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成家立业基石，做人失了“诚信”，就会寸步难行。陈嘉庚一生洁身自爱、严于律己，以诚信铺路，行得光明坦荡。他说：“余以为历史上凡能成伟大领袖者，总不能离去‘诚’、‘信’二字。就普通平民而言，若无诚信，已失其做人之资格。我国古云，‘不诚不物’，又云人无信不立。自数千年前创造中国文字即有此意，如诚拆开则为信与成，意谓所言成行谓之诚。又信字拆开，即人与言，谓人言必信是也。”陈嘉庚这段精辟话语是对自己一生待人以诚、言出必行、诚信做人的绝好总结。
1904年，陈嘉庚父亲所营企业破产，欠印度债主哈利20多万元巨款。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父债子免还”，况且陈父当年便因破产而抑郁成疾不幸去世，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白手创业的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当时曾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嘉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败后艰苦创业10年左右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6年3月，尼赫鲁访问新加坡，陈嘉庚在欢迎会上致词，题为《领袖与诚信》，指出无论商界政界，“诚信”都是无价之宝，是成功的保证。
陈嘉庚的“诚”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他无论政治环境如何都绝不指鹿为马，论人论事，是即是，非即非，绝不口是心非，绝不沽名钓誉，绝不畏强权而作谀辞。这就是政治上的诚实，尤其是政治上的诚实更是他爱国热情的突出体现和深层的根源。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陕北访问视察时亲睹陕甘宁边区军民抗日热情高涨，社会秩序良好，还有一次亲见八路军押解所俘日本兵前往战俘营，令他非常感动，说是到了陕北才相信中国人真的打过胜仗。后来他在各省视察时，许多次大会上都实事求是地报告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他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党设立的社团）演讲中指出“重庆传闻无一不谬”，事实上延安“无失业，无盗贼，无乞丐，治安亦极良好”，重庆方面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根本是胡说八道。有人劝陈嘉庚不要替共产党讲好话，陈嘉庚说：“我不能指鹿为马”。此事蒋介石闻知后大为震怒，但亦无可奈何。
“诚”在陈嘉庚身上的体现是实事求是、敢说真话。
1954年，中央根据陈嘉庚的建议决定修筑鹰（潭）厦（门）铁路。当时在角尾—集美路线设计上他同负责相关设计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但他没有屈从苏联专家的专业理论，自己亲自到集美、杏林等地实地勘测。最终他的提案被党中央接受，杏林—集美海堤顺利施工，周边百姓受益无穷，郭沫若曾称赞陈嘉庚：“陈嘉庚先生为什么这样伟大呢？因为他做的事情不是为他自己，是为老百姓。”
在陈嘉庚的故乡集美到处能看到一些以“诚”命名的庭院或店铺，如诚园、谦诚书屋等等，还有不少商家打出“诚实经营”、“诚信是金”等标语。
陈嘉庚回国定居后，也常常教诲身旁的人要诚实守信。
1956年10月，星马工商贸易考察团里的一些乡亲回到集美，陈嘉庚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饭，并叮嘱总务主任叶祖彬多做一些饭。结果叶祖彬忘了通知，让客人们饿了肚子。尽管事情不大，陈嘉庚却认为，叶祖彬在这件事上对他失了信，同时也让他失信于客人，因此，要求叶祖彬写出检讨，并给予停薪一个月的处罚。展现了他奖罚分明的性格。
1958年，当时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区土地有限，学校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他的秘书张其华认为有道理，便请示陈嘉庚，结果受到陈嘉庚的严厉批评。陈嘉庚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东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是不诚实之举，并责怪张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校的这种错误主张，还要照搬来提什么建议。
“君子必诚其意”，陈嘉庚无论经商还是做其他事，历来铁骨铮铮，永不毁诺。1918年，陈嘉庚和胞弟陈敬贤亲自将“诚毅”二字定为集美学校的校训；如今，集美的不少商铺都在讲求诚信，集美的学堂也在讲授诚信，陈嘉庚一生崇尚的诚信美德，正在集美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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