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都城位置的选择

    一、古代都城特征与位置选择

    隋文帝说：“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可见建都实际上就是王朝政权为了加强王权政治统治需要，根据都城本质特征所建设与经营的具有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功能的城市。故要正确地认识和了解古代都城位置的选择，首先必须认识古代都城的特征。

    中国古代城市（包括都城）的发展道路，与西欧大不相同。中国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中央政权所在的都城更是如此。从考古发掘来看，作为早期国家夏商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及郑州商城遗址，其城市的总体特征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包括宗庙在内的众多宫室建筑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枢构成了各个都城的核心区域，这些构筑在高台厚基上的权力核心，在空间上占据了都城的主导地位。西周时期，周王及诸侯国都城不仅其政治性、军事性更加明显，并且规模也明显扩大。《逸周书·作雒》记述：西周成周“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曲阜鲁国故城、楚都纪南城、齐都临淄城等诸侯国都城址的周长都在1万米以上。西周都城规模并不是逐渐扩展而成，而是一开始就颇具规模。在周初武装殖民的过程中形成的国野制度，使国人中的“许多农民及工商业生产者，因为政治身份而居住城中，使得周之城郡从一开始就以多功能姿态出现”，而不像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是由商业城市的单一功能逐渐演变成多功能城市。“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多功能的城市注定要比单一功能城市规模大。”《公羊传》桓公九年云：“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重大言之。”斯言基本道出了古代都城的本质内涵：第一，它是政治领域的工具，是天子居住与进行统治的中心，是国家政治管理与权力的中心；第二，它是国家构建与整合的象征，是人口、工商业与财富的集中之地，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城市。它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中心性。

    有两个含义：一是地位和功能的中心性。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二是位置的中心性。都城以能够有效地控制所辖全境为基本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位置的中心性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均匀地控制所属的所有空间。如果都城偏于一隅，就会形成扇形或其他不均匀的空间控制格局，而不是均匀的圆型格局，不利于政治统治。这样的情况下，就要通过设立“双头首都”或陪都制度，加以弥补。

    （2）首位性。也有两个含义：一是政治意义的首位性，都城居于全国城市体系中的首位，拥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二是地理意义上的首位性。在全国城市体系中，都城规模巨大，多数情况下比其他重要城市大许多倍。都城人口众多，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像秦都咸阳、北魏之代都平城、唐之长安、洛阳、北宋之东京、南宋之临安和明清之北京，都是人口超百万的城市，自然也是当时天下财富的汇集之地。为巩固和强化都城的中心和首位地位，历代帝王常常强制施行向都城及其附近核心地区的人口迁移，形成内聚型移民，即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秦都咸阳，就是秦始皇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和三十五年两次大规模强制性移民的结果。多数情况下，首都必是首位城市，个别情形下，一朝也可能有两个首位城市，如实行“双头首都”或“多都并存并重制”时。（3）象征性。中国古代都城是一个典型的宇宙哲学象征，是宇宙的中心点和王朝的轴心。周礼将君臣父子长幼、各种职能机构和文武百官在都城的地理位置上固定下来。宫城是天下所在，确立在都城的中央，象征天子的中心地位及威严。都城空间格局强调规正方形，轴线对称均匀，这种空间格局既增加了王权天命所授的神秘色彩，能够收到巩固统治的效果，同时也集中表达了都城作为统御四方中枢的象征意义。夏商周三代是我国都城形成并渐趋成熟的时期，三代都城所体现出的都城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本质与特征，不仅体现了中国早期都城渐趋成熟态势，更重要的是还为日后中国古代都城的特征、特质、发展方向等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换言之，中国古代都城实为夏商周都城的继续和发展。

    古代王朝政治活动的关键内容是要有效地控制地理空间，否则，政治活动就很难获得成功。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地理空间成分是疆域、人口。所有希望有效控制地理空间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而实现有效控制的最重要的途径便是在最佳的地理位置建立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功能与地位曾被强调到了极致，一旦攻占了都城，王朝便面临被瓦解、分裂、灭亡或改朝换代的威胁。因此，每一个王朝都十分重视选址建都活动，将此作为首要任务。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都城制度，包括都城位置选择与都城位置迁移理论，都城体系建设理论和都城空间格局营建规制等内容。下面，我们先就一些古代都城位置选择理论加以分析，并引伸出古代都城位置选择的原则，以加深对古代洛阳都城位置选择的理解。

    二、古代都城位置选择的原则

    中国是世界上建都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王都帝都最多的国家。在长达数千年的建都实践中，古代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建都经验，产生了许多建都学说和理论。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对都城选址理论的研究，择其要者，主要有三：一是“择中论”。西周初年，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周公在总结“尚中”、“四方之极”等传统思想观念基础上，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概念，建构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建都理论，不仅影响了当时及以后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选址建设，并成为历代都城乃至一般城市空间布局规划理念的基础（详后）。二是“便利论”。在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套较为实用的都城选址思想。其中《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度地》篇亦云：

    “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意思是，都城选址要么在高山之上，要么在平原之上，充分考虑山、水、地利等因素，不必拘泥于陈规。这里不仅提出了都城选址的基本原则，而且强调了如何进行都城选址，才能实现都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形胜论”。荀子在分析战国群雄在空间上分布特征时，第一次提出了“形胜”的概念，他说：“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形胜”即山川形势优越足以胜人，强调都城周围要有天然险阻作为屏障。形胜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环境中的特殊空间点，而对“形胜”之区的占据便是形成自己优势的条件。这是从军事防卫需要出发所提出的城市选址的基本思想之一。但选址的生态因素也确实为都城的生态安全筑起了一道屏障。这为后来的都城选址中注重战略与生态安全并举的规划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与典范。上述三种建都理论都曾在实践上指导和影响过古代王朝的建都决策，并演化为五种建都选址的具体原则，即：择中论、形胜论、人和论、环境和谐论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关系处理论。

    择中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往往也被表述为“天下之中”。侯甬坚称“择中论”为“区域中心地原则”。它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中心地学说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古代都城选址过程中包含了丰富的择中论思想和实践。

    周公是提出和运用“天下之中”理论选址建都第一人。西周初年，周公选择洛邑作为周王朝新国都的时候，他阐述的理由，即这里是“天下之中”。这当然不是最新的设想，而是周人长期以来不断探索而获得的经验总结。卢连成曾经考察过商周都城设置的思想，认为商周都城城址的选择基本上是遵循都城应设在天下之中的政治法则进行的。他说：在商代“安阳殷墟基本上处于殷商王室实际控制疆域的中心地区。”“周人早期都城岐周、丰、镐城址的选择也是本着居天下之中的政治法则确定的。”武王灭商，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政治疆域是西起陇山以西，而东至于海滨，北边已越过霍太山，而南及于汉江之阳，在此范围内，原来的都城丰镐就显得偏于西方，而洛邑则正好处于疆土之中，所以周公就把洛邑作为都城。

    “周公营雏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中国古都中首推洛阳位置最中。东汉蔡邕说：“世祖复帝柞，迁都雒阳，以服土中，享国一十一世，历年一百六十五载。”择都的好处，据明人说可使“阴阳和，南北平，百物合。”

    与“择中”或“天下之中”理论相应的理论范型是“服”的概念。所谓“服”，据《周礼·职方氏》：“服，服事天子也。”商代已有了“内服”、“外服”之分。

    《尚书·禹贡》具体列出了“五服”的制度——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即以都城为核心分别向四方划成五服，每服五百里，由都城至各方的边陲都是二千五百里。《周礼·职方氏》则进而将“五服”扩大到“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以都城中心，距各方的边陲都是五千里，这大体上就是当时人的天下疆域图，是以都城为核心的向四方推衍的回字形结构。但不管是“五服”还是“九服”，都是由都城中心逐步向四方伸展，然后构成不同的级次序列。这首先是一种地域划分，是一种空间结构，同时又是一种行政关系。由外向内尽其各种义务，《国语·周语》所谓“日祭、月祀、时亨、岁贡、终王”者是也；由内向外行使职权，《国语·周语》所谓“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亨，让不贡，告不王”者是也。此外，商周“服”的理论范型，皆以黄河流域中游河洛地区与关中为中心，这也与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分布以及都城体系的雏形结构相吻合。

    “择中”或“天下之中”理论和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念相吻合。在古人那里，被称为“天下之中”或“土中”的地方是帝王与上帝正式沟通的场所，所谓“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之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则于上，而施政教于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内而环拱之，如众星之于北极焉。君建皇极于上，所以为民极于下也。所以为民极者，其本在于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之止所。其所居止，必于地大人众之处，四方道里适均之中，而建其国都焉。”国都建在疆域的中心位置，不但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四周不偏不倚，对一方由服及鄙，易于形成向心忠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国都与各地道里略均，便于政令传达，物资集散和兵民往来。同时，国都居中，可以在这里作全面的指挥，对一个结点区域来说也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

    各王朝的疆域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择中”或“天下之中”理论，很难设想得到严格地遵守，这是地理方面的缺陷。不过这也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加以弥补。

    秦灭六国后，修筑驰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措施。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谭其骧指出，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但并不要求是地理上的几何中心，只要有通达全国的便捷的交通，便于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利于统治就行。斯言甚是。

    形胜论是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第二大考虑因素，其基本要求是都城选址要占据国防地理中关键位置，都城所在地区要具有形胜之便，有利于制内和御外，进可攻，退可守。侯甬坚将它称为“内制外拓原则”。西汉初年，为了选择当时汉王朝的都城位置，曾经进行过相关的讨论。据司马迁记载：天下大定，“高祖欲长都洛阳”，而齐人刘敬劝刘邦建都关中。他向刘邦献策说，洛阳周围没有天险可依，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之地，而建都关中，就犹如“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由于刘邦的将领多是东方人，因而群起反对刘敬的主张。在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张良认为洛阳“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因而支持“西都关中”。后来，田肯在谈到建都关中时说：“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地势便利，其以下用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争论中，形胜之地、军事攻守成为权衡区域优势、利害的基本尺度。在张良和刘敬看来，居于中原的洛阳，在和平时期，无论是在粮食供应还是物质的调配上，都比长安更容易，然战时一旦交通受阻，则无力自给自足，很容易腹背受敌。张良还认为，西汉初年，天下初定，所封诸侯皆手握重兵，虎视眈眈，都城若无屏障，极易被诸侯四面围攻。都长安可以预防“诸侯有变”，既能凭借其险要的地理形势，进行自卫，又能凭借肥沃的土地自保，不易受制于人。张良、刘敬的意见，充分考虑到了西汉初年外有匈奴入侵，内有诸侯反叛的可能，是从对内安全、对外发展的角度考虑都城的位置。因此，刘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即日迁都关中。历史证明，建都关中长安的决定是正确的，使西汉得以藉关中之形胜任用武功，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以后平定山东诸侯的叛乱，武帝时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地区，都是与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和制服山东，既利于制内，又便于御外有关。

    都城以险为固。《通志·都邑序》云：“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在古代众多的都城中，西安、南京、北京的山川形势最佳，故长时间里做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三都皆位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大山之下、广川之上是山岳平原的结合部。山岳形势险峻，能屏蔽都城，有利于都城安全；广川之上平原广阔，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易于获得物质保障。但南京偏于东南，不能照应全国形势，故以南京为都的时间及其国家规模远不及西安和北京久远宏大。开封曾数次为都，并在北宋时做了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开封周围无险可据，只得集重兵于京师。宋仁宗时，天下兵额125.9万，京师就有82.6万，结果导致极大的战略被动，最终是城破国亡。因而，都城的防御并不在都城本身，而在于城外那些和都城同处于一个结点区的各个战略性关隘和险阻。故而，古代选址建都，对四周是否有险可依亦十分关注，在建都学说上有近“四塞”和远“四塞”说。近“四塞”指都城周围的地理形势。楚汉战争时，韩生劝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刘敬劝刘邦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张良论及关中形势时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西汉翼奉在论及洛阳形势时说：成周“左据成皋，右阻绳池，前向嵩高，后介大河。”隋炀帝说：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读史方舆纪要》也说它：

    地当古代交通中枢，“背负邙山，面对伊阙”，“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这里讲的都是近“四塞”。远“四塞”说的是与都城周围地区地理形势互为依托，并构成为一个大范围的战略区域。如，张良论长安，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虞允文说：“关中天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河西走廊为“秦陇之襟要”，故“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也。”瑏瑠唐代陈子昂说，洛阳地处“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古都南京形势，与四周形势紧密相关。

    《读史方舆纪要》说：“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顾祖禹论及杭州地理形势，更为直接了当，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江淮之存亡，即为吴越之存亡也。”古代对都城的防卫和戍守，总是将成为表里的近“四塞”和远“四塞”紧密结合，从而构成以都城为中心的大范围战略区域。

    人和论被侯甬坚称为“故地人和原则”。它首先指统治集团的地域背景条件，具体表现为建都于故里、根据地或发祥地的要求。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国人家乡观念浓厚，“安土重迁”似乎是中华民族极其鲜明的形象特征和特质文化。东汉崔寔在《政论》中曾说：“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造乐土之虑。”王符更说：“民之于徙，甚于伏法。”新的王朝建立后，统治集团发轫或依靠的地域势力，总希望都城的位置尽可能不要离开这个地域太远。中国古代建都史上，开国或新立帝王依循人和原则择都的不乏其例。周人灭殷、秦统一六国后，仍都关中故地，同时占据地利和人和。东汉刘秀平定天下，主要依靠山东势力，明帝时期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二十余人来自山东。建都洛阳既处天下之中，又兼顾了帝乡和缙绅故里。此后，围绕都洛阳还是都长安，东汉朝野一直进行着不间断的争论，直到章帝时期，时已都洛阳50余年，关中耆老仍“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犹望朝廷西顾”。

    表现出强烈的眷恋故土西土的情绪。争论的焦点，主张都长安者，强调山川险阻，以“地利”因素，多从军事角度考虑。主张都洛阳者，选址注重“天下之中”，更多重视“人和”，是从王道政治角度着眼。最终，还是“人和”战胜了“地利”，东汉都城未行西迁。隋唐君主籍贯关陇，关陇集团又是左右政事的力量。唐室发祥地太原被尊称为北都，建都长安就是形势与人事的结合点。明灭元，在讨论建都何处时，朱元璋也要定鼎南京，又定中都于故里凤阳临濠。而明成祖徙都北京的背后原因是北京乃其开拓多年的封地。在建都选址过程中考虑故里、原有根据地和发祥地，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一是区域特定文化的吸引，二是建国后这些地区对于稳定局势或是临时退却有一定的作用。此外，明显地厌恶前朝王都，并以之为不吉利，也是不少新朝建立者选择新都的“人和”原因。除了旧都受战火毁坏外，亡国的不吉祥也是重要的考虑。明成祖选择北京的原因已如上述，在规划上，他亦建景山以压前朝之大明殿，以防不祥之气。人和的另一表现是通过摆脱旧都，建立新都，达到人和之目的。武则天建都洛阳，就是例子。既如前述，李唐皇室出身关陇，定都长安，“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之根据地。”武则天则出身山西庶族，不属关陇。她要改朝换代，只能别立系统。弃长安，都洛阳，就是要摆脱李唐王朝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利用洛阳，培植和利用新的社会基础，改朝换代。陈寅恪从婚姻地域角度入手，说武则天是在山东集团支持下上台。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件中，立武派重要人物李义府、许敬宗皆为山东人物。武则天称帝时期，其先后任命的56位宰相中可查籍贯者50人，关东籍的就有39人，左右了大半江山。这股势力主要是她在洛阳辅政期间培植起来的，是为她立都洛阳的根本力量。占卜择地是人和的又一表现。自西周初年周公卜兆成周到元上都（开平府）定位，用考龟袭吉的方式选择都城，或参与玄象图记，俨然必用法宝。通过谋筮从龟，瞻星揆日，卜识吉兆，以证实他们膺奉天民的神圣性。占卜当然和天子奉天承命有关，只要天命在，天子择都固可以“在德不在险”，“以德王之”。占卜择地最终体现的当然是人的选择性，但它的结果可以被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古代都城选址的环境和谐思想具体可概括为：依山傍水。因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的源泉，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依山傍水，可以为生存提供便利的条件。因此，我国的城市大多是在大山大河之间发展起来的。最早论及这一点的是周武王，他着手营建洛邑成周时，曾经说过：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三涂山在伊水上游，岳鄙指近太行山的邑。这里是说洛邑南北有山，中间有河，伊洛之间还有广阔的原野，可以从容周旋。西汉张良评价洛阳山川形势，也说：“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雒，其固亦足恃。”古代洛阳的五大都城城址，夏都二里头遗址，在今偃师市西南，北倚邙山，南望嵩岳，古伊洛河从它的南面流过。偃师商城，距二里头遗址9公里，北依邙山，南临洛河。

    东周王城，位于洛水以北，涧水（即谷水）以东，瀍水以西，也就是今天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汉魏洛阳城，位于洛水以北，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东1公里处；隋唐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横跨洛水南北，都离不开洛河。西安建都13朝代，筑有4个城址，即西周丰镐，位于沣河两岸；秦都咸阳，横跨渭河南北；汉都长安，位于渭河以南、龙首原以北；隋唐长安，位于渭河、龙首原以南，灞、浐河以西，沣、潏河以东，都在河流的沿岸。城址愈转移，愈靠近渭河的重要支流，城市供水也愈加充沛。六朝古都南京山环水绕，西北濒大江，北依覆舟山、鸡笼山和玄武湖，东临钟山，西有石头山，南阻秦淮河，有虎踞龙盘之势。在此建都的8个朝代，有3处城址，即六朝的建业城和建康城，南唐的江宁府城，明初的南京城。南唐时城址南移，横跨秦淮河，靠近长江。明南京城规模宏大，包括上述两处城址于城内，不仅横跨秦淮河，而且更靠近长江。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一条基本规律，就是毫无例外地把城址选择在河流的沿岸，或距河流不远，其根本原因是解决城市供水和水路交通问题。城市选址于河流沿岸，为城市的延续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土地平坦、物产丰盈、供水方便和交通便利。影响都城选址的自然地理因素还有许多，它如所处位置、地形、土壤、气候、农牧业等诸方面。其中一些又和军事、经济等因素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所处的位置和河流影响着交通的发展；地形、山林影响着军事的固守；土壤、气候和农牧业对都城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越在早期，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作用越大。环境和谐论的出发点就是依托自然求得一个较为有利的栖息环境，追求都城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都城，有必要建立在兼顾国内不同经济文化成分的地方，但这样做容易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地区空间上的距离。

