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思考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
为什么要思考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这可能有很多原因。第一，就是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世界影响日益增大，哲学应与一个国家的国力相辅相成。我印象是在几年前看到一个澳大利亚人写的一篇文章，他去推测设想世界哲学的未来，按照这位学者的说法，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的哲学大国，那也就是说还有4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的哲学大国。原因很简单，因为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遥遥领先，是世界第一，那么经济总量第一的国家也必然是哲学第一的国家。这个判断，我有一次在一篇文章里调侃地说，这倒很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经济决定哲学。实际上从哲学的历程和当代世界的格局看可能也有道理。因为像美国我们知道只有200年的历史，除了实用主义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本土的哲学传统，但是美国现在确实是世界第一的哲学大国。美国的许多著名高校，特别像哈佛这样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可以把欧洲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学者聘任到自己的学校任教。所以，美国虽然没有很深厚的哲学积累和哲学传统，但是她却是世界第一的哲学大国。在这样的意义上，不管我们说世界第一究竟是什么含义，至少我们现在从事哲学专业的专业人员的规模，我想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而规模也决定了质量。我非常赞赏这个说法——中国是一个大国，因为人多，按照概率，什么人才都有，包括我们这里说的哲学人才。这不是我的一个说法，我印象是一个在法国攻读国家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个留学生，他有一次去访谈当时还在世的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德勒兹当时建议这位留学生有时间把他的著作译成中文。这个哲学博士，因为德勒兹也是获得的这个哲学博士，法国国家哲学博士，可能和其他高校的哲学博士分量不一样，通常都要读六七年、七八年的时间。这个留学生说，我实在没有精力，然后他说了这么句话，你放心，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人才都有，你的著作很快就会有中译本……我最先看到的还是德勒兹和迦塔里合著的《什么是哲学？》，现在我手里已经有了四五本中译的德勒兹的著作。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如此规模的哲学专业队伍也注定了我们的哲学水准可能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第一。
对大家来说，2050年实际并不遥远，你们这一代肯定能赶上2050年，像我们这一代可能就很难见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哲学大国，你们还有四十年，再有四十年我已经百岁了，不太可能。但是对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当下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做好迎接中国哲学未来的准备？以后的竞争呢？我和你们的上一届同学说过，当你们从事哲学工作的时候，就不是说和北大，和复旦，这些国内高校竞争，可能我们将会和大批海归博士竞争，和大批欧美的一流学者竞争。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也可以聘世界上最好的哲学家到我们国内任教，那我们自己的生计，我们自己的生存实际也面临着一种挑战。
现在中国哲学究竟在怎样的研究水准上，我上次讲课也提到曾经主持哲学所工作的李德顺老师，他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哈贝马斯到我们中国来讲学的时候，通过交谈、访问，最后发表感慨说，这是不公平的，中国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远远超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我和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很正常，穷人总是盯着富人的饭碗，而富人可能很少看穷人吃什么。因为西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居于强势，所以我们总是盯着德勒兹、迦塔里，最近又有布兰顿，还有美国的查尔莫斯，还有奥尼尔……都是和我们同代的学者，我们都是在盯着这些人。但是美国不会有人去盯着我们在写什么，这个很正常。那么究竟我们的研究水准到什么程度？上次德顺老师来的时候，我和他说，我感觉好像哈贝马斯并不比高老师强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课程《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座》，我想可能也是世界一流的课程。最近这几届世界哲学大会哈贝马斯几乎都是到场的最重要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高老师几乎同龄，随着罗尔斯、诺齐克、罗蒂这些哲学家的去世，他可能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但是坦率地说，我的印象他的哲学并不是很高妙，所以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哲学究竟到什么水准？我想虽然我不能说我们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哲学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平。只不过由于语言隔阂，还有实际也是一种歧视吧，用萨义德的说法，西方国家可能总是把东方妖魔化、边缘化。这个妖魔化实际就是非理性化，在他们观念中的那个东方——你们还能懂得什么哲学？