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小说的历史感的建立，并不是对人和历史关系的平面呈现或简单对应，而是要把人物命运转折与性格裂变的表现，自然置放于影响人物活动的历史场景与现实场景中。李玉芝的进城，固然有着个人活动经历的某种偶然性，但从一个留念小猪崽的普通农妇蜕变为一个拥有第三产业托拉斯的女老板，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显然依赖于历史潮流的推动与社会文明发展的支撑。与作者以前的小说叙事不同的是，作品突破过去仅仅停留在某个历史横断面和个别特殊场景的局限，而是记录了改革开放至今社会文明发展与当代人思想观念演变的完整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流动的、是曲折的、也是必然的。这是作者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对“史诗”境界的自觉努力。
《老板娘》所提供的人性思考首先是与人物个性化的生动表现相联系的。李玉芝弃农经商的身份置换，固然与其热情、果敢、精明有关，也与她自身不断萌发与膨胀的占有欲与狡诈的性格因素息息相关，对商场“潜规则”的无师自通，情欲与虚荣的自我放纵，这些对人物性格丰富性与生动性的揭示，都凝聚着作家对人性人情的深厚思考，凝聚着作家的批判锋芒。李玉芝最终回到双井镇，寓意是深刻的。留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文本的思考，还有对现实人生的反思。
值得肯定的是，小说所呈现出的芸芸众生的人性状况，是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表皮的，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读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人性的扭曲与人性分裂的道德倾斜，还有人性抗争与人性修复的伦理复归。这对于克服当下文学创作中以假恶丑来遮蔽真善美，以神秘与混乱来勾兑所谓性格复杂性的非历史、非人性也是非文学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倾向，无疑是明智而有益的。比较作家以前的创作，《老板娘》所呈现出的这些文本品质，也正是作家走向成熟与自觉的标志。
《江淮晨报》200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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