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的源头

    假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应当把假的生存空间置于历史时空之中。只有历史时空，才是这种假社会文化现象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考查假文化的出发点、立足点。也就是说，只有历史时空，才是考查假生存空间的唯一真实坐标。

    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重视它的基本历史联系。因此，要解答任何一个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记它的基本历史联系。对“假”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也必须如此。考察它，认识它，就要弄清楚它在人类进化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演变的。

    凡属文化、思想、观念的东西，都有一个孕育、成长、演变、成熟的历史过程。“假”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像其他观念文化一样，也有其发生、演化、发展的过程。

    假观念萌芽于原始蒙昧时代，形成于阶级纷争，并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而演化。

    假观念是一种人类意识，它是随着人类意识的萌芽而萌生的。意识是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产物，假观念也不例外，它是在人类集体劳动的交往活动中随着语言和意识的萌芽而萌芽、发生而发生的。原始人脱离了动物界，为了把自我同他物（自然界、动物等）区别开来，也就萌生了自我意识。原始初民萌生了自我意识，特别是萌发了美感意识，也就学会了掩饰。原始初民掩饰自己，起初主要还是限于学会用树叶、兽皮掩饰自己的躯体，传说中的女娲伏羲兄妹于昆仑山结草障面，配为夫妻，就是人类原初萌生的羞耻感意识。有了这种羞耻感意识，也就学会了“结草为扇，以障其面”，这种护身掩饰，由掩饰而慢慢地就自然滋生出了人的各种虚构的假观念。可见，原始初民的羞耻感意识，就是“假”的最初源头。

    假是一棵生命树虽然，虚假意识也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它萌芽于蒙昧时代，存在于古代神话之中。但是，原始初民并没有单独存在的虚假，他们的虚假观念，起初还不属于虚构，而是幻想和想像的虚假，那些虚假神话是随着幻想和想像的虚假观念出现的。

    首先，虚假观念源于幻想。原始初民的虚假观念孕育于幻想的神话之中。从原始初民的图腾崇拜看，在人类发生史上猿人的处境要比别的动物悲惨得多，这迫使初民发展了自我意识。如他们对老虎感到恐惧和羡慕，便幻想着自己也变成老虎，以为那样似乎一切就好了。正因为有这样的幻想心理，原始初民便常常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因为，生活常识告诉他们，他们生活环境中的自然物的生命力全都比他们强，他们幻想自己能成为这些非凡生命体当中的一员。他们把自己装扮为各种各样的动物，也就是幻想把动物的生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原始初民一旦把那些具有非凡生命神力的动物、植物看作自己的祖先，这就已经是原始宗教神话了。

    原始初民是仿照自己的求生幻想来造神的。在中国远古时期，生活在西部高原和崇山峻岭中的先民，常常认为自己是“羊种”，说自己是羊的后代；生活在中部、东部和南方雨水较多、湖泊较多地区的远古先民，常常认为自己是“蛇种”，说自己是龙蛇、鱼龙之类的后代；生活在北方荒漠、草原上的先民，常常认为自己是“狼种”、“犬种”，说自己是狼、犬的后代；生活在东部和东南沿海一代的原始先民，常常认为自己是“鸟种”，说自己是鸟神、日神的后代，等等。所有这些原始初民，为着求生，他们认识到羊、蛇、鱼、狼、犬、鸟等具有比自己强过无数倍的生命神力。因此，他们佩服、敬畏它们，把自己装扮成这些崇拜物模样，以为如此便获得了它们的生命神力。因此，相信自己是它们的子孙，并祭祀它们，崇拜它们。一代又一代的初民都把自己打扮为这个族群熟悉并顶礼膜拜的某种或若干种动物、植物，一代又一代初民都坚持自己是某种或某几种动植物的后代，这种信仰以及表达这种信仰的相关仪式就成为这个族群的传统，其子民便更加坚信他们的确是这些动植物的后代。因此，具有某种超人的神力。这就是所谓“图腾”信仰，即非常典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属于初民的原始信仰，具有极为明显的幻想特征。这类幻想神话对原始初民来说具有普遍性，像女娲炼石补天，凭借的是神力；羿射九日，为民除害，凭借的是天帝赐予的神弓神箭；禹治理洪水，是凭借变成大熊去凿山开路才获得成功的。这类神话，突出的是幻想，可以说是幻想的虚假。

    另外，虚假观念还源于想像。原始初民脱离了动物界发展了自己的智力，起初就发展了先民的想像力。想像力是原始初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创作了神话，也发展了初民的虚假观念。比如盘古化人说、女娲抟土造人和鲧腹生子一类神话，都显示出先民的想像力。盘古开天地是一个神话故事，清人马骕《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说人类是盘古“垂死化身”时由他老人家身上的“诸虫”变化成的。这个神话造假，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想像力。

    又如“鲧腹生禹”的神话。大神鲧盗窃天帝息壤用以平治洪水，触犯了天帝的权威，天帝将鲧压杀在羽山，鲧死了三年尸身都不腐烂，又从肚子里孕育出自己的儿子禹来继续去完成他治水的功业。这个“鲧腹生禹”同上。想像的神话故事就搀杂了虚假观念，说天帝这个不存在的天神据有生长不息的息壤是假的，编造所谓鲧死了三年尸体不腐烂，竟然还从自己肚子里孕育了儿子禹，更是无中生有的虚无。这种造假，也显示出初民相当丰富的想像力。

    满族有个关于“额娘”的美丽传说，也是极富想像力的神话。这个神话，应该说产生于满族先民的母系氏族时代。这个故事讲，满族人管母亲叫额娘，据说是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留下来的。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那时天上住着三位美丽的同胞姐妹，一天，她们变成三只白天鹅来到了果勒敏珊延阿林山。她们一路飞得太累了，便落到天池里洗澡。这时一只金色的小鸟飞了过来，那小鸟嘴里叼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小红果。三仙女好奇地看着小鸟，“吧嗒”一声，那枚小红果掉进了她的嘴里。三仙女猝不及防，一下子咽了下去。三仙女吃了小红果，身子又沉又重，两条胳膊也举不起来了。两个姐姐知道她误食红果怀了孕，就劝她生下孩子，到时再来接她。三仙女就这样留了下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三仙女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孩子一落地就会说话，三仙女告诉儿子：“生你的地方是果勒敏珊延阿林山，你的姓名是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三仙女花了三天三夜做成了一只小桦皮船，把儿子放进小船里，然后把小船放进了天池里。三仙女流着眼泪说：“孩子，愿上天保佑你平安地长大吧！”说完用头上的簪子把天池划了一个豁口，天池水“哗哗”地顺着豁口淌下去，小船也箭一样顺着瀑布冲了下去。

    这时，三仙女又变成了一只白天鹅，她在天上盘旋着不走，孩子看着妈妈变成了白天鹅，就挥着小手不停地喊：“鹅娘！鹅娘！”白天鹅又跟着小船飞，一直看着小船让树林遮住了才飞走。从此以后。凡是满族人，就都称母亲为鹅娘，一辈传一辈渐渐变成了“额娘”。额娘的故事，说明神话之假，起源于美丽善良的想像传说。

    以上所述几则神话故事，说明原始初民的幻想和想像力的发展，在初民生活中促成了人类意识假观念的萌芽，自然也是假的最初源头。

    二、假的形成

    原始初民幻想的、想像的神话，还算不上虚假观念的形成。因为，虚假观念的形成是以人的私有观念为核心内容的。原始初民口传的神话，并不包含人们的私有观念，它只是一种幻想和想像。所以，假的形成总是以私有制的存在为前提的。私有制是人类私有观念产生的物质前提。有了私有制，在社会生活中才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先民为了维护自身的私有利益，才会有意识地去造假、说假。可见，弄虚作假的虚假观念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虚假观念是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形成于阶级斗争，并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而发展、成熟。

    炎黄子孙关于龙的神话，既生动又典型。在炎黄子孙的神话观念里，龙是最具有神秘力量的东西。所以，文明人的原初氏族祖先产生于龙，后来文明社会的帝王也自称真龙天子，可谓龙子龙孙。氏族祖先是龙子，封建王朝的帝王只能是龙孙。举例来说，五帝之一的中央大帝轩辕黄帝，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先”。这里说的应是轩辕黄帝乃至整个黄帝族的神像。轩辕黄帝之所以是人面蛇身的龙，是由于黄帝的母亲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黄帝轩辕于青邱”（出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不仅是中央大帝黄帝是母亲感“大电光绕北斗权星”而生，就是东方天帝太昊伏羲，也是母亲华胥氏感神龙起于雷泽所生龙子。南方天帝神农炎帝，“姜姓，母曰女登，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春秋纬元命苞》也说：“少典妃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羊，生神龙。”西方天帝少昊的母亲女节“皇娥”梦感大流星而生少昊。北方天帝颛顼也是其母女妪感日神而生。以后灭殷而上升为统治者的周朝，先祖周弃也是感巨人迹而生，并且说自己是神龙的后代，用以种族优越而统治东方先进于自己文化的各种族部落。当然，这些全属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实施阶级统治而编造的神话。可见，神话虚假观念形成于阶级斗争社会，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是虚假观念产生的物质前提条件，私有观念是虚假观念的核心内容。

