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与诗意的探寻-《安徽文学》“代际:50后作家群专栏”主持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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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后作家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走向成熟。这一时期被文学史家们或概括为从文学启蒙到文学多元实验的时期,或概括为现实主义多样化发展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时期,或概括为从80年代“共名”到90年代“无名”的时期。总之,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出现了百舸争流与千帆竞发的新局面。有人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句唐诗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也不无道理。当然,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是清晰的,那就是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蜂拥而至与中国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似乎难以产生轰动效应,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板块组合中,也似偏离了中心而滑向了边缘,这可能与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无主题变奏的性质与多元实验的“沙龙”倾向有关,更重要与更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商品化原则的蔓延涌流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文学意识形态色彩的消解与弱化。然而,真正坚守在文学这块神圣土地上的作家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造与审美努力。正是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文学氛围中,一批50后中青年文学家悄然登场,他们在没有所谓主流文学理念与话语的束缚下进入主体自由创造的审美境地,于是在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小说等创作思潮中一显身手,从而实现他们的文学抱负与理想。当然也有众多作家依然坚守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在思潮纷起中不为所动,而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艺术品性出发,走自己熟悉的道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潘军:小说意识与文本实验的探求者

    与季宇、许辉、梁小斌等一批安徽50后作家比较,潘军可谓独树一帜。他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总是以高度自觉的小说意识与孜孜以求的文本实验而不断超越自我。潘军早期的创作虽然带有现代派色彩,但现实主义仍然是其创作的底蕴。然而从中篇小说《白色沙龙》开始,然后到《风》《和陌生人喝酒》,最后至《重瞳》,作家由此完成了其先锋小说的探索历程,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一部《重瞳》的文本价值也许已经超越小说文体自身,那种对历史文本的文学解构;那种对人们熟知的艺术秩序与阅读经验的颠覆;那种对情节、叙述与语言的任意组合以及对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刻意分裂,都寄寓着作者对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创造性的文学解读。与那些绝对保持形式主义美学指向的文学不同,潘军的小说既是唯美的,又是求真的,并没有陷入语言游戏与技巧摆弄的陷阱,他的全部文学努力似乎都是在寻找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某种沟通与联系的可能。

    梁小斌:一位不应该遗忘的诗人

    在安徽50代的作家中,梁小斌是成名最早的。1981年,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评选,在全部获奖的34人中,安徽就占了6人。依次是张万舒(《八万里风云录》)、公刘(《深思》)、梁如云(《湘江夜》)、韩瀚(《重量》)、梁小斌(《雪白的墙》)与刘祖慈(《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这其中梁小斌应该是最年轻的。

    安徽新时期文学在崛起阶段,其扛鼎之作大都为诗歌文体,并不奇怪。这显然是与诗歌的成文规模与叙事特征是分不开的。当诗人们从漫长的人类噩梦中醒来,当他们重新获得文学书写的自由和权利时,文思喷涌,一吐为快。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地要去揭示苦难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伤痕,痛悼在压抑与屈辱中逝去的青春年华,反思已经过去的民族的灾难与个人的厄运。对于诸如梁小斌这样50代的诗人来说,书写“文革”记忆,抒发历史感怀,倾吐启蒙欲望,几乎成为他们诗歌表达的共同母题。这是他们的文学情结,也是他们的文学宿命。于是我们看到了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段动人心扉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平常多见的诗歌意象,平易亲切的儿童视角,平白通俗的象征意味,都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了青年诗人的难得的胸怀和风度,也为现代诗歌审美的探究留下了诸多的话题。

    季宇:文学也是一种坚守

    季宇是一个敏锐而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文学上的多产、成熟以及对各种文学叙事的把握能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篇小说《新安家族》集徽州地域文化与徽商经济文化为一体,积淀了作家对本土历史文化精神的深沉思索,也凸显出作家浓烈的当代意识,具有全景式的文学渲染与强烈的审美穿透力。中篇小说《当铺》被认为是季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清纯朴实而又蕴含深厚,通篇似乎都是恶恶相报,但惩恶扬善的主旨却无处不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功力在于写好人物,应该说季宇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形象都闪烁着个性的光芒,正是通过小说人物复杂的性格揭示,丰富与拓展了小说的人性内涵与文化魅力。当然季宇的小说理念是与时俱进的。笔者注意到他的近期创作,显然是自觉接受了新媒体时代文学叙事的审美趣味,从而使自己的小说艺术日益趋向新的境界。

