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被世界公认。
梅兰芳，作为中国传统戏剧的代表为世界所共识。
中国戏剧历史悠久，它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同为世界三大戏剧源泉。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经过它们的辉煌岁月，相继被歌剧、舞剧、话剧所取代；唯独中国戏剧则以歌唱、舞蹈、话白等综合性的戏曲体制流传至今。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戏剧至近、现代，已经发展成以中国京剧为代表的若干地方剧种，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多方面原因，致使朝气蓬勃的各个剧种，只能长期在国门之内封闭性地生存。
那么，中国戏剧能否冲出国门？何时冲出国门？由谁率先将它引向世界？在世界上又将居于何种地位？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天命注定，要由梅兰芳的实际行动给予回答。
梅兰芳不愧是中国戏剧的一代宗师，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他从26岁起，便率领中国京剧团体，先后赴日本、美国和当时的苏联访问演出，以巨大的艺术影响，使中国戏剧跻身于世界戏剧之林，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崇高的荣誉。
轰动日本
1919年，梅兰芳首次应日本“帝国剧场”邀请，由日本“共同通讯社”驻北京主任村田孜郎任向导，赴东京、大阪、神户访问，隆重演出《贵妃醉酒》、《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常娥奔月》等梅派剧目和《虹霓关》、《御碑亭》以及《乌龙院》、《空城计》等传统剧目。
日本国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近现代也有很多人曾在中国看过京剧，尤其敬仰梅兰芳的舞台风采。所以，梅兰芳率领的演出团体刚一踏入日本国土，便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东京各界代表亲自到东站迎接中国艺术使者，簇拥梅兰芳与梅夫人下榻“帝国饭店”，当日举行盛大招待会，庆贺梅兰芳一行的到来。
《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国民新闻》、《读卖新闻》、《中央公议》、《万朝报》、《都新闻》、《新演艺》和《演艺画报》等各大报刊，纷纷采访梅兰芳，连篇累牍报道演出盛况，发表赞美中国京剧和梅兰芳高超表演技艺的评论文章。
当地群众几乎都把能够买到一张梅兰芳的戏票，视为一大幸事。因此，尽管票价显得高昂，但每场却都很快销售一空。
东京连续公演12天，接着被请到大阪、神户等地演出，照例引起轰动效应。各大报刊率先报道演出盛况，顿时形成赞扬中国京剧和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热潮。
梅兰芳首次日本之行，旗开得胜，载誉而归。他说：“第一次访问日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从经济观点着眼的。这次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炮。”（见梅兰芳：《东游记》）
1924年，日本“帝国剧场”再度邀请梅兰芳光临东京、大阪等地访问演出。他又率领剧团欣然前往，并且增加了一批上演剧目。由于第一次出访已在日本国土上撒下了中国京剧的种子，所以这次重访也就更加受到欢迎。
这期间，除了每场演出盛况空前之外，日本“帝国电影公司”还特将梅兰芳演出的代表性剧目《虹霓关》、《廉锦枫》及《红线盗盒》等，拍摄成舞台纪录影片。接着，日本《演剧新潮》杂志社，又盛请梅兰芳剧团出席日中戏剧交流座谈会，促使两国戏剧家在学术研讨中，形成了深厚的友情，共同推动东方戏剧的发展。
风靡美国
梅兰芳两次访问日本回国之后，决心进一步扩大中国京剧的对外影响。于是，便产生赴美国旅行演出的打算。
他想：美国不同于日本，是西方的一个发达国家。中国京剧，作为东方表演艺术，是否能被西洋人接受，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够拥有广泛世界性的重大考验。而迎接这场考验，自己应是责无旁贷的。
这种想法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显然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的打算一经说出，便立即受到同仁挚友的普遍赞同，以至得到官方的钦佩和支持。
1929年10月，经过周密的筹划，由新闻界向社会宣布：梅老板近期将率国剧团体赴美利坚合众国献艺……
这条新闻引起社会上的强烈震动，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护：
北京市工、商、学界，证实这个消息之后，在齐化门大街的“世界社”，为梅兰芳举行公宴，对他赴美演出的雄心壮志，表示振奋与祝福。
河北省政府与北平（京）市政府，为梅兰芳访美行动，举办盛大宴会，希望中国的国剧能在西洋赢得殊荣。
天津市“美国大学同学会”，为梅兰芳勇于西征，举办欢送会。市长崔廷献到会讲话，称颂梅兰芳的远大抱负。
国内知名人士李石曾、周作人、刘半农、刘天华、郑颖孙、杨仲子、韩权华等数十人，于北京热情集会，共祝梅兰芳为国争光。
……
