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位世界著名参谋长-“苏军总参谋部的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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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期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

    如果有人这样问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谁担任苏军总参谋长的时间最长?谁组织指挥的战役最多?不少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光辉的名字——著名的苏军元帅亚·米·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年)。

    从神甫的儿子到苏军总参谋长

    华西列夫斯基,1895年出生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基涅什马县农村的一个神职人员家庭。少年时,先后被父亲送进基涅什马和科斯特罗马的神学校学习。当时,俄国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华西列夫斯基亲身感受到俄国工人和农民强烈的革命情绪,亲眼目睹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大罢工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华西列夫斯基违背父亲意愿,参军考入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毕业后被派入俄国第9集团军第409团任连长。1916年5月,参加了俄国西南方面军发起的著名的勃鲁西洛夫突破战役,因指挥作战有方,升任营长。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华西列夫斯基响应布尔什维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号召,辞职还乡。不久,被基涅什马县苏维埃委任为乌格列茨克乡军训处教官,但因其神职人员的家庭出身和当过沙俄军队军官的经历,又被迫去图拉省当了一名农村教师。华西列夫斯基深信,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终于,当1919年图拉省富农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时,他响应号召参加红军,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华西列夫斯基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对波兰的作战和在白俄罗斯及伏尔加河流域的剿匪作战。1926年,在维斯特列尔步兵战术进修学校团长班进修期间,较系统地学习了各种军事知识,并研读了《现代战略问题》等一些苏军最新的军事理论著作,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1931年,华西列夫斯基加入苏联共产党。同年5月,调工农红军军训部工作,参加了检查和指导部队训练、编写战斗条令和编辑军事理论刊物等大量工作。1934年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军训部部长。1936年入总参军事学院深造。次年毕业后任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处长。1939年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参加了苏德战争作战计划的制订以及突破芬兰“曼纳林防线”作战计划的修订。从1940年4月起,参与了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作战计划的制订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参与了战争初期苏军防御作战及莫斯科会战的组织协调工作,以惊人的镇定、坚毅和吃苦耐劳精神,受到苏军大本营上下的一致好评。

    1942年5月,当德军在北起列宁格勒,南至高加索、克里米亚的宽广战线上发起新的进攻,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因病情加剧,不得不离职休息的关键时刻,华西列夫斯基就任总参谋长,10月兼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挑起了领导总参谋部、协助最高统帅部全面指导战争的千钧重担,参与指挥了列宁格勒、沃罗涅日等方向的防御作战。特别是在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亲临前线实施战役指导,指挥和协调各路苏军抗击敌人的进攻,成功地保卫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光荣的城市,并主持制订反攻计划,一举围歼了德国陆军主力第6集团军及其辅助部队30余万人,使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军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1943年2月,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苏联元帅。在此前后,组织指挥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哈尔科夫战役等一系列进攻战役,共歼敌10余万人,将战线向西推进了200多公里,为苏军尔后连续实施大纵深进攻战役积累了经验。

    在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华西列夫斯基协助苏军副最高统帅朱可夫指挥苏军,以坚强的防御顶住了德军的进攻,随即以强大的预备队发起反击,一举摧毁了德军主要装甲突击力量,将战略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苏军手中。为扩大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形成的有利态势,于下半年又组织实施了斯摩棱斯克战役、顿巴斯战役、解放左岸乌克兰、切尔尼戈夫—普里及亚特战役、勃良斯克战役、美利托波尔战役等一连串战役,将战线推进到第聂伯河沿岸,使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完全转入了战略防御。

    1944年春,协调指挥了科尔松—谢甫琴科夫斯基战役、罗夫诺—卢茨克战役、尼科波尔—克里沃伊罗格战役等7次战役,解放了乌克兰全部领土,并组织指挥了苏军解放克里米亚的作战行动,收复了黑海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同年夏秋,协调指挥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路苏军,一举打垮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解放了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此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1944年11月,华西列夫斯基协调组织了东普鲁士战役,并于次年2月中旬接替在作战中牺牲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就任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统一指挥在东普鲁士境内作战的苏军各部队,攻克了号称“绝对攻不破的德意志堡垒”的哥尼斯堡,肃清了东普鲁士的全部德军,清除了向德国本土挺进的苏军的侧翼威胁。

    东普鲁士战役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即着手制订对日作战计划。7月底就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成功地指挥远东第1、2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对远东日军发起战略性进攻战役,一举全歼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北部的日军,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进程,为此再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华西列夫斯基于1942年5月任苏军总参谋长,10月兼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1948年11月任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1949年3月任武装力量部部长,1953年3月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1月任国防部总监组总监,1977年12月逝世。

