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时他还不着名

    我采访着名作家贾平凹的时候，他还不着名。

    那是1979年的上半年，我的住处和贾平凹的住处只隔一条街。我家在西安市西五路南边的陕西省广播电视厅家属楼，贾平凹住在西五路北边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家属宿舍。论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采访很方便。

    我第一次见他时，只见他住在很可怜的小房里，是出版社家属套间的一个小厨房。大约有四五平方米的样子。窗朝南，光线充足；虽然小，却安静。他只身一人住。房子里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一张床。没有其他人干扰，是理想的写作的地方。

    我们俩当时虽然住得近，但采访他很不容易。我今天采访他的时候，他低头写作。我看他忙，说改日再来。我第二次采访他时，他仍然低头写作。我说话时，他虽然抬起了头，但一时答不上话来。他的思绪仍然沉侵在作品里头。我又说，咱们住得近，不急，下次再说。就这样，我和他相约四五次，才正式采访。当时有人说，您四十多岁的人了，采访二十来岁个娃娃，还这么难！我说，话不能这样说。咱们动笔杆子的，要能理解人家。你正在写作时，不是也怕别人打扰么！只有被采访的人思绪好，有谈话兴趣时，采访效果才能好。

    果然，我这次只采访了两个小时。贾平凹平时不善言谈，但是这一次不同。讲起他的创作经历，娓娓道来，滔滔不绝；谈兴浓时，手舞足蹈；特别是谈到《满月儿》里的爱情描写时，面部也显示出天真得意的神色。这两个小时，没有虚言，顶我和其他人谈一个星期。采访好似沙里掏金。你要掏出许多沙子，才能筛选出一点金子。而采访作家，是金中选金。你捞一把，沙子很少，一层金子，让你喜出望外。虽然事前相约很费时间，但是谈起话来，收获却大。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甚至在约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构思。所以这次采访贾平凹，收获很大，写作很顺利。

    通过这些年的采访，我有这样一个体会：采访农民、工人和一些不善言谈的人时，往往要下工夫挖掘写作的内容。采访的过程很费时。有时住在他家里，白天黑夜地谈话、采访。挖掘出来一点内容，记录下来。积少成多，直到材料挖掘够了为止。而采访作家、科学家和一些善于谈话的人物时，和对方约谈很费事，往往三次、四次约不到。人家太忙。但一谈起来，效率却极高。三锤两梆子就把问题解决了。因为这些人概括力强，废话少。记者需要什么，对方很快理解，能谈到点子上。不需要你费心去启发，去诱导。采访起来很轻松，很省事。

    这次采访贾平凹，只两个钟头，就采到了足够的内容。我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送贾平凹审时，他没有改动，我原文发给了编辑部。

    我当时写信给编辑陈贻富同志，建议分为两次节目播出。陈贻富同志接受了我的意见，编成了两次。但是组长和主任看了以后，“认为还是一次用为好，这样主题集中，中心突出。”陈贻富同志1979年10月10号给我来信转达了组长和主任的意见，说，“现在还是一次用了，请谅解。”他还通知我：“贾平凹稿，安排在（1979年）10月17号广播。”

    到了1980年元月23日，陈贻富同志又来信，给我报告好消息：“应青年听众要求，元月27号重播贾平凹的稿件。”他还在信中说：“记者部要评八零年优秀稿，我把您写的贾平凹稿推荐上。据说，第一轮选上，但还要筛选一次。”

    我以后才知道，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参加中国记者协会举办的“全国好新闻”评选。评选结果，有两篇稿子获奖。一篇是中央台新疆记者站王桥写的消息《铁木尔宣读论文》，另一篇就是我写的通讯《凹则不平，刻苦攀登──介绍青年作家贾平凹的事迹》。这两篇稿件获得“表扬奖”。当时的奖励只分为“获奖稿”和“表扬奖”。不像现在，分为一、二、三等奖。尽管如此，我这篇稿是中央台第一次在全国获奖的通讯稿，（也是我国广播电视系统第一篇在全国正式评选中获奖的通讯稿），受到了台里不少人的赞扬和羡慕。贾平凹同志对这个稿子也满意。他当时听了后，给我说：“写得有味儿。”晓江同志在《记者通讯》发表专文，称赞我写的贾平凹稿，是“自强不息坚忍精神的赞歌”，“写出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材《通讯》讲义中，多处将此稿作为范例，给学生进行讲授。

