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小奥托·普雷斯顿·钱尼在其所著《朱可夫元帅》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中写道：“朱可夫是战场上的胜利的永恒的象征。”这句高度凝炼的对朱可夫（1896-1974年）元帅的评价，是最漂亮、正确不过的了！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军总参谋长，在他戎马生涯中，参加了世界上至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组织指挥过数十次大型战役战斗，且屡战屡胜。苏联人把他看作是智囊的代表、智慧的化身、胜利的象征。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了他诸多的头衔和尊称，如：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者和积极建设者，苏联元帅，国务活动家，军事家，卓越的军事统帅等。这些称号，是人民对他公正的评价和褒奖，也是他自己以其高超的智慧、卓越的才能、伟大的功绩所赢得的。
光环的底蕴
朱可夫，除了诸多值得荣耀的称号之外，还有在他发展道路上值得称道的一个任职，就像一道道光环，围绕着他，是那样的璀璨夺目：
——1915年应征入伍，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有功，获得乔治十字勋章2枚。
——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加入共产党，1920年毕业于骑兵训练班，1925-1930年在骑兵指挥人员进修班和高级首长进修班深造。
——国内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战士、排长、连长。
——国内战争结束后，历任骑兵连长、团长、旅长、骑兵第4师师长、骑兵第3军和第6军军长。
——1938年7月，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
——1939年任驻蒙苏军第1集团军集群司令。
——1940年6月，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1941年1-7月，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
——1941年6月23日起，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
——1942年8月起，任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副最高统帅。
他作为大本营代表，先后担任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面军司令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等职务，并曾负责协调、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突破列宁格勒封锁作战、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会战，维斯瓦河—奥得河进攻战和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
——1945年5月8日，他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德国首都柏林接受了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的投降。
——1945年6月-1946年3月，任苏军驻德国军队集群总司令兼苏联军管局总指挥。
——1946年3-7月，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
——1946-1953年，任敖德萨军区和乌拉尔军区司令员。1953年3月起，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2月-1957年10月，任国防部部长。
——先后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69年、1972年）。
——先后获列宁勋章6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胜利”最高功勋章2枚，以及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
这些耀眼的光环，来自于那个风云激荡的战争时代，来自于他英勇顽强、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来自于他的聪明、谋略和智慧，也来自于他那个饱受磨难的童年的底蕴。
朱可夫，1896年12月2日出生于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他父亲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是个穷鞋匠，母亲乌斯金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在一家农场干活。朱可夫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全家只有一间房子，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朱可夫弟弟因没有奶吃而饿死了。朱可夫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在邻村一所教会小学念了7年书，学习成绩优异。再继续求学，家里就再也供不起学费了，于是这个11岁的男孩，就被送到他的一个在莫斯科当皮货商的舅舅那里当了学徒。
1915年8月7日，19岁的朱可夫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应征入伍，被选进骑兵部队。9月，他随同这个团调到乌克兰，该团被编入著名的骑兵第10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该师连续不断地进行战斗。他已经获得了2枚乔治十字勋章，1枚是因为受伤得的，1枚是因为俘虏1名德国军官得的。