但是随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特殊地位必然有中国哲学的复兴，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高老师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207]，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高老师考察了从元明传教士，第一批把中国哲学思想介绍到欧洲的时候，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反响。有一次和搞西哲史的人建议应该琢磨一下，实际中国传统哲学最初介绍到欧洲，引起最积极反响的就是德国人，包括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这些高老师在文章中有谈到。那么在当代哲学家中，可能会是海德格尔。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甚至把世界哲学的未来、人类的命运寄希望于古老的东方思想（中国和俄国）。好像是1966年左右，海德格尔在与《明镜》记者的谈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期盼，“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208]海德格尔寄希望于古老东方的什么思想来拯救人类的未来呢？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海德格尔的整体思路，我想他寄希望于古老的东方的传统思想应该说是很明确的，用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存在的思想，我们也可以说是所谓存在之思。海德格尔的思路很清晰，他认为从柏拉图主义哲学以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向就是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去用思维宰制存在，到今天海德格尔认为希腊哲学开启的这样一个思想方向、思想视域已经在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海德格尔大致是说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完成了对存在者领域的分割和控制，把整个世界作为存在者分成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机械的，一块一块地把存在者分割开来，在一个技术座架的框架中完成了对存在者领域的控制[209]，他把它叫做宰制存在。而这样的结果是遗忘了存在，我们虽然取得了对存在者领域的全面胜利，但是存在的意义遗忘了，那么怎样寻回存在的意义呢？进一步，什么叫存在的意义呢？从人的生存状态说最根本的就是海德格尔的一些说法，“世界进入午夜，诸神隐退”，实际更具有震撼力的一句话就是“人被连根拔起”。所谓存在意义的遗忘就是我们失去了存在之根，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生存状态可能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海德格尔甚至把它看作是人类自身毁灭的危险。海德格尔的这些看法实际在社会学领域都得到了实证科学的支持。比如说，社会学像吉登斯他们合写的《自反性的现代化》说的几乎是同样的意思，人类可能毁灭于自己的成功，自反性的风险，现代社会的风险不是科学技术能够消除的，因为它恰恰是由科学技术引起的风险。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对古老的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期待，期待的是什么呢？是思想的移居，他自己的话就叫思想的移居，把思想从主体、主观、人的平面上移回到存在的平面。回到存在平面的思想不是用思想去规定存在，而是归属于存在的思想，是回应存在召唤的思想。按照高老师对中国传统哲学意义的解释那就是人道是对天道的回应，因为中国的古老的东方思想对存在的理解是一个自然天道的存在，而我们所说的那个人道则是把人道理解为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人性的那个理，人性之理实际是自然天道在人身上的显现。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哲学所理解的那个思想肯定是扎根于存在的思想。有人问海德格尔，你这不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吗？说海德格尔这种思想的移居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实际海德格尔所以叫“移居”而不叫思维方式的变革，可能有着比通常意义思维方式变革更根本的意义。[210]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我想可能就是要开启一个新的思想的方向和视角，从思的起点看，走上一个新的不同的方向，进入到一个新的思想的视野和轨道。在这样的意义上，从学理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向、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也有着它的当代的世界性意义。
比如说，那个伦理，那个人道从中国哲学的逻辑上，它到底怎么来的？实际只能是宋明理学的那个说法，天理即人欲，也就是说在人的那个自然欲望中就有理。人的欲望和动物的欲望已经是不同的欲望，西方哲学的毛病实际可能就是迷失在这一点上，他以那种区分的精神，区分理性和欲望，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欲望之中就有理。《中庸》的那个说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的自然需要，人的自然欲望，它生发出来，它实现出来，它就有中节和不中节，或者说，它有着自身的节律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理是欲之理，不是从外边来的另一种东西去规定那个欲——这个问题可能是中西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说实话我读邹化政老师的《人类理解论研究》的时候，我认为邹老师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以后有兴趣也可以读邹老师的书。邹老师仍然是用主情说、主知说解释西方两千多年的伦理学史，但是这个情、欲和理实际在西方哲学中总是处于一种外在的相互规定中，始终没有获得内在的统一。包括上次说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黑格尔要把人的欲望按照逻辑引向理性，因为欲望的实现需要他人，需要他者，所以我的欲望，可能就需要我们的意识，从我到我们，多了点客观性，这就已经开始超越了欲望。