    虚假的灵魂观念的形成，也同样说明虚假的核心内容是私有观念，它的形式是虚假观念，其物质前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虚假的灵魂观念萌芽于原始蒙昧时代，但它则形成于阶级斗争残酷的奴隶制时代。

    生与死，既是文明人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原始初民面临的重大问题。原始初民也和文明人一样，想生不想死。他们势必想像和回答为什么人有生有死、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原始初民来说，只能靠想像，而且是靠身边的人和对身边人的具体想像来回答人的生死问题的。初民会从看到身边的人活着能走动，有影子，能呼吸；死了的人，不能走动，也失去了影子，再也不会呼吸。从这些具体的影子、呼吸活动出发，再联想到睡梦中人也会走动、呼吸、说话等活动，久而久之，他们自然也就形象化了人身上有种不死的灵气，人活着主宰人的行动，人死了就离人而去。想像会使先民将灵气上升为灵魂，把灵魂看作人生的主宰，死人灵魂脱离躯体。弗雷泽曾在《灵魂是人的影子和映象》一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民俗资料，证明从古至今，许多人把人的影子视为灵魂。这种影子灵魂是原始初民最先萌发的灵魂观念，还算不上虚假的灵魂观念。虚假的灵魂观念是有阶级内容的，只有到了文明的阶级社会，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才编造了虚假的灵魂观念意识形态。《圣经·创世纪》记载：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泥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名叫“亚当”。麦克斯·缪勒通过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用来称呼“灵魂”的词，最初都是用来称呼从嘴里吐纳的、可见的和可嗅的气流或呼吸的词。希腊人和拉丁人的灵魂一词，开始都用作“呼吸”之意。并且，经过抽象概括，呼吸一词才具有了“生命”、“灵魂”之意。可见，这些文明社会的文献，都是灵魂萌芽于蒙昧时代、形成于阶级社会的有力佐证。

    另外，还可以从招魂仪式上得到证明。招魂仪式既可在文艺小说中看到，也可以在民俗文化中看到。据民俗调查，在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民间至今还都普遍流行着招魂风俗。幼儿受了惊吓，感冒发烧，家里老辈人不是去求医，而是拿起铜锣或洗脸盆之类可以敲响的东西，到幼儿当日玩耍过的地方，一边敲打着铜锣，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说：“××，回来！××，回来！”如此这般，一直到家，然后迅速把门关好，以免回家的魂又飘走了，让魂回到孩子的身上去。这时老辈人便会轻轻抚摸孩子说：“现在好了，你的魂回家了，好好睡一觉，就没什么事了。”

    这类复活神话民俗，源于原始人的复活信仰。这种复活信仰，进入文明社会就演变成了灵魂不死观念。《三国演义》专写有一章为周郎招魂的故事。周瑜病死，吴军失去统帅，吴军为之举行盛大的招魂仪式。招魂幡写的是“督都回来”，吴军将士高喊的也是“督都回来”，幻想着死去的周督都死而复活。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不仅有招魂仪式的详细描写，而且还有著名的屈原诗——《招魂》。这些反映的都是灵魂不死意识。灵魂不死，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升华为灵魂不死哲学。所有这些灵魂不死哲学，都是虚假的灵魂观念形成于阶级社会的有力证明。

    可见，灵魂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意识观念，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人们的智力有了相当提高，并且还必须伴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物质前提，才有可能产生理性的虚假灵魂观念。

    三、假的演变

    假观念萌芽于原始初民的社会生活，形成于阶级社会并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而演变。虽说假观念的演变是一种观念文化的意识发展，但就它们自身的演化过程而言，人为虚假的演变，也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考察这一自然演化，可以由不同的角度考察。以鬼、神虚假观念的演化为例，从具体到抽象、从低层次到高层次思考，其发展过程可以从低、中、高三个层次、三条线索进行探讨和说明。

    （一）鬼、神和天帝

    从灵魂到鬼神，是对假观念演变的低层次探讨，鬼—神—天帝是一条重要线索。

    1.鬼

    鬼，即鬼魂。鬼，是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

    虽然，这是一种非科学的理解，是对人死后情景的扭曲认识，对人的灵魂的歪曲反映。不过，这种说法从发生学上也指明了鬼是由灵魂演变而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鬼是人类对自身灵魂状况的想像。因此，鬼所具有的多是人自身的特点、特性。

    鬼是人类的想像所造成的荒唐的虚构观念。由于有了想像，人类便在恐惧心理以及好奇心理的驱使下，对人死后的情景进行了想像，从而想像出了一个鬼的世界。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是这种想像的鬼世界的一个典型。东岳庙塑造了各种各样的鬼，想像创造出了鬼的世界。受梦中情景的影响，人们想像出了灵魂脱离肉体、灵魂不死、灵魂游荡的情景，于是就有了长命鬼、短命鬼；受社会生活情况的影响，人们便想像出鬼的生活情况，造出了夜巡鬼、勾命鬼、讨债鬼、饿死鬼、产妇鬼；受人类自身形象的影响，人们便想像出各具人态的披发鬼、破面鬼、长脸鬼、小面鬼、长舌鬼、独足鬼；受社会道德的影响，人们便想像出具有善恶感的屈死鬼、善鬼和恶鬼；受人类欲望的影响，人们便想像出具有七情六欲的淫鬼、烟鬼、酒鬼、赌鬼；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人们所想像出的鬼，也就是各具有文化特征的天鬼、地鬼、仙鬼、野鬼、刀下鬼、算命鬼、多财鬼、少财鬼和无财鬼，如此等等。

    鬼文化，不只是说鬼，他们还讲究阴界和地狱。在阴阳先生看来，鬼活动于阴界、地狱。他们说阴界有多如牛毛的鬼怪，比东岳庙塑造的泥胎鬼怪还要多。小鬼虽然名目繁多，但鬼总是离不开人间生活的，鬼的原型来源于人，东岳庙所塑泥胎鬼都是以人的形象面目出现的。鬼的形成和演化，也是由人的灵气、灵魂演化而来。鬼是对人的灵魂状况的想像，它的突出特点是层次较低，而且具体形象，贴近人间生活。尽管如此，鬼文化也是虚假的观念文化。

    2.神

    神是具有人格的神灵，也是人所幻想的主宰世界的超自然的理念。它同鬼一样，都是荒唐的虚构观念。从鬼神的关系上看，鬼是神的前身，神是鬼的提升。鬼是人们想像力不够充分发达的怪胎，神是想像发展到较高程度幻想的孽种。从不同层次上看，鬼较神低级，鬼为人对自身灵魂状况的想像，神是人对自然力的想像；鬼所具有的多为人自身的特点，神所具有的多为超出于个人自身、概括程度较高的特点，如至善、至美、至能、至智等。因此，在人们想像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是先想像出鬼，然后想像出神。

    想像的发展，是由人及物。人自身有灵魂，由人及物可以想像出动物、植物皆有灵魂；由有生命及无生命，如太阳、月亮、石头、山、河等也有灵魂，由此便幻想出了诸种神灵。

    原始初民仿照自己的求生幻想来造神。他们崇拜羊、犬、龙、蛇、鱼等，把羊、犬、龙、蛇、鱼认作部落之自然神。到了人类进化到氏族社会之后，智能有了一定发展，认识到羊、蛇、犬等只能生出羊、蛇、犬，不可能生出像自己一样的人，自然神便逐步演化为氏族的祖先神。早先纯乎是“狼种”、“狗种”的原始初民，也逐步变成了“犬戎”这样的神灵。可以想像，“羌”是一位羊头人身的女神，她应是氐羌诸族在原始母权制时代祭祀天地祖先诸神的氏族酋长兼大祭师之类的形象。他们的祖先成了“羊头人身”女神。羊头人身的女酋长死了，就变成了他们氏族崇拜的“半人半羊”的祖先神。这样自然神就演化为了氏族的祖先神。

    祖先神变成神人，是神祇演化的第三阶段。氏族社会的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智力有了进步，认知自己氏族的首领为神，并以人们形象造神，也就出现了氏族社会的神人，神祇演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神仙。所谓“仙”的含义是指“人”到了“山”上去，就成“仙”了。“仙”的本义，是指人死了之后，灵魂回到“山”上的氏族墓地里去，实现生命的循环，这就变成了仙人。

    可见，神的创造是由具体而抽象演化的。原始初民崇拜的是自然神，由自然神而氏族祖先神，由祖先神而神人，由神人而神仙，是一步一步由具体而抽象演化过来的。随着人类想像力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高，人们幻想的神便由多神逐步而为一神，最后创造出了最高的神：天帝、玉帝、上帝、佛、真主。

    3.天帝（玉帝、上帝）

    天帝产生于殷商时代人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山川的自然崇拜。殷人认为天帝管理着自然界的人世。西周出现了天帝概念，后由“天帝”演绎为“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源于上古天帝崇拜，“天帝”是“玉皇大帝”的原型。唐代以前并没有“玉皇大帝”。到了唐代，李家天子与太上老君攀上亲戚，道教空前发展，变道教为国教。“玉皇大帝”随之应运而生。道教信服食玉，认为食玉可以长生，玉又为纯洁清静的象征，故凡神仙、文人骚客就将“天帝”称为“玉皇”、“玉帝”。道教宣称玉帝总管“三界”（即天界、地界、水界或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十方（即东、南、西、北……上、下）、“四生”（即胎生、卵生、显生、化生）、“六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俨然成了宇宙总皇帝，称之为“玉皇大帝”。到了宋代，统治者更加鼓吹君权神授，崇拜“玉皇大帝”。

