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25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8卷本，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
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并明确内容侧重历代君臣事迹，肯定了史书的价值。这部《通志》后来收集在《资治通鉴》中，即《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大概也就是从这时起就更加坚定了司马光写史书的决心了，他选中时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县令的刘恕。刘恕时年35岁，自幼聪明好学，酷爱史书，13岁通览汉、唐典籍，18岁考中进士。其才华深为主考官所钟爱，尤其刘恕对史学有着丰富的知识。因此，当司马光考虑书局协修人员名单时，刘恕便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第二名协修为刘颁，他长期担任州县官，时为国子监直讲。他在仕宦沧桑的一生中，除恪尽职守外，还“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他精通六经，习知汉魏晋唐之典。在书局内负责起草两汉部分。第三个协编是范祖禹。嘉枯八年（1063年）中进士，他入书局时才30岁，长期和司马光一同修书，不求仕途显达，甘心默默无闻。
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司马光来到洛阳，从政治漩涡中走出来，有一种超脱凡尘的感觉。当时的洛阳，也是全国文化和政治的最大中心之一，在这里居住着很多过去的名臣，这些名臣每人都有一份园林，一幢别墅。园林别墅建筑精巧，地势清幽，里面有精美的假山真水，奇花异草，松柏参天。特别是洛阳牡丹花，更是芳香锦绣，令人陶醉如痴。每当夏季盛开更似花雨，无边无际，游人步入其中，简直犹如漫步花海，又似高登碧云，花香浸人肺腑，叶海迷人忘返。
司马光在这里编写《资治通鉴》大概是再理想不过了。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司马光把自己的住处取名为“独乐园”，为什么称为独乐园呢？司马光的“乐”，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读书，当然还包括著述，即编修《资治通鉴》；二是钓鱼、采药、浇花、剖竹等等，既是困倦时的休息，也是快乐的一部分。这两项也可以理解为，司马光在洛阳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司马光在独乐园中，点缀了“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若干建筑。
独乐园颇有一番诗境，“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田园，花竹秀而野。”独乐园的范围不大，建筑也简朴雅致，园丁也不多，司马光与园丁的关系相处很好。据记载有名园丁叫吕直，多年莳弄独乐园。这位忠诚的园丁是尽职尽责的，一年四季使园中的花草树木长得茂盛，开得应时，而且整齐别致。司马光曾为独乐园中的建筑各赋诗一首，成《独乐园七咏》：
《读书堂》：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钓鱼庵》：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万乘虽故人，访求失所在。三旌岂非贵？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禄穷百态。
《采药圃》：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
《见山台》：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手辞梁王命，牺牛惮金鞅。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
《弄水轩》：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洗砚可钞诗，泛觞宜促膝。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
《种竹斋》：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一日不可无，萧洒常在目。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
《浇花亭》：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
此外，独乐园至少还有一井亭。宋代洛阳风俗，春天放园，任人游赏，园丁得“茶汤钱”，例与主人平分。一天，园丁吕直把司马光应得的十千钱交给他，司马光不要，令他拿走，吕直说：“只端明不要钱？”十多天后，用那笔钱建了一井亭。
司马光在这里紧张地工作，日以继夜地编撰《资治通鉴》，为了能尽快编完，自己制订计划，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如果当天完不成，第二天要早起或晚睡补上。司马光终日编撰，规律性很强，他身边有一老仆，老仆是一二更即先休息，司马光写作至深夜，然后灭火熄灯自己睡觉。至五更了，他又起来点灯写书，每天如此。司马光坚持写书，他的仆人也很心疼他。一次春暖花开时期，司马光与朋友去观赏风光，一晃十天没有回来。老仆便抱怨司马光说：“又有十几天啦，没看一行书，没写一行字。”使司马光即刻醒悟，以后再有人来邀请他外出，司马光只好婉言谢绝。
司马光的好朋友经常光顾，因为都是些年龄大的老者，所以组织了“耆英会”。如做过京西留守的文彦博，还有司徒富弼，司封郎中席汝言，朝议大夫王有恭，卫州防御史冯行已，秘书监刘几，天章阁待制楚建中等。他们常聚集在资胜院内的大厅里，议论时事。
“耆英会”实际上是一个在野外的政治组织。后来又有同甲会、真率会。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设的书局，现在随着司马光调洛阳后，而书局自然也迁到洛阳，实际上独乐园也成了书局办公的地方。司马光的助手，现在有范祖禹，不久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来到书局，这样书局又开始正常运作。司马光确实准备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治通鉴》的编写中去，而现在助手也配齐，又很得力，因此写作的进度在空前加快。
