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时这位同志太容易接近了，没有一点儿首长架子。我碰到他是1936年在定边绍沟沿。那时，长征结束后，在定边进行自卫反击，打胡宗南，他和彭总一块在前方。彭德怀同志是前敌总指挥，他是政治委员，杨尚昆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我是跟杨尚昆同志一起上的前方，住在政治部宿营的那个村子里，弼时同志到这里来开会，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开始见到弼时同志时，我有点儿怕他。他的样子蛮严肃，两个眼睛很有神，两撇短胡子，很有威风。可一接触他，他却显得非常平和，很容易接近。他和我谈起旧事，他是长沙明德中学的，我是长沙周南女中的，两校间只隔一条小巷子，两个学校在那时都是比较有名的。就这样，我们很随便地谈起来了。我过去习惯和搞写作的文人交谈，和红军首长谈话的机会很少，所以总是首长谈得多，我只注意听。对毛泽东主席我是尊重他，喜欢他的。他博学多才，待人谦虚，我同毛泽东在一块，就听毛泽东讲。和弼时同志在一起却不一样，他总喜欢问，而且根据你讲的一再提问。我本来比较单纯，也很少世故，不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在他面前更是什么顾虑都没有了，就把心里话都很坦然地倒了出来，他使你敢说，你也就什么都敢对他说。我想，这是他长期做群众工作所养成的好作风吧。他使群众对他感到可亲、可敬、可以信赖。我和他随便什么话都淡，当然，谈的不是打仗，而总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我一直叫他“弼时”，这在当时红军里是很少的。那时同志们一般都叫他“任政委”。我初到根据地，不懂这些，似乎也不习惯这些。但我称呼毛主席，称呼周副主席，都很自然，也很亲切。后来，在延安文协工作，我常到洛甫那里开会，对洛甫还加个“同志”，可对弼时同志从来就叫名字——“弼时”，不称他职务，也没加“同志”。后来，我发现了这样不好，就对弼时同志说：“我这个人太乌七八糟了，应该叫你‘政委’或‘弼时同志’。”他说：“这有什么要紧，叫我名字有什么关系？”他这人就是这样，使人感到亲近，不计较这些。这是他的一种作风，他认为我们是同辈人，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很好的作风。
也许是杨尚昆告诉他，我的那匹马不好。我从保安出发，临行时后勤部门分给我一匹马，是首长交代的。我是个刚刚从白区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从没骑过马，司务长分给我的马是一匹瘸马，我不敢骑，更不忍心骑。途中宿营，我到弼时那儿玩，只隔三四里路。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到了马房，他说：“丁玲，你选一匹吧，这两匹马都是我的，看你要哪一匹？”我说：“随你给我一匹，我又不懂好坏。”于是，他就把驮行李的马给了我，因为这匹马比较老实，不欺生。后来行军，我和总部一块往南走。他的那两匹马习惯在一块儿，离不开。他那匹马走在前边，我那匹马就一定要赶上来。那时，前方的指挥员我都不认识，我觉得弼时同志容易接近，所以一路便跟着他。一路上，他教我骑马，讲马的习性，帮助我，照顾我。一到宿营地休息，他就坐下来看书，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当时，同我们一起行军的还有一个从白区来的男青年，也是知识分子。我们从保安出来，都不懂得要带党的组织关系，所以，在前方没有参加组织生活，像做客一样。但是和同志们都很亲近。这样一直到了甘肃的一个县，我就同他们分开了。我说，我住在司令部里没事干，你们又很忙，我到下面去吧！他们就把我介绍到聂荣臻同志那里，又到贺老总那里。
后来，史沫特莱来了，总部把我叫回来，陪同她去延安，我在总部又待了几天。临走时，弼时同志说：“丁玲，你把那匹马带回去吧！”说了好几次。我那时不懂得马的重要，心想，要马干什么？我说：“我和史沫特莱一起坐汽车去，那马怎么带？”他说：“你要的话，我就派人送去。”我说：“太费事了，不要，不要。”后来，到了延安，长期生活在延安，常常下乡，我才知道马的重要。要下乡，要到工厂，动不动就得找总务科借马。这是一点小事，弼时实在是为我着想。他非常能体贴人，细致得很，对人非常负责。
