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吕夷简所指的“朋党”是什么呢？《辞海》的解释，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所以“朋党”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个名词。在中国的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实例。这种党派门户之争，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结果，往往是敌对的双方都从自己利益出发，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使政局变得日益混乱，政权变得越发腐败。吕夷简就是利用“朋党”这个可怕的帽子，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拿“朋党”作整人的幌子。可惜的是，宋仁宗竟然听信谗言，误入圈套，以致雷霆大发，害得范仲淹和他的忠君朋友们都相继被贬，深受其害。后来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改革，反对新政。但他们并不是直接攻击新政，而是攻击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杀手锏就是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富弼、余靖、韩琦等人结为“朋党”，以此阻挠新政顺利实施，最后使所有“朋党”之人都没有逃脱被贬谪调离的境地。
所以说，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社会，“朋党”是十分令人胆寒的一个词。对个人来说，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前途就可能吉凶难料，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遭殃小人得志。对国家社稷来说，结果必然就是仁人志士远离权力中心，正人君子齿冷心寒，朝纲日渐紊乱，朝政日渐腐败，扰乱了社会进步和安全稳定，甚至君亡厦倾。
那我们就看看范仲淹的“朋党”究竟有哪些人，果真如吕夷简所说的那么令圣上担心吗？
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博学多闻，学富五车，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屡忤权贵而仕途坎坷，一生中同样被贬谪三次，颠沛流离。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之际，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斥左司谏高若讷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肆意诋毁范仲淹，“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书信上交朝廷，仁宗龙颜大怒，贬欧阳修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赴职夷陵后，欧阳修潜心从政，遍访农户，体察民情，为民造福。因其政绩比较突出，朝廷又调他任光化（今属湖北）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欧阳修终于重回京师，重任馆阁校勘之职。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其推行者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先后皆以“朋党”之名被调离京师，因而气得大文豪欧阳修怒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义愤填膺地创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朋党论》，痛陈朋党之说残害忠良，望国君明辨是非，分清君子和小人，并列举历朝实例，谏圣上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辅佐皇帝治理朝政，安定天下。结果又遭奸人诬陷被降职出知滁州（今属安徽）。本欲为国清除弊政，却祸从天降，落得如此结局，让欧阳修欲哭无泪！在滁州，欧阳修勤于政事，关心民生，兴利除弊，发展生产，百姓感恩戴德，把他和曾在此地居官的王禹偁合称“二贤”，并立祠纪念。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即写于此间。“孤忠一许国，家事岂复恤”。欧阳修忠心报国，屡遭贬谪，仍然忧国忧君，针砭时弊，仗义执言，无怪乎后人对其称赞有加，传颂不已。
同样在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之际，时任集贤校理的余靖仗义执言，向仁宗皇帝写了一份长信，大致内容是：上两次范仲淹被贬，是因为太后和谢氏的原因，这都属于圣上的家事范畴，圣上宽宏大量，虽说当时被贬谪，但后来还是因为圣上赏识范仲淹的为人和能力，更加重用了范仲淹。而这次，范仲淹因为言事和朝廷官员闹矛盾，这和范仲淹以前参与圣上的家事相比要轻得多了！再说古来就有众多贤臣忠心谏上安定天下之例，他们都是出于对朝廷圣上的耿耿忠心。今天范仲淹句句实言，也是为圣上着想呀！可圣上却三贬如此尽忠之人，天理何在！余靖此次真是出于公理，仗义执言，由此而名闻朝野。但结局可想而知，没过几天，余靖就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酒税。余靖一生为人刚直不阿，忠心报国。在北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忧外患之际，余靖与范仲淹等人一道，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顺势变革，实施富国利民政策。其坚持革新、锐意进取的优良品格和直言谏诤、刚正不阿的精神风范，堪称一代名贤。
时任馆阁校理的尹洙也曾因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而义愤填膺打抱不平。他直言圣上：范仲淹忠心耿耿，忠于朝廷，直言谏上，无可厚非，反倒是您听信谗言，不分忠奸，乱扣“朋党”之名。我等忠心报国，却落得如此下场。我也是范仲淹的同党，请圣上将我也一同发落吧！现在想想，当年的尹洙置生死于不顾，说出如此铮铮之言，是何等的凛然不惧，何等气概，何等胸怀，为的就是匡张正义，直面奸人。庆历七年（1047年）春天，尹洙一家老小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一带）来到邓州看望范仲淹，两人聊起当年往事，不免老泪纵横。想起为朝廷做事，为官一方，无愧于圣上，无愧于祖先，两人推心置腹，直聊至东山日出，睡意全无。而后几天，二人纵谈国事，论家事，谈后代，情真意切，想起当年尹洙直言自己也是范仲淹的“朋党”，二人觉得那真是生死之交啊。后来不长时日，尹洙病逝于邓州驿所。范仲淹为其《祭文》，韩琦为其《墓表》，欧阳修为其做《墓志铭》。尹洙一生清贫，众人便拿出俸禄资助尹洙家人护送其灵柩归葬河南洛阳老家。
作为庆历新政支持者和执行者之一的富弼，也是北宋一位贤臣。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于是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直言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是履职尽责，决不应当黜弃。庆历新政推行之际，奸臣夏竦施展诡计，令其女奴模仿石介笔迹，篡改石介写给富弼的奏记，作为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草稿，诬蔑他和同僚串通一气，要复辟朝廷，对其进行陷害。这可是谋反的重罪，虽然仁宗没有全信，但还是疑心倍增。而后富弼先后任职多地，无论在哪里都赈灾济民，忠心辅佐圣上，恪尽职守，被誉为一代贤臣。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死前上书神宗，说在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
韩琦，早前做过左藏库、右司谏、安抚使等职，以敢于犯颜谏上、刚正直率闻名。当年元昊入侵大宋，危难之际，就是韩琦慧眼识金，顶住压力直谏圣上，力推被贬的范仲淹知永兴军，后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果然不负众望，以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方略，赢得了朝廷上下的赞誉。应该说韩琦在这件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后与范仲淹一道被朝廷火线召回，支持参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改革。对范仲淹、富弼的贬谪之事，韩琦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也因“朋党”之名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等职。韩琦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治边有道，辅佐圣上忠心不二，其“相三朝，立二帝”，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与范仲淹并肩战斗，忠心效忠朝廷的杜衍、滕宗谅、狄青等人也因被扣上“朋党”之名而遭受陷害。
事实胜于雄辩，邪不压正。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吕夷简之流所说的范仲淹“朋党”，都是和范仲淹一样，忧国忧君，直言谏上，坚持正义，不怕奸人陷害，不怕遭到贬谪，忠心耿耿，不记前仇，全心辅佐朝廷的栋梁之臣。同时，这些“朋党”，皆能够在关键时刻，不掺杂个人情感，仗义做人，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为朋友正义直言，拼死相救，真正是患难相交荣辱与共的好朋友。
朋友今生一起走，终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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