大家有兴趣，以后要做专题性的研究可以看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我大学本科的时候看过一篇论文，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的《论黑格尔的实践观念》，论得非常细，怎么从欲望到动机，怎么从动机形成意志，这个意志最后怎样表现为理性意志，表现为实践观念，表现为进入到绝对理念的最后的环节，因为实践的理念是绝对理念的逻辑之前的一个最后环节。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实践既消除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除客观性的片面性，它是达到绝对理念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不知道这个文本的根据，伽达默尔说这些话在哪呢？我们也翻译了不少黑格尔的著作，直到《精神哲学》译出，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伽达默尔对黑格尔实践观念论述的文本依据，主要是《精神哲学》。所以黑格尔实际是把人的欲望逐渐地理性化，从单纯的欲望到有一点认知因素的动机，有了动机就有了意志和目的，有了意志和目的，而这个意志和目的如果是一个单纯的主观性，没法实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这种意志和目的必须有客观性内容，而有了客观性内容的目的和意志就是一种理性意志——黑格尔是逐渐地把欲望理性化。但是整个黑格尔哲学中仍然显示出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批评，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批评，黑格尔只承认一种劳动，那就是精神劳动，他是用精神的自身发展来解释整个世界。所以对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物质活动的劳动，虽然没有说他像费尔巴哈那样用卑污的犹太人的心理看待感性物质劳动，但是黑格尔肯定也存在着西方哲学共有的缺陷，那就是对感性、感性丰富性，对来自生命本能自然欲望的这种歧视，或者说漠视。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也好、高老师的类哲学思想也好，可能区别于传统辩证法理论，那就是他注重这种个体的感性丰富性。黑格尔在《小逻辑》、《大逻辑》中也都有类似的表述，黑格尔怎么看人，黑格尔说每个人当然是一个个人，但是同时这是黑格尔要说的真正的含义——同时每个人是普遍性的人。我们每个个人怎么成为普遍性的人了呢？黑格尔更看重的人的实质是人的普遍性，甚至在《精神现象学》中作出这样的断言：个体的死亡是对类的最后贡献[211]。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解释，后来我体会，你稍稍想一下也会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因为每个人，（这就是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点）想到去世以后的人的时候可能都不念旧恶，总是想着他生前的好事。黑格尔认为对这种好事的记忆就是对伦理的贡献。我们实际是通过这样一些回忆、怀念，唤起人类的伦理意识，所以黑格尔说个体的死亡是对类的最后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他关注的是类，关注的是人类的普遍性，关注的是人的理性。
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也就是从人道和天道，人心和道心，欲望和天理的内在统一性去思考问题，我想这对海德格尔肯定是具有吸引力的思想。可能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仍有世界意义。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印象主要是那么几部分，首先高老师断言我们现在已经忘了我们是谁（高老师生前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哲学论文集，高老师的自选集，标题就叫《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212]）。高老师认为，我们从近代以来，总是不停地学西方，这个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可能犯了一个最大的失误，那就是忘了我们自己。赵汀阳老师最近也有一篇文章，叫《说自己和说别人》[213]，我们中国哲学现在都在说别人，很少在说我们自己。要真的说我们自己实际是非常难的事情。高老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任务，那就是用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哲学，这是很难的。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去学中国传统哲学，学出来的可能仍然是西方哲学，用西方哲学裁剪过的中国哲学。现在的情形应该好多了，以我们学校的中国哲学专业为例，尽管我们吉大中国哲学专业并不很强，人比较少，影响也比较小，但是说实话，比我们当年学中国哲学史时候的教学研究水平还是要强很多。那个时候的老师正好像高老师在这篇文章中讲的，比如说讲朱熹，说第一他是唯心主义，第二是他不懂实践观点，第三，他不懂辩证法。这就先是介绍他有什么看法，然后一顿批判，这就算讲完朱熹。而这三条几乎是所有中国传统哲学家都有的毛病——不懂辩证法，不懂实践观点，更不懂历史唯物主义。
高老师这篇文章的第二点，对中国专门的哲学史研究来说，我觉得很有意义，尽管高老师自己也承认是外行。我们有那么多中国传统哲学史专家，但是高老师是从外边去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我觉得高老师对中国传统哲学史家可能最有意义的就是高老师讲的破除旧的思想框框。有很多这样一些教条已经限制了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而这些所有的教条都根源于——实际不是说完全来自于西方哲学，而是直接来自于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但是哲学原理教科书也可以说来自西方，我们是从苏联拿过来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实际也是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传统哲学。高老师讲了很多框子，实际就是一些僵死的教条，用唯物和唯心来评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来评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等。