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8日，从北京发运的一车厢洗衣机运到了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装卸工人当场向货主提出：要按出厂价格购买10台，并要立即留下货。货主（黑龙江省双城县广播科知青商店）没有答应，他们就用野蛮装卸来报复，一共损坏洗衣机90多台，无法出售。知青商店哪能受得住这样的打击？他们向火车站提出赔偿，车站领导不理不睬；他们反映到哈尔滨铁路分局，分局推说不管。青年们咽不下这口恶气，向新闻单位写信反映此事。中央台1983年2月9日广播了这封来信，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央领导（万里）同志指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2月下旬到4月初，铁道部两次派工作组前往黑龙江处理此事。中央台也两次派我（由我牵头）和王连波前往采访。铁道部的第一个工作组完全站在车站一方，名为调查，实则掩盖，袒护车站方面的错误，使问题复杂化。我们把调查的情况反映上去，引起中央领导的再一次重视，批评了铁道部工作组，要求重新处理。铁道部4月初派去的第二个工作组，我们也第二次飞往哈日傧。铁道部第二个工作组在处理问题时又打了折扣。中央台领导和我们在前方的记者，都感到此事处理不彻底。台里调王连波先回北京，让我留在双城堡继续调查，直到问题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我公开报道了车站新领导人的新打算之后，才奉召回到北京。中央台从播出青年商店来信，到4月报道重新处理决定，前后持续了几个月。这一报道在全国铁路系统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强烈的反响。听众来信说：“中央电台这件事抓得太好了，完全顺乎民心。连续报道的全过程，就是一堂生动的职业教育课”，“不愧为人民的电台，尽到了人民广播的光荣职责。”整个报道被评为1983年“全国好新闻”。
今天回忆在祖国北疆那段值得怀念的、紧张艰苦的采访生活，一幕幕闪现在眼前……
一、避开锋芒巧施策略
我们第一次到黑龙江，就遇到尖锐对立的局面，哈尔滨铁路局和双城县双方，一开会就唇枪舌战，气氛相当紧张。一看这阵势，我们感到担子很沉重。我们把工作安排得很紧，从早到晚，不停地调查。此案涉及的6个装卸工，7个商店知青，凡是当时在现场的人，我们逐个谈话；凡是和装卸有关的地方，我们一一去看，连从火车站到商店沿途看见过运货的有关人员，我们也调查了。调查的结果，得出了一个明晰的印象：这些洗衣机是摔坏的。可装卸工都不承认自己摔，铁道部工作组又站在他们方面，该怎么办呢？
我们当时很为难。如果死抠住洗衣机被摔问题不放，调查到最后，装卸工不承认，也不好做结论。作战要讲究策略，搞调查研究也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于是我们打迂回战，改变主攻方向——暂时放下洗衣机问题，把调查的重点转到双城堡火车站的路风上来。方向一转，忙得不可开交，白天黑夜都有来访者。有的来自百里以外的哈尔滨；有的来自偏远的农村；还有从双城堡火车站内部来的。他们一讲起来，咬牙切齿，气愤满腔，大骂双城堡火车站。
当时是一场时间的战斗。铁道部工作组行动很快。他们2月下旬到双城县，3月初就回北京，前后不到10天。他们一到北京，就到中央电台告我们；同时，从双城堡火车站传来了风声：车站赢了，双城县输了。阴风随即笼罩双城县，原来主动约我们谈情况的几个人避而不谈了。由于我们及时扭转调查的方向，很快抓到了一批材料，为这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双城，尽管群众不谈情况了，但已经到手的材料，足以和他们周旋；在北京，由于我们的材料及时传到了编辑部，所以，领导心中有数。铁道部工作组两个头头来中央台时派头很大，声言要见广播电视部领导，部领导不见他们，叫中央台接见。中央台领导知道他们的底细，也不接见，只叫新闻部领导和他们谈，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胡言。试想，我们如果只调查洗衣机被摔问题，抓不到这个火车站路风不正的材料，就会失去战机，使整个战役不可设想。我们拿到车站路风不正的材料后，也回了到北京。
二、借助他人迂回调查
在双城县调查时，一天，我们接待了一男一女。女的是双城县乐群公社养鸡场场长张亚军，男的是该场采购员吴广柱。他们反映1983年1月18日，从大连金县发来的一批贝壳粉（养鸡饲料）到达双城堡车站。19日他们到车站取货时，一清检，短少145袋，价值1000多元。他们当场向车站提出，车站不管。他们到处告状，得不到解决。他们同时提出了调查线索，其中一条是：1月19日上午他们刚刚到车站货场，有个青年给他们讲了车站职工家属偷盗贝壳粉的情况。这个青年是双城镇黎明四队的社员，当时在货场看他们队发运的玉米芯。后来，吴广柱到黎明四队打听，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
我们觉得张、吴二人提供的情况是可信的，但也做了分析，要是以记者身份直接去调查，一是找不到，二是找到了人家也不一定敢说。这时，我们找到了双城县副县长朱喜和，请他帮忙。朱喜和同志当天派了干部去，还是落了空。队长说，那些天他们队没有发运玉米芯。我们回头又找张、吴二人谈。他们讲得真真切切，时间、地点都说得很准，还说那位青年是高个儿，大眼睛，有30多岁。这时，我们再一次请朱喜和同志帮忙调查，还给他出了点主意，请派去调查的人查工票，从工票中找那天到车站看守玉米芯的人。朱喜和同志第二次派去的人要查工票。队长不要查。去的人拿出了县政府的介绍信，队长不得已，才让查工票。从工票得知，果然他们在1月19日派人去火车站看守玉米芯，此人叫葛洪林。县上的同志问葛洪林家在哪里？队长不说。后来在群众中打听，才找到葛洪林家。葛洪林介绍了他亲眼看到铁路职工家属偷拿贝壳粉的情况，并当场写了证词。黎明四队的队长为什么不讲这件事呢？后来才知道，他们队生产一种锅炉，需要经常从双城堡火车站发货。他们怕得罪了火车站，给自己带来麻烦。