1917年，俄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朱可夫所在的连队，连长和其他军官被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委员会逮捕了，全连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1918年2月，他决定参加赤卫队。8月，他志愿参加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骑兵第1团。稍后，他又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中服役，跟随布琼尼历尽沧桑。从此，他作为这支深受斯大林赞赏的精锐部队的一员，东征西伐。1920年7月，朱可夫晋升为军官，逐渐引起红军领导人的注意。后来，朱可夫相继得到布琼尼、伏罗希洛夫、伏龙芝、斯大林的赏识，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军队中不断成长。
从排长到军区司令员
朱可夫的晋升速度是很快的。从1920年7月他当上排长起，到1922年底被任命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仅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随着红军建设正规化的深入，新提拔起来的大批红军指挥员的素质与军队建设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朱可夫并没有因受到快速提拔而沾沾自喜，他意识到自己在军事理论方面是不足的，迫切希望能得到学习深造的机会。1924年9月，朱可夫进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他拼命地读书和听课记笔记。无论是教室内进行图上作业，还是在野外进行战术演练，他总是一丝不苟，刻苦钻研。朱可夫还利用节假日走遍了列宁格勒的山山水水。结业时他不坐火车，特意骑马返回部队，历时7昼夜，行程963公里，对列宁格勒至明斯克一带的地形进行勘察。
从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毕业后，朱可夫接着干了几年团长，1929年底至1930年春，他又被上级派往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干部深造班学习。这是朱可夫第二次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这次学习朱可夫受益颇大，令他终生难忘。朱可夫在教官指导下，深入学习和研究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战役战术课题，熟悉了现代武器及战术。学习结束后，朱可夫于1930年5月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第7师第2旅旅长，但没干几个月便调任为红军骑兵总监布琼尼的助理。
1931年2月被任命为骑兵总监部副总监，1933年3月担任骑兵第4师师长，1933年在中国担任短时间的军事顾问后，便被提升为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
1936年春，德、意法西斯国家支持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叛乱，苏联政府为支持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政权，派出坦克部队和数百名军事顾问前往西班牙。朱可夫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实地考察了苏制坦克在西班牙作战的情况，获得了许多宝贵资料。
然而，就在西班牙内战进行当中，斯大林在苏联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其中，对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洗是这场运动的重点。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惨遭杀害，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戈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先后被捕并被处决，就连在西班牙担任总军事顾问的扬·别尔津将军也被押回国内执行枪决。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大清洗中朱可夫没有遭殃。1937年秋，他从西班牙回国任骑兵第3军军长。7个月后，又调任骑兵第6军军长，不久便升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1938年夏，经斯大林亲自批准，朱可夫随同苏联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了解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同年冬，由于苏联国内军事领导力量的薄弱和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压力的增加，朱可夫被斯大林召回国内。
哈勒欣一举成名
1939年5月，侵华日军为了扩大“满洲国“的疆域和试探远东苏军的实力，向哈勒欣河以东的蒙古地区发起进攻。
6月1日，已经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的朱可夫正在明斯克军区司令部里主持例行的首长司令部野战导演分析会，来自莫斯科的命令打断了他的发言，要他立刻去国防人民委员部，他连家也没回，就直接去了车站，赶上了去首都的头班列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日军突然入侵我们的友好邻邦蒙古，突然召回是不是与此有关？“朱可夫自问。根据1939年3月12日的协议，苏联政府有责任保护蒙古不受外来侵略。实际上，日军对蒙古的进攻，是向苏联挑衅的一块跳板。
形势相当危急，能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仅关系到对苏蒙协议的执行，而且更关系到苏联能否稳定住远东的局势。朱可夫明白，这次担负回击日军的指挥任务，将是对他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6月5日，朱可夫来到了前线，他首先观察了地形，了解了交战双方的情况。敌人选择了非常有利的入侵地点，哈拉哈河西岸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这里的一切，敌人可以一目了然。这里距苏联边界约650公里，由此往东，大兴安岭的支脉逐渐高耸入云，那里不仅可隐蔽部队，还可隐蔽后勤。对日军来说，这里还有两条铁路和数条土路，迅速集结部队的优势在敌人一方。在兵力上，日军也占有优势，步兵和炮兵是苏蒙联军的3倍，骑兵是苏蒙联军的4.5倍。
由于在兵力上处于3倍的优势，日本人就试图包围消灭哈拉哈河右岸的苏蒙军队。正当日本人调动军队实施包围计划时，朱可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反攻。7月3日，英勇的第11坦克旅进入战斗，坦克旅虽因长途跋涉，极端疲惫，但朱可夫抓住了战机，命令坦克部队对敌发动冲击！