    当然，这个稿子还有很多缺点，主要是：对贾平凹的思想写得深度不够，稿子的结构较为松散，篇幅长了些，等等。尽管如此，这次采访贾平凹，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画上了色彩艳丽的第一笔。

    二、被删掉的部分原文

    当年的贾平凹稿，写了一万多字，很长。分为两次节目，也用不完。何况最后压缩成了一次。回想起来，我感谢青年节目的组长和青少部主任。他们的意见，使稿件更精萃，更富有竞争力。

    现在，我将当年写的初稿中未用上的一部分，即他的写作“秘诀”，原文照抄于后：

    贾平凹进步这么快，有没有秘诀？有，两个字：勤快。眼勤，手勤，脑子勤。

    他读的书很多。古今中外，如同海绵吸水。吸来为我所用。他读书有系统也有重点。比如说读孙犁的作品吧，凡是孙犁写的，不管文章、小说、散文、评论……凡是形成文字的，他都读了。不光读一遍，最少也读二三遍。别的文章中提到孙犁喜欢的书，他也看了。孙犁当年编的《晋察冀一日》，全翻看了。孙犁同时代人写的一些类似孙犁的作品，他也看。

    不光读，每本都要做笔记。这就是手勤。贾平凹的笔记是各式各样的。人物、语言、性格、情节、结构，他把这些集中起来看，看有哪些特点，只记特点。

    他的笔记还记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有些读者来信，觉得他知道的东西多得很，问他多大年龄，好像啥事他都干过：果林里，猪场里，科研站，竹子园，放羊，喂牛，破竹子，拧绳子，经历十分复杂。在《竹子和含羞草》里，有一段破竹篾。他对这种活儿不熟，就借来一本《篾工知识》。工具的名称，破竹的顺序，劳动的姿态，木、剪、斧、锯、破、编、撕等等，他都记下来，不敢马虎。《满月儿》中的燕麦和小麦杂交，是烽火大队的真实事情。

    手勤的第二种，是写生活琐记。主要记一些生活细节。每天出去，有感而写。有的当时写个纸条，回来贴在本子上；有时回来追记。1978年春节的一天清晨，他和几个朋友到城外去，坐在树林里休息。闲聊中，他的视线透过树枝，猛然发现树梢挤在一起，全是平的。他马上把眼前的景物记下来，回家贴在《生活琐事》本子上。他写道：

    晨景：树都向上争长，树枝在半空中织成绿的云层，那直直的，光光的树干，像大厅的柱子，又像浮萍的根须。从树干中看过去，河流在地平线上打折。每一个打折处，分岔出无数支道，全是光亮的。河岸的草丛里，攒拥着无数的黑点，那是牧牛，偶然看见那衬在天幕上的弯角。

    手勤的第三种是：干。

    在去年7月，贾平凹回到商洛山区。一天，他到山阳县去看同学，偶然看到社员们在拧草绳，编草鞋。他兴趣浓得很，站在一边看人家怎样拧，怎样织。他原来计划当天要回到县上，这时临时改变了主意：不回了，学拧绳。7月的太阳，毒得要命。他穿个背心，顶着炎阳，边拧边问。拧了一下午，又累又热，满身流汗。拧了好几十根。回来不久，他就把这次劳动中获得的体验写到作品中去了。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小说《罪证》。他写到：

    我们进去，大嫂正坐在院子中搓单股龙须草草绳。那灵巧的手儿，嗤嗤地，龙须草就在她怀里跳跃，立刻就变成细绳儿，无穷无尽地爬满了她的腿上，脚上，然后又站起来绕线团；偌大一堆草绳，绕成了大西瓜样了，又绕成一个小圆瓮儿了，外紧内松，只要牵出头，那线团就像魔术似的抽不尽绳来。