然而，就在这时，得到一条出师不利的消息：美国此刻发生经济危机，并且日益严重。消息传开，引起人们的不安。许多朋友纷纷劝说梅兰芳，请他暂时放弃访美计划。还有知已者坦诚告诫他，指出这时去美国演出不会拥有更多观众。如果只能演几场，那么无论个人名誉，还是财力，物力都将受到莫大损失。
梅兰芳深深感谢朋友们的真诚关注，尽管这次出国，在经济上仍旧属于自负盈亏，然而并未因此动摇他的决心。他慷慨地向大家解释说：“这次去美国演出并非是为了淘金，而是希望通过演出，能使中国的古典京剧艺术跻身于世界戏剧之林，即使自己蒙受了重大损失也是值得的。”
人们看到他的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加以劝阻，反而被他这种为了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深深感动。因此，欢送他的热烈场面，较此前赴日本演出时更为壮观。
1930年1月28日，众人瞩目的梅兰芳，率领他的演出团体于上海港登船启航。国内政界要员数十人与广大市民聚集码头，一道为他举行欢送大会，祝他此行一帆风顺、圆满成功。
梅兰芳在一片祝愿声中，激情满怀地率领演出团体登上远洋客轮。他仰望蓝天，思潮翻滚。他背负祖国人民的殷切希望，怀着弘扬祖国民族文化的必胜信心，经过日本横滨和加拿大的维多利亚，于美国西雅图登陆；再由西雅图转乘火车，路过芝加哥，终于在2月9日长途跋涉抵达美国的最大都市——纽约。
尽管美国未摆脱经济危机，但是美国政府、美国人民，中国驻美使节和广大旅美侨胞，都对梅兰芳的远道而来，予以盛情欢迎。
2月14日，中国驻美国公使馆，接请梅兰芳剧团来首都华盛顿，由公使伍朝枢先生亲自主持迎接梅兰芳剧团的高层次招待会。美国政府除总统一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和华盛顿各界名流500余人热情出席，同时欣赏了梅兰芳答谢演出的代表性剧目《睛雯撕扇》。
按协议规定，梅兰芳于2月16日首先在纽约举行公演。主要剧目有梅派传统戏《汾河湾》、《贵妃醉酒》、《打渔杀家》、《霸王别姬》和新编梅派戏《西施》、《红线盗盒》等13出。
国内外新闻界，都把关注的目光凝聚在纽约的公演实况上。大家知道，梅兰芳在纽约公演的成败，决定他全部访美演出的兴衰。因此，这条新闻将以什么样的语言出现，谁的心里也没有足够的底数。
梅兰芳又何尝不是这样想。尽管他充分相信自己的艺术实力，但这里毕竟是与中国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西方，是美国，而且首次公演的处所又是世界上的最大都城，那么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将立刻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影响。他想，个人荣辱事小，祖国京剧的名望事关重大。他感到，眼前就是战场，胜败如何全都在此一举。
可靠的新闻只能用事实书写。结果是：梅兰芳在纽约一炮打响，接着轰动全城！原定演出场次一再突破，一连演出28天，戏院天天都是客满。戏票大都在事先预售一空。戏院票价最高为5美元一张，而黑市上竟达18美元。顿时间，梅兰芳成为纽约全体市民最为瞩目的中心人物，致使经济显得冷落的市面，突然掀起拥戴梅兰芳的一股文化热潮。
当时，全市正在举办“鲜花展览会”。由于人们热爱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便将其中的一种珍贵鲜花，命名为“梅兰芳花”。与此同时，人们又情不自禁地编写一首大家传唱的歌曲，名叫《欢迎梅君兰芳成功歌》。这期间，市内一些商店还争借梅兰芳穿过的戏衣或其他艳丽的京剧服装点缀门面，摆在橱窗的醒目之处，借以吸引顾客光临……
梅兰芳的精湛表演迷住了纽约市民，最后一场演出刚刚闭幕，全体观众热烈请求排队上台一一与他握手。梅兰芳诚恳地满足了人们的要求。但是，想不到经过几十分钟，握手的观众还是络绎不绝。后来才发现其中的秘密，原来很多人与他握手走下舞台之后，又恋恋不舍地回过身来接着排队，再次上台与他握手。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为了留下梅兰芳的艺术形象，特意将其演出的《刺虎》拍成有声电影（梅兰芳扮演剧中的费贞娥）。
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达克·杨，在《新共和》杂志发表题为《梅兰芳和他的剧团节目》综述文章。谈到梅兰芳在纽约演出的轰动效应时，他激动地说：“在一个属于古老民族的传统艺术和一个被他们的人民承认为伟大的艺术家面前，我们大多数观众必定会感到谦卑……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使我们足以见到这是本季度戏剧的最高峰！”
罗伯特·里特尔，在《纽约世界报》发表述评文章。他说：“梅兰芳在舞台上出现3分钟，你就会承认他是你所见到的一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三位一体，结合得那样紧密无间，你简直看不出这3种艺术之间存在什么界限……你至少在首次惊讶和欢乐地接触到他的艺术时，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最后感叹地总括说：“像这样的艺术，过去在纽约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
美国其他著名理论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也都情不自禁地纷纷发表赞颂性评论文章，由衷地称道梅兰芳是“罕见的风格大师”，称他的表演“卓越非凡”得“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放出东方民族独特的艺术光彩”。评论家R·D·斯金南，在高度赞扬梅兰芳的迷人表演成就之后，概括美国人的共同观赏感受时，说道：“梅兰芳的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