    华西列夫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从事参谋工作近20年,为苏军参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曾被苏军上下盛赞为“战时苏军总参谋部的真正代表”。

    把总参谋部变成领导制订军事计划的中心

    华西列夫斯基对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制订作战计划的工作摆到了总参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使总参谋部真正成为了领导制订苏军作战计划的中心。

    针对战争初期最高统帅部忽视发挥总参谋部在主持制订作战计划方面的功能,只把它当作传送情报和传达命令的渠道的倾向,华西列夫斯基多次向最高统帅部提出建议,适当调整理顺总参谋部的职能,削减不必要的编制和工作环节,重视发挥其智囊机构的功能,保持其骨干人员的相对稳定,使其在分析研究敌情和拟制作战计划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经过华西列夫斯基等人的不懈努力,以及总参工作人员高质量的辛勤工作,他们的工作逐步赢得了最高统帅部的信任,并开始注重发挥其智囊机构特别是在领导制订作战计划方面的作用。从莫斯科会战开始,华西列夫斯基领导总参先后主持制订了反击德军和歼灭日本关东军的全部作战计划,并以出色的业绩受到苏军上下的交口称赞。

    如果说近代西方出现的司令部最早把制订作战计划纳入自己的职能范围,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的苏军总参谋部则将这一职能发展到了日臻完善的程度。

    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次战役的组织准备工作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参谋长固然要协助军事首长抓好战役决策、制订计划和作战指挥等大事,但做好战役组织准备方面的具体工作,也是参谋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41年9月,当德军以优势兵力对莫斯科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役时,身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作战参谋小组,承担起莫斯科保卫战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

    在战役初期,华西列夫斯基一方面参与组织建立苏军在莫斯科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和可靠的空中掩护,一方面致力于加速组建和训练战略预备队,通过征召预备役和进行短期集训,在乌拉尔、中亚细亚、伏尔加河一带建立起一批新的部队和兵团。10月初,苏军在维亚兹马防御战失利后,为响应国防委员会关于全力以赴保卫莫斯科的决定,他参与了紧急建立莫扎伊斯克防线的组织工作。

    11月初,德军进攻莫斯科的行动被粉碎后,为贯彻最高统帅部关于尽快在莫斯科发起反击的意图,华西列夫斯基首先组织协调苏军在西北方向的季赫文和南部方向的罗斯托夫发起反攻,将德军机动兵力牢牢牵制在这两个战场,从而有效地保障了莫斯科大反击的顺利实施。

    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华西列夫斯基领导总参谋部逐步把理顺和改组部队的编制体制,作为战役组织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1942年夏季战役前,他参与领导了后勤机关的改组,将向前线运送物资的铁路、公路和江河运输部门统一划归后勤机关指挥,减少了扯皮现象,运输效率大大提高。改变了以往战略预备队基本由新兵编成的做法,以在前线受到削弱的部队为基础,补充新兵和必要的装备,由军事院校和训练班输送部分指挥干部,组成预备队。为改变空军归集团军指挥而造成的力量分散、飞机短缺的状况,总参谋部指导空军按飞机机种组建起轰炸机师、强击机师和歼击机师,在此基础上组建空军集团军,为每个方面军编制1个空军集团军;大本营则编有远程航空兵,由总参谋部统一指挥,从而既解决了各部队空军力量不足的问题,又大大增强了航空兵的突击力和机动性。为适应新式武器装备大量投产并陆续装备部队的新情况,及时组建起重型野战火箭炮兵和一批防空高炮团、“喀秋莎”近卫迫击炮团、反坦克炮兵旅、反坦克枪独立营,并在步兵团增编了反坦克炮,以及用于战役进攻的第一批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这些做法为苏军有效地实施战役防御,并适时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华西列夫斯基把充分做好战役组织准备工作视为战役发起的必要前提,否则,宁肯推迟战役,决不仓促行事。1944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在组织白俄罗斯战役时,对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十分重视。当他发现铁路部门未能按计划完成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作战物资输送任务时,立即请副总参谋长兼总组织部长卡尔波诺索夫赶赴前线,与铁路部门进行协商,并亲自给总后勤部和交通部写信,要他们按期完成运输任务。当他得知铁路部门确实无法完成原定运输任务,战役准备工作将因此受到影响时,便郑重地向斯大林报告,因白俄罗期第3方面军战役准备工作未能就绪,建议整个战役推迟进行。斯大林知道他办事一向积极稳妥,从不轻易拖后腿,便破例同意他的建议,将战役发起日期推迟4天。

