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宫城的生成与开展

    宫城是古代都城的核心空间。借助考古和文献资料，我们大致可以说，中国古代宫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处于雏形阶段。随着夏王朝建立、国家产生，宫城也就作为最早的都城形态在二里头夏都正式形成了。商周时期偃师商城和周代王城又形成了“城郭形态”的宫城，至此，古代宫城基本形态俱备。

    一、宫城的滥觞

    宫出现的时间是很早的。文献记载首先建宫的是神农、黄帝、尧、舜和禹5人。

    《管子》：“黄帝有合宫以听政。”《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帝王世纪》：“尧有贰宫。”《世本》：“尧使禹作宫。”《淮南子·修务训》：

    “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西汉董仲舒在其著名文章《三代改制质文篇》中说：“神农作宫邑于洛之阳”，是说早于黄帝的神农在洛阳修筑了宫邑即宫城。上述记载虽不能证明究竟是谁创建了宫或宫城，但它是可反映出最初修建宫或宫城的时代是在神农、黄帝到禹这一时期。古人将宫及宫城的出现与帝王联系在一起，即“圣人作，为宫室”，并用“宫”或“宫邑”来形容黄帝等“圣人”的居处，意在表明宫及宫城的神圣性质，而黄帝在宫中听政的传说，则反映出宫室是帝王议政和决策的场所，具有权力象征的意义。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宫室建筑基本上是宫庙一体。在先秦文献中，“庙”、“宫”经常通用，如《左传》隐公十一年称郑国之祖庙为“大宫”，《国语·晋语八》称晋襄公之庙为“襄公之宫”。帝王遇大事，告于宗庙，议于明堂，后世常以“庙堂”（宗庙明堂）、“廊庙”指代王臣议政的朝廷，如《吕氏春秋·召类》云：“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战国策·秦策》谓：“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这些正是先秦古制“宫庙一体”的遗痕。

    城的出现也很早。根据文献记载，黄帝之世已有城邑出现。《史记·封禅书》：

    “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黄帝筑城造五邑。”《淮南子·原道训》：“黄帝始立城邑以居。”逮至帝舜之世，“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表明彼时已有都邑出现。及至鲧、禹之世，《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说：“夏鲧作城。”《太平御览》卷192引《博物志》言：“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表明彼时又有城郭出现。据《初学记》卷24引《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外为之郭”，《释名》云：“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落在城外也。”按照《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说法，“城”是为“君”而筑，“郭”是为“民”而造。可见，最初的“城”和“郭”的涵义，指的是“宫城”和“郭城”。这样一种君“主”城内（宫城）、民“主”城外（外城）二分法的城市居住空间模式，是社会阶层等级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宫城就是“卫君之城”、“自守之城”，具有政治中心的性质。“君”在“城”中的物化载体便是以宫、庙为代表的大型建筑群，“城”则成为“君”权的象征和“君”的政治运作舞台。这样的“城”在上古也被称为“宫”，如《太平御览》引《管子》称黄帝听政之地为“合宫”。三代时期的宫城亦称为“王宫”。《尚书·大诰》云：“民不静，亦惟在王宫帮君室。”《周礼·天官》亦说：“阍人，守王宫之中门之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释名·释州国》谓：“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可见，最初的城就是宫城。就形制论，它是“城”，就性质论，它是“宫”。故宫城是都城的早期形态，它是随着黄帝这样的“帝王”的诞生而产生的。历史文献记载与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基本一致，通过考古发现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古代宫城及都城生成与演变的轨迹。

    五帝时代的筑城高潮，发端于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西山城址位于河南郑州古荥镇。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南部已遭破坏，城内面积2.5万余平方米。城外有壕沟环绕，最近又发现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城内发现房址200余座，其布局事先经过规划设计。根据C14测定的年代数据，该城址年代距今5450—4970±70年。许顺湛主张西山城址是黄帝时代的古城，认为其“必是有熊国国都。”从西山城址可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阶段，尽管已出现了早期城址，但形态尚不规整，也无城内规划模式和宫殿区的区划。有的虽然可以确定贵族居住区，如最大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但无明确的边界，尚不能称之为“宫殿区”。从宫城发展形态看，进入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早中期，我国史前城址建设掀起第二次高潮，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仰韶文化晚期未曾有的比较明确的宫殿区，或贵族集中居住城内的具有宫城性质的城址。其中，代表性的城址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之小城和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等。

    陶寺遗址分为大城和小城。经C14年代测定，陶寺文化时间距今约为4600年—4000年左右。最先建造的是小城，属龙山文化偏早时期。该小城四面围以城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城内有贵族居住区（宫殿区和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墓地等。贵族居住区在小城东南部，其中，下层贵族居住区居西区，面积约1.6万平方米。宫殿区即上层贵族居住区居东区，约6.7万平方米，亦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核心建筑区，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现大型夯土建筑、相对考究的白灰面房子等；东部为生活垃圾区，面积约1.7万平方米。宫殿区西边以大南沟为界与下层贵族居住区分离，北边有空白隔离带与普通居住区分开，南边以早期城墙为界，形成明确的宫殿区。这一宫殿区三面有围壕，一面紧南墙，外围没有发现城垣建筑，而是以空白隔离带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

    发掘者认为：“陶寺城址当权者在维护宫殿区空间控制能力方面已经成熟达到了早期国家政治力量的水准。但是，陶寺宫殿区的空白隔离带还没有发展到宫城城墙阶段，更多是观念或象征意义上的边界，表明陶寺城址内部的阶级矛盾冲突尚未尖锐到必须用高墙深堑来保护的地步，在宫殿区隔离带表达阻碍和庄严象征意义的认识上，也处于原始水平。”这一认识极富见地，也符合历史事实。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具有邦国权力中心的性质，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陶寺文化年代，推测它可能是有唐氏之都。

    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是龙山文化时代偏早的一座古城，其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4500±100年。城垣形状十分规整，南北长与东西宽均为185米，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万平方米，如包括城垣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城内发现有房基、陶窑、墓葬和灰坑。在城东南角发掘有十几座较高级的房屋，一般都是用土坯砌筑而成的分间式建筑，有的用夯土作台基，房内有走廊。这类高台房屋建筑显然不同于一般普通住房，显见城内的居民主要是贵族。因此，这个城的防卫设施十分严密，城墙十分坚固，墙体深厚，墙外侧有较宽的护城河。城门有专人把守，并设立了专门的门卫房，东西相对，两房之间的通道仅有1.7米，便于把守。平粮台古城面积虽小但建筑讲究，居住在城内的人们显然掌握了某种特殊权力，才会调集那么多人力修建如此坚固的城堡，建筑较高级的房屋，有规划整齐的市政建设和严密的防卫设施。尤其是陶水管道从路土下排出，更显示了它是一种政治行为的结果。在平粮台古城附近还分布着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但除南面的双冢遗址规模稍大，达5.28万平方米以外，其余遗址规模都较小，大多数在数千至2万平方米之间，平粮台地位较突出，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任式楠、吴耀利认为：“这座城址虽小而建筑讲究，似可与后世的宫城性质相比。”陶寺小城和平粮台古城代表了我国史前城址第二次建设高潮时期宫城区划的两种类型。陶寺小城代表了宫殿区从居民区、作坊区中分离出来类型，城内有较明确的宫殿区区划，但还没有发展到宫城城墙阶段。平粮台古城则代表了贵族集中居住城内的中心城址类型，主要目的是为了将贵族统治阶层与一般民众分离开来，并保护统治者的财富。但尚无城内规划模式和宫殿区划，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它们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宫城，只能视之为宫城的萌芽。

    进入龙山时代中晚期，中国史前城址建设掀起了第三次高潮，出现了一系列城址。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也是文明时代的前夜，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权力机构的雏形已经出现，人类社会已从酋邦或邦国社会向文明时代过渡。从宫城发展形态看，出现了一批大城套小城的内外双重城垣城址，城邑空间体系分离加剧，小城内分布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大型祭祀性建筑，小城的宫城性质更为清晰，即使不能确定就是宫城，也应很接近于宫城了，宫城开始由萌芽走向雏形。代表性的遗址有山西陶寺遗址之大城、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古城、四川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与紫竹古城、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和西白玉古城以及河南新砦、登封王城岗等。

    陶寺城址到中期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小城时期的单城垣一变而为双城垣结构，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城垣规模剧增，大城在早期小城基础上，向南、向西发展，将版筑城垣规整形态与更大的空间相结合，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规模已和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商代的二里岗和殷墟等超级都城相近。大城内有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利用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一般氏族成员居住区和仓储区等。中期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南部，呈封闭状，平面形状呈刀状，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墓地在小城内的西北角，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墓地以南是宗教祭祀区，已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平面呈大半圆形，面向东南，面积1400平方米，已揭露636平方米。据分析这是一处兼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性质应是灵台。一般居民区位于大城的西北部（今中梁村一带），距宫殿区约800米远。东南部为仓储区，其中发现3个大型窖穴。

    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可能被设置在大城西南角今沟西村至宋村一带，距宫殿区约1300米远。将宫殿区明确地同其他功能区分离开来，把手工业作坊和普通居民区限制在远离宫殿区的城角，既便于集中管理，又体现空间的控制权力，这表明陶寺城址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把持着高水平的空间控制权。有学者认为它应是尧都，陶寺古城在陶寺文化中期早段和中期晚段之际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尧伐有唐并都于有唐有关。

    从陶寺大城的发掘情况看，该城址结构为大小城双城垣结构，小城内有观象授时祭祀台和贵族墓地，并由垣墙四围形成特定的宗教祭祀区，其小城应为当时统治集团“进行宗教仪式、诠释自然并控制其力量造福人类”的宗教圣地，与严格意义上的宫城还有一段距离。但小城的出现，对宫城的发展而言，毕竟是跨出了一大步，它从物化形式上提升了小城在城址功能区化中的地位。何弩认为：“陶寺城址在聚落形态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是史前城址发展的顶峰，乃夏商都城模式的初始，是中国早期城市化一道重要的门槛，我们认为陶寺城址已具备早期城市的雏形。”我们同意何弩的意见，并认为陶寺遗址之大城时期的小城已具备了宫城的雏形。

    连云港藤花落古城是又一座大城套小城具有内外两城结构的古城，距今约4300年。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墙体用堆筑和版筑结合方法筑成，宽21—25米。城墙之外有护城壕环绕，宽7.5—8米，存高0.8米。内城位于外城内的南半部，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约4万平方米。南北长207—209米，东西宽190—200米，周长806米。墙宽14米，主要用版筑夯打而成。筑城之前先栽木桩，然后才在木桩周边层层施打夯土。整个内城城垣的建造，耗费木桩数以万计。

    内城和外城之间发现有道路及其两侧的排水沟。内城的南门与外城门基本在同一条直线上，另在东墙的偏北处和西墙的偏南处各发现一门。内城范围内发现三处夯土台基，两条内城主干道。居住区在内城中北部，已发现35座房基，分长方形单间房、双间房、排房、回字形房等多种形状，并且呈现总体上布局的差异性。以内城东部的一条城址东西向的主干道为界，北部房址平面有圆形、梯形、方形，形状不甚规矩，房址单间面积比较小，多间房的分间不规矩，而路南的房址结构考究，皆为方形，没有圆形，除单间房外，还有排房，平面较规整，双间房和排房的分间规矩，每间面积在12平方米。再往南不远在第2号台基中心部位的26号房址（F26），建在高台上，平面呈回字形，外间面积达100平方米，内间面积达31平方米，内间平面上分布三块巨石。整个建筑形制类似于后代的“京”。发掘者推测它应是一座与宗教、祭祀或其它大型集会等活动有关的建筑设施。此外，在内城西部和西北部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北部内外城之间为稻作农业生产区。藤花落古城所处在三面环山的中间小冲积平原上，龙山时期这一地区有近20余处遗址聚落组成的聚落群，基本上都是以藤花落古城为中心的。

    从藤花落古城发掘提供的信息看，其内外城存在功能上的区别。所有的房址都在内城之中，在外城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房址。所以有可能百姓与贵族同住在内城，以房屋所在地势的高低和房屋结构的不同来区分身份地位。

    河南王城岗和新砦古城是黄河中游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的两座著名古城。王城岗古城位于登封告成镇。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西垣就是西城东垣。由于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将东城大部分城垣冲毁。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南垣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29米。城墙上有“马面”设施。两座小城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平面呈正方形。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下埋有多具人骨架，可能与奠基或祭祀有关。外城亦称大城，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北墙残长370米，宽8—12米；北城壕长630米，宽约10米，深3—8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10米，残深1.5—2米。大城北城壕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小城围护其中。王城岗城址是先建小城，后建大城，二者相差约近百年，然方向和建筑方法大体一致。有学者认为小城可能是与宗庙、祭祀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小城是与宫殿、宗庙等礼制性建筑有关。从小城和大城的规模以及大城可能是在东小城被洪水冲毁后营建的等情况看，王城岗古城的小城和大城间并不存在后世“宫城”与“郭城”那样的关系，可能为大城的宫城或宗庙社稷之所在。

    新砦古城位于新密刘寨镇，平面基本呈方形，面积逾100万平方米，由大城和大城之内的小城组成。大城平面略呈方形，南以双洎河为自然屏障，东、北、西三面筑有城墙，其外侧为护城河。大城复原面积约70万平方米。大城西南部为内壕圈占的小城，位于整个城址地势高处。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西内壕中部有缺口，应为内城城门所在。保守计算内壕所圈占的面积当在6万平方米以上。发现有东西长50多米、南北宽14.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其东部，建有附属建筑，前后两侧，均有大路连接。此外，清理出铜容器残片、类似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图案的器盖、刻有夔龙纹的陶器圈足等高规格遗物，显示出该区为贵族显要人物的住处。中心区以外，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区，区内有一个盛放骨头料的窖穴，这个作坊区可能是加工骨器的场所。

    王城岗和新砦古城迄今都未发现一般的居民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城墙、城壕和夯土建筑台基，说明城墙、城壕所要保护的当是那些居住在城内的统治阶层，从性质和结构形态上看，王城岗城址和新砦城址中被内壕圈起的中心区，都应是“卫君”的宫城。两座古城的庞大规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规格，亦证明了它们本身具有王都的性质。据C14测定和相关研究成果，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共分五期，根据内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头测定的年代数据，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一期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为公元前2090—前2030年。一期是内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内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与内城相当或略晚。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则王城岗城址始建年代应早于夏代。新砦城址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城址的始建年代落入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结合历史文献中有关“禹都阳城”和“夏启之居”的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它们很可能分别是禹都和启都之所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因考古工作尚不充分，其最终的确认还需要今后的发掘和研究。因此，就目前来说，我们似可认为它们还属于“早期宫城”。

    龙山时代中晚期还存在另一种大城套小城形态——堡垒化双城垣城址。主要见于四川的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与紫竹古城和内蒙古的凉城老虎山及西白玉古城。堡垒化城址在仰韶文化晚期就已出现，但都属于单城垣城址。到铜石并用时代，出于安全和发展的因素，这些古城都围以高大坚实的城垣，有内外两城圈，有些在两圈城墙之间又有城壕，形成堡垒化的双城垣结构。这类城址堆积较为简单，如芒城古城就没有发现且没有迹象显示这里曾存在等级较高的建筑遗存，其主要功能是防洪抗洪或防御外敌，其小城很难算得上宫城。但是这种大城套小城的城邑形态结构，以及由此体现出的酋邦组织及其首脑人物统治权力的象征意义，对后世城邑内城外城隔离具有借鉴作用。

    从中国古代宫城形态的发展看，我们认为，古代宫城的形成经历了从空间分化到空间分离再到空间隔离三个阶段。从以上陈述可见，宫城逐渐从都邑内的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中分化、分离是龙山时代宫城形成过程的主要特征，以这种分化、分离过程为特征，是龙山时代都邑空间体系演化的内在机制。龙山时代偏早阶段的陶寺小城开辟了比较明确的宫殿区，宫殿区从居民区、作坊区中分化出来，平粮台古城创建了贵族集中居住城内的具有宫城性质的城址，但前者还没有发展到宫城城墙阶段，后者尚无明确的城内规划分区和宫殿区划，整体上可以认为还属于都邑空间的混合式结构模式，是宫城的萌芽。进入龙山时代中晚期，城市空间结构出现了大城套小城形式，使宫城从空间分化到空间分离成为可能。这一时期的小城多呈不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独立于城邑之中或城邑之中地势较高的地方，强化着自觉的空间控制观念，这种控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的物质力量性控制，二是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控制。陶寺城址内由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以及各城址小城中普遍分布存在的大型宫庙祭祀夯土建筑基址，便是这种控制强化的具体反映。故从性质上看，这些古城突出地具有宫城的性质，不是“守民”的郭，而是“卫君”的宫城，是王权的所在。但是，这一时期宫城的分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始终没有实现宫殿区空白隔离带向墙体障碍的转折，虽然开始产生了小城的分离和居住区的分化（特别是在房屋的大小与质量等级方面），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分区“隔离”的程度。小城内的建筑主要还是大型祭祀宗教建筑，大型宫殿建筑发现的还不多，缺乏与宫城有关的一些必要设施，已发现的宫殿也远未达到隔离封闭的程度，城内还有手工业作坊或有墓葬，这也正是宫城处于雏形阶段的标志。龙山时代中晚期的宫城较之偏早时期有所发展，已从萌芽发展为雏形，但整体上可以认为还是属于早期宫城的阶段。从时代上看，上述古城基本上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也即一些学者所说的酋邦或邦国类型的初始国家时代，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尚未形成，故宫城雏形的形成决非偶然，正与当时的社会性质相吻合。

    早期宫城或雏型宫城已具备了后世宫城的某些特征，不仅说明宫城乃至整个城邑具有深厚的“王权”政治性意义，同时也预示着中国文明时代将要到来。以后文明时代的宫城（都城）正是在早期宫城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

    二、夏都二里头宫城的形成

    考古发现证明，我国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宫城出现在夏王朝建都洛阳时期。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是夏都考古的一个重要突破。经过几十年的夏文化探索，尤其是偃师商城发现之后，联系文献记载，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性质的认识渐趋一致，普遍认为它即是夏都斟鄩。然由于文献的阙载和考古发掘的有限，对这座遗址所反映的宫城形态及都城空间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其松散的、独门独院式的宫室建筑等方面。我国古代宫城的最早实例也只能推至偃师商城。这种局面终于由于近几年来新的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而“破局”。借助这些新的发现，人们对二里头遗址都城空间的理解与认识才得以深化：二里头宫城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宫城。它是我国宫城形成的标志，也是我国都城（城市）形成的最早形态。

    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市西南约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的高地上，其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北许村4个自然村落。整个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走向分布，其北至洛河滩，东缘大致在圪垱头村东一线，南到四角楼村南，西抵北许村。东西最长约2.4公里，南北最宽约1.9公里，现存面积约3.75平方公里。因历史时期遗址北部曾为改道后的洛河泛滥侵蚀、冲毁，而南部至西南部边缘也因古伊洛河河道的摆动遭到破坏，所以，二里头遗址原始范围很可能超出目前公布的面积，估计应在4平方公里左右。据有关学者分析，二里头都城最兴盛时期人口总数可能拥有20000-30000人。而在此之前的龙山时代，在中原区域已发现的8座古城中，面积最大的陶寺城址为280万平方米，新近发掘的新砦遗址面积为100万平方米左右。一般都在3-5万平方米，有的只有1万多平方米，人口都不超过5000人，上百人、几百人的占绝大多数，其城址规模和人口数量远不及二里头都城所具有的水准，还不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二里头都城规模庞大、人口集中，其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王权政治的确立。

    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平原，正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缘，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遗址北倚邙山，南望嵩岳，古伊洛河从它的南面流过。东面则是较低的平地，东去不到5公里便是伊洛河汇流之处，西面丘陵起伏。

    在遗址的南部和西南部边缘以外，堆积着“以红粘上及灰褐色淤泥为主”的自然泥土，“这一带系伊洛河故道河床内及近旁的低凹沼泽区，上述灰褐色淤泥应系长期静态积水浸泡所致。”根据这片低凹沼泽的位置，有学者推测，它可能就是《水经注·洛水》中所记载的“计索诸”所在地，为一较浅的湖沼。由此可见，二里头遗址地处肥沃的盆地之上，周围依山傍水，水足土厚，既有着优越的生态环境，又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保障都城众多人口生活的需要，是古代一处比较理想的生活之处和建都之地。

    从地形图上来看，二里头遗址高出周围平地2—3米。而在遗址范围内，又以东部和东南部地势比较高旷，具体来说，就是二里头村及周围（属于Ⅵ、Ⅸ区）、四角楼存积周围（属于Ⅶ区）、圪垱头村北（属于Ⅲ区）及Ⅴ、Ⅳ区地势较高，等高线标识在101—104.5之间，其余地势较低，等高线标识多为100.5—101。目前所见二里头遗址发现最早的文化遗存属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I、Ⅳ区交界地势较高的位置。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其文化遗存明显较先前分布范围扩大，凡地势较高的地点均被占据了。《管子·立政》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显然，二里头都城居民如此选址的目的，在于既最大限度地接近古伊洛河水源和易于渔猎的沼泽地带，又处于高隆平坦的高地上，不至于受到洪水的侵袭。可见，当时的选址是非常讲究的。

    从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可以看出，二里头遗址都城空间布局和总体结构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区两大区域。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至中部的微高地上，又可分为宫殿区、祭祀活动区、作坊区和贵族聚居区四大区域；西部地势略低，则为一般居住活动区。

    宫殿区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近河台地上，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它的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宫城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近河台地上，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着已探明的4条大路内侧修筑，形制规整方正，东西墙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为295米、292米。城墙横剖面呈梯形，墙体宽厚，宽约2米，墙体用纯净夯土筑成，夯筑质量逊于宫殿区同时期的大型夯土基址。除宫城东北角保存完好、且呈绝对90°外，其他三角已荡然无存。在东城墙上发现有2处门道，一处在2号基址的东南角，另一处在偏南的宫城城墙上，沟通城内城外。从宫城内大型夯土基址的分布看，笔者推测，1号基址附近也应有门道存在。鉴于7号、8号基址分别建在1号基址附近的南墙和西南墙上，7号基址又正对着1号基址的南大门，推测，也许是利用7号、8号的大门作为门道。发掘探知，宫城城墙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即早、晚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均分布在宫城内，共有数十处，包括宫殿建筑和宗庙建筑，面积自400-10000平方米不等。基址分布呈成群成组状，分布较为集中，大体居中。按时间早晚，可分为三组排列有序的宫庙建筑群。早期有3号和5号一组，是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建筑。晚期有1号和7号、2号和4号两组，建设和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其它基址则分别围绕上述各组，构成成组多重建筑组合。而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建筑单元，每组主体建筑各为一座大殿，各具中轴线，各自围以围墙，形成独立的封闭式建筑。二里头宫城就是由这些多座宫庙基址构成，四周围以宫墙的“卫君”之城。

    宫城的外围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已经发现的四条大路以宫城为中心垂直相交，其走向与1号宫殿基址、2号宫殿基址的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大体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大路一般宽10多米，最宽的地方达20米，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遗址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即我们前面说的宫城。在宫殿区南侧的大路上，还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迹，两辙间的距离大约为1米。

    发掘探知，这一道路系统使用时间较长，由二里头文化一期一直延续使用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道路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具有区划的功能。二里头都城内宽广而又“方正规矩”的道路及其网络是前所未见的，应为当时国中经、纬道路的一部分，展现出二里头遗址极强的规划性。

    《管子·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正韵》亦有“内曰城，外曰郭”的说法。城郭制度是我国古代都城的重要制度和特征。文献中有“鲧作城郭”的记载，似乎指城与郭同时产生。二里头宫城有严整的规划和自身的防御系统以及给排水设施，宫城之内主要为宫庙分布区，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个区域，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手工业作坊、贵族聚居区和一般居住活动遗址都分布在宫城以外的区域。其中，祭祀活动区位于宫城的北部和西北部一带，目前已发现有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的一些墓葬；贵族聚居区环绕宫城之周围，其中尤以东部和东北部最为集中，目前在这几个区域已发现了数十处中小型夯土基址和一批中型墓葬；官营手工业区位于宫城以南。在这一带新发现的一处围垣设施，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一直延用到二里头文化晚期，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被这一夯土墙全部围起。

    早年发现的铸铜作坊距宫城仅约200余米，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遗迹主要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新近发现的绿松石器作坊在宫城以南、铸铜作坊以北，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作坊至少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即已存在，一直使用到四期末。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相对集中，并围以墙垣，显然是为了便于管理，保证统治者对此类关涉国家命脉和礼乐文明的青铜、玉礼器的绝对占有，显现了早期国家权力中心的唯一性。此外，在宫城的西北部，发现有陶窑址，可能此地为制陶作坊区。北面及东侧发现大量以牛骨为主的骨料、骨质半成品、磨石及骨废料等，推测原建有制骨作坊。根据遗址内发现的大量石器、蚌器及若干玉器、漆器、酒器等，可能该区也有制作上述器物的其它手工业作坊存在。一般居住活动区则主要分布在遗址的西部和北部区域，属遗址中心区以外，常见有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墓葬形制较小，随葬品以陶器为主。

    上述情况表明，宫城是专为夏王建造的，它是全城的中心，四周环以城墙，目的是保障夏王的安全，具有“筑城以卫君”的性质。而贵族聚居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则在其周围，宫城以北是祭祀遗存区，它附近以及宫城东北是贵族墓葬的集中分布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官营手工业则都集中分布于宫城以南的区域，互不交错，表明这时已经是按职业、地域而非按血缘来组织居住生活了，其布局颇有章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布局已显露出后世内城外郭的雏形。

    但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迄今也未发现宫城之外的居民区，在宫城与其它各区之间也不见明显的界定分区的物质分界标志，这说明当时可能还未出现“守民”之“城”。再往前说，从我国已发现的龙山时代的60余座城址看，除了山西陶寺遗址之大城、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古城、四川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与紫竹古城、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和西白玉古城以及王城岗和新砦古城等极少数遗址发现了双重城垣结构外，其他地区在考古学上尚未见实例，而这些城址是否属于城郭布局，尚不能确认，而出现“宫城”的情况则不乏其实例。由此，不能不使人对城与郭同时形成的说法产生怀疑。二里头遗址迄今只发现明确的宫城，而无明确郭城的考古事实，或许昭示着最初的都城并无明确的郭城之制，或只有松散、不整饬的郭区而无郭城。

    准此，我国最早产生的都城，即是以宫城这一形态出现的。更为明确一点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宫城是一种“非城郭形态”的宫城，最早的都城是单一城制即单一宫城形态的都城。而二里头宫城城墙方方正正，内部有大型的宫殿建筑群，它的外边是宽阔的大道，则进一步显现出当时筑城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的周密性和极强的规划性，昭示了其作为夏王朝权力中心——都城的性质。

    我国古代都城之所以最早以宫城形态且是以“非城郭形态”宫城的形式出现，原因有三。其一，它与我国古代都城（城市）最初的形成机制有关。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看到，我国早期城市并不是从“市”发展而来的，而是伴随着文明的即将到来，作为酋邦的权力中心而问世的。西方古典城市是经济和宗教中心，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城市则主要是政治、军事中心。“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内。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五帝和夏禹、夏启时期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即所谓“三河”中的河东、河内，这一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品有明显的雷同性，这便使区域不可能发展起大规模的经常性贸易关系，而各酋邦和邦国之间缺乏明显的社会分工，只能自给自足。在没有交换贸易刺激下的生产阶段，掠夺便成为获取财富的最简便手段。于是，在农业生产及工商业发展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自然形成城邑的时候，酋邦与酋邦之间、邦国与邦国之间、中原部族与周边部族之间的政治交涉及矛盾冲突首先发展起来，并且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它甚至掩盖了酋邦或邦国内部的贫富差异和阶级对立，这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原首先以最野蛮的方式跨入文明时代。“龙山时代近千年众多邦国部族的激烈冲突、相互融合和兼并，最终导致夏商周王朝的诞生。而三代王朝都城的出现，则是这些广域王权国家确立的标志。”就这样在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政治意图和军事需要便使古人首先有规划地建立起第一座都城。统治者办理政务和起居的宫殿作为最能集中体现都城政治职能的物质结构，自然就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和物化载体，因而，就有必要首先建设宫殿和宫城。其二，它与当时社会矛盾激化有关。国家的形成同时标志着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最高统治者与一般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时常发生，敌对方国、部族袭扰与侵略的威胁也可能长期存在并时而激化。启所建立的夏王朝就是在与夷人的斗争中诞生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对抗，使宫殿的防御问题与空间的隔离要求变得更加明确和强烈。二里头宫城始建于二里头遗址二、三期之交，说明夏王朝太康迁都到二里头遗址时，先是按照先人的制度在新都中心位置建起了宗庙和布政之殿堂等建筑，兴建了一些与生活相关的手工作坊，如铸铜作坊等，其后因形势所需，又筑起了宫城加强保护。这表明夏王朝最高统治者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利用和借助宗教的力量，而且还在空间控制与防御方面充分表达阻碍和庄严象征意义，于是宫殿四周的垣壁高高耸立起来，宫殿和宗庙被围之以城垣内，以“城”的形式，保卫统治者安全，并把“王”的专有空间与其它空间进行明确的区分，实现了龙山时代以来从未实现的宫殿区空白隔离带（大道）向墙体障碍的重大转折。其三，随着王朝的建立，统治区域的扩大，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因而统治者也有实力去建造宫城。总之，国家的建立，阶级的分化与对抗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些重大的历史变革，势必使得都城建筑出现一些新的元素和要求，宫城便在此时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初步奠定了我国古代几千年宫城发展的基本模式，在结构规制和职能性质方面确定了整个古代宫城的基调，从而制约、影响着古代宫城的全部历程，此后的中国古代宫城连续演进，在明清时期营建的北京紫禁城达到了顶点。

    三、商周洛阳宫城的发展

    如果说夏代二里头都城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宫城及其单城制都城，标志着我国古代宫城已经形成，那么，作为商代第一都的偃师商城和西周“多头制首都”之一的洛邑，其宫城建设又在夏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仅创造了“城郭形态”宫城和双城制都城，而且偃师商城还最早采用了“内城外郭”式宫城模式，西周洛邑则在此基础上加以规范而礼制化，宫城建设在夏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而始告大成。

    1.偃师商城宫城

    偃师商城发现于1983年。城址位于河南偃师市城关镇，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居于伊洛河平原东端一稍隆起的高地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与夏都斟鄩相比，其位置更靠近邙山和黄河，不仅更利于控制中原地区，而且取水和交通也比斟鄩更为便利。

    偃师商城始建之时，只有小城和现被部分学者称为“宫城”（发掘简报称宫殿区）的两部分。小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城墙厚6-7米，面积约81万多平方米。城墙宽度多为6—7米，各面城墙非直线走向，有的地段或内凹或外凸。“宫城”位于小城的南部居中，这是中国古代宫城居于全城中轴线上的最早实例。平面基本呈正方形，长宽各约200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

    四周有厚约2米的夯土围墙，已知南墙正中有一门，门道宽约2米。

    宫殿建筑集中分布在“宫城”南半部，已知有十余座，朝向皆南偏西，大体分属于偃师商城文化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第一期，“宫城”建成并投入使用，已知内部分布有1号、4号、7号、9号和10号等5座宫殿建筑基址，基本确定了“宫城”发展的雏形；第二期，“宫城”及宫殿进行了首次改扩建，新建2号、6号和8号宫殿，宫城内部布局发生变化；第三期，“宫城”再次进行大规模改扩建，新建3号和5号宫殿。此外，在“宫城”北部还发现了一座建于第二期的商王室石砌池苑遗迹，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1.4米。水池四壁用自然石块垒砌而成，池底弧凹，未见有石块铺垫。在水池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渠道同水池相连通。西渠为注水渠道，东渠为排水道。东、西二渠道分别从宫城的西墙、东墙下穿过，经过两次直角拐折之后，又分别从大城的“西一”城门和“东一”城门门道下通过，与城外的护城河沟通。在大水池的南岸，还发现有临水建筑遗址。这一水池不仅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帝土池苑遗存，也是年代最早的人工开挖并用石块砌筑的城市水利设施。发掘者称：“此为现已发现的汉唐以来宫殿区‘太液池’类人工湖泊的最早先型实例。”在池苑之南即所谓的“大灰沟”，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约14米，形制规则，四周有宽约1米的夯土墙围绕，推测是商王室举行祭祀的场所。另外，宫城内有多座水井；各宫殿有石砌的排水暗沟，互相连通，形成一个排水系统，与宫城外宽2米、长达800米的主沟相连通，排水设施非常完善。

    大城是在小城基础上扩建的，即利用小城南城墙、西城墙及东城墙的南段，将其从内外两侧加宽、加高，并由小城西城墙北段向北延伸新筑城墙约600米，折而东行，再南折与小城东城墙南段相接。由于扩大部分位于小城北部和东部北半，受一条西北—东南走向古河道的影响，东墙形成两个抹角，故建成后的大城形状不规整，北宽南窄，平面近似“菜刀”形，西墙长1710米，北墙长1240米，南墙长740米，东墙长1770米，城垣周长约5330米，墙底宽17-19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约是郑州商城的六分之一。大城已发现城门5处，其中东西墙各2处，分别相对应，北墙1处，估计南墙也应有1处，之间有干道相连，道路系统呈井字形。大城之外有护城壕，护城壕距大城城墙多在10米以上，壕口宽约20米，深6米左右，壕沟外壁较陡，内壁较缓，底部有淤泥。在大城北部还发现有铜渣、陶范残块、骨料与陶窑，这一带很可能是铸铜、制鼓和制陶的手工业作坊区。另外还有两组重要建筑群，即Ⅱ号基址与Ⅲ号基址，分别位于“宫城”的西南与东北，呈两翼护卫之势，其中Ⅱ号基址恰在小城内西南角。这两组基址特征相同，外围也都有一周围墙。墙内是成组成排的建筑，据对Ⅱ号基址的发掘获知，这些建筑有早晚之别，但形制基本相同，与已知商代所有其他建筑不类。发掘者认为是“府库”。

