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ank and Public Diplomacy

    智库作为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的重要行动主体，是最具公信力的行为主体，也是整个系统的思想源泉。基于智库在多元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本章对智库与公共外交进行专门分析。

    “智库”与“公共外交”作为两个专业词汇，最早都诞生在美国。智库也称思想库，英文是THINK TANK，这个词汇是舶来品，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是指战争期间美军用来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最近20余年来，智库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智库研究也已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显学。“公共外交”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由美国塔弗兹大学教授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是指那些“在外交政策形成和执行问题上影响公众态度”的做法。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的外交行为。而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公共外交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新公共外交应运而生，新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等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共同构成了当今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的多元公共外交体系。而智库在其中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专业政策研究者的身份，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近年来，随着智库数量的急剧增多和其显性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提升，国内外学界对智库及其在国际关系和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有学者认为智库是外交思想的掮客，是外交议题设置者和政策倡导者。[1]也有学者认为智库协助外交团队出谋划策，在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更有学者认为智库是外交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影子政府”。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对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拓展的高度重视，“智库公共外交”这个词汇也迅速进入了中国精英群体和普通公众的视野。关于探讨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也不断见诸学术期刊和报纸杂志。然而，对于“智库公共外交”进行深入学术探讨和理论分析的文章，在笔者的视野范围之内还非常少，“智库公共外交”研究还处于前学术阶段。

    分析智库公共外交的前提是理解智库，智库作为一个当前重要的跨学科显学，有着自身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本章首先对智库研究概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智库公共外交做出概念界定，并对智库公共外交的三个维度和形式进行界定。进而，对智库公共外交三个维度：作为行动主体的智库公共外交、作为舆论传播媒介的智库公共外交、作为目标受众的智库公共外交，分别进行研究分析。最后，对中国的智库发展与公共外交进行分析。

    第一节 智库研究概况

    关于智库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论述和马克斯·韦伯关于“学术志业”与“政治志业”思想之中。[3]就智库研究整体而言，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起步都比较晚。“尽管智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即使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前智库研究也乏人问津。”[4]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介绍智库形成与发展的著作《智库》。迪克逊将智库界定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5]该书出版以后的20多年间，西方学术界有关智库的理论研究依然进展缓慢，“与其他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相比，智库研究很少有人关注，作品稀少”[6]。

    欧美学界对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发展的历史、智库的分类、组织结构、传播策略、案例研究、影响力研究以及未来趋势等方面。近十年来，随着智库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智库研究也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国学界，除了对美国智库的研究外，对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而关于“中国智库”的研究和探讨，近十年来更是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之一，西方学界对此也给予了很多关注。从国际范围来看，学界普遍遵循的是美国经验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近年来，欧洲批判学派逐渐引入智库研究。

    全球智库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对于智库研究，国外学界逐渐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智库理论，形成了智库研究领域的三个传统：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近年来更是逐渐兴起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关于智库研究的内容和维度，近年来也更加多元。

    基于历史路径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智库兴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对某一智库的产生、发展历程进行案例研究。其中，代表作是杰姆·史密斯1991年的《思想掮客：智库和崛起的新政策精英》，以及大卫·瑞奇1993年出版的《美国政治变革：新华盛顿和智库的兴起》。在实证研究方面，戴安·斯通于1996年出版了《俘获政治意象：智库与政策过程》一书。杰姆斯·迈甘1995年出版了《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加拿大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在智库研究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在其1996年出版的《美国智库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一书中，他以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为大案例，详细分析了智库参与政策决策的过程和机理，并对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渠道进行了分析。之后他在2002和2006年又出版了《智库重要吗？评估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影响力》《国会的理念》。

    国际比较研究维度。随着智库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各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本国智库的发展，并从比较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剖析。詹姆斯·西蒙斯于1993年出版了《思想掮客：智库对英国政府的影响》，邓海姆和加梅特于1998年出版了著作《英国智库和舆论环境》。2008年10月，笔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对中美智库的比较研究报告，并明确指出“对中美两国智库影响力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是抛却智库是独立的还是官方的这一概念定义上的争论，美国智库以独立智库为主，中国智库以官方为主，两者各具优势和局限，并且都在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生存并发挥影响力”。近年来，还有很多论文对世界各国智库的形态、特点以及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在批判研究方面，哈特维希·波伊茨在论文《重审智库现象》中，讨论了如何运用葛兰西提示的批判性方法来理解智库功能，并且运用哈耶尔的话语联盟概念诠释作为国家外部的促变因素而起作用的智库。[7]戴安娜·斯通在论文《政策分析机构的三大神话——回收箱、垃圾桶还是智库？》中对智库的功能与角色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与探讨。斯通在文中指出，智库的“三大神话”分别是：智库是桥梁；智库为公众利益服务；智库思考问题。“这三种说法被智库（通过年度报告、使命宣言和互联网站）自我宣扬，同时也被用来为智库活动提供合法性。”斯通对三大神话一一剖析并进一步指出，“智库实际参与的诸多活动又大大削弱了上述说法的有效性。尽管如此，由于上述比喻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实用性，‘神话’依然存在”[8]。斯通近年来还致力于全球“知识—政策”网络和政策转移及智库的角色研究。[9]对于这种批判视角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作为对当前全球智库热、智库泛化以及智库过度商业化现象的一种反思，也可以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多元探讨。

    国内学界对于智库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研究视角上来看，研究智库的学者大多是从美国政治、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外交关系的角度展开对智库的研究。薛澜、丁煌、任晓、朱旭峰、王莉丽等学者对美国智库发展进行了研究，并逐步引向国内智库研究，集中于以下领域：专家决策咨询；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国智库的内涵、社会职能、影响力；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等。近年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民间智库的成立、高校下设智库探索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的新型智库建设等中国智库发展的最新状况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0]