    尤其是古代经济重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重心也在不断的转移。宏观地说，北方经济重心经历了由黄河下游关东移向上游关中又由关中移至下游关东，即由东向西再返东的过程。全国经济重心则在安史之乱后，以宋室南渡为标志，由黄河中下游移至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南。但我国古代国防重地始终在北方地区，都城的选择一向被纳入国防体系，政治与防御的需求使国都依然选建在北方。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成为我国古代都城建设中的一种多数情况，也成为众多王朝煞费苦心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就自然引出了古代都城选址的第五项具体原则：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关系处理论。王朝君臣们极尽办法以弥补都城不在经济重心地区的经济困境。第一，是建立陪都制度，与首都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这项制度自商代开创首都西亳（偃师商城）与陪都郑州商城之后，一直延续到清代，历三千余年而不绝；第二，是开凿运河以方便从经济重心地区调集的物资运输进京，供养都城的庞大人口和周围驻军；第三，是迁徙天下豪富于都城，以充实都城的人口，强化都城的经济实力；第四，是在都城所在地及其周围地区发展灌溉，改善耕作技术，以提高当地农业经济生产能力，进而提高都城的自给自足能力。

    都城的形成与选择是自然、人文各种条件综合权衡的结果。由于所处时代及政治形势的不同，对上述各原则之间的要求及侧重会有所不同。历史上很少有完全符合上述五项原则的都城。每一座都城的选定，其因素都不是孤立的、任意的，而是综合考虑的产物。顾炎武《历代宅京记》说“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相天下之势，就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有利的城市作为都城。因此，都城地点的选择反映了当时王朝或政权全境中的自然和人文形势。反过来，都城位置的确定，也会对这种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

    上述都城选址的五项原则，虽然似乎与古代洛阳都城建立的原因及条件不能一一对应，却也反映出古代王朝建立洛阳都城的基本原因和精神。我们将在相应的章节中再加以探讨。现在我们转而探讨中国古代都城迁移的轨迹及其规律。

    三、古都分布流转轨迹

    自夏商周以来，我国共有古都217个，涉及的王朝或政权达277个。这些古都的建立都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之必然。宏观地看，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与迁徙路向具有明显的轨迹与规律可寻，古代洛阳都城的崛起兴衰与选址原因，也因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与迁徙路径的历时性演进而表现为不同的内容与特点，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古代洛阳都城位置及其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古代绝大部分都城分布在黄河、长江和运河三大流域轴线上，尤其是以黄河流域轴线中游为重心。从都城迁徙轨迹图及八大古都变迁表来看，大致呈先东西后南北的总体运动过程。谭其骧对七大古都的变迁有详细的论述，并以此为主体，将古代建都史划分为中原期和东移近海期前后两个时期。中原期的国都，如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均在中原地区，所以称之为中原期，时间在殷周至北宋的2400年间；东移近海期的国都，如杭州、南京、北京位于前四大古都之东，且距海不远，故名东移近海期，时间在12世纪宋室南渡以后到清朝的近800年间。刘武君则提供了较详细的四个时期分法：（1）关中时期：丰镐、咸阳、长安；（2）关东时期：洛阳、开封；（3）北方时期：北京；（4）南方时期：南京。近来还有人提出了三个时期的分法，即：以殷墟为代表的三河时期，以长安为代表的盆地时期和以北京为代表的东移近海时期。后两种分法与谭其骧分期虽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只是分得更细，且侧重于都城迁徙的结果。

    古代都城迁徙属于地理空间移动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包括移动的结果，而且还包括移动的过程。从古代都城迁徙整体上看，我们已经确定了都城移动的开始与结束，但就从开始到结束的迁徙过程来看，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古代都城空间迁徙是连续性的行为，包括时间与距离两大因素，前者表现为历时性演进，后者表现为位置变化和分布。应当把它视为一种过程，对移动过程予以高度重视。

    从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与发展进程看，河流与都城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如前所述，古代都城选址的一条基本规律，就是毫无例外地把城址选择在河流的沿岸，或距河流不远。从对中国古代都城分布与迁徙演变的影响看，显然应首推黄河、长江和大运河。黄河、长江都是自西向东的横向走向，而运河作为人工河流先东西后南北走向，与黄河、长江交叉，彼此两横一纵，沟通东西南北，成为古代都城分布与迁徙的三大动脉。据都城迁徙轨迹图及八大古都变迁表所示，我们可以按照这三大动脉所承载的古代都城的分布及迁徙路径和时间，划分出古代都城迁徙的三条路径和三个时期。三条路径：一是黄河流域东西方向，与谭其骧所说的中原期相一致；二是运河流域轴线南北方向，与谭先生所说的东移近海期相一致；三是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之间的西北—东南方向。三条路径既呈不同方向，又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三个时期是：（1）黄河流域轴线东西移动时期，从夏商到北宋，主要沿着黄河流域轴线作东西横向移动；（2）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交互移动时期，从东晋到南宋，重点在西、东晋与北、南宋之际，先后两次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之间作交互运动；（3）运河流域轴线南北移动时期，从元到清代，主要沿运河流域轴线作南北纵向运动。以上三个时期决定了古代都城的运动方向与趋势，也基本决定了古代洛阳都城的兴衰和选址原因。

    第一，黄河流域轴线东西移动时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流经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支流水系丰富，土地辽阔肥沃，非常适合古人类的生存，因而成为旱地粟作农业的起源和中心区域。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黄河流域文化得到快速发展，终于成为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期保持了领先的地位。黄河流域都城轴线较之其他两条轴线具有先发优势。自夏商到南宋，黄河流域都城轴线先后进行了四次东西移动：

    1.第一次东西向移动期（夏商）

    都城是国家的产物。夏商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的起点。这一先发优势源自三皇五帝时期形成的都城雏形。据宋人郑樵的记载，三皇指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轩辕）。五帝一般认为是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他们分属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其中炎帝神农氏和黄帝同出于少典氏部族，两个部族分别在渭河流域的姜水、姬水壮大之后，又几乎同时向东迁徙。炎帝走南线，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两岸向东。黄帝族走北线，大约顺北洛河南下，到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山边向东北走，大概在今河北北部逐鹿一带住一段时间之后，又南渡黄河迁至今河南新郑的“有熊”。通过炎黄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逐鹿之战，黄帝族成为胜利者，黄帝族后裔颛顼、帝喾的活动中心移向今河南一带，之后的尧、舜则由河南北移向山西一带。

    再至夏禹又从山西移至河南嵩山一带。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三皇五帝的政治中心向被视为古代都城的萌芽和雏形。

    考古证实，河南登封嵩山一带是夏王朝初期的中心区域，王城岗古城可能就是禹都阳城的遗址。启继位，建立夏朝，同时也继承了禹后期的都城阳翟，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太康时将都城从原居住的嵩山以南的颖河上游转移至嵩山以北的伊洛河流域，建都斟鄩，即今偃师二里头遗址，直到夏亡，夏王朝在此立都近400年。商族本源于东方古老的东夷集团，发祥于黄河下游地区。始祖契被舜封于番（今山东滕县）、商（今河南商丘），其后逐步由东向西发展，最终重心落于中游。与夏代一样，商代也曾频繁迁都，《史记》、《世本》等记载商朝建立后的都城有5个：亳、嚣、相、邢（庇、耿）、殷。而古本《竹书纪年》则在庇与殷之间增加一都奄。按学术界多数人的意见，这六个都城中，除了邢（庇、耿）和奄可能分别在河北邢台和山东曲阜外，其余均在河南。可知商代迁都都是沿着黄河轴线在中游河南和下游山东、河北作东西来回移动。大约至公元前1300年，盘庚复西迁于殷（今河南安阳），此后，终商一代不再迁都，从而为第一次黄河流域都城轴线东西移动画上了句号。经考古发掘，发现了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夏商主要都城址，它们分别处在今河南境内西部、中部和北部沿黄河流域轴线上，呈“□”形分布。

    2.第二次东西向移动期（西周—春秋）

    周人兴起于关中渭水流域，属华夏集团自黄帝族的嫡系后裔。至公刘迁居于豳，在传十世到古公亶父迁居于岐周。商末，周文王志在灭商，由岐周东迁都邑到丰，此后武王都镐，东征灭商而统一天下。全国政治中心第一次出现在黄河流域轴线的西部。周人西东渐进的迁都趋向十分明显。然而，镐京毕竟偏于一隅，很难有效地控制殷商故地、遗民和东部广大地区。为此，又在关东营建洛邑，实行“多头制首都制度”。洛邑成周的建立，标志着黄河流域轴线自西向东移动的启动。直到周平王宜臼元年（前770年）周平王正式迁于东都洛邑，建立东周，与此相应，黄河流域都城轴线也随之自西向东，移回东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东周王室虽已失去了原先的地位，但仍保持着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地位，全国政治中心还在洛阳。

    3.第三次东西向移动期（秦汉—南北朝）

    第三次东西向移动的起点在秦代。秦人亦兴起于关中。秦都城迁徙路线与周颇为相似，都是自西向东。灵公居泾阳，献公迁栎阳，最后孝公定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以此为都，并不断向渭南地区，周人的旧都丰镐发展，决心把施政中心迁去，只是因秦祚短暂而未实现。汉高祖刘邦二年曾都栎阳，位于今临潼区渭水北。汉高祖七年正式定都长安，由此确立了黄河上游渭水流域的中心地位。汉长安不是在秦都咸阳的灰烬中重建新都，而是在渭水之南、龙首原之西北兴建新都，与咸阳仅一水之隔，同属于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西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秦和西汉都没有在洛阳实行陪都制，但均视洛阳为控制东方的战略要地，非常重视。秦在洛阳建有南北宫，在洛阳以东、成皋险关附近，修建了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成为经管东方的军粮支撑点。汉武帝时，宠妃王夫人重病垂危，向前来慰藉的武帝求情，封其子为王，立国于洛阳。但汉武帝回答说：“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阸，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於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于是改封为齐王。

    天下咽喉，国之大都，道出了洛阳特殊的地位。西汉二百年间，未曾在洛阳封立诸侯，可见这条禁令是深植于历代皇帝心中的。

    汉末，王莽上台，仍都长安，很快灭亡。东汉建都洛阳，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由此开始向东迁移。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洛阳遭到很大破坏，但由于曹魏、西晋先后建都于此，所以此时全国政治中心以及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重心仍是在洛阳。从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东汉建立到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的290余年时间里，除了东汉献帝、西晋愍帝的短暂都长安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全国政治中心及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重心一直在洛阳。但新莽实行两京制，东汉实行三京之制，曹魏实行五京之制，均以长安为西京，西晋武帝则作石函之制，规定非宗亲不得镇关中，亦可见对关中的重视。这与秦汉时期，秦和西汉对洛阳的重视情况，如出一辙。

    南北朝是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第三次移动的最后阶段。此时诸国林立，政权变易频繁，国都也多有变化，但长安、洛阳一直是作为重要王朝的国都存在。期间，伴随着政权更迭，国都在长安洛阳间的移位也常常发生，东西移动明显，反映了都城东西向移动中的曲折与矛盾。同时，在这一时期，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交互移动期在东晋时期已经开始，这更增加了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第三次东西向移动的复杂性。

    4.第四次东西向移动期（隋唐—北宋）

    518年，隋文帝代周建立隋朝，定都长安，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第四次东西向移动开始，直至北宋才告结束，历时较长，同时，前几次的东西向移动主要是发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本次则又增加了洛阳和开封间的东西移动，这使本次移动情况较之以前更加纷繁复杂。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和大运河的开凿，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整体地位进一步下降，同时，北方少数游牧民族在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下，也在从西北向华北东移。在长江流域经济影响和大运河交通带及其对邻近的黄河下游的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继续向东移动，并最终由中游移至下游地带，定位于开封。

    隋唐时期的形势与西汉颇为相似，关中还是沃野之地。隋唐建立之初，都有对付山东割据势力和防御西北突厥入侵的任务，加之隋唐统治集团起于关陇地区，定都长安自然是理想之地。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对隋唐王朝已具举足轻重的地位。

    隋炀帝即位后，随即就作出了营建东都洛阳的决定，东都洛阳实际成为隋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种局面虽由于隋祚短暂而在唐初停滞，但唐政权稳定后，此种情况在高宗、武则天和玄宗时期再次重演，长安地位开始下降，显示政治中心东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所以，自唐末昭宗被迫迁都洛阳后，长安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首都的地位，自史前开始的黄河流域都城轴线长安洛阳之间的东西向移动至此结束。

    以后梁建都开封为起点，黄河流域都城轴线开始在洛阳开封之间作东西向移动。

    五代时期，诸国林立，政权变化大，诸国都城在洛阳开封间移动频繁，总体上是东移，以开封为都的王朝不仅数量上多于洛阳，时间长短上也占优势，证明都城东移的必然性。及至北宋建国，建都开封，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东西向移动最终定位于之西的下游。又过了160多年，北宋都城被金兵攻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方重建政权，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黄河流域都城轴线至此彻底解体，不复存在。

    第二，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交互移动期（东晋—南宋）。

    长江自古即为我国东西向一条天然大水道，两岸还有赣江、汉水、湘江等多条支流，腹地深广。长江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雨量水量充沛。长江流域的开发几乎与黄河流域同时，在新石器时代就创造了灿烂的成就，但大体从新石器晚期开始，直到唐中期，一直落后于黄河流域。凭借着长期的自然生态资源的开发和优化而不断累积的优势，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发展步子加快，中唐以后，逐步领先于黄河流域，并终于在南宋时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地区。

    与黄河流域都城轴线不同，长江流域轴线起步的时间要晚，当黄河流域都城轴线已经两次东西移动，第三次移动也在进行之中时，长江流域都城轴线则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它一经出现，就与黄河流域都城轴线展开了交互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两晋之际。从西晋到东晋，虽然仅是将首都从黄河中游洛阳迁至长江下游建康，但这是全国性王朝第一次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标志着黄河、长江流域交互移动的开始。从东晋到南宋，这种交互移动先后形成了三次易位，分别为：（1）东晋；（2）隋唐；（3）南宋。

    1.第一次南北向移动（东晋至隋时期）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城轴线的第一次移动虽然发生在东晋时期。但追溯源头，似可溯至三国时期孙吴在建业（今南京）的建都，孙吴的举动似乎已经预示了长江流域都城轴线的萌动，而且也为后来东晋的建都奠定了良好的都城资源。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后即选择了孙吴旧都、时称建康的南京作为政治中心。东晋朝廷虽然立国江东，却以中原王朝的继承者自居，相承其后的南朝延续了这一传统，至梁武帝时仍为“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自318年司马睿正式称帝至589年陈朝为隋所灭，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以建康为都，前后270多年，其间仅梁元帝承圣元年至三年（552—554年）改都于江陵三年，但很快亡于西魏。其后，隋文帝于开皇九年（589年）灭掉南方的陈朝，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

    全国政治中心由长江流域移回到黄河流域的长安。至此，黄河、长江流域都城轴线完成了第一次交互移动。

    2.第二次南北向移动（隋至南宋时期）

    隋代都长安，黄河、长江流域都城轴线又开始了第二次交互移动。唐代除在高宗、武则天、玄宗和昭宗不长的时间外，一直都长安。但唐代后期，由于关中经济的衰退，漕运困难，多就食于洛阳，长安都城地位开始下降。五代十国时期，诸国林立，政权变易频繁，国都也多有变化，但总体发展趋势是向东迁移。北宋建都开封。与隋唐相比，其位置不仅已移至黄河下游，而且大大靠近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北宋灭亡后，宋室遂在杭州建立南宋政权，整个中国都城中心再次发生南北易位。与第一次南北向移动不同，这一次都城易位后，就再也没有返回黄河流域。

    第三，运河流域轴线南北移动期。

    运河是人工开凿的河流。中国运河历史悠久，其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早期地方性运河阶段，时间从先秦到南北朝。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出于经济或军事的目的，开始开凿运河，以后历代相沿，屡有开凿。著名的如吴王夫差沟通江淮之邗沟、魏惠王沟通黄淮之鸿沟、秦代沟通长江珠江之灵渠、西汉之关中漕渠、曹魏之白沟运河等。但直到南北朝为止，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运河系统，还属于地方性的局部运河阶段。（2）中期南北分叉运河阶段，时间上是从隋到南宋。隋统一后，隋文帝开始着手开凿大运河，修成西起长安、东至潼关、衔接黄河的一段运河名曰广通渠。后隋炀帝继承文帝未尽之志，终于开成全国统一的运河系统，它以洛阳为中心，南迄杭州，北至涿郡，然后利用黄河及其支流渭水，与长安连为一体，先东西后南北形成一个“卧人”字形大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唐代将隋代各段运河统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作汴渠、汴河或汴水，山阳渎、江南河北称为官河。（3）后期南北直贯运河阶段，时间在元明清时期。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后，因隋代以来的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为不便，开始建设一条将北京与苏杭直接沟通的京杭大运河，它将隋代以来的南北分叉运河改道为南北直贯的运河，沟通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及钱塘斑江五大水系，大体与今天的运河相一致。