7月5日凌晨，敌人被击溃，数千具尸体满山遍野，到处堆着被压坏和击毁的火炮、机枪、汽车。残敌向渡口拼命奔去，但渡口被为阻止苏军坦克进攻的日本工兵炸毁了，很多日本兵在泅水逃生时被淹死。
第一次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归功于朱可夫成功地运用了坦克部队的威力。在苏联军事史上，朱可夫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并在蒙古大草原上成功地加以实践了，威力无比的坦克旅一击成功。但是日本人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又开始制定新的计划。
朱可夫精心设计假情报，背着敌人从苏联调来大批援军。到8月中旬，朱可夫指挥的苏蒙联军已达5.7万人，近500辆坦克、约400辆装甲车、550门火炮和迫击炮，还有500多架战斗机。在进攻开始前，这些部队和装备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出发阵地。8月20日，朱可夫命令发起进攻，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日军统帅批准许多将军和高级军官去后方休假。
清晨5时45分，苏军炮兵突然向敌人开火，接着150架轰炸机在100架歼击机的掩护下猛烈轰炸日军阵地，炮火射击和空中轰炸持续了3个小时。然后，苏蒙联军在70公里的正面全面发动进攻。苏军坦克在两翼冲破了日军的防御阵地，机械化部队和蒙古骑兵跟在坦克后面，迅速冲向敌阵，8月15日包围了整个日军集团。满洲里的敌人企图解围，结果在3天内被苏军击退，包围圈里的敌人全部被歼灭。
朱可夫向莫斯科发去报捷电报。他在塔木察格布拉克进行战役总结时指出：“我军的这次进攻性战役是一场包围歼灭战。参战双方使用了近815架飞机，1000多门火炮，13.2万左右的兵员，1065辆坦克和装甲车。日军损失了约6.1万人，其中包括死、伤和被俘虏的。”苏蒙军队伤亡不到1.9万人。
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和参谋长引咎辞职，而朱可夫等70名苏联军人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197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再次授予朱可夫以“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40年5月初，朱可夫奉命回到莫斯科，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莫斯科到处是一片赞扬之声，朱可夫的大名再次传遍全苏联。
几天之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朱可夫。这是朱可夫第一次会面斯大林。斯大林详细询问了朱可夫对日军的看法，朱可夫一一作了解答。后来，斯大林突然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这让朱可夫有些措手不及，他虽然早已指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但要让他脱离与蒙古有关的军务，直接走上与德国对垒的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岗位，还是感到有些意外。基辅特别军区是苏联最强大的军区，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德国的军队已经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闻鼙鼓而思良将，这一任命表明了斯大林对朱可夫的高度信任。既然让他对付德国人，朱可夫当然想知道斯大林对德国的看法，于是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斯大林回答：“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最高领袖的信任打动了朱可夫，他回到旅馆之后很久都不能入睡……
主持总参谋部
朱可夫来到了基辅特别军区。正当他全身心投入组织全区部队准备迎战法西斯德国军队时，他再一次被斯大林叫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与之单独见面。最高领袖开门见山：“政治局决定解除麦列茨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1941年2月1日，朱可夫担任了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一职。新的任职在当时真可谓是“虎狼在前，重担在肩”。从没干过司令部工作的朱可夫，每个工作日都长达15个小时以上，常常就在办公室过夜，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繁杂的业务。
那时，苏军总参谋部是一个事务性工作部门，国防人民委员要通过总参谋部和各兵种总部领导红军。布琼尼和朱可夫两人获得特别批准，可以直接与政府领导人洽谈有关国防机构的种种问题。
3月中旬，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一起面见斯大林，请求批准征召预备役人员补充步兵师，以便根据现代战争要求加以训练。最初，斯大林担心这样大规模地征召预备役人员会成为德国开战的借口。但是，征兵工作看来势在必行，到3月底，50万士兵派往边境各军区补充部队，使每个师达到至少8000人。到6月，共有80万名补充兵员汇入到红军中去。战争爆发前，各边境军区的170个师中，有19个师达到每师5000-6000人，17个骑兵师平均每师6000人，144个师每师各有8000-9000人。而内地军区的大多数师仍保持着简编师编制。
根据德军在西欧作战屡屡得手的情况，朱可夫提出了一个立即组建装甲坦克兵团的计划。和征召预备役人员一样，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直到3月才同意组建他们所要求的20个机械化军——其实即使在2月就着手去办，也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有限，要装备这些机械化军需要3.2万辆坦克，其中新式坦克1.7万辆，这在一年之内是无法办到的。到苏德战争开始时，苏军的机械化军还不到计划数的一半。
