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蓝图与现实感知的落差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既会因青年受众接受心理机制而受到影响，又会因青年受众的接受社会机制而受到影响。接受心理机制主要是指主体在接受活动中的心理过程、个性心理和当下的心理状态对接受所起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联系。接受社会机制是指接受主体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开展接受活动，会受到社会关系其他主体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价值观念、他人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角色意识等。[175]同时，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社会蓝图与现实图景相对照的认知和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社会愿景与青年的现实感知之间的契合程度，将对青年受众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决定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接受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和实践行为。
一 长远目标与当下诉求不吻合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社会蓝图和设定的长远目标，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谐社会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有序状态。两千多年前，儒家提出了“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构成当今和谐社会的思想萌芽。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以来，党提出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党的十八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其内涵和意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则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国梦的光荣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当代青年的肩上，当代青年一定要深刻认识中国梦的内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社会理想和长远目标，是青年健康成长的正确指向，也为青年发展提供日益丰富完善的社会条件。党和国家的发展赋予青年崇高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一代青年为之努力奋斗；党和国家的发展又为青年个人成功提供前提条件，只有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为青年提供实现远大理想和人生目标的广阔空间。对于当代青年而言，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实现全面发展的最好舞台。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将贯穿当代青年成长发展全过程，为当代青年施展才华、实现价值提供良好条件，也为当代青年建功立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当代青年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更关注自身发展和个人成功。他们在感受马克思主义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更期望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直接作用于自身发展。现在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还有六年时间，这段时期既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当代青年成长成才的关键期和黄金期。在这六年里，大多数当代青年面临很多重大的人生课题，完成学业、踏入社会、走向职场、组建家庭，也将步入精力充沛、行动高效、创造力强的人生高峰期。可以说，当代青年的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基本同步，是推动国家发展责无旁贷的重要力量。第二个百年目标将实现于21世纪中叶，距今还有30多年的时间，正好是当代青年个人职业生涯的基本完整过程。这个过程再次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过程同步。这在时间上或许是偶然，在实践中则意味着必然的责任与神圣的使命。国家发展目标只有与青年自身的价值和利益一致，才会得到青年的认可和支持。
当代青年感受国家发展，但更期盼社会公正和政府清廉。当代青年切实感受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改革和建设带来的积极变化，但他们更深切感受到腐败现象和不公正现象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职能转变是青年一直关心的话题，希望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由高成本向高效率转变。在民主权利方面，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青年希望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保障，凡是涉及群众自身利益的决策，党和政府都能够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能够坚决防止和纠正。青年希望建立起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治国理念和政策真正贯穿于立法、执法、守法和违法必究的整个过程，把公平正义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各个环节，把依法治国推向深入。
当代青年体会社会进步，但更渴望机会平等和发展空间。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进程，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职业自由、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整体进步并不能掩饰局部不足，局部不足则容易让身处其中的青年产生相对剥夺心理，难以体会到社会进步带来的普遍光辉。有研究显示，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只占一成左右。“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国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176]青年时期面临着教育、就业、住房、成家等各方面的压力，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图景中本来蕴含着在社会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给予青年通过自身能力的竞争来获得较充裕的发展空间的承诺。但现实却让这种承诺难以全部兑现，这让青年产生了更多更迫切的期待，他们对最关心的教育、就业中机会平等的渴望异常强烈，期盼有更好的政策和社会支持来缓解教育压力、就业压力、住房压力与成家压力共同编织的巨大压力。
二 社会问题对社会蓝图的冲击
社会理想和社会蓝图，对社会成员、对政党、对民族和国家都非常重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构建了宏伟的社会蓝图。在经济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政治方面，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早日建成法治政府。在文化方面，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进一步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建成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社会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问题得到解决。在生态方面，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给人们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良好的居住环境。