高老师讲中国传统哲学要重新获得它的人类价值，前提是必须破解这些僵死的教条，按照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本身去理解中国传统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本身所以难，按照我的理解，就在这一点上，那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失去的不是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语言和逻辑，而是那样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好像是冯友兰先生讲过这样一个看法，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家来说，在极端的形式下，他们的传记就是他们的哲学。可以没有任何著作，但却可以说他是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就示范了这种哲学——存在就是哲学。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是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式的存在哲学家。所以，我们现在说学中国传统哲学难，首先我们很难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文献和典籍，但我想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关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或者说是人类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有海外新儒学几十年的努力工作，这种工作应该说很有影响，但是可能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对中国大陆缺乏必要的了解。今年是建党90年，我们建国已经是60多年，实际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大陆的传统。过去说30年为一世，那现在已经经过了两世。而海外新儒家，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工作，对大陆人到底怎么生活，怎么思想，刚开始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最近这些年交流多了可能好一些了。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一些偏见，比如说像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老师，他明确地断言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但是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他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这几十年发生的深刻变化。所以当他看了我的那本论文集[214]以后，跟正在夏威夷同他访学的漆思老师说我的论文集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中西马的会通，他感到有兴趣。
总体上，海外新儒家对于传播中国传统哲学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对祖国大陆——这毕竟是中国的主体，十几亿人的生活，所思所想，他们缺少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高老师的工作可能对他们也有一些意义。比如说，（这些问题大家也有共识）牟宗三也好、钱穆也好，都谈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有没有中国哲学，定义不完全一致，但是总的倾向是一样的。我印象中钱穆的说法是，为什么说中国有哲学？因为哲学就是对生活的系统反思，只要是对人类生活有系统的反思，那么这就有哲学。高老师对哲学也是做了类似的定义，高老师把哲学定义为人性的自我理解——中国人对人性的自我理解当然也是哲学。从我们中国大陆的学术传统，特别是我们建国60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传统去理解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可能也有我们特有的角度，也有我们特有的一些发现。这些发现，比如我刚才说的，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难处是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在世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因为按照高老师的说法，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释道实际都根源于特殊的这样一些人性理解，而这些人性理解是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形成的。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的修养论传统。高老师这里区分了西方哲学是理性哲学，中国哲学是心性哲学。理性哲学是运用理性形成知识，心性哲学是通过义理的悟觉，高老师叫义理的悟觉，去完善人性的修养。这种修养，我们过去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变化气质，陶冶性情。这种修养实际就是心性的实践，所以要没有这种修养的意识，没有一种完善自己的意识，没有一种道德的真诚，我们就根本无法进入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的思维方式。把它作为一种外在的知识，而不可能真正地体会到它的实践性意义，这就是我和大家讲的最简单的那句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种完善自己的虚心学习的实践态度，我们说这句话和没说没什么两样。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知识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我们可能会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实，从知识论的水准评价，三人行，甚至是十人行，百人行也没有我师，因为他没有我的知识多，他就没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从知识论的视野无法理解，只能说从为人、做人、修养的视角说，我总能从别人身上学到应该学到的东西。