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了解全局之后，结合自己对战役战略问题的研究，朱可夫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在防御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某星期六的晚上，朱可夫带着一份汇报清单赶往斯大林的别墅，在场的有铁木辛哥、库利克和几位政治局委员。他将最紧要的东西简明地向斯大林做了陈述，强调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克服西部边境防御中的严重缺陷。斯大林听后作出了指示，但朱可夫提出的措施却没有完全得到落实。
1941年3月到4月间，朱可夫领导总参谋部确定西部边境掩护计划和战时动员计划。5月底，朱可夫指示各边境军区司令员立即着手建立指挥所，后又于6月中旬下令各方面军指挥机关进入指挥所，要求他们在6月21日至22日到位。
总参谋部执行着繁重的作战、组织和动员的任务，但即使在朱可夫和他的有才干的助手领导下，超负荷运转也不可能堵上当时存在的所有的纰漏。众所周知，在德军发动进攻的主攻方向和时间上，苏军统帅部的估计有着严重的失误，而这一失误对苏军来说是致命性的。斯大林虽然认为苏德之间难免一战，但他还是不相信战争会如此之早地降临。朱可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事将领，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因此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的紧急措施早一点付诸实施。”
6月21日，率装甲兵团横扫西欧的古德里安在布格河畔视察，确信红军对德国的进攻意图一无所知后，向其坦克部队下达了向苏联闪击的命令。这天夜里10点，一名在德军某步兵师服役的捷共党员偷越边境，告知进攻将在次日凌晨3时发动。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用电话向朱可夫报告了这一情况，朱可夫立即向铁木辛哥和斯大林作了报告，随即带上下发部队的命令草稿，和瓦杜丁中将一起赶往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听完汇报后，仍然怀疑这一消息是德军为挑起冲突有意安排的，但铁木辛哥等人都表示情报是绝对可信的，应该让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认为下达这样的命令还是太早，希望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力争将和平局面拖到秋季，而冬天的来临将进一步使德军进攻延至1942年春天，从而再得到几个月的准备时间。然而，事实表明，这一愿望大错特错了。
卫国战争中的头等功臣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在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宽约1500公里的正面上，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德军在北、中、南三个战略方向投入了190个师，4300辆坦克，近5000架飞机，总兵力为550万人。当时苏军在西部边境的5个军区有268万人，1540架飞机，1800辆坦克。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对战争并未认真准备的苏军仓促应战，前线部队在德军“闪击”战的打击下很快被分割包围，各自为战，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一天之内，仅飞机损失就达1200架。9月间，北路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中路推进到距莫斯科仅400公里处的斯摩棱斯克，南路德军占领了基辅。苏联处于危急中。
1941年6月23日，苏联政府和党中央建立了最高统帅部，朱可夫成为该委员会的7名成员之一。7月29日，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放弃基辅，全力保卫莫斯科。斯大林答道：“真是胡说八道，基辅怎么能放弃给敌人？”朱可夫忍不住反驳：“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这里也就用不着我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把我派往前线。”一阵争执之后，斯大林决定解除朱可夫总参谋长职务，派朱可夫到前线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指挥在叶利尼亚附近的一次反击战役。以后战局的进程显示了朱可夫的洞见，如果当时最高统帅部采纳他的建议，就不会造成基辅战役中60万苏军被围歼的悲剧。
几个小时后朱可夫就动身去前线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叶利尼亚战役是朱可夫独立指挥的第一个大型战役。朱可夫怀着激动的心情，慎重而又细致地组织和实施这次战役。德军的阵地是一个面向苏军的大突出部，朱可夫决定对敌突出部两边的根部同时实施两个指向叶利尼亚的向心突击，拔掉这个钉子。当时希特勒统帅部正在执行合围并消灭苏军基辅集团的计划。因此，对希特勒统帅部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坚守叶利尼亚，不让苏军预备队方面军突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防御的翼侧和后方。整个战线的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双方都使用了飞机、坦克、火炮、火箭炮等现代化武器在狭窄的战线上实施反复突击。从8月30日到9月6日，德军在叶利尼亚的坚守使他们损失了近5万人。在这次战役中，苏军步兵第100师、127师、153师、161师表现得英勇顽强又富有组织性，多次给德军以沉重打击，因此被依次授予近卫第1、2、3、4师的荣誉。9月6日清晨，苏军开进叶利尼亚，躲避德军的居民很快就拥上了大街小巷。
叶利尼亚的战事刚告一段落，朱可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接受了新任务：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保卫列宁格勒——这个俄国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的得失会对苏德双方政治上、军事战略上以及精神和心理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列宁格勒是彼得大帝在1703年建立的俄国“西方的窗户”，200多年以来一直是辽阔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当时，列宁格勒有300多万居民，是苏联第二大城市，是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和重要的工业和文化中心。1941年7月希特勒决定将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使其不能住人，“以免我们不得不在整个冬天养活那里的居民”。战争爆发后，德军不断向这个城市进逼。7月初，列宁格勒方面军的30个师只有5个师兵员足额、装备齐全，其他的师只有原兵员的10％-30％。8月20日德军已绕过卢加河防线。第二天，德军几个师快速向列宁格勒推进。9月8日德军突入拉多加湖南岸，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陆上封锁。然后，德军开始收紧夹住列宁格勒的巨钳，用大炮轰击，派飞机轮番轰炸，以此来消磨苏联军民的抵抗决心。9月13日清晨，朱可夫率领他亲自挑选的三位助手：霍津，科科佩夫和费久宁斯基飞往列宁格勒。他的到任稳定了列宁格勒濒于崩溃的防御。