    经过《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等神化小说的渲染鼓吹，使玉皇大帝越加至尊无比、至高无上。

    “上帝”一词，是基督教新教借用中国原有语词，对其所信奉之神的译称。天主教译作“天主”。相信为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并对人赏善罚恶。因源于中国，并同“天帝”、“玉帝”含义相同，便不再另述。

    （二）鬼话、神话和神学

    从虚假观念演化规律的视角看，鬼话、神话和神学，也是虚假观念由低层次而高层次演化的过程。

    1.鬼话

    鬼话，有两种基本含义：一种是鬼道论的本来含义，指的是对鬼的陈述；一种是引申含义，即指对不真实的陈述，如胡说、谎话等。因为鬼是不存在的，所以在两种含义上所使用的鬼话，都是不真实的。鬼道论所说的鬼话，主要包括鬼类、鬼惧、驱鬼和招魂。

    鬼类繁多，所有不同类型的鬼类，都是依据人的特点而区分的，前文已有所述，此处不再重复。

    据鬼道论者所说，鬼也有所惧怕之物。此所谓一物降一物。首先，鬼就怕人。鬼怕人，一怕圣人，二怕有道术的宗教人士，三怕手艺人，四怕恶人，五怕阳气盛者，六怕大胆人。其次，鬼惧神。主要是惧钟馗、关公、包公和泰山神。其三，鬼惧字、书、笔、墨。这些代表着人类智慧，所以鬼怕。其四，鬼惧器物，如镜子、秤、红纸伞、墨斗、渔网和铁具。其五，鬼惧动物鹰、雄鸡、牛和植物桃枝等。鬼最怕雄鸡。鬼属阴间物，见不得光明。“雄鸡一唱天下白”，所以鬼最怕雄鸡。另外，鬼还惧怕红线、大火等。鬼是不存在的，所以，鬼道论者所谓鬼惧的说法，也是骗人的杜撰的鬼话。

    鬼道论者不仅编造出鬼惧，还编造出了驱鬼的鬼话。驱鬼，有巫术，还有驱鬼神物和方法，如佩玉驱鬼法，扫帚驱鬼法，指血驱鬼法，杀鸡驱鬼法，装鬼驱鬼法，红线捉鬼法，钟馗捉鬼法，古钱和八卦御鬼法，此外还有舞狮驱鬼法，狗血驱鬼法，画虎驱鬼法，爆竹驱鬼法，烈火驱鬼法，枪声驱鬼法，如此等等。鬼道论者编造种种驱鬼法，也不过是装神弄鬼、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

    鬼道论者还编造出了招魂的把戏。在鬼道论者那里，招魂有招魂术。据说，招魂术有啸术、煎饼术、歌术等。我们看《三国演义》电视剧，东吴为周瑜招魂，操办了道场，和尚、道士为亡灵招魂，打出招魂幡，又吹又打，喊着：“都督！都督！归来！”这种招魂，就是巫师假借将死去的人的鬼魂招回来，以达到巫师骗人骗钱的目的。在民俗文化中，不仅有招魂，还有送魂。在我国西南地区居住的景颇族相信人死后灵魂虽离开了肉体，但仍停留于家中继续活动，故在死者埋葬后，还要举行“送魂”的宗教仪式。

    鬼是不存在的子虚乌有，当然鬼道论者说的鬼类、鬼惧、驱鬼、招魂和送魂等等，也纯属虚假的鬼话。

    鬼话，不只是迷信，也是伪科学。20世纪以来，西方研究鬼魅、幽灵，甚为热闹。1918年，荷兰学者谢尔士博士，经过所谓研究，他测出幽灵的体重是氢的十八分之一。1920年，英国博士基尔拿，发明了一种提西亚宁药粉，据称他把这种药粉，擦上玻璃，透视活生生的人，可以从玻璃上看出“灵气”冒出来。英国心理学家罗宾·富尔曼自己说曾看到过幽灵，即衣服散乱、没有脸的修女。对此，罗宾·富尔曼解释说，幽灵通常出现在修道院、教堂、图书馆等场所。这是因为，凡是脑力劳动频繁的地方，天长日久会积累较多的物质流，并形成一种压力场，而墙壁和地板则可能像录音、录像效应那样，把当时情景记录下来，又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重新释放出来。这便形成了人们所见到的鬼魂。

    对鬼进行“科学”解释，纯属伪科学，是现代人利用现代科学成果宣传现代迷信，制造新时代的愚昧，如同历史上编造鬼话，都是骗人的伎俩。

    2.神话

    神话的基本含义，一是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和传说；二是荒诞的无稽之谈。两者均含有虚假杜撰。

    神话的第一种含义，指的是远古时代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一种文学故事和传说，反映的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是人类幼稚时期的产物，由于不能对自然和社会现象作出科学解释，于是便把自然力拟人化，求诸幻想和虚构，创作出了盘古、女娲和伏羲、黄帝战蚩尤、炎帝神农、鲧腹生禹等神话故事。所有这些神话反映的都是古人的头脑“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三棱镜所折射改造过的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这是古代神话特点之一。

    神话还富有积极的战斗精神。大禹治水、羿射九日和愚公移山等神话歌颂的是敢于斗争、勇于牺牲、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楚辞·招魂》说：“十日并出，流金铄石。”草木焦枯，民无所食。尧命羿仰射九日。羿凭着勇敢精神和神奇的射技，仰天控弦，一口气射落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太阳，替人民解除了严重的旱灾威胁。羿是为民除害了不起的英雄，所以先民以神话传说歌颂羿的战斗精神。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炎黄子孙还陆续编造出了嫦娥奔月、牛郎织女、七仙女下凡、八仙过海、梁山伯与祝英台、《东游记》、《西游记》、《白蛇传》等，在这类神话中八仙是最受人们欢迎的神仙群体之一。八仙传说可与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所谓“中国四大传说”相媲美。

    八仙的产生与定型，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八仙”一词，可追溯至三国牟融《理惑论》。又有所谓“淮南八仙”，即指淮南王刘安的八个门客。晋有“蜀中八仙”，唐有“酒中八仙”。今天人们熟知的道教八仙，是指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他们的传说故事，先后见于唐宋文人的记载，把他们凑成一个班子是在元朝，而且班子的人选也不是一下就定好了的。一直到了明代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才确定了以上八仙，并沿用至今。这正显示了民间造神的随意性。八仙这一组神仙群体的组合并不因他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显得不伦不类，相反，倒使人觉得合情合理，十分圆满。不能不说八仙的组合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需要，满足了全民喜庆娱乐的要求。八仙形象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与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其他神仙大不相同，他们本身就是一台热闹好看的戏。八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文庄粗野，社会各色人等，均可找到自己亲近的“知音”。所以，八仙极受欢迎，这也就是八仙在民间大出风头的原因所在。

    八仙的故事，之所以备受民间喜爱，广为流传，其中原因在于它的人民性，它符合人民的愿望，能够起到扬善抑恶、鼓励善行、抑制私欲的教化作用。比如吕岩（洞宾）“化水为酒”的故事。《东游记》第29回说他游于岳阳之间，以卖油为名，遇一老妪买油，从不求添，并以酒谢洞宾。吕岩欲度之，见其家有井，乃以米数粒投入井中，谓妪曰：“卖此可以致富。”老妪回视井中皆酒也。卖了一年，大富。一日吕岩又至其家，老妪不在，问其子卖酒如何？其子曰：“好则好矣，苦于猪无酒糟耳。”洞宾叹道：“人心贪得无厌，一致于此。”乃取其米而行。井中又复为水矣。

    吕洞宾这个“化水为酒”的神话故事，针对贪得无厌的私心复酒为水，鼓励善行，抑制私欲，对世人起到了教化作用。

    3.神学

    神学是由鬼话、神话演化到高层次的观念文化。神学作为观念文化是关于神的理论学说，也就是说，它是神学家专为神（上帝）的学理以及各种宗教的“科学性”作论证的虚假学问。神学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它的虚假欺骗性，从性质上说，神学是伪科学，是科学的敌人；从作用上看，它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首先，神学是伪科学。它打着科学的幌子，搞伪科学的活动，专门对神、上帝作论证。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神学，开始时以教父哲学的面目出现，到中世纪又兴起了经院哲学，这种对基督教教义作论证的更高级的神学，以《圣经》为研究对象，引经据典为上帝的存在作论证。

    对上帝的著名论证，有本体论、宇宙论和目的论等多种证明。“本体论证明”，是安瑟伦的论证。他提出的逻辑推理是：每个人心中都具有上帝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绝对完善的，不能设想有比它更伟大的实体（小前提）；最完善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心中，而且也存在于现实中（大前提）；因此，上帝“既存在于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结论）。

    托马斯·阿奎那大主教，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了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即关于不动的推动者的证明、最初原因的证明、自存必然性的证明、最高真实性的证明和关于目的性的证明。康德称托马斯的前三个证明为“宇宙论证明”，后两个证明为“目的论证明”。

