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武装部队前总参谋长萨阿德·穆罕默德·侯赛尼·沙兹利（1922-），曾参加过5次战争，精于组织部队作战与训练；进过多所军事院校学习，亲自撰写了多本军事教材与著作；矢志于埃及军队建设与改革，潜心研究、准备与实施对以色列的作战；同时又设法绕过因政府官僚作风等所带来的种种障碍，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可谓是一位文武兼备、刚柔相济的较出色的参谋长。
仕途一帆风顺
国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可以说是皇冠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是千百万军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不过，对于沙兹利来说，似乎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也许是一个好兆头，他出生的这一年，是英国殖民者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王国的第一年。沙兹利7岁上学，17岁入军事学院学习，18岁毕业到部队。1948年，沙兹利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任排长。
战后，沙兹利入埃及参谋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1953年，沙兹利调入伞兵部队。不久，被派往美国乔治亚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54年出任伞兵学校校长。1956年，调任伞兵营营长。1958年，赴苏联军事院校学习。
1959年，沙兹利被委任为联合国驻刚果紧急部队阿联支队的指挥官。1960年，奉调回国。1961-1963年，出任埃及驻英国国防武官。1965-1966年，也门内战期间，在埃及驻也门部队担任旅长。1967年“六·五”战争中，任大队指挥官。战后，任特种部队司令。1970年1月，调任红海军区司令。
1971年5月16日，沙兹利被召往开罗，成了从30多名高级将领中选拔出来的总参谋长，次年1月晋升中将。沙兹利作为总参谋长，还担任了高级军官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由15名将官组成，负责高级军官的晋升、解职、惩罚和其他一切有关事项。
1971年6月30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沙兹利宣誓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成为所有阿拉伯国家参谋长之间的协调人。
制定“高尖塔”行动计划
总参谋长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根据国际形势和敌对国情况，适时作出分析判断，制定并不断完善旨在实现战略目的的作战计划。沙兹利就任总参谋长时，埃军没有一个真正的进攻作战计划，当时只有一个代号为“200行动”的防御计划和一个代号为“花岗岩”的较有进取心的计划。尽管“花岗岩”计划中含有对西奈实施一些袭击行动的内容，但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进攻计划。
然而，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亦称“六·五”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战后，埃及全国上下都要求夺回被占领土，将以色列军队驱逐出西奈半岛和加沙。时至1971年中，埃及人民要求夺回被占领土的呼声更加高涨，因此，沙兹利作为刚刚上任的总参谋长，他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一个进攻的计划。
为了勾划这个计划的轮廓，他首先深入研究了敌对双方部队及其作战能力的对比。在逐一审查各军种的状况后，沙兹利得出的结论是，空军是埃军最弱的军种，其主要技术装备大约落后于以色列空军10年。沙兹利认为：埃及空军力量弱，这一点制约了埃军的总体作战能力；埃及的萨姆导弹是配置在固定阵地上的，因而在进攻中使用具有局限性；需要迫使以色列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采取有限的行动，以提高士气，积累进攻作战的经验。为此1971年7月初，沙兹利就任总参谋长不到2个月，就向国防部长萨迪克提出了采取有限行动的计划。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萨迪克接受了折衷方案。公开的折衷方案是，发起有限进攻，但是这种进攻至少要夺占运河以东30-40英里处的西奈各主要山口。这个计划称之为“四十一号行动”。