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社会蓝图，既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超越，也是今天努力工作的未来指向。当下的主要社会问题，既是社会蓝图的阶段性目标所需要克服的，又必然会对社会蓝图的实现带来困扰和制约。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双重转型时期，经济结构深层变动，出现一些问题，诸如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而道远；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青年自身面临的社会境遇等都给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消极影响。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更多地并不是怀疑或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较大落差，来自于现实社会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社会蓝图的冲击与侵蚀。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负面标签导致青少年形成的刻板印象与逆反心理。当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无用论”等消极论调，严重影响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知，使一部分青年以消极心态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发展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陈旧”的东西，只有在“闹革命”的地方“受欢迎”，在搞建设的地方则“不需要”和“不适用了”。以美籍日本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失败论”，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曾遭遇的曲折与失误为借口，趁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历史时机，大肆鼓吹“共产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失败论”。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失误和挫折为理由，公然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指导当代的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现代的问题，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则渗透在“过时论”和“失败论”之中，并为宣扬“过时论”、“失败论”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种思潮直接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无用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因而也就无用了。二是马克思主义“失败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代的实际问题。一些青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就业、住房等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没用。三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舶来文化，或称“异族文化”，不能用一种外来文化当作中国的指导思想，否则会导致“水土不服”或“基因排斥”。这种观点的本质是以地域的不同为理由，否定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无用论”的人，其实质是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77]马克思主义的负面标签，使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得到宣泄，并由此形成了部分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负面评价的刻板印象，严重影响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心理机制。
二是腐败问题导致青年对传播者传播权力的否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反腐是世界性难题，但我们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腐的脚步。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决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少数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扩散的恶性毒瘤，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与声誉，危及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腐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因此，党风廉政建设是影响当代青年与马克思主义聚散离合的最重要政治因素。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和成效，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必然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腐败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传播权力，衍生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真实动机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真实性的怀疑。因此，有效遏制腐败现象，一定能让青年从党的作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上读懂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
三是公平公正社会环境的恶化导致青年发展空间的收窄与对社会蓝图的困惑。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当代青年确实享受着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机遇，也遭遇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阻碍。这些阻碍主要来自社会转型中负面因素的积累与放大，主要表现为特权对公平公正竞争环境的破坏，在个人能力之外，特权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注定了奋斗起点的差距；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形成了财富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由此导致社会流动的不公平和不公正问题；社会分层及其固化的问题，影响着基于个人能力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中上层青年发展空间日益侵占中下层和弱势青年群体的发展空间，影响着社会创造和社会活力的迸发。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社会蓝图，必须有切实的实现路径，给广大青年提供一种切实可靠的通向社会蓝图与个人愿景紧密结合的发展路径，这样才能促进青年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认同相互促进。
三 在传播中坚持对青年的说服
