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妻子蒋碧薇

    徐悲鸿的第一位妻子名叫蒋碧薇，江苏宜兴人，12岁由父母做主与人订亲，17岁那年到了上海，遇到了徐悲鸿。当时徐悲鸿年少英俊，才华横溢，在绘画方面已显日后的大气象，蒋碧薇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

    徐悲鸿年轻时客居上海，生活艰难。

    一天，他见犹太冒险家哈同征集仓颉画像的告示，就画了个有四只放射金辉的眼睛、满脸须毛、身披鲜绿树叶的巨人，拿去应征。

    那时正在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任教的康有为、王国维、陈三立等人出面评选。康有为见徐悲鸿这幅画构思奇特，灵气飘逸，而年轻画家也是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当即喜不自胜，加以录选了，徐悲鸿也被留在哈同花园住下。

    康有为与徐悲鸿交谈之下，很欣赏悲鸿徐的才华，不久就将其收作弟子。从此，徐悲鸿经常出入辛家花园康宅，康有为拿出珍藏的中外名画让其欣赏借鉴，并亲自教授书法，又鼓励他开拓眼界，去日本考察。

    徐悲鸿此时却有个难题。他与蒋碧薇在哈同花园一见钟情，可蒋碧薇却不是自由之身，蒋碧薇是上海大同学院教授蒋梅笙之女，遵父母之命与苏州查紫含订了亲。查家乃姑苏大户，退亲是不可能的，令这对年轻人万分苦恼。

    康有为决定自己出面，帮徐悲鸿来解决这一难题。

    康有为先说服了蒋梅笙，然后再安排徐悲鸿携蒋碧薇赴日本。1917年5月，徐悲鸿先躲进辛家花园康家，“失踪”几日，继之蒋碧薇从家中化妆潜出，到康家两人会合，离家前蒋碧薇又留下了“遗书”一封。蒋梅笙过后特意买了口棺材，装石掩埋，并在《申报》上刊登爱女病逝的“讣告”，借以掩人耳目。

    有了康有为的撮合，第二年蒋碧薇便与徐悲鸿私奔至日本，而后又流浪北平，又到巴黎时，他们认识了从伦敦来到巴黎的张道藩，那是1921年的事情。这次会面，给张道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悲鸿的妻子张碧薇。几番接触，张道藩向蒋碧薇射出了爱神之箭。

    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为了能继续留学，徐悲鸿只身前往新加坡筹款，这时蒋碧薇就靠徐悲鸿的朋友予以照料，张道藩是最热心的一个。张道藩不但有钱，而且是个花花公子，蒋碧薇便成了他的无数个女人中一个，只是他们保持了比较长久的关系。徐悲鸿除了艺术之外，几乎不懂得怎样呵护自己的妻子。

    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了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求爱长信。张道藩的这封信使蒋碧薇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最终蒋碧薇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全家由上海迁居南京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住的是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共住有四家教授，徐悲鸿居住四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于拥挤，徐悲鸿总到艺术系画室去作画。

    1929年11月，蒋碧薇生下了女儿徐静斐。

    蒋碧薇与张道藩在国内重逢的时候，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已做了母亲并怀上第二个孩子的蒋碧薇长期缺乏对丈夫的理解，而徐悲鸿醉心于艺术，对妻子也少有体贴，双方性格都很倔强，渐渐产生了感情裂痕。与张道藩的相见，无形中勾起了蒋碧薇曾失落的梦幻。加上花边新闻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关系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了一层阴影。而张道藩也始终未忘对蒋碧薇的恋情，再次成为徐悲鸿家中的常客。

    1932年12月，徐公馆建成。这是由几个朋友资助、筹款，徐悲鸿在傅厚岗6号盖的一幢楼房。这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还有宽敞的庭院，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年底，全家搬进了新居。楼下左边是一间阳光充足的大画室，右边是一间饭厅，一间客厅；楼上两间卧室，徐悲鸿夫妻住一间，徐静斐和哥哥住一间；三层小阁楼上则住着徐静斐的大表姐程静子女士；楼后的一排木平房是男女佣人的住处。

    这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国难沉重的严冬，徐悲鸿不忘国耻和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为“危巢”。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就取消了。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

    搬入傅厚岗后，徐悲鸿在家的时间较过去多了，只要不去“中大”上课，便在画室作画，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画的国画将整个画室地面都铺满了。家里人经常等他吃饭，菜热好又凉，凉了又热，他都不出来吃。他的脾气是作画到入神时，谁也不能惊动他，一定要把那幅画画完才罢休。

