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福宽是个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人。见了面总是和蔼地点点头,平时很少和人开玩笑,从不在人面前表白自己。从20多岁到50多岁,许多人和他同在一个大院里工作,只知道他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编辑,而不太清楚他在事业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近年来,冯福宽陆续出版了一些着作,有《回坊风情录》、《艰难的脚步》、《秦坊见闻录》、《穆斯林之歌》、《黄土魂》、《山花赋》(合集)、《中国·回民穆斯林》、《消失在声音里的青春》等。每出一本,他都送来,认真写上我和老伴的名字,并请“批评指正”。
二
记得第一次送来的,是《回坊风情录》。我还来不及看,就被老伴抢去了。她一气看完,赞不绝口:“写得好!写得好!老冯不善言谈,但笔下有情有意。”她的话,被儿女们听见。老冯的书,也被儿女们要去先看。他们看完,才轮到我看。
我确实爱《回坊风情录》。它又一次把我引到了西安城里的回民居住区,参观了那里的清真寺,漫游了那里的夜市,光顾了个体户的小吃店。
我在西安生活了35年,吃的用的,常在回民区买,也多次到回民区采访。在学生时代,我有许多回民同学;工作以后,也有许多回民朋友。过去,我自我觉得对西安回民区了解不少,但在看了《回坊风情录》以后,我仿佛对那儿陌生起来,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它使我们这些在西安生活了30多年的人,对西安的了解更深了一层。
前些时,我们看了电视连续剧《赛典赤在云南》,对赛典赤这位回民英雄崇拜备至,但万万不会想到,他和我长期居住的西安有缘。《回坊风情录》里的《赛典赤瞻思丁》篇,把这位历史人物和西安联系了起来,原来西安有他的衣冠冢。
冯福宽写此文,费了不少心思和周折,他是从赛典赤的后代马注《瞻思丁公墓碑总序》里得到线索,然后亲自到浐河之岸考察。他访问了几位老者,老者一听赛典赤,都摇摇头。他不甘心,再找内行向导,翻过陇海铁路复线,终于找到了赛典赤墓的所在地。原来此处早已变成农田。
冯福宽进一步考察得知,赛典赤是穆罕默德的后代,一生为官清廉,替老百姓办事。他在云南时,修池防旱,“教民稼穑”,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实惠;他在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平章正事时,捐白金二十锭,修筑灞桥,“以泄水怒”,还把龙首渠引到长安城里,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他为政宽宏,仁爱百姓,深得民心。西安回回为了表示对他的怀念,在浐河岸边为他修了一座衣冠冢,每年7月13日还要到那里游坟纪念。
冯福宽用细密的工作和辛勤的汗水,写成了此文。他一得到线索,便实际考察,访问调查,再结合回民的风俗习惯,用纯朴老练的文笔,把此事写得兴味盎然。
冯福宽对事的认真,令人敬佩。他不但大事一丝不苟,就是一块废弃了的石头,也寻根刨底,考察得一清二楚。《回坊风情录》中的《清官石》,就是一例。他在北京听人说西安清真大寺有一块“清官石”,回到西安就赶忙去看,找来找去,终于在一块烂砖地里找到了它,风吹日晒,雪打雨淋,不方不圆,没有棱角,弃之路旁是不会有人要的。他进一步翻查《嘉庆长安志》,始知此石原来叫“试官石”或“打官石”,是求仕之人用来占卜自己的命运的。历朝历代都有人在这块石头前占卜能否得到“美官”,石头缝里钉下了不少钉子,这块石头因此遭了殃,被废弃在荒僻的角落了。
《回坊风情录》记录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书里的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那么美好。宁夏广播电台副台长王宝山,对它做了高度的评价:“这本十万字的书,是一个大海。写了回族的历史、宗教文化、民族风情、各色人物。读了这部作品,仿佛进入了一个充盈、深沉而又美好的境界。”
三
过了一段时间,冯福宽一次送来两本新作。一本是他写的《穆斯林之歌》,另一本是《艰难的脚步》,这次,我和老伴,一人一本。我是搞新闻的,爱看报告文学,拿走了《艰难的脚步》;她是教语文的,爱读诗,拿走了《穆斯林之歌》。
老伴看完《穆斯林之歌》,情不自禁。她翻到了《回坊,这样一个夜市》那页,一边朗读,一边向我走来:
像茫茫的夜的港湾,
泊着一只灯火的小船——
船上载着歌声,
船边飘着呐喊。
人们来来往往,
如醉,如痴,如颠。
一句句亲切的赛俩,
浮荡在大海浪尖。
那些白须浓髯的老者,
炒着清香,酿着甘甜;
那些如花似玉的姑娘,
送给人们一个个笑脸……
老伴走着,念着,头儿摇着,慢慢品味着……
简洁,清新,明快,短短几行,就把改革开放后的回坊夜市里热闹的场面、各类人物的神态,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里,有欢乐的笑声,有小吃的香甜,还有繁忙操作的店主和来来往往的顾客。诗人强烈的感情,通过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夜市这一具体形象,流泻而出。我们从美丽的诗句里,感受到了诗人灵魂中的热情和芬芳。
你再看,《穆斯林之歌》里那首《心之歌·爱情》诗,多么热烈地表露出这位语言不多的诗人的胸臆:
像飘渺的云,
像神奇的梦——
一切都凭着心灵的眼睛,
一切都凭着眼睛的心灵——
那是烟波浩淼的大海,
那是深邃辽远的苍穹!