    从偃师商城布局可以看出，它应属于文献中所说的城郭制。其中，大城系郭城性质，已获学者共识。还有学者认为，在大城未有建成之前，偃师商城小城也属郭城，它与“宫城”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城郭形态。这种意见值得商榷。

    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小城与“宫城”尽管形态上表现为双重城垣结构，但从小城与“宫城”的遗迹及其关系来看，二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似同属宫城性质，这一时期的偃师宫城在结构上仍属于“非城郭形态”的宫城，都城仍是单一宫城形态的都城。

    其理由有六：

    其一，从现有考古材料看，小城范围内的建筑和文化遗存主要是“宫城”和Ⅱ号建筑群基址，不见手工业作坊、贵族以及一般居住遗址和各种类型的墓葬，与二里头宫城遗迹颇为相似（除墓葬外）。“宫城”内的商代遗迹，主要是三大类：一是宫殿建筑，分布在“宫城”的中南部，大约占据了“宫城”三分之二的地方；二是祭祀遗存，分布在宫殿建筑的北面、池渠以南的地方；三是由大型人工水池和水渠构成的池苑，在“宫城”的北部。“宫城”周围则发现有数十座大、中型建筑基址，发掘者推测，这一带很可能是官署所在地及贵族的居住区。坐落在“宫城”西南隅的Ⅱ号建筑群基址也是一个由夯土围墙围护的约200米见方的建筑群，里面排列着6排共96座长条形建筑基址，王学荣对它作过专门研究，认为该建筑群下层建筑的始建年代当与“宫城”的始建年代一致，同属偃师商城最早的建筑之一。发掘者认为其性质应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府库。由王权控制的大型府库，是实现储藏贡赋、实行再分配、备战备荒等国家行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这说明，尽管宫殿和府库都采取了四周围围墙的形式，但就小城之内的遗存而言，主要还是商王的宫殿、政府办公设施、贵族居住地以及对商王极其重要的附属建筑物——府库，性质较为单一。

    由此可见，小城体现的仍是“筑城以卫君”的建城思想。

    其二，相反，小城中不见的手工业作坊、贵族以及一般居住遗址和各种类型的墓葬等，在大城却多有发现。如手工业作坊，在大城中北部，已发掘10余座陶窑，“分布比较集中，可以说基本具备了制陶作坊的雏形。”在大城东北隅城墙内侧则发现了早期铸铜遗迹，可判断是一铸铜作坊遗址，出土有坩埚、陶范、铜渣、木炭等遗物。在大城东城墙中段内侧以及宫城附近，也曾发现一些内壁残留有青铜溶液的器物残片，说明分布在大城内的青铜作坊不止一处。此外，大城内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器，说明应有制骨作坊存在。一般居住区也集中在大城的中北部。已发掘出一批中小型房屋建筑，大量灰坑、窖穴以及陶窑、水井、墓葬等遗存。墓葬已发现100余座，主要分布在大城城墙内侧，如东城墙内侧及城墙地段等，此外在大城的中北部、在大城建设时被封堵的西二城门内侧也有发现。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墓，小型墓较多，随葬品较少，主要属一般平民，“体现出简单、就近和较为随意的特征。”据介绍，大城中北部陶窑出土文物的时代为偃师商城商文化第2段。铸铜作坊遗址则属于商文化第1期晚段，后在大城扩建时，因东北隅城墙修筑需躲避古河道的缘故而被破坏。这说明手工业作坊区和一般居住区早在大城兴建以前就已形成，而与小城的建造时间大致。凡此说明，当时的一般平民及手工业作坊是在小城之外、后来的大城之内，小城不具郭城性质。

    其三，偃师商城“宫城”面积仅有4.5万平方米，规模较小。二里头宫城面积已达10万多平方米。而与偃师商城“宫城”同时兴建的、距“宫城”仅百步之遥的Ⅱ号建筑群基址，作为府库，其面积也有4万多平方米，规模仅略小于“宫城”。

    与之相比，偃师商城“宫城”规模不大，将其称为“宫城”，在情理上也很难讲得过去，似与一个王朝的政治中枢规格不符。

    其四，“宫城”及宫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屡经扩建、改建，“宫城”城墙屡被突破。考古发现证明，“宫城”城墙至少曾先后两次被平毁用作宫殿基础。在商文化第3段，2号宫殿西扩，原先位于2号宫殿西侧的“宫城”城墙被包夹在扩建后的2号宫殿主殿基址中。在扩建后的主殿和新建的西厢的西侧，新筑起一道“宫城”西城墙。但随后在7号宫殿被改建为3号宫殿时，这段新的“宫城”城墙又再次被平毁，墙基被包夹在3号宫殿西庑基址中间。而新建的6号宫殿则利用原“宫城”南城墙作为南庑基址，又在围墙北侧拼加一条夯土来共同作为其基础。到商文化第5段时，6号宫殿改建成5号宫殿，它的东庑和南庑基址又远远突破了早期“宫城”的东墙和南墙所界定的范围，在它们的外侧又都未发现新的围墙。这说明，建于商文化一期的“宫城”在后期已经被上述新建、扩建的宫殿群打破或改变，其南部实际呈“半开放”状态，这时的“宫城”已不为“城”状了。值得注意的是，“宫城”城墙最早被突破恰与小城城墙的加固、扩展大致同步，其透露出的信息，很可能就在这时，被打破的“宫城”城墙的作用已为加固后的小城城墙所替代。而大城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新建的。“宫城”、小城、大城三者间一突破一加固一新建现象，恰恰说明了三者间存在着某种对应的关系。倘若小城属郭城的话，“宫城”城墙屡次被打破，对统治者来说，显然具有相当的危险。正是由于大城的新建扩大了“宫城”、小城的防御纵深和活动空间，此时宫殿群才敢于突破原来的城墙。另外，在小城东墙外还有一座Ⅲ号建筑群，其性质与Ⅱ号建筑群相同，也是由若干长条形建筑组成。

    发掘者推测其建筑年代是在扩建大城时新建的。Ⅱ号建筑群被认为具有拱卫“宫城”的作用，在扩建大城时新建Ⅲ号建筑群，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但从其位于小城之外的布局看，其拱卫的对象显然不是“宫城”，而应是小城。

    其五，就现有材料来看，小城四周城墙齐备，城外有壕沟为屏，城墙上还有精心设计的“马面”。“除南城墙上不清楚外，小城东、北、西三面皆有两处‘Z’字形转角。从城址总体看，这种设计一是突出城墙四角，二是可增加城墙曲度，达到压缩防御距离的效果。在防御时利用城墙转角来增加局部地点的战斗人数，强化杀伤能力。很显然，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防守，即增加城防人员的有效控制范围，减少防御死角。这类似后世城墙‘马面’的作用。”Ⅱ号建筑群面积较“宫城”略小，形制长方形，四周围墙厚约3米，小城内均为排房建筑，其形制与汉魏洛阳故城中的武库相仿。从这样的建筑特点来看，它不仅是储藏武器或粮食的仓城，而且也可能是屯兵防卫的专用兵营。其严密的防护结构，表现出浓烈的军事防御色彩，一些学者甚至直呼其为“军事城堡”。若将其视为郭城，显然与“造郭以守民”的“郭城”建城思想和特征不大相符。如将小城浓烈的军事色彩与宫城联系起来分析，似不难理解，这正是“筑城以卫君”的最好注脚。

    其六，偃师商城的郭城形成于商文化第3段。这一时期，新修的大城才将上述手工业作坊区和一般平民居住区及墓葬区包容进来，从而形成最初的郭城。大城修建后，小城的东墙和北墙可能已被废弃。据发掘者介绍，位于残存的小城北墙中部偏西的83YSⅢM1，在修建时已打破城墙夯土，而该处的城墙残存厚度仅有0.4—0.5米，证明至迟在商文化第3期中段时，该处城墙就已接近被夷平。与偃师商城稍晚的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也揭示了这座都城同样是先建宫城（内城），尔后再围绕宫城依照地势规划建设郭城。偃、郑两城均系商代初期建设的都城，关系密切，连建城方式也极为相似。

    准此，笔者认为，在大城尚未建成之前，小城和“宫城”均属于宫城性质，可统称之为“宫城”，现称为“宫城”的建筑基址，应是宫城中的核心宫殿建筑区，系商王施政、起居、祭祀之宫殿、宗庙所在，可称为“核心宫殿区”，类似后代“大内”。大城建成后，小城逐渐被废弃，“核心宫殿区”实际起着宫城的作用，大城为郭城，从而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都城“城”“郭”体制。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是由大城、小城和宫城组成的三重城，这是一种误解。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偃师商城的大城与小城并不属于同一时期，大城建成后，小城已逐渐废弃，大城与宫殿核心区同时使用的时候，大城尚未修建。更明确的说，在大城建成前，偃师商城为单城制，大城建成后，偃师商城变为由大城和宫城两部分组成的双城制都城，形成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城郭形态”宫城和最早的“城郭形态”都城。从城郭形态看，在大城建成后，原小城城墙已逐渐被废弃，但宫城仍被大城所围绕而位于郭城之中，形成环套式城郭形态，这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内城外郭式宫城和都城。这种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渊源于此前的早期都城，是对早期都城城郭形态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城郭形态体现了史前以来立都必居中土、王宫处于都城中心的传统观念，是王权中心思想在都城建制上的反映。

    之所以出现“城郭形态”宫城，与商前期社会政治军事形势和都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成汤伐纣，灭夏建商。但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足可见夏虽亡国，势力犹存，尤其是逃到晋、陕一带的夏族成员，还时常以武力骚扰商王朝，故而成汤在灭夏后，即“大城于亳”，在二里头附近建立商朝都城，既以为变革统治之标志，也为就近加强对夏遗民的监视。只是由于商朝刚立，危机未解，百废待兴，加之商境内连年天旱，农业歉收，经济匮乏，只好仿效夏都二里头，先建造了政治和军事防御色彩浓厚的宫城。此规模或即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言的“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时所建的商城。随着商王朝政治稳定，国力日趋强盛，“尽有商夏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商王朝已有能力进行都城的改扩建。同时，王朝统治机构也日趋完善和庞大，都城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从考古材料看，在大城建造之前，当地已有属于偃师商城文化一期晚段的铸铜遗址和性质相当单纯的同时期商文化灰坑（H8、H9、H10），说明附近一带已有丰富的早商文化，中、下层平民入住小城外围，其中一部分从事铸铜、制陶等手工业，至迟在一期晚段都城规模已扩展到小城东侧、北侧相当大的范围。这在客观上也需要扩大都城规模，将居住在城外的平民等纳入城内，以利控制和管理。

    由前述可知，偃师商城的郭城营筑是伴随着宫城的改建和扩建同时进行，具有“并行同构”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郭城的出现，同宫城的形成一样，军事防御目的是首要的。而都城人口的增加，城市经济的发展，既为宫城的营筑提供了必需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也直接推动了郭城的营筑。

    2.周洛邑宫城

    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为镇抚东方，并方便统治全国，决定在今洛阳一带营建新都洛邑。《逸周书·度邑》记载了周武王选择城址的地点：“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不仅度邑，而且“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左传》桓公二年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这表明，武王在确定了城址后，还有所经营，并迁鼎于此，以示定都之意。

    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在平定了三监之乱和东方叛乱之后，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继之，周公去洛相宅位并复占卜，《尚书·洛诰》说明了此次周公派召公选择建都的具体地点：“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

    新邑建成后，成王即定鼎于此，以为东都，称成周，又称王城。

    经过武王和周公的两次营建，洛邑遂出现了一都二城现象。《汉书·地理志》河南郡雒阳与河南县条有班固的自注曰：“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郑玄《诗·王城谱》也说：“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今洛阳是也。”可见，周初营建的新都洛邑是两个城：成周和王城，而不是一个。此格局颇类于丰镐都城，实行的也是一都二城，成周在东（今汉魏洛阳故城），王城在西（涧水东，今洛阳西工区），东西相距约20公里。两城建造时间，成周始建于周武王，其后在成王时可能又有所建造；王城始建于成王时期。

    王城和成周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历来有不同的说法。1984年，考古学者在进一步探测洛阳汉魏故城城垣时，发现了自西周至秦、汉迄于北魏各时期的筑城夯土遗迹，从而基本确认了该城始建与扩建大体可分为三期：城址中部（即东、西墙中段）始建于西周，其平面大致为横长方形，东西约2.5公里，南北近2.0公里；城址北部（即北墙和东、西墙北段）扩建于东周春秋中晚期，平面作曲尺形；城址南部（即东、西墙南段）则建于秦代，平面作东西长南北狭之矩形，此时全城南北约达九里，平面及范围基本定型。其后为两汉、曹魏、西晋和北魏所沿用。结合文献记载，发掘者推断西周洛邑是由王城和成周两城组成的，新发现的西周城有可能是成周城，北部当为春秋晚期周敬王居此时所扩筑，而南部则应为秦封吕不韦洛阳十万侯时所扩展。考古发掘材料印证了东周的“王城”和“成周”就是在西周二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献记载。东周的成周城正是由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西周城向北扩建而成的，而东周的王城则是在西周王城基础上改扩建的结果。可见班固和郑玄的说法还是有根据的。

    有的学者认为周都洛邑只有一座城址，自汉以来认为洛邑有两座城址是误传。

    我认为，对于周都洛邑的地望问题，不仅要从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等方面来论证，还要注意结合古人建都的历史背景及古代都城规划发展的历史进程作综合性考虑。关于周初营建洛邑的背景和目的，论者多以为一是谋朝贡道里均，二是谋庶殷控制之便。这当然没有错。但细细分析，准确的说，这应是周公、成王的主要目的，而非武王初衷之全部。据蔡云章研究，武王灭商后仅在商都朝歌停留一天就急速“罢兵西归”，来到伊洛之滨进行度邑。这既可见营建新都是当时的头等要务，亦可说明武王对此早已胸有成竹。据《逸周书·度邑》载武王语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恶。”又曰：“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令，求兹无远。

    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何尊》铭文亦载：“惟武王即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武王度邑选定洛邑是为了平殷乱、定周室、依天室、宁天下，洛邑的方便之处就在于地处天下之中，又靠近天下之中的表识、传统的通天圣山——嵩山，可以更好的禀受天命、求天相助，而且此地即为夏人故居，具有神圣性、法统性的“禹之迹”。武王的话很好的交代了他确有迁都之意，其度邑洛邑目的是以傍依天室而求得佑助为前提的。所云“志我共恶”意谓恭勤民事的善与恶行都能更直接地接受“天”的考察，所云“居阳无固”指不恃险阻。李学勤说：

    “武王选定新都位置，也不是从防守的角度着眼的”，即指出了此语的内在含义。

    其后，尽管周公成王强调是“述武王之志，建都洛邑”，也强调受天命的重要，但其中心思想已经转移在道里均和控制殷移民上。《史记·周本纪》载周公建议成王营建洛邑理由，强调的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对此古人也多有察觉。

    汉初刘敬即指出：“成王即位，乃营洛邑成周，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眼光可谓犀利。都城建设指导思想的细微变化，直接导致了武、成两代东都选址的不同。武王的东都选址大约在今洛阳东15公里偃师、孟津交界处的金村和龙虎滩一带，后来的汉魏洛阳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营建起来的。而周公营建的洛邑位置则略微调整西移至洛北涧东瀍西一带。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正是武、成两代战略形势迥然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建都指导思想的差异在空间位置上的反映。武王时代虽克商取得了天下，但殷人基本力量在牧野之战中未受大挫，纣子武庚仍盘踞在原居之地，特别是东夷一带商的余国徐奄蒲姑势力还十分强大，天下形势极不稳定。因此，“依天室”、“定天保”，遂成为武王营建新都的重要目的。他把新都选在洛阳平原稍靠东的平地位置，并安排善营农业的殷遗民。成王周公伐武庚讨管蔡及东平徐奄蒲姑叛乱后，又采取分封子弟等办法，致使黄河中下游流域形势基本平定，战略形势与武王时代大为不同。在此情形下，适当调整武王时所选建的东都位置，而又不放弃原来的城址，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从地理形势看，这一位置，更靠近西部山区与东部平原的连接点，靠近当时东西交通的要冲崤山东麓。通过北边邙山与南边崤山之间向东流去的涧河，从洛河、伊河的下游向嵩山北麓伸展的平原流经，这一地区已成了连接丰镐和洛邑交通要道的东大门。远自夏商以来，崤山之上，特别是函谷关之东，要到达洛阳，曾经有过南北两条道路。这两条路迭为启闭。北路循着谷水经磁涧到达洛阳，南路则在宜阳循着洛水也到达洛阳。王城遗址所在位置就处在这两条道路进入伊洛平原之处。将西周洛邑中枢机构安置在洛阳平原稍靠西边山区的地方，就可直接控制进入崤山道路的路口，对于掌控这一地区，确保宗周和成周的交通，同时监视下游的殷遗民是很有利的。再从古代都城规划发展角度看，洛邑一都二城、东西并列的格局，显然也受到了丰镐一都二京、隔水相望的影响。由于武王营建成周是在灭商后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进行的，时间短暂，都城规模当有限，并且还要安置殷遗民和驻军，如果周公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会受到旧城原有格局及拆迁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颇为费事而周折，故干脆仿造丰镐一都二京隔水相望的模式，在成周附近另行选址修筑一座王城，也可以免去诸多麻烦。这些或许就是西周初年周王朝在洛邑营建了两座城址的真正原因。

    由于发掘有限，有关成周城结构的具体情况还无法确知。但从有关文献中似可寻到线索。前引《左传》桓公二年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杜预注：“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孔颖达疏：“鼎者，帝王所重，相传以为宝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迁置西周，乃徙九鼎处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为都。”武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置洛邑，意味着定都于此，也说明武王在班师回朝之前，洛邑当略有建设。曲英杰根据《令彝》铭文中京宫等记载推测宗庙及附属建筑物和王宫等乃至宫城，在武王时当已建成。又据《史记·卫世家》所记管蔡、武庚欲进攻成周，推测成周城的营建在武王时已初具规模，颇有道理。蔡运章根据《天亡簋》、《利簋》等周初金文，结合文献，推定武王举行定宅典礼后在洛邑停留的时间约为两个半月左右。

    以此而论，武王初营洛邑，在时间上是允许的，但相信规模不会很大。武王时，成周是否建有郭城，文献和考古材料上无法确证。《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武王克商，乃营洛邑而后去之，又迁九鼎焉。时但营洛邑，未有都城。”所谓“都城”，即郭城也。准此，武王时期营建的初具规模的成周城似是非城郭制形态，而具宫城性质。这是武王时的情况。

    成王时，由于新建了王城，成周性质发生变化。据《尚书·多士》记载：“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是说周公强迫殷遗民迁居洛邑，严加管制，并驻重兵即成周八师于此，以资防范。周公迁殷顽民可能只是将部分殷遗贵族迁往城内，其余大部分殷遗民当集中安置在成周城郊。《后汉书·鲍永传》载：“赐永洛阳商里宅。”李贤注：

    “《东观记》曰：赐洛阳上商里宅。”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从汉魏时洛阳城地犹有“上商里”可知周初确有殷民迁于成周城郊。

    据考古发掘，西周时期在汉魏洛阳遗址所建的城址，“其具体范围大约北到自东墙建春门（汉上东门）至西墙阊阖（汉上西门）的东西一线，二门附近南北向城墙皆有东西向小转折或与这个时期的北墙有关；南到东墙青阳门（汉望京门）和西墙西明门（汉广阳门）北侧各自的城墙转折处的东西一线。这个时期的城圈基本为方形，大致合当时的东西六里、南北五里。”春秋时，敬王定都又向北扩建，形成“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规模。有学者认为敬王扩建的部分，应当是宫城，此说有道理。1928年在汉魏洛阳城北部偏西的金村发现一大批奢华大墓，李学勤详细论证其为东周王室陵墓，亦证明此言不虚。至于西周初期的城址，自然成为郭城，可能沿袭以前习惯，用来驻军或安置平民。从形态上看，此时成周城的宫城和齐故城、郑韩故城、燕下都故城及中山灵寿故城一样，与郭城分为毗连的两部分，属于“城郭毗连”式都城。不同的是齐故城的宫城相连于郭城的西南隅，余者都是分为宫城与郭城东西毗连的两部分，而成周宫城与宫城则是南北毗连。

    《尚书·毕命》云：“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密迩王室”当是指既靠近王室又与王室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个地方自然只能是周公营建的王城。到了东周，平王东迁，居于王城。1954年，考古学者在涧水与洛水的交汇处、涧水东、瀍水西、汉河南县城外发现了一座城址，发掘者根据兴隆寨北所发现的一段城墙，判断其为东周时期的“王城”。曲英杰通过对遗址北垣、西垣部分夯土下压有晚殷灰坑的分析，判断已发现的东周王城遗址就是周初所营建的洛邑。笔者认为这个意见值得重视。按《尚书·洛诰》所记周公所卜新邑地望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之东、西两岸而近于洛水者皆吉。该城址位于瀍水西涧水东入洛处，恰与周公所卜地望相符。而考古学者又在此城遗址上勘查发掘出汉河南故城遗址，正与《括地志》所记“古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鄏，周公新筑，在洛洲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相印证。因此可以推断，东周王城是西周王城的沿用。

    东周王城遗址西有涧河，南有洛河，涧河穿越城西北。城址基本呈方形，北墙保存较好，通长2890米，外有城壕，其余三边均只有部分城墙，南北城墙相距约3200米，约合周制九里。城内中部偏南有大片夯土遗迹，经钻探已发现两组南北毗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一座独立的宫殿建筑。北组建筑的四周由夯土围墙环绕，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44米，南北宽约182米，南面设有正门。围墙内中部偏北处，分布有两座长方形夯土建筑基址，南北并列，相距约6米。其中一座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30米，另一座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40米。从遗存情况看，北组应是建筑的主体。南组建筑紧靠北组建筑，整体也是长方形，中间有两道南北并行的夯土墙基，间隔约20米，将南组建筑分隔为东西两大部分。此外，还发现了南组建筑的南墙和西墙，在南组围墙内尚未发现重要夯土建筑基址，估计它可能是北组建筑的附属建筑物。在夯土建筑的东部，有一条长900余米、宽约20米的南北大道，西侧和北侧都濒临河道。上述两组建筑范围内，出土有大量板瓦和饕餮纹、卷云纹瓦当，表明这是王城内的主要建筑之一。从地形上看，这一带接近涧（谷）河入洛处，地势四周稍低而中部隆起，且西南隅城墙向外突折，似乎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联系《国语·周语》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人们推测，邻近谷洛交会点的这一区域，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所在，这两组建筑基址应是王城内的宫殿建筑。1999年，考古学者又在王城的西南部发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并在该建筑基址北面，发现了一条东西长数百米的宫城墙垣和护城河遗迹，进一步确认了王城西南隅是周王城的宫城所在地。而在城内西北部则分布着相当数量的铸铜、制陶、制骨、制石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推测这里应是王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其地位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北面，符合《考工记》所谓“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原则。在城中部的中州路一带，发现有大量东周时代的墓葬。城内还发现一些居住房址，但分布较稀。由此推断，王城是一座具有宫城、郭城的城郭形态的都城。受地形影响，其宫城偏处于郭城内之一隅，但仍是环套格局，属于“内城外郭”之制。

    西周王城的布局，在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载。《逸周书·作雒》是记载洛邑建设的专篇，翔实地记载了西周王城的营建过程，说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按此记载，西周王城为一座方一千七百二十丈的正方形城邑，城外有方七十二里的庞大城郭，王城内有宫室、宗庙、社程、明堂、官署、居里，南城外还设有郊坛。《作雒》再次证明了王城是一座“内城外郭”形态的都城。

    与《作雒》相印证的是另一重要典籍《周礼·考工记》。

    《考工记》原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上流转的一本书，西汉时被补入《周礼》中，成为儒家之经典。《考工记》详细记述了一套完整的都城营建制度，其中说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宋人聂崇义据此绘制有《王城图》。从该图来看，王城的空间结构即是典型的“内城外郭”：全城方形，宫城在中间，前有三朝，宫城偏后有六宫六寝。因有宫城在中间，正南门与正北门都不直通，而是一道三涂，三道经是九涂，正东门与正西门也因中间有宫城不直通。除此以外，在城边还作出环城路。

    由此可见，宫城在都城空间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以及对整个都城空间布局的制约作用。《考工记》最早系统总结了以王城为代表的西周营国建都的经验，形成了营国建都的基本制度。从王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看，王城空间布局虽与《考工记》的记载不尽一致，但大体上符合这一模式，说明《考工记》的记载虽带有一种理想模式，但不能排除内中有对王城某些实际情况的反映，并非完全是作者的臆造。对此，已有许多学者从多个方面作了很好的论述，毋庸赘述。根据《考工记》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对王城的宫城及都城规划建设特点作如下概括：

    （1）国家都城的规模与外表形态是方九里，宫城四面构筑城垣，宫城城隅四角高七雄（七丈），外城城隅高九雄（九丈）。每面各开三门，共计十二座城门。

    （2）宫城是都城的核心，整座都城坐北朝南，宫城的南北中轴线即为全城规划的主轴线，它将都城与宫城连在一起，再由宫城的主城门向全国伸展。宫城居中，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环绕宫城，对称布列。城内主干道路作棋盘状，以九经九纬所组成的三条大道为主干，配以与之平行的次干道以及顺城的环涂，组成道路网。

    具体的结构特征为：南面为朝，北面为市，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

    城外为郭，郭不仅是一般居民的居住区，同时也是主要的工商业作坊区和商业市场区。在城市居民区分布上，形成工商业者近市，王室公卿和大夫等贵族近宫殿，一般居民里闾处于城的四隅的居住空间分化规律。道路网把都城分割和组合为不同的功能区，并将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宫城的中心度以及全城中轴线的影响力。

    （3）宫殿区分为由内朝及寝宫所构成的宫城分区和由外朝、宗庙及社稷构成的宫前分区。其中，外朝在宫城南的外面，而太庙及社稷分立在中轴线的左右两边。再南端，在中轴线两旁系主要官署的办公场所，按文左武右安排。

    （4）宫城的结构与布局主要围绕着君主的政务和生活两个功能布置，前为朝，后为寝。朝有治朝及燕朝之分，寝有王寝、后寝之别。按三朝三门之制，沿着城的规划中轴线，由南而北依次布置宫殿区的皋门、应门及路门，与其相对应的是外朝、治朝与燕朝。“前朝后寝”由两扇门划分，路门以南为治朝，以北是后寝。九嫔九室则在路门与应门之间。

    王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确凿的考古学证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早期都城城郭的原始形态，这也是中国古代城郭形态都城空间的原型，《王城图》中所绘制的中间小方框代表了“宫城”，外面的大方框则代表了“郭城”，两座城址均呈方形，宫城正好位于郭城的正中。这种内城外郭的都城空间布局的特点有四：其一，以宫城为整个都城空间的核心，处于都城的中心区域，是其它空间定位展开的原点；其二，宗庙等的空间定位也开始以宫城为维度展开，以宗庙为代表的神权空间开始与以宫城为代表的王权空间疏离，神权越来越服务于王权；其三，以郭城为代表的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居住空间在都城空间中取得一定的地位，它和宫城所代表的王权政治空间是对立的，并受到王权政治空间的支配。统治者通过“二垣”（双重城垣）圈层结构来突出宫城的中心地位，通过宫城四周的城垣与一般平民及奴隶居住的郭城相隔离以表示君王独尊，体现出王权的至高无上。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宫城作为都城核心空间的位置与地位进一步稳定和日趋神圣化；其四，拓展了都城空间，适应了日益发展的都城形势的需要，完善和丰富了都城空间结构。

    偃师商城和周都王城“城郭形态”宫城的形成及其随之带来的两城制都城的出现，是对都城空间的一次重大变革与发展，它改变了二里头时期以来都城仅有宫城的城、宫一体化格局，都城不再仅仅是帝王和贵族们居住和施政的场所，而且也是一般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都城空间由原来的单一结构扩展为宫城、郭城双重结构，成为两城制都城，主要作为政治中心的宫城与主要作为社会人口聚集中心、经济中心的郭城在此时凝为一体，不仅扩大了都城空间范围，而且还使得都城空间结构变为多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宫城及其内部设施主要服务于王朝统治者，郭城则是都城中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地方，也是手工业、市场等集中的区域，城内道路网络将宫城与郭城以及各功能分区联系在一起。这种空间结构形态既反映了当时都城居民的阶级区别与地位，也有利于都城内各种物质要素的布置以及各项活动的进行，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这种空间布局为以后都城所采用，并发展成“三垣”圈层结构，北魏以后各朝都采用的“三垣”圈层结构，即宫城、皇城、郭城结构，即是商周“二垣”原型空间的继承和发展。但无论偃师商城还是周都成周王城，其宫城依然是整个都城规划布局的中心，以中央的位置显示王居之尊，构成都城的核心空间。郭城则处在都城的次要位置，分布在核心空间的外围，体现着根据方位的尊卑安排主次空间的规划秩序。

    总言之，从夏商周三代宫城的发展和《考工记》的考察，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随着国家的产生，我国古代最早的宫城在夏都斟鄩产生。在夏代宫城的基础上，偃师商城最早创立了“内城外郭”的宫城模式，并经西周王城而得以巩固和强化。

    宫城在古代都城中，一开始就居于都城的核心地位，对于整个都城空间结构布局具有组织和制约作用，其他功能区的重要性不大，并且都是为宫城服务的。与夏商周三代宫城模式相对应的都城形态一城制和双城制都城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考工记》最早系统地总结了三代特别是西周王城宫城及都城的经验，形成了营国建都的基本制度，其特征就是突出以宫城为中心，讲究轴线与对称布局，方正严谨，主次分明，等级森严，井然有序。这一制度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强调了古代中国人“方”、“正”、“中”的伦理思想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同时这一理论与《周礼》所表达和强调的礼制相结合，将都城建设纳入礼制规范之中，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仪，从而成为指导中国古代都城及其一般城市规划建设的准则而为历代所尊崇。

    第二节 宫城制度的演进

    我国古代宫城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多宫城制到双宫城制，再到单一宫城制的过程。也就是说，前者是宫城制度的最初形态，双宫城制是过渡形态，后者则是宫城制度的最后定型。宫城制度的演变，体现了古代王权政治发展与强化及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完备，反映了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同时，宫城制度的演变以及随之带来的宫城位置的变化，也是都城核心空间的重构过程，有助于都城整体空间布局趋于整齐。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多宫城制最早形成于二里头夏都和偃师商城；双宫城制则行于东汉洛阳城；单一宫城制初始于曹魏洛阳城，形成于北魏洛阳城，至隋唐洛阳和长安城发展成熟，此后成为我国古代宫城的基本制度与都城核心空间的基本范式。

    一、夏商周洛阳都城的多宫城制度与内部布局

    1.二里头宫城

    夏都二里头时期是多宫城制度的初始时期。由于二里头宫城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多宫城制度，所以此期宫城内部布局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宫城布局的特点也决定了此期都城整体布局。根据考古发掘与勘查，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均分布在宫城内，有大小宫庙基址数十处，已发掘10余座。从形制和布局看，这些宫殿建筑可分为三组排列有序的宫庙建筑群。

    第一组由3号和5号宫殿构成，位于宫城的中部偏东地带，东西并列，以3号为核心，是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建筑，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其中3号宫殿部分被2号宫殿等所叠压，已探明的长度达150米，宽约50米，南北窄长，方向与2号宫殿大致相同。3号宫殿为一多重院落，主体部分至少由北院、中院、南院等三重庭院组成。中院院内南北宽约20米，内设有主殿，现存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遗迹，开间较大。3号宫殿一般平地起建，不设基槽；夯层厚薄不均，土色较杂，建筑技术具有一定的原始性。5号宫殿位于3号宫殿的西面，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下发现了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从3、5号宫殿的始建年代和位置关系看，二者有较密切的关系，应为一组建筑群。值得注意的是，在3号宫殿院内还分布着富有生活气息的水井、窖井等遗迹，具有明显的居住迹象。在中院和南院院内还发现成排的贵族墓，在其中一贵族墓中发现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70公分，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整个放在墓主人的身上，显示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综合已有资料，推测3号宫殿很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二、三期之交、1、2号宫殿建成之前夏都的主要宫室建筑遗存，有可能也包含有宗庙之类的建筑。

    第二组由1号和7号建筑宫殿组成。1号宫殿位于宫城的西南部，坐北朝南，为一形状略呈正方形而东南隅稍凸出的大型夯土台基，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二里头宫殿中规模最大的。这是一组结构相对简单的群体：在广阔的夯土台基上的北部布置一座大型殿堂，周围用长屋环绕形成一个内部庭院。台基高出周围地面大约0.8米，台基周围环绕着回廊和围墙，大门在南墙的中部。主体殿堂位于台基北部正中，主殿以南是一约5000平方米的庭院广场，可容万人。7号宫殿位于宫城南墙之上，距1号宫殿约40米，在1号宫殿南大门的正前方，长31.5，宽10.5-11米。从其建筑年代及位置看，它与1号宫殿均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其位置又正处在1号宫殿的中轴线上，说明二者拥有统一的建筑中轴线，表明它与前者关系较为密切，二者应为一组建筑。有的学者推测它极有可能是宫城的正门，也就是南门的遗迹。