在制订此计划的同时，对苏联人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计划另一项行动——“高尖塔”行动的大纲已经拟妥。沙兹利认为这是埃及第一个现实的进攻计划。而在制定、产生这一计划过程中，沙兹利作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能使萨迪克接受“高尖塔”方案，不仅是沙兹利的一大功劳，而且也为赢得以后战争的初期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充分显示了总参谋长的高明之处以及刚柔相济的性格。
1972年10月底，伊斯梅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沙兹利向他汇报了埃军制订的有限进攻计划——“高尖塔”计划及其产生经过，伊斯梅尔表示赞同。
“训练先于一切”
沙兹利认为，作为一支军队的总参谋长，他的基本职责首先是要抓好全军的军事训练，这是先于一切的事情。组织军事训练是否得力，将直接决定着部队战斗力的高低。就如何抓好军事训练，沙兹利认为，最主要的是训练上层各直属司令部。在他就任总参谋长后的第5天，他就指挥了“解放18号”演习，演习的目的是提出在真枪实弹的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他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一共组织了18次“解放”演习。
与此同时，沙兹利把培养年轻的军官和士兵作为训练的重点。他认为，年轻军官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学会领导——如何担负责任和定下决心。为解决这一问题，沙兹利创立了一种探险训练，来培养和锻炼年轻的军官和士兵。给年轻军官和士兵一些给养和必要的装备，然后派他们到荒野里去完成自选的某项任务。
沙兹利认为，年轻军官只有离开他的指挥官，才能学会个人负责。他指示这些探险队可以使用军事交通工具，带上军用口粮和急救包。并规定他们训练结束后要写出报告。今后在决定他们的前程时，还要考察他们的报告写得如何。为了推行这项计划，沙兹利亲自审查了首批报告。
沙兹利还认为，加强训练还是培养、选拔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初，在埃及军队中，军官不足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埃及陆、海、空军院校，加上后备军官学校，每年至多只能培养出3000名军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更何况要准备进行一场战争时，学校培养这些数量的军官更是杯水车薪。而军官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战前训练士兵，没有军官，部队训练就会受影响，从而损害部队的战斗力。如何解决呢？
沙兹利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解决办法：设立一种新的低级职衔，叫做“战时军官”。让他们学会某种专业，同时掌握其他最起码的军事技能。由于情况紧急，训练期限可以缩短为4-5个月。训练结束后，“战时军官”指挥某种特定的排，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将留任排长职务。通过采取这种办法，埃军在1971年至1973年的两年内训练出“战时军官”2.5万人，为“十月战争”准备了大量的下级军官。
为了把训练与实战结合得更紧密，他组织了一次又一次近似实战的军事演习。为了使部队训练有章可循，少走弯路，沙兹利亲自编写教材。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即“十月战争”）前，他共撰写和下发了6本手册，这6本小册子是：《士兵指南》、《驾驶员指南》、《观察哨指南》、《军事传统》、《在沙漠中迷路时保证安全的指南》、《我们对真主和事业的信念是胜利的保证》等。“十月战争”停火后，他又撰写下发了两本小册子——《步兵和机械化步兵部队下级军官指南》和《装甲部队下级军官指南》。这两本手册都是根据十月战争的经验撰写的。沙兹利认为这两本手册是极其重要的，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好教材，它将教会军官和士兵如何进行现代化战争。
“建设一支军队没有奇方妙药，只需要献身精神”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是总参谋长最神圣的职责。如何建设好军队？沙兹利认为没有奇方妙药，只需要献身精神。为此，沙兹利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首先注意以身作则，勤奋工作；其次注意同其下级甚至士兵密切关系；再次是抓好训练等各项工作。
在沙兹利担任参谋长的31个月中，他同参谋人员和直到师一级为止的战地指挥官一共举行过26次每月例会；指挥了18次代号为“解放”的司令部演习；为普通士兵编写了8种小册子；安排了数百次示范表演；责成总司令部的科技部门发行一种每月文摘，介绍军事上的最新发明和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沙兹利认为，作为总参谋长应有战略头脑，抓带根本性的军队建设问题。沙兹利曾极力主张阿拉伯国家应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