    根据运河本身的历史及其对都城分布与迁徙的影响，运河流域都城轴线南北移动期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先秦至南北朝。此时的运河基本附属于黄河、长江流域都城轴线之中，尚未形成独立的整体的运河系统，它对都城的影响也是局部的，尚未形成流域都城轴线。但我们看到，首先，早期运河是因漕运发展起来的，即利用水运把四方贡赋运往京师或把粮草运往军事重镇。其次，运河的开凿与改道的选择是以国都为中心视点的，国都往往就是运河的起点。这与以后运河对都城分布与迁徙的影响只是程度和范围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视为运河流域对都城轴线影响的开始。

    第二，隋至南宋。隋唐两代相继建都长安，意味着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重心移至上游长安地区，而当时的经济重心不在关中，而是黄河中下游的关东和后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隋代运河以东西走向为主干，与黄河相重合，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及功用就是连接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所谓关中“所出不足以供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洛阳此时正处于运河系统的中心位置，因此，隋唐在建都长安的同时，又以洛阳为东都，甚至在一段时间，洛阳成为隋唐首都。

    其原因盖在于此。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第四次东西移动和黄河、长江流域轴线第二次交互运动的发动，其动力皆源于运河流域轴线形成的影响。五代以来，全国政治中心由隋唐长安洛阳东向移位于开封洛阳，经济重心则逐步移至江南。都城如建在洛阳，从江南供给的路径过长，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范围。都城的位置只能随着经济中心的移动而向东移动。开封正处于漕渠汴河的中心地段。所谓“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南宋建都临安，除了反映其绝意恢复中原的心理外，贪图其在五代以来为东南最繁华的城市也是重要原因，这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再次重合起来，既结束了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第四次东西移动，实际上也应看作结束了运河流域东西主干河段都城轴线的东西移动，运河流域轴线进而向南线倾斜，重心落在了终端的临安。

    第三，元明清时期。元代建都北京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从根本上改变了运河原来的东西走向而成南北走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国都选择总是离不开黄河、长江流域的传统，而直接纵贯京杭南北，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连为一体。

    与元代统治者不同，明朝起家于江南，因而在明初有由北返南建都南京之举，从而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重新由分而合，但在成祖时，又重新迁都北京，政治与经济中心再次由合而分。成祖之举，除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特殊的气候，背景便是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解决了北京的漕运问题。清沿袭明制，仍定都北京，至此运河流域都城轴线的南北纵向移动以最终固定在运河北端而完成。中国古代都城的迁徙运动也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现在我们可以对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与迁徙原因作如下归纳：

    近4000年来，古代都城分布和迁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近4000年来经济重心和主要民族矛盾的地域转移以及自然环境的变迁。

    （1）一般来说，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要与经济重心重合，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和交通运输不甚发达的上古和中古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古代经济重心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重心也在不停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不单是经济重心南移，而且还有北方经济重心的东西移动。二者在两晋以后相互交织，构成了古代都城移动先东西后南移的根本原因。根据程民生的研究，古代北方经济重心的东西移动，大体可以划分四个时期：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殷商，全国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下游的关东地区，尤其是河南一带。二是西周至春秋战国，关中地区崛起，经济重心移动到黄河上游的关中地区，春秋时期又移至关东。三是从西汉中期以后至唐代前期，尽管其间有长期的战争破坏，但经济重心一直在关东地区，并扩展至华北。四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逐步衰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经300多年的对峙和反复，以宋室南渡为标志，我国的经济重心移至东南地区。北方经济重心的东西移动与黄河流域都城轴线上的东西横向运动具有高度的吻合性。

    自文明发祥及国家建立以来，一直到殷商灭亡，黄河下游的关东地区，尤其是河南在长达4000余年的历史中，始终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是接近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因而成为夏商都城的中心区，谁控制了此区即能控制全国。西周兴起后，关中农业的发展超过了关东地区，以河南为代表的关东地区暂时丧失了经济重心地位，原来唯一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暂时与后起的关中分享。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第一次大变化。但由于战略地位重要，生产基础优良，河南仍保持着东部地区经济重心的地位。随着犬戎破坏，西周灭亡，全国经济重心在春秋时期又从关中移至关东，政治中心也再次回到洛阳，政治优势带动了经济发展和地位提高，残破的关中地区，把经济中心的地位让给了河南。这一地位直到战国后期，由于周边地区尤其是秦国的关中地区经济的奋起直追才下降了。

    秦和西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翘楚。楚汉相争时，有人对刘邦说“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也成为秦和西汉定都关中，政治中心回归黄河上游的经济基础。两汉之际，这种情况发生变化，黄河流域经济重心再次发生东西向移动。持续坚挺200余年的关中经济在西汉后期开始衰落，并持续于东汉。

    与之对应的是，关东经济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持续发展。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河南的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恢复了经济重心地位的河南经济成为东汉建国的主要基地。政治中心随着东汉的建立，再次东移到雒阳。西汉、东汉的划分，既是历史朝代的时间顺序，又是政治地理的空间区别，也是经济地理变化转折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多有波动，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曹魏政权所依赖的就是这一地区。前燕统治关东时，其尚书左丞申绍说：“中州丰实，户兼二寇（引按：指东晋、前秦），弓马之劲，秦晋所惮。”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被逼迁都，洛阳“四十万户狼狈就道”。而梁朝时建康仅有28万户，顶多只及洛阳户口的70%。都城是国家的代表，都城人口的规模显然应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指向性指标。这是隋代都城移回黄河流域的经济背景。

    但是，自秦汉以来南方经济发展已呈加快之势，遂对古代都城分布与迁徙路径发生影响。南方经济的重大发展是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晋室南渡，导致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汉人南迁高潮，南来人口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原来开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困难逐渐得到克服，垦田面积增加，一旦得到开发，这一带地区在降水量、温度、总热量等方面的优势就会充分显示出来。其主要种植高产粮食作物——水稻，特别是双季稻的普及，更使它在全国经济中占了优势。至南朝时长江流域经济已有了长足发展。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说：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尤其是建康东边以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为中心的江南平原，南朝时，人们已常常将它与关中、河东地区相提并论，视作经济命脉。《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司马光曾评价说：“自晋氏度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对照《史记·

    货殖列传》中说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不难看出两者的巨大变化。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江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但从经济发展而言，关中地区虽说富饶，但经济重心仍在关东，同时江南经济地位已在快速崛起，并显示出赶超北方的趋向。长安作为都城，已经呈现出略不适应的端倪，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分离的趋势。而大一统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生活的经济供应极为繁重，因而不得不在既有的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运力。因此，王朝更须仰仗关东的洛阳，定为东都，同时开凿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便漕运。

    《新唐书·权德舆传》说：“天下之计，仰于东南。”这一主干交通构成“以长安为中心，仰东南财富以存立”的唐王朝生命线。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加剧衰退，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至北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势更为明显，洛阳的粮食供应条件已无法维持都城的建立，依靠江南供给则路径过长，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能力，都城的位置只能随着经济重心的移动而向东迁移至处于关东、江南两大经济区之间的开封，以减低漕运成本以及加强对之的有效控制。由于大运河的开凿，中原仍作为王朝都城所在达200年之久，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的东西横向移动最终历史性地定位于开封。但至北宋末年，由于金的入侵，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了政治和交通上的动荡与混乱时期，北方人口又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南迁的高潮，从而使南方经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经济重心最终转移到了南方江南地区。政治中心也随之南移到临安，再也没有回到中原地区。元明清时期虽然由于民族问题都城北移，但由于有大运河的维系，将华北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连接起来，都城才能稳定下来。

    （2）经济重心的南迁对中国古代都城分布与迁徙之影响可谓深远。但经济重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中心，但它不能决定政治中心，政治中心不能完全屈从于经济因素而建立在经济重心之地。所以，经济重心的南迁，政治中心可以牺牲部分政治、军事利益以接近经济重心地区，但政治中心为了政治、军事利益又不可能完全屈从于经济因素而建立在经济重心地区。都城作为政治中心肩负着制内与御外的重责，因而政治中心还要尽可能地和军事中心相一致。若军事中心和经济重心不一致，政治中心则往往要选择接近军事中心的区位。史念海曾对刘敬和西汉建都作过专门研究，他根据刘敬的建议得出结论：“一国首都的选择，是应接近当时最大的敌人的，而不应该迁就于当时的经济中心。首都接近于最大的敌人，则一切的政策和设施都是积极的，进取的；若迁就于经济的中心，则一切的政策和设施就自然趋向于消极的、退缩的。国运的盛衰和国都的选择是不可分离的。”这一结论极富见地。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传统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国家，大漠内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五代北宋以前，中央王朝的主要外来威胁是西北的匈奴、突厥族。西汉初，匈奴兵锋所及几次到达长安，汉高祖曾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北巡长城时，也曾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唐建立后，突厥咸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也两度兵侵关中。秦汉隋唐等封建统一王朝之所以选择建都关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就近处理与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军事政权的矛盾斗争。事实证明，这样的战略选择是很成功的。五代北宋时期，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为契丹、女真、蒙古等，一般来自北方偏东，因此政治军事中心也就从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地区或其东方门户洛阳东移，与江淮交通方便，又以黄河为屏障面对深入燕山以南的契丹的开封就成了五代北宋时合适的建都地点了。金、元、清三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坐北朝南，背靠自己兴业之地，南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成了理想的建都地点。明朝面对蒙古，为对付威胁，也要将都城建立得靠北一些，将全国的军事指挥中心即政治中枢置于接近战争的地方，以便于指挥，故而在短暂的建都南京后，也把都城北迁至北京。北京位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处，是抵御自西北逐渐转移到东北的外患的最佳军事地势。同时，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可以在不卸船转装的情况下直接将南方的赋税运抵北京。所以，在北方外患东移和经济中心南迁的情况下，北方政治中心的理想位置应该是北京。这样，北京代替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成为12世纪以后中国的国都，历八百多年而未替。

    （3）自然环境是都城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地理基础。自然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迁，尤其是气候的变化，是导致古代都城迁徙的诱发因素。

    最近四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主要的温暖湿润时期。

    第一个暖湿期为“仰韶暖湿期”（约公元前3000—前10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为亚热带气候，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出2℃左右，冬季1月的温度大约比现在的温度高3℃-5℃。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仰韶—龙山文化，继而出现了夏商黄河文明。秦汉时代为第二个暖湿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初）。历时七八百年的温暖时期，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第三个暖期为“隋唐暖湿期”（600—1000年），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与暖湿气候期相间隔，2000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寒冷干旱时期。第一个寒冷期为西周冷期（前1000—前850年），气温明显下降，以致江、汉出现结冰。第二个寒冷期为魏晋南北朝冷期（公元初—600年），年均气温比现代低2℃-4℃。这次冷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动乱岁月。第三次寒冷期出现在北宋初年到清末（1000—1900年）。这次寒冷期几乎经历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1000年，它最初引发了辽、金与宋室江山的对峙，后期导致元、清两代“牧者王朝”对黄河—长江流域农耕世界的统治。

    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对都城分布与迁徙的影响可分为正负两个方面，正方面即温暖期气候为都城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夏、商、西汉和唐代总体来看，都是比较温暖湿润的时期，长安、洛阳等成为这些朝代的都城自然都有其气候的大环境。这已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证实并认可。气候的温暖湿润也为这些朝代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使北方经济在波折中保持了长时期的重心地位，而这一环境条件正是农业政权不断强大的基础。负的方面则指的是寒冷期和干燥期的到来，使北方草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灾害频繁，通常会引发北方、西北的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地向南寻找适宜生存的地区，深入黄河—长江流域，并越来越靠近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从而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都城结构解体，导致都城覆灭或迁徙。根据现代农业技术，年均气温下降1℃，对农业、畜牧业生产就将造成较大破坏，若年均降温4℃，则对农作物的种植及管理就更加困难。与寒冷期同时而来的是太阳黑子的频繁爆发（即日斑），造成了地球上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迁往往是以这些地区的寒冷气候为潜在动力，故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高潮对应着千年尺度的寒冷期，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东汉两晋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100-500年左右的寒冷期，南宋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1100-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明末清初满清民族南下，正对应着“明清小冰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使北方战乱不已，而此时中原农业王朝又因国势衰微无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势，弃都南逃，偏安江南，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到封建社会后期，寒冷气候周期的延长和寒冷程度的加剧，促使北方游牧民族向农耕世界进攻，中原政权步步退却，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农耕世界的局面。同时，北方汉族地区也同样经历了周期性寒冷气候的冲击，黄河流域水体大为减少，气候干燥，农业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农业经济衰落。在气候变化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的大背景下，经济重心南移逐步成为定局，政治中心也随之东移南迁。

    第二节 古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区位优势

    古都洛阳地处河南西部，黄河中游南岸，伊洛河平原之上。秦庄襄王时置三川郡郡治于洛河之北（今洛阳白马寺东），按古人的阴阳观念，水南为阴，水北为阳，而洛阳城具有位于洛河之北的地理特点，故名。历史上先后有14个朝代在洛阳建都，其都城的历史达2000余年，因此，在洛河之阳、邙山之南，先后留下了5座重要的都城遗址，即夏代的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周代洛邑（成周和王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东都洛阳城等遗址。古代的14个王朝之所以共同选择洛阳为都，地理条件优越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地理条件优越，既包括从宏观上看洛阳所在的伊洛河平原在全国的地理形势，也包括从微观上看洛阳地区在伊洛河平原所独具的地理特征。

    一、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

    古都洛阳位于伊洛河平原中部。伊洛河平原是一个肥沃的冲积平原，包括伊河中游平原和伊洛河下游平原，面积1480平方公里。北临黄河，三面环山。伊河和洛河从西南向东北方向流过，在注入黄河之前合二为一，形成伊洛河。从伊洛河河床由北向南地形逐渐递升，形成多级台地和黄河南岸的黄土堆积。台地地势平坦，黄土堆积巨厚。嵩山高地在平原的东南面，地势上逐渐向伊洛冲积平原过渡，东南山区的许多河流奔向西北的冲积平原，最后汇入伊洛河，形成了多个冲积平原相连属的景观。其中，伊河中游平原南起嵩县田湖，北至洛阳龙门，谷地开阔，面积约250平方公里。伊洛河下游平原西起洛阳，东至巩义与偃师交界处，处于伊、洛河的下游与汇流地段，在两河的长期共同作用下形成，是区域内最宽的河谷平原，面积约700平方公里。伊、洛河两河间的夹河平原，又称夹河滩地，西起关林附近，东至偃师杨村，地势平坦，地面开阔，水源充裕，土质肥沃，是古都洛阳的主要农业区。

    历史上留下的5座都城遗址即集中分布在这一区域。

    东汉傅毅作《洛都赋》，描述洛阳的地势和位置说：“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于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其《反都赋》云：“被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唐人陈子昂说：“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二人意思差不多，陈子昂视野似乎更开阔些。洛阳整体地势西高东低，伊洛河平原南北高，中间低，略呈槽形，原始景观组分多样，平原、低山、丘陵等景观镶嵌块相间分布，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环境上属于相对封闭的地区。但区内纵横交错的河流又有效地把它与周围的地区连接起来。明代顾炎武赞曰：

    “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古都洛阳整体上的适中区位是洛阳地理位置上最为明显和最具优势的特点表现。

    在中国古都中首推洛阳位置最中，向来为人们所称道，自古号称“天下之中”。

    洛阳处于我国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从黄土高原看，它位于东南部边缘，具有向东部冲积平原过渡的明显态势。从南北方向看，它介于我国最大的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处于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严文明说：“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低级阶梯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跃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和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洛阳具有山地平原过渡带、温带和北亚热带交界带、南北两区分界带、黄土过渡带等性质，因而当时的伊洛河平原具有多重过渡性特征及边缘效应，其可耕、可牧、可渔、可狩的景观生态条件，也有利于多元性农业经济的发展。伊、洛、瀍、涧等水系与其他众多沟谷、道路共同构成密集的景观廊道，则有利于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传递。中国最早的都城正是在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下孕育并形成于这一地区。兴起于洛阳之南嵩山地区的我国第一王朝夏王朝，其疆域大致是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北至济水，南至淮河，其统治中心正在伊洛河地区。故而《说文解字》曰：“夏，中国之人也。”其意即含有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心”。传说禹画九州，洛阳正处在九州之中心豫州。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洛阳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所以周公复营洛邑时，一言九鼎：“此天下之中，四方贡赋道里均。”洛阳，因处在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区的崤函古道上，为东西之中；位于黄河淮河的晋楚孔道上，为南北之中；作为东西南北十字架，西通关中盆地，北指汾河谷地，南向江汉平原，东瞰黄淮海平原，衔中原而控西北，连晋冀而接楚湘，居中而应四方，自然而为吞吐天下财富的经济中枢。古都洛阳不仅居“天下之中”，而且也处于联系天下的交通枢纽位置，而这也是古都洛阳兴起的基本地理条件。

    洛阳地形是向东、东北和东南呈扇形延伸，沿着这些山谷平原与河流岸边均可通向四面八方，加上伊洛平原、山谷、丘陵地均覆盖的是黄土，四周山体也不太宽厚，并且有孔道与外界相连，道路修建相对比较容易。从中国整个地理形势看，由于黄河南北两大山系太行山、秦岭的隔阻，历史上我国东西陆路交通大动脉基本上是沿着黄河南岸分布。洛阳地处关中平原与黄淮海平原之间过渡地带，正处在上述两大山系构成的夹角内侧。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代，这里自然也就成为东西部惟一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同时陕西与河南间的惟一水上交通黄河自河曲东行，也要经过洛阳北部的邙山北麓进入黄淮海平原，这样，洛阳就同时控制着中国古代东西水陆两条交通大命脉。北宋李格非说：洛阳“挟崤渑之险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其说不虚。

