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原为韩国王室的储公子，师承荀子，精于“刑名法术之学”。相传韩非子口吃，不善言辞，但文章出众。韩非子以其学说进谏韩王，但韩国实力弱小、政治腐败，因而无法施行。秦王嬴政看到韩非子的著作后，十分赞赏，因而急攻韩国，韩王被迫派遣韩非子出使秦国，秦王得以留任韩非子。秦相李斯出于嫉妒，与姚贾等人陷害韩非子，致使韩非子入狱，最终自杀于云阳。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并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同时借鉴老子的哲学思想，将“道”赋予了“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法、势、术，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韩非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于《韩非子》一书中。据考证，《韩非子》大部分出于韩非子自著，但也有少量托名之作。
奋勇无敌
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
—韩非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奋勇拼死，就可以对付十个人；十个人奋勇拼死，就可以对付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奋勇拼死，就可以对付一千个人；一千个人奋勇拼死，就可以对付一万个人；一万个人奋勇拼死，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韩非子认为，只要严格执法，赏罚分明，让战士们有立功的责任感，他们自然就会奋勇争先、拼死杀敌，从而达到以一当十、所向披靡的效果。
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共同反对秦朝的暴政。
秦将章邯打败了项梁，认为这时的楚军元气大伤，根本不足为患，于是便把起义军放到一边，挥师北上，向赵国发起了进攻，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赵国的首都，赵王歇逃往巨鹿。
章邯派秦将王离把巨鹿围得水泄不通，自己则率领大军在巨鹿南面的棘原上驻扎。为了迅速给部队补充给养，他还派兵在棘原和巨鹿之间建造了一条粮道。
陷入重围的赵王不断向楚怀王求救，此时，楚怀王的部队经过休整，已经渐渐恢复了元气，正准备向咸阳发动进攻。项羽报仇心切，得到消息之后要求带兵进关。
楚怀王身边的一些老臣却有不同意见，他们对楚怀王说：“项羽的性子急，脾气暴，杀人太多；相比之下，刘邦性情宽仁，是一个忠厚的人，派他去更好。”楚怀王听取了老臣们的意见，于是派刘邦攻打咸阳，另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带领二十万大军到巨鹿去救赵王。
宋义上任后下了一道命令：“将士们虽然求战心切，但是如果有谁不服从指挥的话，就依军法处斩！”这道命令分明就是针对项羽的。这时已经是冬季，军营里的粮草渐渐接济不上，兵士们受冻挨饿，纷纷找项羽诉苦。
项羽说：“现在军营里已经没有粮食了，但是上将军却仍然按兵不动，自己整天喝酒作乐，像这样不顾及国家和士兵的人，哪里像个大将的样子呢？”第二天，在众人议事的时候，项羽与宋义发生了争辩，项羽一怒之下，拔出剑来把宋义杀了。
随后，项羽派英布率领两万人为先锋部队，渡过漳水，将秦兵打得落花流水，占领了对岸，切断秦军的补给线，把章邯和王离的军队分割开来。项羽对将士们说：“咱们这次打仗，已经没有了退路，所以，三天之内，一定要大败秦军。”项羽勉励大家英勇杀敌，立功受奖，如果临阵脱逃，便军法处置。
项羽的决心和勇气深深鼓舞了将士们。楚军把王离的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将士们个个士气振奋，越战越勇。一个楚军的士兵能打败十个秦军的士兵。最终，经过多达九次的激战之后，楚军终于活捉了王离，继而又打败了章邯。秦军将士死的死，逃的逃，巨鹿之围就这样解了。
项羽看上去是在自绝后路，但其实这恰恰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断绝了自己的后路，将士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所有将士都必须拿出百分之百的勇气与决心投入战斗。由于没有退路，他们只能拼尽全力向前冲，这其实就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
虽然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依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仅仅因为遇到了困难就畏缩不前的话，那么，你的人生之路就将无法继续向前延伸。人的一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在困难面前同样需要有勇气和信心，需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的勇敢精神去挑战自我，去解决各种难题。有一句话说得好：当你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梦想时，拿出勇敢的行为，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良药苦口
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
—韩非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用最聪明的才智之士去说服最圣明的人，未必一开口就被接受，伊尹向汤进言就是这种情况；用聪明的才智之士去说服智力一般的人，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向商纣进言就是这种情况。