纽约掀起的梅兰芳热潮，迅速波及美国各地。接着，梅兰芳盛情难却地先后被请到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和檀香山等地演出。每到一处，掀起一阵热潮，而且受到当地政府和外国驻当地使节的大礼招待。除舞台公演盛况空前之外，报刊宣传、唱片灌制和拍摄新闻影片等，每日应接不暇。
洛杉矶市波摩拿学院院长晏文士博士，急不可待地召集全校教授开会，一致通过决议，于5月28日提前向梅兰芳颁发荣誉奖章，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的破例之举。接着，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高度评价梅兰芳的学术造诣，同样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梅兰芳这次美国之行，超出原来的预想，纯公演竟多达72场，而且场场座无虚席。6月下旬作访美最后一周演出时，罗伯特·里特尔发表文章写道：“最后一周了！——梅兰芳在下星期六将作最后一场演出。你如果还没有看过他的表演，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迟早要后悔的……”梅兰芳受到美国人民的怎样爱戴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期间，他除了广泛接触美国官员和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及大学教授等著名人士之外，还特别与戏剧家贝拉斯考、斯达克·杨；舞蹈家露丝·丹尼斯、泰德·萧恩；电影艺术家卓别林、范明克、玛丽·毕克福等，在艺术交流中结下深厚友谊。这些朋友更为赞佩他的表演，更加敬仰中国的京剧艺术。
梅兰芳，作为艺术大师，并不注重个人获得怎样崇高的荣誉，只因看到祖国的京剧已经“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感到无限欣慰。
正像国内报刊称颂的那样：“他的卓越表演，使祖国的戏曲艺术在国际艺坛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放出了东方民族独特的艺术光彩。”
享誉苏联
梅兰芳风靡美国的创举，引起了欧洲的震动。许多欧洲大国纷纷邀请梅兰芳能够访问欧洲，其中尤以当时的苏联政府显得更为积极。
1934年4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听到梅兰芳有意访问欧洲的消息，感到特别兴奋，急切地通过中国外交部致函梅兰芳，希望他访问欧洲时，一定顺路光临苏联，并且表示：“梅君在苏联境内的食宿招待，可由苏方承担。”
梅兰芳收到这样热情的邀请函，很受感动，决定接受邀请，同时发出应邀电报。电文称：“苏联之文化艺术，久所佩羡。欧洲之游如能成行，必定前往。”
苏联方面接到梅兰芳的电报，更为兴奋，马上向中国外交部致电：“苏联热列欢迎梅兰芳，请将表演节目，酬劳及其他一切条件详细函告。”
不巧，当时中国华北地区正在遭受黄河水患。梅兰芳为了救济广大灾民，赶到开封市进行为期10天的捐献演出，来不及考虑出国事宜。苏联方面担心发生变故，接又致函中国当局，说明“苏联将以国宾身份邀请梅兰芳和他的剧团赴苏演出。”
梅兰芳捐献演出结束后，看到苏联的盛情电函，感到无法谢绝。于是，他便与有关方面反复协商，决定专应苏联邀请，暂时放弃赴欧洲其他国家访问的计划。
这个决定受到苏联的由衷赞成。为了尽快成为事实，中苏双方有关人员共同组成梅兰芳访苏演出招待委员会，使之正式列入两国文化交流的议事日程。中国方面的委员有：中国驻苏代办员南如和驻苏外交官员戈公振；苏联方面的委员有：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维奇·丹钦科，以及梅耶荷尔德、塔依罗夫、爱森斯坦和特烈杰亚柯夫等戏剧、电影、文学各界的著名人士。
同年12月28日，委员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就绪，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亚先生，正式向梅兰芳颁发邀请书，并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会晤，共同商定梅兰芳启程时间和生活安排问题。
梅兰芳深切感到，苏联方面以国宾礼仪接待自己的出访，在规模和性质上都与此前的访日和访美演出不尽相同，明显含有中苏两国之间的文化外交因素。所以，他对这次出访就更加重视。临行之前，特请国内著名教授张彭春、余上沆、谢寿康、田汉和艺术家徐悲鸿、欧阳予倩等，协助自己筛选赴苏演出剧目。同时聘请张彭春教授为演出团总指导，余上沆教授为副总指导，以保证演出的艺术质量和文化交流的学术水平。至于随团的翻译和演职人员，也都具有很好的素质。
1935年2月15日，因梅兰芳不愿意经过当时的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我国东北地区）出境，苏联政府特派他们的“北方号”专用客轮赶来迎接。同行者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博士和赴苏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中国“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剑云先生，以及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大公报》驻苏记者戈宝权等，致使旅行阵容更为壮观。“北方号”专用客轮，由中国上海启航，经过太平洋直驶海参崴。全团成员于海参崴换乘西伯利亚火车，转向西行。