为了筹划在这座被围城市周围建立新的防御工事，拟定打破被德军重围的被动而危险的局面的详细计划，朱可夫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难以想象的工作。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他还要给自战争以来屡战屡败的红军战士灌输新的信心，鼓舞他们顶住德国人的进攻。
朱可夫的工作方式是将一些军官召到他的司令部，简短的谈话之后决定留任与否。对留任的，他会将他的指令简单而坚决地下达，让这些军官不折不扣地完成作战任务。对那些他认为不能继续在他手下的那些人，一段简短的谈话后，朱可夫就将他们送往莫斯科。他到达仅一个星期，就如砍瓜切菜般地解除了方面军作战科科长柯尔科丁上校、第42集团军司令员伊凡诺夫将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谢尔巴科夫少将及其军事委员会成员、师政治委员朱赫诺夫的职务。朱可夫视察第8集团军时，发现该军纪律涣散，有些师长没有命令就退出战斗，军官常常喝醉酒，士兵一听见枪声就跑。朱可夫发出严厉警告：凡是失职者都要处决，并宣布逮捕和枪决了有叛国行为或擅自撤退的军官、政委和士兵。
整顿了指挥系统，解决了士气和纪律，朱可夫指挥他的庞大军队不间断地进行反击，从敌人手上收复一个个被占领的村庄、车站或高地。
到9月下旬，德军在整个列宁格勒的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事实上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已没有办法以现有兵力向前推进，只好沿着整个战线转入防御。朱可夫将列宁格勒现有的后备军事力量进行整编，把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空防部队、国民警卫队和预备队组成许多师、旅和营投入损失较大的战线，加强第一梯队的兵力，建立纵深防御。到9月底，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正面强夺列宁格勒的计划宣告破产。
10月6日晚，斯大林急电朱可夫：莫斯科面临被德军攻占的危险，将战线基本稳定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指挥职务交给其助手霍津将军，然后立即飞往莫斯科。
自9月底开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100余万人的部队、1700辆坦克和突击火炮、1.9万门大炮和迫击炮的强大战争机器从正面扑向莫斯科。而苏军担任莫斯科防御任务的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及预备队方面军共约80万人，770辆坦克，9150门大炮，明显处于劣势。
10月初，德中央集群重创苏军第19、30和43集团军。10月2日，中央集群完成对维亚兹马的合围，60万苏军被生俘。10月6日，德国坦克部队已经突破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正向莫斯科以西约50英里的莫日艾斯克筑垒防线推进。
莫斯科已经在德军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
10月7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斯大林立即将他派往肩负防守重任的西方方面军。朱可夫到达西方面军司令部简单了解了情况，然后亲自驱车前往莫斯科以东100余公里的战线了解防御情况。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朱可夫视察了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美登、尤赫诺夫、莫日艾斯克等地。在家乡的土地上，他回忆起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时上学、劳动，少年时离家学艺的情景都历历在目，这更坚定了他誓死保卫莫斯科的决心。
10月10日，朱可夫担任由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而成的新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役的指挥。这时他承受着一生中最大的压力。
在朱可夫为首的方面军司令部领导下，苏联红军开始在莫斯科以西近郊建立坚强的防线。这一坚强的防御设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日艾斯克—马洛亚罗斯韦次—卡卢加一线。与此同时，最高统帅部一直给朱可夫调运非常急需的预备队。从10月7日起，从其他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到莫日艾斯克的计有14个步兵师、16个经改编的坦克旅、40多个炮兵团、10个地雷及火焰喷射器连和其他作战部队。在10月份这些危急的日子里，朱可夫沉着应战，他下令在受威胁最严重的通道上建立大量强大的反坦克炮兵阵地，特别注意建立可能进行伏击的阵地。到11月底，在莫斯科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建立的面积达500多平方公里的庞大防御体系告以完成。
11月7日早上，在初冬白茫茫的雾汽中，莫斯科人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和游行。全副武装的部队从列宁墓前经过，然后直接开赴前线。在首都面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严峻的危机之时，苏联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抵抗德国侵略的决心。
11月中旬，苏军的反突击和德军向莫斯科的大规模进攻几乎同时开始。德军的优势装甲兵力在苏军的顽强抵抗下步步进逼。但是苏联严寒的冬天使德军遭遇到很大麻烦。冬衣和在严寒气候中用来保养装备的物品严重不足。德军在几个单独的地段已逼近到距莫斯科30公里以内。