韩非子这段话表现出了在封建时代臣子向君王进言时的困难。臣子向君王纳谏，很少有一次就成功的，就算是一个明君，也要经过几番劝说才能最终达到目的，而如果对方是一个昏君的话，甚至还有可能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夏朝最后的君王是夏桀，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当时，商只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在首领汤的统治之下，商的势力渐渐得到壮大。原是商汤妻子的陪嫁奴隶的伊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一天，伊尹在做菜的时候故意把几样菜做得没有味道，商汤立刻召伊尹前来问话。伊尹对商汤说：“大王，烧菜既不能过浓，也不能太淡。过浓则难以下咽，太淡则毫无滋味。治理国家就好比做菜一样，绝对不能操之过急，急则生乱；但是也不能过于懈怠，懈怠必然导致国事荒疏。现在，夏王桀十分暴虐，荒淫无度，使得民心尽失，天下大乱，老百姓都深受其苦，对他恨之入骨。而大王您不一样，您一向都是以仁德治国，伸张正义，取信于民，所以，您才是众望所归。如果大王看得上我的话，我愿跟随大王统一天下。”
在这之后，经过伊尹的谋划，商汤大力推行德政，体恤百姓，发展生产；同时不断招兵买马，扩展势力，国力日渐强盛，最终，推翻了夏王朝，建立了商朝。
伊尹虽然只是商汤家里的一个奴隶，但是他在商汤面前谈论起治国之道来却有谋有略，这让商汤感到非常惊讶，从此，商汤不敢小看身边的人。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他们是小人物而把他们的话当作耳旁风，甚至看不起他们，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些小人物，的确身价与地位都不算太高，但是他们的经历却不见得比你少。所以，在生活中，如果有人肯提出意见，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他是真心实意的，我们就应当仔细听取。尽管有些不一定是对的，但至少能让你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而如果你总是盲目自大，听不进他人的意见的话，那么最终等待你的也必将是失意与失败。
纣王是个暴君，为镇压诸侯国的反抗，他命西伯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授予他们特权，让他们讨伐那些敢于反抗的诸侯国。
九侯有个女儿，极为标致。纣王听说了之后，便强行索要。九侯畏惧纣王的淫威，只得将女儿送入王官。九侯的女儿是一个品行端正、举止庄重的女人，她对纣王荒淫的生活非常厌恶，宁死也不与纣王一同寻欢作乐。纣王大怒，竟下令将她杀死。并迁怒于九侯，下令将九侯也处死。
鄂侯得知此事，连忙出面劝阻纣王说：“九侯身为朝中的大臣，怎能随意处死？大王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宽恕了他吧！”纣王非但不听，反而更加生气，下令将鄂侯押出宫外与九侯一同斩首，并将二人的肉割下来，做成肉酱和肉脯送给朝中的大臣及各路诸侯。西伯姬昌知道后，便称病不上朝，整日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家里。
然而，西伯姬昌的举动引起了纣王心腹大臣崇侯虎的注意，他向纣王告密说：“姬昌极善于以假仁假义收买人心，骗取他人的信任。他假装养病，实则是对大王心怀不满。西伯姬昌担任要职，网罗天下豪杰贤士，授予官位，周围邦国诸侯纷纷与其结交，他的名声现已超过大王您。这样危险的人物，大王不可不防。”于是纣王立刻下令将西伯姬昌拘捕。
后来，姬昌被赦免，历经磨难，终于返回家乡。他广行德政，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发展生产，壮大国力，诸侯纷纷摒弃纣王投奔西伯姬昌，姬昌的势力迅速扩大，为日后周武王推翻商王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实，纣王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有为君王，传说他力大无穷，精通兵法。但是，当他平定天下之后，便开始坐在自己昔日的“功劳簿”上尽情享受，不思进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更听不进他人的意见，最终弄得民心尽失，天下大乱。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只愿意听好话，而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或反面意见。其实，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要学会容纳、珍惜那些肯于指出你缺点的人，因为他们才是你生活中真正的良师益友。
执法必严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没有永远强大的，也没有永远疲弱的。执法者强，国家就强；执法者弱，国家就弱。
在韩非子的眼中，国家的强弱是与执法的严宽成正比的。一个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国君对国家秩序的态度。宽与严的结果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执法者个人的问题，执法者执法的宽严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战国时期，魏文侯死后不久，他的儿子魏武侯即位。魏武侯是一个胸无大志、安于现状的平庸君王。他听信谗言，不信任曾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吴起，甚至将吴起西河守将的职务也免去了。吴起无奈，便去了楚国。