3月12日清晨，梅兰芳一行，经过20多天的漫长旅途，安全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戏剧家协会等各界代表，挥舞花束于火车站月台热烈欢迎梅兰芳的到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致欢迎词。梅兰芳致答词。颜惠庆大使发表讲话。苏联电影界代表爱森斯坦激动地发言，赞称：“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剧艺术，可供苏联电影借鉴，希望彼此为戏剧、电影的艺术质量而奋斗。”接着，情不自禁地高呼：“联合苏中两国民族的力量，定能创造出一种新人类的艺术！”照相机、摄影机刻不容缓地拍下了这一组组生动的场景。
梅兰芳下榻于莫斯科“都城饭店”。苏联政府特别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考虑长途旅行的疲劳，10天之内不安排演出活动，请他尽量休息，适当进行一些必要的参观游览和出席文艺团体的宴请。这期间，他除了参观一些旅游景点和文物单位之外，相继出席有苏联高级官员参加各种宴会。同时又与“欢迎梅兰芳委员会”的所有委员进行亲切畅谈。
3月22日至4月13日，他应邀先后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隆重演出。除上演访问美国的那批主要剧目之外，又增加了《钟馗嫁妹》、《木兰从军》和《盗仙草》等。尽管苏联是世界公认的戏剧大国，观众欣赏水平普遍很高，但是都被他的精彩表演和中国京剧的独特魅力所征服。千人以上的各大戏院，所有戏票都在开演之前预售完毕。剧场里的观赏气氛十分红火，每出戏演完，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全场演完，掌声、欢呼声此伏彼起，不仅争献鲜花，而且频繁谢幕，有时多达20几次，充分体现苏联人民对他本人和中国京剧的由衷热爱。
他的这次访苏演出，惊动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很多人不惜远道而来，一饱观赏梅兰芳大师表演艺术眼福。时逢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正在苏联。于是，他有幸与俄罗斯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道观赏梅兰芳大师的表演和中国京剧艺术，并在彼此相处中，结下真挚的友情。这便是写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光辉一页——梅、斯、布三位戏剧大师相会于莫斯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高度赞扬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剧的表演，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动作。”布莱希特惊喜地从梅兰芳和中国京剧表演体系里受到重大启发，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学术主张，提出一个戏剧表演的理论观点：“间离效果”。苏联和来自其它国家的戏剧家们，也都在观摩梅兰芳的舞台演出中，举行座谈会，从理论上畅谈各自的心得。梅兰芳以谦虚的美德征求各国戏剧家们的意见，从中取得很大收获。因此，这次演出活动，同时又成为一项国际性的戏剧理论研讨活动。
4月13日午夜，梅兰芳于“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告别演出。剧场里包括中央三面包厢（楼上雅座）全部客满。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高尔基和全苏文艺界著名人士大都到场祝贺，演出盛况空前。
此后，苏联政府又挽留梅兰芳和演出团成员在莫斯科参观几日。4月21日，演出团离苏回国。梅兰芳和余上沆教授应邀，相继赴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进行戏剧考察和学术交流。至此，他的足迹留遍欧洲各主要国家。
梅兰芳青年时代便以弘扬祖国民族文化为己任，通过访问日本、美国、苏联和其它国家，使中国戏剧闻名遐迩地走向世界，从此为中外戏剧文化的广泛交流，开创一条畅通无阻的历史先河。
与大师的友谊
1924年5月，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来北京访问讲学。抵达北京时，刚好赶上他63岁生日。当时，北京的活剧演出组织新月社，为了庆祝他的寿辰，于5月10日在东单三条协和医学院礼堂，用英文演出了他的话剧《齐德拉》。
这是中国首次上演印度戏剧。
观众席上，和泰戈尔坐在一起观看演出的是梅兰芳。演出结束时，泰戈尔对梅兰芳说：“在中国看到了自己的戏，很高兴，可我希望在离京前还能看到你的表演。”为满足这位文学大师的心愿，5月19日，梅兰芳在开明剧院专门为泰戈尔演出了一场《洛神》。泰翁身着他所创办的国际大学的红色长袍礼服自始至终观看得非常认真。演出结束后，又跑到后台向梅兰芳致谢：“我看了这出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再谈。”