    国内学界的智库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时期。代表著作包括吴天佑和傅曦于1982年编著的《美国重要智库》，张静怡1985年编著的《世界著名智库——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见闻》等。第二阶段是缓慢发展时期。这段时期智库研究仍然停留在智库表象，相关专业著作仍然较少，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代表性的有袁鹏2002年的《美国智库：概念及起源》，穆占劳2004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智库与美中关系研究》，薛澜和朱旭峰2006年的《中国智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等。这一时期，关于智库的书籍主要是介绍性的编著。例如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于2000年出版的《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于2003年出版的《美国智库及其对华倾向》和2004年出版的《欧洲智库及其对华研究》等。第三阶段是高速发展时期。自2010年开始，国内的智库研究成果较之过去呈现出井喷态势。201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出版了系列图书《世界各国智库研究》《国际著名智库研究》和《西方学者论智库》。同年，笔者出版了《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一书。[11]这一时期，李安方的《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朱有志等著的《思想库 智囊团——社会科学院初论》，冯绍雷主编的《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郑秉文主编的《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笔者的《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等一系列书籍陆续出版。

    近两年来，中国学界对智库的研究逐渐从国别介绍、国际比较，转移到中国智库模式的探索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两个焦点上。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对“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开创性研究也逐渐兴起并迅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对于中国智库的具体研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不多。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智库的发展历程、发展背景、智库的分类、主要智库个案、智库对中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渠道、智库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于中国智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模式的探索，更多研究集中在中国学界，议题焦点集中于对中国智库当下所处的制度困境、独立性缺失、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等现象和问题的探讨。2012—2014年，更是集中于对中外智库的比较研究、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及中国特色智库思想市场的探讨上。

    对于智库和公共外交的交叉研究，明确将二者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非常之少。在中国学界，虽然整体上看关于智库公共外交的研究文献也很少，但是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分析和探索。笔者在2012年发表的《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一文从公共外交的视角探讨了智库的功能与角色，指出其在美公共外交中发挥着开展“二轨”外交、提供政策建议与智力支持以及构建政策理念与价值观传播网络的巨大作用。在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历程中，几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实施和改革，包括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大力倚重、克林顿政府对硬实力与公共外交的双重使用、“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对公共外交的改革，以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的“巧实力”外交政策，都与智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2]韩方明在《公共外交概论》提到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思想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是公共外交的主力军”，“思想库参与公共外交的运作机制是‘项目驱动机制’，即由思想库确定研究项目，然后组织学者进行研究”。“思想库完全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人力资源”，“美国思想库的‘议题设置’功能和项目驱动机制，为各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13]。2013年，《公共外交季刊》就“智库与公共外交”专题，组织了6篇文章，对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功能以及智库外交的案例等进行了分析。笔者在其中刊文指出，在公共外交的“多轨道”体系中，智库所从事的第二轨道外交活动不但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而且智库外交是整个公共外交体系的智力和信息中枢，是多轨外交行动主体的“舆论领袖”。中国应重点扶持一批公共外交专业智库。[14]王义桅指出，智库可成为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可以通过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为公共外交发挥作用。[15]张春认为，中国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即关系管理、话语设定、民间交往和技术利用。[16]王文指出，尽管中国智库在国际层面上的二轨对话早已具备和发挥了公共外交的功能，但随着中外互动的频繁与加速，彼此间交流一些智库的公共外交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17]

    第二节 理解智库公共外交

    本书对公共外交的概念在前文中已有分析，在此不做赘述。理解智库公共外交的前提是理解智库是什么。智库作为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源头，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本身，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智库的发达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是，对于大多数社会公众乃至社会精英而言，智库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们和智库的管理者对此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可以说每个人都对智库是什么有自己的理解，而且智库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

    智库最早是个军事用语，用来指称二战期间防务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们讨论作战计划和制定战略的保密室。目前学界关于智库的定义主要有：

    安德鲁·瑞奇：所谓智库就是指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提供专业知识和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和影响决策过程。在运营层面上，智库是符合501（c）3税法条款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公共政策问题相关的研究，并传播研究结果与观点；在政治层面上，智库咄咄逼人，积极力争将其公众可信度最大化，尽其最大努力发现政治突破口，使自己的专家知识与观点能够影响政策制定。[18]保罗·迪克逊：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19]肯特·威佛：智库是指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20]詹姆斯·史密斯认为：智库是指运作于正式的政治进程边缘的，非营利的私立研究机构。[21]唐纳德·阿贝尔森对智库的定义是：非营利、非党派的研究机构，其首要目的是影响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22]约翰·汉默认为：智库有很多种，有的是政府机构内部的，有的是大学附属的，有的是产生于民间的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通常在美国所指的智库是民间智库。[23]霍华德·威亚尔达指出：智库是研究、讨论与学习中心，注意力集中在关键公共政策问题上。智库并不是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智库也不是利益集团，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唯一目的是进行游说，而智库只力图影响政策结果。[24]杰姆斯·麦甘认为：智库充当着学术界与决策社群之间的桥梁，作为独立的声音服务于公众利益，以简明易懂且可靠的语言及形式，将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传递给决策者与公众。[25]

    中国学者对智库的定义也有很多种，有的是在国外智库学者的概念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如：一个机构之所以被称为智库，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为目标；非营利；独立性。[26]也有的学者针对中国的特点提出智库的定义。薛澜指出，智库主要指以影响公共政策为宗旨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或其他与政策制定者有效沟通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27]孙哲认为，智库特指针对各种内政外交政策问题，由学有专精的学者组成的决策服务团体和咨询机构。[28]

    基于各国学界、业界对智库概念理念存在差异，以上不同国家、学者对智库定义的不同，笔者对智库进行明确的定义：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大学和民间智库三种类型。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是智库的核心价值，也是智库成就全球声誉和影响力的基石。

    明确了智库的概念之后，结合前文对公共外交概念的分析以及对多元公共外交框架的建构研究，所谓“智库公共外交”是指：

    智库作为一种积极的公共外交行动主体、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的三位一体角色，通过开展跨国议题的政策研究、智库间的国际合作与人员交流、智库间的国际会议以及智库舆论的国际传播等活动，利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介与方式，与国外智库精英和公众进行对话与沟通，从而影响他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公众舆论。智库公共外交的核心是智库的思想创新与交流，智库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加深理解，促进和平，根本目的是通过交流与对话，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促进和平与发展。