    沟通关东关中的东西交通大道，即后人习称的“崤函古道”，其形成很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夏后皋死后即葬于大道旁，后代称为崤山南陵。商末周王文往来于丰邑、朝歌时，曾在崤山北陵避过风雨。西周建立后将这条大道规划成干道，此后历代相沿，屡有修筑。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大规模修建这条大道，道宽50步（合今69米），路面一般都高出两侧的平地，还用金属的椎子夯筑坚实，每隔三丈栽种一棵松树。这条大道由洛阳西行出函谷关，沿渭水谷地可到达关中平原，经长安可西出阳关。再向西延伸，可通中亚、西亚诸国，成为“丝绸之路”。这条通道是古代连通东西往来的最重要的通道。立都关中，往往藉洛阳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洛阳以衔接东西。故宋人秦观说：“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洛阳通往东方大道也形成很早。夏末时沿伊洛河谷东北行，经洛汭（今河南巩义洛口），可通至鸣条（今河南长垣西南）及江淮地区。西周时更延至沿海地区。出洛阳，经巩义达成皋、荥阳的道路，后人称为“成皋大道”，“人言决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兵。”自成皋向东是黄淮平原，向东南达到开封、濮阳。然后东可进山东，直至彭（今江苏徐州）和山东滨海地区。《战国策》卷22记张仪对魏王的话，说：“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可见交通之方便。洛阳通往东南方的大道，在夏代是经轘辕山口（今偃师与登封交界处）至阳城（今登封）、阳翟（今禹州），西周时延伸至许（今许昌）、陈（今河南淮阳），进而通达淮河中上游地区。

    洛阳通往南方的道路在商代时已经通至南阳、襄樊。东周时，这条大道向南延伸，与水路结合，经汉水达于长江，西上可抵巴蜀，东下可达于吴越。从洛阳向南至南阳的南行大道当时称“夏路”，有两条，一是自洛阳出伊阙，入方城，经鲁关（今河南鲁阳），穿过伏牛山，沿今口子河谷南行达南阳，汉时称之为“鲁关道”。

    二是从洛阳经许昌、禹州向南出方城、叶县间的伏牛山隘口，进入南阳盆地。由南阳西行，过武关、商洛可至关中，古称“武关道”。由南阳南行，可至湖北江陵，向东北通陈、蔡达于齐。而据“鄂君启节”铭文，从南阳出方城县东还有一条大道，可通达巢（今安徽巢湖北）。东汉时洛阳的南方大道逾长江后，可通到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当时缅甸等地的贡品，经永昌可运至京师洛阳。

    从洛阳往北的交通大道，是自孟津渡过黄河，穿越太行山，北达山西太原。西周成周七年，洛阳以北的诸侯赴洛邑参加成周之会，走的就是这条大道。东北方大道则是渡黄河后，沿太行山东麓北行，通至河北。这条大道夏商时期已经形成，西周时又延伸至肃慎和朝鲜。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02年）又在周道的基础上将这条道路修成驰道。此外，自孟津渡河到达河内（今河南武陟）后，还可往西到达长安。

    这条道路质量优良，西汉时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足见交通之便捷。

    古都洛阳的水上交通也十分发达。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南岸，伊、洛、瀍、涧诸水汇流其间，河渠纵横，水源充足。洛阳四周河津密集，主要有孟津、小平津、平阳津、五社津、成皋津、延津等，通过黄河上众多的津口向四周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洛阳已经开始利用黄河、洛河、伊河等天然水道通航。西周时因修建成周和王城的需要，始开挖人工运河。东汉建都洛阳，修建阳渠，沟通了洛阳与中原的水运交通，又治理汴渠，河、洛漕运可通全国。《水经注·谷水注》载有阳嘉四年（135年）铭刻在洛阳建春门石柱上的铭文曰：“成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特别是隋代开挖通济渠和永济渠，建成南北分叉大运河，沟通黄河、长江、海河、淮河等水系，为洛阳带来更为优越的地理条件，洛阳成为北通涿郡、南通余杭、西达长安的交通枢纽。唐代运河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的地区间的漕渠、汴水和淮南官河最为重要，由于长安和洛阳都依赖“转漕东南之粟”，运河实际成了国都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唐玄宗说，洛阳“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中。”其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古都洛阳长期控制着贯通东西的水陆交通大通道，并通过水陆交通沟通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长期处于交通枢纽位置。班固在《东都赋》中说，洛阳“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因为地处四方之中，所以交通发达，成为通往各地的交通中心。这是古都洛阳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地理条件之一。

    二、关山形势与战略位置

    古都洛阳三面环山，北有黄河横亘，古称“四险之国”，军事地位重要。

    从军事城防角度看，伊洛河平原四周之山是古都洛阳的天然屏障，没有四周之山为城，便没有古都洛阳城。洛阳的山系大体上可划分为南北两大系列。南面主要是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龙门山和嵩山，它们自西而东巅连降于洛阳东部的河南荥阳东南侧。北面的崤山、邙山由西向东延尽于荥阳东北。南北两山系之间是东西狭南北宽的伊洛河平原。平原虽然海拔仅有100—300米之间，但因处在我国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因而显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势。

    崤山，《山海经》之“中次六经”，又称三崤山，分布在弘农涧河与洛河之间，自灵宝、卢氏西部边境向东北蜿蜒伸展，到陕县、渑池交接地带山体变得低缓破碎，达渑池北部山势又逐渐增高。因为黄河北岸横亘着险峻的中条山，故崤山古道成为关中东通关东的唯一道路。谷道两边悬岸陡壁，苍松翠柏遮天蔽日，使其更形险要。

    为控制东西交通，至迟西周时已开始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弘农河畔的王垛村置关，称桃林塞。战国时秦占据崤山，因关城在山谷中，谷道深险如函，故命名函谷关。古人常将崤山与函谷关并称为“崤函”。崤函是通向东方的门户，据之者闭关以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号称天险；启关以进，直指中原腹地，关东必受其害。由于崤函险要，常为兵家必争之地，《吕氏春秋》把它列为天下险要的“九塞”之一。汉武帝时，徙函谷关于河南新安，称“汉函谷关”。汉函谷关仍为东西通途的重要隘口，其南有龙头山，北有凤凰山，中有峡谷，地势险要，在历史上为军事要地，属东汉所置“八关”之一。

    自渑池以东，崤山余脉称为邙山，又名北邙，自渑池蜿蜒而东，穿过孟津、偃师、巩义，逐渐消失在黄河南岸，东西绵亘190多公里。邙山是伊洛河平原北面的天然屏障。因其北衔黄河，南近伊洛，西接帝都，故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凡欲攻洛阳者，亦必首战北邙，而后兵临城下，方能胜券在握。邙山为黄土丘陵地，冲沟发育，北侧沟谷为南北向，与黄河谷地连通。南侧沟谷为西北—东南线，通向洛河谷地。同时，它还是洛阳的天然河防。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城市屡遭水患，惟由洛阳凭借这道天然堤防而免遭黄河水患的肆虐。邙山又为古代帝王将相的墓地，古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说法。由于地势较高，登上邙山，可俯视洛阳，“邙山晚眺”是古时洛阳八景之一。隋唐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公共游览空间。在洛阳西15公里处还有一座周山，史称秦山，西起崤山，东抵洛阳。周山上有三大冢，传为东周景王、悼王和赧王的陵墓。

    嵩山，《山海经》之“中次七经”，西起洛阳龙门，东至新密，延伸于登封、伊川、偃师、巩义、荥阳等地之间，山势巍峨，特别是中段山体挺拔，高峻雄伟，为我国五大名山之中岳。嵩山是洛阳东南部的天然屏障。山中有许多峪口可以沟通荆楚，古人在此设置关口。其中著名的有轘辕关和大谷关。轘辕关设置在嵩山主体太室山、少室山两山之间（今偃师与登封交界处），是洛阳通往许昌等地进而通达淮河中上游地区的捷径要道，春秋战国以后，凡有战争，此处均以重兵把守。大谷关设在距今洛阳东南约40公里的偃师寇店乡水泉口村。大谷口纵深十五华里，地形险要，战时可以埋伏重兵，断绝南北通道，有洛阳南面的重要咽喉之称。历代兵家进攻洛阳，无不先争大谷。

    龙门山位于洛阳西南15公里处，是嵩山的西延部分。其对面是香山，又名龙门东山。伊河自南向北穿山而过，两岸切割，形成峡谷，两山相对，谷势耸峙，陡若斧劈，望之如阙，故又称伊阙。自周代始，这里已为洛阳南面的天然门户和险关，周人称为“阙塞”。从洛阳南下至汝、颍等地，此为必经之地，历来为交通咽喉和兵家必争之地。此外，因龙门山溶洞发育，成为开凿石窟的天然条件。著名的龙门石窟即开凿于此。

    熊耳山，《山海经》之“中次四经”，位于崤山东南，分布在洛河和伊河之间，自卢氏县的西南边境向东北延伸，西南端与伏牛山相接，其间无明显界线，向东北一直延伸到洛阳龙门西山终断。熊耳山脉东北末端与龙门山之间，由于伊河切穿山体而形成峡谷——龙门，即伊阙。

    伏牛山，《山海经》之“中次八经”和“中次十一经”，是洛阳也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一条山脉，既是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的重要分水岭，也是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自然分界线。山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形如卧牛，故名。伏牛山在洛阳境内长约200公里，宽约25公里，山势雄伟高峻，北面与熊耳山、外方山交汇，其间没有明显界线，南面则与南阳盆地相接。山地向东延伸到方城东北突然中断，形成著名的“方城缺口”，缺口长约30公里，宽约8—15公里，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山间堆积平原，缺口东南又是地势起伏的低山丘陵。方城缺口是沟通洛阳和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的天然交通要道。

    外方山，《山海经》之“中次十二经”，是伏牛山的分支，位于熊耳山的东南面，大致分布在伊河和汝河之间，呈西南—东北走向，西南与伏牛山相连接，既是伊河、汝河的分水岭，也为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岭。

    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三大山脉相连，构成了洛阳西南、东北和东南的天然屏障。它与北面的崤山、邙山共同构成了古都洛阳城市诸山环峙形胜地的优良军事地理形势。

    古都洛阳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环绕形成的险阻，还有利用这些险阻营建的关隘。上述所举关隘建于不同时间，时有变迁，但其共同之处即它们控扼之处都是伊洛河平原周围的险阻。利用这些险阻，在洛阳周围广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及隋炀帝时“发丁男数十万掘堑”，围绕洛阳修筑的洛阳外围环形工事最为典型。东汉的八关是：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平津。隋炀帝掘长堑构筑的洛阳外围环形工事是“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俊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从军事攻守角度看，都城的形成和安存，首先要有军事防守的凭借，甚至要有多层的防线，其次还要具备指挥全局的军事条件。由前述可知，洛阳周围山河环抱，北阻黄河，遥对太行、王屋，南向伊阙、嵩岳，东据成皋，西有渑崤、函谷，四周关山，山地、河流、关隘结合，形成了由伊洛河平原周围和洛阳地域周围关山互为依托的三重封闭圈层防线，其中，北背邙山，南面伊阙，东据成皋，西倚函谷，构成了第一道封闭圈层；再远，东南的嵩岳、西部的崤山山地、南面的外方山和北边的黄河，是为第二道封闭圈层；再远的太行、王屋和秦岭则构成了第三道封闭圈层。张衡《东京赋》盛赞洛阳“溯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大室作镇，揭以熊耳。”说得就是洛阳四周的关塞要隘。由此观之，洛阳并非裸露在毫无遮蔽的广袤平原上的孤城，而是有山川环绕，天然屏障，有险可恃之地。故《汉书·张良传》云：“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雒，其固亦足恃。”

    中国古代史上的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是两个突出的现象。从地理上看，东西之争主要是在中国第二和第三阶梯之间进行，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从时间上看，东西之争在战国和秦汉时期表现突出。南北之争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和黄河之间摆动，时间上起于东汉末年。争斗的双方既有汉人与汉人，但后期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汉人政权。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都是双方争夺的中间轴线的交汇之处。这是由中国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东方用兵，往往首先要占据洛阳，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争强，也多力求利用洛阳控扼四方的优越军事地理形势。西汉七国之乱，吴王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吴王没有听从桓将军建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所谓“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隋文帝即位之初，即有尉迟迥、司马消难等的起兵。平陈不久，江南又发生豪帅的叛乱。炀帝登基伊始，汉王杨谅又谋反起兵。这些叛乱均来自山东及江南，系隋控制的薄弱地区，且是齐、陈故境，叛服不常，一旦发生不测，难免会出现“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状况，易误戎机。为在军事上确保“南服遐远，东夏殷大”，炀帝平定杨谅叛乱后即诏营建东都。控制了洛阳即是控制了东西方通行的捷径，说明洛阳军事地理形势具有枢纽性地位，足以影响全局。由洛阳图南方也比较容易。因为洛阳地势较高，面对南方，居高临下，同时，又地处“天下之中”，靠近对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的南阳盆地，故历史上凡欲于南窥江、汉，欲吞诸夏之势者，如曹魏、西晋、北魏等必以洛阳为都。曹丕舍弃其父曹操经营多年的邺都，而改都洛阳，是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西晋承其后，最终灭蜀汉、孙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北魏孝文帝至平城南迁，曾一度想都邺城，最终定都洛阳，显然是为了并吞南朝，即所谓“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洛阳的位置优于偏在河北的邺城，也优于偏于西部的长安。

    有学者认为，洛阳在军事上也有不利之处，即其位置偏离西北，难以照应边防，使历史上的东汉、西晋对西部的经略总有鞭长莫及之感。更有学者直指东汉定都洛阳是不思进取。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西汉张良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清人顾祖禹也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弱；拓跋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信哉斯言。洛阳号为天下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其要点又在于对洛阳四境形势的控制，洛阳四境为洛阳与其外围四方联系的通道，控制四境即可控制洛阳与其它地域的联系，洛阳便易成为孤城一座。历史上匈奴刘汉攻打洛阳之战、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外围着手，最后打下洛阳。因此，尽管洛阳具备凭险以守的建都条件，但无力长期构成独立自雄的防守体系，易受到攻击而处在被动之中。所谓天子之道，守在四夷，否则四面受敌的隐患就会一直存在。不过此时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地理上的经营措置了。从更大范围看，其在指挥全局军事上因距当时的国防重点地区较远，也是有缺陷的。但这些缺陷并非绝对不能补苴，东汉时在洛阳周围建立“八关”，使洛阳周围的防卫趋于严密，即是以人为措施来补苴自然环境缺陷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水文物产与经济地位

    古都洛阳水系密布，五水并流，农业经济开发较早，物产丰富，这奠定了列朝立都于此的经济基础。

    五水并流，是古都洛阳又一重要的自然地理特征。所谓五水，指黄河、洛河、伊河、涧河（谷水）、瀍河。黄河居北，伊、洛、瀍、涧四水纵横流贯伊洛河平原而东去。涧水在西，瀍水在东，伊、洛在南，历来交会多在瀍涧之间。其中，伊洛二水是洛阳两条最主要的河流。

    洛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发源于陕西蓝田，在卢氏河口入河南境，沿崤山与熊耳之间东流入洛宁、宜阳入洛阳，横穿洛阳市区，复而经白马寺入偃师与伊河相会，后经巩州神堤入黄河，全长410公里，在洛阳市长38公里。著名的《洛书》传说就出在这里。三国时，曹植作《洛神赋》，塑造了纯洁美丽的洛神形象，歌颂了洛河的奇美风光。

    伊河，古称鸾水，发源于熊耳山南麓的栾川县，经嵩县、伊川，于龙门入洛阳，复入偃师，注入黄河。全长268公里，在洛阳市长17公里。

    伊河、洛河水文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冬无冻冰断流现象，因此，古人称洛河为“温洛”。唐代叔孙玄观有诗云：“清洛含温溜，玄龟荐宝书。”这是北方河流少有的现象。它使洛阳附近河渠水源经年不缺，既有利于农田灌溉，又有利于发展航运。古代洛河曾为大运河的中心。二是含沙量小。由于伊洛流域的地面大多为坚硬的岩层所组成，河水多行于峡谷之中，只在下游才进入黄土平岗地区，因此，河水清澈晶莹，水底河石，历历在目。唐代诗人韦述曾有“悠悠涉伊水，伊水清见石”的诗句。宋代张耒《洛水》诗云：“洛水秋深碧如黛，乱石纵横泻鸣濑。清明见底不留尘，日射澄沙见玑贝。”洛河在隋唐到北宋500余年间，经过治理，既有舟楫之便，又有风景之胜。

    瀍河，发源于孟津会瀍沟，在前李村入洛阳，在下园注入洛河，全长35公里。

    瀍水不很长，却是洛河下游的一条主要支流。

    涧河，古亦称谷水，是洛河的支流，发源于陕县观音堂，经渑池、新安，于谷水入洛阳，并通过瞿家屯入洛河，全长104公里，洛阳市内长15公里。现今涧河已为浊水，但在古时却十分清澈。谷水现已与涧河汇为一流。古时的谷水，自洛阳王城西北流经千金堨，绕流汉魏洛阳故城四周，终入洛河。古谷水虽已掩废，但古时曾经以其清流滋润洛阳，谷水两岸分布着远古时期的许多居民聚落遗址。对周代洛邑和汉魏洛阳城建设关系密切，在战国和汉魏时期是洛阳的一条重要河流。

    横贯伊洛河平原的伊洛瀍涧四水，不仅为古都洛阳居民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又为古都洛阳及帝王们的离宫苑囿带来了秀丽的风景，而且还为当时的漕运提供了便利。此外，洛阳的河流，两岸支流众多，除伊河的大支流外，一般北岸（左岸）支流较长大，南岸（右岸）支流则较短小，这一特点使干流河槽多有偏向右岸的趋势，面积较大的阶地及河谷平原分布于北岸（左岸）。这对古都洛阳城市布局有直接的影响。

