时，一个声音问道：“你在检查夜里是不是有人进去了——嗯？”

    “差点吓死我。”约翰逊回头一看大声说：“你不是应该6点钟来吗？”“我睡不着，还不如早点来解放你。”换他吃早饭的年轻下士说。

    下次会晤，约翰逊不敢向费利克斯说实话，撒谎说那天有个军官来取文件耽误了时间。“为什么不让他喝酒？”费利克斯询问。“他说执行任务不能喝酒。”约翰逊掩饰道。

    费利克斯完全清楚，美国人绝对不会在星期日去信使中心站取文件。一个军官也根本不可能把文件取走。他们-明白约翰逊是在说谎，但却不知其原因何在。

    疑心重重的克格勃，暂时停止了约翰逊的行动，直到确信他没有暴露身分，才着手准备在秋季恢复行动。但是进入9月约翰逊获得荣升。重新行动应该更有把握了。

    约翰逊晋升后，即调到五角大楼工作。约翰逊的妻子黑迪已先从巴黎乘飞机回美国，住进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治疗精神病。

    9月底，黑迪的精神分裂症和妒嫉狂再次复发，发展到最高峰。“你是个间谍，缺德的俄国将军！”黑迪经常无端地指着约翰逊的鼻子破口大骂。

    一次，约翰逊和黑迪正在饭店吃饭，黑迪荒唐地认为坐在邻桌的一个女人在勾引约翰逊，她霍地站起来推翻桌子，一把揪住那个女人的头发，劈头盖脸就是几个耳光。

    在超级市场，她突然又认为约翰逊正和一个买东西的主妇调情，于是悄悄地站到他的背后，用尽全力猛踢了他一脚。约翰逊向前倒去，撞在一堆陈列的罐头上。

    1964年10月，医院拒绝接收黑迪住院治疗，被黑迪弄得束手无策的约翰逊决意逃跑。

    约翰逊失踪30天后，美国陆军部才认定他是逃兵，请求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各执法机关进行搜捕。

    联邦调查局的两个官员找到黑迪，了解了一些日常情况。黑迪讲起话来虽然颠三倒四，但基本上回答了问题。

    看起来不过是件区区小事——一个陆军中士为了摆脱患精神病的妻子，自寻其乐去了。但是因为约翰逊曾经在信使中心站工作过，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没有简单了结此案。

    在沃尔特·里德陆军精神病医脘，他们从护士那里了解到，黑迪在疯狂时经常挂在嘴上的是“间谍”两个字，于是，他们顺着这根线索摸下去。

    “约翰逊太太，您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想对我们谈一谈吗？”第二次调查时，联邦调查局的高个子官员问道。“如果我说了，他们就会杀死我。”黑迪恐慌地说：“连我爸爸在内。”“让我们一起来帮助您吧！”矮个子官员鼓励道。足足沉默了两分钟，黑迪垂着头，用手捂住脸，终于说：“他是间谍。我也是间谍。”接着黑迪就开始了她骇人听闻的供述。正因为她精神不正常，所以她讲的许多细节，都加以考证。可怕的是，凡能通过官方迅速得到对证的部分，都被证明是真实的！

    对于美国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来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情况有待查明：约翰逊究竟把什么东西交给了俄国人？通缉约翰逊归案成了电视上最重要的新闻。

    联邦调查局的保安人员、侦探们在各地的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站、酒吧间、饭店等场所进行追捕约翰逊。

    1964年11月25日，在诺市的一家低级旅馆里，约翰逊从沮丧的醉梦中醒来，肚子饿得咕咕叫。

    前一天，约翰逊当掉了他最后一点可以换钱的东西——一件军用雨衣和一把德国军用小刀。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诺市警察局，承认自己是个逃犯。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参加了“约翰逊行动”的维克托、费利克斯以及另外几名军官，被授予了苏联最高的勋章——列宁勋章。