    许辉:“举重若轻”的文学风范

    安徽的作家们似乎都不愿意公开举起流派与风格的旗帜。其实他们当中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探索与实验中引领风气之先者不乏其人。譬如当新写实主义风靡全国时,许辉的小说就以其追求平面书写与情感零度介入的新写实意向,而在全国文学界引发好评,笔者尤为欣赏其“举重若轻”的文学风范。《夏日的公事》《碑》等应是他的代表作。在许辉的小说叙事中,生活与小说之间已被解除了想象关系,语言审美的冲动已为日常生活场景所取代。作品所洋溢着的反讽意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喜剧性风格,构成了当代性的文学品质。许辉的诸多小说以及近几年出版的系列散文作品,其独特的文学审美境界的形成,固然与他富有个性的人生阅读与生活体验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也与他所追求的隽永含蓄与从容淡定的文学态度息息相关。

    钱念孙:一位理论与创作“两栖”建树的学者

    在安徽50年代的文艺评论家群体中,钱念孙可谓是出类拔萃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潮起的“美学热”中,他便以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入研究,在全国美学界与文艺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随后相继出版的《文学横向发展论》《中国文学史演义》《朱光潜与中西文化》等学术著作,均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难能可贵的是,钱念孙在理论与创作“两栖作战”,收获俱丰。他牵头的《跨世纪的丰碑》《中华三德歌》《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及《公民道德歌》等作品,均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与中国图书奖。据笔者的印象,他应该是安徽文学界获取国家奖项最多的文学评论家。此外,他对安徽当代文学的评论也是引人注目的,同时对书法、绘画、戏剧与收藏等艺术种类的探索,也有独到的建树。

    王大明:理论与批评一体化的自觉践行者

    王大明是安徽文学评论群体中的佼佼者。作为“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评委,他的小说评论与研究在全国小说界颇具影响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30余年来,大明先生专业精深,著述丰厚。《新时期小说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余华论》及《论文学是文学》等,既有严谨的理论科学支撑,又有广博的文学现象解读,令人折服。

    《余华论》应是大明先生的代表作品。作者对余华小说的系统梳理与考辨,既体现了当代小说评论文本细读与学理牵引有机融合的优秀品格,也体现了作者自身文史哲的扎实功底与文学感悟的不凡能力。他对《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活着》是命运交响曲的定论;对余华小说整体上代表着“从启蒙叙事走向民间叙事”的评判,都是有说服力的,让人感受到理智与诗性的光泽。

    王英琦:把散文写得更像生活

    新时期文学初期,王英琦即开始在散文领域崭露头角,其审美指向在于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她的作品《热土》与《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前者表现出对古朴的乡风民俗与纯净的人情伦理的向往与留恋,作家因此被称作“最早的文化寻根者”之一;后者则以反思历史的视角,坦露出对民族兴亡的悠悠情思。进入90年代,王英琦散文创作的势头仍然不减,她在进一步实践自己的“努力把散文写得更像生活,也努力使生活变得更像散文”这一文学观与人生观的同时,也在探索着散文创作的新的境界,于是便有了《我们的头上的星空》《人生大于著书》与《无需援助的思想》等作品的问世,她的散文自此开始增添理性维度与思辨色彩。新世纪以来,王英琦还有不少作品见诸报刊,但其中有些篇章充满“禅意”。比较起来,笔者还是更愿意向读者推举她早期作品的明朗而悦人的风貌。