而按照中国传统的智慧理解，我和大家一再讲的王阳明的那个说法，那种明觉精察，那种真切笃实，一个言谈，一个眼神，那种精确的领会和理解，那也是一种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从知识论的视野说就是这么普通的一句话，我们能明白，但是没根据。但是要是从修养论的视域看，从怎么能够修到那种明觉精察，修到那种真切笃实的那种人生境界看，确实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至于说儒家像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等等，那些现在离我们就更遥远了。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有这种自觉的自我批评的意识？总想一想这件事我做得不对，那件事有点过火，那件事有什么缺憾，为人谋而忠不忠啊，与朋友交信不信啊，类似的这样一些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可能已经都离我们非常遥远。而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我想可能就在于它未必说形成什么皇皇巨著，而是完善人格。中国传统哲学如果真的是按照它去践履笃行，可能会造就一些杰出的伟大人格。比如就高老师说，正聿老师我们在一起也常常怀念、议论高老师，至少有一条我们确信，就从我们认识高老师几十年时间，高老师几乎从未说谎。前几天，南开大学王南湜老师来答辩也谈最初对高老师的那个印象，真的就是一种伟人的印象。这种人格的力量可能是西方哲人很少具备的。西方哲学是形而上学的知识，和做人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他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但是他未必具备好的人格，像哲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类似叔本华怎么和他邻居老太太打架，等等，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境界很低。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确实为学做人，高老师总结的那句话，为学做人其道一也，做学问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大家以后要真的去做哲学，可能不用多，我想到四十岁左右吧，这个道理就明明白白。也就是说，四十岁以前，哲学可以当工具，当知识做；四十岁以后，哲学和人格内在地统一起来。到四十岁以后，你的性格，你的人格，你的境界，你的气象和哲学，和学问就已经密不可分。最近通过博士答辩，我们对一些青年老师的印象很好，最后总结可能也是因为做人好。做人不好，学问那个毛病和局限就会暴露无遗。四十岁是一个分界线，四十岁到了什么程度呢？是罗斯福有一个说法吧，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好像有一个故事说罗斯福当年当总统的时候，一个朋友推荐一个人，罗斯福也接见了这个人，最后没有录用，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朋友问，“我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不用呢”？“他长得太丑了”。朋友惊诧“你怎么可以以貌取人呢？”罗斯福回答的大意是，人的相貌四十岁以前是自然给予的，四十岁以后是自己修养的。说为自己的相貌负责，这好像有点很荒唐，实际是有道理的。中国传统哲学的那个说法，说“其心不正，眼正也斜”，这个心术不正，那个眼神都不正常，那个眼神可能都躲躲闪闪，那是心术不正。
高老师在《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篇文章中，用了这样一个区分，这里所说的切己体察高老师把它叫做心性哲学。那么西方哲学的理性哲学是把心性理性化、逻辑化，把它形成为客观的知识形态，这才有西方的心理学，西方的思维科学、逻辑学。高老师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相对应的是把理性心性化、内在化，理性作为天道，作良知、良能，它是一个内在化的理性。这个内在化的理性，这个理怎么去确认呢？只能是通过切己体察的明证性。中国哲学有一些说法，包括老百姓的一些说法，如“天理昭昭，”就是一种切己体察的明证性，明明白白地在那摆着。这种切己体察的明证性是中国的那种，我们叫理性内在化或者叫作良知、良能的理性，作为一种心性的理性，它有它特有的清楚明白。唐君毅其实很早就讲过中西哲学的这种区别，西方哲学是向外追逐；中国哲学用孟子的说法是“反身而诚”，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其他学者也有他们的一些体验，我刚才形容王阳明悟到的明觉精察，真切笃实，可能只有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境中才有着它真实的意义。明觉精察到什么状态，真切笃实到什么状态，这种实实在在的明明白白的道理，需要的是一种心性的修养。修养要从现代哲学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的视野看，东西方哲学的各自的利弊就显示出来了。通过造就出一些杰出的伟大人格形成一种所谓君子之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15]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这样一种智力的格局。通过伟大的杰出人格形成一种道德的典范，形成一种道德风气，这种风气对普通老百姓起到一种教化作用，老百姓的德就像草，总要顺着风的方向。但是，按照现代政治哲学看，它的毛病也很清晰，那就是伟大人格的教化的示范作用，只有在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社会形态中才有可能。那是日积月累的结果。2008年我给教育部的一本论文集写的稿子中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我小时候在东北农村，东北开发较晚，几乎可说是化外之地，在这种化外之地农村的那个老人、老太太也知道骂儿子，“你这个丧天理的，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说我学了哲学以后，才知道天理良心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想一想在那个时候，那种传媒条件下，没有收音机，没有广播，一个化外之地的老太太也把天理良心作为人的道德规范。而且，这种道德规范至少在我青少年时期真实地起作用。起到什么作用呢？平时偷生产队的粮食啊，掰几穗苞米啊，偷邻家的菜啊，这都是农民那种狡猾和智慧，过去我们把它叫做小生产者的意识，说他自私自利。但是，在事关重大，在我们所说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上，天理、良心仍然是农民的真实的道德规范，不能丧天理，不能灭良心。那么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样一种传播和普及？很显然这是通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耳濡目染、一点一滴的春风化雨式的浸透和教化。但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就很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能有他那样一种化民成俗的教化作用。