    第三节 作为行动主体的智库公共外交

    作为行动主体的智库在公共外交中一方面承担了加深理解、促进和平的角色与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缓冲带、助推器、润滑剂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智库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的“大脑”“思想工厂”和“议程设定者”，发挥着思想创新和舆论领袖的作用。具体而言：

    智库公共外交是国际关系的缓冲带、助推器、润滑剂

    目前，由于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紧迫性议题以及若干国际事务必须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智库作为多元公共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智库公共外交中，智库作为政府外交努力的补充或者作为当官方不适宜介入时的替代者，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和对冲突各方提供第三方调停来承担一种积极的外交角色，通过非正式、长期、频繁的交流能够有效加深双方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与政府外交相比，智库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主要是资深的政策研究专家，相比政府外交的行动主体——职业外交官们而言，智库之间人员的接触和交往相对较为容易，氛围也更为宽松，可以使双方在不受特定谈判指标限制的情况下，充分了解对方政策真正意图和深层次问题，进而为政府共同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另外，研究机构中的政策专家是能够理解、建立和保持政府价值的听众。作为政策参与者，他们是支持和巩固政府政策非常重要的力量。

    在国际关系中，智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和“润滑剂”。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在访华之前，通常都会选择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进行前期的演讲，并且选择一家智库来打前站。智库则带着访华的一些议题与中国各方面进行接触，试探中国的态度，在掌握了各方情况后，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做充分准备。2009年10月下旬，就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亚洲四国前不久，布鲁金斯与中方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的高层论坛。这次论坛的中国合作方是中国智库“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国有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部分省区及副省级城市负责人、国家大型能源企业负责人、能源研究单位专家、美国能源部等政府部门和研究单位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能源机构等国际组织代表等共约350人参加了论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能源部长朱棣文虽没与会，但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论坛就清洁能源议题从两大层面进行了探讨：两国政府间的战略层面和具体的项目层面。之后，在北京峰会上，两国元首宣布的有关合作协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这次论坛提交的政策建议的推动。[29]2017年11月1日，在特朗普总统访华前，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举办名为“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国际趋势与重大挑战”的公开论坛，邀请前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普·塔尔博特和新任会长约翰·艾伦共同探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国际性议题。约翰·艾伦于2017年11月就任布鲁金斯学会第八任会长。他是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前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在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前，他曾任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国际联盟总统特使。关于中美关系，约翰·艾伦认为，可以用“4C”这样一种概念来应对中美关系：首要的C就是合作，美国和中国应该寻求一切可能的合作机会，从气候变化到国际发展、脱贫等。第二个C就是竞争，我们也该预料到两个大国之间可能会有冲突和竞争，这种竞争应该通过接触和及时的对话来加以控制。第三个C就是潜在的对抗，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来控制对抗，从而避免第四个C，也就是冲突。中美之间曾有过冲突，结果往往是双输的，所以冲突是两个国家都不应该考虑的战略选项。[30]基于约翰·艾伦的重要军方背景和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的位置，他对中美关系的观点反映了美国舆论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军方的观点。

    除了充当“助推器”之外，美国智库还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和对冲突各方提供第三方调停来承担一种更加积极的智库公共外交的角色。要化解中美不断凸显的矛盾，仅依靠弹性有限的政府外交显然远远不够。智库公共外交特有的灵活和宽松的外交氛围，又可以使双方在不受特定谈判指标限制的情况下，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了解对方政策和行为的真正意图及其政治文化和决策背景的特殊性，从而达至双方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而共同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西藏问题为例，在中国政府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集团之间的对话多年来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达赖集团在海外的活动又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情况下，自2005年至2007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多次与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主要成员进行沟通、对话。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也组织专家学者们与中国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现代国际研究院的学者们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流，提出政策建议。2007年10月中旬，在美国前总统布什授予达赖国会勋章前夕，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组织专家学者再次与达赖及其代表进行内部交流、对话（笔者当时作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访问研究员参加了此次会谈）。此次会谈之后，布鲁金斯学会把政策建议和会谈内容呈交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布鲁金斯学会以非官方身份介入西藏问题，所希望承担的就是一个官方之外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平台和论坛，[31]试图积极推进中国政府与达赖流亡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的对话。

    除了布鲁金斯学会之外，其他更多美国智库也把自己的权限扩展到积极参与预防性外交、冲突处理和解决争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把南非重要的政治家、牧师、商人、劳工代表、学者和流亡的自由派人物，与美国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的官员聚集在一起。这些持续了8年多的聚会，帮助美国在微妙的政治转折期对南非的未来增进了了解。同样，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一项以改善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关系、调和以色列宗教与世俗的分歧、推动希腊和土耳其对话为目的的计划。

    在世界各国思想库中，英国思想库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很多经典案例。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作为一家军事安全研究领域位居世界前沿的专业智库，在英国的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1958年由英国学术界、政界、新闻界人士发起创建，任务是研究核时代日益复杂的安全问题。自成立以来，一方面通过吸收大批国外会员和聘请国际上著名学者、军事权威和政府要员作为客座研究员来增加其成员的国际性；另一方面，研究内容也不断扩大，不仅限于安全问题的军事方面，而且还包括社会和经济资源，以及武装力量的存在和使用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研究课题包括欧洲防务、亚洲问题、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军备控制、战略武器、中东问题和美国问题等。国际战略研究所成立早期曾为无法进行正式会谈的国家安排非正式会面。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它曾成功安排苏联及美国的高级军备管制谈判员会面，全程秘密进行，试图使双方超越官方立场进行探讨。70年代他们也曾安排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跟以色列接触，会议在土耳其进行，远早于双方在80年代展开和平进程之前。通过开展智库公共外交，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成为对国内、国际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权力机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每年举办一些高规格安全会议，安排各国政要进行对话，在缓解国际矛盾、避免潜在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力。香格里拉对话就是这样一个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并因首次正式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而得名。2002年5月第一次香格里拉对话举办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十分紧张。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邀请了当时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南德斯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双方在谈论的过程中，非常坦诚地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费南德斯一度几乎在人前落泪，因为他担心当时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引发核战。当时英、美等国家也参与了这场对话，一起探讨了如何缓和紧张关系。2002年香格里拉对话后，英国、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强国跟印巴两国关系都非常密切，为缓和印巴紧张积极努力，阻止了一场潜在冲突的发生。自首次举办以来，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众多亚太国家对香格里拉对话予以了高度重视，大多派出国防部长或副部长与会。[32]

