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李渔，是从《风筝误》开始，一个喜剧故事，误会迭生，笑料不断，文白字晓，着实让我窃笑了一阵。后来读《闲情偶寄》，又是一番惊喜，他撰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之法，将平俗生活舞弄得风情四溢。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连名字都那么有趣。他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若仙人谪凡，化为一介渔翁，头戴竹笠，静坐山间溪边垂钓。同代的尤侗说他：“度其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

    这位仙人从天上到人间，就像他的人生，由优裕到衰落，从风雅到戏谑，隐居，卖文，开铺刻书，自组家班，粉墨登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声名远播。他的喜剧集《笠翁十种曲》情节曲折，语言浅近，颇受士大夫和百姓的欢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十种曲在德川时代“遍行日本坊间”。但他的放浪轻狎却在当时遭人诟病，说他的戏有市井谑浪之嫌和露骨秽亵之疑，深为文人不屑；而现代研究者对李渔评价也不高，觉得其作品时代气息微弱，格调低下，情趣庸俗。

    李渔在喜剧《风筝误》中，借风筝为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误会，运用大量歇后语、谚语、俗语、谐音、熟语，不断抖落包袱，让观众忍俊不止、捧腹大笑。此戏曲折流畅，俨然是一出技巧娴熟的商业剧，当时就大受欢迎。按说，李渔也是个风雅之人，喜欢品茗赏梅，筑园建屋，吹箫扮优。冰雪之时，在山中支起帐篷过夜，只为看梅花绽放的一瞬；为观园中景色，他用数扇纸屏建了一座就花居，“四面设窗，尽可开闭”，四处皆可赏花。如今北京黄米胡同里还有他为兵部尚书贾汉复设计的“半亩园”遗迹，曾经轩廊亭阁、花木流水，甚是幽静。据说，他的住所芥子园也是藤花满架，“流莺比邻”，风致全然不输别处。就是这样高雅士子，却写出了平白如话的戏曲，其间插科打诨、调侃戏谑、风泼辛辣、机趣丛生，市俗得可以，让人亲近喜欢。

    “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李渔的科诨来自村言俚语、街谈巷议，全是生活的沉淀。我本无心，可生活有意，拈来便是诙谐便是风趣便是幽默，市井小民的小伎俩小肚肠小手腕，搬到舞台却是有汁有味的调料，将戏曲烹制得虽不至活色生香，却也大块朵颐，“雅俗同欢，智愚共赏”。

    语言是戏剧之魂，要想抓住观众的眼睛，戏剧对白就得通晓流畅。记得中学课文里有一篇张岱的《柳敬亭说书》，说柳敬亭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黄宗羲听晚年的柳敬亭说书，“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我想，能让人性情不能自主的缘由，不仅因为他说书技艺超绝，更是因为语言更接近俚俗平易吧。

    一直以来，中国文艺提倡的是“文以载道”，强调戏剧应自觉承担反映现实、陶冶心灵、激励抗争之责，恰恰忽略了文艺的娱乐性。媚软的昆曲水磨调长，风雅当途，繁花照眼，摇漾如春，自是一番旖旎春色，这样的良辰美景，如此的姹紫嫣红，也只能是出身将门、苦恋《牡丹亭》的白先勇这般风雅士子所欣赏得了的，而以吃饭、抽烟、喝酒、泡澡、聊天为生活常态的俗人，还是习惯了端着大碗茶、嗑着瓜子，在调侃说笑中卸下一身轻松，哈哈乐过之后，转回家冲个凉儿，闭灯搂着老婆睡觉去了。

    李渔正是摸准了观众的经脉，墨酣意足地描写平常人的世俗欲望，不故作姿态炫耀博雅，不忸怩作态邀怜取宠，他要的是观众自然真实的会心一笑。“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这样的用心和执著，怎能不受市场欢迎和观众追捧？直到今天，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仍在搬演《风筝误》，连海外汉学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赏李渔是“最具魅力和最易接近的中国作家之一”。

    因为，艺术的机锋和性灵原就藏在最平俗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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