    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当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蒋碧薇在家料理家务，招待客人，生活优裕而安定。但夫妻两人却常常争吵，起因是徐悲鸿喜爱收藏古董古画及金石图章，一见到好画好古董，爱之如命，不惜重金加以收买；而妻子喜欢过舒适生活，又好请客，双方都要花钱，尽管徐悲鸿的收入很高，仍不免有矛盾，因此发生争吵。

    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语言，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徐悲鸿常常处于一种郁郁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坠入爱河。徐悲鸿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即暗合二名字在内。事后为夫人蒋碧薇闻之，大肆吵闹；孙父对女儿的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徐悲鸿与其女儿来往，弄得满城风雨。

    在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事机不密，又为蒋碧薇得知，怒不可遏，做炊之薪。徐悲鸿异常气恼，但慑于夫人之怒，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乃将其室取名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和不忘孙多慈。那一时期他的画室也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以示怀念这一隐痛。此后，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关系每况愈下。

    抗战爆发后，孙多慈一家流徒到长沙，徐悲鸿赶去看她，还把她一家人接到桂林，又为她在广西省政府谋得一职。他们师生那段日子常去漓江写生，可惜愉快的时光并不太长，孙家全家不久离开桂林迁往浙江丽水，直到徐悲鸿跟蒋碧薇仳离，孙家还是反对女儿跟徐老师好。徐悲鸿到印度讲学那四五年里，孙多慈终于嫁给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孙多慈迁居丽水后还跟徐悲鸿通信，写过两首诗给他，五言律诗之外还有一首七绝：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

    伤心家园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急雨狂风势不禁，

    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心中苦，

    独自沉沉味苦心。

    小诗录以少陵道兄

    悲鸿

    这是徐悲鸿在隐痛中写的一首诗，显然不是为好友王少陵写的。王少陵居纽约，一直将徐悲鸿的手迹诗悬挂在客室中，知情者一看便知这是写给一位心爱的女性。

    据王少陵说，徐、孙二人分离多年仍书信不断，当年王从大陆回美，临行前向徐悲鸿告别，徐悲鸿正在画室写这首诗，得知王少陵即回美，徐悲鸿要画幅画送他做纪念，因赶飞机来不及了，王少陵便要了这首墨迹尚没干的诗。徐悲鸿说这是写给孙多慈的。后来，孙多慈每次从台湾去美国见王少陵，见到挂在墙上玻璃框中的这首诗，都心酸落泪，她知道这是徐悲鸿写给她的。

    孙多慈后来嫁给了许绍棣，婚后十分后悔，二人从来没有感情，年龄也悬殊二三十岁，经常口战。许绍棣是坚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党棍文人，在其妻生病期间，许绍棣又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答应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娶她。但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许绍棣又看上了更年轻貌美的孙多慈。孙多慈爱徐悲鸿，但徐悲鸿却无法和蒋碧薇离婚。许绍棣的原妻已死，在许绍棣的追求下，孙多慈嫁给了他。后来随许绍棣到了台湾。但她一直看不起许绍棣，更加思念徐悲鸿，经常借故从台湾去美国，住在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家里，也多次去王少陵家，每次见到徐悲鸿的诗，都忍不住落泪，感叹很久。

    1952年，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的、40岁左右的孙多慈画的《寒江孤帆图》，题写了一首她当年写给徐悲鸿的五言诗：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

    风励防侵体，云峰尽入眸。

    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而此时，张道藩为了打击徐悲鸿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达到占有蒋碧薇的目的，不断采取一些隐蔽的手法，挑拨徐悲鸿和蒋碧薇之间的关系，谣言接二连三地传到蒋碧薇耳朵里，蒋碧薇的性格变得越来越烦燥，脾气也越来越坏。

    一天，门口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一部黑色小汽车在徐悲鸿家门口停下。张道潘走出车门，按了一下门铃，佣人去开门。

    “是张次长来了。”佣人说。

    蒋碧薇换了一件紫红色旗袍，缓缓下楼。张道藩眉开眼笑地对蒋碧薇说着好听的话，样子显得很殷勤。

    1935年初，田汉被捕的消息传来，徐悲鸿整天焦急不安。为营救田汉，徐悲鸿四出奔走，一无效果，而田汉在狱中病得很重。最后徐悲鸿不得不去求张道藩。张道藩装出一付同情的样子对徐悲鸿说：“悲鸿兄，我早就让碧薇嫂转告你，不要管田汉的事，这样下去，对你的前途非常不利，可你不听。这样吧，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去说说情，试试看。”