    综上所述，通过智库公共外交，智库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策研究机构，逐渐成为对国内、国际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权力机构。智库所承担的公共外交功能有巨大的潜力来使缺乏沟通的国家之间、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和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建立和平、达成和解。智库或者可以作为政府努力的补充，或者可以作为当官方不适宜介入时的替代者。

    智库公共外交发挥着思想创新和舆论领袖的作用

    在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智库所从事的外交活动不但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而且智库外交是整个公共外交体系的智力和信息中枢，是多元外交行动主体的“舆论领袖”。一个国家推行公共外交成败与否取决于其所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其所采取的传播策略。公共外交实质上是一场“思想之战”，而智库是公共外交的“大脑”“思想工厂”和“议程设定者”。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历程中，几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实施和改革都与智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大力倚重，克林顿政府硬实力与公共外交的双重使用，“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对公共外交的改革，还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推行的“巧实力”外交政策。回溯美国公共外交的历史，早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曾委托布鲁金斯学会对美国新闻署的组织管理进行研究。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对外宣传咨询委员会与美国对外教育文化咨询委员会共同委托乔治城大学的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主持，设立了由十几名来自美国各个智库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公共外交教育文化委员会（即“斯坦顿委员会”），就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展开全面调查，该委员会结合长期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对美国公共外交战略及具体运作策略提出全面建议，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辩论和实践的重要基础。[33]

    “9·11”事件发生后，如何打赢一场观念与心灵之战，成为小布什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而这场战争的关键就是公共外交。为此，以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为首的著名智库通过各种形式展开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为美国政府如何有效开展公共外交，打赢这场思想之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方案。美国国会研究部2005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公共外交：对过去建议的评估”的报告，对由美国主要智库“9·11”以来所提交的有关公共外交政策的具有代表性的29份报告做了总结性评估，这些报告被美国国务院认为是可信度高、包含有价值的建议，每份报告都提出了针对当前公共外交政策的改革建议和反思。[34]而之后布什政府在公共外交领域展开的一系列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此为依据。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实施所谓柔性“巧实力”外交战略，并在美国总体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中赋予公共外交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巧实力”外交政策及其奉行的公共外交理念也是直接来源于美国智库的政策规划。2006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了“巧实力委员会”，该委员会由20多名国会议员、前政府官员、退役将军和商界精英以及学者共同组成，横跨民主、共和两党，研究重点之一是如何更好地推行公共外交，重塑美国形象。“巧实力委员会”于2007年11月发表了名为《一个更灵巧、更安全的美国》的报告。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在对外战略上应从五个方面进行改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推进公共外交。与此同时，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全球接触中心等智库也把“巧实力”和公共外交作为美国外交的战略方向，“巧实力”外交逐渐成为美国智库研究界的共识。2009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将推行“巧实力”外交政策，有效维护美国利益和国际地位。美国智库为公共外交设置政策议程、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在这个案例中充分体现。[35]

    在英国公共外交政策及活动中，几乎每项政策的出台、实施和改革都与英国智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英国著名智库狄莫斯（Demos）参与重塑英国海外形象的“酷不列颠”运动为例。该机构在英国重塑国家形象运动中，源源不断提出新思想与新方案，为英国海外形象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1997年，布莱尔政府打着改革旗号赢得大选，上任后决意革新过时、老旧的英国形象。为实现重塑形象的目的，英国国内多个智库纷纷出台英国国家形象研究报告，这些形象研究报告显示，海外公众对英国的印象和英国的自我认知存在巨大落差，英国被视为陶醉在历史的荣光中日益衰落的病人，英国成了古板、严肃、保守等代名词。[36]英国智库狄莫斯出版了蓝皮书《不列颠：重拾我们的身份》，梳理了代表英国形象的6个特征——世界枢纽、创意之岛、多元包容、自由开放、默默的变革者、正义的使者，认为英国国家形象问题的关键是英国的现实情况从未有效地传达给海外公众，造成海外对英国的印象停留在过去。因此，必须精准地定位英国的国家品牌，并保持信息的一致，以有效的工具传播出去。英国官方几乎全盘吸收了狄莫斯智库的建议，并于2003年5月出台《公共外交战略》，其中明确指出今后要在信息服务、国家品牌推广与政策制定中，更加一致地传播开放、多元、创新、变革、公平、正义、诚信、合作的价值核心。在此基础上，“酷不列颠”国家形象重塑运动轰轰烈烈展开。英国官方不仅制作了国家形象宣传片，改编摇滚版国歌，在海外组织“动力英国”大型展览等，在智库全面分析与建议的基础上，英国政府的这一系列“酷不列颠”运动对改变海外公众对英国的刻板成见收到了很好的短期效果。

    第四节 作为传播媒介的智库公共外交

    智库不仅仅是思想的创新源头，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作为传播媒介的智库，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构建全球舆论传播网络，引导舆论走向的作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受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取决于其所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其所采取的传播策略。智库影响力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力量的充分结合。智库公共外交所进行的国际会议交流、人员互访、国际信息传播等活动，就是通过在国际话语空间提供创新思想从而把专家知识转化为舆论影响力。

