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旧物，我首先看到了听众当时来信的摘记。我一看下去，就被那些热情洋溢的话语吸引住了。
“这组文章以游记的形式，散文的笔法，章回小说的连贯性，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激发了听众的爱国主义情操。”还有不少来信，称它是“绚丽的画卷”；“绘声绘色，情趣盎然”；“诗情画意，百听不厌”；“难得两位作者为广大听众采写了如此博古通今的奇文妙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1983年7月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中，称赞它“讲古论今，今昔对比，既给人以历史知识，又给人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群众反应很好”。
读着这一封封来信和赞语，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奔腾起来。一路的血、汗、痛、苦，化成了甜蜜的乳汁。我不由得拿起笔，追记4年前爬蜀道的情景。
一、题目的选择
采访蜀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记者站康庆良同志首先向编辑部提出来的。中央台《祖国各地》的编辑听了康庆良同志的设想后说：“蜀道在四川的部分有你采写，可写蜀道，没有陕西部分不行啊！”这时，他们都想到了我。
记得在1981年的秋季，康庆良同志请一位来西安的同志转告我，约我写蜀道。我当时有点犹豫。因为我还在集中精力写陕西文物，工程比较大；如果跑蜀道，就要把手头的工作向后推。不料，我和康庆良同志在北京相逢。经过一番热烈而又知心的倾谈，我下了决心，先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他一同跑到中央台《祖国各地》办公室，和张熙裕、孔庆荣两位组长商定了写作计划，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与具体指导。当时暂拟的题目叫《蜀道今昔》。
为什么要花比较大的力气去采写蜀道呢？我们当时有两点考虑：
第一，8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但在当时，曾经有一些人，一开口就是外国什么都好，而对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也指责，那也不满。我们听了，很不舒服。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啊！母亲再丑，我们不能嫌弃她。我们是记者，我们应该用手中的笔，来描述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丰富的物产、壮丽的山川，以及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这就是我们采写《蜀道游记》的思想动机之一。
第二，当时，我和康庆良都是干过15年以上新闻工作的人了。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当记者，不能老搞一般性的报道，到了一定时期，应该下功夫去工关，攀登更高峰。康庆良同志说：“我们干一辈子，总要给后人留点东西。”我当时在心中也想：范长江同志的《中国的西北角》，不就是写的离蜀道不远的地方吗？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也是主要写陕西发生的事情。这两位大记者，在前边走过了峥嵘的道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作为80年代的广播记者，虽然能力比他们差得多，但他们那种敢于攀登高峰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他们一学？这些，都是当时埋在心底的话，没敢说出来，怕别人笑自己狂妄，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一路上常说：尽管自己水平差，但只要下工夫，总会干出比自己目前要大的成绩。我们想法一致，采访就有劲头。我们明知爬蜀道是“难于上青天”的。但它再难，我们也敢去攀登。采访途中，我们常常互相鼓励：近些年来进行长途采访的记者几乎没有，像这样从头到尾爬山钻林跑完蜀道的记者，大概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写的地方，以前很少有人系统写过，一定会感动听众的。当我们想到自己在干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时，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二、采访前的准备