    在1号宫殿的西南，还有分别被称为8、9号的两座宫殿。其中，8号宫殿建于宫城西墙之上，已探明的长度近20米，宽9.7-10米。9号宫殿则在1号宫殿西南角以南，规模较小。1号宫殿西南角和8号宫殿之间，还有一道东西向的夯土隔墙，长约17米，宽约2米。8、9号宫殿始建和使用年代及建筑方法等均与1、7号宫殿相同，从相对位置看，它们虽不似7号宫殿，但也应与1号宫殿存在着某种内在关系，应视为同一组建筑群。

    1号宫殿发现较早，有学者先后提出了朝堂说、王宫说、前朝后寝说、宗庙说、庙寝合一说等。1号宫殿正殿前的大庭，面积达5000平方米左右，可聚集万人以上，适合颁政布令；正殿是没有堂室分隔的敞亮殿堂，宜于土者治事、宴飨或举行祀典；南大门之门塾，可供武装卫士守卫之用，起着门卫房作用。所以，这里应是最高统治者行政的中心，即文献所说的“夏后氏世室”。1号宫殿是进入宫城南大门后的第一座朝堂建筑，其南正对7号宫殿，西南还有8、9号的两座宫殿，与之构成同组建筑群，布局严谨，主次分明，1号宫殿应属于施政颁令和日常生活的外朝宫室。

    第三组由2号和4号建筑宫殿组成。2号宫殿位于宫城东墙内侧中部稍偏北处，西南距一号宫殿约150米，平面呈长方形，形制与1号宫殿相仿，占地面积约4200平方米。2号宫殿由主殿、有东西塾的南大门、四周围墙、东厨、东、西、南三面回廊以及庭院组成，整个建筑布局规整结构严谨。其中，东、西、北三面有内侧回廊，南围墙有内外回廊。东墙利用了宫城东墙。主体殿堂平面也呈长方形，为一排面阔3间的房子，坐北朝南。前为庭园，后有一座与之同期的大墓。建筑时间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根据大墓建造年代与2号宫殿同时，又置于中心殿堂之中，其中线向南延伸，正好通过南大门正道正中，大墓与南大门南北对应，由此，一些学者认为2号宫殿的性质似为祭祀之类的建筑，而非正规之宫殿，也有可能属宗庙之类的建筑；亦有学者认为它应是一种扩大了的“宗”建筑群和带有“庙”形制的纪念性、礼仪性的建筑组合。4号宫殿位于2号宫殿的正前方，前后相距只有14米左右，中间没有其他任何建筑，说明二者有着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其建造和使用年代与2号宫殿大体同时，属于同一组建筑群。4号宫殿是一座由主殿、东西庑及庭院组成的建筑群，其主殿系一座大型单体夯土台基，面积46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殿上北侧封闭，南向敞开，面对广庭，应是举行典礼的礼仪建筑。

    在2号宫殿的北墙外还发现了一座6号宫殿，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已发现的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宫殿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因此，6号宫殿应为2号宫殿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在功能和性质上与后者应属于同一组建筑。该组建筑的位置基本是在3号宫殿范围上，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看，它是在3号宫殿被彻底废毁后对其废墟作了平毁、夯填处理的基础上又在原址上兴建起来的。

    纵观二里头宫殿建筑基址，可以看出，在整体规划方面，整个宫殿建筑群的外围有宫墙，形成了一个有垣墙的宫城；首次使用了院落式的群体布局方式，各宫殿建筑群显现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二里头宫城内早、晚期可确认的三组大型宫殿建筑群布局严整，它们分别以3号、1号和2号宫殿为核心横向或纵向分布，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后两组更具有明确的中轴线。1、2、3号宫殿结构相似，均由堂、庑、庭、墙、门等单体建筑组合成类似四合院的建筑单元并汇集于一座夯土台基之上，其形态特点是轴线分明，对称布局，主次分明，结构严谨，具备了高台建筑和坐北朝南的基本格局。而主体宫殿前的大型庭院广场，主要用于聚会，说明夏王朝国家机器还较原始，还带有较明显的氏族部落色彩，重大决策还需要通过群体集会的形式做出决策。在宫殿布局方面，又可分为东、中、西三路建筑，东路主要有3号（早期）、2号、4号、6号宫殿（晚期），西路建筑主要有1号、7号宫殿，中路建筑目前仅见5号宫殿。三路宫殿布局的形成，不仅使二里头宫城内宫殿建筑集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布局紧凑，而且也使在同列宫殿建筑中，形成前朝后寝、内朝外朝的功能与性质区分成为可能。1号宫殿主体殿堂内部空间已经具有“前堂后室”，即“前朝后寝”的特征，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还是起居偃息之所；既有宫庙一体的性质，又有以庙为主的特点。而2号宫殿与4号宫殿则更明确地体现了当时夏王宫殿的内朝、外朝制度。

    杜金鹏研究了二里头遗址1号和2号宫殿基址，并将二里头宫殿建筑特点归纳为：（1）坐北朝南，中轴对称。每个宫殿建筑单元都是坐北朝南，即主体建筑坐落在庭院北部中央，面朝南方，院门在建筑单元的南面，从方位上看，讲求向阳。这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主殿采光、通风、取暖等需要与便利。就整体而言，1号宫殿和2号宫殿均遵循中轴对称原则，其轴线为南北纵轴。（2）中央突出，四围向心，严密封闭。

    每个宫殿建筑单元内，主殿位居中央，周围环绕廊庑，形成封闭的建筑单元，廊庑均朝向主殿。中央突出，主次分明。（3）高台建筑，土木结构。每个宫殿建筑单元都是建造在一个高于周围地面的夯土台基上，而主殿又建造在专门的高台之上，这就使建筑具有通风敞亮、干燥防潮等优点。无论主殿或廊庑，其屋架皆为木结构，以木柱为屋顶的主要支撑。（4）庖厨居东。作为食品加工的专门处所，庖厨设置在建筑单元的东侧，即为东厨。

    二里头宫城空间是逐步建设起来的。依据二里头遗址宫城主要建筑情况及布局，可将二里头宫城建设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宫城形态的演变情况可作如下的归纳：

    第一阶段，城址草创期，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此期二里头遗址在自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若干小型聚落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中心城邑，在遗址的东部、东南部和南部形成了面积逾100万平方米的文化遗存，有了一些颇具“王气”的陶礼器，如大型三足皿、磨光黑陶圈足盘、高柄豆、薄胎鬹等，使用青铜工具和礼器，初步显现了该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内涵。据报道，在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学者在遗址北部的二里头村一带发现了两处被二期遗存叠压或打破的大型宫殿夯土建筑宫殿，发掘者推断其建造年代极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是否为太康的宫殿也未可知。

    第二阶段，城址发展期，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此期文化遗存遍布整个区域，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在遗址的东南部高地兴建了3、5号建筑，以及5号以南的夯土建筑，作为都城最核心的内涵和决定性标志物的宫殿建筑初具规模，以宫殿为中心的道路网络系统也初步形成。又在这些宫殿建筑以南的地方兴建了铸铜作坊。

    第三阶段，城址繁荣期，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此期在原3、5号宫殿上，新建了2、4号宫殿建筑，在其西南不远处，兴建了1、7号宫殿建筑，并在1号宫殿的西南建造了8、9号建筑。同时，在这些宫殿周围增筑了城墙，真正意义上的宫城至此形成。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规模大备。

    第四阶段，城址由盛转衰期，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岗文化下层早段。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宫城东部新建了6号宫殿，作为2号宫殿的补充，又在宫城东部增筑了庭院围墙，南部新建了一道夯土墙，在宫城南墙下新建了绿松石制造作坊。进入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二里头遗址进入迅速衰败阶段，至二里岗文化上层早段，整个城址已沦为一般性聚落。

    二里头宫城空间的演变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与夏王朝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实质上正是其时社会发展在都城空间领域的集中反映。目前，考古学界多数学者赞成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依据C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的年代数据，大致为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之间，这400年大致可分为四期，每期大致为100年。四期文化内涵之间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二里头都城空间的发展演化是与此相适应的。据《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和今人研究，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对应的夏王统，大体上应是太康时期和后弈代夏的时代，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则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文化。从夏朝社会发展看，少康以前属于奴隶制国家的草创阶段，自少康中兴以后，夏代奴隶制国家才真正建立起来。

    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遗存面积不是很大，文化堆积较薄，从而引起人们对其此时都城地位的诸多质疑。实际上这种考古文化的表征，正是时代发展步调的必然反映。众所周知，自禹建立夏王朝，我国历史进入奴隶制国家文明时代。

    但此时的国家实际仍处在草创阶段，其特点如《左传》哀公七年所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这一国家的组织形态，其政体还受到前国家阶段部落联盟或酋邦政治的影响，国家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都在草创之中。就承担国家政治中心职责的都邑而言，也需要按照社会变革的形势，对原来作为部落联盟或酋邦管理中心的城堡式聚落加以改造，使之转化为奴隶制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城。

    也正因为如此，草创阶段的夏代都城不免仍带有旧聚落的残痕，城址规模不大，空间布局简单。从文献记载来看，夏初的都城建设经历了多次的选择，其间，禹居阳城、阳翟，启居夏邑，太康时才始居二里头，城址也从嵩山以南的颍河上游调整到嵩山以北的伊洛河下游，都城才基本稳定下来，显示了草创时期都城建设的艰难与曲折。据许宏等人调查，位于洛阳盆地中东部的偃师地段，有龙山时代遗址95处，较大的遗址主要集中于伊河南岸和伊、洛河交汇处两河间的半岛状阶地。二里头遗址就是其中之一。从考古资料上看，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头地区已有若干聚落存在，它们分布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尤以沿古伊洛河北岸的近河台地一线最为丰富。太康及少康以前的夏统治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夏都城的建设与改造。换言之，太康建都并非空地起城，而是在对原有聚落基础上的改造和发展，表明二里头夏都在本地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继承性。这种情况与夏前期的都城大多是在原有聚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情况是一致的。有关这段的情况，史籍无可查考，考古材料也较缺乏。但依据有限的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仍可寻到一丝踪迹，使我们相信，在草创时期二里头还是有所经营。前述此期二里头遗存面积不大，文化堆积较薄，其实这只是与其后期文化遗存相比较而言，若与同时代其它遗址相比，其规模和分布的程度已超过后者。而前述近年在二里头村一带发现的可能为一期所建的两座大型宫殿，即其实例，只不过可能数量有限。这期间，又相继发生了“太康失国”、“后弈代夏”和“寒浞代夏”的政局变动。《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曰：

    “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相迁居帝丘（今河南濮阳境内）。在变动不已的政治环境中，自然也会影响和打乱都城的正常建设。太康等因为忙于对王权的争夺，而在原来聚落城址的基础上，仅对城址稍加修筑，并没有来得及大兴土木，也是有可能的。而代夏政的后弈、寒浞荒淫无道，不修民事。史书说后弈“因夏民以代夏政”，夏文化无所变革，可见二里头一期文化内部也不存在所谓的重大变迁。而后期城市建设打破或叠压前期的建筑宫殿，在二里头并不是个别现象，或许也是至今尚未发现更多的一期大型建筑宫殿的一个理由。二里头一期建筑虽然罕见，却不失为一代都城，其文化面貌和空间形式与前期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完成了由原来部落联盟或酋邦管理中心的城堡式聚落向奴隶制国家都城转化的历史使命，为日后二里头都城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按《帝王世纪》等的记载，太康在位28年，后弈、寒浞代夏（含仲康、帝相时期）的“无王”阶段为82年。此后，少康消灭寒浞，恢复夏朝，史称少康中兴。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大体对应的夏王统便是从少康到帝泄的近百年。三期则大体包括帝不降到帝廑的百年。自少康中兴后，夏王朝的政权才得到巩固，奴隶制国家也方正式确立，二里头都城建设也从草创阶段走上逐步发展的正轨，都城规模日渐扩大，都城内涵日趋丰富，其空间格局呈现出发展和繁荣状态。据发掘者说，二里头二、三期都城建设格局既有连续性，也有不同，“即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二、三期的建筑基址又基本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这“是否暗示着宫殿区内若干建筑基址的功能和性质，乃至宫殿区内的功能分区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一个完整的具有阶段性的文化共同体，各期文化之间的连续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上述变化，应是二里头文化本身阶段性的自然延续，只是由于时间的不同才产生出一些新的特点。3号宫殿为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1、2、4、7、8号等宫殿则是相对封闭的单体建筑，始建于三期的2、4号宫殿又叠压在3号宫殿之上，且2、4、6号宫殿呈纵向排列。从形制看，其建筑格局显然在早晚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三者的方向又是基本一致的。

    如2号宫殿东墙与西墙为354°，以此为准，2号宫殿的方向为354°，即北偏西6°。

    宫城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以此为准，宫城的方向基本为174°，亦即北偏西6°，宫城的方向与2号宫殿的方向一致。城内4条大道以及3、4号宫殿的方向也与2号宫殿大致相同。即使是在2号宫殿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增建的6号宫殿，也与2、4号宫殿在方向上保持着一致，给人以一体化的感觉。因此，无论以3号宫殿为主的早期建筑，还是2、4、6号宫殿等晚期建筑，它们在建筑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另外，2号宫殿与4号宫殿分开而言是单体的，若从整体上看，二者同属一组，也是一体化的，只不过是一体化的多重单体建筑组合。可见，二里头宫城建筑群尽管在时间早晚上由一体化多重院落格局布局演变为一体化多重单体建筑组合布局，但其一体化多重建筑体规划布局的内在建筑思想意识仍是一脉相承的。要之，二、三期都城建设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自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国家政治制度日趋完善，都城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此时不仅都城内涵日益充实，规模也很可观，在这种形势下，二期所建设的都城空间构造已不大适合新的形势，因此客观上需要对原来的都城空间结构作必要的调整，以充分体现都城政治中心的性质。回顾二里头三期的建设情况，不难看出，三期建设不仅与二期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还有新的调整和建设。其中最明显的便是采取宫城结构形式，突出和强化大型宫殿的中心地位，形成以宫城为中心的全都城的集中功能聚结焦点，和以大型中心宫殿为中心的全宫城的集中功能聚结焦点。另一方面，这也应与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有关。就二里头文化诸期的变异情况看，二期所含的东方文化因素和三、四期中出现并逐渐增多的北方文化因素，即先商文化因素，都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前者显然与夷夏之间长期的频繁冲突或交往有关。特别是从太康至少康，数十年间王室颠沛流离，并长期流亡于东方地区。而少康重整夏朝，从东方返回夏人故地二里头时，又必然会将其长期接受的东方文化习俗带到伊洛地区，并在二里头文化中有所反映。而后者，则与商文化对夏文化的长期渗透有关。据考古资料，商人早在龙山文化晚期就已聚居在豫北地区，其后随着其势力的逐渐强大而形成与夏的对峙局面，对夏文化产生影响。二里头三期中的“某些建筑基址内罕见或基本不见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的现象，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情况颇为相似”，即应是这种影响的表现。

    自夏朝第14位君王孔甲至最后一位君王夏桀，夏王朝进入晚期，与此对应的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头文化四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时期”，新近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宫城仍在使用中，其繁荣程度并不逊色于三期，在若干方面甚至较三期有所发展。由此，二里头都城真的衰败甚至废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吗？它最终是毁于敌手吗？作为都城的二里头的下限究竟在何时？二里头作为重要都邑，是否与初建期的偃师商城并存过一段时间？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笔者认为，就现有考古材料来看，还难以对此作出圆满的回答。但若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似又可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某些线索。据《尚书·汤誓》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

    作《夏社》。”《史记·殷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今本《竹书纪年》亦云：“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社”象征国土，也体现着君主对土地的所有权。

    “夏社”即夏人在国都所建的奉祀土地神灵的场所。该场所是设坛露天祭礼的，本无屋。上述文字说成汤灭夏后保存夏社，使之不绝其祀，和汤进驻夏都，原打算迁走夏社，另建商社，后因故未迁，而在夏社上建屋覆盖，以示国土易主。这种社即后世所说的“胜国之社”。由此观之，似可见成汤在灭夏后确曾居夏桀之都，在此处理政务大事，并将此地称为“亳”。又《逸周书·殷祝》云，成汤胜桀后，桀曾三次禅让君主位于成汤，成汤也三让才受君位，得夏之国，建立商朝。成汤以武力胜桀，夏商间不存在禅让之事。言夏桀让国于成汤，自是粉饰。但既说禅让，当然成汤之都城应在夏桀故都才是。成汤居夏故都是短暂的，很可能是成汤在西亳建成前的临时举措。所以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其文化面貌还是以夏文化为主。俟尸乡沟商都落成，即迁居新都。《吕氏春秋·慎大》篇是较早记载成汤建都夏都之地的文献。

    “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

    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这是说，由于成汤建都在夏都之地，并未更易夏朝的位置，农夫们因此不需要离开自己的田地，商贾们也因此不用改换市场交易的地点，“夏民大说，如得慈亲”。《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并是焚书之前成书的，因此，其所说的情况应是可信的。这恰好与考古发掘所反映的二里头文化偏晚阶段的情况是相合的。由此可见，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说明了二里头作为重要都邑，与初建期的偃师商城确曾并存过一段时间，它的衰落应是从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开始，随着商都西亳逐步兴盛至二里岗文化上层早段而逐步衰落的。

    从上述二里头宫城主要情况，我们对二里头宫城及都城的空间格局及其特点，获得如下认识：

    （1）二里头遗址的都城布局经过统一规划，其规划采取了按功能来划分为不同分区的结构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宫殿区（宫城）、祭祀活动区、作坊区、贵族聚居区和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几大区域。其中，宫城位于都城的东南部；祭祀活动区位于宫城的北部和西北部；贵族聚居区环绕宫城周围；一般居住活动区则位于宫城的西部和北部区域；手工业作坊区按照种类不同布局。宫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和中心区道路也都有统一的方向，方向为南北向略偏东，显现出极强的规划性。凡此皆说明，我国都城在二里头时期已基本形成。作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都城属于单一城制即单一宫城形态的都城，宫城是一种“非城郭形态”的宫城。

    （2）三期兴建的宫城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建制，形制呈纵长方形。它将原来分散的、独门独院式的宫室建筑集中布置，并筑城环卫，以“城”的特殊形态构成整个都城的中心区。在这里，“宫”的概念已不再是指狭义的局促的单体建筑，而是指广义的宫室建筑群。其中，包括朝、寝、宗庙乃至其他相关的附属建筑物。城墙的价值也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它的存在强调了把“君”的专有空间与其它空间进行明确区分的要求，体现出王居之尊。同时又将宫城置于都城东部，地处全城的微高地上，从规划位置上体现宫城的主体地位，其余各区均围绕它布置，城市道路网络也依此展布，更加强化了宫城对整个都城空间构造的核心地位和控制作用，反映出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3）二里头宫城具有多宫城性质。二里头宫城内有大小宫殿基址数十处，其内部布局有如下特点：第一，宫殿分布呈成群成组状，分布较为集中，大体居中。早期有3号和5号一组，晚期有1号和7号、2号和4号两组，其它宫殿则分别围绕上述各组，构成成组多重建筑组合。而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建筑单元，每组主体建筑各为一座大殿，各具中轴线，各自围以围墙，形成独立的封闭式建筑。二里头宫城就是由这些多座宫庙构成，四周围以宫墙的“卫君”之城。第二，这些宫殿从功能和作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建筑，另一类是宗庙建筑。从1号和2号宫殿看，前者被判定为宫殿建筑，位于宫城的西南部，后者被认为是宗庙建筑，位在宫城的东北部，从绝对位置来看，似已有了宫、庙分离。但二者相距仅150余米，说明此时的宫庙分离，与后世还有较大的差别。特别是，比较1号和2号宫殿，可以发现，二者整体规模、布局、结构近同，但后者比前者要更规整、严密，封闭性更强。可见此时宫庙差别不大，宫室建筑基本上是宫庙一体的。但二者的差别也透露出后者作为宗庙建筑，其地位似乎比1号宫殿更为重要些。这表明，在宫庙不分的一体制下，庙的地位稍高。中国古代有“凡立宫室，宗庙为先”的说法。《墨子·明鬼》曰：“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盛王，其始建国都，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现，厩库次之，居室为后。”《荀子》亦说：“寝不逾庙。”从二里头宫城的情况来看，此制度很可能是从夏时即已初露端倪。这表明，夏王朝的国家政权，已经是一个族权和政权牢固结合的政体。第三，在宫殿布局中已经有了“前朝后寝”和“内朝外朝”制度。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1号宫殿的基本格局是，帝王朝会在前，生活起居在后，“前朝后寝”体现在一座大堂内，即建筑形制上的“前堂后室”。而2号和4号宫殿之间则体现了当时夏王宫殿的内、外朝制度。可见，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规划中的“前朝后寝”和“内朝外朝”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第四，二里头宫城建筑格局经历了由一体化多重院落格局布局演变为一体化多重单体建筑组合布局的过程。

    此一特点内涵已见前述，兹不赘述。

    （4）纵横交错的道路网以宫城为中心，按照“井”字形，环绕这一中心来布置。

    二里头中心区道路网以宫城为交汇中心，它也应是全城道路网的轴线，并通往城外，与外界道路相连通。宫城城墙是依原来道路的内侧修建的，宫城建成后，原来的大路实际被分隔成了宫城内外两条道路，一条是以宫城为中心通向全城的主干道，另一条则是宫城内顺城的宫内环行道路。这样的道路形制尽管与后世所谓的“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道路制度不同，但其“井”字形的道路网、以宫城为中心的结构和南北、东西主干道的确立以及道路分级等做法，显然已显露出后世都城道路制度的雏形。以后的“九经九纬”和我国古代都城以内的棋盘式道路，都应是在这种“井”字形道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偃师商城宫城

    近来的考古发掘显示，偃师商城宫城（包括现通常所说的“宫城”和“小城”）也是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形制与二里头宫城相似。宫城内建筑基址大致分为四类：宫殿建筑类，主要分布在宫城中部；祭祀遗存类，分布在宫殿建筑的北面；池渠类，在宫殿建筑和祭祀遗存之间；府库类，分布在核心宫殿区的西南。其内部建筑种类明显多于二里头宫城，由此其内部布局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其一，宫城由双重城垣构成，宫殿建筑集中分布在第一道城垣内，祭祀类和池渠类遗存亦在其中，形成宫城核心。在第一道城垣之外又围起第二道城垣，加强了对核心宫殿区的保卫，并在第一道城垣和第二道城垣之间以及第二道城垣外很近之处分别设置两座府库，府库四周也筑有城垣，呈犄角之势拱卫核心宫殿区。

    其二，核心宫殿区内由多座大型各自封闭式的宫庙建筑组成，其中每一座宫庙自成一个封闭式建筑单元。与二里头宫城主体宫殿形制呈“日”字形不同，目前已发掘的十余处此类宫庙建筑单元，形制相同，都是四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回”字形建筑群，或者是由三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凹”字形建筑群，凹字形建筑群均位于回字形建筑群后面，以回字形建筑群之主体为前屏，实际上也形成回字形建筑群。因此，几乎每个建筑单元都是四面封闭的“四合院”。

    对核心宫殿区的保卫，并在第一道城垣和第二道城垣之间以及第二道城垣外很近之处分别设置两座府库，府库四周也筑有城垣，呈犄角之势拱卫核心宫殿区。

    其二，核心宫殿区内由多座大型各自封闭式的宫庙建筑组成，其中每一座宫庙自成一个封闭式建筑单元。与二里头宫城主体宫殿形制呈“日”字形不同，目前已发掘的十余处此类宫庙建筑单元，形制相同，都是四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回”字形建筑群，或者是由三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凹”字形建筑群，凹字形建筑群均位于回字形建筑群后面，以回字形建筑群之主体为前屏，实际上也形成回字形建筑群。因此，几乎每个建筑单元都是四面封闭的“四合院”。

    其三，宫城居于郭城之纵轴上，并且以宫殿建筑群的南北中轴线作为全城的规划主轴线，其它分区则据此轴线布置，进一步强化了宫城对都城全盘规划结构的控制作用。1号、6号宫殿建筑以外的所有宫殿建筑都是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在北部居中，坐北面南，其两庑建筑东西对称。每个建筑单元都遵循纵轴对称原则，每个建筑单体也尽量做到中轴对称。

    其四，核心宫殿区内的宫殿建筑中以1号宫殿居中，前面有一条平坦的大道直通核心宫殿区正门——南城墙大门，它将核心宫殿区内的宫殿建筑大体分为东、西两区，对称分布。东区基址主要有4、5、6号宫殿建筑。建于商文化一期的4号宫殿面积不大，长51米，宽32米，但却包括了正殿、东庑、南庑、西庑、庭、南门和西侧门等7个部分，布局紧凑，结构简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前面的6号宫殿，开门朝东，与之对应，其后院内又有10号宫殿，显示4号宫殿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寻常。三期时建的5号宫殿，面积较大，长107米，宽80米，比4号宫殿大5倍有余，结构复杂，错落有致，主次分明。根据遗迹来看，这一带可能是宗庙建筑区。

    有学者推测，4号宫殿很可能是供奉祖先神主的庙堂，6号宫殿结构与1号几乎完全相同，性质当均属庖厨。从6号宫殿大门朝东，可推测其服务对象是4号宫殿，即6号宫殿从属于4号宫殿，可称为“神厨”。10号应是收藏祖先衣杖的寝殿。也有学者判断5号宫殿有可能是一座祖庙。西区的宫殿建筑经多次改建或扩建，结构复杂，前后相通，主要有2、3、7、8、9号宫殿宫殿。这些宫殿各自独立，自成一体，共同构成了当时商王举行国事活动、处理政务及王室居住的场所，即所谓的“朝”。

    其中，3号、7号宫殿当属于先后建造的“外朝”，2号、9号则应是先后建造的“内朝”。8号宫殿可能是“寝”，为商王及其王后、嫔妃居住之所。1号宫殿当是为商王服务的“东厨”。商王神灵居住的宗庙建筑与在世帝王居住活动的朝寝建筑，左右并列，不相混淆，显然已经确立了宫庙分离的原则。

    其五，在西区宫殿建筑中，体现出了“前朝后寝”制度。南部的3、7号和中部的2、9号宫殿是“朝”，北部的8号宫殿则是“寝”。这种“前朝后寝”的宫室制度从夏朝出现开始，商朝继续延续，一直到清代均未曾改变。而在属于“朝”的殿堂建筑中，又有外朝和内朝的区分。大体上，3号和7号宫殿是先后建立的外朝，而2号宫殿则为“内朝”。外朝与内朝，规模不同，结构有别，一前一后，连为一体，前朝后寝，内外有别。

    其六，庖厨独立。夏都二里头遗址的1、2号宫殿，庖厨建筑位于宫殿院落内东侧，东厨与宫殿联为一体。而在偃师商城宫城内，庖厨已经与宫室、庙堂分离，形成独立的建筑单元。东区有6号宫殿对应4号宫殿等；西区有1号宫殿，主要对应2、3、7、8号宫殿等。

    其七，宫城内出现了由大型人工水池和水渠组成的商王御用池苑。池苑位于宫城北部中央，水池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现存深度1.5米。水池四壁用自然块石垒砌而成，现已坍塌。此地弧凹，未见有石块铺垫。在水池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条与之连通的石砌渠道通往宫城外，二渠出宫城外后，先往北，再分别向东、西拐折，从城门下穿过，与城外护城河沟通。发掘者称：“此为现已发现的汉唐以来宫殿区‘太液池’类人工湖泊的最早先型自实例。”综上所述，二里头宫城和偃师商城宫城的内部布局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采取了多宫城制形式。宫城内有多组各自围以围墙的大型宫庙建筑，每组主体建筑各为一座大殿，自成一个封闭式建筑单元。

    不过，偃师商城与二里头在宫庙分区、朝寝布局等方面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偃师商城将二里头宫城不甚分明的宫庙分区发展为在宫内左右对称、并列分布，并把二里头宫城将朝堂和寝室两种功能集中于一座宫殿建筑之中的做法改变为一个建筑群中朝、寝分别的单独建筑，这就形成了宗庙建筑与朝寝建筑左右并列，基本对称和朝寝单独建筑，前朝后寝的布局。

    3.周王城宫城

    受周王城宫城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我们尚还不能对其实行多宫城制的情况予以明确的解说。但根据前面所说的多年前考古学者在王城遗址西南隅发现有南北两座毗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一座独立的宫殿建筑的情况，联系西周镐京遗址中的4、5号建筑基址、周原凤雏甲组宫殿遗址看，它们都是由两座宫殿遗址组成的“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之宫殿布局形制。秦汉时期，这种宫城中包括多座（组）宫殿院落的多宫城制依然十分流行。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周王城宫城同样实行的是多宫城制。但周代的多宫城制似又与夏商有所不同。据《考工记》等的记载，周代宗庙不在宫城内，而是位于宫城外即宫前，即“左祖”，具体位置是与外朝并列，位于宫前区的左侧，右侧是社稷坛。宫内的主要政治活动场所是朝。周天子置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又分治朝和燕朝，三朝各有不同的功能。若《考工记》所载确是西周城邑的规划，那么此时都城中帝王所居宫殿已与祭祀建筑分开，宫城置于都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祖先崇拜的宗庙和自然神崇拜的社稷坛位于宫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经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这种宫殿建筑规划模式正是后世所谓的“周制”，即在中轴线上分两组左右排列建筑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北京明清故宫建筑群就是这样的布局。

    夏商周时期十分流行的多宫城制，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它是由祭政合一国家结构所决定的。夏商国家是建立在家族——宗族组织基础上的宗法国家，以王权为首的政治身份与宗族内各级宗主的地位相一致，宗族与政权连成一体，互相保证，休戚相关。与之相应的，便是政治统治权与宗教祭祀权合二为一。这种国家结构反映在都城形态上，就是都城内必须拥有宫室宗庙。

    宫室是统治者居住、生活和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宗庙是统治者供奉其祖宗的庙宇。

    对统治者来说，二者不可或缺。行政权力空间与宗教祭祀空间存在耦合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都城空间格局的核心。从夏商宫室宗庙格局看，当时盛行的就是宫庙一体。二里头宫城早期的3号宫殿结构，说明当时还处于一个合统治者居住、聚会、祭祀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混沌未分的阶段。即便是此后宫庙开始分属不同的建筑个体，也是集中于一区，即宫室所在与宗庙所在是合一的。由于宗庙同时还承担了各种重大礼仪活动，因而，就地位而言，宗庙的地位似乎还稍高一些。宫室作为统治者王权的象征，宗庙作为神权的象征，存在于都城之中，由此也形成了夏商时期宫城内多组封闭式建筑共存的局面。但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周代的宗庙不在宫城内，而是在宫前。这可能与神权越来越直接服务于王权，而且周人更加注重祭祀所能带来的实用功效有关。周代虽然也可称为一个政权与神权合一的社会，但它奉行的是宗法分封的家国政治。由于宗法制度兼备政治统治权力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到西周发展到典型阶段。此时的周天子虽然垄断着对天的祭祀，但用天的礼仪仅仅是为了来表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并借此显示其威仪，而且周人更加注重的是祭祀所带来的实用功效。因此，宗庙移到宫城外后，周王仍常在宗庙祭祀，并进行政治活动。《周礼·考工记·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郑玄注曰：“世室者，宗庙也。重屋者，王宫正堂。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西周之时，每月的告朔听政、册命赏赐、军事仪式、朝聘仪礼等均在宗庙里举行。宗庙不在宫城内，只是表明它已不是宫城中心，但它依然是周王的日常重要活动场所，仍然是都城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宗庙虽移至宫城外，但宫城内多座（组）宫殿院落格局并未改变，随着周代三朝制度的完善，这种多宫城之制还应会有所加强。

    其二，它与宫城的核心“朝会”的早期形态有关。“朝会”是王朝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后世不同，夏商周时代的“朝会”参加者，除了王官外，还有平民（国人），这些人不一定有官职，人数也多。这是早期王权政治的一个特点，国家政治生活中还保留有部落民主制的遗迹。夏王每逢大事要咨之于贵族。《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都前，将“众”即平民召至王庭，同他们商量迁都之事，说服他们同意迁往新都。夏商周时期“朝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地点多在庭院。从西周铜器铭文及有关文献看，周王宫城内有“大廷”、“中廷”、“少廷”，子臣由门入，天子由门出，有“出门”、“入门”、“出庭”、“入廷”，立于“东阶”、“西阶”的记述，而室内活动记述很少。可见君臣多在露天举行活动。历史上有人认为，“周代三朝，惟路寝有室，余皆平庭。”并引《礼记·曾子问》：“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及终礼，废者几？”因雨霑服失容则废。由此可以设想，周时朝会的场所就在用墙或廊围成的庭院中。这样既可以与外界分隔，又有安全保障。如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主殿前的庭院，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可容纳万人活动。这样的庭院，我们在二里头宫城、偃师商城宫城等中已经有了不少的发现。二里头宫城及偃师商城宫城内数个类似的庭院，按不同功能，前后或东西并列，院内还有相应的其它设施，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

    二、东汉洛阳城的双宫城制

    秦和西汉时期，继续实行多宫城制。秦统一六国后，使这一制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期。秦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于此坂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引庙记云：“北至九嵏、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秦始皇三十五年又开始修筑著名的阿房宫。秦都咸阳宫城由诸多相对独立的宫殿区组成，包括咸阳宫及仿建的六国宫室。每个宫殿区由一组或多组大型建筑物群体组成，每组建筑都自成单元，四周都筑有围墙。所以整个都城内没有统一的宫城区，故也没有统一的宫城城墙。秦都咸阳实行的是互相分离的封闭式多宫城制。西汉长安城的宫城位于大城内的南部和中部，由长乐、未央、北宫、桂宫和明光宫等五个小城组成。汉武帝时又筑有建章宫。每一个宫都是一组宫殿的总称，包括众多相互远离的宫室殿堂，如未央宫的宫殿即超过了30个。宫城面积占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每个宫城四周均筑有高大的夯土城墙，成为相互独立的建筑群体。