    古都洛阳除了有众多的河流外，还有适宜的气候。在古人心目中，处在天下之中的地方，还应是冷暖适宜，风调雨顺，宜于人类居住之处。当时的伊洛河平原地区就具备这些条件。由于地处第二台阶向第三台阶过渡带，这里既不像西部第一台阶青藏高原那样，海拔高，气候多变而干冷，又不像第三台阶东部平原那样海拔很低，水旱灾害频仍，暖湿不均。东汉文学家张衡也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对天文气候具有专业的认识和洞察，所著《东京赋》对洛阳称颂备至，其中就很注重其天文气候特征，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专业眼光：“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这样的推崇，显然也有所本。从中国历史气候总体上看，在宋代以前相对于宋以后更加温暖湿润，伊洛河平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对更好，气候的温暖湿润为洛阳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基础。洛阳能够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多次、长时间地被选中建都自然也有环境的大背景。

    由于洛阳具有“阴阳和中”的特点，其物产也是丰富多彩的，百物阜安，万物集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具备支撑“天下之中”的良好经济条件。伊洛河平原大体位于北纬34°-35°之间，处在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属于生态过渡带，其生态系统具有南北物种兼具，生物多样性增加、种群密度加大的特点。河南西部地区地貌上多为山地，但大的平原却都在洛阳地区，伊洛河平原开阔平坦，土壤主要是黄色砂质黏土或黄色亚砂土夹黏土及钙质结核层形成的褐土，此种黄土和以黄土为母质发育的土壤具有丰富的速效养分和疏松的保水透气能力，为种植业提供了很高的土壤肥力。这样，气候条件和土壤肥力所组合成的土地肥力便具有相当高的第一性生产力。

    在农业区划上，从全国看，伊洛河平原位于华北干燥农业区南端，临近华南温润农业区；就华北而言，它又处在华北冬小麦粟产区和华北东部冬小麦高粱产区之间。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使伊洛河平原很早就成为农业发达之地。从嵩山南北龙山文化聚落分布情况来看，嵩山以南的颍河上游地区无论是遗址数量还是规模都超过嵩山以北伊洛河地区，表明前者在文化的发展方面要高于后者。以登封王城岗、禹州阎寨和瓦店遗址为代表的数十处聚落遗址分布在颍河两岸的河谷地带，地处山麓冲刷倾斜平原，浅山、丘陵、平原、河谷相间分布，不失为早期人类生存活动的理想之地。然而，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这一带的气候开始变冷变干，颍河上游地区夹于相对陡峭的山间河谷，将先民的生存空间限制在相对狭小、破碎的区域，随地而异的小块台地不仅不适宜营建较大城郭，而且也已很难满足扩大了的人口与生存空间的需要。有学者分析，当时颍河上游地区的人口当已超过其环境承载力。相对于颍河上游而言，嵩山以北伊洛河地区地理位置稍微偏西，处于二里头文化的前身王湾三期文化的核心地域，其生态过渡带特点更为明显，为典型的黄土地貌，地势低平开阔，水源充足，位置优越，生存环境更为广大和优越。因而从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夏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便从嵩山以南的颍河上游转移至嵩山以北的伊洛河流域，进而在这一地区实现了文明的跃进和文明的诞生。夏人之所以能够在其他部族之前率先跨入青铜时代，建立国家社会，既得益于他们在地理上处于史前文化体系中的中心位置，易于接受外来物质和文化的输入，源源不断地汲取所需营养，补充壮大自身，也得益于他们地处洛阳这块旱地农作物起源的中心地区，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启之后，太康建都斟鄩，城址在偃师二里头，伊汭西侧洛水北岸遂成为古代都城建置的发祥地，夏王朝以斟鄩为政治中心长达近400年。从洛河南岸皂角树遗址发掘情况看，在二里头时期的地层和灰坑里，发现当时种植的粮食作物品种有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等，其中，发现的大豆为迄今最早者，发现的小麦为黄河中游最早者；发现的水稻是黄淮间新的稻作籽粒；发现的粟和黍则更巩固了北方黄土高原旱作农业的中心地位。其后，洛阳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基本以这些品种为主，东汉时则又增加了大麦、麻和薏苡等种类。就物产而言，据崔寔《四民月令》的描写，东汉洛阳附近田庄园圃经营的作物种类中，仅蔬菜一类就有瓜、瓠、芥、葵、芜菁、姜、韭、葱、蒜等20余种，栽培的树种有柳、榆、枣、竹、柘、漆、桐、梓、松、杂木等10余种。良好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列朝都洛的经济基础。

    但是，伊洛河平原面积毕竟略显狭小，古代农业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早期尤其如此。总面积狭小，可耕面积增加受阻，自然会局限当地农业经济发展，进而可能造成和加剧京师所在地原本紧张的特殊的供需关系。西汉初年，张良就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比较洛阳、长安建都条件时，就谈到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东汉班固、张衡作《两都赋》，对洛阳称道备至，但赋中提到的物产已不如长安繁多，甚至连后来的邺都也不如。洛阳作为都城，它所需的粮食并不会比长安少。但洛阳却远较长安附近狭小。长安作为都城已经感到当地所产的粮食难以满足需要，洛阳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伊洛河平原狭小面积的局限对古都洛阳正常发展的不利影响，至迟从西汉时已渐有端倪。

    这说明，经济考虑并不足以使洛阳成为国都。三代以后，列朝选择建都洛阳，主要是基于经济上“交而通之”的位置考虑。

    作为都城地区，洛阳在经济地理位置上的优良质素是很明显的：自文明发祥和国家产生，直到唐安史之乱以前，除西周和秦汉时期古代经济中心基本上是在关东地区。即使在盛唐时代，地方富裕的景象，在空间定位上也主要分布在荆襄以北、太原、范阳以南，凉州以东的北方地区，河南、河北两道即关东地区，无疑是人口最密集、社会生产最发达以及统治集团所依赖的物质基地。洛阳背靠历史上我国最重要的粮仓华北产粮地带，同时又居于适中的地理位置，交通发达，兼有水陆转输之便，少有乏粮之忧，故其在经济上的位置极具重要性。

    西周经营洛邑，即是看重洛阳的地理形势，尤其是经济地理形势。成王时，周公对成王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故《帝王世纪》说：“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职贡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土中。”东周定都洛邑，其时，王室衰微，内外忧患兼具，周天子的王畿在诸侯的不断蚕食下，地盘日渐缩小，最后只剩下洛阳附近的一二百里，实际上已经降格为一个三等诸侯小国，然它却能在重重危机夹缝中顽强生存达500余年，其最重要的原因，除了东周王室特殊的社会地位外，洛阳自身具有的经济地理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张玉石曾从金属货币流通角度论证了东迁后的周王室利用洛阳山河拱戴，水路交汇、四方辐辏之地理环境，“造就了古代洛阳自由贸易港的商业贸易中心地位，从而使之成为打破诸侯割据的封闭状态，各国商贸往来、互通有无的政治中立区，多次避免了覆灭的命运。”其结论是可信的。

    西汉都长安，东汉继起，改都洛阳，经济地理的东西位置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因为自秦起，咸阳的粮食已感不足，需要从关东运输粮食。秦在洛阳以东、成皋险关附近修建了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贮备沿黄河漕运来的大量粮食。进入汉代，随着长安人口的增加和对西部的开拓，关中经济逐渐难以作为依托，尤其是在军事行动期间，所需粮食更需从关东漕运解决。汉武帝元光六年（前29年）凿关中漕渠，从长安县境引渭水傍南山东下，略与渭水平行，直通黄河，缓解了渭水水少沙多，弯曲难行问题，漕运为之便利。汉都长安后，着力发展运河系统并使之连接关中，通漕运以供京师是重要动因。然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东汉定都洛阳一则可以避开黄河三门天险，免去漕运艰辛；二则更接近关东产粮地区，可以方便地获得充足供应，节省运输成本。洛阳濒洛河，洛河在洛阳城下的一段当时不易行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东汉开国之初，就开凿阳渠，使漕舟通行无阻。阳渠的开凿足可说明东汉定都洛阳的注意力集中所在。

    隋唐时期，建都长安，又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和唐高宗、武则天期间，更以洛阳为国都。陈寅恪指出，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外，其主因在于“经济供给”。有隋一代，政府经济的重点主要放在了漕运关东粮食方面，关中经济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唐代在政府战略的重点倾斜下，关中经济虽有发展，但始终没有恢复到汉代的水平，难以充分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加之大一统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长安生活的供应极其繁重，因而不得不日益依赖从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关东和江淮地区漕运解决。“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关中土地狭，难以保障京师供应的情况，与西汉张良所说的洛阳伊洛河平原情况颇为相似。但“关中寓内西，偏天下”，黄河须经三门砥柱之险，“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严重时往往耗九存一。对此，唐人甚至用“斗钱运斗米”来描述漕运的艰难。尽管唐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试图减少砥柱之险给漕运带来的不利条件，但终唐之世，砥柱之险始终是困扰漕运的问题。漕运量的提高受到了黄河三门天险地理条件的限制，首都的经济安全没有保障。遇到自然灾害，皇帝常需要带领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自开皇十四年（594年），发生隋文帝因关中大旱，率领关中百姓到洛阳就食的事情后，此类就食情形屡有出现，即使在开元盛世也是如此。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耀卿言：“国家大本在京师，但秦地狭，水旱易匮。往贞观、永徽时，禄禀者少，岁漕粟二十万略足；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且不支，故数东幸，以就敖粟。”他给的建议就是“自东都益广漕运，以实关辅。”相比而言，洛阳的地理位置比较适中，比长安更接近经济重心，且无黄河三门天险。经过隋代大规模的运河开发，修成南北分叉大运河，使洛河、黄河、汴河、泗水与淮河、长江连为一体，使北方都城与经济日趋兴盛的南方富源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当时水运枢纽的洛阳，向东南可取道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通达富饶的江淮地区，向东北取道永济渠可通向华北平原东北部的军事重镇涿郡（今北京）。而江淮漕运自通济渠东来后可以迳抵洛阳城中输入含嘉仓，既可省转输，免去黄河三门天险之困，又可降低漕运成本。随着大运河的沟通，河北、河南、江淮地区经济联系加强，这几个地区结节成东线经济区域，洛阳因处在这个区域的适中位置和南北运河的交会地带，而成为该区域的核心城市，它与长安早已形成的彼此促进或制约的区域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洛阳—长安区域格局，而具有经济和地理方面的双重优势。东都洛阳经济中心地位逐渐形成，商业极为繁荣。著名的大同市周长4里，通远市周长6里，“其内郡国舟船油路万计”，丰都市周长8里，有120行，3000多家店铺，“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珍。”唐中宗时，宋之问说：“东都有河朔之饶，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储已积，四方之赋攸均。”俨然是朝廷的物质中心。最大的市场南市占地达2坊之地，有120行，3000余店铺，“货贿山集”。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然成为东都洛阳地方经济的最大特色。

    对洛阳经济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认识，似乎是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北周宣帝建东都于洛阳，诏曰：“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隋炀帝营建东都诏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诏修洛阳宫，遭张玄素极谏，唐太宗叹曰：“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高宗称洛阳经济优势说：“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职贡所为，水陆辐凑。”玄宗赞说，洛阳“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中。”洛阳的经济地理优势，甚至一般官吏也看得清清楚楚。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欲幸长安，洛阳县尉杨齐哲谏曰：“陛下今幸长安也，乃是背逸就劳，破益为损。何者？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陛下居之，国无横费。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非率户征科，其物尽官库酬给，公私縻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国有横费，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长安也，山东之财力日匮。在洛邑也，关西百姓赋役靡加，背逸就劳，破益为损，殷鉴不远。”运河实际成了隋唐都城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稍有壅塞，王朝的命运便濒于灭绝。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因漕运一时断绝，长安君臣濒于饿死。随后江淮转运南米三万斛艰难运至陕州（今河南陕县），德宗竟赶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一起置酒庆贺，并遣中使告知神策，“军士皆呼万岁。”《资治通鉴》胡注于此感叹：“《记王制》曰：‘国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况日阕无储者乎！日阕无储，有以继之犹可，况漕运不继，朝不及夕者乎！

    唐都关中，仰给东南之餫。德宗于兵荒之余，其窘乏又不可言。”可见，隋唐建立东都，绝非看中洛阳伊洛河平原的经济实力，而着眼于洛阳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

    四、区域权衡：古都洛阳崛起中的长安、开封因素都城的选择，不仅涉及候选城市所在地区地理形势的评估，而且必然会涉及候选城市所在地区的外部环境，即区域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也反映着不同区位、经济实力、政治作用及其影响所组成的区域格局。就古都洛阳而论，它与长安以及后来的开封所处地理位置上存在着某种关联性，是我国最早且存在时间最长的黄河流域都城轴线上的三个重要结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它们已形成了彼此相互补充、促进或制约的区域关系，并对古都洛阳都城建置的增设废省以及地位升降变化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古都洛阳崛起中的长安、开封因素进行分析，能从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评价古都洛阳在区域空间中的特殊位置和区位优势。

    在夏商至宋金的3000多年时间里，王朝都城大多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从时间上看，洛阳、长安和开封为都的时间，又占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从空间分布看，长安、洛阳、开封由西向东以黄河为轴线一线摆开，洛阳居中，长安、开封分居轴线东西两端。从都城迁徙看，借助黄河的通道，在唐末以前，主要是在洛阳与长安间往复移动，唐末以后则是在洛阳与开封间往复迁移，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由洛阳与长安、洛阳与开封之间两个小钟摆式往复迁移构成的大钟摆式往复移动现象，这一现象得以形成和存在的轴点是洛阳。它们之间的都城建置是轮流的，都级层次是相互交错的。其中，洛阳与长安间钟摆式往复移动现象，代表了周秦汉唐政治中心的周期性往复移动关系。洛阳与开封间的钟摆式往复现象，则反映了五代和北宋时期政治中心的周期性往复移动关系。自西周至唐末，只要国家不陷入分裂，历代建都基本上是洛阳、长安轮换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国都。更为神奇的是，在历史上首都交换的同时，又以长安与洛阳为东西都，即当一方作为国都时，另一方也往往成为与之并存并重的国都或对方的陪都。在唐末以前以洛阳为陪都的6个朝代中，仅有商、后赵分别建都在郑州商城和邺，其余四朝皆都长安，时间合计186年，占这一时期洛阳陪都史的67.3%。而“在以长安为陪都的六朝中，也仅有后赵、赫连夏国分别建都在邺和统万，其余各朝全部都于洛阳，共计271年，约占长安陪都史的94.43%。”自唐末迁都洛阳后，原来的洛阳长安往复移动被洛阳与开封往复移动所替代，但其表现与前一次有惊人的相似。这样，在宋金以前，位于关中的长安、位于关东的洛阳和位于华北平原西端的开封，轮换作为都城，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代前期政治中心钟摆式往复移动现象，其内涵则反映了中国古代前期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基本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洛阳都城作为钟摆式往复移动的轴心和过程联接点的作用。

    洛阳与长安：其一，都洛阳，又以长安为陪都。如，东汉、曹魏；其二，都长安，同时又以洛阳为国都或陪都。如，西周、隋、唐；其三，先都洛阳，后迁都长安。如在西汉初年和东汉及西晋末年；其四，先都长安，后迁洛阳。如唐末；其五，因他朝建都长安，而放弃洛阳迁都他处。典型的例子是北魏分裂后，东西魏对立，西魏以长安为都，处在长安威胁下的东魏遂弃洛阳迁都邺城。

    洛阳与开封：其一，先都洛阳，后迁开封，洛阳保留陪都地位。如后梁、后晋；其二，都洛阳，同时又以开封为陪都，如后梁、后晋；其三，以开封为都，洛阳为陪都。如后汉、后周、北宋、金。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呢？除了归结为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以外，还应着重从三地自身的地理条件及外部环境来寻找原因。

    先说洛阳与长安。从地理上讲，洛阳所处的关东和长安所处的关中都居于黄河中游地区，但无论从宏观地理形势还是微观地理条件看，二者差异大于相似。从超出黄河流域的宏观地理形势看，长安所处的关中居于我国自然地理的东部季风区、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地块的结合部位；就微观而言，它又处在相对洛阳居高临下的位置。由于地理形势不同，因而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有所不同。早在西汉初年，刘敬即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劝说刘邦从洛阳移都长安时说：西周“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从刘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古人眼里，洛阳居天下之中。在古代相对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便于各地输入贡赋，也利于国家政令推行，控御四方，堪称一个理想的为政施政之地。但从军事攻防着眼，洛阳不如长安。长安为四塞之地，内有八百里秦川，经济上有所峙而无所恐；外有四塞之险，占居上游高屋，“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同时，长安还近于当时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中心地带，便于经营西北。

    因此，对古人而言，洛阳是处在中原中央的中土性都城，长安则是靠近中原的边缘性都城。洛阳代表了德和政治性，长安则代表了险和安全性。《吕氏春秋·长利》记周成王定鼎洛邑时称：“有善易得而见，有不善易得而诛。”《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言：“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崇文德焉。”《诗·小雅·大车》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讲的都是这样同一个问题。故西汉初年，刘邦在刘敬、张良劝说下，由起初着眼于德和政治性转向着眼于险和安全性考虑时，便将都城由洛阳移至长安。唐统治者步刘邦后尘，先取关中，占有巴蜀，而后东向统一天下。但从宏观地理形势看，长安作为都城也有不利的一面，其地理位置比较偏西，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其对东方的山东和南方江淮一带的控制便有鞭长莫及之憾。尤其是随着经济重心转移，其对关东和江南经济的依赖愈益严重，也就是对处于“天下之中”的洛阳的依赖愈益严重，由此形成了洛阳与长安的复杂关系。