在这严峻时刻，朱可夫依然充满自信，他向心情沉重的斯大林保证，他能守住莫斯科。到12月5日，西方方面军对面各个地段的德军都已精疲力尽，开始转入防御。而苏军对疲惫不堪冻得半死的德军发起了强大的反攻，德国人的进军步伐就在莫斯科大门口被挡住了。
朱可夫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开始在莫斯科南北两方运动。他要求部队不要在敌军防御中心进行正面突击，而应让先锋梯队毫不停留地绕过去，让后继的梯队来消灭他们。他还冒着巨大危险把他的指挥所设在最前线，以保证能与下属保持密切的联系。
到12月底，德军在莫斯科城下遭到惨重失败，西方方面军俘获了1000多辆坦克，1434门大炮及大批其他军事物资。莫斯科战役是红军第一次使德军一个主要作战集群遭受重大战略失败的军事行动，德军被打死或被俘的共约30万人。莫斯科战役宣告了德军闪电战的失败。
到1942年2月下旬，整个苏德战场平静了下来。但随着春天的到来，希特勒在4月5日向德军发出了新指令：一俟天气及地面条件有利，突入高加索，夺取那里的油田，并向斯大林格勒推进。
斯大林格勒战役在7月中旬打响。
8月27日，朱可夫又被斯大林从前线召回莫斯科。深夜，朱可夫驱车抵达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向他介绍了南方的情况，德军可能攻击斯大林格勒，北高加索的情况也很糟。国防委员会决定任命朱可夫担任最高统帅的副手，派他到斯大林格勒组织南方战场的防御和反攻。
至9月13日，德军突破斯大林格勒城南的伏尔加河，把城内的苏联第62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9月13日到11月18日，城内展开了拼死的搏斗。
朱可夫到达斯大林格勒前线后，立即实施了最高统帅部所要求的部分反击，但由于红军反击力量非常薄弱，收效甚微。随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仔细研究了斯大林格勒的形势，向斯大林建议，苏军现在应转入积极防御使敌人疲劳，然后发动一个规模巨大的反攻，扭转南方战场的形势。朱可夫还建议将反击的重点对准由力量较弱的德国仆从军队罗马尼亚军队防守的斯大林格勒集团侧翼。朱可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会变得对苏军有利，因为苏军战略预备队的组织和训练需要时间，这一工作到11月中旬才能完成。而德军兵力不足，战线过长，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因此他们不可能完成在北高加索、顿河、伏尔加河地区的南方战线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同意了朱可夫的分析和建议，现在，他对他的这位副手的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全局的深刻洞见以及临危不惧的品格，已经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信任。在此期间，朱可夫频繁往返于斯大林格勒前线和克里姆林宫之间，会同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制定了庞大而出色的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计划。
与此同时，从9月中旬起，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开始具有阵地战或“堡垒”战的性质。红军防御部队与进攻的德军展开了近距离的血肉搏斗。德国将军汉斯·德尔回忆当时战斗的情形时写道：“（德军的）进展不是以公里来衡量，而是以米来计算……因为每争夺一座楼房、车间、水塔、铁路护堤、一堵墙、一间地下室，甚至一个瓦砾堆，都要进行激战。敌我之间的距离几乎无法度量。”德军航空兵和炮兵试图扩大这种“近战”地带双方间的距离，但毫无作用。因为红军和斯大林格勒居民充分利用他们熟悉地形的优势和巧妙伪装，与德军进行街垒战和巷战。城内的房屋、大楼、街区数度易手。到10月底，双方都精疲力尽，战斗渐渐停息。德军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已经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
11月19日早晨，隆隆的炮声揭开了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反攻的序幕。在上午9点前，炮火向德军防御纵深延伸，红军步兵在坦克和炮兵的协同下，开始了进攻。西南方面军在瓦杜丁指挥下很快在几个地区突破了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罗马尼亚第3、第5集团军很快就一败涂地。顿河方面军的第26军到了彼拉佐夫斯基附近即转向东南，去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会合。到11月底，经过各个突击部队的协同作战，苏军已将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包围，被围德军有22个师，33万人。朱可夫知道德军一定会设法突围，决定将包围外线向西推延150至200公里，防止德军最高统帅部解救被围德军。
12月中，苏军粉碎了德国元帅曼施泰因率领部队解救被围德军的努力，收紧了包围圈。朱可夫和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仔细修订了最后合歼被围德军的“指环战役”计划。12月28日，红军的围歼战役开始。1943年1月8日红军向德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1943年1月22日，德军被赶到城郊，第6集团军被围困在仅6公里宽、13公里长的长方形地区内。德军各支部队开始投降。1943年1月31日，红军生俘了保卢斯。1943年2月2日，第6集团军已被全部解决。轴心国官兵得以活下来的只有9万余人。
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的称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地司令中获得这个称号的他是第一人。当时苏联《消息报》在一篇社论中将朱可夫排在新提升的元帅和将军的最前面，称誉他为“具有高度天才的勇敢的领导人”，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执行了斯大林打退德军的计划。
