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姻缘可谓“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琮英却非一般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与原配夫人陈氏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即逝。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琮英12岁便来到任家当童养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勤奋好学；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大、设备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不久，陈琮英也到长沙北门外一个小袜厂当童工。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看望陈琮英。陈琮英总是尽力弄一点好吃的饭菜给任弼时。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以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钱，合1000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1000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经济上的这种窘迫，瞒不过陈琮英的眼睛。为了资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省吃俭用，一个一个铜板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患难之中培养起来的。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陈琮英，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琮英。但陈琮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陈琮英是个倔强的姑娘，她不愿意这样长期求人念信，更不愿他的来信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自己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这个文化人，加之任弼时赴莫行前给父亲的家书中曾特写道：“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挣钱吃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琮英疲惫、消瘦，但却磨炼得她精神充实，意志坚强。她日夜思念、惦记着任弼时，就这样熬过了4个春秋。
二
1924年8月，任弼时返回祖国，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到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让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工作。
任弼时原本打算亲自回乡看望母亲，接陈琮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等任弼时从北京回来，组织上已托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望着陈琮英，任弼时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1926年春了。自从1920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始，他们一别已近6年。当年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当年袜厂的小童工，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琮英的却是神秘和陌生。不停变化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空，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很不习惯。尤其使她不习惯的，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鱼鲠在喉。任弼时知道了陈琮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声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是年4月初，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陈琮英担任了党的秘密交通，并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弄，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肚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冷大饼，将几张报纸插进口袋，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琮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三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革命者，生活随时伴有血雨腥风。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巡视工作时，不幸在南陵被捕。但敌人并不认识任弼时，只把他当嫌疑犯押送到安庆。在被押解途中的船上，任弼时邂逅一位做生意的家乡人，于是他急中生智，乘敌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实际是个准备好的口供，请这位家乡人把信息传给堂叔任理卿再转给陈琮英。
陈琮英接到消息后，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党组织根据陈琮英提供的情况，迅速做出了营救任弼时的安排。
按党的指示，陈琮英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准备乘车赶往长沙。不料刚到车站，车就开走了。陈琮英心急如焚，咬咬牙爬上了一辆拉煤的货车。夜里风寒，母女俩的手脚被冻僵了，剧烈摇晃的车厢不时甩来煤块，砸在她们身上，陈琮英只能紧紧抱着孩子。
此时，任弼时正在安庆忍受着敌人残酷的折磨。敌人让他跪在铁链上，头上顶着很重的特制的砖，又用皮带狠狠地抽打，打得他遍体鳞伤。任弼时咬紧牙关顶过来了，回到牢房，还忍着疼痛，教育同被关押的战友，一定要坚持口供不变，不暴露身份，维护党的利益。他说：监狱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周围的人又都很复杂，需要用特殊的办法来应付，千万不要犯幼稚病。敌人再次提审任弼时，变换刑法，用一根粗杠子压在他的腿上，然后把一块块的砖头塞到他的脚后跟底下，这种残酷的刑法叫“压杠子”。他一次次疼得昏了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泼醒。数九寒天，全身被冰水湿透，而任弼时以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忠诚战胜了非人的酷刑，每次他都回答：“姓胡名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到安徽给纸庄收钱。”“到公园不是开会，是游玩。”敌人毫无办法。就这样，任弼时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和鼓舞战友，团结一致和敌人斗争。
几经周折，陈琮英终于到了长沙。组织上指示陈琮英坐镇长沙伟伦纸庄，专候敌人对质。敌人核对了口供，没有找到什么破绽，两个多月后，只得将任弼时释放。
任弼时救出来了。但女儿苏明却因在随陈琮英去长沙的路上受风寒得肺炎死去了。任弼时得知这一消息后，眼睛湿润了，一阵心悸，他握住陈琮英冰冷的手，久久没有说话。说什么呢？什么也不需要说。他们明白，他们是孩子的父母，但更是党和人民的儿女，坚强是他们的性格！
