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文件时，发现了陈郁的8次申诉信，以及王明给予他的“最严重警告处分”决定等材料。当时，师哲十分惊讶。
陈郁对我党同志来说并不陌生，他是我党早期重要的革命活动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职工委员会书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兼香港海员工会主席，参加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并为恢复广东地区党和工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做了大量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后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于同年6月被送往苏联学习。
在苏期间，他继续受到王明、康生等人打击。1934年，王明利用苏联清党的机会，把陈郁打成“右派”，并送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劳动。从此，陈郁改名“彼得”。1935年，陈郁一再上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申诉，均被王明扣压，不予理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郁再次上书共产国际，要求“回国抗日，效命沙场”，字里行间，诚挚恳切地道出了对祖国的怀念和回国的渴望，表达了对民族危难的忧虑和归国参加抗战的决心.但仍未被王明等人理睬。
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时，对于被他惩罚的人的情况，没有向共产国际做任何交代，直到师哲清理出这些档案后，才知道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人“彼得”原来就是中共中央委员陈郁。
任弼时听了师哲的汇报后，十分重视此事，亲自审阅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认为理由站不住脚，随即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干部处做了汇报。干部处处长马尔特洛维夫也感到异常惊讶，便把此事报告给国际东方部部长。部长在听完情况后，十分生气地说：“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他们处理了一位中央委员，自己回国去了，却撇下同志不管，似乎对他的存在都忘记了，对于他恳切要求回国参战的请求都不予理睬，这是不能容忍的。”东方部部长和任弼时商议决定，立即把陈郁召到莫斯科问明情况。
陈郁接到中共代表团的通知，见是任弼时署名，知道王明已经回国，高兴极了，连夜乘车赶到莫斯科。
陈郁带着两手老茧和满身油污走进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办公室。任弼时快步走向前去，一把握住陈郁的手，抱歉地说：“真对不起！陈郁同志，关于你的不幸遭遇，我知道的太晚了。”
一席话，说得陈郁不禁热泪盈眶，他向任弼时倾诉了自己近10年来的曲折遭遇。任弼时高兴地告诉他：“你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现在国内形势与你出国时大不相同了，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很大胜利。现在党领导的根据地比过去大多了，军队也强大得多了。”陈郁听了十分高兴，要求马上回国参加战斗。由于办理手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任弼时让陈郁暂时回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去，等待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批复。
陈郁对任弼时十分信任，他服从任弼时的决定，立即返回工厂。他向厂领导、车间主任以及工友们汇报了莫斯科之行的经过。工厂领导和工友们都为他感到高兴，车间主任还特地为他举行了庆祝宴会。
不久，周恩来到苏治伤。任弼时又将此事向他做了汇报。周恩来对此事十分重视，他和任弼时一起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商议解决陈郁问题。
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做出了取消1933年给陈郁的“最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等决定。
1940年2月，陈郁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返回祖国，到达延安。
“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在此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陈郁每当向人们谈起这件往事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多次对亲友们讲过：“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力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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