针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坚持说服策略。解决马克思主义设定的长远目标与青年当下诉求不吻合，以及现实社会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蓝图的冲击等主要困难，可以采取的说服策略主要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创新社会治理，回应青年需求，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第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哪里有特权，哪里就有不公；哪里有“法外之权”，哪里就容易出现腐败。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被引入利益的泥潭。腐败频发的地带，往往是权力大、资源多的关键领域和关键岗位，包括位高权重的“一把手”岗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把反腐倡廉各项要求和责任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不留空白、不留死角、不留漏洞，不断压缩腐败活动的生存空间，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对于反腐工作来说可谓是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谓切中腐败这一毒瘤的要害，想从根本上切除腐败这一恶性毒瘤，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自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中央先后已对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违法违纪案件进行查处，同时也已对先后近40位因涉嫌违法违纪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进行依法处置，给全社会以极大的信心。反腐的力度如何，不仅要看落马官员的级别或数量，还要看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的现象，是否增强了廉洁的制度基础，是否形成了一种“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制度约束环境。当前，这些方面的各类制度正在不断地制定和完善。“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既要严惩高级干部的贪腐行为，又要严厉打击发生在百姓身边的腐败行为，让人民群众进一步看到中央反腐的决心、打击的重点和力度。
第二，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三大公平”是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目标和根本方法，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更有效传播的路径。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诸多手段中，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特点，民主法治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纪检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将全面研究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让全社会也让广大青年看到了希望。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回应青年需求。青年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受益者和参与者。只有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满足青年对社会参与、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期望，积极回应青年的需求，解决好青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才能得到青年的衷心拥护。解决青年问题、推动青年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价值的最好注解，更是对青年相信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种最好的说服行为。
第二节 无差别的受众假设与多元化的青年群体
受众是指以视听阅读方式接受大众传播信息、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个人或群体。[178]受众分析和受众适应是探讨传播活动的理论基础，必然涉及受众假设。受众假设决定了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传播策略、传播反馈等一系列传播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社会活动来说，所有青年都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活动来看，既缺乏对受众的理论假设，又缺乏对受众的深入研究。从其实际操作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对青年受众的理论假设采取的是无差别的受众假设。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与多元化青年群体的现实之间的背离，造成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不如预期的局面。
一 无差别受众假设的理论缺陷
现实生活中，受众总是根据一定的利益或兴趣来选择、获取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提高生活质量。[179]对于受众的研究，古今中外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在传播学确立以后，关于受众的研究就更加系统和深入。我国早期有零星的对受众的研究，比如艺术传播中有“知音论”和“无视论”，在政治教育传播中有“灌输论”和“疏导论”。[180]真正形成系统理论并不断发展的受众理论，始于20世纪40年代个人差异论的初步提出。梅尔文·德弗勒和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对受众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提炼出“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和“社会关系论”。[181]
个人差异论由卡尔·霍夫兰于1946年最先提出，并由梅尔文·德弗勒作了某些修正而形成。[182]该理论认为，受众的个人性格和态度是影响信息接收过程的最重要因素。梅尔文·德弗勒认为，“个人差异在形成对大众传播的反应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关媒介的研究的主要指导论点。其基本看法是：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183]他将个人差异分为五种：一是人们的心理结构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二是人们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习性的各不相同形成个人差异；三是人们从不同社会环境所习得的不同立场、价值观、信仰、态度，造成了心理构造的不同；四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人们在个人特性上的不同，决定人们在理解客观事物方面的差异；五是由于对客观事件理解不同而形成的稳定见解，又影响人们对各种信息的选择与解释。[184]
社会分化论，又称为社会类型论或社会范畴论，是基于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进展而发展出的社会学理论，是从受众社会特性出发来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分层。社会分化论是一种中观层次的受众理论，是对基于微观层次的个人差异论的修正和完善。综合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梅尔文·德弗勒认为，尽管当代城市工业社会的成员之间并不相同，但可以根据他们具有的某些共同特点，如社会阶层、宗教信仰、种族民族、城乡住地等等，将他们在概念上划分为界线明确的社会类型。这些类似点对新生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意义。[185]这种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相同或相似社会特性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对于相同讯息有着类似的反应。
社会关系论是从宏观层面强调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对受众接收讯息和反馈产生压力和影响。社会关系论主要得益于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卡茨等人的研究成果。该理论认为：受众总是处在一定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之中，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有可能是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也可能是无纲领、无组织、临时性的非正式的社会团体或非正式组织，还可能只是属于初级人际关系的邻里、家庭等社会关系，其中一种或几种社会关系会对受众接收讯息和反馈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和影响。大众媒介的信息只有经历被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所审查、过滤、同化、再生产等环节，才能传递到受众。
应该说，早期研究大部分着眼于研究受众，非商业性媒介对受众是否直接起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新问题，“积极的受众”理论主要关注评估受众对媒介做什么的理论，属受众中心理论，而非信息来源主宰理论。其中，斯坦利·巴兰总结了使用与满足的理论中五个基本假设：第一，受众是积极的，是带着意图使用媒介的。第二，受众选择特定的媒介获取需求的满足，动机和他的好恶本身有关。第三，媒介与其他资源竞争，满足受众的需要。第四，人们对于自己如何使用媒介、兴趣和动机所在，都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能够向研究者提供如何使用媒介的精确描述。第五，受众将需求和特定的媒介或内容联系起来形成的价值判断应该暂时不予考虑。[186]