敌人的毒刑严重地损害了任弼时的健康。出狱后组织上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陈琮英也劝他休息，他却坚毅地说：“我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现在要抓紧工作，把坐牢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1929年11月17日，西北风夹着雨雪，铺天盖地，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任弼时告诉陈琮英要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并关照她：“我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去开会。”
12点过了，任弼时没有回来。下午1点、2点、3点……陈琮英一直眼巴巴地等到第二天清早，还没有见到任弼时的身影。她着急了，急忙跑到党的机关去打听。李维汉操着浓重的长沙口音，心情沉重地告诉陈琮英：任弼时又被捕了，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
听到这个消息，陈琮英心如刀绞。但她顾不上悲伤，立即投入到第二次营救任弼时的战斗中。
党组织根据内线得知，任弼时被捕后，敌人只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月票，上面贴着他的相片，可是地址却是假的，写的是培德路培德里某号。这是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这个门牌的房子早已烧毁，查不到下落，敌人更加怀疑，于是对任弼时动用了电刑。
正当此时，陈琮英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当即布置中央特科查明情况，设法营救。特科一面通过关系做办案人员的工作，一面请进步律师潘震亚辩护。敌人找不到证据，理屈词穷，最后只得以“危害安全”为理由判任弼时40天徒刑。
12月25日，任弼时出狱了。他感谢党组织的营救，感谢妻子的机智和冷静。他端详着妻子瘦弱的身姿，为她的成长而高兴。
四
任弼时第二次出狱之后，组织上考虑他已两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难办了，因此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于是决定让他到武汉去，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
当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都先后在这里牺牲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有先烈们的鲜血！还有许多同志失去了联系。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而叛徒、特务的活动却日益猖狂，街头巷尾到处贴有政府的“通缉令”，车站码头经常有鬼头鬼脑的便衣特务出没。
任弼时化装成画师，提着小皮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声嘈杂的汉口码头。前来迎接的同志把他们领到党组织的秘密处所——中山路一家西药店的楼上。药铺主人叫贺诚，他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本来给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但任弼时认为：那里倒不一定安全，还是钻到敌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便于隐蔽。于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条街上，出现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住在这里一个小楼的楼下。房东很快发现，这个画像馆很奇怪，既不画像，也不挂牌子，好像根本不准备接待来画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落。
的确是这样。任弼时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画像上。他经常到中山路党组织的秘密处所，向大家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新的工作。当时，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强令举行全国总暴动，确定南方由李富春负责，长江一带由任弼时负责，准备实现红军会师武汉。面对这样的指示，任弼时心情沉重，疑虑很多。他和同来负责长江局军事工作的关向应一起研究怎样执行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对反动派绝不让步，但是也不要轻易举行罢工等斗争，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要注意观察形势的变化，善于应付复杂险恶的环境，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顺利地开展工作。任弼时十分紧张而忙碌，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墙上挂了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每天，陈琮英扫去上面的灰尘，可就是没有把它画完。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个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把坏名声传出去，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灵地做了解释，房东“哦”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从自己丈夫的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妻子的话，引起了任弼时的深思。他用手抚摸着那张未完成的人像画，想了很多很多。苏区来的一位同志被捕，帅孟奇、贺诚失去音讯，还有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害……而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却要进行总暴动，这不是白白断送革命力量吗？他考虑了一会儿说：“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点了点头，但又不无担心地问：“如果真的来很多画像的人，怎么办？”“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这办法很灵。画像馆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之后，果然有不少人前来画像，还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而任弼时，又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工作。就这样，不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奇怪的画像馆，安然无恙地存在于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
五
不久，中央指示任弼时返回上海，准备接受新的任务。1931年3月，任弼时离开陈琮英，与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后，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远志，这是任弼时临走时的嘱托。
不久，因叛徒向忠发的出卖，陈琮英被捕了。她带着出生百日的孩子，进了牢房。任弼时和其他同志在狱中的英勇表现时时鼓舞着陈琮英，无论敌人怎样威吓，她始终坚贞不屈。
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得知陈琮英被捕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布置了营救陈琮英母女的方案。经过组织的多方营救，陈琮英和女儿远志终于走出了敌人的牢狱。