采访像打仗一样，没有充分的准备，就难取得胜利。特别是打大仗，事先的准备更应该周到些，充分些。跑蜀道是一次比较大的采访活动，在动身之前，我们请教专家，翻阅资料，做了大量工作。康庆良同志首先在成都拜访了四川省文化局和旅游局的同志，还在四川省图书馆查阅了沿途各县的县志。1982年春节刚过，他冒着料峭春寒，从天府之国来到古城西安。我们两人一起前往陕西师大，拜访了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马正林同志。他谦虚地说：“对蜀道，我研究不多。”他一会儿翻地图，一会儿翻资料，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蜀道的着作和文章。他让我们翻阅《地理学报》上的《川陕公路的历史发展》、《文物》杂志上的《褒斜道与石门石刻》、《人文杂志》上的《栈道好》、《考古与文物》上的《褒斜道调查记》以及解放前出版的《南山峪口考》、《蜀道考》等。这次求教，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好像得到了采访蜀道的钥匙。接着，我们按照马正林老师的指点，钻进了陕西省图书馆，一连数天，翻呀，抄呀，把这个图书馆中能找到的关于蜀道的资料都看了。当时复印设备不普及，我们比较详细地摘录了有关章节。有两次，我们正摘得入神，下班的时间到了。服务员客气地说：“该吃饭了，明天再来吧！”我们只好离开。通过一系列准备，使我们对蜀道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根据专家的指点和资料的启示，确定了行程路线和采访重点。1982年3月6日，中央台陕西记者站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出了古城西安。
三、出师受难
我们从古城西安出发时，心情十分畅快。汽车在关中西部的柏油大道上奔驰，春风吹拂，秦川含笑。我们兴冲冲地向眉县境内的斜峪关进发，那儿是褒斜道的北口，也是我们蜀道之行的第一站。目前这里已经修起一座大型水库，坝高一百多米，宏大壮观。
谁知我们刚刚愉快地踏上征途，老天爷就让我们经受了一次痛苦的折磨。还没到斜峪关，天气突然变冷，康庆良冻病了。嘴唇发紫，脸色苍白。为了不误采访，他一下车就登上石头河水库的大坝。坝高风急，阵阵寒风猛吹，他缩作一团，全身颤栗，牙齿“蹦蹦响”。我看他冻成那个样儿，劝他休息，在这儿多住一天。可他怎么也不。为了在以后写稿时能有真情实感，他拼命地把牙齿咬住，不让颤响，把身躯缩成弓一样。就这样，他看完了大坝，又沿着“之”字形的斜坡下到水库内侧（库内蓄水很少），坚持看了进水洞、排水道等工程的现场。
在大坝上，我看到康庆良同志冻成那个样儿，心想：这一下糟了！他身体那样瘦弱，非冻出病不可！可他有自己的防治病经验。他说：“不要紧，吊一瓶葡萄糖水就好了。”回到住处——陕西省水电工程局在石头河水库的临时招待所里，他不吃治感冒的药，却请医生吊葡萄糖水。医生说：“药不对症啊！”康庆良坚持说：“这是我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过去冻成这个样，什么感冒、消炎药都治不了，只有吊葡萄糖才有效。”医生依了他。说也奇怪，下午吊完葡萄糖，当晚病情就好转。那天登完大坝，我也感冒发烧了。第二天，我们带病登上五丈塬。我们一边吃药打针，一边到现场察看，访问群众干部。在病中，我们发现了过去从未报道过的诸葛亮与司马懿在五丈塬作战的前线指挥部——“豁落城”遗址和诸葛亮军队在这里屯垦过的土地——“诸葛田”的遗址。《蜀道游记》中的《斜峪关前话古今》和《漫游五丈塬》两节，就是这样采写的。
在斜峪关，康庆良同志病成那个样儿，为什么要坚持采访呢？他在当晚的日记中作了真切的回答：“这是我国泥石坝中最高的一个土坝。我俯视水库，那深幽幽，碧澄澄，静静清亮的湖水，在山脚下盘来绕去……我是祖国的儿子，祖国是我的母亲。在我的眼中，祖国的山川谷地，丘陵平原，哪怕一株不高的树，只要是母亲的乳汁养育过她，她都是美丽的，我要把我的感情倾注出来。”
四、风雪寻街亭
读完上段叙述，读者同志也许会说：“采访蜀道，这样苦啊！”其实，那不是最苦的。在近3个月中，我们迎着风雪爬山，顶着大雪过河，吃不好，穿不好，在泥水里走了一程又一程，在病苦中采访了一天又一天。
为寻访“街亭”，我们来到了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3月16号那天，天刚蒙蒙亮，我俩就起了床，要乘车赶到秦安县县城。可天不遂人愿。我们背着行李，离开了房东的热炕，眼睛看不见路。刚刚走出门，只感到星星点点的雨水，冰冷冰冷地扑打在脸上。天亮之后一看，陇东高原漫天皆白了。我们快步赶到长途汽车站门口。车站的门还没开，又没有避雨的场所。我们停候在雨雪交加之中，盼望着雪停雨住，汽车开来。那肆虐的风和雪，好像故意和我们做对似的，先是细碎的雪粒，接着变成一片一片的雪花，一瞬间又变成一团一团的洁白发亮的花朵，密密层层铺压下来。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雪人，变成了茫茫大地上的一个突出的白点。