刚刚分手就像隔了几个世纪,
一日不见就像失去了魂灵;
只有意念中的春风,
还在心灵上拂动!
啊!就是隔着大山,荒漠,
两颗心仍在互相感应;
用同一个脉搏跳动,
用同一个旋律抒情——
爱情,神秘的爱情,
就像描出它神秘的内容?
它大得无所不包,
它小得没有踪影。
它不掺一点虚假,
它纯洁得如同水晶——
冯福宽的诗,是以情取胜的。他以真挚饱满的情感,讴歌了回族穆斯林丰富多彩、团结奋发、情趣横生的民族生活。有人评价说:“它是我国少数民族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葩。”云南着名回族诗人马瑞麟给冯福宽写信说:“《穆斯林之歌》写得很好,很美,很有特色。回族很多题材从未入过诗,你把它们写进诗去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四
我读《艰难的脚步》,爱不释手。
陕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马德明,是我认识并采访过的一位回民知识分子。冯福宽带着深情写他。打开这本书,我首先看《大地上的纪念碑》这篇报告文学。
冯福宽写马德明这位回民的头面人物,不是一般地写好人好事,而从历史大背景下笔。你看,文章一开头,就气势非凡,并带有诗意:
哪里见过这么博大、这么宏伟、这么辉煌的博物馆!它东起函关,西至散关,南起武关,北至萧关;苍苍茫茫,躺在关中平原上。
作者用不同凡响的笔墨,托出了他要写的人物。我读了文章开头,就禁不住要看下去,看看作者要写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冯福宽写人,不是大事小事都记述,而是着重描绘马明德“像一块石头”那样“有棱有角”的性格。
“人选择工作是很困难的。工作选择人是容易的,也是经常的。”这是马明德从严峻的现实体验中概括出的一条哲理,也是他的经验之谈。作者冯福宽紧紧围绕这句名言,描写人物。马明德到省文物局总工程师这样重要的工作岗位,的确没有什么后台,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工作需要。这些年,陕西文物战线建设任务很重,法门寺博物馆,秦俑二、三号展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相继开工。这样重要的任务,由谁来实施呢?当时,有多少关系在那里等着,有多少条子压着!可是,省上领导没有去管,他们只是想着事业,终于选上了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过的名字——马明德。当时,马明德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历史选择了他,事业选择了他。作者这样描写马明德上任的过程,活脱脱突现了这位回族科学家正直的性格和高超的本领。马明德走上这个重要岗位,也是回族兄弟的骄傲。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马明德走上新岗位之后,工作非常繁忙,作出过许多令人心服的决策。冯福宽带着深情,用富有哲理的笔触,描写了老回回马明德的丰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写信给作者,说:“您的笔太强了”,“这种功力,没有长时间的磨练是无法达到的”。
在这本集子里,冯福宽用同样的深情,描写了海凤兰、冯增烈、金国强、赵长军这些回族兄弟。他们和马明德一样,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从这些人身上,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上,回族兄弟发出不少光和热,流过不少血和汗。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作者从热火朝天的现实中,挖掘出他们的事迹,写出了他们的精神境界。正如毛文华在这本书的序里所说:“作者不是站在某一个地区写的,也不是站在某一教派写的,他是站在宏观、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写的,所以写得准,写得有深度,使人百读不厌!”
五
冯福宽,回回名穆罕默德·阿里。1939年生于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在本村读完了初中,在北京读完了高中,1959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现任主任记者。新闻工作岗位,给了很多采访方便。他走过许多名山大川,广泛接触了社会,对西北地区的民俗风情和穆斯林生活有比较深的了解,对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歌、山西河曲小曲、宁夏花儿等民间艺术形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的一些长诗和文章,被改为其他艺术形式,有的搬上广播、电视、舞台,有的出版。他的长诗《兰花花》,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改变成广播音乐诗剧,在全国播送;由陕西乐团改编成叙事表演合唱,代表陕西参加了第二届“北京合唱节”、“西北音乐周·兰州音乐会”;由陕西电视台摄制成舞台艺术片,在全国播映。他的长诗《闹红歌》,由陕西省歌舞剧团改编成同名叙事合唱,参加了“西北音乐周·西安音乐会”。他反映回族穆斯林生活的作品,被介绍到美国和瑞典。
对于冯福宽的创作,《人民日报》、《民族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了20多篇评介文章,对他的作品给以高度评价。
冯福宽已经年过半百,但他没有止步,他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正在向新的高度迈进;他在业余文学创作上,又订出了新的创作计划。我们预祝他在这两条战线上,齐头并进,更上一层楼!
(原载《新闻知识》199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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