    东汉洛阳城宫城位于城的中部，与西汉长安城相比，虽然还是“多宫制”，但是已经转变为南北“两宫制”。换言之，东汉实行的是双宫城制。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双宫城制。从东汉以前的多宫城制到东汉南北宫双宫城制的转变，反映了宫城趋于集中的发展方向。

    东汉时期的洛阳城是在周秦旧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其中部为西周时期的成周城址。该城址基本呈方形，规模大致合当时的东西六里、南北五里，其北垣略长于南垣，且东西垣的方位是略偏向西南，而非正南北向。其后，在西周城址基础上，东周和秦时期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城之举，并形成了南北两宫对峙的格局。

    一次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东周敬王时期。其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周敬王为避王子朝之乱而移居成周，因城小不受王都，晋合诸侯、大夫戍成周城，毁狄泉扩而大之。《春秋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谓是年“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邾娄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城成周。”指的就是这件事。《左传》杜预注说：狄泉，在“洛阳太仓而南，池水也，时在城外”。杜注说的洛阳是指汉晋时的洛阳，城内的水池就是敬王扩城前城外的狄泉。此次扩建，东西南三面城垣予以保留，而将北城垣向北移动约合当时的2里，并使北垣东部向外凸出，以便将城东北的狄泉及其附近的一处离宫包含进来，并很可能在此修建了北宫。清徐松在《河南志》的《后汉城阙古迹》说：“后汉都城即周敬王会诸侯、毁狄泉、大筑成周为都之城，有南北宫。”另一次扩城之举，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时。《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封吕不韦洛阳十万户，故大其城，并围景王冢也。”周敬王冢在成周城东北。此次对东周洛阳城的扩建，是将城垣向南延伸约两里，并可能在扩展的地方修建了南宫。因考虑到和北宫的呼应，南宫的位置偏于东南。若这一推测无误的话，则至迟在秦时南北宫对峙的格局就可能形成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汉高祖刘邦初都洛阳时即曾“置酒洛阳南宫”。周秦时期营建洛阳南宫和北宫，为东汉洛阳宫城建设奠定了基础。

    建武二年（26年），汉光武帝刘秀驾临洛阳“幸南宫却非殿”，以此为大朝正殿。建武十四年（38年）正月“起南宫前殿”，即崇德殿，作为南宫的前殿。据《元河南志》的《后汉宫城图》，却非殿位于南宫稍南处，新修的崇德殿则在却非殿之北，南宫中央的地方，其“居中”意识明显。九月，在都城南墙开辟平城门，北对宫门。《续汉书·五行志》引蔡邕话说：“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有从出，门之最尊者。”以平城门为最尊，既说明其为正门，又说明宫城朝向是坐北朝南，以南为尊。

    汉明帝时，重建北宫。在此之前，北宫也已颇有规模。《后汉书·井丹传》云：

    “建武末，沛王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永平三年（60年），明帝“起北宫及诸官府”，八年冬，“北宫成”。北宫的正殿是德阳殿。相对南宫来说，恢复重修的北宫的规划合理性及规模远在南宫之上，尤其是新建的德阳殿规模极为宏大，《续汉书·

    礼仪志》刘昭注引蔡质《汉典职仪》云：“德阳殿周旋荣万人。陛高二尺，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所以，《文选·青青陵上柏》云：“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形象地描绘了南北两宫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古代都城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形制。根据王仲殊的推测，南宫大约在中东门大街以南、旄门—广阳门大街以北，开阳门大街以西，小苑门大街以东，为长方形，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约1000米。北宫大致在南宫以北略偏西，即中东门大街以北、津门大街以东、谷门大街以西、北靠城墙的区域，呈方形，其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南宫北宫南北纵列稍错，其间有复道相连，中间道备皇帝行，从官陪行于两侧道，并以大屋相覆。《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王仲殊推测，此处七里恐为一里之误。整个宫城平面是一个“吕”字形。

    从图中可以看到，东汉重建的北宫位于宫城的中部偏北，南宫则稍偏向东南，两宫均有四座同向同名的阙门，门两侧有望楼。四门名东为苍龙，西为白虎，南为朱雀，北为玄武。整个宫廷区几乎占了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南、北宫城内由若干个体的宫殿组成，且排列比较紧密。南宫内除了前殿崇德殿外，见诸《后汉书》的殿台还有东宫、西宫、嘉德殿、承福殿、宣德殿、乐成殿、宣室殿、长秋宫、却非殿、广德殿、千秋万岁殿、杨安殿、玉堂、东观、云台、太极殿、和欢殿、灵台殿等。其中，东宫、西宫分别是指南宫中位置不同、分别为汉帝和皇后使用的殿所，东观是收藏图籍和名儒校书的机构，著名的《东观汉记》等即是在这里完成的。南宫东侧分布有司徒府、司空府和太尉府等中央府曹。正对南宫南门的平城门既是宫门，也是洛阳城最重要的正门。

    北宫除正殿德阳殿外，还有章德殿、崇德殿、宣明殿、含德殿、寿安殿、温明殿、白虎观、增喜观等。永元四年（92年），和帝亲临北宫章德殿，讲经于白虎观。

    班固据此撰有《白虎通义》一书。北宫主要是太后、嫔妃的住所，但也被用作正旦节等重大节日之际的朝会之所。北宫西侧有濯龙园，东侧有永安宫和步广里、永和里等贵里，东北为太仓和武库。永安宫，“周回九百六十八丈。”《后汉书·百官志》曰：“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从有关记载看，该宫具有皇家苑囿的性质。

    宫城内的宫殿又有省中与省外之分。所谓“省中”，《汉书·昭帝纪》曰“共养省中”注引伏俨说：“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颜师古自注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妄也。”可知，“省中”即是“禁中”，它是君主平居燕处经常居住的地区，也就是后宫。具体而言，它包括太后宫、皇帝宫、皇后宫、东宫、贵人居处的掖庭和碑女居处的永巷等。

    东汉洛阳宫城布局的另一个大变化，是宗庙等礼制性建筑从宫城中的迁出，并因此在都城南部形成了一个文化区。《续汉书》卷九《祭祀志》云：“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东汉的宗庙社稷，是按照“左祖右社”规划建设布局的。“左祖右社”被正式纳入到都城的规划设计，这也是秦汉以来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最早实例。按照有关记载和图录，东汉的明堂、辟雍、灵台，即所谓“三雍”等礼制性建筑均分布在洛阳城南郊平城门大街的左右两侧，即都城主轴线两侧。明堂为“天子太庙”，辟雍为“行礼乐、宣教化”的处所，灵台是国家天文台，是观天、通天的场所。三雍在中元元年（56年）动工，永平二年（59年）完工。据考古发掘，东汉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大道东侧，辟雍遗址在明堂的东北、洛阳城南墙上东起第一门御道东侧，灵台遗址在平城门大道西侧，即“明堂之友”。宗庙等祭祀礼制建筑已失去了与宫城宫殿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人君听政居住的宫城与祭祀神鬼的礼制建筑，在空间上已有了明确的划分，礼制建筑日益沦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反映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皇权的加强。东汉之后宗庙等礼制性建筑虽位置又有调整，隋唐以后被固定在皇城的东南隅和西北隅，但它始终没能恢复到先秦时代在宫城之中的显赫地位。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又在辟雍之东北建立太学。陆机《洛阳记》曰：“太学……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后汉书·翟酺传》载：“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顺帝永建元年（126年）重修太学，扩建240房、1850室。整个东汉时期，太学生基本维持在万人以上，最高峰的桓帝时期曾达到3万人以上，其居住和活动的范围可能涵盖了包括太学和辟雍、灵台、明堂等在内的洛阳城东南的广大地区。三雍在儒家经典里被视为礼乐教化的象征。东汉非常重视三雍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东汉皇帝经常在这里举办重大仪式活动。班固、张衡等在其著名的都城赋中，对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极力称赞，认为它才能够体现东汉洛阳都城的建筑特点和文化品格。三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地位以及东汉皇帝在三雍经常活动的影响，再加上平时太学生在太学及其周围的生活、活动，洛阳城东南事实上已成为洛阳城的新兴文化区。这一文化区的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历代在都城城南的文化区其源头都可追溯至东汉。

    通过对东汉宫城的陈述，可知东汉宫城空间结构及布局上的最大特点是采取了宫城与都城在同一个空间秩序中展开的做法，从而为新的宫城和都城模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具体表现为：第一，实行双宫城制度，宫城坐北朝南，宫城南门成为正门；第二，宫城南门前正当南北大道，由南宫向南的南北大道延伸到南郊的文化区，形成都城南北轴线；第三，宗庙等礼制性建筑从宫城中迁出，并因此在都城南部形成了一个以礼制建筑为主的文化区；第四，官署、苑囿和贵里形成与宫城相连系的集中分布。

    对东汉洛阳城的宫城有了一个概括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洛阳城的城郭问题，即东汉洛阳城究竟属于宫城还是郭城。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已做了很多，城墙走向与基本结构也已比较清楚。东汉洛阳是在周秦旧城基础上扩建而来，城垣大约是在建武十四年前后在前代城墙的基础上增筑而成。整个城址呈南北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帝王世纪》所记与之差不多，大约南北长九里，东北宽六里，因而古称“九六城”。考古勘测表明，东汉洛阳城遗址南城墙已被水冲毁，西城墙残长约4200米，北城墙残长约3700米，东城墙残长约3895米，与古文献所记基本相符。

    洛阳城规模有限，南北二宫不仅占据了城中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还占据了城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其他如市场、平民居住区占据的面积较少。因此，有学者认为洛阳城实际上是一座“内城”。此一观点值得商榷。考察一座古城是否是内城，不仅要看宫城占据的位置和面积，关键还要看城墙之外是否存在一个“郭”。东汉洛阳城这方面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但钩稽文献，还是能够寻到“郭”的蛛丝马迹。东汉洛阳城是否有郭，首先要看洛阳城外是否有居民居住。文献中多次提到在洛阳城外有普通民居。如《后汉书》卷8《灵帝纪》云：“广阳门外屋自坏。”广阳门是洛阳城西墙上南起第一门。同书志17《五行志》载：灵帝光和二年“雒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上西门是洛阳城西墙上北起第一门，附近有金市以及濯龙苑等皇家御苑。这些材料说明洛阳城郊的确有民众居住和生活。东汉洛阳城的三大市场，除金市在城内外，在城外东郊有马市，南郊有南市。

    如果城外没有居民，在城外设置市场又有何种意义？吕思勉说：“城之外为郭，亦曰郛。郛以内为郊，郊称国中。其外则为鄙，亦曰野。”可见，洛阳的郊区就在洛阳的郭内。据《续汉书·祭祀志》记载：“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另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也。”这是文献记载比较清楚的洛阳东郭。《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则洛阳也有北郭。有的郭还有具体的名称。

    《后汉书》卷56《种暠传》说：“谌送客于大阳郭，遥见暠，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歆笑曰：‘当得山泽隐滞，乃洛阳吏邪？’谌曰：

    ‘山泽不必有异士，异士不必在山泽。’”足见洛阳有被叫做“大阳”的“郭”。既然“郭”有具体的名称，当也应有具体的四至。可惜史料缺乏，我们还不能作进一步的陈述，比如郭的外侧是否有围墙等。但据《三辅黄图》等文献记载，西汉长安有郭，并且有郭门，也就是有郭墙。由“里”的外墙或其他墙垣增筑而成，也有“依山川为之，非如城四面有垣”的。这时郭的外侧标志，可能是当地居民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比如山脉、河流、湖沼等，不能一概而论。西汉长安的情况对我们认识东汉洛阳应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具体到东汉洛阳城，目前考古发现的洛阳城，南北宫及皇家御苑、官署、官邸等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地域，如此高的比例，使人很倾向于认定它是一座具有内城性质的城。但是，虽然东汉洛阳在结构上还属于“多宫城”的空间结构形式，宫城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宫城城墙，但我们看到东汉洛阳空间结构分布与西汉长安相比已有所不同，分布全城的宫殿群落开始隐退，宫城移让过程初露端倪。除了南北宫之外，其余大部分空间似已是都城居民的生活空间。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部分居民开始突破城墙的限制，在城外居住。因此，我们认为东汉洛阳城既不是宫城，也不是内城，应是一座扩大的宫城而具有内城性质。在洛阳城之外还有广大的郭，故在形态上，它还是属于“内城外郭”格局。

    东汉南北二宫分别既有朝会之所，又有寝宫。从功能上看，南北二宫都合于“前朝后寝”之制。因此，对它们的性质及其在东汉政治生活各自所起的作用，历来说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两宫“从现有史料看，难以分出主次。”另一种意见则恰相反，认为南宫是东汉最主要的宫殿，其地位远在北宫之上，终汉一世不衰。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北宫建成后“遂成为两宫中的主宫”。认为北宫地位高于南宫者的一个理由，是说北宫规模大于南宫。这种认识大体是建立在王仲殊复原图上。依复原图的确可以得出北宫面积大于南宫的结论。王仲殊的复原研究，立足文献记载和考古获得的相关城门、街道资料，有其独到之处，是目前比较接近事实的复原。但王仲殊图毕竟是一个复原图，尚未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何况其复原研究本身，也并非是无懈可击。如，他将南宫城墙复原至大城横一道的北侧。但多项资料显示，南宫城墙应在洛阳南城墙临近处。

    《续汉书·百官志》平城条本注引《汉官秩》云：“平城门为宫门，不置侯，置屯司马。”平城门系洛阳城南门，同时也是南宫之南门，可知，南宫城墙应是旁于洛阳南城墙下。元《河南志·后汉城阙宫殿古迹》云：“南宫南临洛水，去北宫七里，在平城门内。”汉代时洛河流经洛阳城南。南宫“临洛水”，当在临近洛阳城南面。此外，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南宫有22个殿，北宫有15个殿，依此度之，则南宫似比北宫要大。由此看来，王仲殊的复原研究，是目前大致与事实基本接近的成果，但个别细部还需要作出更符合实际的改动和充实。持南宫地位始终高于北宫意见者，注意到了光武帝时，朝廷之重大礼仪往往于南宫举行的事实，却忽略了北宫建成后以主殿德阳殿为朝会正殿这一变化。既然不能单纯以规模大小、光武帝时的情形来论南北宫的性质与地位，那么，以文献中有关东汉帝、后等在两宫中的主要活动来分析，也许不失为一个方法。皇帝的记载中其即位和驾崩的地点是一个重要考察内容。先依《后汉书》制东汉诸帝驾崩地点表如下：

    在诸帝驾崩地点中，崇德殿、嘉德殿、玉堂、东宫可以确定在南宫，南宫前殿，即《元河南志·后汉宫城图》中的崇德殿，东宫前殿即南宫正殿。德阳殿、章德殿则在北宫。

    德阳殿是汉明帝在永平年间所建的北宫主要宫殿之一，时间上晚于崇德殿，二者相距五十步。从上表的统计可知，东汉一代十三帝，除安帝死于出巡途中，少帝被废，献帝禅位外，余下10帝，死于南宫者计7帝，死于北宫者有3帝，时间跨度贯穿了整个东汉时期，特别是自殇帝后，东汉中晚期诸帝大多驾崩于南宫。

    《后汉书》中有关皇帝即位地点的明确记载不多，主要有安帝、顺帝和献帝3人。

    《安帝纪》云：延平元年“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

    《顺帝纪》云：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

    《董卓传》云：卓“复集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乃立陈留王，是为献帝。”

    上述三帝中，即位于南宫者有二，北宫者一。另外，质帝、桓帝也可确定在是在南宫即位的。

    《质帝纪》云：永嘉元年“冲帝崩，皇太后与（梁）冀……丙辰，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

    《桓帝纪》云：本初元年，“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

    按照东汉的惯例，皇帝往往是在先帝驾崩后的当日即位，也就是说即位者应该是在柩前。其即位的仪式一般是先帝驾崩—柩前即位—大葬—谒庙。因此，根据这一仪式，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东汉诸帝即位的地点也是南宫、北宫皆有，而在南宫则数量相对较多，特别是在东汉中晚期。但由此并不能得出南宫重于北宫的结论，因为在东汉时期围绕着南北二宫的政治活动同样都是很多的。聊举《后汉书》所记数例：

    《清河孝王庆传》云：“永元四年，（和）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

    《五行志二》云：“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殿火。是时和帝幸北宫，窦太后在南宫。明年，窦太后崩。”

    《马皇后纪》云：“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

    遂立为皇后。”长秋宫在南宫。《注》云：“皇后所居宫也。”

    《窦皇后纪》云：“建初二年，后与女弟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肃宗先闻后有才色，数以讯诸姬傅。及见，雅以为美，马太后亦异焉，因入掖庭，见于北宫章德殿。”

    《顺帝纪》云：安帝延光四年中黄门孙程发动政变，“十一月，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

    《桓帝纪》云：建和元年“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灵帝纪》云：建宁元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皇太后迁于南宫。”又，同书《窦皇后纪》亦有类似记载，并云：“……帝……建宁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于南宫。”

    《灵帝纪》云：“中平六年八月庚午，张让、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幸北宫德阳殿。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苗败斩之。”

    《献帝纪》云：建安元年“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即使在东汉后期，围绕南宫，皇帝、皇后们的政治活动依然是十分频繁的；皇帝、皇后们的政治活动既有在南宫者，也有不少在北宫。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认为，周长山有关南北两宫地位“难以分出主次”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但仔细分析上述史料，我们同时发现，东汉时期中晚期太后似以南宫为常居地，皇帝则往往以北宫为常居地。东汉中晚期愈演愈烈的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权力争夺，与此也不无关系。外戚集团以太后常居的南宫为临时根据地，问鼎与把持朝政。皇帝及宦官集团则以北宫为根据地予以反制。在这中间，由于南北两宫间复道具有沟通联络管道的重要作用，而被人们重视，控制和割断复道，往往成为争斗中的重要措施。文献中此类记载亦颇多：

    《后汉书·冯鲂传》：“永平十四年，诏复爵土。明年，东巡郡国，留鲂宿卫南宫。”注引《东观汉记》曰：“敕鲂车驾发后将缇骑宿玄武门复道上，领南宫吏士。”

    《后汉书·儒林杨仁传》：“显宗特诏补北宫卫士令，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

    在东汉第一次宦官与外戚窦宪的争斗中，和帝“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

    ……宪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后汉书·和帝纪》亦云：“窦宪潜图弑逆。庚申，幸北宫。诏收捕宪党射声校尉郭璜，璜子侍中举，卫尉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狱死。”东汉宦官弄权自此开始。

    顺帝和宦官孙程与外戚阎显争斗，“北乡侯薨。阎显白太后，征诸五子简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皆戴单衣为誓。

    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程等留守省门，遮扞内外。”阎显等下狱被杀。顺帝“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阎显兄弟闻帝立，率兵入北宫，尚书郭镇与交锋刃，遂斩显弟卫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己未，开门，罢屯兵。”桓帝和宦官单超与外戚梁冀争斗，合谋诛冀，《后汉书·梁冀传》云：“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惲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敕吏收惲，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

    帝因是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敛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迫使梁冀自杀。

    灵帝时，外戚窦武谋杀宦官，宦官“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窦武兵败自杀。

    灵帝死，外戚何进拥立少帝，欲铲除宦官，宦官张让等“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斩进于嘉德殿前。”由上可见，以南北二宫为中心，外戚和宦官集团斗争之激烈，而在两大集团的每次权力争夺中，最终往往是外戚集团处于下风。获胜后的皇帝及宦官集团仍以南北两宫交替使用。究其原因，与两宫形制有相当关系。其一，北宫地处洛阳城北部，接近太仓、武库。《洛阳记》曰：“建始殿东有太仓，仓东有武库。”北宫地势高于南宫，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又有充足的物质军备；其二，从前引“建武末，沛王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可知，北宫也应是宗室的常居地。拱守都城的北军亦在此附近驻扎。在与外戚集团的斗争中，皇帝如在南宫时，往往要先脱离南宫，转至北宫，正是为了可以援手宗室和北军；其三，与西汉不同，西汉皇后有自己专用的宫殿——长乐宫，可将之经营为可靠的根据地，而东汉外戚则无此资源可资利用，南宫仅仅是临时的根据地。因此，在东汉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甚至往往发生外戚一旦离开南宫或进入北宫就被“诏捕”消灭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原来的多宫城制演变为东汉时期的双宫城制，实际上也反映了王权政治的强化。东汉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权力争夺是东汉政治的一大特点，它贯穿于东汉整个中晚期历史，而这类争夺又是以南宫、北宫为主要舞台交替展开。因此，我们可以说，就总体而言，东汉一代，南宫、北宫在政治上的地位既不分伯仲，又各有特色。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某一宫城的地位相对突出一些。由此，这也构成了东汉两宫城制长期存在的一个理由和特色。

    三、单一宫城制的确立和发展

    单一宫城制是我国古代宫城制度的定型形态。它的出现使举行大礼、处理朝务以及皇帝、皇后、嫔妃居住生活的宫殿建筑形成了集中布局，它的形成有助于实行统一的集中管理，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同时，也有助于都城整体布局趋于整齐。

    1.曹魏洛阳宫

    关于单一宫城制在我国古代出现的时间，传统观点认为它最早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形成的。近来有学者引曹魏邺城为例，主张单一宫城形成于曹魏邺城时期。

    我认为，此二说均不妥。

    曹魏邺城是东汉末年汉相曹操所营建的魏王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平面呈横长方形，《水经注》记载为：“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宫城位于全城的北半城西部，按用途划分为三区，中区是进行政务活动和典礼活动的礼仪性建筑群，以主殿文昌殿为中心；东区前半部是魏王的行政办事机构，后半部是内宫；西区是内苑，著名的铜雀三台就在这里。从宫城布局看，它的确改变了东汉洛阳城南北宫分散布局的特点而初步形成了单一宫城布局。不过，目前的考古材料还只能说明邺城的宫殿区、宫苑区和贵族宅邸分布在邺城北部，至于这一区域何时形成宫城还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另一方面，邺城并不属于帝都，就汉代政治等级体制而言，它属于诸侯王的封国都城。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相关研究，邺城在东汉末，兼有魏郡郡治和冀州州治，属于郡国级城市，其州治就在城的西北部，其南面、东面是居民区。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邺后，城墙依东汉之旧，没有向外扩展，只是把旧州治改为宫城，把州治东的居民区改为戚里，形成了单一宫城的格局。故曹魏邺城从整体上看，是因袭汉代郡国一级城市规模体制，而不是按帝都体制重新规划建设的。216年，曹操称魏王，开始了代汉的过程。219年曹操留居洛阳并修缮洛阳宫殿，明显有代汉后以洛阳为都城的意思。220年曹丕代汉后，以洛阳为都，以后邺城才被列为五都之一，成为曹魏的重要陪都。因为曹操没有在代汉后建都于邺的打算，因而，也就没有完全按帝都之制去建设它。从这一点来说，主张我国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制形成于曹魏邺城时期并不十分妥当。准确地说，应是曹魏邺城对以后古代都城单一宫城制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根据现有材料，我认为，我国古代单一宫城制初始于曹魏洛阳城时期，形成于北魏洛阳城时期，完善于隋唐长安城、洛阳城时期。

    东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西迁长安，烧洛阳宫室及人家，洛阳成为一片废墟。魏文帝代汉建魏后，在东汉洛阳城废墟上重建都城，城址规模无大的变化，城墙与城门均是在东汉基础上修复、加固，城门仍为十二座，位置和形制大都沿用前代，仅名称在魏晋时期有所变化。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文帝和明帝对宫城——洛阳宫的重建上。史籍中分别用“初营洛阳宫”和“大治洛阳宫”记述文帝、明帝时期的宫城重建。洛阳宫始建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宫内主要修建了凌云台、嘉福殿、崇华殿（后改称九龙殿）等建筑，开凿了宫内水池灵芝池；在宫北御苑芳林苑内重新穿凿了汉代就有的天渊池，修筑了九华台等。大治洛阳宫则在明帝时期，主要修建了昭阳、太极诸殿及总章观、凌霄阙等，并在芳林苑建起了景阳山。宫城正门阊阖门也建于明帝初期。

    文献中对魏晋时期的宫城记载颇有抵牾，其分歧的关键在于曹魏之南宫与东汉之南宫是否重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述黄初元年（220年）初营洛阳宫事，魏晋洛阳城平面复原图裴松之注云：“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明确说太极殿在汉南宫故地。《水经注》也有类似记载。蔡质《汉典职仪》则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两宫相去七里。”据此，太极殿在汉北宫故地。近年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门址的发掘，为蔡质的说法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支持。

    考古学者通过对北魏宫城南墙的勘查，在其西段发现了一处缺口，其位置北面正对宫中正殿太极殿基址，南面直对内城正门宣阳门内的南北轴线大街——铜驼街。

    其殿堂式城门台基不在宫墙缺口位置处而是后坐于缺口北部，门前两侧巨大的夯土双阙则坐落在宫墙缺口两端，形制极为独特。城门楼台台基东西长44.5米，南北宽24.4米，前后各有三个坡道。门前两侧左右双阙对称分布。根据门址所处位置和发掘解剖，考古学者确认它是北魏时期修补改建前代的城门建筑而成，到后代北周时还曾修复重建。其城门台基与门前双阙的总体平面布置及基本规模则在魏晋时期就已形成。阊阖门最早的称谓是从曹魏初期重修洛阳宫时开始的。北魏迁都洛阳后，为了以示国统正朔，基本沿用魏晋，包括门址的名称。元《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云：“宫室：按，宫殿多依魏晋旧名。或云依《洛阳图》修缮某所某居，疑总名阊阖宫。然又与上门名犯。”北魏宫城正门仍叫阊阖门，正殿还称太极殿。在确定了曹魏阊阖门的位置之后，根据相关文献，即可推定洛阳宫其他城门司马门、止车门、东掖门、西掖门等的位置。考古资料进一步证实，魏晋的洛阳宫及正门、正殿的位置与北魏时代相同，同处在洛阳城北中部的汉代北宫故地，而在汉代南宫位置则未见任何恢复重建的迹象。文献中记载的曹魏时期的数次宫廷政变也都发生在北宫，从未提及南宫。裴松之所云“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应是在引用梳理有关文献时有误。一些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曹魏时期的南宫、北宫，并非是指两个宫殿，而是指洛阳宫的南北两个部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吻合，显示曹魏时期规划建设的洛阳宫与北魏时期的宫城一样，为同一座单一个体宫城，实行的是单一宫城制。

    曹魏宫城平面呈矩形，南面主要有二门，西为阊阖门，是全宫的正门，北对正殿太极殿，形成全宫的南北主轴线。太极殿是魏晋皇帝举行大朝会等主要礼仪活动的主殿，东西两侧与它并列建有东堂和西堂。太极殿和东、西堂之间都有墙，墙上各辟一门，即东西閤门。閤门之南为朝区，进入閤门后即为寝区。朝堂、尚书省、中书省等官署在北宫东侧的前部。这样全宫从建筑布局上看，朝区、寝区各殿分别形成三条东西并列的南北轴线，而从使用性质上看，则以閤门为界，划分为南北两区。《三国志》裴松之注所说的魏明帝所建南宫，所指应是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南区，即朝区。曹魏宫城的基本格局为后来的西晋承继，而少有损益。《晋书·武帝纪》记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晋武帝设坛于洛阳南郊受禅，礼毕，大驾还洛阳宫，临太极前殿宣诏即皇帝位。可见西晋太极殿是曹魏太极殿原殿的延续。

    根据上述曹魏、西晋洛阳宫的建设情况，可将这一时期的洛阳宫城空间结构及布局特点概括如下：第一，改变了秦汉以来南北两宫对峙为主的宫城布局模式，开创了单一个体宫城这一新的宫城制度，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直接影响了后代。要指出的是，这一制度是城郭形态的单一宫城制；第二，奠定了宫城位于整个都城北部中间的布局形制。宫城向北移动的趋势在东汉洛阳城后期已露端倪，魏晋洛阳宫通过废弃东汉南宫，在北宫建设新宫城的方式，确立了宫城在都城之中居北、居中的布局形制；第三，随着宫城移至都城中北部，苑囿区与宫城的关系也作了重要调整，宫城北部与皇家御苑相连。

    曹魏之所以实行单一宫城制，其原因很多。从宫城制度发展角度看，我认为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其一，东汉实行的南北宫制在统治者内部斗争中弊多利少。南北两宫在中后期实际上成为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权力争夺的重要舞台，政治黑暗，皇权衰微。东汉多次政变都是利用两宫的阻隔而成功，其教训是深刻的。作为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对此自然印象颇深。都城内只建一个宫城，分区明确和形制规整，有利于控制和管理，保证政权的稳定。其二，曹魏洛阳城的布局吸收了东汉洛阳城北宫的因素。还在曹操营建邺城时，在许多方面就仿效了东汉北宫的布局特点。东汉洛阳以北宫德阳殿为大殿。北宫中，德阳殿居中，皇帝日常议事的崇德殿和朝堂在德阳殿东。宫畔最大的内苑是北宫西北的濯龙园。曹魏邺城宫城中的主殿文昌殿东为议政的听政殿，其西为铜爵园，其格局明显是效法东汉北宫。东汉宫殿有司马门、止车门等名，邺城宫殿也用此名，并且司马门只供魏王一人出入。如上面所分析的，东汉北宫也是皇帝宗室的常居之地，曹操在邺城时期即刻意模仿之，曹丕建都洛阳后，以原东汉北宫为基础，并吸收邺城之经验，建设单一宫城，自有其逻辑的合理性，亦显然出于加强中央集权之意图。因此，我们主张，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制初始于曹魏洛阳城。

    2.北魏宫城

    曹魏西晋两朝经营数十年的洛阳城，在西晋末永嘉之乱中遭受严重破坏，再次成为一片废墟。洛阳城得以重建乃是180余年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事。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决定自平城迁都洛阳，在魏晋城址基础上重建洛阳城。由于孝文帝把重建洛阳作为其改制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在迁都前二年即遣李彪、蒋少游等出使南朝，考察建康宫殿模式，图画而归。在此之前，蒋少游还奉旨丈量了洛阳城魏晋基址，准备工作相当细致，因此，北魏洛阳城的规划建设是在重视旧城原有格局，又吸收、借鉴了建康、邺城和平城等规划经验的结果。

    北魏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而略为偏西，基本沿用了魏晋时期的洛阳宫，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平面呈南北纵长形。阊阖门和建春门之间的东西向御道横穿宫城中部，将宫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半部为宫殿区，以太极殿为宫内正殿，殿址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60余米。此外，又有太极东西堂、朝堂及显阳殿、式乾殿等重要殿堂。

    宫城北半部为苑囿区，也称西游园，为帝王游乐或经常临幸之后妃居住场所。

    主要殿堂有宣光殿、嘉福殿、九龙殿、宣德殿、凌云台等。宫城北面和东北面为皇家御苑芳林苑。太极殿是帝王朝会处理重大朝政的殿堂，其位置并不严格地处于宫城中央，而是在宫城中部偏西之处，这是迁就旧城街道、城门格局的结果，也显示了北魏宫城布局形式是在魏晋洛阳宫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事实。其宫城南北两部分格局也如同魏晋时期的洛阳宫。

    北魏迁洛之初，孝文帝曾以金墉城为临时宫城，直至宣武帝执政之初仍居金墉城。该城位于汉魏洛阳城的西北角，始建于曹魏时期，西晋和北魏时期又有建设，形成有三座小城连在一起的格局，平面略呈“目”字形，总面积约26万平方米。金墉城作为魏晋北魏时期洛阳城西北角的重要建筑，在和平时期一直被作为重要的离宫别馆和禁锢重要人物的场所，战争时期则是全城的军事堡垒。因此，金墉城可以看作是宫城的附城。

    东汉以来的十二座城门经过重建，其中十一个位置没变，仅有西面的西阳门，因邪出堵塞而从东汉的雍门旧址北移约500余米，与东面的东阳门对直。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因宫室围城，暂居金墉城，为出入方便，又在阊阖门北即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西穿大城西墙处新开了承明门。故此，北魏洛阳城城门达到了十三座。

    改造后的城内有东西横街和南北纵街8条宽广的大道，它们组成规整的棋盘式道路网。在宫城南面，横贯一条宽约40余米的笔直的东西大街，东通东阳门，西达西阳门，将全城分成南北两部分。铜驼街与此交叉，形成“T”型道路骨架，从宫城阊阖门南去，宽达42米，是全城的中心大道和中轴线，两侧集中布置司徒府、太尉府等重要中央官署及“左祖右社”，北魏洛阳最大的佛寺永宁寺即在该街的西侧。这种以中央大道为东西和南北轴线的规划，既能四通八达，又突出了宫城对全城空间的总揽地位，布局严谨规整，从而为后世都城建设所效法。

    北魏洛阳城空间最大的变化是宣武帝景明年间将汉晋洛阳旧城变成了内城，在内城外新建了外郭城。由于都城北墙接近邙山，外郭城主要建在东、西、南三面，从而形成了由外郭城、内城与宫城组成的三道城圈。内城以宫城为中心，还包括官署、社庙、武库、太仓及重要的佛寺、官邸等；外郭城除正南设有辟雍、灵台、太学及郊坛外，一般官宅、寺院、民居、作坊和市场等大都集中在这里。