举目四望，空旷的田野上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凝视着东方，盼望班车快点开来。但是，3月中旬的白雪，落地一会儿就浸湿了路面，道路由湿变滑。等到天大亮，我们冻得瑟瑟发抖，又见乘车无望，只好去公社打问。一问，才知道从陇城镇到秦安县城，中间隔着陡峭的大山。如遇雪雨，山路特滑，几天通不了汽车，连步行也过不去。我俩一听急了，如果困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时间误不起啊！我们不灰心，又到老乡中去打问有没有绕过山峦到达县城的路。一位老乡说，顺着清水河远绕40多里，有一条柏油公路，每天有汽车通往县城。但他们嫌绕道太远，都没有走过。我俩一商量，坚决冒雨走。康庆良同志打着雨伞，我把包衣服的布往身上一披，带着行李干粮，钻进了风雪深处。我们正走着，从背后传来了陇城公社书记的感叹声：“我们这里穷，就是缺少这种干劲！”
我们沿着清水河的泥泞道路，一扭一拐地前行。走了20华里，河水突然上涨，挡住了去路。河上很长的独木桥，桥宽只有一市尺，又窄又滑，人踏上去，不停地摇摆。我先登上去，走了四五步，只见河水翻滚，天旋地转，两腿颤抖起来，赶紧退了回来。此刻，风正紧，雪正大，向上翻滚的河水，快要吞没独木桥了。我们前进不能，后退无村，身体累了，肚子也饿了，心中难过起来。幸好走来一位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才把我们扶过桥去。前边不远有个村子，我们走到一家房檐下休息，讨来一碗开水，就着干粮，解除了饥饿。整整6个小时，才走完这段艰难的旅途，到了一个叫莲花镇的地方。夜晚躺在炕上，累、困、饿、虱一齐袭来。我们回味着这段大风雨中寻街亭的旅程，觉得蛮有诗意。康庆良同志就顺便吟成几句：
彤云滚滚卷西天，浓雾森森罩地眠。
阳春三月瑞雪猛，陇东高原悬素练。
上边记的，只是采写《蜀道游记》中的《千里茫茫寻街亭》一节中的一个插曲。
五、秦岭山头两受伤
蜀道之行是很紧迫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赶路：黎明即起，深夜宿营。紧紧张张地过了一天又一天。
3月23号，我们暂时分道而行，然后在陕西省凤县会合。分手的那天清晨，中央台《报摘》节目里传来了天气预告：寒流就要到来。但康庆良同志仍然奔波在秦岭西部（甘肃省境内）的群山之中，去寻访诸葛亮用计射杀张合的地方——木门道。这里群山纵横，道路险阻。为了在天黑之前赶到当年的战场遗址，他迎着风雪在深山中急行。可走得太快了，脚一滑，他的膝盖关节韧带扭伤了，伤得很重。一停下来，疼得伸不直腿。因为每天都在赶路，虽经医生治疗，效果甚微。他每晚疼得睡不着，睡着了又冻醒来，那痛苦的呻吟声常常把我惊醒。他半夜用热水暖腿，给关节搽药，仍是疼得睡不着。但疼痛没有影响我们的行程。他硬是忍着疼痛，从甘肃走到陕西，从汉中走到四川。他咬着牙，流着冷汗，坚持登上了凤县城头的丰禾山，勉县城南的定军山，宁强境内的磻塚山、四川江油的窦圌山……
在分头采访的日子里，我放弃火车不坐，步行登上了秦岭北坡。这儿是宝成铁路最陡峭的地方。火车路在这里的山腹中，绕了两个灯泡形，一个“8”字形，才能盘旋到山顶。我钻进漆黑的隧道，脚踏枕木，迈步要不大不小等距离地前行。稍不小心，脚就会碰到枕木或石碴上，脚趾被碰得生疼生疼的。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宝成铁路海拔最高的车站——秦岭车站。第二天一早，又从秦岭车站沿着窄小弯曲的山路寻找嘉陵江源头。40多里山谷，荆棘满布，乱石塞道，一走一碰，脚趾钻心地疼。荆棘划破了脸，树枝挂断了眼镜架。渴了，用手掬山泉水喝；饿了，啃一口干粮。一天走下来，脚麻木了，反而不觉疼。赶到凤县县城，当晚就闹起肚子，发起高烧。连续吃药打针3天，才泻止烧退。这时发现双脚的拇趾又疼又痒，疼得人心慌神乱。在房子坐不住，我一瘸一拐地到集市上去散心。一个小孩上街打油，不小心踩在我的左脚趾上，脚趾猛然射出一股血脓；小孩吓得脸色发白，可我的疼痛止住了。多亏小孩，他一脚使我找到了疼痛的原因，我立即返回招待所，用针穿破右脚趾指上的血脓包，两只脚这才不疼了。第二天，我又登程采访，去爬插入云霄的凤岭，整整走了一天，步行爬山60多里。《蜀道游记》中的《大散关春秋》一节，是爬秦岭北坡后写成的，而《在连云栈道上》一节，就是登凤岭的成果。我们跑蜀道，真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感觉。跑到汉中，我对着镜子一照，心头不觉一惊，呀！头发白了这么多，才跑完蜀道的一半呀！全程走完，不就变成白发老人了么？想到这里，我心里发毛：自己莫不是从此永远和中青年的称号决裂了么？
然而，后果比想象的要好，《蜀道游记》写完之后，我的头发又渐渐变黑，中年人的形象又逐渐恢复和焕发出来了。
六、天天写日记
我们这次采访，事先商定了一个办法：两个人一起共同跑完全程，然后分头执笔；康庆良写四川部分，我写陕西部分。初稿写完，再互相修改。