    其一，无长安，洛阳难保安全。长安的陪都史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所以定长安为陪都，固然有这里曾是西汉故都的原因，但据杜笃《论都赋》说，光武帝定都洛阳，又以长安为陪都，并频繁西巡，修建西京宫室，曾引起山东将士“翁然狐疑”，称故都长安的山川形胜为国家“利器”，担心“意圣朝之西都”，东都洛阳会失去崤函天险，易造成“关门之反拒”的被动局面。可见出身行武的刘秀称帝伊始就明确宣布长安为陪都，也是因为其深知长安地理位置对洛阳之重要。关中对洛阳，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这一态势就是西汉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居上游可顺流而下，有高屋建瓴之势，居下游则处处防守，十分被动，关中处在上游，易守难攻，而且还可先发制人，掌握局势和战争的主动权。所以，西周已有丰镐二都又营洛阳为都，曹魏定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都，西晋建都洛阳而又特重关中，个中原因皆如光武帝，知洛阳长安地理关系之密切。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掌握北魏实权的高欢逼迫孝武帝弃洛阳都邺城，两人关系因此恶化，孝武帝与高欢决裂西奔长安，投靠盘踞关陇的宇文泰，高欢拥孝静帝即位，旋即强行迁都邺城。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洛阳久经战乱遭到严重破坏的缘故，高欢本人也是这样说的。近来黄永年钩稽文献，指出当时洛阳在高欢迁都前并不存在遭到严重破坏之事。其放弃洛阳都城的真正原因乃在于东西魏对立，宇文泰已据有关中，威胁洛阳，而洛阳从地理形势上讲，如不得关中则很难自守，在此情形下，为审慎起见，高欢决定迁都邺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另外，孝静帝迁都下诏后的第三天，天子车驾即出，四十万户匆忙上路的情景是大家熟知的。倘若不是威胁严重，自然不应会如此急迫。而东汉和西晋末年两次由洛阳迁都长安，则更从极端的角度说明了长安对洛阳安全之重要。清代顾祖禹曾总结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执棰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然者河南故不可守？曰：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自古至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独以先入长安，卒兼天下，谓关中不足以制河南之命乎？”其原因，即在“不得关中，则患在噤吭”。顾氏的说法极富见地，且也符合历史事实。

    其二，无洛阳，长安亦难立足。从政治地理看，长安偏处西部，不利控制东方和江南。因此，立都长安往往要藉重洛阳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秦和西汉都没有在洛阳实行陪都制，但秦在洛阳建有南北宫，在洛阳以东、成皋险关附近，修建了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成为经管东方的军粮支撑点。汉武帝时，宠妃王夫人重病垂危，向前来慰藉的武帝求情，封其子为王，立国于洛阳。但汉武帝回答说：“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阸，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於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于是改封为齐王。天下咽喉，国之大都，道出了洛阳特殊的地位。西汉二百年间，未曾在洛阳封立诸侯，可见这条禁令是深植于历代皇帝心中的。西汉以后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是关中经济逐渐失去重心地位，而让位于关东地区；二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在东晋南朝时江南三吴地区经济已赶上关中，到隋唐时东南财富已为关中所倚重。“天下大计，仰给东南。”这样，相对于长安而言，“取资东南，比关中近八百里而近”的洛阳，便成为长安需藉重的力量，藉洛阳沟通东西，以确保长安经济安全。大运河的开通为洛阳带来了更为优越的地理条件，洛阳实已成为北通涿郡、南通余杭、西达长安的交通枢纽和储藏与转输物资的中心，控制着王朝的经济命脉。开元年间，唐玄宗多次往返于两都之间，京兆尹裴耀卿奏曰：“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於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皇帝多次东幸就食，足见长安对洛阳的经济依赖。洛阳居“天下之中”、衔接东西的地理位置优势此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为洛阳都城建置在数量上的增加和都级上的提高起了至关的作用。对于洛阳与长安在唐帝国创业与守业中的不同作用，唐玄宗曾有相当精辟的概括：“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认为长安为霸业之所，洛阳为王者之都，各有所长，不可或缺。玄宗本人也曾先后5次巡幸东都洛阳。在我看来，以此来表述古都洛阳之崛起与长安的关系也是基本准确。

    再说洛阳与开封。与洛阳和长安的关系相比，洛阳与开封的关系相对要简单得多。自五代十国到宋金时期，除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以长安为徒有其名的陪都，以及后梁、后晋时，洛阳曾作过时间不长的首都外，洛阳绝大多数时间是以开封的陪都形象存在的。再从都城的空间移动看，后梁、后晋在前期以洛阳为重，后期则以开封为重，其间徘徊洛阳、开封之间30年，从后晋天福三年以后，直至宋金，则都是以开封为首都。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这一时期洛阳和开封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是经过唐末战乱，洛阳饱经摧残，辉煌不再，长安也变为一片废墟。在安史之乱中，洛阳两次陷落，继之以回纥、朔方军的的烧杀抢掠，残破不堪。唐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入长安，代宗仓皇至陕州，下诏且都洛阳以避吐蕃，郭子仪奏曰：“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虽唐代宗欲都洛阳，但因洛阳破坏严重，已不具备都城的条件。唐代宗自陕州回长安，元载等上书，请以河中府为中都，自秋行幸，及春而回，以避吐蕃。可知，此时的洛阳甚至连皇帝巡幸之所也不在考虑范围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开封则因有发达的汴河漕运而逐步崛起。开封虽位于平原，但地理上更接近东南经济重心。自隋炀帝开运河之后，连接黄河和淮河的汴河（即通济渠）就成了大运河的主要河段，由江淮地区供给的物资都要由汴河运送至黄河，再转入永济渠。汴河的漕运优势逐渐凸显，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时人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丞相治所，鵷鹭成列，池壁土沃，兵多甲坚。”足见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天宝以后，随着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开封的地理优势更显重要，“天下大计，仰给东南。”“今国家内王畿，外诸夏，水路锦地，四面而远，而输明该之大贵，根本实在于江淮矣。”此时的汴河关系着江淮租赋能否送达中央，亦关系到唐王朝的经济来源是否有保障。

    在此背景下，处于关东、江南两大经济区之间的开封，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居于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控制了开封，就控制了咽喉要地，从而取得生存和发展权。

    唐朝末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利用这里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区位优势，成为最强大的军阀，进而代唐建梁，升汴州为东都，使之越上京师的地位。以后，除了后唐及后晋前期外，后晋后期，后汉、后周均以开封为首都，洛阳则保留着陪都的地位。如后晋石敬瑭先是在前年以洛阳漕运不便为借口，以按巡为幌子，来到开封，经过一年多些时间，便正式颁诏迁都开封：“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廩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

    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仍升开封、浚仪两县为赤县，其余升为畿县。”所强调的理由即是开封的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其后，北宋王朝建都于开封，汴河及大运河的漕运交通之利同样是决定性的因素。当时有人分析说：“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五代以来，黄河流域都城轴线新的开封、洛阳东西配置，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政治军事斗争重心向东北移动的反映，它打破了以往的洛阳长安传统的东西二都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由洛阳开封构成的东西二都制，使政治中心接近经济中心。

    据朱士光师等的研究，我国古代陪都设置的意义和作用，一是主要出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因素之迫切需要，二是主要出于宗教或传统家族根基意识等的需要。我认为，这一时期洛阳陪都设置原因主要属于第一种情况，同时也不排除北宋之时还同时存在有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说，此时作为陪都的洛阳，绝不是和历史上那些徒有其名的陪都一类，而是名实相符的、典型的陪都，对首都举足轻重的陪都，虽不是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中心，但却具有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作为一个特定区域的政治中心地位，对国都起着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之所以如此，同样也与开封和洛阳的区域关系有关。

    作为都城，开封在地理上有其不利一面，即它虽傍依运河，有交通优势，但地处黄淮平原，形胜不如洛阳及关中险要，四面无山塞可守，属于四战之地。黄河虽可作屏障，但河行地上，一旦溃决，就有被淹没之虞。故宋祁评价其地理形势是：

    “天下四冲八达之地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洛阳四周环山，洛阳盆地海拔虽仅在100-300米之间，不算高，对关中而言居于下游，但因它处在豫西山地和东部冲积平原交界，西南高东北低，高差悬殊，对东部冲积平原，仍显示出居高临下的气势。宋太祖也认识到开封的这些缺陷，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准备从开封迁都洛阳，因李怀忠等人的劝谏而终止。李怀忠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稳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可见，太祖采纳李怀中的意见，未行西迁，主要是因为西迁之后，洛阳的粮食供应无法满足几十万禁卫大军和大批政府官吏的食粮，都城的建立基础不存在。其后，宋真宗在位时，曾两次巡幸洛阳，每次都引起迁都议论。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第一次巡幸时，当地父老再三祈求宋真宗“驻跸”，宋真宗答曰：“周公大圣人，建都据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艰于馈运耳。”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第二次巡幸时，他又对大臣说：“洛阳宫阙壮丽，然城北地隘，谷洛浅滞，辇运艰阻，谅非久居之所。”他们对洛阳优越的形胜位置和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及其交通缺陷的认识，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自应是设置洛阳陪都理由之一。据《宋史》记载：“梁及后唐郊坛皆在洛阳。”《资治通鉴》亦云，后晋天福三年十月“太常奏：‘今建东京，而宗庙、社稷在西京，请迁置大梁。’敕旨：‘且仍旧’。”此外，后汉依然在洛阳设置太庙和郊坛。五代时期国家郊庙与政治中心不一致的状况，直到后周广顺三年九月才得到改变。洛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际成为国家祭祀中心，与作为行政中心的开封分享着王朝都城的功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史上国家祭祀中心和政治中心，作为一种传统一般是重合的，五代时期出现的不重合现象，说明当时都城功能由洛阳向开封的转移是逐步完成的，这本身即反映了古代都城向东转移过程的复杂性、艰难性，透露出当时统治者在择都上的矛盾心理，既要占据交通漕运枢纽为都，取得经济上的优势，又要靠近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洛阳，借重它的传统政治文化优势。这显然也应是他们设置洛阳陪都理由之一。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曾从地理角度分析洛阳、长安、开封三者间的关系，说：“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睢亦云：‘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秦氏观曰：‘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利于战；洛阳受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自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从洛阳都城建置兴废及地位升降与长安、开封的关系而言，顾氏之论，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第三节 “天下之中”与列朝都洛

    西周初期周公提出的“天下之中”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关都城选址规划的理论。

    以往在分析列朝建都洛阳原因时，对与洛阳建都关系密切的“天下之中”理论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分析。从建都理论角度，对这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建都学说做出科学的说明，也比较缺乏。周公提出的“天下之中”是内容丰富、涵盖了都城选址中自然和社会等综合因素的古代建都理论，具有丰富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如果对洛阳都城进行一番全面客观地考察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关都城选址规划的理论，“天下之中”形成于洛阳，又反过来，指导着列朝在洛阳的建都实践。“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引导了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下面，我们将依据古代文献，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源流和内容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天下之中”的人文政治含义及其影响作出评估，对“天下之中”理论与古代王朝建都洛阳的关系予以辨析。

    一、“天下之中”——中国古代第一个建都理论

    1.“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提出

    “天下之中”作为一种建都理论产生于西周初年，它的提出，有其深厚的思想来源，它的产生，与上古特别是夏商的建都实践有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它与五帝和夏商时期人类对宇宙秩序的认识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人类空间观念的最初形成，是从对空间的分割开始的。”“由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在人类意识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地域——空间观念。”在中国的先民看来，作为空间之宇宙是规范而有序的，天与地相对，而天与地则又都是由对称和谐的中央与四方构成的，中央高于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轴心。这种认识既是地域——空间观念，又是带有荒忽怪异色彩的天地崇拜观念。当这样的宇宙秩序认识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时，在部落或酋邦时代，就会成为人们以自己部落或酋邦所有的自我中心去构想世界秩序的依据。在阶级社会，则会掺入新的不平等因素，在政治上表现为以统治者民族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秩序，成为中央领导四方，都城即王朝中央的政治地理结构的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依据。这样的与宇宙天地秩序同构的社会空间秩序和由此产生的“尚中”思想观念，早在原始社会的五帝传说时期便已略见端倪。相传黄帝居天下之中，马王堆帛书《十大经》曰：“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黄宗即指黄帝。“黄色”本身就代表了“中”。

    因为在古代，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代表五方；青与赤代表东与南；白与黑代表西与北；黄色居于五色之中，代表中央。所谓“黄帝”当然是居五色之中且统领四方的中央帝。《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种以“土”居中央，以黄帝为统领四方之帝的理路，在思想上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则。

    夏代由于缺乏实物材料，难以确证是否出现了关于中心和四方等方位的概念。

    但有学者推测，“天下、中国、四方、四海、九州岛、四夷似乎在夏代以前就已存在了。”司马迁根据《禹贡》等书的记载，记述说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绥、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由中央为中心，四方环绕中央。这当然是想象中的国土规划或天下安排，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中的天下理想空间秩序和对“中”的孜孜追求。李零指出，“九州”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所说甚是。

    商朝时，关于中心和四方等方位概念已确切地形成。商人以五方观念将全国政治疆域划为五方，商王直接统治区居中，号称“中商”。余者按方位，将属地属国分别称之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四方、四土”按距“中商”地理位置的远近受商王不同程度的制约。甲骨卜辞中常有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或东土、西土、北土、南土的字眼，有一则卜辞更将东西南北并举，曰：“癸卯卜，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另外，对于商代王室墓葬出现的“亚”形状，学者也认为象征着“四方”的概念。“四方、四土”的认识之所以出现，其前提便在于“中”观念的形成。“四方不可能是抽象的四方，它在空间的存在必然要依附一个中心点，有了中心点才有四方，不然就无所谓四方了。事实上殷人据出日入日测得的四方是以圭表为中心的四方，是以东西线与南北线相交点为中心的四方，这两条线相交构成十字形。”五帝和夏商时期对宇宙和社会空间秩序的认识及其由此形成的“尚中”思想观念，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观念，起着对人间秩序的传递、暗示和规范的作用，成为“天下之中”理论的基点。

    其次，它是上古都城选址实践经验的总结。

    我国都城建设历史悠久。司马迁指出：“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都各数百千岁。”也就是说，把国都建在“天下之中”，是唐尧以来的传统思想。《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崩，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都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当时，“中国”一词的初始涵义是指位于天下之中的都城，都城也就是天子之国。夏是黄帝部族中颛顼的一支后裔。黄帝族发祥于今河南西部嵩山周围地区。相传炎、黄之战，炎族败退四散，于是，黄帝族据胜之地就被尊崇为天下之“中”，并经颛顼、尧、舜等发展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夏部族因袭黄帝族和颛顼族的故地，仍然生活于嵩山周围地区，至夏禹时，夏部族凭借其居于四方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兼容并蓄四方文化，借助治理洪水之契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是在今河南洛阳一带。《逸周书·度邑》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有夏四百多年，其间曾几次迁都，但“总体上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内摆移。”相传曾为禹都之阳城即居天下之中。《周礼·地官》郑玄注：“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夏人因夏都所在产生地中观念，并由此确定了“尺有五寸”的标准。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夏王朝都城遗址，学者认为它应是夏中晚期的都城斟鄩，位于今偃师西南约9公里的二里头村一带，邻近洛河、伊河，正处于夏王朝统治中心区之内。“由近年的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内至少分布着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可见，夏王朝的国都规划已经体现出择中建都的思想。夏王朝就是以夏都为中心，将其统治势力伸向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乃至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央，统治四方的政治地理结构，故《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人也”。夏王朝建都实践中体现的“尚中”、“择中”思想，象征着“天下之中”思想在夏代的孕育。

    商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前期是在河洛地区及郑州一带。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头两个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都位于这个区域之内。商代后期统治中心区域移至今河南北部，其都城也迁至安阳殷墟，居于商后期统治中心区的中心地带。卜辞中，四方、四土等所表现出的商人的四方观通常与都城对言，武丁时的一则卜辞说：“…已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佚348”，即卜得商居中央而统制四方。商人以自己的都城“商”、“大邑商”为中心，即以安阳殷墟为政治地理中心来确定“中”和四方的位置，“大邑商”是确定四方方位的坐标，四方以商为中心，因此又称“中商”。

    《诗经·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传：“商邑，京师也。”郑氏笺：

    “极，中也。”商王居“四方之极”，统治四方。《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成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九有”即“九州”。《尚书·立政》曰：“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显然，商代是以都城来划分四至，其国都规划体现的是“四方之极”。无疑，商代关于中心和四方等方位概念的形成及其建都实践，对“天下之中”理论的孕育也做出了贡献。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它实际记载的是《周易》和《洪范》二书来源于黄河、洛水。被后世儒者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就起源于八卦，八卦则起源于河图、洛书。通行本《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不包括作为卦名的“中孚”），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这个“中”。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天地、阴阳、四方、四时、五行、八卦以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在这部书中都有所记载，并越来越得到考古发现中实物资料的印证。《周易》尚中正的阴阳和谐思维充分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中和思维的特色，并逐渐积淀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对其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周易》的作者，古人大体一致的基本看法是，它出自于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圣人之手，是谓“四圣”。伏羲画出了八卦；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辞；周公又在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之下系属了相应的爻辞；孔子综其成，作了《易传》七种、十篇。孔安国《尚书传·洪范》又说：“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下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是说大禹在治水时，曾获上天佑助，得到“洛书”，大禹妙契于心，构思出了治国平天下的九类适切根本大法，所谓“洪范九畴”。“河图”、“洛书”原本究为何物，圣人效法它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今已成为不可确知的历史悬案。但河图洛书中所表达的阴阳和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成了后来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及其建筑设计构思的理论依据。河图洛书同样是“天下之中”的重要源头之一。

    由此可见，周公所创建的“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是在继承前人宇宙观和夏商都城建设经验和传统的基础上，而加以发展和创新，首先应用于洛邑都城建设，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都城建设理论。这一理论对古代都城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2.“天下之中”理论的内涵