1972年11月13日，当沙兹利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时，他在会上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从长远来看，除非在阿拉伯领土直接建立军火工业，否则我们将永远像目前这样远远落后于以色列。他提议建立集体的军火工业，这项军火工业应当独立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之外。在5年之内，参加集体军火工业的国家应当每年拿出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给予资助，股份按比例分配，5年之后开始分红。要根据战略、技术和经济标准来确定军火工业的各个部门设在何处。同年12月12日，阿拉伯国家的参谋长在开罗开会，一致同意非前线国家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5％资助集体军火工业的计划——军火工业将独立，并根据经济和商业尺度经营。由此可见，沙兹利在担任埃军总参谋长期间，曾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尊重士兵，培养士气
沙兹利指出，部队的基础在士兵。士兵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军队的质量乃至战争的成败。沙兹利说，不管我们有了什么样的武器、盟友、计划或训练，最后决定战争成败的将是士气。士气的核心是自信心。在培养自信心方面，军官必须给予每个士兵以充分发展才能的机会，使他们认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度，并为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的成绩而自豪。指挥官必须了解他的士兵所具有的能力限度，并把这种能力与敌军相对比。军官必须帮助士兵，用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去装备他们，然后他才可以要求士兵们全力以赴，但不能提出士兵们力所不及的要求。军官必须树立士兵对上级的信心、要让士兵相信：上级尊重他而不是利用他；上级不会只要求士兵吃苦或牺牲。
为了尊重士兵、培养士气，沙兹利除了本人经常同下级在一起外，还要求下级军官特别是基层军官要与士兵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演习中他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始终和部队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摆脱文牍工作。
沙兹利从不满足于通过部属下达命令和接受报告，他宁愿经常同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直接接触。在他担任营长时，几乎天天同士兵见面。他担任旅长时，每星期看望士兵一次。担任特种部队司令时，他仍能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甚至在担任战线宽达600英里的红海军区司令时，也能每个月巡视一次部队。担任总参谋长后，显然不可能保持定期亲自巡视部队的传统了。他认为作为总参谋长只依赖传统的指挥系统，在他和战士之间的七个层次中，一旦有一个层次失灵，总司令部的工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他是一个关心细小战术问题的战地指挥官。如果年轻的军官或士兵缺乏执行计划所需的训练或意志，那么，世界上最好的计划也会变成一张废纸。他主张每个指挥官，无论地位多高，都必须同他的士兵保持接触——了解他们的能力，掌握他们的思想脉搏，然后通过思想教育和满足他们的需要去鼓舞他们。他认为没有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指挥官只不过是一位“课堂的指挥官”，在战场上是要吃败仗的。
沙兹利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召集每月例会的办法来加强他和下属的联系。他指定作为助手的40名将军、下属14个司令部的主官及其下一级指挥官参加每月例会，以此消除战地军官和参谋军官之间的隔阂。他定下的这种制度收到了预期效果，使他与战地指挥系统及参谋系统都保持了直接联系。
拟定与实施“巴德尔”行动计划
沙兹利就任埃军总参谋长时，不是说临危受命，也是在埃及面临着国际形势不利和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到总参谋部工作的。他上任不久，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紧张的对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并且，为了不重蹈“六天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覆辙，以沙兹利为首的埃军总参谋部费尽了心机。