按照高老师的说法更为根本的可能就在于，从一种政治生活的视野看，应当建设今天被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看作是公共理性的东西。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一种商谈伦理形成这样一种普遍共识。罗尔斯也希望一种——用罗尔斯自己的术语，那就是在各种统合性学说中形成一种重叠共识，公共理性是社会共同体得以可能和社会团结的基础。而类似这样一些公共理性，我们中国虽然也有，比如说搞法律思想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唐律，唐朝的律法规模很大，也很详备，但是我们主要不是靠这样一种外在的规章制度、法律制度，而是靠一种道德的教化实现社会团结。它的弊端很显然就是如果缺少那些客观的公共的理性，缺少普遍的制度规范，那么仅靠个人的道德力量难以形成好的社会生活。高老师也分析了中国哲学的中道、权变，讲它的思维的灵活性。这个我印象很深，高老师和我们闲聊的时候也讲过，我后来看他在文章里也写过，说要是按照西方人的思维逻辑怎么也想不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一些政策。只有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才有这种政治智慧，这是高老师当年对这样一些类似的事情的一些反思。高老师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哲学的那种中道、权变的思维的灵活性，但是，另外，光有灵活性，没有客观性，就缺少了那种心性修养的基础，最后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中国传统的那些道德规范、道德约束，现在可能基本上是崩溃了，又没有形成公共理性的信仰，也没有一种法律的信仰，所以，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面前，我们往往就陷落了。有一些经济学家们很乐观，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不要害怕制假、贩毒，经济生活本身有着一种自洁的机制，有着一种淘汰的机制，按照市场原则把假冒伪劣逐渐淘汰掉。但是，经济学也有另一个原理，叫“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实际仅按经济学的逻辑，我们期待着一个有序的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到来，可能不太现实。究竟怎么办呢？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那种教化，那种修养的传统离我们越来越远；另一方面，通过西方的知识论立场建立起来的具有客观知识形态的公共理性和法治精神我们也很欠缺。所以高老师寄希望于中国哲学的创造，高老师自己有一些表述很漂亮，“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216]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也大致是这样。我2005年写的一篇论文《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217]，大概思路是，首先，我们得想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真实地希望什么，这才是中国哲学的起点。其次，我想有了这样一个问题的平台，我们才有可能把中西马的一些好的理论成果真正会通起来。按照高老师的思路，把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生命的领会和精神的自觉，可以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寻求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我2008年写了一篇文章《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218]。我认为中西马三种哲学在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的层面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相互会通的理解。这里可能最难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作为制度化的、客观化的、对象化的公共理性如何具有当年邹化政老师把他叫做普遍意志的基础，也就是作为公共理性，他是普遍实践意志的对象化。普遍实践意志，我们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就是人心所向，就是历史必然。我们的政治法律制度设计如何真的能够表达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的共同意志——邹化政老师把他叫做普遍的实践意志，通俗地说就是人心所向。我们如何把这种内在的人心所向和外在的制度设计更好地统一起来，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很艰难的问题。我评价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是有一些我自己的体会，比如说是，我在那里就批评制度问题，我说按照中国儒家的看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说父父子子有着自然的伦理基础，父慈子孝有道理，但是说，君君臣臣，用父子关系去类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欺骗。用现在的说法，君与臣、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是陌生人的关系，没有父子关系固有的自然情感基础。以父子论君臣是欺骗。陌生人间的关系按市场原则只能由契约和法律来规范。问题很多，也很复杂。[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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