    1969年9月，西德《明星》画刊和《明镜》周刊发表消息：如果西欧被苏联以武力霸占，美国将对平民百姓使用细菌武器和核武器，把整个欧洲大陆夷为平地。有美国文件的原本佐证。1970年初，《明星》周刊和意大利《国家晚报》同时登载了美国绝密文件《核攻击要点手册》，署名是，不肯透露姓名的大人物。文章称美国将摧毁埃及、叙利亚、伊朗及东欧……

    美国的军事计划，轰动了西欧和世界，播下了许多对美国不信任的种子。70年代初，在伊拉克、伊朗等地反美风暴再次爆发。

    1972年5月18日，罗伯特·约翰逊的儿子罗伯特去监狱看他。当约翰逊微笑着伸出手去跟儿子相握时，罗伯和特猛地将一把匕首刺进父亲的胸膛。

    阿弗雷在行动

    瑞士有一名叫阿弗雷的工程师，将多达一车皮的军用飞机图纸偷偷地送给以色列。这项秘密行动，是他一个人独自策划的。

    事件发生一年多才被当局发现。10年以后，以色列根据阿弗雷送的图纸进行设计，制造出与海市蜃楼式轰炸机一模一样的战斗机。此时，法国人目瞪口呆。

    在瑞士的温特图尔市，有家苏泽尔公司。这家公司是法国人为瑞士制造海市蜃楼式飞机开办的企业。该公司制造的飞机有很大一部分供应给以色列。

    1966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命令，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海市蜃楼式飞机，包括飞机零件。这个命令下达后，苏泽尔公司便处于半停产状况。

    阿尔弗雷德·弗劳恩内克希特（简称阿弗雷）工程师，是苏泽尔公司一流的技术专家。在以往的技术交往中，他结识了一位以色列工程师。

    一天，阿弗雷与那位以色列工程师共进晚餐时，两人谈到了戴高乐的禁运命令，以色列工程师愤愤不平。这时，阿弗雷注意到以色列工程师手臂上有一处秘密时花纹。

    以色列工程师告诉他，这是德国集中营里留下的永久纪念。又诉说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惨状。阿弗雷对以色列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以色列工程师向阿弗雷告别，伤心地说，禁运意味着以色列空军的瘫痪。阿弗雷是个充满同情心的人。“要想办法干点什么事，帮助犹太人。”他暗暗地立下这个志愿。

    阿弗雷是个说干就干，义无反顾的铮铮铁汉。他苦思冥想，精密计算，暗暗策划一项谁也想像不到的行动计划。

    1968年初夏，阿弗雷认为他的计划可以付诸实施了。这天，他和苏泽尔公司总经理在食堂一起用早餐，他漫不经心地说，“飞机工程已下马，存放V式飞机的图纸太占地方了。”

    阿弗雷指了指不远处堆放的一排排保险柜：“如果把文件拍在缩微胶卷上，而文件加以销毁，腾出地方来派别的用场，一年可以节约10万法郎！”

    10万法郎使总经理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许多。他当即采纳了阿弗雷的建议，并任命阿弗雷为这项工程的总负责人。

    苏泽尔公司一直是瑞士特工部门的重点控制对象。要销毁机密文件当然引起他们的关注，特工部门派员与公司共同制订在温图尔市焚化场销毁图纸的具体步骤。

    第一道工序是在特工部门的监督下，拍摄文件照片；然后将文件装在120厘米高、80厘米长、50厘米宽的专用箱子里。装毕，所有工作人员被搜身检查。

    第二道工序是每星期四凌晨1点整，把图纸运到该市的焚化场。特工部门同意买一辆不显眼的菲亚特小型卡车运送。

    驾驶卡车的是阿弗雷的表弟，他是市府的汽车司机。阿弗雷每次都监督装货，并且亲自随车监视到达焚化场。

    焚化场大厅里有专门检查员清点纸板箱里的图纸。直到每一个纸板箱都在燃烧的炉膛变成灰烬之后，才在规定的一式两份的收据上签字。

    一天黄昏，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来自瑞士，一个浑厚的中年男人声音：“我叫阿弗雷，我要求立刻见到你们的上级……”