    我们知道，魏晋洛阳城宫城是城郭形态的单一宫城制，而北魏的单一宫城制则是在外郭城出现形成宫城、内城、郭城“三垣”圈层结构下的单一宫城制。这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结构上的一次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城”、“郭”关系的进一步融合，即由以前的仅有宫城（小城）到宫城与郭城的单边相邻或被郭城的包围，转变到宫城完全被包容于郭城之中，内城包围宫城、郭城包围内城的“重城式”新型都城空间结构模式。这种“城”与“郭”连接方式及空间关系的变化意味着宫城在都城空间中的位置变化，从而影响到整体都城空间结构特征的变化。北魏洛阳城是这一变化起步的重要阶段，因此，北魏的单一宫城制也呈现了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其一，关于宫城内部布局。北魏宫城中有一道由北往南的夯土隔墙，由北墙、南墙和东墙组成，呈“Z”状，它将宫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建筑面积较小，殿堂基址基本平行，由宫城内隔墙围成较为封闭的布局，这一带很可能是类似东宫和后宫的建筑区，包括隔墙以东和以北的部分：西部建筑是宫城的主体建筑，基本上以宫城南门、太极殿基址一线为中轴线，形成东西对称的格局，类同于曹魏邺城东西分区的作法。另一方面，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宫殿区以南部分集中了太极殿、太极东西堂、朝堂、显阳殿和式乾殿等重要殿堂，太极殿和朝堂同为皇帝朝会处理重大事件之殿所，显阳殿和式乾殿者分别是广集诸王或名僧亲讲经论和纳讼亲理冤狱的殿所。太极殿以北则是皇帝寝居的殿堂所在。这表明，北魏宫城已经形成了以宫殿区南半部分朝政区为主体的布局，这是在继承曹魏邺城东西分区格局的基础上，又对它内外朝并列方式的改革。而从整体上看，由于宫城的东西墙设有宫门建春门和阊阖门，形成横穿宫城的东西大道，并与大城城门相联系，这条大道把宫城西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形成前朝后寝的相对独立。

    其二，关于官署区。曹魏邺城将官署大致集中在宫城南出大街北段的东西两侧。

    北魏则通过创造内城的新形式，将中央官署等从宫城中整体迁出，布置在由宫城南出大街形成的中轴线即铜驼街两侧，由此开始出现以宫城正殿为中心的都城南北轴线。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铜驼街东侧，自北向南有左尉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和衣冠里；西侧自北向南有右尉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和凌阴里等。考古勘探已在铜驼街两侧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显然应是这些官署建筑的遗址。中央官署从宫城中的迁出和内城的出现及出现都城南北中轴线的布局作法，强化了宫城的建设，使之布局更趋规整，有利于宫城的防卫，也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宫城和官署集中在一起，也更能增加城市的壮观气象。

    其三，关于民居与市场。北魏将百姓住宅区从原分散在宫城周围迁出，而另建外郭城，市场等商业区也随之集中到居民里坊集中的外郭城中，把原都城一分为二，北为宫城，南为官署，里坊区从东、西、南三面环绕宫城，宫城周围布局趋向统一、规整，这相对于以往宫城、里坊、工商区混杂是一个重大突破。

    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宫城是继承和发展了曹魏洛阳城单一宫城制，它融合了内城、外郭城出现的新因素，使宫城在都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发展。如果说曹魏洛阳城时期是初步形成了单一宫城制，那么，北魏洛阳城则对单一宫城制作了关键性的改进与发展，其宫城中因位置与功能的不同，而划分为帝王的朝政区与安置后宫的寝宫区，宫城南部又集中设置官署区的布局安排，对隋唐单一宫城制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是隋唐都城中皇城居前、宫城居后、御苑再其后的皇宫区布局作法的雏形。

    3.隋唐洛阳宫城

    北魏末年，洛阳城再遭战火摧毁，城市沦为荒草丛生的废墟，街市成为牧童游荡的田野。北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年）以洛阳为陪都，诏令营建洛阳，但因时间短暂，终未成毕。20余年后，隋炀帝大业元年（604年）以洛阳为东都，下诏营建洛阳。新建的洛阳城东距汉魏故城20里，西距周王城5里，规模宏大。前依伊阙，后据邙山，东出瀍水之东，西倚涧水之西，洛水流贯其中，使洛阳成为跨洛水南北的两个部分。西苑是洛阳城的一个延伸部分，在洛阳城西，隋名西苑，唐改名东都苑，其规模比洛阳城还要大。西苑是皇家御苑，也是保卫东都的军事要地，谷水又在苑中流入洛水。洛、瀍、谷三水都从洛阳穿过。唐建立后，仍以洛阳为东都，都城沿用隋朝而略有损益。隋唐洛阳城的规划与长安（隋大兴）大体相同，不过因限于地形，城的形状不如长安之规整。

    宫城，隋称紫薇城，唐初号洛阳宫，武后号太初宫。它与皇城一起位于郭城的西北隅，宫城在皇城的北面。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而南北短，南面中段向外凸出，四周均有版筑围墙，厚约16米，内外均包以砖。考古实测，东墙长1275米，西墙长1270米，南墙长1710米，北墙长1400米，周长5655米，总面积2.73平方公里。宫城南墙隋代建有7门，正门则天门（唐改应天门）在全宫中轴线上，已经考古发掘，左右出阙，相距83米。则天门之东为兴教门（唐改明德门），西为光政门（唐改长乐门）。北墙上即玄武门，东墙上有通东宫的重润门，西墙上有阊阖重门，门外是西隔城，西通阊阖门及西面夹城的宝城门。宫内有两条东西向横街和一条横墙将宫城划分为朝区、寝区和后苑三大部分。朝区正殿号乾元殿，武则天时期改建为明堂，唐玄宗时又拆明堂改建为含元殿。含元殿之西为宣政殿，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

    宫城之北有陶光园、曜仪城和园壁城。在宫城的东北隅和西北隅还各有一小隔城。皇城在宫城之南，隋名太微城，围绕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呈“凹”，其墙垣也内外砌砖。皇城南面的正门名端门。紧邻皇城的东面为东城，东城平面呈南北长方形。皇城和东城为政府衙署之所在。东城之北是洛阳城最大的仓库含嘉仓。东城和含嘉仓前后相重，附在宫城和园壁城的东侧，自成一区。

    隋唐洛阳宫城创自隋朝。隋代基本奠定了宫城的形制，到唐高宗时又对宫城略作整修，较重要的改革是修建了上阳宫。上阳宫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重要的宫廷政治活动场所。高宗晚年常居此宫听政，武则天被迫还政于中宗后，迁居于上阳宫，最后崩于上阳宫仙居殿。玄宗也偏爱上阳宫，居洛期间曾有十日一朝上阳宫西宫之惯例。上阳宫部分遗址已经考古发掘，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其地望在皇城南墙以南，洛河以北，右掖门以西，谷水以东台地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上阳宫在皇城西南隅的考证有误。《旧唐书·地理志》云：“上阳宫，南临洛水，西拒谷水，东即宫城，北连禁苑。宫内正门正殿皆东向。”上阳宫的设计，显然是为便于和宫城、皇城的联系，是有意与宫城和皇城连为一体，以继续使用它们的设施，而不像长安大明宫那样，筑在郭城之外的西北，不便往来。因此，上阳宫的修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唐洛阳宫城单一宫城制的建置。

    与隋唐长安宫城相比，洛阳宫城在布局上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宫城被安排在全城的西北隅，而不像长安那样居于全城北部中央。由此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猜测。隋朝建造洛阳城，时间上仅比长安晚23年，规划者同为宇文恺，有理由设想两城的建制应有许多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区别“首都型”城市和“陪都型”城市。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隋炀帝建造洛阳时，其将洛阳建设成都城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隋炀帝迁都洛阳后，洛阳的都城地位也是确定的，没有理由在建筑格局上再作如此的区分。因此，还是应当从决策者的决策和洛阳的地理形势中寻找真正的原因。俞伟超说：“隋、唐的东都洛阳城，因地形关系，为了使宫城中轴线对准伊阙龙门，把宫城设于全城西北部”，而洛河北岸只有西侧较宽，且可以和南面的龙门对景，以龙门为“天阙”。俞伟超的意见颇有见地，且符合洛阳的地理形势。洛阳城不像长安城那样呈规则的四边形，这主要是受到谷、洛二水影响造成的。宫城在北，皇城县南，皇城南面就是洛水，皇城其东还有东宫，而瀍水就流经东宫的西城外面，两城只能建筑在这样的位置上。受洛水横贯全城的限制，宫城偏在城的西北角地势较宽之处，方向微偏向东南，宫城的中轴线北指邙山，南对伊阙，在宫城定位上充分利用了最有力的地理形势。不过，进一步说，唐代之所以没有继续向西发展，将隋洛阳城的东西不对称改建为东西对称，还应与我们上面讲的上阳宫的兴建有直接关系。上阳宫的兴建使政治中心西移，按照宫城与郭城分离、隔离的原则，再在西面建造里坊显然有悖于此，于是只好维持现状。

    第二，宫城结构复杂，有诸多隔城，宫城的封闭性、严密性远远超过隋唐长安城。历史文献对此有较多的记载。如，《大业杂记》曰：“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东、西各两重，北三重。”《旧唐书·地理志》云：“宫城有隔城四重。”元《河南志》载：“城中隔城四重，最北曰圆璧，次曰曜仪，次曰玄武，最南曰洛城。”《唐两京城坊考》云：宫城“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壁城，次南曜仪城。”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亦印证了有关文献的记载。隋唐洛阳城宫城由若干座小城组成。居中者为《唐六典》所称的洛城，是宫城的主体，可称之为“大内”。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1030米，南北深约1057米。洛城北墙外有玄武城和陶光园，其北为曜仪城，均呈横长方形。曜仪城之北为园壁城，平面为北墙偏斜的矩形。考古发现宫城南北排列的四重城之间均筑有城墙相隔，正南均开门与宫城中轴线相直，而文献记载并不只此一门。

    宫城东西两侧分别建有隔城和夹城。“洛城西侧由东向西依次有西隔城和西夹城，洛城东侧有西向东依次有东隔城和东夹城；宫城东侧另有东城。西隔城与东隔城位于洛城东西两侧，东西宽约330米；西夹城和东夹城位于两个隔城的两侧，东西宽约180米；东城位于东夹城东侧，东西宽约660米。”宫城东西各有两重隔城，北三重，南有皇城相护卫。这应是隋唐洛阳城与长安城在都城布局上的一个很大区别。

    第三，洛阳宫城之南设立皇城。这与长安城宫城居北部中央不同。但两座都城的皇城都是专门设计规划，同宫城一同出现并依附于皇城，此又与北魏洛阳城出现的内城有所不同。这种布局特点是宫城发展成熟的表现，也是我国古代都城形态发展成熟的表现。此后，由宫城、皇城、郭城构成的都城形态就一直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都城所继承和发展。

    我们知道，隋唐长安是把宫城和皇城沿同一条轴线顺序地放在整座都城的北部中央，并以承天门、朱雀门和明德门为主要节点，形成了贯穿整座都城的宏大轴线，沿此轴线，对称布置各个里坊和东西二市，使得整座都城成为一个结构十分清晰的整体，这种格局使作为统治者统治中枢的宫城明确地成为形象的主体和空间秩序的来源。隋唐洛阳城的规划则与此不同而呈现另一番景象。它在总体布局上放弃了宫城主轴与城市主轴完全重合的处理，把宫城放在全城的西北，并利用地面水和丘陵地势，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完整轴线，使宫城自然地处于全城高敞地段。这些做法，在与地形充分结合的基础上，同样保证了作为统治者统治中枢的宫城成为全城空间秩序的起点。这反映了古人在不同地理条件下对宫城及都城处理的因地而宜的实际态度，如果说，隋唐长安城代表了一种清晰的整体结构的话，那么隋唐洛阳城则代表了一种灵活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东都模式”。

    总而言之，从夏代到隋唐，洛阳都城宫城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夏商周时第一个阶段，这是多宫城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东汉时期的南北宫对峙的双宫城制度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曹魏到隋唐，单一宫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洛阳都城宫城制度的三个阶段与我国古代宫城的发展阶段划分大致相吻合。

    在这三个阶段，洛阳都城创造了许多重要的宫城制度，首创了许多新的宫城布局形制，对后代宫城的发展影响极深。

    第三节 宫城的营筑

    古代宫城的营筑并不是盲目和随心所欲的。由于宫城是王权政治的象征，因此，宫城的营筑也就必然被注入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体现了国家设计都城的理念。

    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宫城营筑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定，其中，不仅有对宫城在都城中的建造顺序的规定，还有宫城位置、规模和形制方面的规定。

    有些虽然不见文献明确记载，但从一些宫城建设实例中可见端倪。

    一、宫城为先的都城建造顺序

    都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从建造顺序来看，我国古代一般都遵循着先建宫殿、宫城，然后再在宫城之外修建整个都城城垣的原则。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特点，即以宫城为中心和宫城建设优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建造原则，最初是在夏商周时期洛阳宫城的建设过程中形成，尔后也为包括在洛阳建都的古代其它王朝所遵循，并逐步制度化。

    二里头都城系一“非城郭形态”的宫城，似乎不存在所谓的建造顺序问题。但二里头作为我国第一个都城，其只建宫城的做法，无疑会对后世产生相当的影响。

    最早由偃师商城所施行的先建宫城，后建郭城的都城建造顺序，实滥觞于此。

    据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成果，偃师商城宫城的建造年代明显早于大城的建造年代。发掘者把偃师商城商文化分成三期七段，一、二期各两段，三期共三段。其中，“宫城”建于其商文化的第一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偏晚，即“最初的宫殿和宫城应属商城的第一批建筑物。”其中第4号宫殿“始建于一期之初，是偃师商城最早的一座宫殿”。与“宫城”同时修建的还有铸铜作坊和府库（第Ⅱ号建筑群基址）等。而小城有可能建于第一段，至少在第二段已建成使用，其大城则建于第三段。可见，偃师商城的建造顺序是，“宫城”在前，小城在后，大城又在小城其后。

    现有材料还无法明确说明周代成周和王城的建造顺序，但从考古材料来看，王城属于“内城外郭”之制，宫城在内，郭城处外，回字形环套格局。这种规划格局充分说明，它采取的是以宫城为中心的结构形式，宫城是这一规划结构的主体。据《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王城方九里，宫城方九百步，内外城平面均呈正方形。虽然考古实测获知的其内外城平面均是呈东西略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但仍属方形。

    因此，即便从建筑原理上讲，其建造顺序理应也是先建宫城，以此为基准，然后再围宫城四周修建整个都城的城垣，即郭城城墙。

    三代之后列朝在洛阳营建都城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另选城址，新建都城，如隋朝等；另一类为继承前朝，改建扩建，如东周、东汉、曹魏、北魏、唐、北宋等。其他王朝则基本是继承前朝的宫室基础，稍有损益。历史文献证明，这两类情形的都城营建基本都遵循了宫城为先的都城建造顺序。

    建武二年（26年），汉光武帝刘秀入都洛阳，先是驾临“幸南宫却非殿”，以秦及西汉时期就已存在且保存尚好的南宫作为临时宫城，却非殿为临时施政宫殿。

    建武十四年（38年）正月“起南宫前殿”，即崇德殿，构成宫城的中心建筑。在此之后，才始筑雒阳城的城垣和城门。

    曹魏定都洛阳后，魏文帝以曹操建造的北宫建始殿为临时的朝会正殿，其对洛阳城的建设也是首先从北宫开始。在位7年中，魏文帝陆续修复了北宫的部分殿宇。其后魏明帝继位，继续在洛阳大修宫殿、苑囿、坛庙等，大约在青龙三年至景初三年（235-239年），才对城池进行了整修。

    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其建设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先修复金墉宫作为临时宫城，又在东汉和魏晋北宫基础上兴建宫城，把汉魏郭城变为内城。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金墉宫建成，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入洛阳；第二个阶段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七年后，景明二年（501年）宣武帝发动数万人夫在洛阳城的外围新筑了郭城。

    隋洛阳城的建设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开始，到二年四月炀帝入洛阳，前后仅用了十三个月的时间，其主要是建了宫城、皇城和主要干道，外郭城仅筑有短垣，并未建为坚固的城墙，很多坊也仅筑成坊墙，远边之坊可能只是列定了界标。

    继隋之后的唐朝，其关注点优先考虑的也是洛阳宫城、宫殿及皇城的建设，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由宰相李昭德主持修筑了外郭城墙，从此洛阳才真正有了外郭城。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又对城垣进行了修补加固，“筑神都罗城”，洛阳城墙始见完固，此时距隋大业元年已有138年之久了。而在此期间，唐洛阳城中的宫城、皇城早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唐末兵乱，将城垣“摧圯殆尽”，“其崇丈有八尺”，北宋西京的建设也首先从宫城、皇城开始。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遣庄宅使王仁硅、内供奉官李仁祚与河南府焦继勋同修洛阳宫室。”宫城、皇城由此焕然一新。而外郭城直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在王曾的建议下，才由知府李若谷主其事，计度兴筑，此后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城垣。

    从上述建都洛阳王朝建造都城的情况，再结合春秋楚都郢、汉长安城、隋大兴城等材料来看，在我国古代的都城建造中，其建造顺序，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先建宫殿、宫城，次筑内城（皇城），再筑郭城这样一个都城建造顺序。

    征诸文献，古代虽没有关于都城建造顺序的明文规定，但文献中有关宗庙建造顺序的说法，似又透露出其端倪。中国古代都城中宗庙占有突出地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盛王，其始建国都，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礼记·曲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现，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古时，宗庙也可以称宫室。

    《尔雅·释宫》郝懿行疏曰：“《楚辞·招魂》注，宫犹室也。古者宫庙亦称宫室。”

    故而，《礼记·曲礼》中有关宗庙建造为先的规定，其实质也就是对都城建设中宫室建造为先的制度化、礼制化。可见，宫城为先建造顺序的出现，绝非单单是一个建设都城谁先谁后的技术问题，其中内含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

    张国硕曾对商代都城的建设顺序作过研究，他说：“当时在选定都城的位置之后，建造者首先考虑的是先要让商王、贵族及一般居民能够安顿下来，加之建造居室要比建造大规模的城垣设施相对简单和耗时较短，故各种居室的建造应列入都城建造的首批工程。之后，建造者始才考虑各类手工业作坊、王陵、大型城垣等设施的建造。这就是说，王陵、大型城垣等遗迹的建造年代皆应晚于宫殿区和一般居民区的建造年代，而各种手工业作坊的建造年代也理应晚于或至少不早于宫殿区的建造年代。从情理上说，郭城的建造要晚于内城。没有内城，郭城也就无法‘郭落在外’。而且统治者必先保障自身的安全，然后才考虑平民的安全，故出现先城后郭的建造顺序理所当然。”此言颇有道理，但还需稍加引申。

    从根本上讲，宫城为先建造顺序的形成和礼制化，应与古代都城作为王权政治象征的特殊政治属性和宫城是最能集中体现都城政治职能的物质结构的特性有关。

    它反映了宫城在都城中的政治中枢地位及其在都城空间组织中所具有的中心和原点的作用。马克思在不断发展的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把国家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指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从政治管理方面看，新王朝的建立需要迅速组建自身的政权中枢机构，以便及时实施对所统辖区域的统治和管理。都城区别于非都城的最显著特征，即在于拥有大量的国家公共管理机构。都城是帝王王权施政和生活的地方，也是国家政权组织机构的聚集之地，成为一个权力运作的中心。为保证这个中心的运作，为维系其权威系统的运转与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物质设施作为载体，其中首先便是直接服务于帝王的宫殿和宫城。因此，上述都城建设过程中宫城为先的建造顺序，从根本上说是由古代国家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在王权政治统治下，统治者不仅把它看作是一种需要，而且越来越把它视为享乐和实力显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确立新秩序的手段。《史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许多人都熟悉的故事：“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萧何对壮丽宫殿足以成为王权的象征作了最为精到的解释。通过建立这种令后世无以复加的壮丽宫殿，并在建造顺序上将其置于优先的地位，以确立都城建设中的建筑物的最高形态，确立整个建成秩序的起点，并以此来保证整个秩序的稳定性和固定性。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尤其是大型宫殿、宫城的建造，往往是一项需要动用相当人力、物力、财力的有组织的大型社会活动，因而，建造活动本身就不仅仅是欲望、权力和意志的表达，也是梳理社会秩序的具体行为，通过这样一种行为，统治者可以把建立秩序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中去。因而，宫城建设包括它在都城建设中的建造顺序在某种意义上已都成为一定秩序的集中代表。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新兴王朝在建设都城过程中往往会把宫殿和宫城的建造视为一件头等大事，优先考虑，奉行雷厉的主要原因吧。而这种宫城为先的都城建造顺序的实施，也使宫城事实上成为整个都城其它空间定位展开的原点，在古代都城空间组织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故而它对整个都城空间的演变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并与都城的规划与发展融为一体。

    二、宫城位置的确定原则

    宫城位置的确定，是宫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统治者对此极其重视，莫不精心规划、精心选择。有迹象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往往会遵循着一些原则，以此来最终确定宫城的位置。就洛阳宫城位置选定而言，这些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居中、居北原则

    从列朝在洛阳选址建都史实中，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当时人们对“天下之中”位置的重视。不仅如此，这套理论还被引申运用到宫城位置选择上。即《吕氏春秋·慎势》所说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在《考工记》中，“王宫居中”也被作为“匠人营国”制度而规定下来。从洛阳宫城所处的位置看，亦的确遵循着居中立宫的原则。

    二里头宫城原被认为居于遗址的中部。现在由于遗址范围重新厘定，宫城位置也被重新判定在遗址的东南部。但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根据遗址的现存状况划定的。

    据考古报告，遗址现存范围的东、南、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但其北缘因地处改道后的洛河泛滥冲刷区，遗址在这一带遭严重破坏，以致其北部的原始边缘已无法廓清。根据相应的钻探和发掘，发掘者认为其北缘还可能向北有一定的延伸，最大的可能是位于现洛河河床内。因此，“遗址范围的地理中心点应在现二里头村南、汉冢以西一带。重要遗存分布区均位于该地理中心点及其以东、以南的微高地，即遗址的东南部。”发掘者把这一带及中部统称为“遗址中心区”。这很有道理。从二里头遗址平面图上可以看出，宫城虽然不在几何中心位置，然宫城北城墙已靠近二里头村南，图上测量，与被认为在遗址中部的祭祀活动区相距不到300米。故而，该宫城在遗址的位置还可认为是居于中部区域，或可说二里头宫城位于遗址的中部偏东南位置。贵族聚居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皆以此为中心，分布在其周围，互不交错。贵族聚居区环绕宫城之周围，其中尤以东部和东北部最为集中。祭祀活动区位于宫城的北部和西北部一带，目前已发现有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铸铜作坊在宫城的南部。制陶作坊区、制骨作坊等则在宫城的西北部。一般居住活动区主要分布在遗址的西部和北部区域，属遗址中心区以外。

    偃师商城的核心宫殿区位于宫城内中部略偏南。后修建的大城，曾利用宫城南城墙、西城墙和东城墙的南段，将其内外两侧加宽并加高。这就是说，在上述地段，宫城城墙是包在大城城墙之内的。郭城修建后，宫城处在全城中部而略偏南位置。

    周王城位于涧水与洛水交汇处，城内中部偏南有大片夯土遗迹，并且有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被认为是王宫、宗庙所在。故宫城位置与二里头和偃师商城一样，也是位于都城中部而略偏南的位置。

    东汉实行南北二宫制，宫城位于全城的中部地区，其中，南宫在中部偏南，北宫则是中部偏北，两宫间相距较近，并有复道相通。魏晋承继东汉都城，城址规模未变，宫城则因是以东汉北宫为基础兴建，而位置处在城中部偏北地区。其后北魏沿用魏晋宫城，又以魏晋都城为内城，宫城位置未有大的变化，位于内城北中部，位置居中而略偏西。

    隋唐洛阳城宫城与上述各宫城不同，其位置没有在都城中部，而是被安排在全城西北隅。这是该城的一个特点。但设计者又将宫城的南北轴线作为全城规划结构的主轴线，该轴线北起邙山，穿宫城，过皇城，渡洛河，经定鼎门（天津街），出定鼎门（建国门），一直延伸南达龙门，以龙门阙为都城门阙。主轴线以东为大片市坊，西为禁苑。从规划结构看，宫城仍是全城的中心，从设计思想看，仍是要体现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理念。不仅如此，在都城各部分的结构规划设计上，规划者还以强烈的“象天”意识，充分表达了宫城居中的理念。《新唐书·地理志》称：“皇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宫城在皇城北……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武后号太初宫。都城前直伊阙，后据中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北辰”即北极星。《论语·为政》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说法。孙诒让《周礼正义》卷28云：“北极正中即天之中。”将宫城布置在都城之西北，即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称为“紫薇城”。而皇城布置在宫城南面，南墙更接近洛河。因宫城南面稍稍凸出，皇城北面也因此呈凹进状，与宫城相套，这种独特的平面设计，表现了以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的匠心，其目的是要达到“以象北辰藩卫”的格局。而“洛水贯都”则是要达到“以象河汉”之寓意。“河汉”即天际的银河，位于洛河两岸“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的坊里，象征着银河两岸的繁星。整个规划理念充分表达了宫城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皇城则如同北斗和中心一般，作为屏藩拱卫着北极星的意图。

    这么多王朝为什么都要把宫城安排在都城居中的位置呢？如前所述，这与古代长久存在着的“天下之中”观念有关，是“天下之中”建都说的引伸和发展。这种观念起源很早，龙山时代早期城址中存在的将大型夯土建筑建造在城的中部的现象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西周初期，周公又在洛阳把这种观念加以理性化，上升为一种具有巨大涵盖力和扩张力的建都理论，其影响更加扩大，成为人们思想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天下之中”说既是一种建都理论，又是一种社会政治秩序的设定。

    它进而又引申出“择中立宫”理念，则与宫城性质直接相关。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代帝王所居的宫殿建筑规划如此地注重居中之位了。

    “择中立都”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都城的中心位置，便于帝王在一国范围内行使王权，以都城的空间位置表达一种社会空间秩序。由此引申出“择中立宫”理念和原则，都城是国土的中心，宫城是都城的中心，其理念同样还是以都城空间中心这一最显赫和最受尊崇的位置来表达王者之尊的意蕴。即荀子所谓的“王者必居天之中，礼也”，强调的还是地域中心和权力中心原则。都城设置要绝对维护帝王的权力，体现王者独尊的原则，宫城就必须设置在都城中央。宫城是王者之居，理政之地。在军事上，宫城居中最安全；在政治上，宫城居中，象征王者至尊；在经济生活上，宫城居中，最方便、最繁荣；在宗教生活上，宫城居中，最利于与天地交通。“择中立都”与“择中立宫”既一脉相承，又层层推进，环环相套，它将大尺度的空间地域中心具体化为小尺度的一座中心城市的中心。为了突出宫城的核心地位，强化这种中央方位独尊的观念，表达“帝王独尊”的真意，都城形制还常常附会天文现象。如，隋唐洛阳城的以“象天”来构造“为政以德，譬如北极，居其所而重星拱之”的格局。可见，择中立宫、宫城居中，不仅反映了古代都城一种结构类型及城市功能及形制，而且包含了都城的社会政治结构、王权之上的礼制等级制度。难怪众多君王乐此不疲。

    仔细观察洛阳宫城的具体位置，还可以发现，尽管列朝宫城在都城中的位置均位于居中位置，但就整体而言，也有由中部偏南向中部偏北移动的明显趋势。具体来说，二里头宫城是在都城中部的东南；偃师商城宫城是在全城的中部而略偏南；周代王城宫城也是位于都城中部而略偏南的位置；东汉南北二宫位于都城中部，而南宫是中部偏南，北宫则在中部偏北；魏晋宫城变为中部偏北；北魏宫城在内城中北部，位置居中而略偏西；隋唐洛阳宫城虽不在都城居中的位置，但也是在都城的西北隅。换言之，三代时期，洛阳宫城的位置基本处在中部偏南，东汉以后开始向中部偏北移动，曹魏洛阳宫城完成了宫城的居北定位，奠定了宫城在都城之中居北的布局形制。

    造成宫城位置逐步北移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与多宫城制的废弃及郭城布局有直接关系。在多宫城制时期，宫城总的来讲，处于居中而又偏南的位置。东汉宫城是一个特例，可视为一个过渡期。在实行单一宫城制的曹魏及其以后，宫城位置则开始固定在都城中部偏北的位置。表明，宫城位置的北移和宫城制度变化的关联性十分密切，或可视为宫城制度变化的一个部分。这种变化，既涉及到古人方位观念，更与宫城与郭城关系有关。中国古代向有南为乾，南为天，南为尊的说法，这种面南的观念最初只与地理因素有关。但在这个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中国文化因此也具有“南面”方向性和空间感的特征。《易说卦》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所以天子面南而坐，臣子面北而拜。

    同样原因，宫城朝向基本态势是坐北朝南。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从夏都二里头开始，我国古代宫城及主要宫殿建筑主要是坐北朝南地进行布置。这种做法，在只有宫城而无郭城或城郭分置的情况下并无大碍。但自偃师商城出现郭城以来，城的布局与郭的布局之间的矛盾就凸现出来。如何使城郭相连，如何使城郭成为一个连续的空间整体，如何在都城布局中凸出帝王君临天下的气势，强调帝王对所有空间的有效控制，一直是都城设计者面临的特殊问题。从空间布局上看，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统一的延伸方法控制整个都城，把都城的空间布局与择中建都的要求融为一体，使宫城成为整个都城空间秩序的起点，都城空间的其它部分则是宫城控制轴线所涉及范围的陪衬和填充物。在此情形下，原采用的宫城放在城南而宫殿建筑坐北向南的布置方法就需要改变，在保持宫殿建筑坐北朝南传统的同时，宫城向北移动就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在此情形下，原有南宫的废弃使得宫城在都城中的空间位置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多宫城制”相对平衡分散布局转化为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普遍模式，并且在后世流传下来（唐以后宫城又逐渐回归于中部）。

    第二，宫城位置北移，与东汉以后祭天礼和“元会议”改革有关，反映了皇权的强化。洛阳宫城位置北移的趋势在东汉时显露端倪。此一时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礼制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推崇皇权的需要，东汉实行了礼制改革，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国家大祀制度（即所谓“典祀”），从而使国家“大祀”与战国、秦及西汉以来的“淫祀”区别开来。司马彪总结东汉礼制建树说：“《汉书·郊祀志》著自秦以来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休，而爰居之类众焉。世祖中兴，修复旧祀，方之前事邈殊矣。”这场改革的主要内容便是把皇帝祭天之礼作为每年举行的重大典礼，而且规定在都城南郊举行。同时，宗庙采取了不同先祖同堂祭祀的办法，宗庙由分散与多庙变化为一庙之多室，此后这一制度为历代所继承。这项改革对宫城位置的直接影响便是确立了祭天之南郊坛固定在宫城之南面，宫城与南郊天坛的相对位置开始固定化、结构化，这使得东汉洛阳能够比较顺利地使整个都城与宫城连在一起，在同一个空间秩序中展开，从而为新的都城模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神权与宗庙作用向世俗皇权地位转化的外在表现。由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朝廷的重要事宜逐渐移至宫廷中来决策，不再像原来到宗庙举行，并且开始出现了帝王“大朝”——元会议的礼制。这一礼制并不始于东汉，但东汉开始大大扩展，参加“大朝”成员的范围，更为隆重，不仅召集诸王、宗室、百官，邀请少数族代表参加，而且还吸收了郡国的上计吏作为郡国的代表参加，人数达万人以上。班固在《东都赋》中描绘说：“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大朝会的作用主要是明天子之威，受诸国之贡，一般不涉及具体政务，但在礼制上，它是十分重要的主体构成。为适应“大朝会”的需要，都城必须坐北朝南，宫城也必须向北部移动。东汉北宫正殿德阳殿即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修建的。东汉开辟平城门，既是为方便皇帝每年到南郊祭祀，也是为便于官员入宫参加典礼和公务。东汉初期在祭祀制度上的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规划原则，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做法渐成定制。“朝会”制度的坐南朝北格局也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

    第三，宫城位置北移，还与帝王的安全防卫和休闲娱乐需要有关。从文献记载看，古代帝王最早营造供御用池苑设施的是夏桀，其地址已不可考。考古发现确认的最早帝王池苑在偃师商城，位置在宫城的北区。郑州商城的商王池苑也是在宫殿区的北部。其后，帝王除在宫中建有池苑外，还必建有大型皇家苑囿。东汉洛阳城的皇家苑囿曜龙园，元《河南志·后汉京城图》认为其在北宫外的西北隅。曹魏御苑华林园在宫城的东北。北魏皇家御苑华林园，《洛阳伽蓝记图》绘其在城北中部，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绘在宫城东侧，范雍祥《洛阳伽蓝记校注》则置华林园于宫城北，但无论怎样，其在宫城北部是可确定的。隋唐洛阳城在宫城西隔城内有九州池，北有陶光园，又在宫城之西建西苑。由此可知，洛阳都城御苑（皇家苑囿）的位置一直是在宫中（夏商）或宫城的北部。西高东低是中国国土地势的基本态势，河流也就大多由西向东流动。洛阳都城御苑的水源皆来自西北方向，御苑置于宫城北部也是对这一地理现象的顺应。而古代御苑既是皇家游玩休闲之所，也往往具有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如北魏华林园和隋唐陶光园就明显是宫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这一体系使宫城与御苑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卫，具有防卫空间的缓冲性和空间防卫的安全性。因此，安全防卫和休闲娱乐的功能性这一体系使宫城与御苑连为一体，位置逐渐北移。