    周人长期活动于西部渭水流域。牧野之战，周武王一举克商，建立周朝，其统治疆域大大超过了夏商两代，首次开始据有东、西两大区域。但是商人对殷地的实际统治并没有彻底消除，特别是整个殷都以东地区仍然没有受到周人控制，周人只是取得了对天下名义上的控制权。而作为政治、军事统治中心的周都镐京则偏于西隅，囿于当时统治力量、交通、地理环境等多种条件的限制，很难实现对一个空前广阔而复杂的“大国”全境的有效控制，总有鞭长莫及之虞。因此，早在西周建立之初，周统治者们还来不及分享胜利的喜悦，就已经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下考虑建立一种适用的都城地理结构，来维护对天下疆域的长久统治，以至于武王昼夜难眠，最终做出了在洛阳一带营建新都洛邑的重要决策。但是，“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接着是三监叛乱。三监叛乱实质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

    周公率兵东征，经三年浴血奋战，平息叛乱，占据了全部东土，又通过建立宗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央权力控制四方诸侯的政治地理结构，进而取得了对天下四方的实际控制。经历了如此的沧桑巨变，周公更坚定了信念，继承武王遗志，完成了洛邑的营建。据《尚书·召诰》等记载，营建工程是由周公主持的，筑城前周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相土、占卜、选定最佳城址、制定建筑规划，然后调集殷商遗民为工匠，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建设。建成后的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成为西周王朝驾驭天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及经营四方的军事枢纽，基本达到了目的。

    围绕洛邑的营建，周公总结了夏商二代建都经验和文化传统，结合新的形势，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

    关于“天下之中”的内涵，历代学者多有论述。班固在《白虎通》云：“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以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五经要义》甚至说：“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土中，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班固、董仲舒等皆从地理和文化角度加以理解和阐释。现代学者的认识与他们差不多。如李学勤说：“该观念实包含两重意义：当地是天下大地的中心，便于对四方的治理，诸侯方国纳贡职道里均等，这是地理上的意义；便于敬配皇天，对上下神灵进行祭祀，这是宗教上的意义。在周人的心目里，这两重意义是相结合的、相一致的。”这样的认识自然是正确的。不过稍显笼统，不全面。周公提出的“天下之中”建都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其一，“择中建都”的区域中心地思想，是谓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包含“天下”和“中”两个概念。“天下”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受命于天，二是指天之下的土地。周人首先创造出了“天”这一观念，取代了商殷“帝”至上神的地位。“周人所创造的至上神‘天’，与殷人的至上神‘帝’具有同样的权威，是自然与人间的主宰，同样具有天命予夺的权力。”在周人看来，是“天”将天命由殷易迁于周。《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

    惟王受命。”《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上天将天下的人民和疆土授予文王和武王，由他们去统治。这里“中国”一词不是指洛邑成周，而是指文王受命、武王征服得来的整个西周王朝天下政治疆域。周人创造了“天”，为“小邦周”取代“大邦殷”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也产生了属于自己的“天下”观念，即以周王为代表的中央来行使对“天下”的统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之“天下”与商之“四方”是同等概念，都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统治区域。不同的是，商是以自己的都城来划分四至，而周公则是以“天下”为空间视域来确定都城的，重点从中央王朝对所辖政治疆域的空间地理控制角度来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确定统治中心，这就出现了最初的区域中心地思想。

    《逸周书·作雒》云：“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孔晁注：“王城也，于天下为中”。显然，这里的“土中”也是指整个疆域中都城与天下四方相距的距离而言，与《尚书》之《召诰》、《洛诰》、《何尊》铭文及《史记·周本纪》所讲的“土中”、“中国”和“天下之中”意思相同。都城是控制天下的枢纽，处在发号施令的中心地位，在古代交通等条件下，与四方形成均等的空间位置关系，易于形成“四方辐凑”式的统治中心。西周疆域范围，据《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说：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考古发现的地理分布证明其说不虚。按文献研究和西周考古遗址的分布，西周控制的疆域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达海滨，北起今辽宁，南达长江。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上量测，洛阳恰为这一地理区域的中心。

    但是，并不是任何地理中心都能成为“天下之中”。如据说夏代有以阳城为地中的传统。周公在营建洛邑前亦曾在此测地中，并沿用了夏人“尺有五寸”的测量标准，但他并没有以阳城为地中。又如有人研究洛邑与阳翟相比在地理位置上还不是天下之“地中”，武王曾选址并营建阳翟以为东都，但到成王周公时放弃了，改在洛邑营建东都，其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可见，决定“天下之中”的并非由单一的地理位置来决定。在周公的宇宙观念中，“天下之中”是天下一个十分特殊的空间点。《周礼·司徒》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按照这一要求，成为“天下之中”的地方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最优厚的条件，在地理上具有3个连锁的递进特征：阴阳和中；百物阜安；适建王都。如此一个都城不仅要具有“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也就是说，“实行区域中心地原则需要良好的社会内外部条件和有利的自然条件。”如此，“天下之中”就突破了单纯的地理中心意义。这种先以所统辖的整个疆域——“天下”为空间视域，再在适中地理位置选择具备良好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的地方，确定为都城的做法，既体现了实行中心地原则的思想，也体现了择中建都过程中将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条件予以综合考量的高超的空间权衡谋略。

    其二，“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的政治中心思想，是谓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王者必即土中”，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更是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机制。从词源学看，甲骨文中，“中”字本义为有“旒”（飘带）族旗。这已为古文字学家所共识。如唐兰说：“余谓‘中’者最初为氏族社会中之徽帜。此其徽帜，古时用以集众。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说文》：“旗，有众铃以令众也。”“中”是建中集众之旗，本身即含有周边向中心聚集，中心号召周边的意思，引申而表居中的中心、中央之义。古人很早就相信，占据了“中心”就可以控制“四方”，好像北极在天之中，日月星辰都环绕它运行，仿佛被“璿玑玉衡”所指挥一样。在当时人们宇宙概念中，天下之中是天下一个十分特殊的空间点，选择这个特殊的空间点来建造都城，是取得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何尊》铭文追述武王克商后，在廷庙祭告于天说：“宅兹中国，自乂人民。”意思是，我将居住此中国，自此治理民政。此“中国”即指都城洛邑。《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成王”。其意思是说，周成王卜问上帝，在洛邑（土中）亲自治理天下。《尚书·多士》王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可见周人营建洛邑是“以土中治天下”的思想为指导的。从中我们可以明了，“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天下四方相对应而存在的，有天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中央统御四方。因此，在“天下之中”建立都城又意味着一种社会政治秩序。从政治学角度看，“尚中”既意味着以“中”为贵，又表征以“中”制四方的行政管辖。前引《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凑，意味交汇。这个解释既体现了“土中”的特殊地位，又说明了作为“土中”的京师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与“四方”有往来的，是四方交汇的中心。有学者指出，周公营建洛邑，是与分封诸侯大致同时进行的。从姬姓与姜姓封国迁移的路线看，都是由洛邑周围移往更东方或南方的新领土，为周朝建立新的藩屏。《汉书·地理志下》谓：“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这种政治关系反映在地理结构上，便形成了以都城为政治统治中心，统治地方四土的国土结构。这集中说明了在“天下之中”建都的目的，即它是在政治上总揽全局进行统治的理想中心。在周公等看来，“居天下之中”可得宅中图治之功，配天治民之效。《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士于周，说明受封诸侯与周王间存在着君臣关系。《盐铁论·地广》云：“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补。”《谯周法训》亦云：“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即天子居于天下之中，可以由内及外，自近而远的合理层次进行统治。这里强调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对于王权和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在这里，都城的空间位置代表了社会的空间秩序，并凝结为一种都城的象征形式，构成王朝体系的核心观念。都城居于国土中心，天下如车辐条一样向轴心收敛式汇聚，再向四周渗透，既有利于发挥都城的聚集与扩散作用，也易于形成周边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归顺。可见都城是位处天下之中便于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

    其三，“为天下之大凑”的经济中心思想，是谓经济意义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建构下的以都城为政治统治中心，统治天下地方的国土结构，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而且还是一种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一体现为地方围绕中心形成贡赋中央的经济关系。《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中国早期都城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军事和礼仪性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周灭商后，东西两大经济区开始连接在一起，客观上要求都城承担更大的经济中心的功能，发挥经济辐射作用。从周公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周统治者已经开始考虑建立一种适用的中央与四方经济关系机制，来强化都城聚集和辐射的经济中心功能。都城是统治集团聚集之地，由于城市的消费性质，它的存在和活跃，主要来源于农村以单向地租和税收向都城的不断输入。如果中断了这种输入，或输入不正常，都城的经济循环系统将受到损害，甚至不复存在。因此，为了满足巨大的物质消费，保证经济循环系统的正常运行，都城选址须要将路途远近的因素考虑在内。把都城选择在国土的中心，可以使四方进贡纳赋路程大致相等，“称远近而等贡献”，不偏不倚，既有利于均衡各地的运输成本，也有利于都城获得强有力的经济支撑。正如荀子所言：“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二体现为都城的经济中心地位。前引《逸周书·作雒》云：“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所谓“为天下之大凑”，便是说作为都城，它还应是经济贸易往来之中心和枢纽。在营建洛邑过程中，武王屡屡强调洛阳“居易毋固”的地理形势，周公强调洛阳“天下之中”地理位置，其含义也是强调洛阳地理优势，利于天下经济贸易往来，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城市—区域理论，反映了都城与四方区域间的相互关系。这也说明“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注意到了都城与周边及全国的经济联系，而不是孤立地考虑地望问题。

    其四，“定天保，依天室”，均教化的文化中心思想，是谓文化意义上的“天下之中”。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建都不仅是地理位置的选择，也反映了政治理念的选择和文化制度的取向。都城本身往往也是文化的中心，具有文化聚集和辐射的强大功能。在“天下之中”建都理论中，周公通过对都城地理位置的构想，由“空间观念”表达和延伸出了都城作为文化中心的丰富的文化意义，拓展和丰富了人们对都城文化中心性质及功能的认识。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傍依天室求得佑助的宗教意义。李学勤说：“便于敬配皇天，对上下神灵进行祭祀，这是宗教上的意义。”这个意见是对的。在古人那里，建都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便是建立一个宗教场所。《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因此，都城自然就应选建在最有利于与天地交通的地方。

    《史记·周本纪》载，周克殷后，周武王为“未定天保”而夜不成寐，武王曰：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根据许多学者的考证，武王所言“天室”就是河南嵩山，亦称“太室山”，既是夏人兴起之地，也是传统的通天圣山，被认为是“天下之中”的标识。武王设想在洛邑建都，目的就是便于就近取得天命之眷顾。《尚书·召诰》篇也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伪孔传》也称周公言其为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为治。周公“时配皇天”的想法与武王一脉相承。有学者研究，周代天神崇拜实是山岳崇拜，天神也是周族的部族神。他们认为祖先神死后都要升到天上，即天室山上。从先周古公到文王时代周人山岳崇拜的对象是岐山。武王克商取得天下共主身份后，周人认为高耸于天下之中的嵩岳是天神之室，便改祭嵩山以答谢天神。因此，在天室山脚下建都洛邑，一方面居天地之中，获地理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可就近沟通“天神”，居中即帝配天以获天保（天命），以此作为帝权神圣性、合法性和永恒性之根据。此后，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尽管祭祀地点有变化，但都没有中断过这类祭祖、通天的政治宗教，可见由夏王朝开创、周代继承强化的这一传统观念的作用是多么的强大而有力。

    第二，获得王朝正统性地理认同法统意义。《逸周书·作雒》载，武王告诉周公，他决定建都洛邑依据之一，是这里曾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谢维扬在谈到中国早期国家与特定地域关系时，指出：“在夏朝国家建立后，由它控制的地域已逐渐成为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这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拥有相应的中央权力。”这个特定区域不仅仅是自己的族源地，而且是对前朝整个政治疆域的继承和发展。谢维扬将之称为“国家意识形态”。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上的表现便是“国家法统地域”。法统地域含有地域和政绩的双重意义，具有神圣性、正统性。法统地域观念的认定是一个长期的认同过程。一般来说，其思想依据，一是禹迹的概念，即“有夏之居”，后发展为“王土天授”；二是出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性景观，如天室山等。“禹迹”是最早的国家法统在地域观念上的表述，其产生正是出于夏王朝的建设成就，确立了夏王朝的中心地位。而夏王朝根基地就是所谓“伊、洛之间”，即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此后，任何想要夺取天下的政治势力，都必须夺取这一法统地域后，才算承继了夏商的天下，才算正式接受全部天下之天命，真正拥有统治天下的合法地位。《诗经·殷武》说商“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迹。”《叔夷钟》铭说，成汤“翦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诗经·文王有声》说周“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商、周都说自己是在“禹之迹”。在“有夏之居”建都，占据具有国家法统意义的地域，构成了周王继承前朝、统治天下法理性地位的依据。周王就与前朝名君一样，拥有了不可言喻的合法性、正统性和权威性。后继王朝也毫无例外地把“夏”理解为“天下”和“王土”，当作“中国文明”的代名词，宣称自己是夏文化的继承者，是大禹所划定“九州”的主人。故而，曾长期为夏之都城的洛阳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华夏国家的法统地域及公认的华夏文明中心地区，拥有不可言喻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第三，文化整合与均教化的意义。偏居西域的小邦周灭掉中原大邦殷，本身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前朝文化的问题。而周所营之洛邑，既是西周之东都，也是殷遗民移居之地，既存在周殷间的政治矛盾，也有二者文化上的矛盾与冲突。周初管蔡、武庚叛乱，史称管蔡以殷叛，这未必不是殷人挟管蔡以叛周。在此形势下，周公通过将都城设于“天下之中”，在距离上对四周的不偏不倚，宣示了他的政治、伦理的主张。在洛邑，周公大行分封，制礼作乐，建立“以蕃屏周”的宗周政治体制，将殷王要求民以“中”对待统治者转化为要统治者以“中”治民，“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中”被正式以“中德”名之，并升华为一种施政道德，复兴光大了尧舜之道，在不同文化的整合中开发出“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可见，“天下之中”不仅仅是一种建都理论，而且还是一种施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左传》桓公三十二年云：“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从文德焉。”后世也多将洛阳看作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的“德政”之都，具有德政、王道等文化象征意义。班固云：“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洛邑作为西周都城，“首善之地”，确实发挥了其人文荟萃之所，德政王畿象征、文化辐射之都的作用。周公在此以“中”对商周文化的整合及其提出的中德思想，对西周统治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催生了“成康盛世”的出现，为周王朝“八百年，最长久”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营建洛邑过程中，周公在总结前人“尚中”、“择中”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概念，其对内容的解释也是后世“天下之中”思想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他首创的“天下之中”，已由一般的空间概念上升到理论和伦理范畴及方法论的高度。“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经周公之手始得以形成。形成之主要标志可归为两点：其一，首创了“天下之中”概念，并赋予其明确的地理和政治上的含义，遂使“天下之中”成为一种建都选址的标准。其二，提出了基于政治、经济及环境需要选择“天下之中”基本原则，并成功地运用于营建洛邑的建都实践，遂使“天下之中”成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如此，“天下之中”便涵盖了政治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内容，表现为二者的统一，亦即获得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建都理论。

    3.“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意义

    周公提出的“天下之中”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系统的建都理论。“尚中”、“择中”是中国古代长久存在着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从仰韶文化的建筑遗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中心的重视，尧舜时期可能己经初步形成了“尚中”、“择中”观念，这种观念在夏商时期已十分盛行，只是还不系统。周公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第一次对此作了理论总结，把“尚中”、“择中”观念提升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虽然“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围绕营建洛邑的政治实践活动而阐发的，但是在周公的阐发和实践中，不仅提及了“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时配皇天”，同时也说到了阴阳和谐、“百物阜安”，涵摄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多重内容。他不仅以此作为营建洛邑的方法论，同时又把它作为指导自己建都思想实践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天下之中”成为一个内容丰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建都理论学说。周公之后，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沿着先哲思维路径，分别从不同层面表示了对“天下之中”的执着追求，丰富和发展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如成书于战国人之手的《尚书·禹贡》总结了“天下之中”观念，具体列出了五服制度——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提出了以王都为中心向四方推衍的回字形天下疆域结构。荀子则将居中所体现的尊尊含义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管子·度地》亦十分崇尚“天下之中”：“天下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之中而处，此为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又说：“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之中而立。”《吕氏春秋》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明确地把“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作为选择都城地址和处理郭城与宫城关系的基本思想。

    西汉贾谊进一步提出了择中建都可在次级区域内实现的构想，即“贾氏圆形布局体系”：“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此外，前引董仲舒、班固在《春秋繁露》、《白虎通》中对“天下之中”的论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论，扩大了影响。可见，周公之后，经过春秋战国，“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日益深入地结合到古代政治思想里，深深扎根于社会意识中。

    “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构成了古代中国最初的都城观。从这种都城观中发展出中国古代一整套关于都城建设的思想体系，以及一系列已经被体制化的建都实践。在古代，把都城置于天下四方中央，既便于为天下所贡奉、四方所拱卫，“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是控制天下的原点，既可以显示帝居的尊严，形成对天下的政治、军事控制，又便于各地输入贡赋、诸侯朝觐。从管理角度来说，确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同时，中国古代“王业不偏安”，“居天下之中，即是居天地之中，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四周不偏不倚，对一方由服及鄙，易于形成向心忠中的社会文化心态。”从历史上看，尽管其后古代提出的建都理论林林总总，一些学者也曾对“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提出异议，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都没从根本上动摇。周公之后，虽然“天下”的版图时有盈缩，“天下”的概念也有所变化，都城形式也不断变化，但作为一种实践的“天下之中”建都理论，两千年间一直是指导古代建都的基本理论，一直指导和影响着古代都城选址建设，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统一时如此，分裂时期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是如此。