    以色列驻法大使知道，V式飞机程序的主要设计师是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来的。密码电报很快传到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摩沙迪总部。

    1小时以后，以色列驻巴黎外交官兹维·阿隆已经坐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与此同时，内科米亚赫·卡因上校也受摩沙迪总部之命，从罗马飞往瑞士。

    他们在苏黎世的昂巴萨罗尔旅馆见面后，阿弗雷把两位以色列客人领进一条僻静的小巷。然后，他们乘出租汽车来到一家酒吧间。

    以色列谍报部门曾试图武装劫持海市蜃楼式飞机去以色列，但因中途加油问题解决不了而未能实现。当阿弗雷说出他的计划时，两个以色列人高兴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有了这些图纸，你们以色列人就可以自己造飞机了。”阿弗雷工程师停了一会，“整个行动是危险而又棘手的，所有的文件和图纸足够装满一节车皮。”

    密谈结束时，阿隆和卡因问阿弗雷，需要一份什么样的报酬。阿弗雷说：“作为辛劳费，请付20万美元，当我被捕入狱后，这笔钱给我妻子做生活费。”

    两位以色列特工人员面面相觑，他们以为阿弗雷工程师的开价，是2000万美元甚至更多，不料对方说的是区区小数。他们无法理解这位工程师的动机。

    阿弗雷没有经过职业训练，也不要以色列人提供任何帮助。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搞间谍的高手。他的计划十分周密，他以科技人员的严谨，写出间谍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在V式飞机图纸销毁前，阿弗雷就以化名在温特图尔市租了一间车库。这车库紧挨着去焚化场的公路边，装图纸的菲亚特小型卡车每日从此经过。

    每逢星期四，载着文件的菲亚特卡车开到车库门口，都要停留片刻。

    阿弗雷和他的表弟，把装着V式飞机图纸的纸板箱迅速地卸在车库里，换上完全相同的纸板箱，这些冒牌纸板箱是阿弗雷早就存放在车库里的，干完这换箱的活计，不到5分钟。

    送去焚毁的是些假图纸，检查员只是验证装满图纸的纸箱是否扔进了火化炉，对箱内的文件不感兴趣，更不会认真仔细地去鉴别一番。

    那么多的冒牌文件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是阿弗雷从伯尔尼市联邦专利局低价收购的废文件。

    每星期六早晨，阿弗雷工程师和他的表弟来到他们租下的私人车库，往纸板箱里塞旧文件和旧图纸，提前为下星期四的换箱作准备。

    中午，他们把真正的V式飞机图纸重新装上小型卡车，疾行车50公里，送到莱茵河畔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

    这儿是辉煌的古罗马废墟，曾是一座城堡，用来阻挡北部来的日耳曼部落。它的位置十分理想，游人众多，人们并不注意每星期六必来的两位外国客人。

    汽车直接开向城郊的一座仓库。这仓库是瑞士罗兹英冶公司的。仓库地处工厂密集的地区，因此人们不会留心一辆小型卡车的到来，迅速异常的卸货以及离去。

    卡因上校的一位“朋友”把仓库的钥匙交给阿弗雷。这位朋友公开的名字是“汉斯·施特富克尔”。

    阿弗雷和他的表弟在亚2点钟以前，将50公斤重的文件卸在仓库里，然后到希尔申饭馆喝上一杯啤酒。

    他们向坐在饭馆另一边的汉斯轻轻地点一下头——这是个暗号，表示当天的卸“货”工作已经完成。周末到这儿喝几口酒的工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一暗号。