    吃罢饭，我坐在桌前吸烟，她便到院子的月光下合绳。合绳是很美妙有趣的活计，但劳动强度很大，两手特别吃力。我看着看着，不禁想，她一个寡妇人家，日日月月这般合绳，这绳里拧进了她多少的心思？她那颗年轻的心，已经被拧成什么模样了呢？

    眼勤，手勤，滴滴点点，日积月累，贾平凹慢慢成熟起来。

    最重要的是脑勤。贾平凹写小说，思考时间长，动笔时间短。常常是想的形象出来了，清楚了，热得很了，然后动笔，一气呵成。比如写对话吧！他追求尽量简练一些，生动一些。他感到自己写时，不由得就写成知识分子的语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狠下工夫，自己揣摩，设身处地写。他常常把两个人物对话，想成好多种，排列在一起，然后再挑选最合适那个人物的身份的。为了写好人物对话，他有时走在路上，也不由自主地对起话来。这个一句，那个一句，一个人要学两个人的口气，表演两个人的动作，好像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常常和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在一起，彻夜谈论作品。谁有新的构思，说出来，共同商量，互相帮助。谈到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时，你当张三，我做李四。两个人就讲开了。对话的语气、表情都要带上，该吵时吵，该笑时笑；吵要吵个脸红脖子粗，笑要发自内心，符合人物身份。他们对讲一阵，讨论一阵，反驳一阵，直到满意时为止。

    以上是当年我的原稿未能用上的部分。我觉得今天发表出来，仍有价值，所以照抄了下来。贾平凹的经验，对初学写作者，会有点好处的。

    三、他成了中外闻名的着名作家

    贾平凹自小爱好文艺，勤奋刻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飞快地成长，飞快地进步。

    他此后如同倾泻江河一样地发表作品。他的小说，有短篇，有中篇，更有长篇，一篇又一篇不停地发表，一篇又一篇地连连获奖。他的小说，有不少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占领了影视阵地。他的散文，一篇盖过一篇，篇篇写得出众，不少篇章被选为大、中、小学的课本，成为青少年的必读物。他还创造了大散文的全新的概念。这些年月，听说他有了病，我很担心。我不能理解，凭那瘦弱的身体，怎样能积聚这么大这么多的能量。他用他的作品叩开了广大读者的心扉。他以自己的实力，打出中国，走向世界。他已经成为读者公认的着名作家。如今，你提起贾平凹，能有几个人不知道？

    我不是追星族。他成了着名作家，我很少再找他。那次采访他后，我们很少见面。我和贾平凹一样，见了朋友，表面凉，心里却热。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以后见过几次面。但见了面说话却不多。我们维系关系的纽带是作品。这些年，不论哪个报刊，凡是我看到有贾平凹的作品，或是评论他作品的文章，我都要尽量找来阅读。和他当年读孙犁一样。我感到这也是一种享受。

    我最近一次和贾平凹见面，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上午。那天，我们去采访同一位企业家。我去得早。我的录音机已经打开，正在录音。此时贾平凹和《美文》的副主编来了。他们去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办好《美文》。录音中途停下。我和贾平凹打招呼。老朋友见面，分外热情。但都没有说多少热情的话。好像两只热水瓶，心内亲热，但都不用过分热的语言来表达。贾平凹给介绍过我以后，一再给那位副主编说：“老贺是中央台的记者，我的老朋友，以后每期《美文》都给他寄。”我听了平凹的这些话，心里热乎乎的。他还向我要了两张名片，给了那位副主编一张。又嘱咐照名片上的通信地址给我寄。那天，我内心体会到我们多年未曾见面，但感情依然。我相信他的心！

    1996年12月，我退了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今后见平凹的机会不多。贾平凹才过不惑之年，来日方长。我祝愿平凹在我国的文学园地上，更辛勤地耕耘，创作出更加灿烂的作品。我最后送给贾平凹一句话：

    别说路途远，迈开脚步走，辉煌的前途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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