    “天下之中”建都理论不仅是指导古代都城选址建设的理论基础，而且还影响着古代都城空间及宫室布局，成为贯穿中国古代数千年的规划意识：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都，择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既居中，则需四方拱卫，于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网殿阁皆取法焉”。考古资料证明，从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城市布局几乎都是以宫殿为中心，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为全城主轴线。这种布局模式正是“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在宫室布局上的具体体现。“天下之中”还影响了春秋以来商业城市的建立原则。越国政治家范蠡更把“天下之中”原则推广到商业城市的选址方面。他辅佐越王勾践消灭吴国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辗转到了陶（今山东定陶县），“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陶这个地方，“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富商。范蠡所说的“天下之中”不是指政治中心而是指经济中心，陶是诸侯国之间往来的交通枢纽，也是一个富庶区域的中心，所以他在这里经营商业获利甚丰，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

    “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出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以被后世儒者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为例，通行本《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不包括作为卦名的“中孚”），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这个“中”。继而，关于“中”的思想还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凝固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与空间意识，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中和主体文化意识的体现。

    这种关于“中”的意识，当然还同时融渗在政治伦理道德规范之中，成为处于漫长封建社会形态之下的老大帝国固步自封、不思向外、以天朝为世界之中心的盲目自大的传统意识。

    二、汉唐间列朝都洛的“天下之中”取向

    周公创建的“天下之中”理论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建都理论。周公历来被儒家奉为政治上的楷模，周公营洛无疑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使它更易于被后人所接受。因此，西周以来，“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引导了古代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

    西汉开国，刘邦即位后，最初以洛阳为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而且“高祖欲长都雒阳”。这是因为洛阳居天下之中，文化积累丰富，具有象征德政、王道的文化蕴涵。刘邦的将领认为，“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看重的是洛阳“天下之中”，控扼东西南北的枢纽地位。而在刘邦的思想深处还有在此建都“欲比隆於成康之时”，标榜自己承继周文化的考虑。史载“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洛阳是夏商周三代之都，而关中则是暴秦的统治中心。刘邦代秦而立，以洛阳为都，“欲与周室比隆”，显然是看中了洛阳德政、王道的文化蕴涵，受到周公“天下之中”理论的影响。后来虽然很快迁都长安，但洛阳本身具有的“天下之中”地位及其文化蕴涵，在刘敬、张良等西迁派心目中，也是公认的。他们力主迁都长安，一是从军事攻守的角度，认为洛阳“形势弱”，不如长安险要。二是强调洛阳、长安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蕴涵。比较二城的优越，确定都城的位置。刘敬说：洛阳“为天下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只有像周朝那样“以德致人”，施行德政，“积德累善”，才能定都于此。而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恩德尚不及庶民，还不具备施行德政之条件，只有借鉴秦据关中而取天下的经验，凭借险阻以资攻守，才能控制关东，统治天下。刘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迁都长安。对这段历史，后来，班固在《东都赋》中总结道：刘邦“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数期而创万代”，“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民”，无法都于洛阳，“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而拓其制”，遂迁都长安。“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在进行“分州定域”的新政治地理规划时，提出了“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的构想，定洛阳为陪都，继而又决定迁都洛阳。其理由是：“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

    于是，“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王莽建都洛阳的计划，虽然由于新莽政权的迅速崩溃，未能实现，但其对洛阳政治与文化地理的认识，显然也是受到“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影响。联系西汉后期，汉元帝改制，博士冀奉倡言迁都洛阳，“迁都正本”，中兴汉室时所主张的理由可见，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对洛阳地理和文化优势的认识，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周公的“天下之中”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东汉建都洛阳的决策过程，史书缺载，但透过东汉繁荣的京都赋等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东汉定都洛阳的主要原因乃是洛阳居天下之中。如傅毅《反都赋》云：

    “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班固《东都赋》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云：“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张衡《东都赋》也说：“区宇乂宁，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傅毅、班固、张衡等用商殷盘庚的中兴迁都，来比喻光武帝的建都洛阳，重建汉室，又以洛阳为天下之中，有周成王的遗制可依，来说明居洛阳可以控御四方，一致认为东汉定都洛阳的重要原因是洛阳居于天下之中，是理想的都城位置。

    究其深层原因，光武帝定都洛阳，不仅是看中了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重的是洛阳“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优势。秦和西汉以长安为都，实行“以关中治关东”的政策，加剧了关东和关中的矛盾。这种对立虽因汉武帝开始的政策调整有所改观，但并未获得根本性解决。刘秀在关东地主集团支持下上台，奉行以儒术治国的方略，选择洛阳为都，既具有继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节俭，实行“德政”的意味，也便于利用洛阳本身所积淀政治文化积累，推行国策。换言之，都城选址的不同，实际体现着制度层面的差异。这是对“天下之中”理论更深刻的理解。班固《东都赋》说：“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

    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张衡《东京赋》曰：“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遵节俭，尚素朴，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将使心不乱其所在，目不见其可欲。”蔡邕云：刘秀“复帝柞，迁都雒阳，以服土中，享国一十一世，历年一百六十五载。”班固的《东都赋》以宏大的体制充分铺叙展示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地理形胜之利，都市规模之宏大，城阙宫观之华丽，街市繁华、物产富饶、百官庶民之逸乐，以及帝王的田猎、祭祀等活动，再现了两汉的盛世景象，但终以东都治国重礼仪制度之效、首先之富，压倒长安，强调洛阳的文化积累，以及所代表的德政、王道等文化象征意义。此后张衡的《二京赋》也是继承这一思路，内容更为丰富，描写更为生动。班固等人认为，东汉建立是“汉德”的复兴，建都洛阳，是选择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东汉终于走上了“汉德”“王道”的正轨。其说法固然有吹捧溢美之嫌，但其基本观点是深刻的。从东汉历史看，相对于西汉，其行政制度和文化风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西汉重视武功霸业，东汉重视文治教化；西汉政风豪奢，建筑务求壮丽，东汉相对俭约，重视礼制规范等。可见，刘秀选都洛阳，不是偶然的，其中蕴涵了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东汉统治者的人文构想。故无论是刘秀在位时，还是刘秀之后，东汉朝野曾出现过多次迁都之议论，但鉴于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和东汉国策，其都城始终没有主动迁徙。

    其后，曹魏、西晋皆定都于此，进一步巩固了洛阳政治文化中心地位。

    隋炀帝定都洛阳，也与其对“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有关。隋本都长安，隋炀帝即位后，即决定在洛阳营建新都东京，其诏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从中可以看出，导致隋炀帝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仍是洛阳居天下之中。其对洛阳“天下之中”的认识及建都洛阳与隋初形势关系的分析，与周公当初的分析极为相似，其语言也与周公如出一辙。这种认识不仅是隋炀帝本人的，按照他的说法，在他之前朝议便有了此意向。再往前说，被隋取代的北周宣帝也具有同样的认识。据《周书·宣帝纪》载，大象元年（579年）初，周宣帝“行幸洛阳”，诏曰：“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我太祖受命丰镐，胥宇崤函，荡定四方，有怀光宅。高祖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布政此宫，遂移气序。朕以眇身，祗承宝祚，庶几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驻跸金墉，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隋炀帝定都洛阳，在一定意义上，实可视为对周宣帝此举的借鉴和呼应。

    唐初，太宗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认为“洛阳土中，朝贡道均。”于是诏修重建为自己所毁的洛阳宫，并先后三次东幸洛阳。657年，唐高宗首幸洛阳，就看中了“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的“天下之中”地位，径将洛阳宫改称东都，并定东西都所在官员阶品相等，加强建设。高宗在位33年，先后7次幸洛阳，凡11年，最后病死洛阳。此后武后执政时，出于代唐为周需要，先于光宅六年（684年）改东都为神京，又徙关外雍、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实为抑长安而隆洛阳。至天授元年（690年），武后正式改唐为周，于东都另立武氏七庙。而武后本人又长驻洛阳达30年之久，高宗死后，武则天改唐为周，以此为神都。《全唐文》卷95收有武则天两份制书。其中，《置鸿宜鼎稷等州制》文说：“我大周……卜兹洛食，是日奥区。物产孔殷，形胜斯在。朕仰膺眷命，俯叶乐推，即瀍涧之地，恢革鼎之运。方阐隆周之业，以光卜年之兆。况成王定鼎，此则余基，永言朝贡，实归中壤。是霜露之所均，当水路之交会，庶齐劳逸，无隔遐迩。”另一份《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文云：“朕膺此符命，绍隆周之睿业，因丕洛之鸿基。向彼土中，实维新邑。五方入贡，兼水陆之骏奔；六气运行，均霜露热调序。山川形胜，祥趾荐臻，远悟乾心，近收甿欲，式建宗社，大启神都。”按两制书所言，武则天都洛的原因，一是这里曾是周成王定鼎之地，历来被视为理想的为治之地；二是山川险固，具制内御外之形势；三是“物产孔殷”，经济发达；四是居天下之中，水陆交会，交通发达，利于朝贡，便于制驭四方。这与周公“天下之中”理论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可见，武则天都洛除了政治上的其他原因外，同样也是出于对“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

    要指出的是，与东汉选都洛阳一样，隋唐定都洛阳也带有浓厚的文化取向意味。

    一般说来，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是合一的，但如同我国古代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经常分离一样，古代政治中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秦未统一六国之前，东西文化差异和对立即已是非常明显的现象。秦和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而文化重心则在关东。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或“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这里的“山”即崤山，“关”指函谷关。它反映的不仅是一种风俗习尚的对立，也是一种文化差异。如前所述，西汉迁都长安，实际反映了西汉继承秦之传统，奉行关中本位、以关中治关东的“霸王道”国策走向。东汉以洛阳为都，其文化考量与国策走向已见前述。这样，东汉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以前所说的“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仿佛已成为陈迹。但自西晋末年全国分裂迄于隋统一的300年中，战乱不绝，东西、南北之间文化形态差异日渐显现。

    创立西魏、北齐的宇文氏出身于匈奴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家族，反对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其统治下的关中地区，贵族官僚以立军功取勋爵为志，视经生为腐儒，轻视学术文化。这种风尚，直至隋时还存在，唐初也未能免俗。而东魏、北齐所居的山东地区，一些门阀世家保留着两汉以来的学术文化传统，以经学为志世致用之学，以婚姻保持礼法、门风。统治者高氏为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家族，他们希望驯服胡族王公大人，又不得罪中原士大夫。江左的南朝，经梁武帝之后，文学诗赋日盛，为时世所崇尚。因而，无论东方或南方，其文化素质均高于关中。此时文化的重心在东方和南方。文化上的东西差异、南北隔阂对建立和巩固统一王朝是不利的。因此，隋唐统治者在统一全国后，都力图缩小地域间的文化差异与对立，吸纳恃有文化实力的山东、江南代表人物参加到统治集团中来。而洛阳向为东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蕴深厚，又地靠关中，处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优势。因而，隋炀帝建都洛阳当年，即有诏曰：“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这道诏书主要是针对山东、南方而言的，其发布时间恰在炀帝营建东都的当年，显然不是巧合。其后唐太宗修《氏族志》、武则天修《姓氏录》，目的也是想以此提高王朝的政治文化地位，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制举考试中还屡次以洛阳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为题，如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在洛阳制举考试中的策问试题即是批判前代建都“轻兹中土，弃九洛而不营”，且以《九河铭》为作文论题。后垂拱四年（688年）、证圣元年（695年）仍是相似话题。应试者也就不断地称颂洛阳和河洛文化。由此可见，隋唐建都洛阳，在地理形势上是向东扩展、转移，在文化形态上则是力图利用洛阳“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优势，缩小东西、南北文化的差异，使之逐渐在政治文化上一致起来。这同当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建构统一的周文化体系，在旨趣上是完全一致的。

    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义，不仅得到了汉族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认可，也得到少数族统治者的认同，其建都洛阳的行为，实际上也成为其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北魏迁都洛阳便是一个很好例证。由于“天下之中”理论中包含着浓厚的国家法统地域观念，因此，少数族统治者对“天下之中”理论的接受，是与其认可和追求华夏“正统”的法统建设结合在一起的。正统论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和在空间上统一特点的国家政权理论。它是通过“统”、“行夏正”、“居中国”而论证国家在历史顺序和现实政治格局中合理合法地位的理论。关于孝文帝迁都的原因，学者历来众说纷纭。或从政治、经济或从军事、地理方面寻找答案。

    从当时情况看，孝文帝迁都，洛阳和邺都有可能成为选择的地点。自“永嘉之乱”以来，洛阳屡经战乱破坏，“自晋宋以来，号为荒土”，地理形势上“洛不如邺”。

    但孝文帝最终弃邺都洛，显然，促使孝文帝做出这一决策的应是洛阳具有邺所不具备的文化优势。陈寅恪曾经指出其目的在于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他认为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方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陈说极有道理。我认为，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孝文帝对“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在相关文献中北魏君臣对选址洛阳的理由有过不少的阐述。其一，洛阳居天下之中。迁都前孝文帝与任城王拓跋澄有过一段谈话：“帝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资治通鉴》记任城王的话，云：“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迁都后，孝文帝又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运遭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上述这段对话说明迁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汉化和统一中国，而洛阳居天下之中，自古以来为帝王之都，移都于此，有助于孝文帝实现“光宅中原”，“制御华夏，辑平九服”的政治抱负。这种认识，不惟孝文帝，也是当时其他大臣的看法，如汉臣李韶云：“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李特亦云：“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其二，洛阳为人文荟萃之所。在孝文帝看来，洛阳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移都洛阳，可以置身于汉族文明之中，沐浴儒家教育，便于使拓跋族子孙革除陋俗，消除和缩小与汉族文化的差异，实现在文化心理上的趋归和认同。孝文帝说：“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其三，洛阳地处国家法统地域。如前所说，法统地域含有地域和政绩的双重意义，具有神圣性、正统性。在古代“禹迹”、“九州”和“岳域”都是具有法统意义的地理概念。古代追求王朝正统性的朝代，在地理上十分看重都城与“禹迹”、“岳域”的关系。洛阳居天下之中，地处“禹迹”之中心，又地近中岳嵩山，位于五岳所标出的地理大框架——“岳域”的中央，自古被视为神州正朔的中心，华夏文化的根本。而北魏迁都前，都于平城，地属“代”地。孝文帝云：“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在孝文帝看来，“代”地处于“岳域”之外，不合于传统法统地域的正统性，因此就要调整都城位置，把原来处在岳域之外的都城迁移到里边，即中原洛阳，以此争取在华夏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位置，确立北魏政权在华夏的正统性、合法性地位。与此相应，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还发动和主持了一场北魏德运的大讨论，高闾认为帝王宜“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主张以地据中原和属土德来确定北魏为中国正朔。这一建议虽后被李彪主张的北魏木德承接西晋金德所替代，但足以说明孝文帝是把迁都洛阳与争取华夏正朔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从上述可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其更具文化优势。作出这一决定的背景，在于孝文帝对周公“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和深刻理解。孝文帝的这一决定直接为下一步的改制，即推行汉化政策，铺平了道路，也为周公“天下之中”理论的一系列建都实践添上了颇为典型的浓浓一笔。

    总之，“天下之中”理论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都城选址规划理论，形成于洛阳，由于它是来自古代建都实践的科学总结，其本身又具有丰富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因此，它对中国古代都城选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族统治者，不管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割据时代，历代王朝在洛阳的建都实践都曾受到“天下之中”理论的指导与影响，它构成了列朝都洛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

    简短结论

    古代王朝对都城的选择主要本着择中论、形胜论、人和论、环境和谐论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关系处理论等五项原则。洛阳屡屡被选作都城，从历史的角度看，不仅反映了处于黄河中游伊洛河平原的洛阳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反映了传统中国人一贯热衷的“择中”及“人和”原则，同时也反映了古代经济发展和民族矛盾与融合过程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总的趋势是向东、向南发展。移动发起的原点是在文明发祥和国家形成时期居于领先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核心是洛阳。移动的结果是国都再也不能像夏商至隋唐时期那样，地处全国经济重心，而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但移动的过程则由于古代经济发展和民族矛盾与融合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古代都城移动趋势呈现出东西钟摆式往复和南北交互移动的纷繁现象。这种现象使得众多王朝对洛阳居于天下之中及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古都洛阳作为黄河流域都城轴线移动的轴心和过程联接点，参与了宋金以前中国古代前期政治中心东西移动和南北交互移动的过程。

    因此，我们看到，就整体而言，都城的迁移似乎愈来愈受到经济和军事斗争的影响，尤其是后者的作用，而移向南方，最终又北向移至北京。但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对“天下之中”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对“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远流长，对洛阳的“天下之中”有一种持续性认同和崇拜，而具体化为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经济交通地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和认定，这在强大与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因此，古都洛阳的崛起与它居于天下之中及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密切相关。古代经济重心和军事斗争中心的移动，使洛阳这居于“天下之中”具有“交汇点”式的城市大受重视。“天下之中”所具有的“交汇点”特征与深厚的文化积累结合，给洛阳罩上了一种神奇的向心力。作为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汇点，洛阳自文明发祥和国家形成以来便成为建在中原中央的中土性都城，代表了德和政治性。就算是不将首都建在洛阳的王朝，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考虑，也要通过建立陪都制度、多都并存并重制度和都城地位转换机制，使控制洛阳成为国家的最重要政策。

    总而言之，作为古都，洛阳虽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的崛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位置和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文明发祥和国家形成时期所积累综合优势和古代经济地理格局的东西与南北变化，给洛阳城市带来了历史的发展契机。洛阳都城的崛起，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动的产物。作为古都，洛阳起了沟通东西和南北文化的交汇点、连接东西和南北经济的交汇点、中外交流的交汇点和民族融和交汇点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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