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渡湘江
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6军团突围西征，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急调刘建绪两个师追击；广西军阀调廖磊一个军向北部边界增兵。乘敌人的围堵部署尚未完成之机，6军团穿过汝城、资兴地区敌防线到达郴州，随后又过郴（州）宜（章）公路，绕过桂阳，占领新田。8月23日到达零陵地区蔡家埠一带，准备在冷水滩过湘江。
不料，敌人9个团已先期到达湘江左岸防堵，并强令全部船只全部停靠左岸。同时，我们察看水情，此处湘江水深流急，不能徒涉，而敌人追兵相距此地仅有半天的路程……
形势险恶！
任弼时镇静地抽着烟，脑子里紧张地分析敌我态势，意识到肩上担子之沉重，万把人的生死系于一念啊！必须迅速地作出正确无误的决断！
蓦地，他想到刚刚调到6军团政治部任副主任的袁任远。他记得袁任远3年前曾同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7军奉命从广西出发打长沙时，徒涉湘江。他们是从哪里涉水的呢？想到此，他马上命令身后的参谋：“快，去把袁任远找来！”
不一会，袁任远跑步来到。任弼时问：“3年前红7军从哪里徒涉湘江的？”“广西全州。”袁任远回答，并补充说：“那里水很浅！”
当机立断：“放弃在此过江！”任弼时下了决心。
部队折向东南阳明山。因那里山区狭小，地瘠人稀，连部队粮食供给都很困难，不能作较长的休息。其间任弼时又向袁任远详细询问红7军转战到湘赣走过的道路，于是6军团南进到新田嘉禾，再转向西到宁远、道县，并在永安关打了一仗，遂进入广西，于9月4日在全县和兴安县之间的界首从从容容地渡过了湘江，甩掉了大股国民党追兵。
“你辛苦了”
1934年，红2、6军团攻克湖北大庸后，11月26日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和省军区。任弼时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袁任远是省革委会委员。同时还成立了大庸地委和大庸军分区。因袁任远是慈利人，慈利与大庸接壤，袁对大庸的情况比较熟悉，遂调他到大庸任地委委员、军分区政委。
不久，因为在收编游杂武装问题上和个别领导意见不一致，袁任远被撤了职，心情很不舒畅，加上工作的劳累，多年未发的肺病又犯了。于是，袁任远便回到了塔卧，并向任弼时作了汇报。
大庸县也和湘西其他县一样，游杂武装很多，其成员大多数是破产农民、被“逼上梁山”者、退伍士兵及个别流氓。他们不仅反抗官府，抢劫财主，也骚扰百姓。对此，省委决定采取收编的办法解决。于是，成立了大庸游击支队，袁任远兼政委。
经过一系列的谈话、交代党的政策和各种渠道的工作，加上贺龙在湘西一带的威信，有10多股游杂武装约1600多人表示愿意参加红军。但其中大多数仍持观望态度，只有400多人带了武器集中到大庸县城接受收编。袁任远主张先把收编来的部队组成游击队，派各级干部去任副职，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教育，待主力回来后，再逐步分散编入主力，这样便于吸引观望者同意收编。但个别领导则认为这是和游杂武装“和平相处”，是“严重的右倾”，为此一连批了袁任远3个晚上。袁任远怕被开除党籍，只好作了一个违心的检讨。
结果，由于强行将已集中的400多游杂武装编入主力红军，其他还在观望的游杂武装都不来了，甚至产生对立情绪，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受到他们的袭击。
任弼时查明了全部情况，对袁任远说：“你辛苦了，休息几天以后再工作。”
一个星期以后，任弼时恢复了袁任远的工作，调他回省委任秘书长。
当即复电
1935年11月，红2、6军团开始新的战略转移——长征。
出发前，刘士杰对省委的批评和撤销他的省革命委员会代主席的职务心怀不满，带着两个警卫员跑到赤白交界的双河口。当时，张启龙带领几个筹粮干部和省革委警卫连正在此地筹粮。但刘士杰所到之处，对筹到的粮食又不要，也不分给群众，带着部队一直往北走。到细沙坪时，张启龙已察觉到刘企图带领部队叛逃，于是，除叮嘱警卫连连长和徐指导员提高警惕外，他亲率4名干部回桑植向省委报告。这时，刘带部队继续往北走，沿途不敢住群众家，一直在野外露宿。刘的警卫员周智高与张连长已发觉刘士杰企图叛变。他们商量后，决定逮捕刘士杰，押送省委。他们得知省委已转移，又将刘士杰押送到茨岩塘，找到18师。
17日，18师将刘士杰一事电告省委。正好袁任远在场。任弼时问袁：“怎么办好？”袁任远说：“如在平时，还可以关押，等省委开会解决，现在部队已开始转移，无法开会，如万一疏忽，让刘跑掉了，那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我看你决定好了，将来交省委追认。”
刘士杰临危叛逃，情节的确是很严重的。
任弼时考虑良久，接受了袁任远的意见，遂当即复电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李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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