为了把两个人的感受都写进去，出发前，我们又商定：每天采访完，都要写日记；自己写，互不看，及时把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为以后写稿打下基础。所以，我们每天住下来，不管多么累，睡觉之前，不用提醒，就自己拿起笔，翻开日记本，低头写起来。有的地方有大灯又有台灯，我们一人守一个灯；有的地方只有一盏灯，我们就各自坐在床上写；有的地方只有一个小灯，光线很暗，只能一个人靠近写。我们就这个先写，那个后写。日记是一种特殊的文章体裁，是生活的记录：它的特点是比较灵活，不求系统性；字数可多可少，可长可短；要坚持把每天最有意义的感受记录下来。
我们此行所写的日记，天天围绕一个中心——为写《蜀道游记》积累素材。每天采访一开始，就不断地琢磨，今天采访什么，日记中记些什么。每天晚上动笔前，腹稿就差不多了，写时并不费劲儿。白天想得多，采访收获大，晚上就写得长；有时白天跑得路多，甚至连采访对象都未找到，或者找到了，人家没工夫谈，日记就记得很少，三言两语就结束了。记日记时，我们有时说理，有时记事，有时夹叙夹议，议论或感慨，都写入日记中。在表达方式上，我们自由地运用记叙、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写作手法，长短不论，结构随便，不拿腔拿调，不摆架子。
1.有些日记，写得很长。
如3月7日，我们从斜峪关出发，经过了“落星湾”，爬上了五丈塬，查访了“豁落城”，游览了武侯祠和钓鱼台，直到傍晚，才到宝鸡。这一天我们走的地方多，感受十分丰富，到了住所，一提起笔，就写三四千字的日记。除了写概貌和采访过程外，有些段落比较详尽。如日记是这样记写五丈塬北头的武侯祠的：
我们登上台阶，就到了山门跟前了。
三间山门，是些山顶式的建筑：飞檐重角，房脊上雕有鸟兽：猛虎下山，狮子奔跑，鱼儿跳跃，生动极了，美丽极了。
进了山门，是一片空旷地带，称为前院。从前院向里，是五间献殿。进入献殿，是令人心醉的壁画和石刻……
先看看壁画吧！东西两边的墙壁中部，刻着一系列“三国故事”。东边有《古城会》、《火烧新野》、《许田狩猎》等，西边是《空城计》、《三战吕布》、《华容道》、《孔明招赘》等。一张张画面，帅旗飘扬，弓矢飞舞，战马奔驰，再现了诸葛亮为恢复汉室而战的壮丽场面。
彩旗下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
岳飞的字，劲健飘洒，生气凛然，英风浩气，轶群绝伦。
这天的日记在记录了五丈塬见闻后，又接着抒发了感慨：
诸葛亮智高天下，然而，他是不是完人，是不是一点错误都不犯呢？我站在渭河岸边，向北望去。渭河像白练一样，蜿蜒东去。隔河相望，传说当年司马懿的大本营，就在渭河北岸的三刀原上。诸葛亮长途跋山涉水，翻越蜀道，企图与司马懿决一死战。可司马懿据守渭北，拒不出战，不上诸葛亮的当，终使诸葛亮粮草无济，不得不退回汉中；自己最后也死在五丈塬中，终致蜀国灭亡。这一次，不是诸葛亮犯了大错吗？……诸葛亮一生聪明过人，最后犯错不能改正，以致灭己亡国，教训何其深啊！
因为这一天采访内容丰富，感受较深，日记也写得顺当。只二三个钟头就记完了，然后洗漱入睡。《蜀道游记》中的《漫游五丈塬》一段，就是在这天日记基础上写成的。
2.有些日记，写得很简略。如：
3月8日，星期一，宝鸡。上午读《宝鸡县志》。
3月17日，秦安县城，摘县志。
3.有些日记在采访现场写，思考不多，落笔匆急。如：
4月16日，广元。今早11时零几分，我们钻进了广元龙洞。此洞高数十米，长约半里。洞中旁开一口，有似天窗。洞高风烈，阳光透亮。我们坐在洞中巨石上笔录现场景象，眼前乱石翻滚，高高低低。石呈青色，极像碑刻用石。陕西人把这种石头叫青石。乱石中间，清流滚滚而下，平平訇訇，回音四起，清脆悦耳，是极好的乐章。洞顶小石台中，偶有鸽子飞出，幽静而喧闹，是广元一处胜景。我们此行40多天，遇到这样的美景是不多的。
时间催人急，刚记完，又登程。
4.有些日记只记述了听到的故事传说。如：
今早8时许，王培青同志（广元县文管所所长）陪我们游嘉陵江沿岸。车从广元北行，临近飞仙观遗址下车。微雨茫茫。飞仙观在嘉陵江畔一座小山顶上。远视峰顶有平台，甚小。传说唐玄宗当年奔蜀，在此发生黑鹤仙人故事。玄宗进庙，见贡桌上放着一支箭，拿来细看，有“御箭”二字。玄宗疑：“我的箭为何能到此处？”道人说：他的师傅叫黑鹤仙人，当年外出归来，手持此箭，并说：“数年后，主人将来取此箭。”玄宗来，正应此事。玄宗听罢，突然想起一事：数年前，他在上林苑射猎，曾射中一黑鹤。黑鹤带箭而去。那黑鹤，不正是这里的黑鹤仙人吗？
像这样的故事，都是听完介绍，当天记进日记中。可写《蜀道游记》时，有的用了，有的没用。这则故事，就没有写进去。我们一路上还碰到不少古人今人写的诗词，有刻在石上的，也有用粉笔写在木板或墙壁上的，我们觉得有趣，就记了下来，只供自己回忆、欣赏，没有写入“游记”中去。今天重读，勾起了许多回忆，还觉得蛮有意思呢。
这些日记，是我们采访后写稿的主要依据，简直可以说，它是《蜀道游记》的第一稿！
七、处处看县志