与已有的社会学、传播学关于受众的研究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关于受众的相关研究呈现为付诸阙如的不利局面，实际操作又表现出无差别的受众假设。正是这种研究的缺陷，使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难以走向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无差别的受众理论假设，主要存在三方面缺陷：第一，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青年受众的差异性。一方面，忽视不同青年主体间的差异，未能按青年的不同社会属性区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忽略同一主体在不同时空下的差异性，青年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需求层次下对马克思主义需求也不一样。第二，忽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情感性。青年受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处于积极的拥有主动选择权的角色，是按照自己需求并寻求满足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活动。从青年受众的心理过程方面来看，青年的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认知和内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从青年受众的个性心理方面看，表现为不同兴趣、需要、动机、理想、信仰、世界观等方面的个性倾向性，以及表现为能力、气质、性格的个性心理特征，都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青年个体的互动关系产生影响。第三，忽视社会关系的差异性。社会分化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多样性，为青年编织了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网，青年受众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认同和反馈，总会受到青年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支持网中诸要素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支持网，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大小不一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二 社会分化分层视角下当代青年的新特征
青年群体加速分化分层是当代青年最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青年群体加速分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样化，当代青年思想活动的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越来越明显，在思想认识、价值选择、道德意识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不断增强，青年群体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不同类别青年群体在思维方式、思想认识、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与此同时，青年个体的角色分化和社会流动日趋频繁。青年迁移率一般是中老年人口的两三倍，在迁移人口中，青年人口一般约占七成以上。青年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青年角色和青年分化总是处在动态变化的状态。
其次，青年群体加速分层。青年群体加速分化的状态，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面进行的群体区分，而是在职业声望、经济收入、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形成上下等级排列的各个阶层，不同阶层的青年分别处在职业声望、经济收入、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层级。其中，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是一种由特殊的包括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干部身份等身份指标为主要表征的“非财产型”标准，向以财产和收入为主要标准的“非身份指标”的转变。[187]不同阶层的青年，有着地位、需求和诉求等多方面差异，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行为等存在着阶层和群体的明显差异。
第三，青年群体分化和分层的分隔和固化。在青年分化分层加速的同时，青年群体分化形成的社会分层之间社会流动空间和流动途径减少，社会流动门槛增高和限制因素增多，青年文化内部的亚文化与青年群体分化的日渐结合，以及青年亚文化成为青年群体区分的重要标志，成为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相互分隔甚至形成群差的重要载体和重要表现方式。由此导致青年群体分化分层的结果却更容易被固化成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现在的社会结构趋向于保护现存状态，致使社会流动的数量、频率、载体、空间等方面有所弱化。青年群体分化分层的固化现象和板结化状态，使不同青年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社会流动减少，尤其是由下向上的社会流动减少，使青年分化分层带来的积极效应不断削弱，阶层固化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则进一步凸显其负面效应。
三 分层分类分重点的传播策略
综合现有的受众研究理论和青年群体在分化分层方面的新特征，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受众，可以确定是一种积极的有主动选择权的“由接收动力系统、接收图式系统、接收调控系统及三者关联互动、有机统一所构成的功能系统”。接收动力系统包括以需求为主和以兴趣偏好为主的受众的主体意识，以及受众主体的自我意识。接收图式系统是由于受众的接收图式各不相同，从而规定和影响了对信息接收的方向、目的和程度。接收调控系统的基本成分是以情感和意志为主的非理性的心态，包括情绪、情感、信念、习惯、兴趣、灵感、直觉、意志等。[188]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不同类别不同阶层青年之间存在的差异，充分尊重不同类别不同阶层青年的自身特点，采取分层分类分重点的传播策略，确定不同层次、不同侧重、不同内容的传播目标和传播方法，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针对性、适用性、普遍性、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对青年的有效凝聚和引导。
根据不同类别不同阶层青年在年龄、发展阶段、思想认识、职业特点、社会阅历、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确定马克思主义不同形式、不同侧重、不同层次的传播内容和方法，将不同层次的传播目标具体落实到不同类别青年的身上。第一，实现传播内容分层分类与传播对象分层分类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由基本内容、重要内容和核心内容构建起来的理论层级明晰的理论大厦。青年受众的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与诉求有着明显区分，同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并不是所有内容的传播，也不是所有内容对所有人的传播，而是将传播内容与传播对象进行契合后的针对性传播。这就既要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分层分类，又要对青年群体进行分层分类，再在分层分类的传播内容与分层分类的青年受众之间不断进行互动性适应，形成分层分类的传播内容与分层分类的青年受众之间的动态耦合。第二，实现传播的重点内容与传播的重点对象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同样要讲究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投入上，要在照顾内容广泛性的基础上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精髓要素与最新理论成果，要在照顾对象全覆盖的基础上通过对重点对象群体的精确有效影响来推动和辐射全体青年。第三，实现传播的时间节点与传播受众的特点相统一。时间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青年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对受众对讯息的需求和接受有较大的反作用。为此，对于不同青年群体和青年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需要结合他们的具体实际，因材施教，确定合适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和方法。