当时，他和彭总在一起，工作很紧张，一到宿营地就挂地图、看电报，忙极了。可是，生活很艰苦，部队吃得很不好。他和彭总那里的伙食办得也不好，贺老总那里，比他们搞得好些。那时津贴很少，一个月他们每人5元钱。彭老总的钱由警卫员替他管。彭总有胃病，警卫员就给他弄点炒面糊，冬天有时买只鸡做给他吃。但彭总总要问，是不是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违反群众纪律没有？我跟着弼时走一路，没见过他的警卫员给他买鸡吃。他自己是不大花钱的。我陪史沫特莱回延安时，他还交给我5元钱，让我带给陈琮英同志。他对陈琮英特别好，陈琮英对他也很体贴。我曾听说，弼时同志被捕，她为了营救，冒着危险到处奔走。有一次，我和陈琮英一起住延安中央医院，弼时同志几乎每天中午都抽空来看她，很耐心地坐一会，轻言细语地谈一会儿才走。
大约1937年年底前后，我常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方工作。那时，常请朱老总和弼时同志来给我们团员讲课，讲抗战形势，讲马列主义。弼时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我常去向他汇报工作。有一次，我在演出费里报了点浮账，记不得是几元钱，有炭火费、钉子费等。他就问：“你们不是有烤火费吗？为什么还领炭火费呢？”我说：“当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办公用的，这炭火费是在露天舞台、后台用的，后台冷，演员化妆需要烤火。”“你们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接着他又问：“钉子干什么用？”我说：“挂幕布。”他又说：“钉子用过后不是可以拔下来带走嘛！”我说：“钉在木头里可不好拔哩！”那时，八路军就是这样艰苦，这样节约。我们的演出费很少，在农村演一次，才花二三块钱，可弼时同志的工作作风那么细，那样严肃认真。
关于我的事，他没有不清楚的。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我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件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他过去也是这样叮叮当当地问的。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陈云、李富春同志亲笔签名，结论做得很好，我非常感激。
1943年，我在党校学习时参加了审干，那时康生又搞什么“抢救失足者”，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很少逃得过的，也把我“抢救”了一下，可没给我另外作结论。审干后，我挺忙，一直在乡下，写文章。1945年，日寇投降后，中央办公厅批准，我们延安组织文艺通讯团到东北去。离开延安前，我去看弼时和陈琮英。他俩留我多住几天，给我安排了一间客房，还找了张弹簧床。我说我没有这个福气，一夜没睡好。可他们自己睡的是硬板床。临走的时候，我跟弼时同志说，1940年陈云同志给我作了结论，可审干时又把我“抢救”了一下，没有给我甄别，这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弼时同志说：“你放心地走吧，到前方大胆工作吧！党相信你。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的。”他这样跟我讲了，那我就什么事情都不管啰，很放心啰。他向来讲话是负责任的。
我觉得我很愿意经常见着他，因为他总使你高兴、放心。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丁玲怪得很，轻易不到杨家岭来的，就是来了，别的首长家不去，就到弼时家去。”那个时候，就是在别的首长家里开会，碰到要吃饭了，我就又到弼时家去了。陈琮英做湖南菜给我吃，大头菜蒸肉，在延安就是好吃的啦！
进北平以后，我还到香山去看了一次弼时同志和毛主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不找他了。我不愿去打扰他们，因为他们太忙了。
弼时同志在北京逝世时，我去他家凭吊，我哭得很伤心。李伯钊劝我说：“你哭得那么伤心，琮英又要哭了。”我觉得他对同志真是负责任，真是关怀。他的逝世，使我感到特别悲痛。
我一直想写他。让我讲他的事情，我讲不出多少，也许是旁人写文章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但是我对他有一种感情，所以，心里一直有这个愿望。
（丁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