蜀道偏僻而荒凉，由于历史久远，许多遗迹荡然无存；有些地方，连道路也埋没于蒿草山林之中了，现场无从考察；能说明蜀道原委的人更是少见。这种情况逼得我们不得不求教于地方志书。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遗产，为我们留下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如天文、地理、资源、物产、风俗、古迹、名胜、人物以及重大事件等资料，被称为一个地方、一个区域的百科全书。它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匡“野史”之错讹。因此，我们每到一处，都要想方设法借来县志、州府志和祠、墓志等，从中寻找采访线索，摘录写稿所需要的材料。这一行，我们共翻阅了19个县的100多册县志，对我们了解蜀道沿途各县古代的历史、社会的综合情况，起了很大作用。它是不用嘴巴讲话的老师。
我们感到，翻阅地方志书，对我们的采访工作，有以下好处：
第一，可以解决有些地方无人介绍历史情况的困难。我们到宝鸡后，打算把大散关作为重点之一。市委宣传部接待我们的同志十分热情，可他们对大散关的历史情况很不熟悉。我们登上宝鸡市北侧的半山腰，专门去采访一位年岁比较大、熟知当地历史情况的行家。可这位行家对我们很冷，见面没说几句话，就转身干别的事去了。我们扫兴而回。回到招待所，我们就一头钻进《宝鸡县志》中去。
县志真是一个地方包罗万象的综合记录。
我们要了解的大散关的情况，县志从地理位置、四周风光、历史沿革、主要战场以及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都有详细记载。
《宝鸡县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大散关亦曰散关，为秦蜀襟喉……关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交，……在县西南五十三里，姜水尽处，突然一岭，面临神岔，横扼栈道，由青石崖北入，直抵云盖。”
我们按照县志上的记载，再到现场考察，解决了无人介绍大散关的困难。另外，在《宝鸡县志》上，我们还看到了王维、李商隐、王士正、乔光烈等历代诗人歌颂大散关的佳句。我们一一欣赏，仔细品味，从中选出果亲王描写大散关附近的一首诗，引用到《蜀道游记》的《大散关春秋》一节中了：
峭仞奔霆会益门，乱峰中袅一丝行。
更登大散关头望，无数云山此处迎。
如今重读，仍觉这首诗给游记增添了风采。
第二，可以补现场资料的不足。我们在张良庙采访，庙院周围石碑和摩崖石刻有90多块，其中最早的是庙院北花园中的《怀山好》诗碑。这是明代隆庆年间礼部尚书文渊大学士赵贞吉（四川人）由北京返蜀时，途径这里，迷恋张良庙的风光而吟成的。后来把这首诗刻在石碑上，引起许多官员墨客和韵题诗。据当地老人回忆，过去庙院和韵诗很多，可惜后来被破坏的很多。现存的石碑上，有些文字受损，也难辨认。我们只好求助于地方志。翻开《留坝厅志》（厅，清代在新开发区的一种行政建制。留坝厅和县级平行），我们查到，从明代隆庆到万历年间，留下来的有名的和韵诗就有10多首，有的曲调昂扬，有的悲苦凄凉，诗韵和谐，意境幽深，内容十分丰富，当时简直形成了一场诗歌大联唱。《留坝厅志》不但帮助我们找到这些诗词的原文，也帮助我们辨认清楚了现存诗碑中缺损和不易辨认的字。地方志真是“一方古今览”的宝库啊！当然，翻阅地方旧志，还得具备一定的阅读古文的能力。
第三，看地方志可以挖掘出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典故和史实。凤岭是古蜀道最高的地段，风景异常秀美。在《凤县县志》上，我们看到了许多歌颂凤岭的诗词。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唐代诗人杜甫的《晓过凤岭》二首。这两首诗，我们在其他汇辑唐诗的册子中没有看到，可《凤县县志》把它记载流传了下来。我们看到它，心中异常兴奋。《晓过凤岭》的第一首，描述了杜甫当时翻越凤岭的时间、心境和沿途风光。我们以此诗为依据，在《蜀道游记》的《在连云栈道上》一节中写道：“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一个寒霜满天的夜晚，就披星戴月从山下的凤州起程，来到这‘马足低临树，峰腰侧见天’的半山腰中，回头远望凤州古城，看见住家的茅舍上稀稀疏疏地飘散出几点晓烟。看着清晨的景色，触发了诗人的情怀，随即吟成《晓过凤岭》这样美丽的诗篇。……”杜甫过凤岭的情景，是我们第一次向读者披露；游记中增加了这样一段描述，分量加重了，读来也更为感人了。
我们采写《蜀道游记》，地方志帮了大忙。可以说，它是我们最耐心，最有教养，最为宝贵的老师。
八、不忘日常任务
近些年来，我始终坚守一个信条：作为记者，必须全面超额完成自身日常的采访任务，然后再涉猎较大的工程。如果集中力量干了大一点的工程，而当年采访任务完成不好，自己会感到脸上无光，在人面前说话感到理不直，气不壮。
采访《蜀道游记》的1982年，我在路上跑了3个月，坐下来写稿4个月，到北京修改又是半个多月，一年中把近8个月的时间给了《蜀道游记》。按说，要完成当年的日常报道任务，困难是很多的。但是，由于我有自己的信条，脑子里自始至终考虑着当年任务，在工作中注意了合理安排。这一年下来，我的日常报道任务仍然完成的比较好：全年用稿总量超过了50篇，在中央台当时驻全国的105名记者中，居上游水平（《蜀道游记》是第二年，即1983年播出的，不能算当年完成数）。其他如录音报道、内参等，各类品种都超额完成了当年任务。有位兄弟记者站的同志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们站内，对采访《蜀道游记》一事，发生过一场争论。有的同志说：“不能看贺俊文的样，一年中用8个月采访、写作《蜀道游记》，还搞不搞日常报道？”另一个说：“人家全面超额完成了当年任务，比你、比我的上稿量都多，为什么不能跑蜀道？”