出狱不久，陈琮英便接到周恩来从中央苏区发来的要她去苏区的电报。为了避免旅途的艰难并求工作方便，陈琮英不得不把跟自己一起坐过牢的孩子送回老家，交婆母抚育，只身一人来到苏区。
见到陈琮英，任弼时百感交集。他向陈琮英倾诉衷肠，说下一席非常感人、使陈琮英终生难忘的话：“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边区工作，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第二年8月，他率领红6军团，奉命突围西征。当时，陈琮英刚生下儿子湘赣。为了行军打仗，任弼时和陈琮英商量，把孩子寄放在老乡家。后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找到。
在这之后，陈琮英伴随任弼时南征北战，先后与红2军团、红四方面军汇合，并同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紧张艰苦、颠沛流离的戎马生涯，使任弼时身体一天比一天坏，陈琮英尽自己的可能精心地照料他。任弼时也十分关心陈琮英。在长征途中，陈琮英生下了女儿远征，任弼时亲自钓鱼给妻子熬汤吃。为了照顾妻子，每次吃饭时，他都争着吃又粗又老的野菜，把嫩一点的留给陈琮英。他给自己缝了个布袋，把远征背在背上，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搀扶着陈琮英，艰难地向前行走。在长征途中这对夫妻摇摇晃晃的身影，至今还深深刻印在许多老同志的脑海中。
六
红军到达延安后，任弼时与陈琮英再度分离。任弼时奔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孩子远征被送回老家。战争年代革命者的家，总是飘忽不定的。对此，陈琮英十分理解，她只是更加挂念任弼时的身体。因为两次牢狱生活的摧残，加之这些年艰苦生活、紧张工作的磨难，使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很差，在与任弼时分手时，陈琮英一再嘱咐他多多保重，那情真意切的话语，深深温暖着任弼时的心。
1938年3月，任弼时携陈琮英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在异国他乡，他们共同度过了两年。回国时恰遇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任弼时的老战友王震送给他一架平江式纺车，陈琮英当童工时就是学纺织的，自然很在行，就手把手地教任弼时。在任弼时的带动下，机关里出现了纺线高潮。一次比赛中，任弼时戴着眼镜，神态自若地坐在纺车前，不紧不慢地纺着，结果以量多质佳而被评为第一名。《解放日报》为此做了专门报道。当时周恩来惊讶地对任弼时说：“你的纺线技术提高得快呀！”任弼时不无自豪地说：“我有家庭教师嘛。”
抗战胜利后，任弼时和陈琮英将远志和远征从老家接了出来，加上延安出生的小儿子远远，5口之家溢满欢乐。但这种情形没持续多久，就被胡宗南侵犯延安的战火打破，陈琮英不得不带着小儿子先期来到晋西北的一个小山村，远志和远征跟着学校也从延安转移出来，只有任弼时一个人留在延安。党需要他，毛泽东、周恩来需要他。可是他身体却不好，这就不能不使陈琮英常挂心头，她极力想象着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艰苦而忙碌的转战生活。
其实，任弼时的工作比陈琮英想象的还要忙碌，而身体，则比她想象的还要差。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组成一个支队，由任弼时任支队司令员。他要做好机关行政思想工作。行军前他要进行动员，宿营后他要了解当地情况，检查岗哨，保证中央的安全。同时还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西北及其他战场的作战。
陈琮英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组织上捎来了信，让她到米脂县杨家沟去一趟。她没有多问，没有犹豫，带上远远，立即动身了。原来，任弼时由于在艰苦的转战中过于劳累病倒了，组织上让他到杨家沟休养一个时期。
这次任弼时病得很厉害，脸色苍白，血压很高，经常牙疼，而且常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陈琮英为此十分着急。为了安慰陈琮英，任弼时静躺在床上，连身也不翻，先从1数到1000，又返回来从1000数到1。不知情的人以为他睡着了，实际上他正在和痛苦的失眠作斗争。就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任弼时对土改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在党中央杨家沟十二月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听着任弼时发言的洪亮声音，谁也感觉不出他是个病人。只有陈琮英才知道这个调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用一种怎样的精神搞出来的。
七
1949年春，党中央迁入北京以后，任弼时的病情日益加重，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病魔的折磨，亲自领导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项工作。4月，青年团“一大”在北京召开，任弼时满怀喜悦地向大会做政治报告，但因身体实在支持不住，报告做了一半，只好请人代读。大会后，任弼时不得不遵照中央的安排，在陈琮英的陪同下，去玉泉山疗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欢庆这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任弼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数十年，却因重病在身，未能登上天安门同人民共享胜利的欢乐。他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共和国成立的实况转播。当听到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任弼时的脸上露出了平常少有的喜悦，他感慨地对陈琮英说：“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
疾病虽然限制了任弼时的行动，但他仍为设计新中国的蓝图而竭尽全力。他在病中研究和考虑了城市规划、财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组织建设等一系列问题。1950年6月，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给中央写信，请求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规定他每天工作4小时，可他一工作起来就忘记了休息，往往超过8小时。有时晚上刚刚吃完安眠药躺下，来了电话，他又立刻赶到毛泽东那里去开会。每当任弼时工作到深夜的时候，陈琮英就劝他休息，但他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陈琮英着急地对他说：“有些事明天再忙不行吗？”任弼时摇摇头说：“不行啊，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几十年夫妻，陈琮英已十分了解任弼时了，他有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容纳着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唯独没有他自己。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与世长辞。他，告别了人间，告别了战友，告别了儿女，也告别了与他甘苦与共、患难同当的亲爱的妻子！
陈琮英肝胆欲裂，万分悲痛，但她坚强地挺住了。她将孩子抚养成人，教育他们秉承父业。每每和她谈起任弼时时，她总是充满了怀念之情，这感情是那样深沉和真挚，支撑着陈琮英独自度过一年又一年，这感情使她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刘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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