三、兼听双方实事求是
调查有争执的问题时，最大的忌讳是立场不公，偏向一方。我们在调查中经常提醒自己注意这个问题。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听了双方的意见之后，再到现场调查，最后才做结论。比如，被摔坏的洗衣机，编号不一致。铁路方面怀疑青年商店把以前摔坏的洗衣机加进去了。我们到商店调查，商店里的人说：过去的洗衣机已经销售一空，这些洗衣机不管编号一致不一致，但肯定是这一车运来的。我们听了，没有完全相信，直到返回北京，到洗衣机场调查之后，才确信商店所谈情况属实。
我们把调查的材料用电话传到北京，不断得到台里的指示：要反复核实，事实要站得住脚，包括细节也要准确，以便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不但要多调查，还要多分析，多对比，不要偏向一方。我们在调查中，既听火车站的，又听青年商店的，对双方的意见都仔细研究，认真分析，始终提醒自己保持客观的立场和态度。比如青年们在来信中说，装卸工把洗衣机向水泥地上摔，铁路方面的调查人员说：“这不符合事实。这一段是土地，不是水泥地。”我们向青年商店调查时，青年们坚持说：“就是水泥地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到装卸洗衣机的现场一看，才明白，双方所讲都有道理。这里原来确实是凹凸不平的土地，因货场混乱，过去长期在这里卸石灰、水泥，地面上凝结了一层水泥，有的地方成堆的水泥凝结成块，又尖又硬，要是把洗衣机摔在它上边，比摔在平坦的水泥地面上还厉害。还有，青年商店在自己拉运洗衣机时，从汽车上掉下来摔坏了3台，铁路方面怀疑把这3台也算到车站摔的总数中去了。我们对此也没有放过，找商店、县里的同志又反复调查，果然如此。这样，在最后索赔时，商店主动减少了3台，做到了实事求是。
四、争取支持一抓到底
中央领导一再过问双城堡野蛮装卸洗衣机事件，我们先后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两份内参《双城堡火车站路风不正问题严重》和《双城堡火车站装卸问题的调查情况》。中央领导作了指示，眉批旁批达10处之多。“这样的车站作风，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处理？”“由双城车站赔偿损失，不准用公款，从工资中扣，并对负责人撤职，并登报，告诉全国人民。”这是对我们多么大的支持啊！读着批示，我们高兴极了。
4月2日，中央台领导通知王连波同志和我：接铁道部电话，要你们去铁道部研究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的报道问题。
陈璞如部长对我们说，双城堡野蛮装卸事件，我们派去的调查组，采取中间态度，模棱两可；哈尔滨铁路局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拖到现在没有处理。广播电台写了两个材料，中央领导批了，主要是铁道部对这个问题抓得不够，派的人也不得力，有些失职，对双城堡车站的处理，不能令人满意。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问题不清醒还行？陈璞如同志接着提出如何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意见。
开完会，铁道部的同志和记者联合起来，草拟消息。4月3日夜晚和4日清晨，全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传送着播音员清亮严肃的声音：“铁道部严肃批评哈尔滨铁路局领导对双城堡火车站损坏洗衣机事件所采取的官僚主义的态度，责成他们作出深刻检查，并对双城堡火车站进行彻底整顿……”
4月4日下午，我们第二次又从北京飞到哈尔滨。哈尔滨铁路局和铁道部第二次派去的工作组，在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时，又打了折扣。他们作出的第一次处理意见是：全部赔偿经济损失，撤销装卸工长职务，扣除直接责任者当月工资的20%。我们报道了这个结果。听众马上来信反映：“几个败家子损坏了东西，难道要10亿人民来赔偿吗？”双城县人民也向我们反映：“他们撤消了装卸工长职务。工长本来就是工人，不是干部，撤他们的职，不是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吗？”
此事虽然做了处理，我按照台里意见，继续留在双城调查（此时又调王连波同志回北京）。4月15日，中央领导又一次指出：“像这样的恶劣作风，不是一般的野蛮装卸。双城堡不仅是野蛮装卸问题，你敲诈勒索，人家不干，你才这样搞，因此性质严重。”“必须从工资中退。这样情况，公家一分钱都不应该赔。”“站长、支部书记必须撤职。”在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催促下，哈尔滨铁路局分和分局党委，对双城堡车站做了重新处理，撤销了党支部书记、站长和装卸主任的职务，并按照谁损坏谁赔的原则，决定由装卸工包赔全部损失。我们发了消息，台里及时发了评论，至此，完全实现了水落石出。
重新处理的消息广播以后，我当时再一次访问了装卸工长唐志富同志。他很激动，当面对我说：“我们确实错了。在货场勒索人家，把货场当商场，错误的性质严重。我现在认识了错误，这次重新处理，我心服口服。”（刊登于《亚洲之声》200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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