那么，在时间这样紧的情况下，是怎样完成任务的呢？
我们想出的办法是：见缝插针，时时留心。我们在甘肃天水地区采访，发现这个地区虽然很穷，可计划生育工作却很难搞，不要说“提倡生一胎”，就是“提倡生两胎”也普遍行不通。一路上，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们住在甘肃省秦安县陇城公社一位农民家中。房东30来岁，已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和一个三四岁的女孩，但他决心还要第三胎。他毫不隐瞒地说：“一个男孩不保险，要双保险（两个男孩）才放心。”房东的哥哥是国家干部，嫂子是商业职工，因超生第三胎，哥哥被扣了工资，嫂子被辞退。可房东说：“丢了一个人的工作，多得了一个孩子，有什么不好？”房东的邻居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已有两个男孩。可他还说：“我才不计划（生育）呢，连个女儿也没有。”我们在天水地区的秦安县、天水县、礼县、西和县，不论在老乡家里，还是在长途汽车上，都碰到携儿带女的年轻妇女。有个30岁的妇女，自称生了3个孩子。我们笑她，可她说：“我都计划（生育）了，在村里还受到大队支部的表扬呢！”我们在集中精力主要采访蜀道的同时，稍加注意，就积累了一份内参材料。离开天水地区，我们就写成了《天水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一瞥》，寄到北京。4月23日，我们还在四川境内跋涉，这份内参就刊登出来了。这一行，我们还写了《陕西、甘肃、四川过时标语甚多》、《江油县副县长打掉十八罗汉塑像》等内参，都是费时不多，顺手拈来，既未影响《蜀道游记》的采写，又为全面完成当年任务打下了基础。
有两篇稿，我们没有和采访对象谈过一句话，完全是靠两只眼睛观察写成的。当时是3、4月份，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爱鸟周活动”。在宝鸡市，我们看到有位老乡手提枪杀的一只美丽的鸟沿街叫卖；到汉中地区时，我们从陕西台的广播得悉，省上召开爱鸟周大会，可在陕南的秦巴山区，枪杀鸟儿的事依然如故。我们多次看到有人手提枪杀的珍贵动物——锦鸡上市。购买的人，只讲价钱，并不批评纠正。省上开大会，下边无行动。大会开完，没人过问检查，谁也不管落实得怎样。我们进入四川省剑阁县，四川电台又报道了四川省开展“爱鸟周活动”的消息。早晨听完广播，下午在街道就发现有个青年拿气枪向一棵高大的树枝瞄射。枪声一响，一只全身金黄的小鸟坠落下来。我们前去批评。刚开口，那青年扭头跑掉了。回到住处，我们写成一封记者来信，希望各地开展爱鸟活动时，要认真落实，讲求实效，不要只图形式。当晚电报发出，第二天联播节目就播出了。不少同志认为此稿发得及时，有针对性。
九、追求情趣
有人把采访和写作的关系比作炊事活动：采访是采购，写作是烹调。采购员买回了各种优质材料，再加上炊事员的高超烹调技术，菜肴才会美味适口。采写《蜀道游记》也是这样。如果只知吃苦爬山，而不下工夫写，也会功亏一篑，徒劳奔波，不能把采得的材料完满充实地表达出来。
跑完蜀道，我们统一研究了选题，分了工，然后分别回到成都和西安，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写稿工作。我们决心把稿子写得优美些，感人些，而不是干巴巴地只写沿途见闻。
列夫·托尔斯泰说：“天才的十分之一是灵感，十分之九是血汗。”列宁也说：“灵感，是由劳动而获得的奖赏。”我们记住了大师们的这些话，决心用劳动、用血汗去获得较好的报偿。我们深深感到，爬蜀道难，写稿也十分困难。4个月的写作，充满了酸甜苦辣！在写作上，我们确实下了苦功，遣词、造句、设段、谋篇，反复推敲，仔细琢磨；我们感到，注意写作技巧，确实能给稿件增姿添彩。
为了使稿件生动优美，富有情趣，我们特意写进去一批有趣味的故事和传说。游记中的故事传说，有似小说中的生动情节，能起以一当十的作用。《蜀道游记》中穿插了几十个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起到了现场白描无法达到的效果。