    思想库的发展根植于其所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中，并受其深刻影响。世界各国思想库无论在形态、架构还是规模上虽然有很大不同，但是，从公共外交的视角，世界各国智库都在构建政策理念和传播价值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智库数量众多、类型也很多，其规模和资金不尽相同，但大多数思想库在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上大致相同，具体而言，智库在公共外交中所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传播网络。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大型智库纷纷开拓国际市场，花费巨资致力于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策略影响国外公众舆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本国政策理念和价值观，为本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首先以美国智库为例，对于美国智库而言，维护国家利益，影响舆论和政策制定是其核心目标，美国智库不但花费巨资致力于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和策略影响国内政策和舆论，还着力影响国外公众舆论，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全方位传播政策理念和美国价值观，在世界各国政策精英之间构建人际传播网的重要作用。“旋转门”机制为美国智库进行政策理念的传播构造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人际传播网。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布鲁金斯协会现任的200多名研究员中，有二分之一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就有六位之多。原中国中心的主任杰弗里·贝德在加入布鲁金斯之前一直服务于美国政府，他曾是美国驻纳米比亚大使（1999—2000年），也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杰弗里又重返政府，2011年5月，杰弗里·贝德再次穿越“旋转门”，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理念不但可以迅速到达白宫、国会和政府各个机构，也可以通过贝德在从事政府外交期间与世界各国政要建立起的人际网络，影响他国的外交政策。除此之外，美国智库董事会所构建的人际传播网，以世界舆论领袖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影响力。美国智库的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董事会，他们通常由著名的政界、商界、学界、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精英组成。再以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为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布鲁金斯学会现任董事会主席是约翰·桑顿，董事会成员包括里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肯奈斯·达博斯坦、亚洲协会总裁丁文嘉等。达博斯坦是美国著名的舆论领袖，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的访谈节目之中，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高层人脉。约翰·桑顿曾经担任高盛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目前是清华大学教授、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巴里克黄金公司董事长。他不但与南非总统、澳大利亚总理、英国首相、英特尔总裁、福特总裁、新闻集团默多克等众多政界、商界领导人关系密切，与中国的政界高层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对于美国智库而言，其董事会成员和他们所构建的全球人际传播网络是智库在公共外交中进行政策理念传播的有力武器。[37]

    美国智库所采用的组织传播模式主要是指通过组织国际会议、合作研究、交流培训项目或者在国外直接设立研究中心等方式进行政策理念的传播。首先以交流培训项目为例，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中心的访问学者项目非常值得一提。这个访问学者项目创建于1998年，每年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韩国、蒙古邀请一位访问学者到布鲁金斯进行访问研究，为他们提供为期8个月的研究经费，并且安排他们参加各种活动，以加强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被邀请的访问学者不限于学术领域，也可以是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和企业界人士。这个项目不但为东北亚地区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参与美国政治的机会，也同时在东北亚各国的精英群体中建立了一个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影响网络，这个嵌入东北亚的政策精英影响网络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领作用。为了进一步扩大美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近些年来，美国各大智库纷纷在国外直接设立研究中心，其运作模式借鉴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方式，力图使得智库成为传播美国政策理念和价值观的海外平台。

    再以海外设立的研究中心为例。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北京设立了研究中心（布鲁金斯—清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直接雇用中国学者开展工作，并向学会的华盛顿总部负责，成立十年来，布鲁金斯—清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举办了大量公开学术活动，会聚了众多中国学界、政界、商界精英，在中国的金融改革、税制改革、企业改革、能源与环境改革、医疗改革问题上提供了大量政策建议。根据布鲁金斯—清华中心网站的信息，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共组织了38场会议，其中，2017年组织了11次会议。会议主题主要有：智库发展与公共政策、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美俄三边关系与全球核不扩散策略、税制改革、绿色经济、“一带一路”、全球气候治理、能源等。2016年组织了16次会议，主要涉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与合作、全球合作、医保、税改、交通问题等，其中与可持续发展主题相关的会议有6次。2015年组织了11次会议，议题也非常多元，主要涉及中美关系、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公共政策热点议题。对于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产生的舆论影响，根据知网“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主题进行检索所得结果可略见一斑。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这个时间段内，中国报纸对“布鲁金斯学会”的相关报道情况为：2017（64篇）、2016（87篇）、2015（117篇）。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布鲁金斯—清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媒体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布鲁金斯学会也一向都是主流媒体的信息源，在国际舆论空间有着重要的舆论影响力。除了在中国拓展影响力之外，美国智库在俄罗斯、印度、日本、中东等与美国利益有重要关联的地区和国家不断设立新的智库中心和研究项目，以此为美国公共外交的顺利推行搭建着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

    除了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外，美国智库也非常注重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美国智库鼓励学者们接受世界各国传媒的访问、在国外媒体发表文章，并以此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几乎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有自己的网站，并且通过博客、播客、推特、脸谱等各种新媒体方式进行信息传播。新媒体的传播活动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成为表达意见、建立认同、塑造行为的工具，新媒体使得民族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美国智库借助新媒体将本国的外交决策、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他国”，动摇其民众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成为提供政治话语权的新战场。在美国众多智库的新媒体传播战略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应该说是走在最前列的。早在2004年，卡内基就推出了中文网，旨在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38]布鲁金斯学会在2009年正式推出中文网，其主要目的也是提升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和整个华语受众群体中的政策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形态的不断发展，美国智库不断调整新媒体传播战略。首先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不但发布最新政策主张和学者观点，影响媒介和政治议程，引领社会舆论，而且不断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受众需求的改变调整新媒体传播策略。根据数据统计，他们的网站有约50%的访问量来自非美国地区，遍及欧洲、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据布鲁金斯学会2013年年报显示，美国地区的访问量超过100万次。2013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推出了仿照纽约时报的“雪崩”（snowfall）模式制作的数字化专题，目的在于激发对重要议题的讨论和辩论。第一期推出后，网页停留时间提高了125%，其中72%的访问者为新用户。[39]据布鲁金斯2016年年度报告，其优图的订阅用户在2016年一年中增长了64%，脸谱、推特关注人数也有大幅增长。[40]再来看一下传统基金会，这家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资金投入一直相当高，2014年6月3日，传统基金会投入预算100万美元，在原有官网之外，创建了新闻网站“每日信号”，发布“政策和政治新闻以及保守党的评论和政策分析”，精准影响目标人群。此外，基金会还通过“脸书”和“推特”等社交网络平台向公众传播思想理念。[41]其社交媒体用户量也一直居于美国各大智库前列。

