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文已经成长为一个较有名气的记者，为广播自己走路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认路
大凡在自己岗位上能获得重大成果的人，都有强烈的事业心；患得患失，见异思迁，那是成不了大器的。1965年底，贺俊文从工作岗位调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台陕西记者站。在此之前，他很羡慕新闻工作，在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曾为地方报刊写过文章和报道，如今当上了专业记者，内心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他到记者站后不到两个月，就参加了中央台举办的业务训练班。长期以来，新闻广播在很大程度上，靠报纸、通讯社的稿子过日子，听众批评说：广播是“报纸的有声版”、“通讯社的传声筒”。搞广播宣传的同志也想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为了发挥广播的特点和优势，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经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央台在全国各地建立记者站，要广播学会“自己走路”。在训练班上，贺俊文明确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自己肩负的光荣任务，更加坚定了在广播战线大干一场的决心。
可是，“训练班”还没办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斗、批、改”一结束，贺俊文跟其他记者一样，被赶到了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当时的领导还向记者站宣布了禁令：不准向中央台发新闻、写“内参”。
做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这是什么道理？！贺俊文不肯善罢甘休。在劳动中，他和同志们发现，劳动模范社会活动过多，长期不能参加生产，脱离群众，影响不良。记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他对此做了一番调查，写成内参，送给省委。另外，他还和同志们一起，同当地通讯员研究问题，帮助通讯员修改新闻稿。
贺俊文想：中央台记者不能给中央台发新闻、写内参，这是违背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的，这样下去，广播怎样学会自己走路？为了维护中央台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利，他和大家商量之后，由记者站给领导上书，提出“我们能不能给中央台发新闻”？在有些人看来，这封信太奇怪了，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简直是个大笑话。其实了解背景的人都明白，这是决策者的敦促、挑战，也是一次“火力侦察”，刺探记者站的命运如何。当时，记者站是“留”是“散”，领导层意见分歧，斗争激烈。贺俊文是力主保留的。他在北京“学习班”的一些会议上多次呼吁，记者站一定要保留，绝不能砍掉电台专业记者这条腿。还算幸运，那封“怪信”到了北京以后，不知是“主散派”和“主留派”达成了妥协，还是当时宣传的需要，很快有了回音：“记者可以给中央台写专稿”，消息和内参还没有开禁。尽管这只是争到了广播记者的部分权利，贺俊文也为之欢庆。他满怀“归队”的喜悦，走上了采访第一线。
不久，日本《齿轮座》到西安访问演出，他兴致勃勃地投入了采访活动。他采制的长篇录音报道，声情并茂地反映了演出情况和中日两国演员和人民的友好活动。一些日本听众寄信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说他们收听到了这个报道，“深深地为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而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日本报纸还做了转载。
古人说：“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贺俊文通过这次亲身感受，对这个道理领会得更深刻了。他说：“各种新闻舆论工具，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互相代替，人为地把它们分为老大、老二、老三是不公平的。”当一辈子广播记者，这条路他认定了。
迈步
台子搭起来了，戏怎么唱？广播记者的路如何走，将会遇到些什么困难？贺俊文当时还是朦胧的。记者站担负着对内对外的报道任务，光中央台的节目就有十来个，它们的具体任务各不相同，内容有别，写法各异。这对一个广播宣传的新兵来说，都是新鲜的，也是陌生的。当时，他没多想别的，只是为了满足宣传的要求，凭着满腔热情和浑身的干劲上阵了。他好像一个没有经验、心中无数的采购员，东颠西跑忙忙碌碌，见“货”就抓。结果呢，“货不对路”，写的稿子不少，“命中率”却很低。一时他感到身陷困境，开始苦恼起来，甚至见到编辑的面就觉得难为情。
然而，他不“悔路”，他苦苦地思考着、探索着。中央台的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真像人们比喻的那样，是部“百科全书”，像个“万花筒”。他想，记者站人手少，难以分工，一个记者要完成这么多的任务，如果光有热情而本领不强，是无法胜任的。看来只有钻进去，下一番深工夫，观察、学习、研究、实践，不断增长才干，同时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获得成功。他总结了出师不利的教训后认为，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是难以奏效的。眼下最紧要的是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突破口在哪里？贺俊文在仔细分析了主、客观条件之后，终于找到了：他在调来记者站之前，二十多年一直是在各级学校读书和教书，对于青少年的思想、心理、学习、生活等比较熟悉，写起他们来，可能顺手些。于是，他把青少年节目定为自己的第一主攻目标。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他连续为青少年节目写了几篇稿件，编辑部都比较满意。“民间艺人韩起祥”这个录音访问记，共万把字，《青年节目》分两次播出后，收到各地听众来信，反应很好。这增强了他写好广播稿的信心。从这时起，他又开始向其他节目“进攻”了。根据宣传工作的需要，他一个阶段确定一个重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摸脾气”，写稿件。几年之后，他终于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大部分新闻性专题节目的特点和要求，写出了一批好稿。这时，他再也不为稿子上不去发愁了，编辑们纷纷向他“定货”，约写重点稿，记者站也把重大的采访任务，放心地交给了他。