比如，凤县南星乡留凤关附近有一座山，满坡长着白皮松。如果直写，很难生动。于是，我们就把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写了进去：相传刘邦在山上扎营的时候，一天清晨，宫妃们起来洗漱，不小心撞倒了粉盒。粉盒从山上滚落下来，粉末飞起，粘在树上。从此，这一坡松树就变成了粉白色。穿插故事，游记就有了情趣，耐人听了。再如，写石门道路的险峻时，我们用了《汉书·王尊传》中的一个故事。东汉时，皇帝派王阳到四川当刺史。他一路千辛万苦，来到了石门附近的九折坂，看到山势异常险峻。他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不冒此险，弃官回老家了。后来，朝廷又派王尊去四川。王尊欣然前往，走到九折坂，王尊问侍从：“王阳是不是从这儿返回去的？”侍从答：“是。”王尊向前一看，山崖确实危耸，但他鼓起勇气，跃马扬鞭，终于过去了。这个故事说明，有志者，事竟成，古今皆如此！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不写这个故事，只管用笔描绘，也很难把九折坂写得这样险要和生动。这个故事，不仅突出了山崖的险，也增强了游记的艺术感染力，耐人读，耐人听，起到了以一当十的效果。
十、改稿
我俩分别在西安和成都写完初稿，然后背上稿件和厚厚的笔记本，一起去北京改稿。时值隆冬，我们整天钻进一间低而冷的木板平房里，看着、改着。初稿共20多篇，编辑张熙裕同志通览全部稿件，从中选出15篇较好的，让我们修改。
改的办法是：康庆良写的我改，我写的康庆良改。修改也是写作过程的一部分。拿起笔，我俩都不客气：对稿件吹毛求疵，不留情地删改，毫无顾忌地增添。因为我们共同跑了全过程，对对方写的内容都有较全面了解，而且也有自己的采访笔记，可以随时对照修改。从大的布局，到小的字、词、句的运用，都仔细琢磨。又因为我们两个人很熟，在共同采访中交谊很深，所以修改起来只考虑稿件质量，不考虑对方是否高兴。当然，改得好的，都接受了，改得不够好的，又都不客气地改回来。修改的过程中，各种情况都有：有的稿件原来觉得不好用，修改以后，认为确实改得好，又用上了。有的稿件经过修改，觉得比原来差了，我们又改回来。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改，康庆良写的四川部分，渗透了我的心血；我写的陕西部分，也添加了康庆良同志的智慧。
比如，康庆良同志执笔写的《古柏森森翠云廊》一稿中，对柏树中的一个新品种——远看像松，近看像柏的描写，本来是可以的。但我翻开了自己的采访笔记，觉得我在现场记的比现稿写得更详细些，就把我记的部分添加上去。又如江油县境内的窦圌山，是由三座孤立的山体组成，山林之间用铁链子连了起来，一般人望而生畏，不敢攀索而过。我们去时，正好遇到蒙蒙细雨，铁索链滑溜溜的。此刻，一个叫杨文海的青年农民，身子一倾，翻上了铁索链，动作潇洒，比舞台上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还轻松。康庆良同志对这些动作的描写，是很精彩的，修改时，我翻开自己的采访笔记，又增加了杨文海在返回的途中玩花样的一些细节描写：
……几分钟后，他移到了铁索链中间，然后一个引体向上，像翻单杠一样，把两只脚勾在铁索上，两手松开，哗啦一声，脚朝蓝天，头朝深渊，把身子倒挂在铁索上。站在崖边观看的游人，都吓坏了，我们的心，也差点儿要跳出来。直到他回身抓住铁索，安全地回到崖边，我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后来加添的这段描写，自然加重了稿件的分量。
康庆良对我写的陕西部分，改得更多。有的篇章改得面目全非了。他改的好多文字，十分精彩的！不是一般的修改，有些是彻底改写！比如，《游记》开头对关中平原的描写，就是他日记中的一段：
三月的关中，整个大地就像用淡淡的蓝墨水泼过一样，到处都是蓝中透绿；那些刚要挺身拔节的麦苗，像一群群刚刚睡醒的孩子，充满了朝气和生机。公路两旁的大叶杨和钻天杨，像一排排警卫战士，笔直地站在那里。透过车窗眺望，辽阔的原野，像个大转盘，呼呼地向车后转去……
这一段多么美啊！它是出于康庆良的手笔！
还有对秦岭西麓的清晨的描写：
晨曦像无数金色的粉末，从天空飘落下来，落到千山万谷，撒在宝成铁路上。我们搭上电气化列车，在金色的钢铁大道上向南飞奔。车窗外，群峰像奔腾激荡的波涛倒流过去，一朵朵白云如同流水一样泄向后方。列车虽然在秦岭山区穿行，却如走平地，坐在车上十分舒坦。
这一段，也是康庆良同志修改而成的。他的生花妙笔，使得游记摇曳多姿。
整个蜀道，是我们两人共同跑、共同采，而后分头执笔写的。有的同志曾问：“你们分开跑，一个跑四川，一个跑陕西，不是能节省时间和精力吗？”我们的回答是：要是分开跑，确实会省好多时间，但那样采访的稿件，只能是一个人的水平。我们共同采访，互相改，稿件吸收了两个人的智慧，自然也就超出了我们每个人的水平。共同采访费时多，但稿子质量高。这样干，是划得来的。
十一、编辑的功劳
我们很幸运，碰到了张熙裕同志这位认真负责而又有水平的编辑。他当时是《祖国各地》节目组组长（4年后是中央台文教部主任，退休前为中央台副台长）。《蜀道游记》的每一章，都渗透着他的心血！然而，一提起《蜀道游记》，许多人都知道康庆良、贺俊文，没有人知道张熙裕同志这位无名英雄。借此机会，我为我们的编辑同志多说几句话。
我觉得，张熙裕同志的主要功绩，有以下三点：
第一，他站得高，想得远，高屋建瓴，统帅全局。可以说，他是这一工程的总设计师。
我们出发前，他当面给我们讲了总的要求，怎么写古，怎样写今，怎样写得有文采，怎样完满表现主题。我们把初稿写成，他日夜审稿，增删合并，选优弃劣。他选得很准，确实把好一点的稿子留下了，把差一点的稿子筛掉了。我俩都佩服，都尊重他的意见。最后连续播出的16篇稿，全是他定下来的。播出后的效果，比我们预想的好。这也表现了他审选稿件的本领。