    李平易:因钟情而抱怨的小说家

    以小说的形式讲述徽州的故事,在安徽50后作家中,李平易是较早较丰富而较深刻的一位。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以“文房四宝”为题的系列短篇小说《巨砚》《断墨》《白纸》和《空笔》,既奠定了其优秀小说家地位的基础,同时也使他的文学视野与徽州文化紧密相联。笔者认为李平易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老龟煮不烂》:通过一只老龟来而复去的传奇故事,向读者展示出一幅惟妙惟肖的人生百态图,作家运用幽默诙谐的喜剧手法,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思索人性的真伪与人生的真谛。作家善于描写世俗生活的风景画,但这部作品却是直指文化人格与百姓心态。

    常听李平易抱怨当下小说生态,但仍绵绵纠葛于文学情绪之中。怨而不弃盖因钟情于此,令人感叹。

    严歌平:在文学理性的天地放飞心灵

    严歌平是安徽50代际作家中成名较早的一位。他的作品数量虽然并不显眼,并且经历了从小说创作到理论批评的转型,但是,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鲜明烙印着作家独到而深刻的思考,都在努力彰显着一种对自由自觉境界的不懈追求。中篇小说《裹灰头巾的女人》可能是我接触的歌平最早的作品。虽然保持着传统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与人物塑造原则,但小说中保姆吴妈的形象无疑在文学表达那个时代人性复苏的社会愿景。《西雅图航班》是能够体现作家小说风格的一部作品,小说中的人物众生相虽然不失喜剧幽默的色调,但隐蔽在文本中的精神内核却是作家对世俗人生的严肃的批判态度,同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兼容的小说理念,也在本部作品得到较为成功的实践。《打工实验》仿佛是歌平告别小说创作留给大家的一个背影,在这个扑朔迷离的背影中,既有特定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有作家自己。《究竟是谁侵犯了谁?》是歌平的新作,其中有评论、赏析以及专题文论等,认真阅读下来,最大的感受是这些经过理性思考的文字,在表达自我性情与主张上,比较起小说来,似乎更得心应手。

    唐跃:亦文亦艺,难能可贵

    唐跃堪称安徽文艺界的复合型人才,研文、从政皆得心应手,常使同辈同仁颔首称羡。他是新时期以后最早活跃在安徽文坛的评论家之一,学养、学风与视角亦都自成一家。他也是国内较早的自觉借鉴西方现代美学理念,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系统运用新的美学方法和模式的学者。他的理论专著《小说语言美学》和《接受修辞学》,至今仍不失为文学研究的范本。作为安徽文艺界的领导者之一,唐跃对文艺皖军的建设赤诚关注,他早期对安徽著名作家的评论以及后来对书画等艺术的研修,都应在安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文艺评论家,唐跃的文章呈现出现象与逻辑有机联系、多种思想与理论资源融会整合的理论风范,评论语言亦见锦心绣口,明朗悦人。研究对象的多项选择上,唐跃是探索者,也是成功者。

    潘小平:对知性与诗意完美融合的追求

    在文学皖军队伍里,潘小平是一位热情洋溢、精力超人、艺技多能与成果甚丰的干将。对语言艺术各种文体的自由把握与个性探求,她都应该称得上是一位成功者。笔者读过她的长篇小说《翁同龢》、中篇小说《少男》,读过她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步跨过两千年》,读过她的论文《作家差异论》,等等。当然读得最多的是她那些类型丰富、神采各殊的散文。在笔者看来,真正能够深刻呈现作家文学理想与审美情怀的,是她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散文作品,如《城市呓语》《北方驿站》《皖赋》与《文化徽州》,等等。潘小平是以散文而称著文坛的。

    潘小平的散文注重主体的情感体验与自由想象。语言节奏鲜明,叙事气派强劲,在实现艺术审美理想的同时,也在努力完成文体自身的纯净。她的散文理念与指向也同样引人注目:社会转型期人格与价值的重建;“文化失范”状态下文人的命运;市场法则所导致的伦理的倾斜与道德的丧失,以及地方文化的风貌与当代转换等。知性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是作家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此外,她在安徽文学期刊的发展与文学新人的培育等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令人尊敬。

    《安徽文学》2014年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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