    第四，除上述功能性原因外，宫城北移趋势还与洛阳地理形势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受洛阳地势和河流的影响，面积较大的阶地及河谷平原主要分布于洛河北岸（左岸），地势北高南低。古代洛阳都城多建设于此。随着都城人口增加，都城规模相应扩大，而礼制和安全的需要又要求宫城必须坐北朝南、占据高地，故出现了宫城逐步向北移动、郭城向南发展之趋势。

    总之，宫城发展中的“居中”、“居北”趋势，反映了宫城在都城中空间位置的不断“中心化”的整体趋势，实际上意味着皇权制度在城市社会结构中地位与象征的不断加强与提高。这种地位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而且还在不断的强化之中。

    2.高亢原则

    为了维护宫城的安全和显示王权的至高无上、高于一切，古代洛阳宫城的建设还遵循着高亢化原则。所谓高亢，就是统治者往往把宫城的位置选建在全城的高地上，占据制高点，居高临下，有利于掌控全城，有利于宫城的安全防卫。

    二里头遗址位于古洛河北岸较为高隆平坦的高地上。这片高地，古称亳坂，整体作东西向带状，东达偃师商城，西逾汉魏洛阳城遗址。从海拔上看，二里头遗址外围的高度基本在117—118米之间。而遗址范围内的高度大多为119—121米，形成凸起的高地，北、东、南三面与外围相比高3—4米。其中，宫城所在的东南部以及东部地势最高，最高海拔达121.5米左右，居高临下，易于防守。

    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同处于洛河北岸古亳坂上，地势稍稍隆起而平坦。城的中部约当今310国道北侧部位，有一条东西向古代大道横贯商城，世人相传为尸乡沟。大体以尸乡沟为界，商城内部地势呈北低南高之势。按古地貌，由尸乡沟向北，为一东西向槽状地带，地势陡然下跌，其地面约低于南部商代地面2米左右。越过此槽状地带，地势才再度抬高起来。而南部则半据亳坂，地势较高，海拔120米左右。由于城区地势南高北低，故而宫城等较重要建筑遗址大都建在南部，偃师商城宫城即建在城内中部偏南的位置。而北部主要分布一般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及墓地。

    周武王灭商之后，在洛阳营建都城，没有承袭夏商城址，而将城址西移，但选择高显开阔地势的原则依然没有改变。王城城址坐落于地势高且水源较为丰富的涧河入洛处东侧，城区之内，东北、西北、西南三隅海拔高度达到150至160米左右，唯东南一隅地势较低。周王即将宫城安排在了城西南高地上。

    东汉建立后，再次将城址东移，在原西周成周城址基础上建立新都。按古地貌，城区高程海拔120—140米，南、北两端地势较高，中部地势稍低。城区南部高地与城南高地原应连为一体，当属古亳坂的组成部分；北部高地紧靠邙山南麓，海拔可达140米，全城地势最高处即城西北隅，海拔高约145米。后来曹魏在此建有金墉城，即是要利用其高亢的地势。东汉时期的南宫在今龙虎滩村西北，因此地地势隆起，当地人称之为“西岗”。北宫位于今金南村南面高地上，地势高出附近约4米，当地人传为“金銮殿”。此后，曹魏、西晋、北魏继承了东汉的城址，并改行一宫制，宫城位置位于地势更高的北宫一带。宿白说：“北魏兴建洛阳和以前兴建平城相似，都是把地势较高的汉以来的旧城，置于中部偏北，然后在其低平的外围，主要在东、西、南三面兴建郭城。”

    隋唐洛阳城将宫城、皇城置于城区西北隅高亢地带，南临洛河，北倚邙山，凭借山势，更加重了它制高的地势。

    3.分离、隔离原则

    出于自身安全和“尊卑有别”的考虑，统治者十分重视宫城周围环境建设，有意识地将宫城与一般平民生活居住区等分离、隔离起来。所谓分离，就是用分区的形式将宫城区与平民区等划分开来；所谓隔离，就是在分区之间设置人为的障碍或物质分界标志，用以强化分区的概念，居民居住区坊墙的设置便是这种分界的最明显和最严格的标志。

    二里头宫城是最早实行分离原则的宫城。宫城内宫殿集中分布。宫城外由近及远，分布着贵族聚居区、一般平民居住区及手工业作坊。它以宫城城墙的形式将宫城与一般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甚至贵族聚居区分离开来。

    偃师商城宫城内是商王的宫殿及其附属建筑物，与二里头宫城相比，贵族聚居区这时已被纳入宫城范围内，但其与宫城外一般平民区的分离措施较之二里头时期更加严格，防范更加严密。它用宽厚的双重城垣与宫城外的平民区隔离开来。正如发掘者所说：“总的来看，商人王室、贵族和生活在中、下层的普通民众相比较，无论在世还是死后它们的区别都极为明显，等级差距十分悬殊，他们各自的居住和生活去是被人为地、有意识强制分开的。”偃师商城宫城实行的严格与平民区等分离的制度，尽管与该城的建造正值商灭夏之初、政局不稳、社会矛盾严峻有关，但其分离、隔离的措施始终未有放松，并为以后各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古代都城、宫城中的普遍现象。

    在东汉雒阳城中，南宫、北宫占据了全城三分之一的面积。两宫之外，在北宫之西，还有永安宫，北宫之东，则有皇家苑囿——曜龙园。在北宫东北，紧靠城的东北角，有太仓和武库。在南宫的东南，靠近旄门和开阳门，则是太尉府、司空府这些官府的所在地。达官贵族的居住区，如步广里、永和里，多在上东门内。至于平民百姓，则多居住在城外和城门处，并被按里坊划分，四面设有坊墙。

    北魏洛阳城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处，宫城以南为政府衙署区，其北为宫禁之地皇家苑囿华林园，西北为军事城堡金墉城。内城以北为邙山。内城之外东、西部多为一般官吏居住区。平民则大多居住在外郭城市场附近及郭城周边地区。

    隋唐洛阳城宫城在都城西北隅，其南为皇城，东为含嘉仓城和东城，其北为曜仪城、园壁城，西邻禁苑。平民则都居住在含嘉仓城、东城以东和皇城及洛河以南地区。许多人往往称颂隋唐洛阳和长安城规整划一的布局，那种中轴对称，棋盘格局给人以“和谐”之美。其实，在“和谐”的建筑格局背后，那些里坊布于宫城四外，与宫城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得闯入宫之禁地，又要在位置上起到拥戴宫城的作用。而北魏时期出现，隋唐时期改称为“皇城”的形成，改变了以往宫城与坊里相参、为坊里所包围的格局，利用皇城与郭城将官府机构、居民区、一般生产区与宫城隔开，其分离、隔离的程度较以往更加严格和严密。

    这种分离隔离原则，说明都城的区域划分实际也是本着礼治秩序的精神进行的。

    据贺业矩研究，都城区域划分的礼治原则早在《考工记》中就已确定下来。中央方位最尊，宫城便置于此；宗庙社稷设于宫前正南，与宫城连为一体，以示尊崇。祖社以南稍远宫城的地方设置官署，体现一种君臣关系；宫城的正东、西、南又次之，安排宗室卿大夫府第；宫城北面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地方，设为市场；都城四隅远离宫城的地方为最次，居民住宅便安排分布在这里。以后虽然在不同时期都城内分区结构有所变化，但分离隔离原则始终未有改变，以方位尊卑、等级贵贱差别来划分区域的都城布局，把整个都城纳入到礼治秩序之中，并且越到后来，这种礼治秩序安排越是结构严谨，主次分明。

    4.预防外患内乱原则

    《吴越春秋》说：“筑城以卫君。”防卫是宫城的重要功能。因而，宫城位置的安排还要遵循预防外患内乱原则。坚固高大的宫城城垣是防止外患的必备条件。此外，在宫城的设计上，还必须使之一面或二面靠都城，以便内乱时出逃。

    二里头宫城的建造即体现了预防外患内乱的原则。二里头宫城城墙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东墙南部及东南角无存；北墙残长约250米，西部、西北角及西墙北部无存，东北角呈直角；南墙残长120余米，西墙残长150余米。

    二里头城墙分基础槽和墙体两部分，部分区段则直接在平地上夯筑墙体。考古发现，除宫城东北角附近外，宫城东墙和北墙一般无基槽，平地起建，西墙和南墙的部分地段发现较浅的基槽。墙体上宽2米左右，底部略宽，最宽逾3米，残存高度在0.1—0.75米之间。墙体夯土呈红褐色，较纯净。从墙体遗留下的竖槽和柱洞等遗迹来看，其夯筑方法，采用版筑法层层夯筑而成，夯具为夹板和固定木板，夯层厚薄不甚均匀，一般为0.08—0.10米。夯层较为明显，但由于重复施夯，夯窝个体不清。宫城东北角北墙和东墙交接处则系一次性夯筑而成，未发现接缝或嵌入现象。

    城墙上发现有多处局部修补增筑的现象。二里头遗址未有郭城。就宫城城墙与已发掘的宫殿基址的位置而言，2号基址是依托宫城东墙建成的，其东庑之外墙即宫城东墙。宫城北墙南距2号基址北缘约120米，宫城西墙东距1号基址西缘约20米，宫城南墙北距1号基址的南缘约40米。宫城处在都城交通道路网的中心。二里头遗址的四条大路以宫城为中心垂直相交，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方向基本一致，略呈“井”字形，呈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宫城。宫城就建在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大路宽度10—20米。在宫城南侧大路还发现有车辙的痕迹，辙沟呈凹槽状，两辙的距离约为1米左右。可见，这样的道路网，实际可称之为“顺城”大道，进出十分方便。

    偃师商城宫城位在郭城的中部偏南，北面和东面北段被大城包裹，西面和南面及东面南段直对城外。核心宫殿区设在宫城中部，宫城大门在南墙正中，门前大道直通城南。宫城城墙前后做过两次修筑。第一次始建于商文化一期晚段，同时与城墙平行，又挖筑了壕沟，宽约2.5米，深约1米。第二次是在修筑大城时，同时对宫城城墙进行了修整加固。四周城墙齐备，城外有壕沟为屏，城墙墙宽6-7米。在宫城的西南隅和城墙外东北还有两座与核心宫殿城墙规模、宽度相近的小城城垣，里面遍布排房式建筑，可作为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营房之用，呈犄角拱卫之势。特别是偃师商城城墙上首次采用“马面”建造技术，“除南城墙上不清楚外，小城东、北、西三面皆有两处‘Z’字形转角。从城址总体看，这种设计一是突出城墙四角，二是可增加城墙曲度，达到压缩防御距离的效果。在防御时利用城墙转角来增加局部地点的战斗人数，强化杀伤能力。很显然，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防守，即增加城防人员的有效控制范围，减少防御死角。”其后曹魏洛阳城、大夏统万城以及北宋汴京和元明清北京城等都普遍构筑马面，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周王城城墙的宽度约5米，凡稍宽处都有修补增筑的痕迹，加宽加厚的城墙约在15米。保留在地面上的城墙，最高约4米。墙体表面有清晰的版筑痕迹和排列有序的木棍洞孔。在北城墙的外面，发现有一条深约5米的渠道，推测应是护城河遗迹，说明该城具有双重防御体系。在城墙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处外角，发现有被加宽加高的迹象，明显高于城墙建筑，疑似后世之角楼。张衡《东京赋》云：“城隅九雉。”《考工记》规定：“城隅之制九雉。”城隅就是城角，从王城角楼看，其上可能还有其它建筑设施。在西北角楼上有一土冢，冢高4.87米，其下的城墙转角处夯土加宽，从平面看其斜边至顶角的直线距离长达百米，形成一个宽阔的角台，有学者认为，冢本身就是城墙转角处的建筑遗迹。角楼是古代城墙建筑的一大特色，它不仅使城墙愈加显得巍然壮观，且因处于拐角，而两面易受攻击，故是整个城墙重心和防守要点。关于角楼，有起源于三代的说法，王城角楼的发现为此提供了一个佐证。

    东汉洛阳城城防工事，主要包括城与池。目前除南墙垣因洛水改道被破坏外，其余三面之墙址遗迹尚存。墙身厚约14—25米，残高有的还达7米高，全由夯土筑成。城外有宽阔深浚的护城河，环城而流，称为阳渠。城垣开12门，门有双阙。南面有四门：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北面二门：夏门、谷门；东面三门：

    上东门、中东门和耗门；西面亦为三门：上西门、雍门和广阳门。十二座城门犹如四座雄关当空耸立。每座城门大小不一，但都有三个门道与城中街道相通。除夏门外，各城门皆两重，距地百尺，门外耸立双阙，阙上有楼观，下有通路，既可用以壮观，又可登临远望。阙外有亭，据《窦武传》所记，东汉洛阳二十四个亭中的一个“都亭”，可以屯兵数千人。城门设城门校尉掌管，据《后汉书》卷27《百官志四》云：“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十二城门中，夏门在北城西侧，是都城的后门，门紧靠北宫，夏门卫护关系着宫城的安全，因而夏门的建筑规模也为十二座城门中之最，宽约31米，一般城门楼皆为两层，而夏门则“尝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东西各有大道与上东门、上西门交通，进退十分方便。

    东汉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单凭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已不足以适应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因此，统治者在宫城的防御上，除继续建造和使用城墙等外，对宫城的防御开始从综合防御出发予以布置。

    曹魏定都洛阳后，鉴于当时的争战形势和都城广大的特点，在宫城本身防御上做了精心布置。首先，是在都城的西北角先后建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尺楼和金墉城丙城。百尺楼位于丙城东墙与洛阳城北墙相接处，与金墉城连为一体。《水经注·

    谷水》引《晋宫阁名》曰：“金墉崇天楼即此地上架木为榭，故曰楼也。”其防卫瞭望作用十分明显。金墉城地势高亢，形如堡垒。据考古勘察，其整体作长方形，由三座南北毗连的小城构成。城南北长1048米，东西宽255米，城墙版筑，厚12—13米，墙外侧建有马面。谷水自西来直泻城下，然后分流，环绕城之东、西、北三面。

    从防卫角度讲，可谓固若金汤。金墉城的建设，显然是受邺城铜雀三台的影响，但不同的是，它不像邺城三台仅是宫殿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自成一体的离宫城池。

    所以，明帝时就有大臣建议在急需时将其暂时作为别宫使用，《三国志·魏书·陈群传》载，皇女淑夭亡，明帝欲移住许昌，陈群以为不可，上疏曰：“臣以为……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值得注意的是，自魏末以降，金墉城这后一方面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明显地增长。《读史方舆纪要》汇集有关材料，记述魏末至西晋时事云：“嘉平六年，司马师废其主芳，迁于金墉；延熙二年魏主禅位于晋，出舍金墉城。晋杨后及愍怀太子至贾后之废，皆迁金墉。永康二年，赵王伦篡位，迁惠帝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改曰永昌宫。其后每有废置，辍于金墉城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墉城防守的严密性。其次，在北宫东、西、南三面大建城楼及观。《玉海》卷166《宫室》注引：“陆机《洛阳地记》：宫中有临商、凌云、宣曲、广望、阆风、万世、修玲、总章、听讼，凡九观，云母窗，日曜之有光。”《太平御览》卷184《居处部》注引：“《洛阳宫殿簿》曰：高平观南行至清览观，高阁六十四间。修龄观南行至临商观，高阁五十五间。太极殿前南行仰阁三百二十八间，南上总章观，阁十三间。东上凌云台，阁十一间。永宁宫连阁二百八十六间。十二间连阁上下数见，亲观差阁九间。《丹阳记》曰：汉魏殿观多以复道相通，故洛宫之阁七百馀间。”可知，整个宫城上城楼、观和阁道连续不断，阁道相通。再次，在宫北与洛阳北城间建苑囿华林园，并重建大夏门。华林园位于广莫门与大夏门之间。山林池园充斥其间，形成宫城北侧屏障。大夏门“门有三层楼，高百尺。”因该门主要服务于宫城，故而经大夏门南入大道到北宫西北即行终止，而不能直通南垣城门。经过此番建设，金墉城、大夏门和华林园构成了一道严密的宫城防御体系。高大的城楼和观建筑，可以有效地抵御和打击入侵的敌对势力；华林园则可以隐蔽地来往于宫城、金墉城和大夏门之间。而凭借大夏门，则既有利于平日窥察城内外动静，又便于乱时宫城与城外宣武场及黄河渡口的交通，方便出逃。西晋永嘉年间，又在金墉城东营建了“洛阳小城”，后又称“洛阳垒”，将金墉城与宫城连同，自宫城西北角开小门穿过洛阳小城进入金墉城，从而使皇室成员可以更迅速、更安全地转移到安全地方。

    北魏宫城除了有坚固的城墙外，同时还把城内的功能分区与事变时踞守联系起来考虑，扩大了宫城的防御纵深和空间，颇具自己的特点。在北魏洛阳城图上，如果以东阳门至西阳门间的大道为界，北魏洛阳城实际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半部以宫城为中心，基本上为宫城、苑囿、府库所占，地形高于南部，明显是一个聚集大量军资粮草有坚城可守的区域。南半部中心是衙署庙社，统领禁军的左、右卫府是最重要的军事机构，布置在御街北端，正对宫城阊阖门。外围建有里坊，衬托并拱卫宫城。北魏迁洛之初，曾以金墉城为临时宫城，《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金墉城建设情况说：“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筑。晋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东有洛阳小城，永嘉中所筑。城东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楼，二百一十四年虽久远，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墉城门为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有如云也。”同时，为方便孝文帝进出，又在临近金墉城的大城西垣新辟承明门。在金墉城的东侧有北魏的阅武场，更体现了西北角的防御地位。北魏洛阳宫城也是通过北面的御苑华林园连接北城，使宫城靠近都城北墙，这一点与曹魏相似。但它同时在内城北垣内侧兴建高层建筑与宫城连成一片。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自广莫门以西，至於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这样就使金墉城与宫城连成一体，形成“N”形，并且位居全城中央偏北部。其外郭则主要设在东、南、西三面城外，城北虽在洛阳小城之西、广莫门之东有一排，北郭就在邙山上，但北面二门之间的部分则完全空出为军事禁区。看来，北魏与曹魏一样，其京城防御的重点皆布置在城之北部，又以西北为重。

    与唐长安城相比较，东都洛阳城宫城在总体设计布局上不尽相同：长安城宫城建设着眼于豪华富丽，规整谨严，充分展示出大唐帝国的风范和气魄；而东都洛阳宫城建设则更多地考虑军事意义。因洛水贯城，洛阳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一旦有事，则只能临洛水设防，放弃南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加强宫城本身防卫上着力。所以宫城东、西、南三面有二重墙，北面扼于邙山。墙体夯筑，内外砌砖，其中版筑夯土墙一般均在15-16米左右。南墙西段北曲一段宽约20米。因地理形势所限，不能兼顾居高又居中时，以军事防御为重，宁可只取其高处一点。在宫城的西面引入谷水，东面引入泄城渠和瀍水，南傍洛河之险。这些水路在平时便利交通，运输财物，一旦发生变乱，又可避免“兵不赴急”的被动局面，进则与大运河连通，退则可踞守洛河之险。隋唐洛阳城将环城水系作为以护城河为中枢的防护体系加以利用，显然要比单纯的护城河作用高明许多。

    东都洛阳宫城在防卫上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它的隔城多、隔墙纵横。宫城东西各有两重隔城，北三重，南有皇城相护卫。宫城南部的东西隔城不仅有两重，且形制大小两相对应。宫城之南的两重隔城一为东宫，是皇太子居住的场所，一为左右藏。

    西面的两重隔城，其一当是皇子、公主居住的隔城，规模形制与东宫城略同。其二为西夹城。因其西墙开有丽景门，可潜通上阳宫，故《唐六典》卷七又称“丽景夹城”。从考古资料看，西夹城面积有20多万平方米，内有驻军，在北半部曾出土有大量“铁三角”，俗称“铁蒺藜”，是军事上的防御材料。夹城前两侧有包边砖壁，全部用异型条砖横、竖间平砌而成。不同的是，墙壁两边的收刹度不一，西面即宫城外面较小，为40，东面即宫城内则较大，为50—90，估计这种设计很可能与宫城内的安全有关。宫城之北，又建有三重隔城。最北面为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长2110米，南北宽为460米（西端）—590米（东端），圆璧城的北墙即为郭城北墙西段；圆璧城之南的曜仪城为狭长形，东西长2100米，南北宽120米；曜仪城以南为玄武城。考古发现，在宫城之北、陶光园南有一条东西向的墙垣，中有一门址，为陶光园南门，与玄武门相对应，并且它与宫城的应天门、皇城的端门、郭城的定鼎门处在一条中轴线上，可知，陶光园实际上也是被当作一种隔城来对待的，而另辟九洲池为宫内御苑。如此，宫城北面实际就有四重隔城，元《河南志》和《旧唐书·地理志》所说“宫城有隔城四重”，即指此而言。宫城南面则为依洛河而建的皇城，皇城东面建有东城，东城之北为含嘉仓城。这样，宫城就处在诸小城的重重环卫之中，与平民居住的里坊区完全隔离开来。此为宫城的第一道屏障。宫城北有邙山，南隔洛河，东临东城，西连东都苑，形成了宫城的第二道屏障。其安全防御、戒备坚固严密程度之高远在长安之上。隋末战乱时期，李密攻打东都，可以直入外郭城，栅于东城东门宣仁门外；王世充拒唐军时，令人分守皇城、宝城、东城、含嘉仓城和曜仪城，又在皇城南临洛水为阵，可知这时外郭城已不起防卫作用，已经放弃，全恃宫城据守。如此可见，宫城外隔城多、城内隔墙纵横的作用。所以，李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

    三、宫城的规模与分析

    宫城的规模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宫城本身的规模，即它的绝对面积；二是宫城与都城规模之比，即它与都城的相对面积。

    偃师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主要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北许村4个自然村落。由于受过去考古勘查工作的局限性，有关该遗址的规模与面积说法不一。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该遗址略呈西北—东南走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约合3平方公里。由于东西跨度延伸，因此原认为位于遗址中部的宫殿基址实际位置应在遗址的东南部，此处是二里头重要遗址的集中分布区。二里头宫城就位于此地域。根据考古发掘，复原后的宫城东墙长约378米，西墙约359米，南墙约295米，北墙约292米，四面宫墙周长约1324米，约合面积0.108平方公里。

    二里头没有发现郭城，如果把该遗址范围视为松散、不整饬的郭区的话，则二里头宫城与郭区周长之比为1:6.50。

    偃师商城作为商代早期都城，其城址由人们通称的“宫城”、“小城”和大城构成。“宫城”位于小城的南部居中，平面基本呈正方形，每面长200余米，周长约800余米，面积约0.045平方公里。“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周长约3680米，城内面积约0.8平方公里。大城是以后扩筑的，考古实测，其东城墙长约1640米，西城墙长约1710米，南城墙长约740米，北城墙长约1240米，南窄北宽，平面呈“菜刀”形，周长约5330米，面积约1.9平方公里。根据上一节的分析，偃师商城的所谓“小城”和“宫城”均属于宫城性质。依此计算，则偃师商城宫城与大城周长之比约为1:1.45，面积之比约为1:1.9。

    东周王城城墙夯土遗址下压商代灰坑，其始建年代有可能早在西周初年。周平王迁都于此后，一直是东周都城所在，因此，其宫城似可以说明两周时期洛阳都城宫城的基本情况。王城城址位于涧河入洛的三角地带，北自今金谷园以南，南到兴隆寨和瞿家屯以北，西至七里河以西，东到洛阳市政府。据杨宽、曲英杰的研究，其建制大致符合《考工记》匠人营国之制，方九里。考古实测，城墙基址东西长约2890米，以周尺长度合今20厘米计，合周里约8里；南北长约3300米，合周里9.2里；王城周长约12380米。与《逸周书·作洛》及《考工记》数字相比，南北长度与之略相符，东西长度稍差。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该城址平面呈东西略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而《逸周书·作洛》及《考工记》所记为其较长的南北长度所致。王城的宫城，考古发掘证明其当在城址的西南部，亦即郭城之中央而略偏于西南部。汉代重修的河南县城，恰位于王城中央，重修时很可能利用了部分原宫城的城墙。汉河南县城，周长约5400米，其西垣多折曲，残长约900米，其他三面城墙走向平直，北垣残长约1000米，东垣长约1410米，南垣长约1485米。根据《考古记》匠人营国制度，曲英杰推测，王城宫城东垣当起自汉河南县城东南城角，沿其东垣向北延伸至约1000米处；而宫城之南垣，依其与外郭城东西长之比例当略短于东垣，起自汉河南县城东南城角，沿其南垣向西延伸至约900米处。原宫城当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约1000米，周长约3800米，平面形制略同于大城，呈南北向略长的长方形。如此，王城宫城与郭城周长之比约为1:3.26。

    东汉雒阳城是在西周成周城旧址上修建的，其后经过春秋中晚期的向北扩建和秦代吕不韦时的向南扩展，基本奠定了东汉雒阳城的规模和形态。东汉雒阳城南北约九里，东西约六里，故有“九六城”之称。目前除南城墙因洛水改道被破坏外，其余三面之墙址遗迹尚存。经过实测并复原，其东墙长约4200米，南墙长约2460米，西墙长约3700米，北墙长约2700米，合计周长约13000米，约合汉制三十一里，城内面积约9.5平方公里，与《帝王世纪》和《元康地道记》等文献记载大体吻合。南北二宫南北纵列。南宫在中部稍偏东南，处在中东门大街以南、旄门―广阳门大街以北、开阳门大街以西、小苑门大街以东的位置，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约1000米，周长约4600米，面积约1.3平方公里。北宫在南宫以北略偏西，即中东门大街以北、津门大街以东、谷门大街以西的区域，其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周长5400米，面积约1.8平方公里，面积略大于南宫。南宫、北宫作为东汉一代的政治活动中心，各有特色，为东汉雒阳城的“双宫城”，这也正是东汉宫城制度的突出特点。这样，东汉雒阳城宫城规模就应是南宫与北宫之和，其周长合计约10000米，面积3.1平方公里，宫城与都城周长之比约为1:3.0。

    曹魏代汉，在洛阳城废墟上重建都城，新修的宫城称洛阳宫。西晋继之，在都城和宫城建设上无大的建树，基本仍曹魏之旧。故而，魏晋时期，洛阳都城城址规模无大的变化，惟宫城由于曹魏在某些部分扩大或缩小了东汉宫城的范围，因此，其宫城规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限于材料的缺乏，目前我们还不大可能对其变化后的宫城规模作出详细说明，但从考古发掘所见阊阖门的位置看，曹魏宫城规模决不可能大于东汉宫城，而与北魏宫城的规模可能比较相近。

    北魏重建后的洛阳城以原魏晋洛阳城旧域为内城。内城大体呈南北长方形，除南城墙因洛河北移被毁外，其余三面保存尚好。经实测，西城墙残长约4290米，北城墙全长约3700米，东城墙残长约3895米，南城墙长度以东西城墙的间距计算约2460米，共计周长14345米，相当于西晋里33里，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宫城是在魏晋宫城基础上兴建的，位于内城北中部，位置居中而略偏西，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矩形，四面筑有围墙，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长约660米，周长4116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外郭城是北魏新建的。郭城北、东、西城墙现已探明，经考古实测，其外郭城东西最宽处为10公里，平均约为9.2公里；南城墙现尚无踪迹可寻，若郭城南北计至旧洛河河道北岸，则约为5.8公里，总面积约为53.4平方公里。

    依此计算，北魏洛阳城宫城与内城周长之比约为1:3.49。

    隋唐洛阳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三部分组成。宫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而南北短，南面中段向外凸出。经考古实测，东墙长1275米，西墙长1270米，南墙长1710米，北墙长1400米，周长5655米，总面积2.73平方公里，比《唐六典》所载面积略大。皇城，隋称太微城，亦号南城。由于洛水北移，皇城东南部已被冲毁，现西墙保存较好，长1670米，南墙仅存西段540米，东墙尚存北段1115米。郭城，又称罗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元《河南志》引韦述《两京新记》称：

    “外郭城东面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迴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考古实测，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城墙四面周长约合27516米，城内面积47.3平方公里，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以此计算，隋唐洛阳城宫城与郭城周长之比约为1:4.87。

    北宋时洛阳改称西京。西京因袭隋唐洛阳城旧址，历经多次修葺，其规模不逊于东京开封。西京的宫城、皇城仍为隋唐五代皇城、宫城旧址。因有此基础，其规模仍比较大。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宫城在皇城之北，周回九里三百步。唐时的宫城，《新唐书·地理志》谓：“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旧唐书·地理志》云：“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皆与《宋史》不同，显见北宋西京宫城面积可能有所缩减而小于唐。《河南志》注文称“疑西与北经损减。”颇有道理。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时，又“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使城垣超过了前代。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较唐代的皇城为大，惟城的形制仍仿照唐代。外郭城也是沿用五代旧城，直到宋仁宗景祐元年才经过整修。修复后的外郭城周回五十二里。考古学者已在宫城内发现了多处宋代重修的大型建筑基址，显示宋代在西京还多有兴作。

    由上可知，古代洛阳宫城规模发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宏大。二里头宫城面积0.108平方公里；偃师商城宫城面积0.845平方公里；周代王城宫城面积1.9平方公里；东汉宫城面积3.1平方公里；魏晋宫城面积不会大于东汉而与北魏相近；北魏宫城面积1平方公里；隋唐宫城面积2.73平方公里。在各个宫城中，以东汉宫城面积最大。

    第二，宫城在都城所占据面积大。偃师商城宫城与都城周长之比约为1:1.9；周代王城1:3.26；东汉雒阳城是1:3.0；北魏洛阳城1:3.49；隋唐洛阳城1:

    4.87。各个宫城所占据的面积，几乎与一些县、府州城的面积相当。

    第三，古代洛阳城宫城规模，虽有波动，但总的来看，大致呈两个趋势，即宫城绝对面积的增加及与都城相对面积比的减少。前一个趋势反映出决定宫城规模的首要因素依然是由社会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宫城绝对面积不断增广的是社会发展和王权的强化。具体而言，随着朝代更替和社会发展，王室机构不断膨胀，成员越来越多，同时统治者对宫城华丽壮观的追求和享乐需求也有增无减，从而导致宫城规模逐渐扩大。它反映了宫城在都城中的中枢地位的强化，并折射出作为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其核心功能即政治功能的逐步强化。后一个趋势则反映了都城中作为城市那部分内容的发展，亦即作为都城叠加功能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的逐步扩展和增强，都城功能更加趋于完善，人口增加，市民阶层扩大，从而使都城规模呈扩大趋势。宫城绝对面积的增加及与都城相对面积比的减少，这两个趋势是同时存在和发展的。由此可知，尽管在东汉以后出现了宫城规模与都城相对面积比变小的趋势，但都城性质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宫城占地之阔，仍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都城的属性特征。宫城不仅因其政治属性位置醒目，且因王权政治的强化、皇室和官僚系统的庞杂，而在都城中仍占据了相当的地域空间。而北魏时期出现的内城（隋唐改称皇城），实际是将原在宫城中公干的中央衙署等迁出，而又在宫城之外圈了一个城圈，集中另建办公场所，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视为宫城规模的变相扩大。如隋唐洛阳城的皇城在南，宫城在北，同踞于全城西北角，前后相重，东西同宽，实际就是一个子城。

    据《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王城方九里，宫城方九百步（三里），即九里的三分之一，两者周长之比为1:3。《尚书大传》亦云:“九里之城，三里之宫。”在古代，这个比例，传统上一般被认为是古代有关宫城与都城规模的规定比例。从洛阳宫城情况看，据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计算，周代王城宫城与王城周长之比为1:3.26，与《考工记》所言的1:3比例极为接近。以后东汉洛阳城就出现了合于这一标准的现象。无独有偶，西汉都城长安与宫城未央宫周长之比也为1:3。这说明，《考工记》所言的规定很可能是存在的。它所表达的其实就是都城的规模必要以宫城为基准的意思。因为《考工记》的有关宫城与都城规模比例的规定是同该书中城邑礼制分三等的规定结合在一起的。它所传达的更重要的信息是，王城与宫城的规模是循礼而定，不是随便确定的。那么，王者以下，自应尊卑有别，依礼而定，循礼而行。按照这一三级都邑制度的规定，从都城、宫城的规模形制到宫殿的规模、数量以及装饰规格等都各有等级而不得逾越，是为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在这里，都城和宫城的形制规模成了王权统治的主要标志，王权政治的内容包含在都城和宫城制度的形式之中。通过对都城和宫城的精心设计，以确立天子的威仪和尊卑有序的礼仪，从而表达一种君权神授、君王独尊的王权主义精神。虽然，由于种种地理、建筑材料、经济财力及技术手段和建造者个人偏好等复杂因素，古代宫城规模的大小，很难绝对以《考工记》之规建造，故不仅洛阳宫城，古代其他都城与宫城规模也大都高于或小于这个比例，而不能达到绝对之吻合，但《考工记》所表达的礼制精神却基本未变，那就是都城的规模必须以宫城为基准。

    从理论上讲，由于宫城往往施工在前，都城在后，这就决定了宫城在整个都城空间组织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在规划都城内部布局、确定内部各部分的关系时，就不能不考虑它们与宫城的比例关系。规划性是我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从宫城到都城，有个总体规则，即都城建设要适应于、服从于宫城建设。《诗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墨子》亦云：“治天下一家若治一家。”