第二，在文字上的修改。文字加工是编辑的职责，也能体现出编辑的功力。有的地方，他改得很多，有的地方，他改得极少。不论改得多的地方，还是改得少的地方，都给稿件增添了风采。我们感到他的修改，是恰到好处的。
比如《张良庙》一节开头关于柴关岭的景物描写，我在第一稿中写到：
松翠柏青，遍地皆绿。小康说：“真美啊！”老贺说：“这才有点幽静宜人的样子。”
康庆良改成了：
这里是一片茫茫的绿海，山谷、山坡、山顶被清一色的松树覆盖着，遍山皆绿。绿，主宰了这儿的一切。
张熙裕同志接着添了一句：
我们不由得赞叹道：“好一个幽静、美妙的青松世界！”这时候，我们记起了一首歌颂柴关岭的古诗……
从这儿可以看出，确实是一次比一次改得好！特别是张熙裕同志增写的赞叹声，是出自他的内心深处。稿子在他的笔下升华了，闪耀出了亮光！
这只是编辑改稿的个别例子。还有的地方，编辑改了又改，很多字、句、段，乃至整篇，翻来覆去多次修改，互相融合。《蜀道游记》是多次修改成功的。
第三，张熙裕同志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给《蜀道游记》的各篇之间，安排了互相照应的开头和结尾。这是绝妙的好主意。
我们的初稿，从西安到成都，各自独立成篇，互不关联。张熙裕同志感到这样平淡，听众听了这次，不一定想听下次。他在琢磨，能不能像我国古典章回小说那样，给人一种“且听下回分解”的印象，留下悬念，勾起他们下次再听的欲望。他一提出这个主意，我俩都叫好。于是，就动笔改，使各篇之间关联起来。特别是每篇的结尾，我们精心策划，精心写作，许多篇的结尾，我们比较满意。比如，在第二篇《斜峪关前话古今》的末尾，我们写道：“参观完水库，陪同我们的同志用手往西北方向一指，说：‘秦岭脚下那块高高的台地，就是诸葛亮病故的地方——五丈塬。那里有很多三国遗迹。’他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于是就直奔五丈塬了。”这样结束，就给人们留下了悬念。
不再举例了。每篇开头和结束，都有互相照应，以引起听众的兴趣和联想，播出后，果然有不少听众来信，赞扬这样的处理办法，说它“以章回小说的连续性，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解放军驻辽宁金县某部听众张国强说：“希望电台今后在《祖国各地》节目里，多播出像《蜀道游记》那样听起来有历史地理知识，而且有连贯性的文章”；山西省闻喜县听众秦忠民说：“每听完一次，使人急于迫切地想听下一回。”陕西省凤翔县听众白清说：“像此种故事连续性强，脉络清晰，趣味性浓的专题节目，还为数不多。”听众的赞许，是对我们最好的报偿。播出效果证明，张熙裕同志这种前呼后应的安排是成功的、绝妙的。《蜀道游记》播出时，有位听众写诗赞美说：
由来蜀道上天难，今朝《游记》耀人寰。
幸有贺、康生花笔，神州无处不开颜。
我们十分感谢这位听众的热情鼓励。但是，我要说，不是我们两人的笔能生花，而是我们两人的背后，还有润饰加工、屡出高见的编辑同志。
十二、结束语
在接近3个月的蜀道之行中，我们共爬了17座山，行程两千多公里。火车、汽车、拖拉机、自行车、帆船，还有两条腿，什么交通工具都用过。一路上，我和康庆良同志，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结下了深厚情谊。我在日记中这样写过：“这一行，康庆良同志出的力多，受的苦多。我身体素质不如他，每天出发，张罗买车票的是他；每到一处，打开水搞卫生的是他。当我背着行李爬山，走不动时，尽管他很瘦弱，行李也重，但总要替我分背一部分，减轻我在旅途的重负。”
《蜀道游记》播出后，许多听众来信要求重播。从1983年9月27号起，中央台《祖国各地》节目，又选播了9篇。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办的《知识与生活》杂志，在1984年进行了连载。这组稿件被评为中央台1983年的优秀稿。播出后，我们再次进行补充修改，扩大为12万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列为《祖国各地》稿选第五集（蜀道篇），在1984年出版了。
在回顾许多年前的蜀道之行时，我们感到不足之处很多。虽然跑了近3个月，但有些地方仍然考察得不细；有时为了赶路，对一些地方了解得不够深；还有些艰险的地方没有走到。还有一件遗憾的事，就是当时记者站的条件差，我们没有借到照相机，沿途不少珍贵的历史遗迹和瑰丽风光，没有拍摄下来，以致后来出书时没有照片，东找西要，手忙脚乱；还有，我们没有带录音机，播出的全是文字稿，没有一篇带音响的，也是很大的缺憾，以致后来难以弥补。
就以我们采访中的不足，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吧！知过而改，知难而进。在今后的采访活动中，力争做得更完备些。（《陕西广播电视》1986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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