    英国智库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着公共外交作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智库虽然都标榜独立和非营利性，但因为资金不足不得不依附于政府或某个主流政党。除狄莫斯公共政策研究所、金融革新研究中心、海外发展研究所等少数几个非党派智库外，其他智库均为中左派或中右派智库。故多数英国智库在参与外交时，一方面能够与政府“一轨”外交相配合，保证了与政府外交的一致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智库较多地渗透了政府的观念与政策影响。[42]以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为例，该机构除每年9月举办一次由世界各地的会员参加的年会外，还举办阿拉斯泰尔·巴肯纪念讲座、香格里拉对话等一系列讨论战略问题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确为各国家与地区就世界及区域性问题的对话提供了平台，但不可否认也为英国参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事务提供了方便，在英国政府不方便出面的场合渗透了英国话语权，也为英国政府进一步展开外交探明道路。再以“香格里拉对话”为例，自2002年以来，每年6月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召开这一“亚洲安全论坛”。“9·11”事件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关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及时掌握情况，把握趋势、协调立场，寻求合作，以便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争取主动，进行符合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正确决策和处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此背景下发起了著名的“香格里拉对话”。该对话致力于为各国国防部门和军方领导人提供与各国专家学者以及媒体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邀请亚太地区各国负责国防事务官员、安全问题智库人员和新闻时事观察员，以非正式形式讨论亚太地区安全问题。故具有“一轨半”性质的香格里拉多边对话机制成为了英国参与亚太地区安全研究、安全对话和安全决策的一个高层平台，并显示出比英国政府直接参与该地区共同安全更放松、更灵活的独特优势。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核心关注领域是能源、环境与资源。该机构就此成立了多个项目研究组，对世界气候变化、能源与资源安全、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持续深入的关注和研究，不仅出版了相关书籍与研究报告，还多次举行环境与气候为主题的论坛。2012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第十六届气候变化论坛，以“气候变化：安全、适应与外交”为主题，联合国官员、来自世界各地的气候与环境官员和企业家及剑桥、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知名气候专家共约2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43]该机构在其宣传册中做出预测，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由于世界人口将增加50%、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对有限资源（食物、水、油气）的竞争将加剧，故该机构将持续重点研究这一领域，旨在促进气候与能源安全，提供更多的可持续发展方案。[44]英国皇家国际研究所通过报告、简报、图书等形式出版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广泛传播“思想产品”，每年一共出版约60份出版物。[45]包括：期刊性杂志，如《今日世界》和《国际事务》，前者侧重于当前的国际问题，后者侧重于国际问题的回顾和综合，二者均每年出版六次；论文，研究项目以简报、工作报告和报告的形式，分析、评估重大事件或提供相关背景资料；年度报告；小册子。此外，研究所每年举办各种活动，一是为自己观念与意见的传播提供渠道，二是为不同领域专家交流和讨论搭建平台，共同探寻研究与解决国际问题的新方法。[46]皇家国际事务所除了通过出版物与举办活动传播其研究成果外，还与媒体保持密切的关系，借助媒体的“扩音器”功能，传播观念、扩大影响力。一是其研究人员定期在媒体上发布对某一热点问题的评论；二是每周向媒体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每两周发布一次“媒体日记”，提供该所研究动态与研究进展等信息，凡注册的媒体都能够得到该所定期更新的这些信息。此外，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针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背景分析和评论、提出对策建议。英国外交政策、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通过这些新媒体传播渠道，源源不断输入到世界各地，从而达到价值观的广泛渗透、争取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此外，英国大学智库也成为英国智库公共外交的重要一环，如英国诺丁汉大学主持的“分析中国对欧盟的认知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项目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与专业智库主要关注短期发展不同，大学智库重点研究长期趋势，更强调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这些项目和课题是英国大学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大学智库的公共外交影响和作用因此主要通过项目和课题得以实现。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英学术交流，促进了中英的相互研究，也从学术与项目合作的维度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鲜活力。

    第五节 作为目标受众的智库公共外交

    在智库公共外交中，智库所承担的第三个角色就是目标受众。作为目标受众的智库，要对其进行有效公共外交，必须了解其舆论内容和动向，在此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思想战略和传播策略。在世界各国智库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代表当今世界智库的最高水平。美国历届政府都是智库的重要客户。因此，我们还是以美国智库为例，来分析一下如何把智库作为目标受众进行公共外交。

    翻开历史，美国很多内政外交政策背后都有智库的身影。如：兰德公司曾完全主导美国的核战略、策划越南战争、谋划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外交关系学会提出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布鲁金斯学会曾构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挽救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智库在美国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美国智库对中国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智库开始展开全面对华研究。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工厂和议程设置者。研究美国主要涉华智库的舆论动态，具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有助于中国及时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且及时提出应对战略。通过长时间的内容跟踪研究，应会逐步探索出其政策研究的规律性特点以及一个国家智库所反映出的这个民族和国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某些特性。

    笔者带领课题组自2013年至今，一直对美智库的涉华舆情动态进行跟踪研究，从中分析、判断美智库在具体议题上对华态度及政策内容，以便我们从政府外交和智库公共外交的角度尽快做出反应。以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这一年的美国智库舆情为例。这一时间段，我们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亚洲协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这六家最重要的美国涉华智库的研究动态和内容进行了持续的跟踪分析。对于智库的涉华舆情分析，要分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了解智库的自身特点及涉华研究概况，第二个层次是分析其涉华研究的数量和议题，第三个层次是内容和观点。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层次，关于这六家智库的概况分析：