    对于帝王来说，他们的国，即是他们的“家”，“家”“国”一体。建造都城就是建造帝王之家。宫城是“家”之核心，自然要以此为主，统御全城。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通常采用一种模数或以其简单陪数为模。这个模数往往便会是采宫城为基本尺度。据傅熹年的研究，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即是以宫城的中心部分——“大内”的长、宽为基准，将其面积扩大四倍，即为皇城宫城即子城面积之总和，子城面积的四分之一即为坊的面积。在这里，“大内”面积是基本模数，坊之面积为分模数，子城之面积为扩大模数，其间度相差四倍。换言之，隋唐洛阳城是以宫城之广、长为模数规划全城的。研究发现，这种规划手法，并非隋唐洛阳城孤例，它是以北魏洛阳城为主要蓝本加以改进形成，在隋之大兴城、唐长安城、元大都和明北京城皆运用了这种方法。“大内是皇帝所居，为宫城的核心部分，象征着一姓为君统治天下的家族皇权，皇城宫城作为一个整体象征着国家政权，坊象征民众。古代以一姓为君建立皇权统治称为‘化家为国’。东京规划中把大内扩大四倍为皇城宫城之和——子城的面积，实即象征杨隋‘化家为国’。以坊为最小面积单位，四坊为大内，十六坊为子城，则具有一姓皇权控御一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民为邦本’的双重象征意义。”这种以宫城为模数的简单几何学式的划分，不必考虑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只是选择了迅速、平均分配的原则，不仅方便快捷，在政治、军事上还具有极大的适用性，进一步突出了宫城的地位与作用，在稳定社会、维护统治方面促成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宫城的规模还直接受到地理形势的制约。众所周知，在古代史上，洛阳都城城址曾出现过四次移动，产生了五大城址。夏商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位于洛河北岸的亳坂高地上，地近伊、洛二河汇流处。在这里建都，其好处是，地势高隆平但，城市用水水源易于解决。但该高地南北仅宽约千米，无大的发展余地。

    向南，因其地近伊、洛汇流处，洛河以南为二河冲积形成的低湿平地，故而也无任何发展余地。向北，自洛河至邙山南麓其间距离大约仅有2.5公里，地面颇为局促。

    而且在毫坂和邙山之间还横亘着一东西向槽状低地，一旦伊、洛二河泛滥，极易遭受洪水。从地理形势上看，夏商二都城都不具备扩展城址的地理条件。这也许是西周初期另选城址的原因之一。与夏商城址相比，西周两座城址靠西，地势较高显开阔，可利用地域空间也大。王城城址坐落于地势高且水源较为丰富的涧河入洛处东侧，宫殿及粮仓布置在濒临涧、洛二水的城西南隅，大概都是为了便于解决城市用水、尤其是宫廷用水问题。但王城城址所处地形复杂，高差较大，以涧、洛二河为水源解决城市用水也非易事。《国语·周语》载曰：“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记载了东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时，谷水（涧河）、洛水暴涨危及王宫安全的事，这是洛阳东周时期有明确纪年的一次重大水灾的记录。这也说明，水患是限制王城发展的重要因素。最终东汉选择在西周成周城址基础上建都发展，这应是一个因素。成周城址地势较偃师商城高，地形不如王城复杂。不足之处是城区北界已达邙山南麓，地势较高，这无疑为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魏时期曾为此作过巨大努力，兴建了千金渠综合水利工程。但要注意的是，东汉、曹魏、西晋三代俱未在洛河以南进行过多少营建活动。这说明当时对自然河流的控制能力低下，尚不足以确保跨河而建之城市的安全。因此，在这三个朝代，洛阳都城城址一直没有跨越洛河，其规模始终局限在洛河以北地区，直到北魏时才稍有改观，将洛河以南的伊、洛河之间的低平地带发展为新城区。同时，北魏将原魏晋洛阳城旧域改建为内城，在魏晋宫城基础上新建宫城，创造了宫城、内城、郭城的新都城体制，宫城得以扩大规模。隋炀帝放弃汉魏故城，而另择城址营建东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要让新都的南北轴线与伊阙直对，以显示其为河山拱戴的宏伟气魄，也是存在的。隋唐东都洛阳城跨河而建，利用洛河北岸建造皇城、宫城和其他重要建筑，而将洛河以南辟为面积广大的里坊区。洛阳宫城、都城都达到了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由上可知，宫城、都城规模发展，除了受历史一般规律的制约外，还受制于当时的地理条件。

    四、宫城形制的考察

    除了建造顺序、位置和规模外，宫城的形制也是统治者在建造宫城时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按《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的规定，王城方九里，宫城方九百步，即宫城应是正方形，每边长九百步。现在周王城已被考古发掘，形状大体呈方形。对其宫城的复原研究表明，原宫城当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约1000米，周长约3800米。有人将其平面形制视为方形或略呈方形，显然有些牵强，该宫城实属于南北纵长形。方形宫城与方形都城一样，形制规整，方方正正，庄重大方，具有端正、威严的形态，内部摆置也易安排，以此形制为宫城，自然比较理想。但建造方形宫城的前提，必是要有一块广阔平坦的平地。以王城为例，其所处地域地形复杂，高差较大，为解决水源，宫城被安置在中部偏西南地域，濒临涧、洛二水，要建成方形谈何容易。

    《考工记》所说王城方形宫城，只能是一种理想。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洛阳宫城中，无一例呈方形者，而均呈长方形。其中又可分为南北纵长方形和东西横长方形两类。

    南北纵长方形是洛阳宫城中的主要形制，它首先创立于二里头宫城时期，其后又为建都于洛阳的商、周、东汉、曹魏、西晋等的宫城所采用，一直延续到北魏洛阳宫城。从古代其他都城的情况来看，这种南北纵长方形宫城，在东周时期也已经被较多地采用，汉代以后流行，除洛阳的宫城外，唐长安之太极宫、大明宫和元大都宫城、明清北京宫城等都采用了这种形制。表明这种由二里头宫城所创造的宫城形制，自东汉起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宫城形制的主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这时期的宫城一般为坐北朝南的南北方向；其二，宫城除主体宫殿外，作为宫城轴线上的主要宫殿建筑群中宫殿建筑数量增加，使宫城轴线（南北方向）延长，而将宫城平面南北加长。”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将宫城形制的变化与都城形制的变化联系起来观察，会发现二者还存在着耦合关系。宫城形制从南北纵长方形演变为东西横长方形，而都城的形制也由南北纵长方形（如东汉洛阳、魏晋洛阳）演变为东西横长方形（如隋唐洛阳、北宋洛阳）。这种耦合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因为，在古代，都城的形制要和宫城的形制相协调，由于宫城形制逐步流行东西横长方形形制，由宫城为中心伸展出的街道把都城划分为横长方形单元，都城采用东西横长方形形制，两者能更好与宫城建设相配合，利于形成严格对称的平面布局。

    洛阳宫城形制的形成与其所处城址的地理条件有直接的关系。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采用南北纵长方形形制的宫城集中在洛阳的前四个都城城址中，即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周代王城和汉魏洛阳故城。这四大城址所在的地理形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均在洛河北岸。夏商城址全部坐落于洛河北岸岸边高地上（二里头遗址），至多延及高地以外的部分低地（偃师商城遗址）。汉至晋代洛阳城城址亦是南起洛河北岸，向北直达邙山南麓，其间包涵着相距不远的南北两块高地和一些起伏不平的区域。之所以如此，则与洛阳盆地伊、洛二河汇流处及其以西地区的具体地理形势和水源条件有着密切关系。从地理形势来看，洛阳盆地地属豫西丘陵前缘地区，周边群山环抱，伊、洛蜿蜒盆底。沿山麓一带地势高亢，水源缺乏，唯伊洛平原即伊、洛河谷及洛河北岸地势较为低平、开阔，水源又较为充足，是古代适于建都之地。因为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受地理条件限制，其城址便形成了南北向的长方形。因为宫城位置确定要遵循居中原则，因而其形制也就呈南北纵长了。

    北魏的情况比较特殊。北魏迁洛后，修建了外廓城，其城址不仅涵盖了洛河以北西起张方沟（又名长分沟）、东逾七里涧、北至邙山之巅的广大地域，而且首先跨过洛河，将城区扩展到伊、洛之间，直逼伊河北岸。整个都城平面呈东西横长方形。但由于其宫城是在原魏晋宫城基础上新建，在建设前又有魏晋宫殿侈大、宜加裁损的规划思想，因此其形制仍是南北纵长方形。隋唐洛阳城时，城市新建，受束缚较少，为让新都的南北轴线与伊阙直对，宫城采东西横长方形，又将洛河作为主要穿城水道，跨河建城。洛河横贯城区，河南、河北几乎各居其半，整个都城也呈东西横长方形。

    洛阳宫城虽然采取的都是长方形的平面布局，细加分析就会看出，这些南北纵长方形和东西横长方形的规划形制也不脱方形窠臼。所谓的南北纵长方形和东西横长方形实际上都是在方形形制的基础上，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加以变形改造而已。

    由此，我认为古代中国的“方”的观念实际上包括正方和长方两种。它与《考工记》所说的“方九里”并不矛盾。

    从考古学上看，现已发现的60多座史前古城，其形制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龙山文化时代之前的古城，城址形态各异，既有方形、长方形，也有不少的圆形和椭圆形城址。龙山文化时代以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城市规划受到“方块田”规划概念和“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城址力求方形规整，以方形为常。进入文明社会，这种崇“方”的思想被统治者采纳，并作为一种都城规划的崇高理念，而首先在二里头宫城规划建设中予以实施，其后经偃师商城宫城和周代王城宫城沿用，而固化为一种制度，并在成书于战国的《考工记》中加以理论化、系统化，被后世大多数宫城所继承和遵循，并影响到了各类王室或皇室建筑，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模式，亦成为以王权为至尊的伦理等级文化的体现和象征，如东汉雒阳的明堂、灵台主体建筑平面即为方形。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古代宫城形制以方形为常，还与宫城所必需修筑城垣有关。“从几何形来说，除了圆形之外，最短的周边能包围最大的面积就是方形，其它几何图形或者不规则的图案都会增加周边的长度，换句话说就要多筑城墙。因此，方形或者矩形的城市平面，在建城的宫城技术观点来看是经济的。”由此可见，由二里头宫城首采的宫城方形形制对中国古代宫城、都城发展的影响及其它所反映出的王权政治思想之影响作用不可低估。

    第四节 宫城与皇城、御苑及中轴线

    宫城是古代都城的核心。由于它在古代都城空间组织中起着中心的作用，并且是其它空间定位展开的原点，故而它对整个都城空间的演变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下面仅就宫城与皇城、御苑空间的形成及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关系等问题作一阐述。

    其与里坊和市场的空间布局关系则放在下两章讨论。

    一、单一宫城制与皇城的出现

    所谓皇城，俗称子城或内城，处于宫城之外，郭城之内，是中央官署的所在地。

    明确以“皇城”名义设立中央官署集中区是在隋文帝、隋炀帝建造大兴和洛阳城时。

    在此之前，在北魏洛阳时则出现了被称为“内城”的基本相同的规划分区。

    皇城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出现与单一宫城制的实行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多宫城制和双宫城制的都城中一直没有中央官署的专用建筑区。当时中央官署主要被布置在宫城内。限于考古发掘材料，二里头时期，夏代中央官署的具体位置尚不清楚。但从贵族聚居区主要环绕在宫城周围，其中尤以东部和东北部最为集中，在这几个区域已发现数十处中小型夯土基址和一批中型墓葬等情况来看，夏王朝时期的中央官署应是与夏王一起被安置在宫城内。偃师商城的情况，官署区被布置在第一道宫城城垣之内，核心宫殿区的周围。考古学者在核心宫殿区周围已发现了数十座大型、中型夯土建筑基址，从其文化遗存来看，这一带应是官署所在地和贵族居住区。西周官署，据《考工记》记载与王城遗址的发掘证实，王宫地处城中部偏南，与“王宫居中”、“择国之中而立宫”的记载和规划原则相符。处于从属地位的城内其它部分则按照各自的功能和规划体制要求，分别布置在王宫的周围，按分区尊卑，围绕宫城依次安排，其中，王室、卿、大夫府邸所在的“国宅区”近王宫而建。中央官署安排在何处，《考工记》中没有作明确规定。但从《考工记》将“九卿”的官府次舍“九室”安排在宫中情况看，当时的中央官署主要应还是布置在宫城内，包括中枢机构、部分直属机构和内廷事物官，而仍然没有专用的建筑区。当时的都城规模都不太大，宫城所占面积比例却很高，且具有年代越早比例越高的趋势，留给都城其它部分的空间有限。

    随着秦汉时代中央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建立，国家政体的变化导致中央政府机构空间扩大，原来的都城布局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政治发展的需要，进而逐步引发了传统都城布局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东汉洛阳城就已显露端倪。在洛阳城内，规模巨大的南北宫居城中部，几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北宫紧靠城北垣，南宫逼近城南垣。这似乎与秦汉没有大的区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分化，除了“城”与“郭”的分化外，在宫城区内还存在着次一级分化，即中央官署区从宫城内的分离。由于东汉洛阳城已将原来的“多宫城”制变化为南北双宫制，加上东汉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得东汉洛阳城能够比较顺利地使整个都城与宫城在同一个空间秩序中展开，当时主要的中央官署太尉、司空、司徒等“三公府”已比较集中地布置在南宫的东南，靠近旄门和开阳门一带，改变了以往官署过于分散的格局，从而加快了宫城区内部次一级分化的趋势，为新的都城空间模式铺平了道路。

    曹魏邺城是在东汉洛阳城等影响下的又一个尝试。它设置了一条东西大街将城市分为南北两个区，把宫殿区集中在城的北半部，并将官署集中布置在宫城外南出大街的左右两侧，较好地解决了一般里坊和宫署部分相互干扰的问题，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曹魏邺城毕竟只是因袭汉代郡国一级城市的规划体制，而不是按帝都体制的重新规划。

    曹魏重建洛阳，以东汉北宫为基础营建洛阳宫，开始实行单一宫城制。洛阳宫居全城北部中央。宫城内正殿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宫城正南门直对城的正南门，两门之间辟有御道。其中央官署的部署情况，史书无载。但从其宫城情况可以获得映证。其宫城南面司马门与阊阖门东西并列，司马门内对朝堂，与邺城宫城司马门内对听政殿的情况极为相似，由此可知，它很可能是继承邺城的传统，在宫前横街及司马门附近建造主要官署。据《资治通鉴》所记永嘉五年（311年）刘曜、呼延晏攻陷洛阳情形是：“甲申，攻平昌门；丙戌，克之，遂焚东阳门及诸府寺。”东阳门在宫前横街的东端，可知有很多官署是布置在东阳门至宫前的东西横街上和宫城东南角这一区域。

    北魏洛阳城在魏晋基础上使单一宫城制得以确立和完善。单一宫城制的确立，使原来在宫城之中的非皇室建筑的中央官署移出宫城。由于中央官署与皇室的密切关系，作为皇室的附属物，它们又不能远离宫城，必须安排在宫城附近，在此情形下，一种新的都城空间形式——“内城”便应运而生。北魏以原魏晋洛阳城为内城，内城大体呈南北长方形，除南城墙因洛河北移被毁外，其余三面保存尚好。经实测，西城墙残长约4290米，北城墙全长约3700米，东城墙残长约3895米，南城墙长度以东西城墙的间距计算约2460米，共计周长14345米，相当于西晋里33里，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内城西阳门至东阳门的东西干道经过宫城城南的阊阖门前，与宫城南北轴线的铜驼街相交，形成全城的东西轴线。中轴线铜驼街的东西两侧则布置官署、寺庙等。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著名的永宁寺就位于铜驼街的西侧。内城之内几乎全部是王权生活和统治办公的地方。城之南部成了以官府为主体的区域。早在北魏规划建造洛阳城时，就有宜加裁损魏晋宫殿和集中布置官署的设想。而这种设想明显受到南朝建康城的影响。但与建康城有所不同的是，北魏重建洛阳时，把宫前御街左右各一坊宽之地建官署，基本上每坊以十字街分为四区，分建官署，比南朝建康更进一步整齐集中。尤其是，北魏在营建洛阳宫城、内城后，又在原城外区域建造了外郭城，使之成为北魏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促使原居住在内城的居民包括达官贵族将宅第向外郭城集中。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亲王和重要大臣大多住在外郭，住在内城的较少。有名的皇宗聚居地寿丘里，俗名王子坊，即处于郭城的最西端。这种建内城又建郭城的做法，显然有利于加速纯洁内城，有利于它的发展。

    隋唐洛阳城继承了北魏洛阳城的做法，其宫城与皇城建造是同时的，如同两个孪生兄弟。皇城在宫城之南，呈横长方形。隋时称太微城，唐因其旧，亦号南城，又曰宝城。《新唐书·地理志》云：“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唐两京城坊考》作“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由于洛水北移，皇城东南部已被冲毁，现西墙保存较好，长1670米，南墙仅存西段540米，东墙尚存北段1115米。皇城南面开三门，右掖门址已探明。正中名端门，北对宫城正门应天门，其间有应天门街，形成宫城、皇城的中轴线。皇城内南北四街，分为四块，布置官署，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等中央官署以及掌管宫禁宿卫、供奉皇室生活的宫廷衙署等均设在这里。皇城之东还有一座东城。遗址在今洛阳老城西部叠压，城址为长方形，南北长约1420米，东西宽约620米。东城南壁有承福门，南临洛河，西南壁开宾耀门与皇城相通，东壁建宣仁门与郭城上东门街相直，北壁有汉嘉仓门通仓城。东城也设四街，安排有尚书省以及掌管祭祀、舆辇等宫廷事务的衙署，也是一个官署的聚集地。北魏在内城除了布置宫城、官署、庙社和仓库外，还设立了一些里坊，显示出皇城形成阶段的特点。隋唐洛阳城皇城内则已不再布置里坊，里坊全部布置在皇城以外的区域。这应是皇城建置发展成熟的表现。

    皇城建置的出现源于强化宫城防卫的需要。宫城作为都城的核心、君王处理政务和起居的地方，其安全防卫一直是统治者考虑的大事。皇城的出现，显然是要通过将“百僚廨署列于其间”的办法，起到拱卫宫城的作用。对此，当时人的认识是颇为深刻的。宋敏求《长安志》中有关隋文帝设立皇城的记载，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史料：“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在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是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帝新意也。”《唐两京城坊考》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将“不便于民”改为“不便于事”。由此可知，隋文帝创建皇城建制这一“新意”，实质是他认为以往都城中居住区与官署杂处，有碍官署办事，不便于管理，故而要将之与居民区分开、隔离起来。北魏建造内城，其出发点又何尝不是如此。《资治通鉴》卷139《齐纪》记有魏明帝建武元年（494年），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言建造洛阳城等事的一段文字：

    “‘古者四民异居，欲其业专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工伎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久而混殽。今闻洛邑居民之制，专以官位相从，不分族类。夫官位无常，朝荣夕悴，则是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借使一里之内，或调习歌舞，或讲肄诗书，纵群儿随其所之，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训。此乃风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选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则清浊连甍，何其略也！

    今因迁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别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阙盛美！’……帝览奏，甚善之。”可见，北魏建设内城的目的与隋文帝建造皇城的目的如出一辙。从防卫的角度讲，把官署集中布置在宫城前，宫城与内城城墙之间有大片官署阻隔，可以兼防内外，有外患时利于防守，遇内乱时可由宫城经后苑出北城墙遁去，比宫墙紧靠都城城墙更为安全。同时，营建内城，将官署等布置在宫城前，成为进入宫城的前奏，使人在进入都城以后，所见的建筑由小到大，豪华、宏大之程度逐渐增加，亦可衬托出帝王专用的宫城、宫殿的尊贵无比。

    皇城建置的确立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一个环节在都城空间布局上的反映。三代时期的国家还没能摆脱氏族纽带，政治上呈现出浓厚的“家国不分”贵族政治色彩，经济上也无力承担更为复杂化的官员组织，中枢行政机构的行政事务完全依赖贵族来承担，由此建立的都城布局的基本特征就是宫城占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可在都中任意拓展，官署只能放在宫中或宫侧，没有固定的、正式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建立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以后便是“汉承秦制”。随着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备，逐渐由以宫殿、宗庙代表王权和国家政权发展为把宫殿、庙社和官署等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皇权和国家政权，官署等维持政权生存所必需的机构，在都城规划中日益受到重视。同时，随着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备，国家政权机构也不断扩大。秦与汉初的中央行政机构，以丞相、太尉、御史即所谓三公居首，“三公”之下又有“九卿”，“三公九卿”之下还分别各有一大批属官掾官为助理，例如，太常属官有太乐等六令丞，大司农属官有太仓等五令丞，斡官等两长丞。到汉武帝时，出现了顾问性质的中朝官和属于皇帝秘书处性质的尚书。西汉的丞相府下分曹办事。东汉初年，太尉、司徒和司空等三公分掌原来丞相独尊的权力，其下各有十几曹。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尚书台又扶摇直上，“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尚书台的结构也有所变化，西汉分为五曹，东汉约有六曹，东汉中后期约是吏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和两个三公曹，每曹尚书统尚书郎若干人，其下还有尚书令史。而且从东汉中后期到曹魏形成二十三郎一郎一曹局面。总之，国家政务的“分官设职”形式日趋严谨，魏晋以下尚书台变成了政务中心，并在隋唐之际发展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制，一直沿用到了明清时代。以上所及的还只是古代官僚政治体制发展演变的一般情况。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表面看是官僚机构的不断增加和官僚规模的不断庞大，实质则是皇权的不断强化。伴随着中央政府机构空间扩大，相应的中央官署建筑也大量增加，原来双城垣的城郭形态都城模式，已不能适应皇权政治发展的需要。皇城的出现使得都城结构变为多层次，每一层次有其特定的功能。宫城及其里面的一切设施主要服务于皇帝及其后妃，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专用领地。皇城则主要是中央官署聚集地，这种布局既反映了当时国家统治集团的区别与地位，又有利于加强宫城的防卫和强化最高统治者皇帝对中央官署的管理和指挥，有利于宫城和皇城各种物质要素的布置以及都城中各项政治活动的开展，因而为后世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二、宫城与御苑空间

    古都洛阳长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园林发展非常兴盛。宋人李格非作《洛阳名园记》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在惊叹洛阳园林发展与城市发展关系之密切的同时，也使人不得不深思古代都城中御苑空间的作用。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这里拟通过重点考察隋唐洛阳城西苑，对其作用加以探究，为了陈述上的方便，文中使用御苑一词泛指帝王的宫苑空间。

    1.古代洛阳御苑空间的形成

    根据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已经有御苑的存在，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夏王帝桀的御苑。《逸周书》：“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有洛氏”即夏柴，“成商”即成汤。《博物志·杂说》上亦云：“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成商伐之，有洛以亡。”而考古学上，迄今所见最早的御苑实例是偃师商城宫城中发现的商王池苑。该池苑位于宫城北部居中，其主体是一座经人工挖掘、用石块垒砌而成的长方形水池，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1.5米。在水池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渠道同水池相连通。西渠为注水渠道，东渠为排水道。东、西二渠道分别从宫城的西墙、东墙下穿过，经过两次直角拐折之后，又分别从大城的“西一”城门和“东一”城门门道下通过，同城外的护城河沟通。在大水池的南岸，还发现有临水建筑遗址。发掘者认为这里应是一个以水池为中心的专供商王休闲娱乐的池苑场所。从水池所处的位置看，水池位于宫城北部，与其南部的宫殿建筑区和祭祀区同在宫城之内，是宫城布局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具有御苑性质。偃师商城宫城结构大体可以划分为南、中、北三区，南区是宫殿建筑区，约占宫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中区是祭祀区，北区是御苑，二者合占宫城的三分之一左右。

    偃师商城池苑还属于宫内的园林性设施，当时商王是否有宫外的御苑也未可知。

    但从文献上看，从商代后期开始，已经出现了供商王畋猎的“囿”，宫外的御苑空间开始成为都城必不可少的构成。《史记·殷本纪》曰：纣“好酒淫乐，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早期苑囿的形态极其简单，仅以大面积圈围的天然山林放养禽鸟野兽，供狩猎行乐之用。西周王城的御苑空间情况还不清楚。但《周礼》记有周代王室苑囿制度：“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郑注：“囿游，囿之离宫小园观处也。

    养兽以宴乐视之。禁者，其蕃卫也。”可知，周代苑囿中有王室圈养禽兽之处，而“囿游”是周代御苑中的离宫小观，有囿人等掌藩界兽禁及门之启闭，囿游的主要功能是宴乐。据此，在周代宫内和宫外的御苑应都是存在的。御苑的功能不仅是出于周王自身的游玩需要，而且还是周王进行宴乐的礼仪空间。

    秦汉时代承袭前代传统，既建有宫内御苑，也建有宫外御苑，并且其宫外御苑地域广阔，规模巨大。汉武帝时就秦之上林苑加以扩建。《三辅黄图》卷四引《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苑中宫室栉比，“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最初建上林苑是为了汉武帝游猎专用，建成后它又成为西汉帝王校猎的主要场所，具有军事训练和军事检阅的性质。

    东汉洛阳城亦建有上林苑，其性质与西汉上林苑大体一样。《后汉书》卷54《杨震传》云：“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注云：“上林在西。”相关记载也指上林苑在洛阳城西。卷7《桓帝纪》云：“冬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而还。”函谷关距汉洛阳百余里，可见上林苑是一个周环数百里的自然田园，是有居民村落和耕作土地的皇家猎苑。在城外的御苑还有在城西的平乐苑、广成苑、显阳园、西苑，城南的鸿德苑和东、西单上苑。城内诸御苑，主要有濯龙园、西园、直里园等。《元河南志》引司马彪《续汉书》云：濯龙园“在洛阳西北角”。《续汉志》曰：“通北宫。明德马皇后置织室于园中。”西园在北宫的西南，上西门内。直里园又名南园。《后汉书·百官志》云：“直里监一人，四百石。”注云：“直里，亦园名，在雒阳城西南角。”从东汉御苑情况看，虽然在总体上讲还是承继西汉的传统，御苑一改先秦功能单一的特点而兼具帝王居所、行政处所和娱乐场所的多重性质，具有宫苑结合的特点。但东汉御苑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如西汉，御苑的游赏功能已上升到主要地位。此外，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汉灵帝在是否修建毕圭灵琨苑问题上也曾有过一番犹豫，似反映出城外的御苑空间使用率并不高。这些新变化似乎在预示自夏商以来存在的御苑在都城空间的位置开始发生变化。

    东汉末年洛阳城遭受劫难，曹魏在废墟上重建洛阳，西晋沿之。与前代相比，曹魏御苑营建重点主要是芳林园。芳林园在宫城北与洛阳北城墙间，东汉时此处就是御苑区，有大片水域，通过暗渠与城壕相连。魏文帝时开凿了天渊池，又在池中修筑了九华台。魏明帝又大规模营建，并将御苑起名芳林园，采各地名石筑景阳山，山上广种松竹。园内养蓄山禽杂兽，殿宇森列，并有足够的场地进行上千人的活动和表演的“鱼龙漫延”的杂技。到魏少帝时，因避齐王芳讳，芳林园后改名华林园。

    华林园东西皆有门，分别通东宫和金墉城。西晋洛阳宫苑一仍曹魏之旧，主要的御苑仍为华林园。魏晋时期御苑的重点已经移至城内，在宫城之北形成御苑空间，这是古代御苑在城市中布局位置的转折。魏晋时华林园中的宴饮游会甚是频繁，如《宋书·礼志》云：“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文选·卷二十·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一首》注引干宝《晋纪》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华林园也曾被作为杀机暗藏的政治斗争工具。《晋书》卷59载：八王乱晋之初，司马伦废晋惠帝擅政后，其党羽孙秀与卫将军张林有隙，林上书伦，具说秀专权，动违众心，挠乱朝廷。孙秀得知后就游说司马伦杀掉张林。于是“伦请宗室会于华林园，召林、秀及王舆入，因收林，杀之，诛三族。”由于魏晋实行的是单一宫城制，单一的宫城正门前形成一条直达南城门的御街——铜驼街，宫城之北为御苑——华林园，御街—宫城—御苑构成都城的中轴线，开创了古代都城规划的新格局。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宫城北部重建了华林园，又在宫城西部原曹魏九龙殿建西林园。华林园在宫城北，综合《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园址大约比曹魏时稍南移，舍曹魏时傍北城墙而筑的景阳山于园外，在原曹魏天渊池之西南新筑土山，仍名景阳山，以山池为主景，恢复旧台馆，添建新建筑。西林园在宫城西部，千秋门内横街之北。这里曾是魏宫凌云台和九龙殿故地。阳渠水白千秋门入宫后，在此汇集为池，称“碧海曲池”，池中建有灵芝钓台，池四面各有殿，四殿和池中的灵芝钓台都有阁道架空相通。《魏书》等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皇室成员在华林园、西林园中宴饮、游赏、讲武、听讼等活动的纪录。现列举相关史料如下：

    （太和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幸华林，听讼于都亭。（《魏书》卷7《高祖纪》）（太和二十一年秋七月）甲戌，讲武于华林园。庚辰，车驾南讨。（《魏书》卷7《高祖纪》）永安中年，庄帝习马射于华林园。（《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胡）太后与肃宗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赋七言诗。太后诗曰：“化光造物含气贞。”帝诗曰：“恭己无为赖慈英。”王公已下赐帛有差。（《魏书》卷13《皇后列传》）后肃宗朝太后于西林园，宴文武侍臣，饮至日夕。（《魏书》卷13《皇后列传》）太后……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孔，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魏书》卷13《皇后列传》）由此可见，华林园、西林园是重要的宴乐、讲武、听讼的礼仪空间。根据文献记载，北魏除华林园、西林园外，没有开辟新的御苑空间。华林园和西林园，两园在宫城北毗连。西林园与寝宫相连，对于皇室人员日常游园至为方便。

    北魏和魏晋一样也是实行单一宫城制，并且创造了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垣的形制。宫城正门阊阖门南对内城正门宣阳门，其御道即魏晋时的主要干道——铜驼街，是全城的主轴线。主轴线两侧布置有重要的官署，形成中央行政区，行政区以北为宫城，其后便是御苑华林园，已临近于内城北墙垣。出宣阳门，这条主轴线又向南延伸，穿出外郭城，渡过洛水，直抵表示皇权神授的圜丘。这条轴线将圜丘—中央行政区—宫城—御苑自南而北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成为皇权神授、皇权至上的标征。御苑毗邻于宫城之北，既便于帝王及王室游赏，也具有军事防卫上“退足以守”的用意。从北魏洛阳城平面图上看，以东阳门至西阳门间大道为界，洛阳城实际被总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半部分为官署庙社，北半部中心是宫城，宫北是御苑华林园，宫东为太仓，宫东北是太子东宫预留地，宫西是武库和西林园，西北角则是可供踞守的金墉城，整个北半部基本上为宫城、御苑、府库所占，地形又高于南部，显然形成了全城军事防御和物资储备、供应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特殊区域。这种在整体布局上环拱护卫着宫城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战乱时局的产物。但其结合城市环境和功能需求来布置洛阳宫苑群的总体格局，在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后世宫城建设效法的典范。此后唐长安的西内园，唐东都洛阳的陶光园，北宋开封的良岳园以及现在还保存完好的明清北京的北海、景山都在宫北、宫侧。以后千余年间皇家宫苑的位置都循此规划。

    综上所述，御苑的建立与宫城一开始就具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随着古代都城的发展、完善，御苑也逐渐成为都城布局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2.西苑与隋唐洛阳城关系探析

    西苑是隋唐东都洛阳城最为重要的一座皇家御苑，因位于东都洛阳的宫城之西，史籍习称为西苑。西苑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富丽，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隋唐东都城最具特色的地方。迄今为止，不少学者都给予了关注且有多篇论文论及，然多涉及西苑本身的一些内容，诸如其范围、园林艺术等，较少涉及其与洛阳城的关系，特别是在都城空间结构方面的作用。下面拟重点讨论西苑与隋唐洛阳城的关系，试图通过这一实例的考察，进一步探究御苑空间的性质，揭示隋唐洛阳城空间结构面貌。

    （1）西苑的历史沿革及地望与范围

    西苑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与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同时。六世纪末，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朝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即位后，为有效控制全国，遂于605年决定每月征调“役丁二百万人”营建东都洛阳，次年春正月正式迁都洛阳。新建的洛阳城在洛阳汉魏故城西十八里，周长27400余米，折合60余里。东都城以西的广大区域内，邙山逶迤绵延，平原坦荡如砥，洛河由西南向东北流，涧河由西向东，再转向南流，河水滔滔，河畔风景宜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沛的水资源为自然成为营建园林的优越条件，隋炀帝于是决定在城西建御苑。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先是大业元年三月建造了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紧接着“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新建的御苑“初曰会通苑，又改上林苑，而曰西苑。”西苑建成以后，隋炀帝的许多活动都发生在西苑内，它既是隋炀帝的游赏园，同时也承当着都城一些政务性活动。为了便于皇帝游苑，自大内开为御道直通西苑，夹道植长松高柳。

    隋末唐初的战乱中，西苑屡次成为屯兵之地，苑内宫观景物损毁严重，仅有部分离宫亭观保留下来。唐武德元年（618年）改称芳华苑。九年设洛阳宫监，管理宫城及西苑。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改洛阳为东都，从此长期寓居洛阳，洛阳成为唐王朝的实际都城。在此形势下，唐高宗开始对洛阳城进行修缮。又敕司农卿韦机等人对西苑进行了大规模的恢复重建，改建、增建离宫。如显庆五年（660年）新建合璧宫和冷泉宫等，调露元年（679年）作宿羽宫、高山宫，“莫不壮丽”。