    积极发展独具特色的苏联军事理论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苏军在军事上的伟大胜利,同时也证明了苏联的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比德国的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优越,证明了苏军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明显高敌一筹。华西列夫斯基本人就曾为苏联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于对国防事业的热爱,华西列夫斯基从成为红军指挥员的时候起,就十分注重学习和钻研军事理论。

    华西列夫斯基是最早对苏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进行探讨的将领之一。通过一番痛定思痛的思索之后,他认为,除了缺少足够的兵力兵器外,忽视战略预备队的积累和集中使用,是导致苏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他以总参谋部的名义,及时向最高统帅部提出应重视积累和有目的地使用战略预备队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变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共识。

    华西列夫斯基还同朱可夫一道提出和发展了现代战争条件下独具特色的苏军大纵深进攻作战理论。虽然早在30年代,红军将领特里安达菲洛夫就曾探讨过实施大纵深进攻作战的可能性及其战法,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该理论在作战中如何运用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当德军以快速突击、合围歼敌的“闪击战”作战样式,使苏军在战争初期饱尝苦果之后,华西列夫斯基等苏军将领并没有沮丧,而是以以敌为师的态度对其作战样式进行研究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对苏军的大纵深进攻作战理论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使之由一般性的大纵深战役突破,发展为由两翼实施向心突击、合围歼敌的完整战役机动作战样式。同时,对实施这种作战样式时的步坦协同动作及实施合围的步骤、要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以坦克部队实施大纵深向心突击,以步兵巩固并扩大突击成果,从而既形成绵亘的合围对内正面,又尽快地向外扩张进攻形成对外正面,直到把被合围之敌与前来救援的敌军集团远远隔离开来,最终确保被合围之敌的就歼。这一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得到了成功的验证。

    华西列夫斯基还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就现代战争中如何运用炮兵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针对战争初期苏军大多数部队仍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攻击前进行炮火准备、攻击开始后即行停止的古老射击方式,他代表总参谋部向最高统帅部建议,炮火准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攻击前进行,攻击发起后,炮兵应以延伸射击的方式,在战斗全程中,不间断地支援步兵和坦克的进攻。

    当苏军转入战略反攻之后,为确保苏军在进攻时能顺利突破敌防御阵地,华西列夫斯基又与朱可夫等苏军将领一起,提出了在突破地段集中使用火炮的重要观点,并对突破敌防御体系每公里进攻正面上所必须配置的火炮密度作了较科学的定量分析。

    华西列夫斯基还依据苏军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提出在防御中对即将进攻之敌,先敌进行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的观点,并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华西列夫斯基没有想到要著书立说,可他晚年所写的以苏德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毕生的事业》,却成为军事领域的传世之作;华西列夫斯基没有想到要成为一名军事理论家,可他凭着自己丰厚的理论积淀和锐意创新的思辨能力,在苏联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敢于负责,不循私情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参谋长背负着协助军事首长决策和指挥的重任,因此必须具备在任何情况下实事求是、不循私情、敢于直言的正直品格;否则,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对上曲意逢迎,言其所好,对下顾及情面,赞功讳过,只会使决策和指挥造成失误。卫国战争期间,华西列夫斯基就是本着上述原则,一丝不苟地处理着战时各项事务,履行总参谋长职责的。

    华西列夫斯基长时间在最高统帅斯大林身边工作,有时两人对形势的分析和看法难免相左,对此,他坚持直言不讳,绝不为讨好或畏惧斯大林而违心地随声附和,投其所好。

    1942年5月,德军攻占克里米亚后,苏德战场南翼的形势逐渐对苏军不利。斯大林对此十分焦虑。就在这时,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送来关于组织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兵力,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建议。

    华西列夫斯基等领导总参谋部对作战计划进行研究时认为,该方向首长拟议的进攻规模过大,特别是让西南方面军通过德军占领的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发起进攻非常危险,因此不同意进行这次战役。但由于西南方向首长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此战必胜,斯大林批准了这一战役,并警告此战役是西南方向的内部事务,总参不得干预。

    战役开始时,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发展得很顺利,于是,斯大林又严厉责备总参说,险些因为总参的意见取消了一次进展得如此顺利的战役。可是几天后,德军突击集团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转入反攻,很快就突入到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突击集团的侧后方,而这时西南方向竟无预备队保障突击集团的侧后安全。华西列夫斯基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后,立即向斯大林提议停止进攻,以便从突击集团中抽调兵力去消除来自侧后的威胁。而斯大林听取西南方向首长意见后,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