    几天后，张道藩又来到徐悲鸿家，对徐悲鸿说：“经过我说情，他们要两个有名望的人作保，才能让他出来治病。”

    “这个我能够！”徐悲鸿如释重负地说。

    经过几天的努力，由宗白华教授和徐悲鸿在保证书上签了字，终于使田汉被保释出狱。出狱后，田汉全家几口人都暂住徐悲鸿家，这样又引起了一场风波。

    “你保田汉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现在你又把这帮穷朋友养在家里，管吃管穿，你能管得起吗？我真不懂，这样做到底对我们全家有什么好处？这个家就这样被你毁掉了，你还拒绝给蒋介石画像……”蒋碧薇又和丈夫吵起来。

    徐悲鸿由于拒绝给蒋介石画像，又把田汉全家留在自己家里，加之田汉出狱后不久，继续进行抗日的进步戏剧活动，张道藩便进一步策划对徐悲鸿的陷害。学校出现了反对徐悲鸿的标语，造谣中伤的流言飞语接踵而来。徐悲鸿无法再在南京呆下去，只好于1936年6月去广西桂林。他在《广西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

    蒋碧薇由于受到张道藩的影响，政治观点愈来愈偏离。她希望徐悲鸿能放弃反对蒋介石的观点，仍回到南京过舒适的生活，于是在1936年8月赶到广西，想说服徐悲鸿回南京，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徐悲鸿虽然想回家，但不愿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因而拒绝回南京，蒋碧薇只好一个人回南京。返宁前自然免不了又是几场激烈的争吵，政治上的分歧和感情上的破裂都日益表面化了。

    就在蒋碧薇回南京的第二天，张道藩又来到她家。蒋碧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投身到了张道藩的怀抱……

    当时，蒋碧薇也曾想做一个安分守已的女人，她写信给张道藩，说他们这种爱情永无结果，劝他把她忘了，并且自爱。可是，张道潘的信反而雪片般地飞来，并口口声声要“等”下去。张道藩在一封信中一口气写了十一个“等”字，十一个惊叹号，最后终于攻破了蒋碧薇的情感防线。

    七七事变后，蒋碧薇迁居重庆，但她几乎每天都收到张道藩寄自南京的信，他们之间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1942年，客居新加坡等地达三年之久的徐悲鸿回到国内。同年6月，徐悲鸿来到重庆。但蒋碧薇已打定主意分手。

    1944年2月9日，由于徐悲鸿先后6次要求和蒋碧薇和好均遭到拒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贵阳登报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2月12日正式与廖静文女士订婚。蒋碧薇大为恼火，在一个星期日，徐静斐从学校回家，见母亲与吕斯百坐在客厅里说话，母亲命令女儿立即给父亲写信，徐静斐问：“写什么？”蒋碧薇愤愤地说：“我念一句，你写一句。”她口述的内容是：“爸爸，你为什么追求一个女人就要和妈妈脱离一次同居关系，假如今后你要追求十个女人，不是要和妈妈脱离十次同居关系吗？……”女儿写好后，拿给母亲看，她看了很得意。

    蒋碧薇当时就把信交给了吕斯百：“你看看悲鸿有什么反应？”

    隔不几天，吕斯百来向蒋碧薇汇报了：“徐老师没有说什么，只叫我好好安慰安慰丽丽（即徐静斐）。”

    蒋碧薇见骂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便想在离婚费上捞一笔钱。她把两个子女的教育费要得很多，要100幅画，100万元。那时，徐悲鸿的身体已渐渐衰弱，但为了筹到蒋碧薇提出的那笔数目很大的子女教育费，不得不日夜作画，一站十几个小时，他的身体便这样累垮了。1944年夏，徐悲鸿因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病危住院。可他没有钱治病，他在中央大学的工资都被吕斯百送给蒋碧薇了，卖画的钱又被蒋碧薇拿去一部分，剩下二十多万元，几乎全被偷盗他的珍藏《八十七神仙卷》的大流氓，改名假冒“刘将军”的骗子骗走。

    1945年12月31日，徐悲鸿和蒋碧薇离婚协议书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宿舍张圣奘家签订。参加的有律师沈钧儒，证人是马寿征、吕斯百。蒋碧薇也带着女儿去了。