楚国虽然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大权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所以吏治非常腐败，经济落后。那时的中原各国都瞧不起楚国，称其为“荆蛮之地”。
楚悼王即位前后，楚国先后两次受韩、赵、魏的进攻，丧失了很多土地，最后不得不用重礼请出秦王，让他出面调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楚悼王非常想进行改革，吴起这时前来投靠，楚悼王自然高兴万分。他亲自率领满朝文武，出城迎接吴起。
随后，楚悼王问吴起：“我们国家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人口，都非常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还是这么落后呢？”吴起沉吟了一下，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分封太多，王公贵族的势力太大。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上逼大王，下虐平民，削弱了中央集权。”楚悼王着急地说：“我想让自己的国家尽快变得富强，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吴起不慌不忙地说：“推行新法，实行改革！现在楚国不劳而获的人太多了，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要紧的是明申法令，赏罚分明，奖励耕战。”
楚悼王听了之后连连称是，于是任命吴起为楚国令尹，主持变法。随着各种措施的推行，一方面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发展了生产；另一方面打击了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国家统治的力量。吴起更是在变法中身体力行，亲自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整顿。
不久，楚国的变法成功了，渐渐强盛起来。此时，吴起也展现出自己的军事才能，他率兵南收百越，北并陈蔡，击溃魏、赵、韩的进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使楚国在军事上成为仅次于魏、秦的强国。
韩非子生于战国七雄纷争之际，他主张“以法治国”，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理论，主张变法。当然，他的学说也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我们在学习时也要批判性地加以借鉴。
不偏不向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韩非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法令不能偏袒权贵，墨绳不能迁就弯曲。
韩非子认为，木匠以墨绳划线为标准开始制作家具，治理国家也应当以法律为准绳。执法者不应偏袒权贵，而要按照既定法规严格执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董宣做官时，经常发生豪强地主随便杀人的案子。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有一次，湖阳公主家里的管家杀了人，触犯了刑律。当时正是董宣在洛阳担任县令，杀人犯害怕董宣治他的罪，就躲在湖阳公主家里不敢露面，靠着公主的庇护，逍遥法外。董宣知道这件事后很是气愤，决心要把杀人犯抓出来，依法治罪。
有一天，湖阳公主因事外出，带了一大群家奴同行，那个杀人的管家也在其中。董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急忙守候在湖阳公主必经的夏门亭一带。当公主的车马前呼后拥地来到夏门亭时，董宣挡住了去路，大声对公主说：“禀告公主，您的管家横行不法，杀了人，应当判处死罪，请您把杀人犯交出来！”
湖阳公主斥责董宣说：“董宣！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吗？”董宣说：“您的管家杀人，是许多人亲眼所见的。您要不相信，我可以找人来作证！”公主说：“董宣，我的管家是我最信任的人，就算他真的杀了人，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董宣说：“公主！难道您家里的管家就可以不遵守皇上的法律吗？”湖阳公主看到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便去了皇宫，找到光武帝，诉说自己的委屈，要求光武帝给她做主。光武帝听说董宣对姐姐这样无礼，也非常生气，立刻下令把董宣抓来，要用乱棍打死。
朝堂之上，董宣对光武帝说道：“皇上要打死我，我当然不敢违抗。不过，臣在临死之前有话要讲！”光武帝问：“你想说什么？”董宣说：“汉朝之所以能够复兴，都是因为陛下的英明。现在公主的管家杀了人，这是无视皇上国法的表现，我只不过是公正地执行了法律，却要命丧黄泉。陛下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能够破坏，还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我看您不必杀我，我自己在这里撞死好了。”
董宣说完，一头向宫殿上的柱子撞去。光武帝赶快叫太监把董宣拉住，经过考虑，光武帝觉得董宣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姐姐丢“面子”，于是便让董宣给自己的姐姐赔罪道歉，希望将事情了结。他对董宣说：“你按照法律办事，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冒犯了公主，让公主受到了惊吓，也是不应该的。你现在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不是，我就饶了你。”