    除此之外，神学还搞了宗教体验证明和奇迹证明等。所谓奇迹证明，就是利用《新约全书》、《旧约全书》中描写的奇迹故事，论证上帝的存在。比如《新约全书》中讲的，在加诺的婚宴上水变成酒的故事，参加加诺婚宴的人以水代酒，喝了后有了酒的感觉，于是水就变成了酒，说成是真的，称之为上帝的奇迹。于是就证明了上帝是存在的，而且是最初的存在，创造世界的存在，全智、全能、全善的存在。

    基督教神学论证上帝存在的说教，全是编造、虚构而不真实的。可见，神学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第二，神学是科学的敌人。神学的反科学性，一是表现在神学提倡“信仰而后理解”。安瑟伦认为，基督教信条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只能凭信仰去相信。上帝是把理性交给信仰使唤的，人们决不先求理解，然后再信仰，而是先信仰，然后求理解。“因为我深信，除了我相信了，我才会理解。”其二，宗教神学企图以科学的面貌出现，调和宗教和科学。科学哲学家莱布尼茨一方面说世界是单子构成的，一方面又把单子神秘化。他认为单子是精神实体，不可分割，外面的事物也不可能进入到单子里面。单子是彼此孤立存在的。那么，现实世界为什么向人们展现出一幅无数单子的相互联系、彼此协调、一致发展的图画呢？他说，上帝在规范物体时注意到每一个部分，特别注意到了每一个单子。一切事物对每一事物的联系或适应，以及每一事物对一切事物的联系或适应，使每一单纯实体具有表现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并且使它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上帝所以使一切单子的发展和谐协调，就如同一位精明的钟表匠把两个钟造得完全一样地准确一致，使它们报时的钟声都始终一致。如同许多音乐家用同一乐谱演奏出一曲非常和谐的乐章一样。这显然是宗教神学调和宗教与科学而对科学发现的一种歪曲说教。

    另外，神学是科学的敌人还表现在它的恶魔般的残忍性上。神学不仅扼杀科学成果，而且凶残地对科学家大开杀戒。在中国、在欧洲……都发生过杀害科学家的事。特别是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时代，只要科学家提出和宣讲科学，神学就以科学家秽渎神灵和蛊惑人心种种罪名进行迫害和镇压。哥白尼因提出“太阳中心说”而遭宗教迫害，伽利略为维护太阳中心说的科学真理受到宗教法庭的判刑，布鲁诺为捍卫唯物主义真理，1600年2月17日天主教教会在罗马鲜花广场上把布鲁诺用铁链捆在火刑柱上，用木夹夹住布鲁诺的舌头，用浸满硫黄、画满火舌的粗布片作囚衣穿在布鲁诺身上，用干树枝点燃大火，活活烧死了科学家布鲁诺，宗教迫害科学家何其残酷！

    一部宗教神学史就是这样一部罪恶史。在思想上，它用宗教鸦片麻醉苍生，用虚假的说教引诱人们忍受现实苦难。在政治上，它充当统治者的帮凶，镇压人民的反抗；在军事上，用铁和火发动十字军东征等手段，杀害无辜。

    通过鬼话、神话和神学这条线索的考察，使我们清楚地看出，虚假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变，所走的是一条由朴素的民俗文化到系统化的宗教神学发展的路子。鬼话是迷信伪科学的胚胎；神话是理性不成熟、幼稚的精神产品；神学则是理性而严格的论证和较为成熟的精神产品。神学较之神话，更为系统、严格、“科学”，因而它更具有虚伪性、欺骗性、凶残性。神学的论证越“圆满”，越是“科学”，越是“合乎逻辑”，就越是荒谬虚假，可恶可憎！

    （三）灵魂、理念和绝对理念

    鬼、神和天帝（上帝）以及鬼话、神话和神学，是神学概念，属于神学讨论的虚假演化问题；而灵魂、理念和绝对理念（精神），则是哲学的概念，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唯心主义所探讨的虚假演化过程。正因为灵魂、理念和绝对理念是唯心主义哲学探讨的对象，由灵魂至理念进而绝对理念（精神）的演化，才是虚假观念高层次的演化。因而，对于灵魂、理念、绝对精神虚假的演化，才属于是从哲学层次上的思考和说明。

    1.灵魂

    在思想史上，人类的灵魂观念也有个演化的过程，先是民俗学的心理概念，而后是神学概念，再后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灵魂概念。

    人类的灵魂观念，首先是民俗学的一个心理概念。心理学认为灵魂是人的心灵或思想。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对原始初民来说，他们所理解的灵魂是低层次的具体概念。原始初民普遍把灵魂看做自身躯体的影子。弗雷泽列举民俗资料，说明了这种理解。不开化的野蛮人，至今不允许别人给自己画像，怕破坏自己的影子。在东方的中国中原大地生息的子民，至今少儿在一块玩耍，有谁用脚踏了谁的影子，都会因此而引发争吵、打架。这是因为，少儿把自己的身影看作是自己的魂魄。在希腊人中也存在着这种观念，他们相信冲进利塞山宙斯神殿的人和牲畜都会因失掉影子而死去。还有这样的说法，人在清水中的影像就是他的灵魂，假如捣碎他的影像，他就会随灵魂消失而死。这种文明人保留下来的滞后意识，也反映了灵魂观念幼稚的具体性质。

    至今，文明人还将灵魂看作像鸟和公鸡一样。《搜神记》记载，古人用杀鸡来代替人死。炎黄子孙相信灵魂像一只公鸡。民俗文化说移柩，如须渡水越山时，必需放一只白公鸡在灵柩头上。甚至迎亲拜堂，如新郎不在场，也可用一只公鸡来做代表。这些民俗文化，说明虚假的灵魂观念萌发于蒙昧时代，并形成于阶级社会。灵魂观念是由具体而抽象演化才形成的观念。

    神学，包括受神学毒害而迷信的人，都认为灵魂是附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精灵。袁枚《子不语》卷二四《鬼魂觅棺告主人》就记载了这么一则鬼话：程原衡家李管事，夜醉坠楼而死，举家未知。原衡睡醒，觉左耳阴冷异常，疑而回顾，灯光青荧，有黑人吹气入耳，似有所诉，惊起呼家丁四照，见楼下尸，方知是李魂来告主人。这里，鬼以吹气告人，实际就是说气代表了鬼魂。关于这种鬼魂灵气，在我国古代小说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等书中都有类似的反映和描写。

    将灵魂理解为“精气”，这就意味着“精气”是把“灵魂”、“生命”和“呼吸”三者联系在一起的贯通性。“呼吸”的延伸意义就具有“生命”、“灵魂”之意。这就有了中国神话说的女娲抟土造人和《圣经·创世纪》讲的上帝造人，都少不了用嘴一吹，泥人就变成了具有精气和灵魂的活人。正因为如此，才有麦克斯·缪勒通过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用来称呼“灵魂”的词，最初都是用来称呼从嘴里吐纳而可见、可嗅的气流或呼吸的词。这再次说明，灵魂观念是由具体而抽象所形成的意识。

    唯心主义哲学家对灵魂的性质说了许许多多违心杜撰的假话。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五世纪就提出了“灵魂不死”、“轮回转世”说。他用宗教神秘主义解释灵魂，把灵魂同肉体分离开来，说灵魂是精神性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拥有和神、宇宙灵魂本质血缘相通的不朽性，是不死的，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可以转世。因此，只要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就有希望回到神那里去，得到最后的解脱。灵魂依照命运的规定，也可以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据说，毕达哥拉斯曾宣称，他的灵魂曾在别人身上生长了207年。由于灵魂可以转世，因此人也可能是由动物转世而来，从而出现了人间的狐狸精、白骨精等。

    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不同，从“自我”出发，他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灵魂轮回”除去了宗教的传说色彩，披上了一层理性的外衣，作了逻辑推论。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是物质性的“原子”，而是精神性的“灵魂”，是精神实体，是哲学上的“自我”论。他认为“灵魂”不是组合物，而是单一的，是与“自身同一的”。“灵魂”这种“精神实体”，它不因人的肉体分解而消亡，它是不分解、不变化而永恒的。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控告而判为死刑，被迫喝毒药处死时，苏格拉底说：死不过是睡一场连梦都没有的觉，死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了老师的灵魂不死说。他在《费多》这篇对话中描写了苏格拉底死前的情形，证明了灵魂不死。他说，灵魂在人生之前必然生存，死后灵魂也必然产生出来。所谓死亡，只是组成身体的部分的分解。灵魂与身体不同，只有身体由部分组成，因而可以分解，而灵魂是不能分解的，因此是永恒的。哲学家的灵魂，死后升入天堂，与众神一起享福。其他人的灵魂，死后到处游荡，飘浮不定。这就是柏拉图杜撰的灵魂不死论。

    2.理念

    如果说灵魂还带有神话想像的色彩，那么，“理念”就更显现了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在古希腊哲学发展中，苏格拉底是“理念论”的创始人，柏拉图发展了唯心主义的“理念论”。

    “理念（Eios）”这个词，原是古希腊日常语言常用的词，但从哲学上作为概念来加以思考和分析，则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苏格拉底的“理念论”，首先是一种科学知识的体系，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一样是人们的认识工具。他强调“理念”和“知识”、“真理”、“存在本身”具有共性，是完全一致的。就认识论来说，苏格拉底的“理念”始终没有脱离“种”、“属”的原始含义。在认识论上，苏格拉底贯彻了他的哲学基本原则，由感觉的分析转向人的主体结构的分析，再转向理性的分析。总起来说，“理念论”是苏格拉底知识论的核心观点。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理念论”的继承者，将“理念论”发展到了唯心主义“理念论”的顶峰。柏拉图将“理念”理解为事物的“方式”、“形式”或“模式”，即事物的“共相”。