    徐悲鸿来得很早，他面色苍白，一脸病容，提着一个粗布口袋，装着满满一口袋钱100万元，还带了100幅画。双方在离婚协议书正式签字，28年的夫妻关系从此彻底断绝。

    蒋碧薇拿到了钱和画后，十分高兴地去中国文艺社打了一夜的麻将。

    不久，徐悲鸿和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正式结婚，由郭沫若和沈钧儒证婚。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张道藩不能与法国妻子苏珊离婚。1949年，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大陆，身居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张道藩亲自安排蒋碧薇去了台湾。张道藩为了避免麻烦，将苏珊母女送到澳大利亚，从此与蒋碧薇同住在一起。

    然而后来，张道藩在台湾同蒋碧薇同居了十年之后，他宁要立法院长一职而抛弃了蒋碧薇，重新回到了被他冷落了二十多年的妻子苏珊身边。但是，张道藩在私下里一直哄骗蒋碧薇：等她六十岁时正式娶她为妻。可真到了蒋碧薇六十岁生日那天，蒋碧薇高兴得像个孩子，也打扮得特别漂亮，摆了若干桌酒席以示庆贺。可是寿宴后张道藩对自己的承诺却只字未提，蒋碧薇这时才恍然大悟，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张道潘的情缘已尽，不得不独走南洋。后又回到台湾，1978年2月16日蒋碧薇在台湾去世。

    徐悲鸿的第二位妻子廖静文

    廖静文是徐悲鸿的第二位妻子。她比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只大两三岁。她从最初的崇拜到尊敬到挚爱，始终不怨不悔，并为徐悲鸿纪念馆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19岁的廖静文在报考文工团的时候曾唱过一首歌《初恋》，她还没有谈过恋爱，甚至都没有和男人拉过手。但她唱这首歌时很动情，深深地打动了考官。

    年轻的她没有想到，就在唱完这首后不久，她就有了惊天动地的初恋。

    千里迢迢，廖静文离开故乡湖南，只身来到广西桂林考大学。可是她坐的火车因遭到敌人的轰炸停开了，就耽搁在路上，等她赶到桂林，大学报名的日期已经过了。廖静文只得想办法在桂林找工作以安身。

    在这里，廖静文遇到了正在招募图书管理员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

    她见到徐悲鸿，觉得他当时有一点未老先衰的样子，40多岁的人，就白了头发。但他的眼睛，是闪亮闪亮的。

    廖静文一开始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和这位大名鼎鼎的院长交流。谈着谈着，她发现眼前的徐悲鸿其实很亲切，没有一点儿架子。她把心底真挚的想法都透露给徐悲鸿：她想一边干活一边读书。

    年龄问题一直是阻碍两人发展的绊脚石。因为比徐悲鸿小28岁，廖静文的父亲和姐姐坚决反对，年轻的她也很犹豫彷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徐悲鸿情感的联系。

    直到那个改变两人一生的画展举办。当时，徐悲鸿在重庆图书馆举行了一个画展，用文人的方式寄托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悲愤情感。廖静文去看了。她读懂了徐悲鸿，她知道，在这以后，便再也放不下对他的爱了。

    徐悲鸿必须先和前妻蒋碧薇离婚。为了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他被迫答应补偿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等苛刻条件。对于月薪不到两万元的徐悲鸿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之工作上的辛劳，他染上了重病，一度病危。

    不顾家人的反对，廖静文放弃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业，全心全意地照顾徐悲鸿。在廖静文的细心呵护下，徐悲鸿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恢复了工作。

    1944年徐悲鸿患高血压、心脏病和肾炎住医院，出院后回到重庆附近的磐溪，与已订婚的廖静文住在石家祠堂一所简陋的木板房里。有一次，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与生母赌气，带了行李到了父亲这里。开始，她对廖静文有戒心，可在接触中渐渐发现廖静文对她父亲的爱是真诚的，她爱的不是她父亲的钱，况且那时她父亲也没有什么钱，她爱的是她父亲的人品和才华。那时，他们生活十分清贫，徐悲鸿睡在一张单人床上，被子是旧的，女儿和后妈则是打地铺，合盖一床被子，棉絮破得一个洞一个洞的。廖静文那时虽然年轻，却整天厮守着徐悲鸿寸步不离，看待他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

    1946年1月14日，廖静文和徐悲鸿正式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半年后，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院长一职，廖静文和他一起到了北平，随后产下两子。一家四口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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