董宣听到叫他给公主磕头赔罪，心里非常不服气，就是不肯答应。湖阳公主对光武帝说：“陛下贵为天子，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处治不了吗？”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和老百姓不同，董宣是个强脖子县令，是为了维护皇家的法律才这样做的，我不能处治他。你再找一个能干的人做管家吧！”说完，他下令把董宣放了，还赏赐给他一顿酒饭。
董宣把酒饭吃个精光，将盘碗倒扣于桌上，正色言道：“皇上赐给我饮食，我不敢剩下一丁点儿；皇上叫我办事，我也要拿出全部力气，这就是我把酒饭吃个精光，并且把杯盘翻转过来扣在桌子上的意思。”光武帝听了，点点头说：“这样很好！”从此，“强项令”董宣的名气就传开了。
古时候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说法，在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它并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而失去效用。
在军队中，纪律是“铁”做的，无论多大的官，只要触犯了纪律，都会被停职拿问。同样，存在于社会中的法律更是“铁”做的，不管你是谁，不论你有多高的地位，只要碰到法律“红线”，那就是在用鸡蛋碰石头。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要敬畏法律，遵法守法，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遇到不公正的时候，让法律帮自己换取公平与正义。
事出有因
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
—韩非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木头之所以折断是因为里边有虫子，墙之所以损坏是因为中间有空隙。虽然木头里有虫子，但是如果没有强劲的风，木头也不会折断；墙虽然有空隙，但是如果没有大雨，墙也损坏不了。
韩非子认为，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有原因的，内因是根源，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家的兴亡也是同样的道理。韩非子曾经列举了47种可能导致亡国的征兆，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历史上许多政权的兴衰存亡进行了总结。
韩非子善用比喻，他以木和墙做比喻，分析了亡国的内因和外因：木头因蛀蚀而折断，墙壁因缝隙而倒塌。然而木虽有蛀蚀，没有急风不会折断；墙壁虽有裂缝，没有大雨不会倒塌。木有蠹，墙有隙，是木折墙坏的内因；疾风和大雨则是外因。最后韩非子得出结论：只有推行法治，消除“亡国之征”，才能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
周朝传到第10代厉王姬胡时，国内政治非常腐败，各种各样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奴隶们的工作环境异常艰苦，生活也没有丝毫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冻死、饿死。此外，奴隶们也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连他们的孩子都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主随时可以将奴隶卖掉或者赠送给他人。
周厉王姬胡贪财爱利，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荣夷公是周厉王最信任的人，他教唆厉王对一些重要的物产实行“专利”，直接归天子掌管。这种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的做法，不但遭到了老百姓的反对，就连一些官吏也不赞同。但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他一味宠信荣夷公，任用他为卿士，甚至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他掌握。
大臣召公规劝厉王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把老百姓逼上绝路。”厉王却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去监视老百姓，如果发现有人议论自己、咒骂自己，就格杀勿论。这样一来，虽然没有什么人“公开咒骂”厉王了，但是，人们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依然会互相传递一个眼色，用眼神来表示对厉王的仇恨，就连那些诸侯大官们，也都不愿意和厉王亲近。
周厉王以为自己的方法取得了效果，便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你看，现在天下的百姓谁还敢说我！”召公听了不以为然，对厉王说：“你这就相当于用筑堤的方法去堵住洪水，壅塞的洪水一旦冲决堤防，淹死的人将会更多。堵老百姓的嘴，同样是堵不住的。”
三年之后，也就是共和元年，“洪水”终于冲破了“堤防”，起义爆发了。无数的奴隶和平民冲向王宫，袭击厉王。周厉王慌忙逃出皇宫，逃往彘地，勉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愤怒的老百姓们哪里肯罢休，便要抓住太子来顶罪。太子那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他吓得赶快躲到召公家里，请求保护。起义队伍包围了召公的家，让召公将太子交出来。召公心想：“周厉王以前不听我的劝告，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交出了太子，厉王一定以为我怨恨他，可如果我不交出太子，这些起义的人就不肯答应，这如何是好呢？”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出去，这才使太子躲过了这场灾难。