    5月18日,苏军突击集团的侧后形势急剧恶化,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劝说斯大林无效,只好请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再做斯大林的工作。而赫鲁晓夫一面答应他的请求,一面却向最高统帅保证,该方向指挥部有能力击退德军的反击。于是,斯大林坚持继续进攻的命令。几天后,德军合围苏军的突击集团,一举歼灭了其3个集团军。

    几十年后谈到此事时,华西列夫斯基坚持认为,对于屡次劝谏斯大林而遭到斥责,他并不后悔,眼看着悲剧发生而无法制止,这才是最痛心的。

    华西列夫斯基不仅对于战时各级指挥员的失误能够直言不讳,就是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疏忽和闪失,也能予以严格的自我解剖。

    1942年5月巴尔文科沃进攻战失利后,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因为曾多次反对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冒险行动,就把责任完全推给他们,而是冷静地也反思了自己的责任:尽管最高统帅不让总参过问此事,但总参仍可以在邻近方向上组织一些辅助性突击,牵制一部分敌人兵力;仍可以在兵力兵器异常紧张的情况下,想办法提供一点增援……

    1942年7月,苏军统帅部在分析沃罗涅日方向上战斗失利的原因时,有人对沃罗涅日方面军组建过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尽管4月下旬,统帅部否决科涅夫关于组建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建议时,华西列夫斯基不在莫斯科,可他仍代表总参主动承担了在这件事上的责任。华西列夫斯基高姿态的坦诚检讨,不但起到了消除苏军内部怨气的积极作用,也增进了总参与各方面军领导之间的信任。

    把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参谋人员的重要职责

    对参谋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华西列夫斯基认识到,现代战争对部队战斗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工作在“军队的大脑”——参谋部门的人员,不应该仅仅是一般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而应该是部队训练工作的参与者和组织指导者,进而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能发挥重要作用。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和军训部工作期间,经常下部队检查训练工作情况,查找训练中的薄弱环节,不断修订训练工作计划,改进部队的训练方法,与指战员们一同研究和总结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兵种合同作战的新方法。

    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经常到军事科研单位了解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及其战术技术性能等情况,研究如何在作战中加以合理运用,并参与组织了多次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军事导演、野外旅行作业和实兵演习,着重探讨了大纵深作战理论等新战法,为应付现代战争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为了更好地指导和规范苏军的训练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利用自己丰富的训练实践经验参与编写了《大纵深诸兵种合同战斗细则》、《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在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的协同动作细则》、《部队各级司令部军务条令》等军事条令。他将包括自己的心血在内的训练实践经验加以条理化,形成了苏军第一代军事条令。这些条令经总参谋部批准在全军颁发后,对于提高苏军的训练水平和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战时敌情和地形条件的不断变化,华西列夫斯基经常组织部队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模拟作战演练,切实抓好“临阵磨枪”。1939年12月,苏军西北方面军第一次进攻芬兰“曼纳林防线”失利后,被迫进行部署调整。为保证第二次进攻战役获得成功,华西列夫斯基一方面为该方面军组织调送了一批精锐部队和重武器;一方面认真总结攻坚战失利的教训,组织突击部队在后方所设置的模拟芬军筑垒地域的野外训练场进行实兵演习,着重演练攻坚时重武器的运用以及诸兵种的协同配合。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前练兵,苏军攻击雪地筑垒地域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2月中旬,当苏军重新发起进攻战役时,很快就突破了“曼纳林防线”。

    华西列夫斯基还把提高各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艺术作为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点,不但注重战前的学习研究和战后的总结,就是在战役进行中也不断视情进行指导。卫国战争期间,他领导总参谋部为最高统帅部起草了大量致方面军首长的指示信,其中仅1944年下半年就多达数十份。

    如:针对指挥兵力和军兵种增多,战线推进较快所导致的作战指挥方面的失误,他们在7月6日致信白俄罗斯诸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员,指出当前在作战指挥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把主要兵力用于解决次要任务,从而延缓进攻速度。同时一些司令部在推进过程中,每到新地点未能及时同上级或下级司令部建立联系,致使部队失去指挥。在7月10日致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司令员的信中也指出,该司令员在指挥突击中,未能让第22集团军与相邻集团军协同动作,而是向奥斯维亚地区实施孤立突击,无形中减弱了突击力,也难以对敌形成合围。

    事实证明,这种特殊的指导方式对于提高高级指挥员在复杂情况下的作战指挥能力,保证战役指挥的正确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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