根据分层分类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要关注几类不同青年群体的特征，进行分类引导。对于大学生，要着重引导他们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理性认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在方法上，要注重探索系统的、有理论说服力的、有实践支持的结合方式，注重运用历史的、现实的、学术的逻辑开展思想引导，注重将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相融合。对于进城务工青年，要着重引导他们充分认识党和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关怀，正确理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一些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特征，增强自信心、进取心。在方法上，要注重表达上的言简意赅、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注重与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对于企业青年，要着重引导他们充分认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及其趋势，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把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目标更好地统一起来。在方法上，要特别注重结合企业实际和岗位特点，把党团组织的“大道理”转化为青年易于接受的“小道理”，关注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成长发展中的“小事”，帮助青年职工解决思想困惑和现实问题。对于农村青年，要着重引导他们学习党的各项惠农政策和党对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求，把农民生活的变化与党的领导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方法上，要注重运用生活化的语言和摆事实的逻辑，并与农村青年不甘于现状、渴望致富成才的愿望结合起来，注重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发展、创业就业中的实际问题，使他们真正成为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大显身手的现代职业农民。对于其他领域的青年，要紧密结合所在组织的社会功能和青年具体的思想问题，合理确定引导侧重点和引导内容，注重采用符合青年具体特点的引导方法。
第三节 传播的价值导向与接受的利益导向
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各有其处于支配性和主导性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根本原则，且这种价值观念和根本原则只能在本领域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不能越界不能跨领域，也不能与其他领域的主导价值观念和根本原则进行化约。坚持马克思主义传播属于精神文化生产领域，以价值导向为根本遵循；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相当大程度上转化为日常生活领域和个人需求层次，以利益导向为主导原则。由于传播的价值导向和接受的利益导向不耦合，导致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理想与现实的哲学层面上再次交锋。
一 马克思主义传播以价值导向为根本遵循的理想状态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首先倡导和遵循的是价值导向和伦理导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89]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鼓舞和支撑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大价值，激励和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坚决杜绝和防止以任何其他的思想为指导，就是坚持以价值导向为根本遵循，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传播属于精神文化生产范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生产、加工、传播并不断递进的社会过程，具有社会精神生产和再生产的价值。“传播具有道德含义，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选择依据道德进行传播。”[190]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活动，是合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持续进步的需要，呈现出一种以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正向价值追求，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更加明显。同时，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再生产既定的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是通过该活动促进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促进青少年政治角色的完成并实现对执政党的认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种旨在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和个性发展以及社会精神生产和整体精神状态的意识形态生产、传播、发展和创新的社会过程。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价值取向，是以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为旨归。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个体价值，“主要表现为导引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健康人格，调控品德行为”[191]。对个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一种塑造人、鼓舞人、激励人的灵魂工程，以社会成员思想认识水平的提升、改造和提升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主要目标的精神生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推动和促进社会成员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倡导和确认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主要诉求的社会活动。对于社会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以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引领全社会精神文化活动，提升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水平，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的社会活动。对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巩固和扩大政党意识形态的覆盖范围，增进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认同，提升执政党的合法性，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更好地指导实践的社会活动。无论对社会成员个体，或者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还是对社会的整体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播活动都是以精神引领为主要的价值准则，推动社会成员和全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形成和促进社会共识、政治认同和社会共同体建设。
