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先生初到台湾，“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从未想在此久留，书房名为“歇脚庵”，即有暂时落脚之意。可他这一歇就是40多年，竟在岛上度完最后岁月。40多年里，他不谈故人，不追往事，不写回忆录，专教《离骚》、《九歌》，常言“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以酒饲养的笔墨恣意狂疏，盘曲扭结，力道外弹，像他本人的倔强。
与台静农相交甚厚的是庄慕陵和张大千，三人皆是酒徒，常在一起畅意聚饮。
1948年夏，台静农曾陪张大千前往设在台中县雾峰乡北沟的故宫访庄慕陵。那天，张大千的光临让庄慕陵和同事异常高兴，他们搬出宫中所藏历代名家真迹让其鉴赏，而张大千则一过目便迅即卷起，言称这些画从前都临摹过，睹画如老友重逢。其散淡天真情性飘然而出。张大千1976年移居台湾，一次出访日本，他将《潇湘图》、《韩熙载夜宴图》和《张大同手卷》三件珍宝存放在台静农家中。为不负朋友之托，台静农将画放在衣橱里，直至张大千访日归来，他完璧归赵，方才如释重负。在张大千的心目中，台静农性情澹泊，与世无争，不喜张扬，为人笃诚，是他最可信赖的朋友。
庄慕陵和张大千均住在台北的外双溪，庄的洞天山堂与张的摩耶精舍相距颇近，不到一华里。台静农每去外双溪，若是先到洞天山堂，一定在摩耶精舍用晚饭；若是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庄慕陵一定留他吃酒。台静农嗜烟好酒，但与张大千共餐时，主人不喝酒他也不饮，主人不吸烟他也不抽，有人问其缘故，他说：“因为大千不抽烟，所以到那里自然就不想抽了。”这种节制和自律显然是对朋友的一种尊重。张大千最后一次入院的前几天，二人还在摩耶精舍对饮，张盛赞夫人调制的果子酒味佳。台先生半生漂流海外，有思家怀乡的伤感和有家难归的遗憾，但晚年与张大千的相交，却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快事。
庄慕陵40年代末携家眷由大陆护送故宫珍宝到台湾，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并在台湾大学教书法。庄先生一生一袭长衫，寄身古书画之中，宠辱不惊，清气泱泱，真正是一位名士。庄慕陵病重，台先生去洞天山堂看他，当时他不能饮酒，可还在桌上放了一杯掺白水的酒，以示喝酒人的骨气和倔强。病至不能起床时，他还要夫人下楼拿酒或者让台先生自己下楼找酒。台先生一杯在手，凄然感慨：“当我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有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其实，何尝是麻木，只是心痛到无言、辛酸至无觉罢了。
庄慕陵之子庄灵曾在1969年拍过一张照片，自题《一生至友》，黑白之间，台静农叼着烟斗坐在书房案前提笔作画，庄慕陵站在其侧俯看画面，右手指间还夹着半截香烟。二位老友默然享受墨香悠淡的空间，缭绕的烟气凝固了那一瞬间，却拉长了一份友谊。文人相轻，历来相习，鲁迅痛骂胡适、梁实秋等，“一个也不宽恕”，铁骨铮然，血气冲顶，却总觉得其个性中少了些宽容。文人就不能相近相契吗？看到以酒相待的张大千、台静农和庄慕陵，才觉得人间确实有这样一种澹然清晰的感情，一杯酒，一根烟，一幅字，一张画，推杯换盏间，将平淡岁月沉淀成不朽记忆。而这记忆，于他们，是一种幸运和幸福；于后人，则是一种自省和自责。
董桥说：“怀想我求学时代的老台湾有过台静农有过庄慕陵那样的学问大家，我实在很想供养这样一纸清芬：为一段黑白的旧梦，为两张劫后的酡颜。”
时光苍白，酡颜泛起在恍惚的记忆中，依然散着纸墨的清香和人性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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