    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在思想倾向上属于中间派。从每个月发表的与中国相关文章数量来看，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从内容上来看，2015—2016年议题主要集中在南海问题、“一带一路”、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等。从整体上看，布鲁金斯对中国的研究呈现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政策性。布鲁金斯的研究不是纯学术性质的，而是政策导向迅速、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极强的研究。第二，前瞻性。除了对当下热点的研究，布鲁金斯的研究着眼长远，对于中国领导人、年轻人、中产阶层、医疗保险等问题的研究，分析中国的快速发展，分析中国的未来走向。第三，全球性。从布鲁金斯学者的研究来看，立场相对中立，这和他们声称要脱离美中关系的局限，要有全球的关怀和视野，为全球服务的定位有关，但是从部分文章写作的立场来看，还是以为美国决策者提供建议作为基本出发点。布鲁金斯学会主要中国问题专家有：卜睿哲，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20年的公共服务职业生涯跨越了国会、情报部门和美国国务院，研究聚焦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美中关系、朝鲜半岛和日本安全；李成，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研究聚焦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转型、代际更迭；李侃如，外交政策项目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曾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资深主任；乔纳森·波拉克，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含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关系、美国亚太战略、朝鲜半岛政治与外交政策、亚洲国际政治、核武器与国际安全；杜大伟，资深研究员，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近年，它加强了对亚太、中国及台湾地区的研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较之前温和，是对共和党政府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库之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涉华议题总体数量也比较多，在议题选择上，南海问题、军事安全、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成为持续关注的重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涉华研究具有前瞻性、及时性以及实用性特点，观点态度中立，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该智库主要针对当前中国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对美国利益可能构成影响的相关问题进行预测性研究，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国崛起、中国外交等问题上的前瞻性研究较为明显。主要中国问题专家有：克里斯托弗·约翰逊，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过中国事务高级分析师，1996年台海危机时为决策机构提供过政策分析支持，研究领域包括国防安全，中国政治经济转型及崛起等问题；葛来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美中政策、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东北亚政治和安全问题；米德伟，负责国家安全项目中所有与亚洲相关的研究，重点包括台湾海峡安全、美日同盟关系、中国以及未来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美国著名的主流思想库，标榜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并重视研究的“实际结果”。该智库倾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并支持把联合国作为国际论坛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思想倾向属于“中间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涉华研究总体来说较为活跃，议题较为广泛且分散，观点较为多元。从议题内容上，涉及大国关系（主要是中印、中美等），中国经济、气候、反腐、南海问题等，多与时政问题联系紧密。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涉华研究中，不仅有美国学者的观点，也有中国学者、印度学者、俄罗斯学者等的观点。因此，在涉华问题中，无明显倾向性。主要中国问题专家有：史文，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最著名分析专家之一，曾在兰德公司担任高级政策分析师，专长于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美中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问题；包道格，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总裁，曾任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黄育川，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顾德明，中国及东亚战略和国际问题专家，重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趋势和争论以及中欧关系；陈懋修，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治理等。

    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正式成立于1948年。成立之初只是美国空军附设的一个科研与开发机构，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为政府、公共机构及私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宗旨是通过研究与分析来提高政策与决策水平。其研究范围也从最初的军事科技、军事战略逐渐扩大到包括卫生、教育、住房、能源、交通、国际关系等领域在内的美国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相关问题。兰德公司的研究整体态度中立，但其研究因涉及更多的是军事和国防问题，带有鲜明的国家利益指向。近一年来，兰德公司所做的关于中美军事问题的研究非常值得关注。兰德公司涉华研究的内容除了军事为主外，还涉及中国的国家战略、能源问题、科技水平，美国对华政策，台湾问题等各个方面，主要中国问题专家如下：理查德·所罗门，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早年就学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美国亚洲事务；艾瑞克·赫金博瑟姆，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安全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外交政策、中美军事关系、中印关系等；沃伦·哈罗德，专长中国外交政策，东亚安全及国际事务，曾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工作。

    亚洲协会。亚洲协会的宗旨在于促进美国与亚洲之间的民间交流，增进美国及亚太地区民众、领袖和机构之间的相互了解。致力于在政策、商业、教育、文化和艺术等诸多领域加强对话、鼓励创新、促进合作。同时，也为亚洲各国政界、商业界和文化艺术界与美国的政府、商业界和企业界的交流构筑桥梁。亚洲协会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有两个部门：美中关系中心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分别由夏伟和陆克文担任领导者。亚洲协会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总体而言，除了客观分析外，相比较其他智库，批评较多。2007年1月，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成立。著名强硬派中国通夏伟现任中心主任，他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他近一年的研究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较为强硬，以批评居多，但也有建设性观点。2014年4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在纽约亚洲协会总部正式成立。致力于促进亚洲和世界的繁荣、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美国和亚洲的相互理解。陆克文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总裁，他曾任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外长，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

    对外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最知名的外交思想库，正式创建于1921年。曾为美国制定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针，是对外政策研究方面的权威智库。被舆论界认为是美国的“超级智囊团”“无形政府”。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亚洲政策研究部门主要从事研究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的未来前景，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同时也致力于摆脱对外关系的危机。通过这一年的跟踪研究，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议题和更新数量相比较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而言，议题偏窄、更新速度较慢，其研究成果比较中立。主要中国问题专家如下：孔杰荣，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体系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研究亚洲国家的法治问题；易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研究聚焦于中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美中关系以及全球环境问题；詹妮弗·哈里斯，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负责全球市场、地缘经济和能源安全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层次的分析。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这一年，从数量上看，六家智库每两个月涉华文章总数在70—170篇不等，根据当月的国际局势和政策焦点问题变化有所浮动。从议题上看，六家智库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中美关系、南海问题、中俄关系、中非关系等关注度非常持续，但同时也广泛关注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关系，中国的军事、法治、科技、社会、能源等各方面问题。在这六家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的议题涉及比较广泛，内容也比较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对国防、军事等相关议题比较聚焦。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亚洲协会在研究议题和内容更新上相对其他四家智库较少，其中亚洲协会对中国持批评观点较多。对于这些信息的了解和判断，可以使我们在智库公共外交中，明确不同智库的公共外交侧重点。

    第三个层次关注的是具体的研究内容和观点，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判断美国智库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建议以及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中国政府和智库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问题研究和外交互动。本章选取了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对中美关系的几篇政策分析，从中略见一斑。