第二天中午，泰戈尔特意评价了前一天晚上的演出。认为梅兰芳的表演精彩异常，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然后，对《洛神》中“川亡之会”一场的布景提出了意见。他说：“这个美丽的神话剧，应该从各方面来体现伟大诗人的想象力，而现在所用的布景未免显得平淡。”他建议：“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创作出人间不常见的奇峰、怪石、瑶草、琪花，并勾勒金银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
梅兰芳对这番意见非常赞同。在后来的演出中，他果然按照泰翁的建议，重新设计了那一场的布景，取得了可喜的效果。此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另一位同梅兰芳相交甚欢的就是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
1930年5月的一天，梅兰芳一行抵达电影名城洛杉矶，当晚应剧场经理之邀来到一家夜总会，出席了由市长、企业家、导演、明星、著名艺术家等组成的62人赞助委员会举办的盛大欢迎酒会。宾主刚刚入座，一位神采奕奕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他穿着工作服，连领带也没有系，与那些身着正统礼服的参加者相比显得格外特别。梅兰芳觉得似曾相识，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时，剧场经理站起来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经理又向卓别林介绍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情不自禁地热烈握手并紧紧拥抱。
那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影片《城市之光》，当他得悉洛杉矶专门为梅兰芳举行欢迎酒会后，他赶紧抽出时间前往参加，并为自己没来得及回家换衣服而向梅兰芳连连道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酒会竟然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们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从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手势动作和面部表情，来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剧情内容。卓别林盛赞中国古典戏剧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而且给美国电影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艺术参考价值。他还向梅兰芳介绍自己早年也是舞台剧演员，后来才拍电影，并详细询问了京剧中丑角演员的表演技术。梅兰芳对卓别林说，中国京戏里的丑角是很重要的，艺术含量也很高，自己的前辈中就有一位造诣很深的丑角名家萧长华先生，可惜这次他带来的节目中这类角色不多，仅《打渔杀家》中有一点，希望卓别林以后有机会访问中国，到时一定能够欣赏到中国京剧界许多丑角的精彩表演。尽管这是梅兰芳与卓别林的第一次见面，但是由于对戏剧有着共同的挚爱和追求，他们毫无陌生感，反而无拘无束，相谈甚欢。
几天后，梅兰芳应邀到卓别林和范朋克等合办的联艺公司，以及米高梅、二十世纪等拍摄现场参观，再次和卓别林探讨了舞台表演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卓别林热情相待，详尽地向梅兰芳介绍了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情况，最后两人亲切合影，为世人留下了一幅十分珍贵的照片梅兰芳身穿蓝缎团花长袍、黑缎马褂，卓别林身着笔挺西装，两人面含微笑，双手紧紧相握……当时，梅兰芳与卓别林都正值壮年，各自在艺术创作和表演道路上独树一帜，他们彼此仰慕，互相勉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梅兰芳与卓别林约定，如来中国，一定到梅家做客。
1936年，卓别林携带新婚妻子宝莲·高黛等一行四人到亚洲蜜月旅行。3月初，梅兰芳接到卓别林发来的电报：“来华旅游，过沪时极愿一晤。”一别六年，卓别林果然如约前来，梅兰芳十分高兴。3月9日下午1时半，卓别林乘坐的“柯立芝总统号”抵达上海。下午5时半，卓别林在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等100多位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陪同下，出席了国际艺剧社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宴会。
老朋友重逢，分外高兴。卓别林不无感慨地说：“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经斑白了，而你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发，这真是太不公平了！”说完，卓别林哈哈大笑。梅兰芳却从卓别林幽默、调侃、夸张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颇不顺达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你比我辛苦，每一部电影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你保重身体。”