当保卢斯元帅正在斯大林格勒率他的残部投降时，苏联的这次伟大胜利的缔造者朱可夫却已经来到了遥远的列宁格勒，指挥列宁格勒的破围战。1月12日早晨，在零下23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下，红军2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一齐怒吼，打破了严冬的沉寂。1月14日到18日，苏军在德军精心构筑的封锁工事前展开了激烈的进攻，朱可夫指挥的部队灵活运用战术，派遣滑雪步兵第12旅，穿过拉多加湖结冰的湖面，从敌人后方里普卡村向德军突击。1月18日，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在第一和第五工人村会合，列宁格勒的封锁终于被打破。
朱可夫马不停蹄地又开始了另一项重大战役的准备工作。这个战役就是库尔斯克反击战。3月中旬，朱可夫动身飞往沃洛涅日司令部。朱可夫会同该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几乎巡视了方面军的所有部队，了解敌我态势，制定作战计划。4月8日，他向斯大林建议苏军先不进攻，而“最好在我们的防御阵地上疲惫敌人，打掉他们的坦克，然后投入新的预备队，转入总攻，最后歼灭敌军主力”。朱可夫的建议得到最高统帅首肯。7月4日下午3时，经过精心准备的库尔斯克战役爆发，从战争开始以来，红军部队第一次有了非常充足有力的炮兵力量和充足的弹药，红军中防御部队炮兵团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团。沿着整个库尔斯克地段的战斗都打得很艰苦，经过一星期激烈战斗，红军拥有充足的预备队的优势显露出来。到7月中旬，德军的作战计划已被完全打乱。苏军在普罗霍夫卡与德军进行了空前艰苦残酷的坦克大战，德军在一天的战斗中就损失了350辆坦克，官兵1万人。7月15日，红军中央方面军沿着奥廖尔方向反攻。8月5日，红军解放奥廖尔。苏联红军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莫斯科第一次鸣放礼炮来庆祝伟大的军事胜利。7月31日，朱可夫因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巨大作用而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1943年的最后几个月，德军在南方战线节节败退，红军则紧追不舍。1944年3月1日，朱可夫接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指挥。到4月初，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成为1944年反攻中最出色的部队，在不到1个月的攻势中，击溃了德军28个师、5个师级集团和1个罗马尼亚师，使德军损失官兵20万，解放了4万余平方公里的苏联领土，这一段时间里，莫斯科经常响起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祝捷的礼炮声。从5月开始，朱可夫又参与制定解放白俄罗斯的作战计划。他被委以新任：协调白俄罗斯第1及第2方面军的作战行动。6月23日进攻正式开始，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德军的顽抗。7月3日，白俄罗斯明斯克回到苏联红军手中。到1944年底，红军已完全解放了被德国人占领的苏联领土。1944年底，朱可夫获得苏联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1944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27周年时，斯大林决定让朱可夫指挥攻打柏林的两个方面军之一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把苏军夺取胜利的最高荣誉留给了朱可夫。
1945年4月16日凌晨4点整，朱可夫发出了发动柏林战役的命令：“同志们，现在立即开始！”漆黑的夜空中出现三道红色火焰，苏军的140具大型探照灯和坦克及卡车上的前大灯一齐点亮，将德军阵地照得一片雪亮。这是朱可夫用来“吓唬和压制敌人”的方法。随后，三道绿色火焰射出，炮兵射击开始了。震撼大地的轰击，排山倒海般袭向德军阵地，这是苏德战场上前所未有的。整个村庄被狂泻的炮弹炸成瓦砾，森林变成一片火海。4月17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百万大军的优势兵力，粉碎了德军在泽劳弗高地的防御。4月20日，朱可夫方面军的第3突击集团军所属步兵第79军的远程炮兵，率先向柏林发起炮击。4月21日，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47集团军突入柏林城郊。4月30日凌晨5点，朱可夫部队的大炮指向了第三帝国的象征——国会大厦。下午，炮兵把国会大厦的外墙打穿了若干个窟窿，接着地面部队向大厦发动进攻。下午2点25分，苏联的红旗在这座破烂的建筑物上升起。3点半钟，希特勒开枪自杀。5月2日下午3点，德军柏林守备部队共7万余人，全部投降。苏联的对德战争结束了。
5月9日，朱可夫代表苏联在德国投降书上签字。经过近四年的浴血奋战，苏联人民终于迎来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曾这样赞许地提到朱可夫：“朱可夫是我的麦克莱伦（麦氏为美国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和麦克莱伦一样，他总是要求多给些人，多给些枪炮，还多给些飞机，他总觉得不够，但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从1939年哈勒欣河战役到苏德战争结束，朱可夫总是出现在苏联最危急的战线，斯大林总在这种时候派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到这些战线去视察并采取措施稳定局势。而每一次朱可夫总是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超人的坚毅品质，出色地完成战役任务。苏德战争中的所有主要战役，都是在朱可夫的直接计划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可以说，朱可夫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民族英雄
1945年6月24日，为庆祝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阅兵仪式，朱可夫元帅检阅了分列式。10时整，他骑马从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门驰出，红场上顿时响起了对每个苏联人来说都十分亲切的格林卡的《光荣颂》乐曲。朱可夫怀着无法形容的激动心情听取了阅兵式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的报告，检阅了集团军的一个混编团和莫斯科卫戍部队。最后，200面被打败了的法西斯德军的军旗被抛到列宁墓的台阶下。