    此外，还有龙鳞宫、芳榭亭、金谷亭等也建于这一时期。但总体上，苑内布置大多是沿用或改造隋之旧宫。经过此番改、重建，唐之西苑基本形成，也称禁苑，西苑再次兴盛起来。武则天改称洛阳为神都后，又称西苑为神都苑。苑内虽无大的建设，但武后亦常巡幸西苑，西苑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中宗复辟，将都城迁回长安，洛阳又复降为陪都。此后，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先后五次来到洛阳，也曾亲历西苑。但西苑的首要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至安史之乱，洛阳饱经战火摧残，西苑也遭受灭顶之灾，逐渐衰落下去。

    西苑范围辽阔。隋之西苑，《元河南志》与《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周长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周长超过东都近三倍。东接洛阳城，西至新安县，可能有不少地方为东汉上林苑故址。《隋书·食货志》云其：“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西苑的建设，充分展现了隋炀帝好大喜功、讲求奢侈的性格。

    唐之西苑范围，史籍记载内容大致相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禁苑，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苑城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唐六典·尚书工部》记载：“禁苑在皇都之西，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周一百二十六里。”《元河南志》记载神都苑（即禁苑）的范围是：“东抵宫城，西至孝水，北背邙阜，南距非山。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周一百二十六里。”李健超根据有关记载将之范围考订复原为：东南包括龙门山，西南到今宜阳县境，西至今新安县磁涧一带，北至邙山岭，平面近似梯形，面积约160平方公里。据此，唐西苑范围较隋西苑小。

    西苑是历史上仅次于西汉上林苑的一座特大型皇家御苑。作为皇家园林，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利用洛水、谷水分别由西向东和由北而南流贯西苑后注入黄河的优越水利条件，在苑内造山挖湖，引谷水注入大湖和龙鳞渠解决水源问题，并以此为中心，湖中建山，环湖置院，各自成景又相映成趣，使水体从单纯的欣赏景观变成连接园林诸要素的重要手段，开创了后世皇家园林的山水相间式布局。

    西苑不仅是一个皇家园林，还是一个集大自然、宫殿为一体的多功能皇家御苑。

    四周垣墙环绕，“垣高一丈九尺。”管理机构为东、西、南、北四监，“掌所管面苑内宫馆园池，与其种植修葺之事”，皆隶属司农寺。苑内宫亭，数量众多。据《元河南志》等记载，隋时苑中置有十六院、积翠宫、显仁宫、青城宫、凌波宫、天经宫、仙都宫、皂涧宫（别名甘泉宫）、朝阳宫、栖霞宫等。唐承隋，但作了部分调整，苑内布局也略有差异。唐时苑中凡十四所，“中有合璧、冷泉、高山、龙鳞、翠微、宿羽、明德、望春、青城、黄女、陵波十有一宫。芳树、金谷二亭，凝碧之池。”合璧宫，在苑之最西部，建于显庆五年，是唐代西苑中重要的一座宫殿，唐高宗、武则天常到此居住，皇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绮云殿。合璧宫近年已被考古发现，地处洛阳市西南16公里的辛店乡龙池沟村，保存在地面上基址有双阙、前殿、后殿，面积约在4.5万平方米以上。出土有建筑构件等。冷泉宫，在苑东南隅，为隋所造。高山宫，在苑西北隅。龙鳞宫，在苑之中央，系以隋十六院改造而成。翠微宫，在苑之东南隅，又作积翠宫，为隋代建造。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集四方散乐于东都，阅于芳华苑积翠池之侧，大演杂耍，则宫以池得名。贞观十一年，太宗宴群臣积翠池，酣乐赋诗。魏徵赋《西汉》。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显庆二年，高宗驾幸洛阳，馆玄奘法师于积翠宫。宿羽宫，在苑之东北隅，为韦机造。长安三年（703年）突厥默啜遣大臣移力贪汗入朝使者。武后宴之于宿羽宫的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并预会，重赐以遣之。明德宫，亦作昭仁宫，在苑之东南隅，为隋所建，称显仁宫。宫北有射堂，官马坊。太宗多次幸明德宫。贞观十年，太宗幸洛阳，次昭仁宫。魏徵上书谏太宗。

    贞观十一年，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户。望春宫，在苑之东南隅近望春门。青城宫，在苑之东北隅，宿羽宫西，为隋所造。隋末唐初，太宗陈兵青城宫，与王世充战。黄女宫，在合璧宫南。陵波宫，在苑之东南隅，亦为隋所造。芳树亭，在黄女宫正南。金谷亭，在苑之东南隅。凝碧池，在苑之最东，由隋之海池改名，东西五里，南北三里。池内有凝碧亭，安禄山攻陷洛阳，王维为安所俘，安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除上述十一宫二亭一池外，《元河南志》又云，隋末及唐初，西苑内还有朝阳宫、栖云宫、景华宫、成务殿、大顺殿、文华殿、春林殿、春和殿、华诸堂、翠阜堂、流芳堂、清风堂、崇兰堂、丽景堂、鲜云堂、回流亭、流星亭、露华亭、飞香亭、芝田亭、长塘亭、芳洲亭、翠阜亭、芳林亭、飞华亭、留春亭、澄秋亭、洛浦亭等数十处，由此可见其壮观。

    西苑兼具宫殿与苑林的双重性质，其特殊的位置、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众多的建筑和严密的管理，使西苑在隋唐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并对隋唐洛阳的空间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2）西苑与洛阳城关系探讨

    从上文对隋唐西苑历史沿革的论述中，我们发现，西苑的建设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曲折过程，其兴衰与隋唐社会历史相呼应。西苑的“两起”，即西苑在隋代的始建和唐高宗时的重建，与隋唐洛阳城的始建和重建，在时间上是同时或基本同时的，这种时间上的高度契合，昭示了西苑的建设，与洛阳都城的建设应是统一规划，统筹布局的。那么，西苑的建设对洛阳城空间结构和布局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作用？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概而言之：

    西苑是洛阳都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苑作为皇家御苑，它的兴建、发展促使洛阳城呈现“外郭城—皇城—宫城—御苑”的空间结构。

    第一，西苑的兴建发展，加强了洛阳城的防卫，尤其是宫城、皇城的安全。隋唐洛阳城的腹心重地宫城皇城及上阳宫等皆分布在城的西北部。城外西部16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均被划入西苑范围内。一般人因此已很难接近宫城皇城西部，防御纵深更为增大。洛阳城宫城周围还筑有夹城，宫城之西的西夹城内还驻有大量的禁军。宫城与御苑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卫体系，具有方位空间的缓冲性和空间防卫的安全性。西苑无疑担负着防止宫城皇城西部受敌的保护空间作用，具有军事功能。

    隋末唐初，李世民、王世充等人陈兵西苑，以及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占据西苑，都证明了这一点。西苑在隋唐洛阳城的都城规划布局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二，诸多文献记载西苑位于“都城之西”“皇都之西”“东抵宫城”，也有文献记载隋唐东都都城“西面连苑”。《大业杂记》云：“每秋八月月明夜，帝引宫人三五十骑，出阊阖门入西苑，歌管达曙，诸府寺乃置清夜游之曲数十首。”阊阖门是隋宫城的西门，出阊阖门，过宝城门，再出皇城西太阳门，即入西苑。可见，西苑与宫城毗连，西苑的东面垣墙应当与洛阳城的西墙大致相合，在都城空间结构和布局上，具有宫苑一体的特点。考虑到洛阳城与西苑建设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可以认为，洛阳城的总体规划是将宫城、皇城、郭城、御苑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划设计的。

    以往学术界在论及洛阳都城空间结构时，基本上是以“外郭城—皇城—宫城”为定论的。但从西苑在隋唐洛阳城所起的作用及其它的空间位置看，洛阳城的整体空间结构，似应是“外郭城—皇城—宫城—御苑”。这样的都城空间结构，在当时并非仅洛阳一地，长安城的空间结构也是如此。长安禁苑位于长安城北，其范围颇大，北至渭河，南接长安城，东抵浐河西岸，西达汉长安城西墙，实际上已将汉长安城全部和其东大片地区都包揽在内。唐长安城的腹心重地皇城、宫城及大明宫等皆分布在城北部，这一带地势低平，无险可守，禁苑设置后，无疑为宫城建立了一道牢固的屏障和缓冲之地。禁苑内驻有神策、羽林等禁军，拱卫京城，其东有浐灞河，北有渭水，西为皂河，这几条天然河流如环垣的护城河一般。所以从广义上讲，禁苑实质上也是长安城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以皇家园林为主而已。洛阳、长安都城这种整体的空间结构具有浓厚的政治内涵，宫城南面的皇城、外郭城的平面布局，如同棋盘，井然有序，中轴对称，象征着有序的政治等级关系，而位于宫城西面的西苑平面呈梯形，是融合自然和建筑的园林，寓意皇帝拥有天下万物。

    第三，御苑的形成是古代都城传统空间扩展的重要形式。如前所述，所谓御苑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汉长安城之上林苑已兼具园林和宫殿的性质，但其与宫城的连接并不紧密，仅有建章宫与上林苑连接。曹魏以后，宫、苑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隋唐时长安城、洛阳城的建设，使御苑与宫城更紧密相连。宫与苑的结合紧密，形成宫城内设内苑、外拥御苑的形制。御苑不仅在功能上起到都城补充的作用，而且在空间上成为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传统都城空间的扩展是一大进步。西苑的兴建、发展，缓解了洛阳城宫室建筑的紧张。随着发展，隋唐王朝皇室与官僚机构日益庞大，洛阳城中的建筑已不能完全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西苑成了都城的必要补充。一些都城的要务活动安排在西苑，西苑兼具苑林与宫殿的双重性质，苑内不少宫殿成为皇帝经常光顾的场所。

    第四，尽管洛阳城与长安城都，具有“外郭城—皇城—宫城—御苑”的城市空间结构，但在空间布局上，洛阳城具有自己的特点。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中央。宫城南连皇城，北接禁苑，平面呈长方形。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北与宫城相接，平面亦为工整的长方形。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北对宫城的承天门，南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明德门。这条大街是整个都城的中轴线。由此可见，长安城采取的布局自南而北是“外郭城—皇城—宫城—禁苑”。如果以宫城为中心，这种结构形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宫前苑后”，即宫城位于全城北部的正中，后边是广阔的禁苑。与长安城相比，隋唐洛阳城宫城在全城的西北隅，而不是像长安那样在都城中部。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外郭城在宫城和皇城的南面和东面。洛阳城空间布局自南而北为“外郭城—皇城—宫城”，宫城皇城的西面连接御苑——西苑，这种结构，我们称之为“宫东苑西”。

    洛阳城“宫东苑西”布局结构的形成，丰富了古代传统空间形式。这种结构的形成，既与古代都城及皇家园林的发展有关，也与洛阳的地理形势和当时人的军事防御思想相关。

    三、宫城与都城中轴线的设置

    中轴线布局是我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一个主要原则，与中轴线相联系的是各类建筑沿中轴线的左右对称布局。轴线与对称构成了我国古代都城的主要特征。从洛阳宫城的材料来看，都城中轴线的确立与宫城中轴线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宫城中轴线布局的形成

    根据考古材料，夏都二里头宫城是最早出现成组或单体建筑群轴线的宫城，这是后来宫城中轴线的萌芽。1号宫殿是一组由一周廊庑环绕成大约100米见方而缺东北一角、略呈“L”型的庭院，基本上是坐北朝南。主体殿堂坐落在庭院的北部，庭院南面中部为大门，二者基本在一条南北直线上，这条直线构成了1号宫殿基址建筑群的中轴线，中轴线两侧有东、西庑分布。主体殿堂排列呈八间面阔三间进深的格局。这种面阔偶数开间的做法，是早期为强调中轴的一种方式，即在中轴线上布置柱子，两侧对称分设开间。后世殿堂居中、奇数开间的做法即渊源于此。在1号宫殿南大门的正前方，还有一座同时期的7号宫殿基址，正处在1号宫殿的中轴线上，说明二者拥有统一的建筑中轴线。不过，由于1号宫殿庭院东北部缺了一角，1号宫殿中轴线是由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方向为北偏西8°。

    2号宫殿形制与1号宫殿相仿。中心殿堂位于基址中部偏北，亦是坐南朝北。中心殿堂之中有一大墓，其中线向南延伸，正好通过南大门正道正中，大墓与南大门南北对应，位于同一条线上。可以看出，其中轴线的设计是围绕大墓来的，由于大墓偏东，故其大门亦偏东，致使整个中轴线亦然。2号基址的正前方为4号宫殿建筑基址，北距后者的南庑和南大门约12-14米，西缘距后者的西缘延长线10余米，说明二者有着共同的建筑中轴线，与2号基址大体同时，属于同一组建筑群。

    值得注意的是，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2号基址和4号基址是在属于二期的3号基址被彻底废毁后在其原址上兴建的。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即是在填平夯实3号基址的基础上。

    早晚两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多个单体建筑纵向排列。但与此同时，早晚两期建筑有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此外，二里头宫城及其内部的大型建筑基址和遗址道路都有统一的方向，方向南略偏东。其中，宫城城墙及2号宫殿东墙以及宫殿区东侧大路的方向为174°。凡此皆可说明当时人们虽然没有做到以中轴线规划建设宫城，但对成组建筑群已经具有了以较严整的中轴线规划建设的思想和实践。

    偃师商城继承了二里头宫城建筑物中轴线规划建设的思想，并将之发展为按照中轴线布局建造宫城。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宫城中轴线布局的考古资料。

    偃师商城宫城有两重城垣，核心宫殿区建造早于宫城第二道城垣（小城）数十年，大城（郭城）的建造又晚于小城。在小城被发现之前，核心宫殿区位于大城的西南部，二者之间缺乏对称的位置关系，颇使研究者感到困惑。小城的发现，使此困惑顿释：核心宫殿区位于小城内中部偏南，正处于小城南北向中轴线的位置。小城北城墙向北凸出的东、西两段城墙，长度基本相同。东、西城墙的情况也与此大体相同。这说明，宫城的每面城墙也都以中线为轴左右对称。在东西城墙中部各有一座城门，亦是左右对称。左右对称的建筑遗迹还见于通向宫城和城门的地下水道。

    这种布局说明，偃师商城在其宫城建设阶段即已具有了中轴线布局的意识。

    其后，在大城扩建时，利用小城的部分城墙而北延东扩，东南角因避让外侧的古河道而内折，致使城址平面呈“菜刀”形而有失规矩，宫城因此而偏离城中部，落在了城的西南部。这种情形说明一种新的制度在其形成初期往往要经过反复才能巩固和坚持下来。但从最能体现布局特点的城门、道路、宫殿建筑看，仍然坚持了轴线布局与对称的规划思想，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城门发现5座，东城墙上的两座城门和西城墙上的两座城门，两两相对，形成东西向轴线。北城墙中部的城门，南正对宫殿区。联系北城门南向大道和宫城往南大道，有学者推断在南城墙中部也应有一座城门，与北城门相互对应，形成全城一条南北贯通的中轴线。核心宫殿区虽然经过多次扩建改建，但其建筑群布局仍大致按照各自的功能呈东西对称布局。

    东区建筑主要属于宗庙建筑，有4号、5号、6号宫殿建筑基址，西区属于“朝”区，主要有1号、2号、3号、7号、8号、9号宫殿建筑基址构成。主体建筑在北部居中，除1号、6号宫殿建筑以外的所有宫殿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其两厢建筑东西对称。单体宫殿建筑也具有中轴对称的特点。如4号宫殿基址具有明显的中轴线，而且左右的对称也非常清楚，其轴线经过南门和西边数的第三个台阶，这种稍偏于一侧的轴线显然承自二里头宫城1号、2号宫殿基址。5号宫殿基址的轴线与对称和4号基址大体相似。上述情况表明，偃师商城是一种中轴对称的布局，它以从北城门经宫城直至城南的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为中轴线，东西城门、宫殿建筑等左右对称分布。

    从古代宫城发展史看，宫城轴线通常是由主体宫庙建筑（大朝正殿）所决定，并与主体宫庙建筑（正殿）轴线基本重合。以往人们通常认为1号宫殿基址是偃师商城的主体宫庙建筑。但据发掘者介绍，1号宫殿虽位在宫城中央，但实属西区宫殿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在功能上它是为当朝商王服务的“东厨”，严格来说，实际上不能称其为“宫殿”建筑。换言之，1号宫殿基址并非当时的主体宫庙建筑（正殿）。从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平面图上看，1号宫殿基址恰恰压在构成中轴线的那条南北大道上，形成阻隔。从建筑年代上看，1号基址虽然属于早期建筑，但并非宫城的最早建筑物，它晚于2号、4号宫殿建筑。这说明偃师商城的中轴线不会是由1号宫殿基址所决定的。这或许提醒我们，早期宫城轴线也可能另有决定物。偃师商城时期实行多宫城制。每一座宫殿都是一个建筑单元，而每一个建筑单元都有主体建筑。

    从考古材料来看，2、4号基址是最早一批的宫庙建筑，二者大体呈东西对称排列，那条南北大道从中间穿过。2号和4号基址分别被判定为宗庙与朝殿。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轴线形成与那条南北大道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2.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的重合

    《考工记》中记载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成系统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即使宫城内部的宫殿轴线延伸出宫城从而与城市的道路轴线重合，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城中轴线。同时，还规定了宫殿在中轴线上的排列顺序。按照聂崇义根据《考工记》所绘制的王城图，如果九经九纬，其中必然会有一条城市道路与宫城轴线完全重合，而面南称君的要求，又使得南北中轴线成为都城中最重要的中轴线。《考工记》曰：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郑玄作注，特别强调指出“王宫当中经之涂也”。“中经之涂”即指城市中央南北向的主要大街，汉代以后称“御街”、“御道”“天街”等，也就是今人所说的“中轴线”。但是这样一个规定，并未能很快地对都城建设发生重大影响，从考古发掘看，至今还没有发现一座汉代以前的严格按照《考工记》轴线规定建设的都城。

    西汉以后，《考工记》作为《周礼》的组成部分，开始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从考古材料来看，最早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重合出现在东汉洛阳城。该城平面呈南北纵长方形，坐北朝南。南北两宫居于都城中部，纵列稍错，相距较近，并由复道相连。前殿为南宫的正殿，其位置文献记载不甚明确。但根据考古勘探结果并结合相关文献，大致可将其位置推定在南宫的东南部，即南对南宫正门、东对南宫东门（即都城旄门）的东西一线上。北宫主殿德阳殿则应在南对北宫南墙中间的正门朱雀门、东对北宫东门东明门内东西道路以南处。这样，南宫正殿前殿的位置正对城南墙的平城门，从平城门往南直抵南郊礼制建筑区。东汉著名的仪礼之殿——“三雍”，即明堂、辟雍和灵台就分别位于平城门外向南大街的东西两侧。东汉最高学府太学也在这里，位于辟雍之北。这说明平城门北对南宫正南门，向南大街直通南郊礼制建筑区，是供皇帝出南门外郊祀的一条南北向主干大街。同时参加朝会的群臣也都是经平城门大街进入南宫正殿。经南宫过复道还可进入北宫。

    平城门是汉光武帝起南宫前殿时新辟的一座城门，因与宫城相连，位置特殊，而被称为宫门。《续汉书》刘昭注引曰：“《汉官秩》曰：‘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千石’。”据此，平城门大街即东汉洛阳城的中轴线所在，而这条中轴线的基点就在南宫前殿。围绕着这条南北轴线，不仅贯穿有东汉的主要建筑如南北宫、平城门、南郊礼制建筑区等，而且重要的朝政活动如朝会、祭祀、出行等都在这条轴线上进行，这与西汉长安城虽存在贯穿都城的南北大道，但其宫室、朝政活动、祭祀活动等并非围绕其进行有明显的差异。

    不过，与后世中轴线在城的居中位置不同，东汉洛阳城的中轴线并不在城的居中位置。而且以南宫正殿为基点形成的宫城轴线与北宫正殿也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这条中轴线在宫前南北街只有不足700米的距离，显示出古代都城中轴线形成初期的特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与东汉承袭前朝旧有建筑和实行双宫城制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情形下，南北两宫几乎占据了整个都城三分之一的地域空间，且形成了南北纵列稍错的布局。受此制约，不仅宫城无法形成完整的轴线，居于居中的位置，而且都城轴线也受到宫城轴线的制约而不能位于东西居中的位置。东汉洛阳城开创了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形成宫城的中轴线，进而引伸为都城中轴线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也为后世都城所承继。

    3.中轴线布局的确立

    魏晋洛阳城的中轴线，因其宫城建在汉代北宫故地，而正殿太极殿和宫城正门阊阖门亦分别位于宫城内偏西和宫城南墙偏西处，遂使都城轴线亦同东汉那样没有处于居中位置。但由于魏晋单一宫城制的实行和曹魏邺城规划的影响，其中轴线布局形成新的特色，中轴线布局得到进一步确立。

    首先，形成了贯穿整个宫城的完整轴线。曹魏废弃东汉南宫，单一宫城位于城北部中偏西，南面主要有两门，东为司马门，门内为朝堂，是宫中官署出入之门。

    西为阊阖门，系全宫的正门，北对正殿太极殿，形成全宫的南北主轴线。在这条主轴线上，曹魏分别建造了以太极殿和式乾殿为中心的前后两组宫院。太极殿居前，为魏帝举行朝会等主要礼仪活动的主殿，其东西两侧并列建有东堂和西堂。东堂是皇帝日常听政、宴飨、讲学和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西堂则是皇帝日常起居之地。

    居后的式乾殿是皇帝的正殿，还有皇后的正殿昭阳殿。昭阳殿之后在轴线上还有一些较小的院落。阊阖门、太极殿、昭阳殿这条主轴线基本贯穿了整个宫城。此外，在这条主轴线以西，还有若干宫殿，形成北宫西部南北轴线。在北宫东侧前部则是宫中官署区，直通司马门。这样，曹魏宫城实际至少拥有主次三条南北轴线。同时，在都城北部开辟东西向横贯宫城的阊阖门——建春门大街，形成又一条东西轴线，轴线以南属朝区，以北属寝区。

    其次，由于宫城内以阊阖门、太极殿、昭阳殿主轴线的形成，都城的主轴线亦由东汉时期自南宫南门至都城南门平城门一线西移到北宫南门阊阖门至南城上偏西的宣阳门一线。宣阳门遂称为国门，是皇帝出都的正路。这样，洛阳城的宫前南北主街就由东汉时的不足700米，延长到2公里左右，纵贯洛阳城的南半部，直指宫城正门阊阖门。如此，宫城正殿、正门和宫城前通向大城正门宣阳门的南北大街处在同一条直线上，构成全城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主要官署集中分布在宫前横街及司马门附近。东汉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灵台及太学，经过修整，继续沿用。宗庙、社稷在西晋时期移建在中轴线宣阳门大街东西两侧。曹魏居住区里坊分布情况尚不明确，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4.中轴线布局的发展

    北魏洛阳城中轴线布局在魏晋洛阳城基础上又有了关键性的发展。它在融合了曹魏邺城、洛阳城和北魏平城故城及东晋南朝建康城中轴线布局特点基础上，又融合了内城、外郭城的出现等新因素，使中轴线布局在大规模的南北向都城中得以实现。

    北魏内城城墙、城门基本沿袭了魏晋旧规。文献记载东汉魏晋洛阳城有城门12座。北魏建都后，对其进行了修缮和改建，将西城墙上原有的中门西阳门北移至和东阳门相对的位置，形成横过宫前的东阳门——西阳门大街，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此外，又在城的西北新辟承明门，城门数量达到13座。13座城门中除平昌门和承明门不设御道外，其余11座门均有御道通过，并延伸到外郭城。这样，全城实际上就拥有了南北向和东西向御道各3条。北魏在内城中北部略偏西的魏晋宫城故址上，重建了单一宫城。宫城正门阊阖门在宫城南墙偏西处，阊阖门往北正对宫城内的正殿太极殿。近年考古勘探发掘，已找到了这两处的建筑基址。从阊阖门往南有南北向大道直通宣阳门，这条大道即著名的铜驼街。它北起宫城南门，南抵洛河北岸，残长1650米，宽40-42米，是城内最宽的道路。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宣阳门、洛河上的永桥之南郭城外的圜丘，构成了全城的中轴线。北魏洛阳城的上述布局与曹魏洛阳城特点大体相同。不同的是，由于北魏洛阳城形制及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轴线布局亦出现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央行政区的形成进一步突出了内城中轴线。北魏在中轴线铜驼街两侧集中布置中央官署和庙社等建筑。考古学者已在这一地域发现了大面积显然是这些官署建筑遗址的夯筑殿基，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由于北魏重建洛阳时，将魏晋洛阳城旧域规划为内城，将宫前御街左右各一坊宽之地规划为官署所在地，基本上每坊以十字街分为四区，分建官署。因此，铜驼街两侧的这一系列官署建筑东西对称，相当整齐，并且基本布满了铜驼街两侧，从而形成了与宫城连为一体、纵贯内城的中央行政区，进一步突出了中轴线的作用与地位，具有显示封建皇权至上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成为体现“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的主要物质特征。

    第二，外郭城的建设进一步突出了全城中轴线。由于外郭城的建设，洛河南岸成为北魏洛阳城重要组成部分。中轴线从阊阖门宫门前御街穿出正门宣阳门，再向南延伸，穿过外郭南门，渡过洛河浮桥，又进一步通到祭天的圜丘，由此北魏洛阳城形成了一条纵深近十里的都城中轴线，宫城、内城、外郭城连为一体。外郭城两侧东西郭区基本呈对称布局，洛河南岸的里坊更明确在中轴线两侧作东西对称布局，文献记载的洛河浮桥南北对岸所立华表，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中轴线的地位，这使中轴线在规模巨大的洛阳都城布局中得到较明确的体现。颇有意义的是，对这样的一条中轴线，如果仅从内城的角度看，它是居中而略偏西；如果从整个洛阳都城来看，它就恰好位于都城中部的位置。它由表示皇权天授的圜丘开始，直到象征最高统治者的皇宫，其间又有代表家族皇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太庙、太社以及表示封建行政权的中央行政区串联，突出地表达了皇权至上的思想。

    第三，在汉晋时，洛阳城内设有三市，北魏废止城内之市，而将市集中布置在居民里坊集中的外郭城。特别是北魏将位于宫城西侧的原西晋金市，废为佛寺，划归里坊，这就废除了“面朝后市”的传统，打破了以往宫城、里坊、市场混杂的格局。而东郭区的小市和西郭区的大市基本形成了东西对称的布局，并在市的周围配置了与工商业相关的里坊，由此基本形成了东西坊市的格局。这一重大改革，显然与外郭城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

    第四，宫北苑囿区的形成强化了宫城中轴线。北魏洛阳城改变了曹魏邺城把宫城西侧作为苑囿区的做法，而把宫城以北地区辟为苑囿区，其中，西有西林园，西北是金墉宫，北面有华林园，东部是苍龙海（翟泉），苑囿区从西、北、东三面环绕着宫室，从而使宫北区布局更趋规整，苑囿区的都城要素作用更为明显。

    第五，单一宫城制的实行和都城中轴线的确立，使洛阳城出现了纵横各三条主干道，其中又各以中间一条为主干道。纵横交错的干道形成棋盘状格局，这对都城面貌的形成和功能分区起重要作用。颇为整齐的街道决定了在城内里坊集中分布的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了棋盘状格局。《洛阳伽蓝记》记述城内佛寺、里坊分布，多以城内街道位置为基础，正反映了这种特点。

    上述情况说明，中轴线布局在北魏洛阳城时期具有诸多新特点。虽然因受旧有都城和具体地理环境的约束，在以中轴线为中心作都城整体布局时，其整齐和对称的程度还远未达到隋唐洛阳城那样的规整，但隋唐洛阳城正是在吸收北魏洛阳城规划布局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新建都城的地理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之益臻乎规整、成熟、完善，充分达到了渲染和张大皇权政治以及营造宏大、有序空间环境的效果。

    隋唐洛阳城创制于隋炀帝，其中轴线亦由他亲自指定。《两京新记》记隋炀帝至洛阳巡视：“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发，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隋之洛阳城在汉魏洛阳故城西18里，宫城轴线由隋炀帝直指龙门伊阙。为迎合隋炀帝之意，宇文恺使宫城、皇城的正南门与龙门、伊阙相对，而把宫城、皇城设计在都城西北隅高地上，因为这里地势较高，便于防御。于是，都城轴线一改过去居中的惯例，它北起邙山，穿过宫城、皇城、洛水上的天津桥、外郭城的南门定鼎门，往南一直延伸到龙门伊阙。

    宫城南垣设三座城门，中门应天门。应天门门上建两层高门楼，上层名紫微观，门左右连阙，阙高一百二十尺，是洛阳城最宏伟高大的城楼，相当于古代宫廷制度中的所谓“外朝”或“大朝”，是每年元旦、冬至皇帝举行大朝会的地方。应天门之北为正殿含元殿，殿有四门，南曰乾元门。含元殿北为贞观殿，再北为徽猷殿。

    应天门、含元殿、贞观殿、徽猷殿构成宫城的中轴线，其东西两侧对称地配列其它殿寝建筑。其中有天子常朝宣政殿、寝宫以及嫔妃居所等。著名的“四天”建筑，即天枢、应天门、明堂（通天宫）和天堂都也都建在这条轴线上。大内东侧为太子居住的东宫，西侧是诸皇子、公主居住的地方。北侧即大内御苑“陶光园”。

    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呈“凹”型，为政府官署之所在，南面的正门名端门。《两京新记》说：“自端门至定鼎门七里一百三十七步”，号称“天街”，宽百步。考古勘探，现存定鼎门街宽处有121米。“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从定鼎门开始向南延伸，直指伊阙，与自然环境取得轴线关系——南对伊阙，北对邙山。轴线成为整个建筑布局中的脊梁，以东为大片市坊，以西为广阔的御苑。东都洛阳城轴线由实轴和虚轴形成，长达数十公里，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在这里可以说被应用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上述情况来看，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布局，受到长安的很大影响，同时，也颇具自身的特点，集以往都城的规制与自己的地理特色于一体。

    综上所述，洛阳都城的中轴线布局萌芽于二里头时期的宫城内建筑群的中轴对称。偃师商城出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宫城中轴线布局。东汉洛阳城则开创了最早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重合的新模式。在前代的基础上，北魏洛阳城融合了内城、外郭城的出现等新因素，使中轴线布局在大规模的南北向都城中得以实现，对都城中轴线布局做出了关键性的发展。到了隋唐洛阳城则益臻乎规整、成熟、完善。洛阳都城中轴线布局的形成与发展，对古代其它都城中轴线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古代社会，以中轴线的形式对都城极其重要的建筑进行布置，在形式上强调了王权至上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体现了“尊者居中”、“尊卑有序”的儒家之“礼”，为巩固王权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政治内涵和意义在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时期是决定都城空间形制的主导因素。但同时，这种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中轴线伸展和延长了都城空间，使宫城、皇城和郭城更为紧密地结合成一体，也使都城有了明确的中心，方向性明确，便于人们在都城中辨明方位。区域的规划也有规则，功能分区明确，依托中轴线的严谨对称布局，便于营造宏大、壮观、统一、有序的空间环境和氛围，拥有一个良好的都城秩序。在审美上，与中轴线相联系的对称、均衡、比例、秩序等抽象形式，能够给人以审美愉悦。

    简短结论

    对于古代中国都城空间的特征来说，最宏伟与醒目的空间类型莫过于宫城。宫城是古代都城的核心空间和政治中枢。宫城在都城中的位置决定着整个都城空间分布基本骨架的演变。从宫城来说，其在都城中的最早形态是一种“多宫城”的空间布局，以后才逐步演变为“双宫城”和“单宫城”空间形态。从都城来看，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都城，这座都城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实际上便是由多座宫城组成的都城。最早建立的偃师商城也具有这样的特征。直到偃师商城大城建成后，古代都城才开始出现“城郭”形态的“双城垣”结构的两城制都城。东汉雒阳城是唯一实行“双宫城”制的都城。到曹魏洛阳城时，又废除了东汉的南北“双宫城”制度，开始实行单一宫城制，北魏洛阳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这一制度，至隋唐洛阳和长安城发展成熟，此后成为我国古代宫城的基本制度和都城核心空间的范式。伴随着单一宫城制的巩固与完善，都城也由原来的双城垣的“城郭”结构而从北魏洛阳城开始进入了宫城、内城（皇城）、外郭城“三垣”圈层结构的发展时期。宫城地位在都城整体空间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反映出宫城从分散的“多宫城”到相对集中的“双宫城”再到集中的“单一宫城”的宫城封闭程度逐渐增强、皇权地位至高无上的整体发展过程。

    宫城从“多宫城”到“双宫城”再到“单一宫城”，也使古代都城的空间规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具有明显“中轴线”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都城空间结构的阶段。早在二里头时期，二里头宫城内建筑群的中轴对称已孕育着都城中轴线布局萌芽。偃师商城出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宫城中轴线布局；东汉洛阳城则开创了最早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重合的新模式；到了北魏洛阳城，取消了南北两宫制度，只保留北宫，使中轴线布局在大规模的南北向都城中得以实现。中轴线伸展并延长了都城空间，使宫城、皇城和郭城更为紧密地结合成一体。

    由于古代洛阳政治文化的早熟性和“天下之中”的优势，在古代宫城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洛阳经常处于“开创者”的地位，无论是宫城的产生，“多宫城”、“双宫城”、“单一宫城”的创造，还是由此产生的都城空间结构的重大变化，如内城的出现、中轴线的形成、御苑空间的发展，古都洛阳大都起到了开创、拓展、完善的作用，对古代都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宫城在都城空间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以及对整个都城空间布局的制约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古都洛阳得到充分的反映。

    在下面的章节，我们将检视古代洛阳里坊和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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