群众起义平息了，但是周厉王依然躲在彘地不敢回来，太子因为有了替身捡回一条命，暂时也不能公开露面。可是没有君王，国家大事由谁来做主昵？召公和周公商量以后，决定由他们两人出面代行君王职权，管理国家大事。
周公、召公联合执政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共和时期”。共和十四年，周厉王过世，太子也已经长大。周公、召公决定让太子继承王位，交还了政权。
韩非子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古代君王要想君临天下，必须赢得人心；要想赢得人心，就必须真诚待人。一个国家要想变得强大，不光要靠百姓辛勤地工作，更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领导人把握方向，告诉百姓前进与努力的方向。
所以，领导者要高曕远瞩，能够鉴常人之所不能鉴，选贤任能，带队育人。否则，种下祸乱之根，必然得到恶果。
是非分明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
—韩非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真正有功的人，即使不起眼或地位卑贱，也一定要赏赐；确实有罪的人，即使是自己亲近、喜爱的，也一定要惩罚。这样，那些被疏远的、地位低下的人才不会懈怠、偷懒，亲近的人也不敢骄横、枉法。
韩非子认为，信赏必罚是贯彻法治原则的重要手段。如果身行一致，立了功勋就要赏；如果名不副实，犯了罪就必须受罚，不论与自己的关系是近是远、是亲是疏。正确对待法律，不随便拿赏罚作为人情礼物；如果随意赏赐，功臣就会居功自傲，无视法律；随意赦免惩罚，奸臣就会有侥幸之心，胡作非为。
有一次，唐太宗问几个大臣：“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代圣贤，却比古人成绩大。这是为什么，你们大家说一说。”
大臣们有的说是唐太宗威望高，有的说是唐太宗本事大，说的都是些好听的话。唐太宗不以为然，说：“你们说得不对，关键是因为我尊重有功劳的人，也原谅犯错误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
这时，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大声说：“当初，我率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讨，因此在所有受赏的人当中我的功劳应该最大。可您却把我的名字排到最后，这究竟是为什么！”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率先举兵起义，可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呢！而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因此，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但我也不能徇私情啊！”
大臣房玄龄说：“您昔日的一些旧部也没有升官，估计他们会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所以只要有才干，就算我不认识也照样提拔。而一些老人虽然认识我，但是如果不思进取，没有才干，我也不能提拔他们，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好呢？”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虽然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一兄一弟，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好名声。他立下了不少战功，在军事上指挥有方；他对自己的父亲恭恭敬敬，尽到了为人子应尽的责任；他在即位之后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开创了大唐盛世，名扬海外。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能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呢？一方面是因为他虽然身为皇帝，但是在平时总能够听取臣子的意见；另一方面是他很擅长用人之道。
在战乱年代里，李世民还只是秦王，论起战功，在三兄弟当中最多，这也要归功于他率领部下浴血拼杀。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大胆启用太子的旧部，因为他心里清楚，论治国之道，自己的那些武将与旧部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虽然这会引起自己旧部的不满，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最重要的是大唐王朝的繁荣与昌盛，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对大唐的建设做出贡献，李世民就一定会重用。魏征本不是李世民的原有部下，但李世民不计前嫌，对其委以重任。相反，对于那些危害到大唐江山的人，李世民该罚就罚，就算昔日交情再深的好友旧部也不例外。事实证明，李世民在是非选择上是正确的。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作为领导，既要大胆启用那些有能力、有胆识的人，又不能让“裙带关系”牵制住自己，否则，将永远陷入人情世故的“漩涡”中，最终一事无成。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