宴会上，梅兰芳关切地问卓别林喜欢看什么，卓别林兴致勃勃地提出想要看中国的国粹京剧。梅兰芳回答说，很不巧，自己当晚没有演出，但可以带他去观赏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表演，卓别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晚上6点半，卓别林在下榻的华懋饭店接受记者采访后，在梅兰芳的陪同下先去“大世界”了解上海市民阶层看戏、娱乐的真实状况，然后到隔壁的共舞台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这时，《火烧红莲寺》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戏中有文有武、有唱有做，卓别林看了连连鼓掌，尤其是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两人热闹的武戏斗剑一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赞誉为这是“东方仅有艺术”。
从共舞台出来后，梅兰芳又马不停蹄地带卓别林来到新光大戏院观看马连良、小翠花、叶盛兰、刘连荣等上演的全本《双娇奇缘》。卓别林进场时，正赶上《法门寺》中表现生、旦、净、丑各展所长的“行路”一场。梅兰芳告诉卓别林，中国人看戏曲，极少拍手，而是喝彩，因此看到精彩处，卓别林也跟随着观众一起，时时忍不住地叫“好”。而看戏前，梅兰芳已向卓别林讲解了全剧的情节、每个角色的各自性格及其表演特点，尤其是着重介绍了其中的丑角贾桂。那天，演贾桂的名丑马富禄以清脆嘹亮的嗓子、滑稽夸张的表情，将一个奴颜婢膝、阿谀谄媚的太监刻画得细致入微，引起了卓别林的极大兴趣。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一舞台形象，认为马富禄演活了人物的性格，非常成功。卓别林又仔细询问了京剧中不同的曲调板式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梅兰芳一一作了介绍。卓别林说：“中西音乐歌唱，虽然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却是一样的。”
3月10日上午9时，卓别林一行带着对上海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返回“柯立芝总统号”，兼程香港，继续他的蜜月旅行。卓别林在上海只停留了短短一天多时间，梅兰芳几乎全程相陪。也仅仅是这一天多时间，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1946年，卓别林还记忆犹新地向中国电影演员黎莉莉回忆起10年前到上海看京剧，在舞台上与马连良一起跟观众见面的情形。此后，梅兰芳与卓别林虽然没有机会再见面，但两人一直彼此牵挂，相互关心，相互支持。
1941年春，《大独裁者》将到香港上映，“皇后”、“娱乐”、“利舞台”三家影院竞相争夺首映权。由于三年前梅兰芳曾在“利舞台”演出过，该影院经理就径直去找正寓居香港的梅兰芳想办法。梅兰芳答应致电卓别林代为征询。卓别林迅速复电表示同意，《大独裁者》的首映权终于破例被中国人办的“利舞台”影院所获得，一时在香港引起极大的轰动。
在香港生活期间，梅兰芳经常看卓别林的电影以打发难挨的日子，他对卓别林敢于在影片中无情讽刺、鞭挞法西斯的胆识极为赞赏，一部《大独裁者》他先后看了6次，仍意犹未尽。他甚至逢友便问：“你看过《大独裁者》没有？快去看看！”还催促两个儿子葆琛和绍武也去看，并耐心地为他们分析场景，帮助他们了解影片中深刻的政治含义。
梅兰芳在表演之余喜欢收藏火柴盒。他的藏品中有这样一只火柴盒：画面上是卓别林扮演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玩弄地球仪，里面的火柴都制成炸弹形状，磷面正好连到希特勒的屁股，给人看了有一种“玩火者必自焚”的联想，整个设计幽默而又寓意深刻。这一由卓别林亲自设计的火柴盒，是“利舞台”作为《大独裁者》的首映广告而赠送给梅兰芳的。梅兰芳因此对这只火柴盒特别珍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卓别林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梅兰芳对卓别林所遭受的不公平境遇愤愤不平，他深切怀念远在异国的朋友，时时打听他的消息……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宴请卓别林，卓别林深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到过上海，看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令我钦佩！还看过马连良先生的戏，真是好极了！”梅兰芳闻讯后非常高兴，他焦急地盼望着与卓别林第三次见面畅叙的时刻早日到来。直到50年代末，梅兰芳还对一位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林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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