    什么是“共相”呢？举个例子，孟子说：“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白雪、白羽、白玉都是白的。这个“白”是“羽”、“雪”和“玉”这些个别的共同的本质，“白”的本质是“羽”、“雪”和“玉”的可共的质，这个可共的质，哲学专门术语叫做“共相”，相对的“羽”、“雪”、“玉”这些个别的东西，哲学专门术语叫“殊相”。这个“共相”和“殊相”的关系，也就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纯粹的理念世界，一个是具体事物的现象世界。他说理念世界是原型，是正本，而现实世界则是摹本，是副本，是以理念世界为模型而铸造出来的。所以“理念”是实在的、永恒的、不变的；而作为摹本的现象世界的个别事物，则是表面的、暂时的、可变的。他把“理念”看作独立于具体事物和人们意识之外的实体。

    柏拉图的所谓“理念”并不是人心里由知觉而引起的观念，而是自在的抽象原理。这些原理是抽象的，因此不能由感官而得知。不是人造的，而是自在的，永恒不变的。这样，柏拉图就把“理念”绝对化、神秘化了。

    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的那些“理念”，并非一一处于平等地位，“理念”有高下之别。不同的“理念”随高下之分层层递升，形成一个阶梯体系。居于这个层次体系顶端的是“善”（the Good）。“善”这个理念最完全、最圆满，所以为最高的“善”，“善”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目标。

    3.绝对理念

    黑格尔对哲学发展史的研究，总结了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希腊古典哲学，由康德开创的近代理性批判哲学，到他那个时代完成了一个最具体、最博大精深的理性辩证哲学体系，即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认为，他创立的“绝对理念（精神）”哲学体系，就哲学史的发展来说，并不是像一条直线那样的抽象地向无穷方向发展，它是一个圆圈回复到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他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使“理念”上升到了“绝对理念”的发展阶段。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哲学用语就是“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这个精神不是个人的或人类的精神，而是客观的、世界的精神。黑格尔把这个精神叫做“绝对理念”。黑格尔继承了柏拉图，像柏拉图一样认为“绝对理念”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实体和本原。

    但是，黑格尔的哲学对“绝对理念”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不把“绝对理念”看作消极被动或僵死不动、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看作一个有创造性的、处于运动发展过程的主体。作为主体的“绝对理念”是有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是由主观概念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而达到的。目的性，乃是升入理念阶段的内在目的性。目的性包含生命、认识、意识和实践，即目的的实现。因此，“理念”即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本身包含有理论的理念和实践的理念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经过双重的否定而达到最后的辩证的、活生生的统一的“绝对理念”。黑格尔说：“绝对理念的内容就是我们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理念本质上是一个过程。”黑格尔把理论的理念和实践的理念作为向绝对真理过渡的两个环节。

    黑格尔在把“绝对理念”看作他建立庞大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石的同时，又将整个黑格尔哲学看作对“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描述。这就是说，黑格尔在把“绝对理念（上帝）”看作世界本原的同时，又编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辩证发展的体系。他认为“绝对理念”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地球、自然界产生之前，是这个“绝对理念”超时空、超自然、超社会的自我发展阶段；“绝对理念”体现为自然界的发展阶段，这时“绝对理念”在背后操纵着自然界的发展；“绝对理念”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人的思想、意识就是“绝对理念”的表现。黑格尔哲学或“绝对理念”的发展包含三个圆圈：第一，由自然推移到精神，再由精神推移到理念（自然哲学）；第二，由精神深入到理念，再由理念外化为自然（精神哲学）；第三，由理念推移或外化为自然，由自然再发展或过渡到精神（逻辑学）。三个圆圈因而形成了三位一体，也就是无限的全体。总之，在黑格尔哲学中，它以“绝对理念”为基石，包含有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环节的庞大体系。

    四、假的成因

    说假、释假的一重要内容，就在于说明假的成因。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东西方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用不同的方式，提供了许多关于假的成因的不同观点。尽管他们对假的成因的解释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然而当我们对假的成因重新进行哲学思考，至今这些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笔者愿在前人历史寻觅的基础上，踏着前人的足迹，把探讨假之成因接力棒接过来，传下去。笔者相信先哲说的“得到一个原因的解释，胜过做国王”的箴言。他们金山、银山不要，只要问题的一个答案。这种在理性海洋航行的愚公精神，对后来人是一种无形的鼓舞力量。笔者借鉴前人的观点，重新思考和归纳，着重从社会历史观、认识论和文化观三个方面说明假的成因。

    （一）假观念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假的观念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和演化在客观上受看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进步程度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发展的三大标志上。以三大标志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着假观念的形成和演变。

    1.首要原因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假观念形成和演化的第一位的原因。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是社会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迟早都决定着社会上层建筑包括虚假观念的意识的产生和变化。当然，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假观念的形成和演化的制约与影响作用，是经过生产关系特别是其所有制利益关系的中间环节才起制约作用的。比如，“天命”论这种虚假观念的产生，之所以能在蒙昧的原始时代萌芽，并在奴隶社会孕育成熟，就在于原始社会的人刚刚脱离动物界，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决定，摆脱不了自然力量的统治，不仅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反而处处受着自然力量的控制，人成了自然力量的奴隶。这自然就萌发了畏惧自然力量的“天命”论的虚假观念。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是“天命”论的鼓吹者。他对“天命”论坚信不疑，并提出了畏“天命”的著名论点。孔丘的“天命”论认为，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天不仅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也是人的生死祸福的主宰者。有一次，他带弟子出游受到匡人的围困，生命危急，他慨叹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说，天如果真的让文化毁灭，我就不该做文化的继承人；天如果不是要文化毁灭，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又有一次，宋国大夫桓魋杀孔子，孔子化装逃走。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说，无赋予我盛德，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孔子的学生子夏，也是这样说的。“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说一个人的生死、富贵早已由“天命”预先决定了，不是个人努力可以改变的。正因为天主宰人的命运祸福，所以天可畏。这就是孔子的畏“天命”哲学。孔子的这种畏“天命”哲学，是继承前人的“天命”虚假观念，不过是，到他这里为了给奴隶主阶级服务更加系统化罢了。这都是在生产力不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畏“天命”的“无命”论虚假观念的形成和演化。

    2.主要原因

    科学不发展，不仅限制着人们的正确认识，而且也是产生虚假的主要原因。原始蒙昧时代，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由于人们不理解意识活动是什么，就把意识活动想像为人的灵魂，把做梦说成灵魂可以离开人的肉体自行活动，后来也就慢慢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虚假观念。

    灵魂不死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把人死后的阴灵说成鬼魂，鬼魂是将活人的意识活动和鬼联系起来，由想像所造成的荒唐的虚构观念。民间流传的鬼魂吹冷风、鬼魂托梦，就是讲的灵魂不死。

    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窦娥冤》悲剧中，也虚构了一个屈死冤魂托梦告状的故事。楚州窦天章离家赴京赶考，一举及弟，官拜参知政事，又派为两淮提刑肃政钦差。离家16年，一日到了故乡，自然勾起家事，想到独生女儿端云，他思念女儿端云。因端云改名为窦娥，窦娥屈死冤魂不散，给爹爹托梦。在窦天章看卷宗窦娥案已结，即把它压在文卷下面，又去阅另一卷宗，不觉困劲上来昏沉睡去，随即做起梦来。梦见灯光忽明忽暗。窦娥药死公公文卷压在下边，反复翻到上边，使窦天章好生奇怪。正当疑心胡乱猜想，忽听窦娥鬼魂哭诉冤屈。窦娥拜生父，细吐真情：三岁母亲去世，七岁父把儿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改名为窦娥，17岁与夫婚配，只有两年儿夫死亡，和婆婆守寡度日。因婆婆向赛卢医讨债被赛勒死，张驴儿父子救回婆婆性命生歹心，强逼婆媳俩同他们父子过日子。那一日婆婆身子不适，想吃肚儿汤，孩儿给做了肚儿汤去取盐醋，张驴儿暗地里下了毒药，实指望药杀婆婆，要强迫我同他成亲。不想婆婆偶然呕吐，不能吃，却让驴儿爹吃了，随即七窍流血而死。张驴儿强逼我做他的媳妇，我不从。他便将我告到官衙，州官拷打孩儿不承认，又拷打婆婆，儿怕婆婆受刑不起，只得屈认了。因此押赴法场，将儿典刑。孩儿发下三桩誓愿：第一桩，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系冤枉，刀过头落，一腔热血休滴在地上，都飞到白练上；第二桩，现在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掩你孩儿尸体；第三桩，让他楚州大旱三年。果然，血飞素练，六月下雪，三年不雨。诗云：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气口难言，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鲜血练旗悬。窦天章听了窦娥冤屈，苦痛哀哉，为窦娥平冤昭雪。