二 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利益导向为主要原则的现实境况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政治分层是社会分层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价值取向是精神文化的主导原则，同样也是政治生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的主导原则，价值导向成为衡量一切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精神生活和文化行为、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主要标准。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观念转变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社会结构、分层体系、社会控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不断调适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播经历了内部关系和外部环境的调整和变化，青年发展和青年群体发展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则更经历了两种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多重变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完善，使经济分层逐渐取代政治分层而成为社会分层的核心要素，经济地位取代政治地位，经济收入取代政治面貌。“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192]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利益杠杆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和主导地位的日益稳固，经济目标的支配性地位形成了利益导向型的行动准则，社会主导的价值评判标准转向以金钱和财富为主，人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主要以财富和经济收入为尺度。
正是市场经济推动的利益导向逐渐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等价原则和利益原则容易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领域、精神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活领域等方面，使其他领域的主导原则被侵蚀或被挤占，从而使其他领域的内部结构、运作模式、行为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改变，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逐渐让位于利益取向。
青年发展是一个多层次的呈现为递进关系的空间结构。其中，物质利益是青年发展的基础和最基本的需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青年发展的途径、载体、动力和可持续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活动是要在自身需要的驱动下进行的，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青年能动性和主体性的体现。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种精神文化生产活动，属于精神文化领域。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又是一种政治社会化的社会化活动，属于政治生活领域。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是一种生活领域的日常行为活动，属于日常生活领域。对于青年主体来说，日常生活领域是最主要的发展领域，由此也就将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和接受活动界定为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平常事件，未将其设定为决定人生进程和自身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核心任务。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接受活动，成为与青年谋生和发展同等地位的人生经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谋生和发展中的具体事务之后。青年发展中利益导向取代价值取向，势必使青年更加注重解决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层次的问题，而一般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认知活动，置于解决基本需求之后的自我提升与价值实现的更高阶段的任务。
三 价值导向尊重并引导利益导向
利益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其本质根植于和体现在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并且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精神文化生产。“追求利益既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193]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承认利益的正当性和不可或缺性，强调利益在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无论群众还是个人，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都会受到一定的利益驱动。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4]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95]列宁指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邓小平认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96]因此，人的利益是探讨社会发展动因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人最基本的利益是物质利益，是决定其他利益的基础。利益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决定了利益导向的合理性，由此决定利益导向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历来尊重利益问题，并有效引导利益导向作用的发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问题，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最紧要和最具重要意义的问题。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根本动因，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本质特征。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97]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99]这些马克思主义论断，深刻揭示了价值导向必须尊重利益需求，尊重利益导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价值导向也蕴含着合理利益需求的因子。
正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认知过程中青年行为选择的利益导向替代了价值导向，使以价值导向为主要诉求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面临利益导向基础上的价值导向的机制创新。利益导向和利益作用的发挥，并不能依靠自身完成，必须是在科学的理论和精神文化的指导和保障下才能去除其自发性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在充分发挥其内驱力作用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恩格斯指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200]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01]这就要求利益导向只能限定在经济领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不能侵蚀或代替精神文化领域的价值导向原则，不能侵蚀或代替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平公正导向，不能侵蚀或代替道德领域中的伦理导向。同时，基于经济运动和市场经济确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必须指导和约束利益导向的发展，以价值导向制约利益导向的负面效应，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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