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礼记·学记》）这是中国自上古承传下来的教育思想。“王者”并不是单指帝王将相，任何能够引领时代的人物都可称为“王者”。王者，应以教学为先导，兴教育人。例如孔子就有“素王”之称。

    范仲淹的一生与宋代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范仲淹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划粥断齑”、在醴泉寺寄宿读书，后又到南京应天府书院接受教育，更为他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在接受教育中，磨练了他“志存高远、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培育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气节；塑造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领导风范。所以，在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中，发展教育也是其执政的重要理念之一，他认为，教育具有“激扬善恶，澄清天下”，改变社会风气的功能，所以尤为注重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道德修养和品格铸造，以教育促发展，以教育化民风。事实上，他每到异地任职都要把建立书院、学校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宋代，江浙一带的文风最为浓厚，这与范仲淹举力兴学有直接的关系。他所到之处，必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当地的文人志士都居全国之首，这些都离不开范仲淹的功劳。在其从政的近四十年生涯中，作为教育家，培养和举荐了胡瑗、孙复、李觏和介石四名太学教授和大批学者、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及将帅、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推动了宋朝各项事业的发展。

    范仲淹的教育活动生涯始于天圣四年（1026年）。这一年，范母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居住。当时的南京留守官晏殊，久闻范仲淹的德行与学识，他邀请范仲淹协助戚同文共同主持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正好在家服丧，所以他欣然接受晏殊的邀请，来到应天府书院给学生授课。由于范仲淹早年在这里遍读四书五经，可以说满腹经纶，授课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所以来应天府书院跟范仲淹学习的人非常多。范仲淹给学生讲解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他推己及人，时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诫学生不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遇到经济困难的学生，范仲淹就时常捐钱捐物资助各地来求学的这些学生。学生尊称范仲淹为良师益友，每有学生来访，他必定以礼相待。其淡定自若的仪态和儒雅谦逊的风度，让学生肃然起敬而又倍感亲切。

    教书育人在范仲淹身上得到全面的体现。范仲淹首先是重视培养人的品格，要成才先成人；同时教育学生要关心天下事，要以天下为己任，不能狭隘短视。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两年多时间，潜心教学，所授教学内容经文并举，德智兼修，成效卓著。他经常吃住在学校，夜间到学生宿舍检查学生学习、就寝情况，关心学生生活，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在他的主持下，书院树立起良好的学风。应天府书院作为宋朝四大书院之一，先后培养了张方平、孙复和介石等名流。书院的发展壮大，教育效果显著，范仲淹功不可没。《宋史》记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晏殊特别赞赏范仲淹的言行，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定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天圣五年，晏殊任宰相，开始提倡在全国各地兴建学校，应天府书院的教育方针成为各地办学的参照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下范仲淹为官各地的兴学历程。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贬知睦州，刚一到任就马上扩建孔庙，修建校舍，设立讲堂，广收学子。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既然这是块贵地，那我家还是别独自占用了，倒不如让出建学堂，让更多有志之士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景祐二年（1035年）八月，范仲淹调回京师，任国子监。国子监是一个掌管教育行政机构和国子学（最高学府）双重领导职务的全国学政领导机构，凡太学、国子学、武学、律学、小学、州县学等训导学生、荐送学生应举、修建校舍、画三礼图、绘圣贤像、建阁藏书、皇帝视察学校，皆属其主持筹办。范仲淹在这里熟悉了历朝历代发展教育的状况及内容传统，亲历亲为当时教育体制，为其今后兴学奠定了基础。

    景佑四年（1037年），范仲淹到知饶州上任后，范仲淹就张罗着为州学选校址。他看中了饶州城南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苍翠，山下还有一湖清泉，正是办学的好地方，于是定在此地为州学建校舍。范仲淹将此地取名为“文笔峰”，小湖取名“砚池”，名字都与文化有关，足见范仲淹兴学之欲望。

    宝元元年（1038年），范仲淹知润州。范仲淹见润州学校的规模小，便修建新的孔庙，并对原有校址进行了改扩建，充实师资队伍，扩招适龄学生入学。

    宝元二年（1039年），范仲淹到知越州。越地重视读书的民风民俗盛行，范仲淹尤为赞赏。他上任伊始即风尘仆仆地赶到新昌，拜会著名的大学者石待旦（985～1042年），并力邀他担任新创立的稽山书院山长。石氏为新昌豪族，仅北宋朝登进士第者就达27人。石待旦的5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石待旦出任山长后，“四方受业者甚众”，连范仲淹本人也以弟子的身份，认认真真地到书院听讲。后来范仲淹还给他的好朋友、著名学者李觏（字泰伯）写信，诚邀他到越州讲学，李觏欣然前往。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越州办学之风大兴，郡内“多自置学，聘名儒主之”。他离去后，越州人民在卧龙山上建“希范亭”纪念范仲淹在越州的功绩，在亭前立一牌坊，牌坊上题“百代师表”以褒扬他兴学之功。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到知邠州上任三日，范仲淹就亲赴孔庙实地考察，感觉原有的孔庙规模小，地址偏，不便于学生学习，于是在州衙的东南角地段重新选址修建孔庙，用于教学。新建的孔庙规模大，气势宏伟，藏书丰富，是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示范性官学。

    范仲淹在各地兴学的执政教育理念，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教育事业发展，提高了民众素质，化育民风，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具意义的是，范仲淹的基层教育实践为其庆历新政提供了重要支撑。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诏令天下州县立学，设立专职教授，太学和平民化教育并举，从而掀起了以国家行政手段支持地方兴办教育的热潮。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中华大地，州县官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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