本来《资治通鉴》是边写边由司马光给神宗讲解，但自从司马光离开京城来到落阳以后，这一讲解也就终断。《资治通鉴》上自战国，下至五代，上下贯穿千余年，内容宏厚，凡关于国家兴衰，系民生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诫。体例略似《春秋》，为编年史。《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是由宋神宗皇帝取的，他认为：“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对宋神宗赐书名的原意，宋元之际的封建史家胡三省解释更为确当。他说：“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司马光是主持修著《资治通鉴》，统管全书的定稿和义例，而具体分工，先秦以前是司马光撰写，汉代是刘恕撰写，三国至魏晋南北朝，由刘颁撰写，隋唐由范祖禹撰写。五代部分也由司马光撰写。后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来书局工作，他只是做检阅文字工作，即资料校对工作。《资治通鉴》编著工程浩大，他们广泛搜集资料，据后人研究结果表明，这部书共引用书籍有322种，其中正史25种，编年史29种，还有年历代谱谍类8种，别史类54种，杂史类68种，地方史类34种，诸子类9种，大约总共300多种。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虽然因为政治风波不断遭到干扰，但他在助手的全力支持下，尤其是神宗皇帝的关怀下，进展也很快。自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司马光来到洛阳以来，到熙宁九年（1076年）秋，先后写完了《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共计106卷。接着自熙宁九年（1076年）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秋，又写完了《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共110卷。到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全书告成，并上呈神宗皇帝。
《资治通鉴》进呈后，丞相王珪、蔡确去见神宗，问（书）怎么样？神宗答：“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赞叹：“贤于荀悦《汉纪》远矣。”散朝后，神宗派人将书送到中书省，每页都盖上“睿思殿”的印章。睿思殿，是皇帝在宫中读书的地方。舍人王震等正好也在中书省，跟着丞相来看，丞相笑说：“君无近禁脔。”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二月初三日，以《资治通鉴》书成，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校书郎、前知龙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当时刘恕已卒，刘颁遭废黜，所以未有嘉奖。后来，司马光嫌《目录》太过简略，打算作《举要历》80卷，可惜没来得及完成。另著《历年》2卷、《通历》80卷、《稽古录》20卷。
《资治通鉴》的资料来源，首先是国家藏书，如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其次是神宗皇帝所赐的颖邸旧书，最后是司马光自己藏书，他向别人借阅的私人藏书。史料的宏渊是史书中之最。《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严格地说是一部政治编年通史，对历代政权更换、得失记载较为详细。在政治事件中对战争记载较为详细，如著名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是写得非常精彩，为后人赞诵不绝。对农民起义写得也较为详细，如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一般史家都把黄巢列为盗贼，而司马光虽然也是把黄巢起义列为盗贼，但恶毒攻击较少，此也颇为可贵。司马光对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的荒淫记载也很多，如汉成帝的荒淫，西晋贾后的荒淫，唐玄宗的奢侈，都毫不隐讳地加以记载。相反，对经济发展、经济布局记载较少，对文人雅事，司马光更不重视，对著名诗人的作品也多不涉及。对于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也很少录入。如屈原、李白全都不见，至于杜甫也只是王叔文吟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归来英雄泪满襟”句才得以记录。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也围绕政治中心，凡是能够“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事件，他都尽力记载，相反不足以鉴于往事和无“资于治道”的事件，就不予以记载。《资治通鉴》这部史学著作，自从完成之后一向被人们所重视，历代统治阶级都想从中吸取治世之道，历代学者也都想研究出治世之道，实际上它也在向人们用无情的事实显示了“善可为法，恶可为诫”秘诀。《资治通鉴》以自己的真理光辉屹立在史苑中，而司马光也因此被人们予以由衷地敬仰。《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资质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资治通鉴》完成后，司马康曾对朋友说：“此书成，盖得三人焉。”意思是说《资治通鉴》得以成书，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功不可没。又说：“《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刘颁）；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刘恕）；唐迄五代，则范淳夫（范祖禹）。”由此看来，三人的分工前后是有变化的。可能的情形是刘颁在离开书局以前，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了《史记》及前后汉部分的长编；刘颁离开后，三国至隋部分可能就交给了刘恕；刘恕去世前，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三国至隋部分的长编，去世后，五代部分可能又交由范祖禹负责。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1362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294卷，另30卷，《考异》30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320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翔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资质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几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部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除著述《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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