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了，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个驱逐侵略者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千百万人民用血肉之躯为保卫家园而进行的英勇战斗，更不会忘记苏联部队指挥员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正因为有了这些优秀的指挥员，苏联人民才最终打垮了法西斯侵略者。这些赢得了胜利、拯救了祖国的将帅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在这些名字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那就是苏联元帅、民族英雄、战场上胜利的永恒象征——朱可夫！
结合实践创新军事理论
朱可夫除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有很强的军事理论创新能力。并且，他的理论创新是与实践及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朱可夫担任骑兵团团长期间，红军组建了第一批坦克团。朱可夫这个团被选定作为改装坦克团的试点。一切都是新的，困难很多，没有教材，没有勤务手册，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直觉。朱可夫以非凡的热情和事业心投入了工作，通过组织一系列演习、试验和研究，摸索出了作战、后勤供应、通信、管理、技术维修等一系列经验，在此基础上，他亲自组织编写教材。这些教材随即用于指导实践。其结果，朱可夫的团无论是参加演习还是接受检阅，都名列前茅。
他通过研究坦克与步兵、骑兵等协同作战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套新的合同作战理论。哈勒欣河战役，对其作了很好的验证。战后，日本人无不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说：“苏联军队摈弃了沙皇旧军队的因循守旧的一套作战方法，已经表明它能够依据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改变战术。”
然而，朱可夫的坦克作战理论还不仅仅止于此，战后很快被吸收入新的野战条例中，包括：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方法、预备队的使用、梯次配置、作战编成的原则、后勤补给任务及其应采取的措施，以及第一梯队师、团、营等进攻正面和纵深的规定等。
1939年11月30日，苏军入侵芬兰。苏军攻势迟缓，暴露了苏联军事机构中存在的严重问题。1940年3月12日，苏军终于占领芬兰，但苏军却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过高的代价。为此，苏共中央于4月14-17日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作出了一系列结论，其中包括朱可夫提出的许多关于苏联军队体制、指挥、情报、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必须摘掉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强调实行“一长制”（苏军在1918、1937、1941年曾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在1925、1940、1942年三次实行“单一首长制”）和实施单一指挥的必要性。后来实践表明：朱可夫的这一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坎坷的晚年
作为一位职业军人，朱可夫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显然远不如他在军事上指挥打仗那样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特别是他那倔强而又喜欢自夸的性格、大胆果断的处事作风，致使他无论是与斯大林还是与赫鲁晓夫，都难以长久地共处下去。对他这次被打入冷宫的原因，赫鲁晓夫给他安的罪名是“拿破仑主义”、“不服从党的指挥”。赫氏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解释他缘何罢了朱可夫的官时说：“他（指朱可夫）没有正确理解他作为国防部长的任务，我们被迫对他进行了制裁，以免他以某种构想出来的计划进行活动。”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害怕朱可夫运用在苏军中的巨大声望，夺走他的权位。
1964年10月，即朱可夫被迫退休的7年后，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不久，即着手为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遭贬黜的军政领导人恢复名誉，以树立自己的形象。1965年5月8日，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发表纪念二战结束20周年的重要演说，当他念到战争中著名的军队指挥员时，首先念到的就是朱可夫的名字。次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游行和军事检阅仪式上，多年不曾露面的朱可夫被特意邀请并安排在观礼台的中间位置。同时，他的一系列回忆文章开始公开发表。
1969年，经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批准，他撰写多年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在苏联得以出版了。
1969年，他突然患了脑中风。1974年6月18日，他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
朱可夫的一生，基本是在军事领域度过的，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章。正如他的亲密战友、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所评价的那样：
“他具有卓越的统帅天赋。他生来就是从事军事活动的，就是从事军事战略活动的。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军队的享有荣誉的苏联将帅中，朱可夫是最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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