    《窦娥冤》是反映元王朝政治压迫残酷、吏治黑暗的一部现实主义人生悲剧。故事虽为剧作家虚构，却反映了民俗文化的鬼魂托梦的虚假观念。鬼魂虚构，在我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都有类似的描写。像《聊斋志异》等著作，都虚构了类似的鬼魂故事。所有鬼魂故事的创作，一是在道德伦理上反映了为屈死鬼鸣冤伸屈，鞭笞阶级压迫和政治黑暗，暴露人世险恶，褒扬惊大地、泣鬼神与恶势力抗争的精神。二是在科学知识上显现了鬼话的愚昧。所有愚昧的鬼话、神谕都是不科学的，是科学不发达、不普及的产物。鬼魂托梦，鬼话，迷信鬼神，直至宗教信仰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科学不发达、不普及，不信仰科学而信仰鬼神所致。

    3.根本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功利目的性对虚假的产生起着根本的、决定的作用。功利目的，有物质功利、政治功利、军事功利等目的。

    （1）物质利益功利。物质利益功利，是以实际的物质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是为着获取发展自身或谋取切身的经济利益，才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或文化活动的直接目的。人们的所有社会活动都同物质利益有关。经济利益关系的本质就是物质利益关系。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关系。这种商品交换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商品）与物（商品）的关系所掩盖。这就造成商品生产者的幻觉，好像商品具有超自然的属性，能天然地支配人们的命运，从而膜拜在它们的面前。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叫做“商品拜物教”。其实，“商品拜物教”主要表现为“金钱（或货币）拜物教”。

    “金钱拜物教”使人们像宗教信仰者崇拜偶像一样崇拜金钱。金钱（货币）可以买到任何商品，由此便产生一种假象，好像作为货币的金钱具有能够兑换成任何财富的天然属性，具有决定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西晋鲁褒在《钱神论》中嘲讽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在，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拜物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对此有了更精彩的概括。他肯定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对货币的本质描绘十分出色的同时，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一节，把货币看作人的本质力量。他揭露说：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绝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够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个人的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货币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我依靠货币都能做到。货币还具有颠倒黑白的力量，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

    在物质利益的功利作用中，金钱能使鬼推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人世间所有弄虚作假，大都是为获取金钱的功利目的造成的。

    （2）政治功利。政治功利是以实际的阶级利益为行为道德准则的伦理观点。这种伦理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边沁提出功利原则，他把快乐和痛苦作为行为的动机，把功利作为道德的标准，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综合”，强调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就有利于全人类。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在道德上的反映，是一种剥削阶级的理论。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阶级的功利，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功利，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功利。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是资产阶级的功利原则；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无产阶级的功利原则。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的“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是骗人的谎话。其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注重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的。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侵略弱小民族国家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真理。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就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早就断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当代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20世纪中叶以来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美帝国主义到处侵略，到处发动战争，它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至今仍在继续。没有战争就不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到处发动战争呢？笔者引述一段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的分析。他在《美对伊战争的秘密哲学》中说，美国攻打伊拉克不仅在于争夺伊拉克的石油、维护以色列的利益、在战场上试验新式武器，或急于以武器订单来振兴不景气的国内经济，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体现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从20世纪末苏联解体开始，美国就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霸权主义胃口越来越大，目标是实行全球霸权主义，从哲学的意义上实现“美国新时代”。这就是美国对伊战争的秘密哲学。真正体现出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进入了“美国新时代”。

    霸权主义者无论如何花言巧语欺骗世界舆论，也是掩盖不了美帝国主义实行“全球霸权主义”的政治功利目的的。

    （3）军事功利。军事功利，无不体现于战场阴谋诡计中，中国古代兵书讲的三十六计，计计皆为阴谋诡计，都是为达到一定的军事功利目的制订的计策。试以《三国演义》的“连环计”为例，透视其军事功利性。

    “连环计”是周瑜和诸葛亮共同定计火攻曹操战前的一项准备工作。周瑜通过鲁肃问庞统：“破曹军该用什么办法好？”庞统告诉鲁肃说：“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其余的船只四处散开，就烧不着。除非献‘连环计’，使曹操把船钉在一块，火攻方可成功。”周瑜听说后深为佩服，并对鲁肃说：“只有请庞士元到曹操处献计，整个计划才能成功。”

    正在此时，蒋干第二次过江游说东吴。周瑜大喜：“我之成功，就在此人身上。”一面吩咐庞统准备用计，一面有意把蒋干安顿在庞统住所附近歇息。庞、蒋二人见面，互通姓名之后，蒋干便问庞统为何避居在此？庞统故意发了一通牢骚，说：“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人。自己不受重用，只好隐居在此。”蒋干见庞统不满东吴，便对他说，如果他愿意归顺曹操，可以引荐。庞统假装同意。于是二人连夜下山，找了只小船，偷偷地溜出东吴军营，来到曹军营内。曹操听说把凤雏先生请来了，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了不起的谋士。

    曹操待庞统异常殷勤，领他观看旱营水寨，推心置腹，无所保留。与他谈论兵书韬略，求计问方，他应答如流。庞统问曹操：“水军是否多生疾病？”曹操说：“没有一个不呕吐的，死亡的也不少，我正为此事着急。”庞统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小水军不生疾病，安稳得胜。”曹操赶忙求教。庞统说：“长江时常涨潮、落潮，风浪大，你的兵士多是北方人，经不起颠簸，所以才有很多人生病。如果用铁环把所有的船只都连接起来，或30只为一排，或50只为一排，上面再铺上宽木板，船就不会颠簸了。兵士在船上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不仅人可以行走，马也可以走，再大风浪潮水都不用害怕了。”曹操一听，非常高兴，感谢庞统说：“先生的主意太好了，没有这个办法，怎能破得了东吴呢？”随即下令，让军匠赶制连环大钉，锁住船只。

    战船锁住之后，曹操大摆酒席于大江之上，宴请文官武将，自己坐定中央大战船，观看水军操练。当日西北风骤起，各船拽起风帆，冲波激浪，稳如平地。曹操心里高兴，对众谋士说：“如果不是上天助我，我怎能得到凤雏先生的妙计？铁索连接战船，渡江如履平地，攻打东吴，必胜无疑。”一个谋士劝曹操说：“船皆连锁，固然非常平稳，假如周瑜用火攻，就难以解脱。”曹操大笑道：“凡用火攻，必借风力，现在是冬天，只有西风北风，怎么会有东风南风呢？我军住在西北，周瑜兵在南岸。假如他用火攻，只能烧他自己的兵。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如果现在是十月小阳春，我早就提防了。”大家听了曹操的分析，再没有异议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刮起了东南风，周瑜乘机火攻曹营，烧得曹操一败涂地。

    “连环计”的故事很简单，但它深寓哲理，说明战场计谋皆出于军事功利目的，军事功利产生出了种种虚假的计谋韬略。

    （二）虚假是认知的怪胎

    认识既可以使人聪明，也可以使人愚蠢。因为，认识既可以使人获得真知而变得聪明，也可以给人以虚假知识而变得愚蠢。能够使人获得真知而变得聪明的认识，是正确的认识；而给人虚假知识使人变得愚蠢的认识，是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实为人类认知的一种怪胎。在哲学史上，典型的错误认识有两种，即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和唯理论。

    1.主观经验论

    经验论有唯物、唯心之分。唯心主义的经验论是主观经验论，它虽然也是从感觉出发，但是这种经验论夸大感觉的作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就认为，人只能认识自己的感觉，感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事物就是“感觉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这种认识，认识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把感觉同外部世界、同物质分开，得到的只能是错误认识、假知识。

    《列子·汤问》篇中记载一个孔子东游的故事。孔子东游时路遇两个小孩正在热烈地争论太阳在一天内什么时候离人最近。一个说，早晨太阳刚刚出山，像磨盘那样大，中午则像菜盘那样小。同一个东西总是离我们远时看起来小，近了看起来大。所以，认为早晨的太阳离人近一些。另一个孩子反驳说，不对。早晨太阳刚刚出山时，我们感到冷飕飕的，中午烈日当头，热得像在蒸笼里一般。同一火性的东西，总是离我们越近越热，越远越凉快。所以，应该是中午的太阳离我们近一些。两个孩子都从感觉出发，以实际经验为理由，争论不下，就问孔子。问题也难住了孔圣人，孔子左思右想无法回答。两个孩子取笑说：“谁说你还博学呢？”

    这个故事是文人瞎编故意讽刺孔圣人的。不过，在两千年前包括孔子在内的任何人也解决不了孩子争论的这个问题。只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地球自转和绕太阳公转的运行关系，才科学解答了这个问题。

    近代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早晚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都一样大，只是看起来早晚的太阳比中午的太阳大。这并不是中午的太阳真的变小了，而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错觉。人们关于太阳大小的感觉是以不同的参照物作背景造成的错觉。第一个孩子说假，是由于不懂得“光错视”的感觉欺骗。为假象所迷惑，从而得出了错误结论。

    热度不同，原因是中午的太阳垂直地透过大气层射到地面上，早晚的太阳则是倾斜地穿过大气层射到地面上。中午的太阳光所经过的空气层厚度比早晚的太阳光经过的空气层厚度小，光线和热量受空气尘埃物质的吸收也就少。所以，才感到中午太阳比早晚的太阳热。第二个孩子不懂得现象和本质的这种差别，受假象感觉欺骗，所以，他的回答也是说的假话。