沙兹利先后参加过多次战争，但作为埃军总参谋长，全面筹划与组织对以战争还是第一次。在开战时机的选择上，沙兹利认为应选择在10月（1973年）较合适，其理由是：以色列将于10月28日进行国会议员大选，犹太人的庄严的赎罪日也在10月；另外，10月是阿拉伯国家的传统斋月，（按伊斯兰教的传统，斋月不打仗）；以方不可能认为埃军在斋月发动战争；10月份夜间可达12个小时，埃军利用这段时间渡河不易被以军发现；10月份的气候对埃军和叙利亚有利；到11月或12月会遭到雨、雪的袭击；10月前阿方部队尚未完成作战准备，埃军计划在夏季对部队进行掌握苏式新武器的训练。沙兹利的开战时机选择被总统萨达特认可。
关于开战日的选定，沙兹利向萨达特建议定在10月6日最为理想，其理由是：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全国各种社会活动完全停止，而且，这一天还是周末；10月6日是伊斯兰教斋月中的一天，而且是望月，日没后，有5～6小时的月光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足够架设浮桥和使渡船下水之用。10月7日凌晨，部队可趁夜间渡河；这个时间，苏伊士运河的潮位和潮差适于架桥。
关于具体的开战时间，沙兹利经深思熟虑后认为，开战时间应满足：叙军能在开战的第一天日没前突破以军的防坦克壕，并占领戈兰高地上的重要防线；埃军渡河后能够夺取以军的巴列夫防线；开战的第一天，通过空军的两次集中突击，使以军到第二天拂晓前不能集中航空兵力；阿军可以背着太阳作战，而以军面向太阳反击，对射击、观测不利；要能够安排足够的时间架设浮桥；要根据运河水位情况，也就是在运河最高水位到来的8小时前行动，同时，还要考虑潮流与流速情况（潮流：每隔6小时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变化一次；流速：运河北段每分钟为18米，运河南段每分钟为90米）。通过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沙兹利提出必须为6日14时。
关于作战计划中的渡河分计划，沙兹利领导总参谋部逐一进行了研究与具体筹划。
（1）关于如何破坏以军在运河上制造人工火障的计划。针对以军有可能在埃军渡河时使用汽油制造火障、将运河水面化为火海的情况，埃军计划在渡河前用水泥堵塞以军喷油管道，并破坏储油罐，同时选择以军没有火障计划的地段为渡河地段。
（2）关于如何在运河沙堤上开辟通路的问题。埃军参谋部计划为渡河部队开辟85条通路。开辟1条通路需清除150立方米的沙土，开辟85条通路需清除1.275万立方米的沙土，计划这项任务必须在3-5小时内完成。
（3）关于如何掩护第一波渡河部队免遭敌火袭击的问题。埃军总参谋部计划，当其部队渡河时，集中火力压制以军的机枪、炮兵和坦克的火力，计划用密集的空、炮及导弹火力轰击以军，持续1个小时。
（4）关于在渡河作战初期如何对付以军的装甲部队问题。埃军参谋部计划：第一波渡河的徒步部队要尽量多地携带反坦克武器和弹药，少带粮食；给第一波渡河部队增加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的携带数量；在运河西岸的沙堤上配置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编成反坦克队，在炮火掩护下渡河，部署在敌装甲部队的接近路上。
“巴德尔”计划渡河行动的顺序是：
——航空火力准备（开战前后各15分钟）；
——炮兵火力准备（开战前后各15分钟）；
——步兵搭乘橡皮舟第一波渡河（开战后6分钟）；
——步兵旅第一梯队营渡河（开战后12-60分钟）；
——步兵旅前进指挥所渡河（开战后60-70分钟）；
——步兵旅第二梯队营渡河（开战后60-110分钟）；
——开掘运河东岸沙堤（开战后1-6小时）；
——步兵师前进指挥所渡河（开战后90-100分钟）；
——架设步兵用浮桥（开战后2小时以内）；
——机械化旅渡河，同时实施特种作战（开战后2-4小时）；
——建立桥头堡（开战后4小时以内）；
——自行驳船的下水准备及下水（开战后2-6小时）；
——架设浮桥（开战后7小时以内）；
——步兵师属坦克营渡河（开战后9小时以内）；
——架设重型门桥（开战后9小时以内）；
——装甲旅渡河（开战后11小时以内）；
——扩大桥头阵地（开战后18小时以内至10月7日8时为止）。
沙兹利的“巴德尔”计划可谓十分严密、细致，充分体现了沙兹利精于谋划、运筹的个性，萨达特总统对此表示完全同意。10月6日，埃军联合叙军完全按此计划对以军发动了反击性进攻。作战的第一阶段，几乎完全按沙兹利计划和设想的那样进行的，埃军一举突破了“巴列夫防线”，控制运河以东10-15公里的全部地区，全歼了以军第188装甲旅，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
埃军之所以能在这次战争中首战告捷，应当说沙兹利功不可没。特别是“巴德尔”计划，充分显示了沙兹利一流的指挥才能和谋略水平。遗憾的是，就是这次战争之后，即1973年的12月，沙兹利因与萨达特总统政见分歧，被调离武装部队。从此，开始他的外交生涯，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开与萨达特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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