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的八九年中，朱子奇曾多次见到弼时，在不同的会场聆听他的教诲。1941年，在延安各界为人民英雄刘志丹立纪念碑的大会上，任弼时代表党中央讲了话。他对刘志丹威武不屈的革命情操所做的分析，曾给朱子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弼时所讲的“战场是课堂，牢房是课堂，一切实际斗争都是考验共产党员的课堂”的话语，时时萦绕在他的耳畔。在延安中央礼堂里，任弼时几次观点明确、材料丰富、语言朴素、引人入胜的时局报告，仿佛就在昨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站在台前做政治报告，由于病痛的折磨，只讲了一半就中断了，剩下的只好让别人代读完。但任弼时没有离开，他坐在主席台上，强打着精神，微笑着望着青年代表，就像园丁欣慰地望着几千朵盛开的鲜花。那情那景，历历在目……
关于任弼时，朱子奇也曾听到过许多议论。一位老首长对他说过，任弼时品德好，作风好，才能全面。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既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又有极为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一位随任弼时工作多年的同志也对朱子奇说过：“在任弼时同志面前，慌张的人会变为镇定的人，软弱的人会坚强起来。”
现在就要到这位令人敬仰和爱戴的领导人身边工作了，这是一件多么光荣和幸福的事！朱子奇心中十分兴奋，但他也有不安，他觉得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能力不够，俄文也不好，深恐完不成任务。
朱子奇就是带着这种既高兴又不安的心情去见任弼时的。
任弼时和蔼的态度，平易朴素的作风，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很快使朱子奇消除了不安。任弼时温和地对朱子奇说：“苏联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十月革命的故乡，那里有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苏联也有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在卫国战争以后，困难更多，目前的生活还很艰苦。你看到这些，不要奇怪和失望。”
朱子奇诚挚地回答说：“弼时同志，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正确地看待苏联的。”
任弼时还取出一本书和一条毛毯交给朱子奇，说：“这是一本全面介绍苏联情况的书，你可以抽空看看。毛毯是在陕北时公家发给我的，路上冷时，你可以盖一盖。”
书和毯子都已旧了，上面有时间留下的斑斑点点，显然它们已陪伴主人经历了许多峥嵘岁月。望着这两件平凡但很有意义的礼物，朱子奇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火车迎着漫天的风雪在中苏边境飞驰。任弼时坐在宽敞舒适的车厢里，和朱子奇闲谈。列车开出满洲里，进入了苏联国境。任弼时指着远处那些黑魆魆的山峦，对朱子奇等人说：
“这一带是中苏交界的地方。过去曾经有无数勇敢的中国战士，越过中苏边境，参加了苏联游击队，同白匪和日本法西斯进行过殊死的斗争，中苏战士们的鲜血曾流在一起。还有不少的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当时中国反动派和俄国白匪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层层铁丝网、盘查哨和特务站，到苏联去寻找革命真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源远流长的。这些，你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朱子奇不会忘记，而且他知道，任弼时本人就是那样的革命志士。那是1921年春，任弼时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他化装成理发工人，秘密奔赴莫斯科去学习。临行前，他给父亲写的告别信，就宣告了他的伟大抱负：“……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再回忆起任弼时这封气贯长虹的告别信，更增加了朱子奇对任弼时的崇敬。
在苏联养病的情景，朱子奇记得清清楚楚。
那里的医生、护士、病员、端饭的和扫地的，都很快就成了任弼时的朋友，他们都自愿为任弼时念报、读小说、唱歌、缝扣子、刷大衣……当任弼时要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赫疗养院去的时候，好多人来送行，有工作人员，也有病员。
在朱子奇的日记里，还记着这样一件难忘的事：1950年2月5日，发生了惊动全疗养区的马车事件。任弼时乘马车游山时，马受惊发疯一样地狂奔起来，皮套断了，马夫被摔下了车，任弼时却镇静地紧紧抓着一块仅剩下的木椽，奔跑了半小时之久才停下来。事后，任弼时的血压升到190，心脏跳得很不正常。疗养院院长、医生、急救员及许多病员都围过来救护、看望。但任弼时第一句话却是：“别德洛夫（马夫）同志呢？他的伤势怎样？先给他治疗！”任弼时还召集大家一起，研究为什么受了特别训练的游马会这样受惊乱跑，找出原因，以免其他同志再遇危险。任弼时还特别嘱咐朱子奇不要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给北京的信也不要提及此事，以免引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及夫人陈琮英的担忧。任弼时这种首先关心别人而不顾自己的高尚品质，以及在临危时所表现的惊人的沉着机警，使朱子奇及随行人员和许多苏联同志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与任弼时相处的过程中，朱子奇感到他既是领导、老师，又是朋友。每次朱子奇去向任弼时报告国际国内消息及苏联情况，特别是关于解放军向南方进军的捷报时，任弼时总是很仔细地听，然后帮助朱子奇分析这些事件的政治意义。任弼时见朱子奇喜爱文学和俄文，便从各方面鼓励他，介绍朱子奇去苏联中央举办的政治学习班听课，并介绍他去列宁图书资料室借阅宝贵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史料。
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初访苏联。不久，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任弼时给朱子奇提供机会，让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参观访问。任弼时还提醒朱子奇说：“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很重要，毛主席与斯大林的会见很重要。这些历史性的大事，都应该忠实地记录下来，反映出来。”在任弼时的鼓励和督促下，朱子奇接连写了好几篇散文和通讯，如《十二月的莫斯科》、《毛主席在苏联》、《选幸福、选斯大林》等，向外界报道了毛泽东访苏的情况。
1950年春，任弼时要到苏联黑海去进一步疗养，朱子奇准备先期回国。在朱子奇临行前，任弼时专门嘱咐他去买了《政治经济学》等一些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书。任弼时语重心长地对朱子奇说：“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要学习别人的经验。”
朱子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任弼时，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
朱子奇在任弼时身边仅仅工作了4个多月，但他得到的教诲却是终身受益的。
（刘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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