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名便可见其地域的文化浸润和书墨流脉。江南的山水的绵软秀糯和世代书香流韵布袭，注定昆曲词雅曲媚，就连艺人的名字都相当讲究。昆曲戏班仙霓社“传”字辈的艺人，按行当不同，生行名中带斜玉旁，恰似玉树临风；旦行名中带草字头，喻之香草美人；净行名中用金字旁，有如黄钟大吕、铁板琵琶般清正激越；丑行和副行名中用水字旁，因念白多要能口若悬河。京剧演员的艺名也雅致得很，四大名旦之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其名散着清朗隽秀，其人其艺同样透着书卷之气和儒雅之风。
闲说艺名，其中亦隐寓着一种格致，即人格和戏品：人格指自身的品质、操守及待人处世的原则，戏品指深蕴于表演中的文化修养和人生历练。这些虽是无形的，却又是可感可知的。锣鼓铿锵，檀板轻敲，迤逦的水袖一径甩去，便见出了台上艺人的修为几何。京剧泰斗王瑶卿认为“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各称一绝，梅的“样”即指他的扮相端庄典雅，“意态由来画不成”。梅兰芳台下种牵牛花、养金鱼、放鸽子、练形体，据说他演《太真外传》时，男人女人都被撩拨得魂不守舍，一时被人唤作“梅郎”，名动天下。梅兰芳交往文人雅士，师从王梦白、陈师曾、陈半丁、齐白石等名家习字学画。有书墨打底，台上的他襟袖飘韵，眉目生情，分寸拿捏恰好，情致温厚蕴藉，就像他演出时身后绣满梅花的帘幕，清雅纯净，真水无香，一派大象无形，散出的都是儒家中庸之风和古典文化之韵。
旧时代的艺人坚守的原则就是“要美，要尊严”，电影《梅兰芳》中，老伶人十三燕溘然长逝时说：“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将来要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这两句话影响了梅兰芳的一生。他做戏独立从容，做人清白完美，他处世随和圆融，对人温和谦恭，“没有一点乖戾气”，即使对晚辈也会轻轻欠身，面带笑容。在票界，有人登台请教他，他必说“错不了”；演出后再问，则必说“不容易”。在伶界，每到旧历年，他都要亲自组织义演，演出所得尽数分发贫苦同行。1935年，他去苏联时拒绝途经伪满土地。抗日期间，他蓄须歇演以明志。抗美援朝时，他去前线唱《贵妃醉酒》慰问战士，听到罗盛教的故事时还直掉眼泪。可以说，梅兰芳做到了人格和戏品的完美统一，行里行外为之折服。
也有人格与戏品严重分家的特例。明代的阮大铖初入东林党，后投靠奸臣魏忠贤，阉党事败后，退居南京裤裆巷，自养家班，意欲重归东林，清兵攻陷南京时，他出奔浙江，后降清，随清军攻仙霞关，倒石上而死。其为人反复，人格低下，为士君子所唾弃。但就戏而论，亲撰的《燕子笺》“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文人张岱看阮家班演出时，也不由叹其不落窠臼，字字出色，寻味不尽。因其人格的缺陷，也累及其戏流传不广。同是文人，清初的孔尚任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反映南明覆灭史实，痛斥阮大铖的无耻行径和卑劣人格。此剧一出，引起明朝故臣遗老的亡国之痛，康熙颇为不满，将其罢职回家。孔尚任拂袖而去，“我是白头著书郎，被谗不辩如聋哑”，清高如此，让人击节称叹。而《桃花扇》不仅在当时被广为传播、频频上演，至今仍是戏剧舞台经典剧目。于此，阮大铖与孔尚任之人格戏品泾渭分明、高下自见。
作家章诒和在论京剧名家马连良时说：“艺人就是这样于不经意间把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并联系着自己的生命热情、情感体验和心理支撑。这时，人的生活琐屑就不再属于吃喝玩乐，而是有了特殊价值的审美的、精神的内容。”二人转演员来自民间，能吃苦，爱琢磨，勤学苦练，人人有一手绝活；却又仅仅沉于世俗享乐，并未从简单的一饭一茶中体味出情致，使之表演过于生活化，常流于平庸肤浅、潦草无趣甚至低俗不堪，引起观众的不满。这正是二人转演员的“死穴”，如何化解？只有妙手点开，才能脱尽江湖戾气和乡野霸道，真正地步入“大匠之门”。
而“妙手”就是中国文化精神。想当年，不仅是梅兰芳，许多艺人都自觉提高文化修养，艺人和文人亦师亦友，蔚为风尚。荀慧生下死功夫学文化，《红楼梦》从头到尾抄了三遍；他拜师吴昌硕学画，每演《丹青引》，必在台上当场挥墨，四句唱词落地，画也作毕，博得满堂喝彩，市民阶层如醉如痴。如今，优雅昆曲失宠、贵族京剧尴尬，二人转笑傲群芳，却全然没有理由去鄙薄和轻视这“百戏之祖”和“国粹”，古老的剧种中蕴含着传统的气质、风格、情调和韵味，是需要用心去理解和品味的。
只有钟情痴迷进去，才能探到人性和生命的深处，丝丝入扣，妙入情理，为观众所喜爱，为后世所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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