    接到信号，汉斯立即悄悄离开饭馆，奔向仓库，把已经卸在那里的图纸装上那辆黑色的默赛德斯轿车的座箱里。

    汉斯驾驶着汽车越过德国边境时，检查护照的警察对汉斯的汽车和SAK、W702的牌照非常熟悉，快乐地和他打招呼放行。

    一踏上德国土地，汉斯立刻加快速度，直奔斯图加特城附近的一个小飞机场。这个机场，停放着当地重要人物的私人飞机。

    几分钟之后，V式图纸已经装上了一架在意大利登记的双引擎塞斯纳式运输机，飞往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布林迪西。

    在那儿，图纸转到了以色列航空飞机的机舱里。星期天早晨，图纸再一次被卸下飞机，立刻送到了特拉维夫的工程师们的手中。

    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阿弗雷完成了他的浩大“工程”，当他最后一批图纸送进汉斯的仓库以后，他和表弟来到希尔申饭馆，第一次要了两瓶白兰地，两人轻快地对饮。

    阿弗雷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候，汉斯的默赛德斯汽车出了问题。瑞士警方在一次总戒严中逮捕了汉斯，指控他是以色列摩沙迪间谍。原来是罗兹英冶公司的保安人员，从仓库里发现汉斯来不及装上车的一只纸板箱里面，装的是瑞士军事国防部的绝密文件。电话一下接到了警察局。

    72小时内，警察局把最后的线索集中到阿弗雷身上。阿弗雷本人也有所察觉，但他镇定自若，毫不慌张，星期一早晨，他仍像往常一样上班。

    阿弗雷今天的日程是会见瑞士国防部长，探讨空军今后的发展方向。这时，军用机场上出现反间谍军官，向阿弗雷出示逮捕证，连国防部长也大吃一惊，以为特工人员是发疯了。

    —踏进牢房，阿雷没有可怜巴巴地去哀求检察官，而是讲开了价钱。他说，只要当局接受我提出的条件，我将对“图纸事件”守口如瓶。

    “如果将此事传出去，法国人将会是何等的愤怒，法瑞两国关系将进一步恶化……”阿弗雷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审问者一个个目瞪口呆。

    阿弗雷承认，在法律上，他犯了罪；但在道义方面，他并没有罪。瑞士也不会因此事受到损害。“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阿弗雷不卑不亢。

    瑞士官方拒绝了这笔交易，把阿弗雷投进了监狱。阿弗雷在牢房里18个月，享受着图书管理员的待遇，还有电视机供他消遣。

    1971年4月23日，阿弗雷以工业间谍和泄露瑞士军事秘密罪，被判处劳役4年零6个月。

    当他刑满释放时，一位以色列公民以私人名义邀请阿弗雷和他的妻子访问以色列。这时已是1976年夏天。阿弗雷和他的妻子来到特拉维夫。

    阿弗雷到达特拉维夫的第三天清晨，人们匆匆拥向机场，去观看克菲尔式飞机的改进型——幼狮式飞机的飞行表演。

    超音速飞机从观众头上轰鸣着呼啸而过。在场的不同国籍的专家们都承认，在目前使用的战斗轰炸机中，以色列的飞机属最优秀之列。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幼狮式飞机是仿照法国海市蜃楼式飞机制造的。一位联邦德国的武官阴阳怪气地说：“海市蜃楼式之子。”一位法国官员铁板着脸，一声不吭。

    阿弗雷表情异常冷静。他的脸色苍白，精神忧郁。在一旁挽着胳膊的是他的妻子。

    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里，阿弗雷和他的妻子住在简陋的农舍里，他们忍受着一个暴露身份的特工人员所遭受的孤独和冷漠。

    萨默塞特·毛姆最重要的间谍活动

    曾在瑞土充当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试图扶持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阻止俄国革命；“二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麾下效力。萨默塞特·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不同版本的传记作品也屡见不鲜。而他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曾经替军情六处工作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英国军事情报局第六处（代号M16），亦称秘密情报处，设立于1909年，它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开展海外谍报活动。军情六处的第一任首脑是上尉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C，以后一直成了M16首脑的化名。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该处早期最有传奇色彩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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