    这两个孩子说错话、假话，是不自觉的，是受了感觉欺骗而造成的虚假。可见，主观感觉是观察事物的误区，必然造成错误的虚假。

    从感觉出发，跟着感觉走，也会造成有偏见的主观观察。《列子·说符篇》有一则故事，说有人丢失了一把斧子，怎么找也没有找着。他想一定是邻居的儿子偷去了。他就留心观察那青年的神情、态度，果然发现大为可疑，不论怎么看，那青年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像是偷过斧子的样子。他就断定：“准是这小家伙偷的！”第二天，他上山去打柴，在一棵树旁，忽然发现了那失去的斧子。他这才想起，原来前天来打柴的时候，忘记把斧子带回去，忘在这里了。他后悔错疑了邻居的儿子。回家以后，再留心观察那青年的神情、态度，果然毫无可疑之处，不论那青年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像是偷过斧子的样子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没有理性认识，只凭主观感觉和臆断，胡乱猜疑，难免造成虚假错误。不仅“失斧疑邻”会造成虚假，就是热恋中的恋人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旦被爱火烧昏了头脑的恋人，也会深陷于虚假的幻想之中。热恋的人，往往把热恋对象的平常举动，夸大为大度、潇洒、优美，把普通一笑，夸大为“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平平常常的人，在相爱人的眼中，往往被夸大为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地上的高山和大海，像太阳一样火热，像月亮一样温柔，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像大海一样宽广深沉。冷静想来，这种爱情总是掺了假的，是多么虚假和荒唐可笑。

    2.主观唯理论

    主观唯理论是旧哲学认识论中的一派。虽有唯物、唯心之分，但他们或者只承认理性认识可靠，或者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们都把认识看成主观自生的东西，并且在真理标准上，都否认实践标准，从观念或认识自身去论证认识，全是造成虚假的主观唯理论。

    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是一种主观唯理论典型。弗洛伊德梦中的蛇、伞、枪、泥鳅等长形物体被看做与男性生殖器形状相似，把花、盆、碗、暗洞等看作与女性生殖器形状相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男性梦见花、盆等物，女性梦见蛇、伞等物，就意味着思淫、思性欲，就是性梦。根据弗洛伊德的这种解释，人类的梦有90%以上都是性梦啦。

    这种认识，似乎强调了理性依赖于感性，但这是感觉形状相似的虚假联系，是指把不同事物形状相似但无本质联系硬说成有本质联系的虚假。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之所以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就在于在其理论中掺杂了形状相似联系的虚假唯理论观点。事实说明，弗洛伊德释梦理论中的这些论点是荒唐虚假而不可靠的主观唯理论。

    唯理论制造虚假，形式有许多，倒果为因的逻辑推理是其中一种。宋人钱易编撰的《南唐新书》载有一个“沆瀣一气”的故事。讲的就是倒果为因的逻辑推理所制造的虚假。据说，唐僖宗时，有一个官员名叫崔沆，曾任中书侍郎等职。乾符二年，他被派去当主考官，主持朝廷考试事宜。这次应试的人中间有一个名叫崔瀣的，一经录取，马上就当官上任去了。别人见他不但任官特快，而且所任官职也特好，待遇显然与众不同，因此引起怀疑，并联想杜撰：“崔沆和崔瀣是有特殊关系的吧？”有人更进一步断定：“那还用说，瞧他们两个的名字就明白了！”俏皮的人还加以嘲笑：“座主门生，沆瀣一气。”所谓“座主”，即主考官。科举时代，应试者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

    这个故事，由崔瀣做官的结果，推论出崔沆、崔瀣都姓崔，再推论出“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自然就得出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一种虚假联系推论。

    偷换概念，是诡辩论者常常玩弄的逻辑手法，他们就是利用这种手法制造虚假。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是一个典型。孔乙己第一次为自己偷书的不光彩行为进行辩护时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在这里，孔乙己护假的武器便是：窃不是偷；窃，是读书人的事；偷，是文盲的事。当孔乙己因偷书而被打断腿时，他又辩解道：“跌断，跌……”在这里，“打断”被偷换为了“跌断”。因为，承认是“打断”，就意味着：偷书是真的，被书的主人抓住了。不但抓住了，而且被狠狠地打了。偷书和被人打，都是有辱其斯文的。而“跌断”，则只能说明走路时不小心。既不辱斯文，也不坏道德名声。

    这种偷换概念的孔乙己诡辩，除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剩下的就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当众说谎而已。

    总之，不论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那种“失斧疑邻”的主观臆断，还是主观的唯理论那种倒果为因等，所造成的错误认识，皆为虚假得以形成和传播的认识论原因。

    （三）假与文化人的难解之缘

    虚假观念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趣味说假和文化人生活有难解难分之缘。有个“危言耸听”的典故，颇切题意。

    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时称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他广交高官、名将为朋友，并常和桓玄、殷仲堪等在一起闲谈说笑。有一次，顾恺之和桓玄在殷仲堪家里谈笑取乐。他们先说“了语”（即以一句话表达一桩事情的彻底了结）。顾恺之先说：“火烧平原无遗燎”（以烧光为了）。殷仲堪接着说：“白布缠棺竖旒旐。”（以人死为了，旒旐是丧用的白幡）桓玄最后说：“投鱼深渊放飞鸟。”（以去不回为了）过了一会，他们又说“危语”（以一句话形容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桓玄先说：“矛头淅米剑头炊。”（用枪头的碎片和利剑的尖刺作米，洗一洗煮成“饭”来吃）殷仲堪接着说：“百年老人攀枯枝。”（年迈的老头攀着枯枝从悬崖上往下爬）顾恺之最后说：“井上辘轳卧婴儿。”（井上的辘轳是灵活滚动的，让婴儿躺在上面，这多危险）大家正说得高兴，忽然旁边有一参军插口说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位参军说的这一句，作为“危语”游戏，本来也很精彩。可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而且在那个时代，官位较低的怎得同大员们说笑，三人心中都很不自在，尤其是殷仲堪更觉难堪，但又不便发怒，只好说一句语意双关的话，聊作解嘲：“哟，真是咄咄逼人！”一场有趣的谈话，于是扫兴中止。

    《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了这段故事。文人们说的“危语”“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人攀枯枝”和“井上辘轳卧婴儿”都是说谎，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呢？连参军说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也属于瞎说，是不可能有的事。但这个故事说明，说假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生存空间，同文化观密不可分。先进的文化，是利于真、善、美的文化观念；落后的文化，则会滋生假、丑、恶的文化观念。腐朽的旧文化、旧道德和宗教信仰，都是虚假观念滋生的土壤，甚至连旧民俗文化，都会产生虚假。

    戏剧舞台上有出《苏小妹三难新郎（或秦学士）》的喜剧，很说明问题。

    苏小妹原型即苏洵的幼女八娘，是苏轼的姐姐。八娘年长苏轼一岁，从小知书识礼，聪明好学，诗文也写得不错，16岁嫁给表兄程之才（即舅父程浚之子）为妻。一年后，八娘生下一个儿子，不久就死了。

    为什么喜剧家撰写《苏小妹三难新郎》呢？原因在于剧作家为苏八娘婚姻悲剧鸣不平。因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八娘嫁到程家不幸一年之后逝世，是死于程家的虐待和折磨。家翁程浚虽是一个有功名的读书人，但此人内省不谨，私生活糜烂，道德败坏。程浚妻子是个“尤好为无法”的坏女人。其夫程之才是个“狂狠”的恶人。这样的家庭和丈夫，注定了八娘的不幸命运。八娘婚后生下一子，不久就病倒了，家里不给延医调治，程浚不仅置若罔闻，还唆使家人向病中的八娘索取衣裙，诸多骚扰。苏洵夫妻只得将女儿接回娘家调治，渐渐有了起色，能吃一点东西了，程家舅姑又催逼八娘回去，并强行把她的孩子抱走。八娘只得带病回程家，不久疾病复发，程家三日不给救治，活活把八娘折磨而死。小说家同情这位才女的遭遇，就移花接木地把八娘说成是苏轼的小妹，嫁给学土秦观，上演了“苏小妹三难秦学士”的喜剧。这即是“生活痛苦补偿”原理的实现，也是中国文学作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在文化土壤中滋生虚假，更严重的是表现于谎言文化和世风不正之中。

    1.谎言文化

    说假是一种谎言文化，它是生存于文化垃圾之中的文化糟粕。时下流行的数字神话，就属于这种文化垃圾。有些人硬是把数字和人生联系起来，把数字说成是决定人生命运和事业成败的神奇之数，随之也就出现了对数字愚昧而盲目崇拜的怪现象。“888”就是“发发发”，“1313”就是“要散要散”，“1414”就是“要死要死”，如此等等。数字本来是用来计数的，它本身的含义就是数量、数目。数字的主要功能，就是计量。而今将数字神秘化，给数字硬加上情感因素，说数字预言人的吉凶祸福。于是，有些人就拼命寻找吉祥数字，不惜用高价购买吉祥数字。为了“888”牌号、车号或电话号码，往往不惜万金。人们宁愿在等待中浪费时光，青年男女可以推迟婚期，商店开业、公司剪彩宁可不做，非得等到逢“6”和“8”的所谓吉祥日子。

    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数字的现代迷信。但从文化观上看，这是垃圾文化的流毒没有肃清，至今还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制造着新的虚假。