人们把广播记者叫做“带话筒的人”。贺俊文把这话当成一种赞誉牢记在心。他一开始搞录音报道，就把录音机看做“亲密伙伴”，凡外出采访，大都带在身上。为了保证音响的真实性，他从不偷闲躲懒，陕北高原的梯田他上过，陕南秦岭山头他爬过，煤田的矿井他下过，农家的地窑他钻过，人稠广众的大场面他也走过，……20年来，除了中断工作的那些日子，他年年都有一批带音响的报道，质量不断提高。
搞录音报道费时间，挺辛苦，自不用说，有时还遇到阻力和干扰。贺俊文的亲朋好友中，曾有人对他说：“几十岁的人了，还拿那玩意儿，在众人面前，跑来跑去，多难堪！”他听了微微一笑：“有啥不好意思！这是我的责任，我是在完成任务！等你听了广播也会感到这是光彩的。”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采访场合，某些轻视广播的人，有的讨厌他，有的甚至横加干涉，多方限制。对此，贺俊文不是反驳几句，就是不理睬。他经常对同行们说：“在这种场合，我们是要讲礼貌，讲风格，但一定要落落大方，当仁不让，力争录下重要音响。”
攀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广播宣传也生机昂然，扩大了领域。“本台消息”上马了，广播评论诞生了，名牌专题也恢复了。这对贺俊文来说，是盼望已久的事，他的兴奋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要在这大好形势下大显身手，在他面前也出现了新问题。例如，“四化”建设给广播新添了一个重要报道对象——知识分子；而且是有重大成就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学者等科技人员。过去贺俊文笔下未曾出现过这类人物，缺乏这方面的采访经验。1977年冬，他去采访西北大学物理教授侯伯宇（当时是讲师）。侯教授是研究“基本粒子”的，贺俊文对此一窍不通。他凭着以往的采访经验，向教授提出了您是怎样克服困难，刻苦钻研之类的问题，结果是问一句，答一句，笼统地问，笼统地答。他没啥可问了，教授也没啥可说了。
这次采访为什么失败？贺俊文想来想去，就是一条：他和侯伯宇没有共同语言，谈不起来，深不下去。他再次登门，别的先不说，只求侯教授给他上一堂“基本粒子”课。这一下教授非常健谈，一讲就是三四个钟头。贺俊文边听边记，心里暗自庆幸。这样一来，“基本粒子”的概念，这项科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重大概念意义以及侯伯宇在研究中的态度、看法和重要成就，他都心里有数了，很快就把侯伯宇勇攀科学高峰的事迹，有声有色地介绍给了听众。
从那次采访以后，贺俊文深深体会到新形势对广播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更虚心地多方面求教，如饥似渴地读书，积累资料，充实自己。后来，他对针麻专家赵建础、小麦育种专家李丕皋、封如敏夫妇的成功报道和两年内写出20多篇介绍陕西文物古迹的稿子，正是这样做的结果。
贺俊文从不满足自己的成绩，他决心要成为“竞争”中的强者。1981年，爱国主义教育又提到了宣传工作的日程，记者们都在考虑自己该写出什么样的“重头东西”，贺俊文也不例外。正当他思索选题的时候，中央台四川记者站康庆良向他发来了“请帖”，约他一起漫游“蜀道”，写写蜀道今昔。他太高兴了。“蜀道”历史闻名，而今变化又大，这个题材，当时尚无记者涉足，应该通过“蜀道”今昔介绍，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和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争取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想到这些，他马上决定和康庆良通力合作，亲自走一走“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
他们由陕西经甘肃到四川，爬山涉水，历时三个月，行程四千里，首先完成了采访、考察任务。为了保证稿件质量，他们从动笔到完稿，前后花了4个月左右的时间，三次易稿，力求精益求精。
《蜀道游记》一组专稿共16篇，中央台《祖国各地》节目连续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听众纷纷来信说，“这组文章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激动着每一个听众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发的《关于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中也肯定了这个专题。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在排印《蜀道游记》，不久即可同读者见面。
去年春天，中央台组织了一次关于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的报道，贺俊文与另一位记者被两次派往“双城堡”调查采访。这次调查，情况复杂，阻力不少，但他们坚持原则、严守纪律、谦虚谨慎、深入细致、艰苦朴素，终于把问题查了个水落石出，既向中央提供了可靠的有价值的“内参”，又写出了一系列公开报道，在中央台这个战役性的连续报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回到记者站以后，陕西同行中一些人，见了面就夸赞说：“真行呀！两年抓了两个‘老大难’（指蜀道游记和双城堡报道），你为咱广播记者争了光！”
记者的新闻报道，要抓住时代的特点，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斗争。贺俊文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今年6月下旬，他得到一个消息，陕西医药科学试验厂单方中止王克毅的承包合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公开审理这一案件。他想，在全国城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记者应从各个角度反映这一重大主题。他立即同有关单位联系，调查了解，掌握情况，从法院的公正判决到试验厂赔偿损失、恢复合同，10天之内连续发了4篇报道，编辑部还配发了一篇评论。这组连续报道，既赞扬了司法机关运用法律保护和支持改革，也促进了思想上对改革还不通的少数人认识和改正错误，对勇于改革的人也起了鼓舞作用。陕西省委有关领导同志对这组连续报道也比较满意，说中央台对这件事报道得好，起了好作用。
贺俊文勤奋努力、敢想敢干的先进事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表彰他，中央台、广播电视部、中直机关党委，曾分别授予他“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今年11月，他又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
（秦野是中央台陕西记者站站长叶勇前的笔名）
（刊登于中央台《记者通讯》198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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