    《中国老年》有一则“新语林”，将《白毛女》结局大篡改，引人深思。“新语林”认为，杨白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过年的你躲躲闪闪搞得人家黄世仁要亲自跑一趟多不应该。喜儿也真傻，人家要傍大款都没机会，你却往深山跑！于是篡改后的结局是：黄世仁大年夜给喜儿送聘礼来，请杨白劳到他家吃团圆饭，杨白老从此和穆仁智一起去收租子。王大春回来时喜儿已身怀黄家骨肉，她见到王大春说：“这个社会是现实的，对不住你了。”王大春说：“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这次来是解除我们俩封建包办婚姻的，我跟我们部队里的卫生员翠华是自由恋爱婚姻，本来还怕你想不通，咱俩谁也不欠谁了。”看，这个结局大篡改多么现实。现实的市场经济，使“欠债还钱”、美人傍大款的旧社会观念文化重新时兴了，在这种旧观念文化影响下，改变《白毛女》的结局，也就成为自然的事了。不仅“新语林”如此说，而且搬上电影屏幕演员的新台词也批评喜儿，不傍大款太傻气。尽管“欠债还钱”、傍大款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流行观念，但把《白毛女》中的喜儿说成傍大款，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说假骗人。历史就是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

    篡改历史是史学家常常玩弄的阴谋诡计。中外史籍，能有多少是不曾改过的呢？在中国革命史上，“井冈山会师”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史实，而在“文革”中，林彪及其同伙竟然将历史上有名的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会师篡改成林彪和毛泽东会师，并指使人画了巨幅油画——《林毛会师》挂在会议室大厅里。陈毅见了这幅画后幽默地说：“这画的哪是井冈山会师？这是红卫兵会师！”老帅一句诙谐话，戳穿了政治骗子篡改历史的虚假谎言。

    2.伪善谗言

    在文化观中，伪善和社会风气不正越发使虚假得以产生。那种阿谀奉承、造谣中伤、栽赃陷害往往能给不真实的骗子戴上真实的假面具。

    阿谀奉承，就是以虚伪的面目出现，用好听的话迎合、恭维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欺骗目的。这一手，林彪一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林彪手不离“红宝书”，嘴不离“毛主席万岁”。他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带头“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对毛泽东大唱颂扬词：“以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心情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这样一个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却处心积虑地要向毛主席抢班夺权，搞“五七一工程”，阴谋杀害毛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斗争，至今使人记忆犹新。林彪对毛泽东的阿谀奉承包藏着祸心，是败坏无产阶级道德、制造抢班夺权最典型的虚假事件。

    在道德虚假中，有一种手法称为“贿哭”。这种“哭”，也是一种贿赂手段。比如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驾鹤西归期间，卢氏县的县、乡两级机构几近停转，干部们都风风火火赶往杜保乾的老家去“吊孝”，礼金相当丰厚。其中有一个当时身居正科、想升副县的领导干部，在灵前给杜老大人吊孝时呼父叫爹，悲痛欲绝，劝不住、拉不起、拖不走，令乡邻们惊诧莫名，只好找来杜书记“谢客”。

    杜书记赶到老父灵前。伸手去拉这个属下，谁知这个“孝子”已进入大悲大痛的“境界”，实在不能自已。杜保乾只得用脚狠狠地踢他并边踢边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句话含意非常丰富：你向我爹尽“孝心”，也就是向我表“忠心”，这样的铁杆弟兄，我不提拔你还能提拔谁？

    “贿哭”者如愿得到了提拔。再次证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想不到晶莹剔透的泪珠里，居然含有如此见不得人的成分。

    “贿哭”与“献笑”，皆属献丑，都是不道德的伪善行为。

    谗言栽赃，在人事关系上是最常见的毁谤陷害。使用这种手段的人也是不道德的，他总是躲在背后用暗箭伤人，为自己涂脂抹粉。在文学史上，有篇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就是写的这种人。

    《登徒子好色赋》是楚襄王文学侍从宋玉为毁谤陷害登徒子写的文章。宋玉和登徒子都是楚襄王的臣子。宋玉不但文章写得好，人长得也漂亮，有一副“风流潇洒、英俊不凡”的仪表。登徒子因在楚襄王面前批评宋玉“好色”，又常出入后宫，登徒子提醒襄王注意。襄王便把宋玉找来问话。宋玉说：“没有这回事。相反，好色的不是我，恰恰就是登徒子自己！”楚襄王问有什么根据，宋玉便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编造了这样一段谗言：“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得振振有词，说我东邻姑娘那么漂亮，向我求婚我却不动心，而登徒子呢？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头发乱，耳朵斜，嘴唇裂，牙齿缺，走起路来，弯着腰，一拐一瘸，而且满身癞疥，还患着严重的痔疮。登徒子却很喜欢她，已经同她生了五个孩子了。

    宋玉说了这些话之后，反问楚襄王：你看，究竟是谁好色，这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襄王听了，觉得似乎很有道理，也就算了。

    《登徒子好色赋》这篇赋，虽说写得很有哲理性，把美人写得美到恰如其分，但其文品正是巧言令色的宋玉的人品写照。它说明，一些人在人品上干缺德的事，总是以进谗言而诬陷栽赃，把正人君子置于无言以对的境地。登徒子其人，成了好色者的代表，“登徒子”一词，也成了好色的代名词。谗言可畏，“登徒子好色”两千年来成了难以翻身的铁案。

    3.负面文化

    鬼话、神谕、神学都属于负面文化。它们的共同点是不真实性，其功能也是制造虚假，就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下崽会打洞”一样，说假是自我繁殖。这种负面文化自产的都是文化垃圾和虚假。

    鬼话，似乎是鬼说的话。但是，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所谓鬼只是鬼道论者的虚构物。鬼道论者认为，鬼是人死之后的幽灵。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哪还有什么幽灵存在？可是，鬼道论者硬说人死了还有灵魂，人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可以离开人的肉体自由活动。这也就是鬼道论者所说的幽灵，幽灵也就是鬼。鬼道论者说的鬼，是对人的灵魂的歪曲，是故意编造出来骗人的鬼话。

    鬼道论者以文化人的面目出现，他们的说假先是高人一筹，借以蒙人。

    鬼话也是不真实的。两种鬼话的共同点，即虚假。凡鬼话都是不真实的。鬼话全属子虚乌有，什么也不是，统统是骗人的胡说。

    神谕是神灵晓谕人的神话。神是宗教崇拜的偶像，关于宗教崇拜偶像的学说，就是神学。神、神谕、神学也如同鬼和鬼话一样是不真实的，都具有虚无性。神学越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就越是荒谬虚假。

    佛教经典中，有本叫《百喻经》的书，是佛教徒僧伽斯那从佛经中选编出的一本书。《百喻经》共有98个寓言故事，加上前面的引文和末尾的偈语，合计100篇。每个故事的结尾，都引申出一段说教。“百喻”就是“用100个故事比喻修行的道理”的意思。下面抄录个《喂骆驼》的神谕：一个人用瓦罐盛了谷子来喂骆驼。骆驼见了谷子，一头扎进瓦罐里就吃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瓦罐不大不小正好卡在骆驼头上。骆驼急得四条腿乱跳乱蹦，瓦罐就像是长在上面似的，紧紧地箍着头，怎么也退不下来。“哎，可怎么办呢？”喂骆驼的人一会儿揉揉脑门子，一会儿挠挠脖子，哭丧着脸儿站在那发愁。

    有个老头踱着步子走到跟前，兜了个圈子，看了一会儿，慢条斯理地说：“小事一桩，你用不着发愁。只要照我的话行事，一时三刻就叫骆驼头出来。”

    老头叫喂骆驼的人找来一把快刀，指着骆驼吩咐道：“你朝着骆驼脖子使劲砍上一刀，问题就解决了。”

    喂骆驼的人抡起刀，一刀下去，只听“咚”的一声，骆驼头就掉在地上，又“咕咕噜噜”地滚过去。“稀里哗啦”，瓦罐早摔了个七零八碎。骆驼头出来了，可是骆驼死了，瓦罐也烂了。

    神谕启示了什么呢？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神谕这种蠢事，只不过是虚构的谎言而已。拿烧香拜佛者来说，他们怀着莫大的虔诚向菩萨许愿，要求菩萨保佑。菩萨何物？木雕泥塑而已；菩萨何德何能？思维的虚假观念而已。菩萨是不真实的虚无，丝毫没有用处，世界上再没有比菩萨那张脸更能骗人的了。

    佛学经典那一套，是荒唐的主观唯心论。一个叫玮蒙的唐代刺史，让法海主持请六祖慧能和尚说法，慧能和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傍晚，在广州法性寺众和尚在寺院门前乘凉，忽然吹来一阵小风，吹得和尚心情畅快，一个和尚便说：“你看，风吹得幡在动。”有和尚随口说：“不是幡动，是风动。”众僧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慧能和尚却慢条斯理地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慧能讲的心动，是佛学心动学，是说心是第一性的，心外事物由心而生，是第二性的。佛经这种神学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慧能说的心动，是毫无掩饰地说假、造假。

    所有腐朽文化和陈旧意识，都是虚假产生的原因。就连旧风俗、旧习惯，也是虚假产生的温床。因此，要杜绝和减少虚假现象，就必须根除虚假之源，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批判和肃清旧文化、旧意识、旧风俗、旧道德的影响。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用先进的文化、道德教育人，塑造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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