    布鲁金斯学会于2016年2月4日举办题为“区域合作与竞争：亚太地区的中美两国”的研讨会。[47]中美学者探讨了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认为应该平衡中美两国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学者们注意到双边交流取得的进步，并强调美国和中国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合作。同时，两国应重视区域问题的复杂性，长期僵局可能会导致双边关系的瓦解。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认为，广义来说，美国与中国一致认为应该在能够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然而，双方政府模糊的政策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诟病，例如中国不愿定义南海的九段线，以及美国政策制定者关于美国区域利益范围不一致的声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质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强硬立场的逻辑为其边境上有核国家明显而现实的威胁提供了规避风险的方式。作为化解僵局的办法，应该承认某些问题和某些声音的主导地位，坦诚的对话有助于为中美两国的分歧搭建桥梁而非视而不见。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合作惠及中美两国。他借用里根总统的名言总结，只要开放国门、继续交流，中美两国关系不可能变得糟糕。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在2016年3月发布的报告《美国对华政策框架》中指出[48]，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三大政策选择：一是适应；二是遏制、对抗、无休止的战略竞争；三是全球合作、区域解决。第一，“适应”政策认为中国的影响，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中国野心的反抗毫无结果，只会引发中国的敌对。美国需要在其全球和国内首要目标中做出艰难选择，应放弃维持西太平洋军事优势。第二，“遏制、对抗、无休止的战略竞争”政策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区域和全球利益在本质上不相容，并呼吁美国利用政治、军事和经济工具阻止中国成为区域主导力量、维持美国的地区统治。第三，“全球合作、区域解决”政策认为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且不应该成为单纯的对抗，也不应该忽视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真实存在战略分歧。“适应”和“遏制”政策都会威胁美国重要利益。前者将美国盟友及美国价值观置于险境，后者则在尚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要求美国在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层面上，“全球合作”政策更为明智，应寻求中国能够在支持全球体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议题，例如：网络安全、保护国外投资者权利、保护知识产权、适用《海外反腐败法》标准、全球市场不稳时央行间协调、遵守国际渔业公约和保护渔业资源等。此外，面临中国的挑战，美国应该在全球和西太平洋地区采取政治、经济、安全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重申对盟友的承诺、捍卫海域的国际准则、严禁涉嫌网络盗窃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存在合作的机会，例如与韩国一道限制朝鲜核武器项目、参与亚投行有价值的项目。

    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这些学者对中美关系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布鲁金斯学会的涉华研究学者整体上对华态度较为客观、中立，是中国智库公共外交中可以加强交流的核心目标受众。针对这些学者提出的具体对华政策，我们在进行智库公共外交时，要与其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深度沟通。

    这一年来，美国智库的涉华研究非常活跃，其研究焦点也正对应着中国当前的内政外交困境。通过研究可以准确反映出美国智库在研究选题的设定，问题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战略性上非常精准到位。每当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等有大的动态，这几家智库机构的专家均及时推出分析评论文章，或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新动态。研究还可以反映出，尽管美国智库有不同程度的党派倾向性以及多元化观点，但总体是服务于美国利益。从这些智库发表的文章内容来看，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国内问题研究，无论是亚洲地区性问题研究还是全球性事务中中国的角色分析，相关专家在分析中均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为政府和决策层提出了许多建议。

    在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智库的观点和建议是政府决策部门的“外脑”，是媒体的观点源，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另外，由于“旋转门”机制的存在，使得美国智库成为政治和知识之间的重要桥梁。智库的观点很容易成为政府决策。因此，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内容和观点，将直接给中国的战略决策提供核心信息源，在此基础上，做出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战略决策。美国智库如此，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智库而言，比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非洲国家智库等，尽管在具体形态和分类上有所不同，但智库在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第六节 中国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智库作为国家战略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全球发展战略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的智库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完善，智库本身的机制构建和思想创新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新问题。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当前在中国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风潮，世界秩序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国家决策对智库的需求也显得更为强烈。因此，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有全球视野，借鉴美欧智库的普遍经验，同时必须坚定地立足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中国智库模式。

    当前智库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政府决策咨询系统主要是由各级政府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组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各类咨询机构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多人，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层次，发挥着一定的作用。[49]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6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统计，北美洲智库数量最多，拥有1931家；欧洲位列第二，拥有1770家；亚洲紧随其后，拥有1262家。美国拥有1835家智库，保持智库数量世界第一；中国稳居世界第二，拥有智库数量达435家；英国和印度智库数量位列中国之后，分别为288家和280家。而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呈现典型的聚集发展态势，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50]

    当前，中国智库基本形成了官方、大学和民间智库共存的局面，专家通过政策建议参与国家治理的思想被普遍接受。但是与欧美成熟的智库思想市场相比，中国智库在思想的创造、传播与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还很不成熟。另外，最近几年，在智库建设的热潮之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具体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近几年，在智库建设的热潮之下，中国智库出现泛化、泡沫化、过度商业化倾向。2009年至今，中国智库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五年，一批以建设新型智库为导向、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的研究机构迅速成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智库在运行机制和研究团队建设尚未完善，还未有高质量思想产品的情况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影响力的拓展，长此以往，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前，中国智库研究界和实践界应该说已经充分了解了全球智库的形态和表象。但目前对全球智库的认识与实践，仍然停留在“智库形式”阶段。表面上看，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欣欣向荣，在数量上大幅上升，而且新兴的一批智库很善于进行思想的传播。但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创新，智库存在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思想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推动社会进步。一切的思想传播活动必须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当前，中国智库的着力点，无论是关于智库的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实践发展，都亟须从“智库形式建设”转向“智库内容建设”。

    第二，从整体发展规划上来看，中国智库没有形成官方、大学、民间三种类型的互补机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无论从智库数量还是影响力上，官方智库都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民间智库处于边缘状态。对于中国智库数量和影响力的不平衡，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统计数字中可窥见一斑，据统计，在全球顶级智库排名的前100中，中国有6家入围，全部都是官方智库。这种不平衡严重限制了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我国的智库大部分都属于体制内，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1]中国的官方智库和大学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构成了隶属关系。这些机构的专家或者是政府公务员编制，或者是政府直属事业编制。[52]中国的民间智库发育缓慢，不仅数量少，而且功能少，与政府部门缺乏制度化的联系，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和扶持。[53]从欧美智库的成功经验来看，官方、大学、民间智库共同构建一个自由竞争、功能互补的思想市场。中国智库的整体发展未必要复制欧美的模式，但目前在中国智库发展中，不同智库类型之间的优势与劣势已经初步显现，亟须在整体规划上有所调整，从而发挥不同类型智库的优势。

    第三，从制度建设层面，中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决策咨询政策，涉及智库业的法律法规几乎空白。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对智库业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如《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咨询服务业作为加快发展的重点，它同时也是发展智库业的政策指南。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还有许多相关政策缺位，现行的政策也多为包含性政策或“暂行政策”，国家对决策咨询机构的性质属性、行为方式、行为保障、工作评估等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健全，缺乏总体设计和协调，整体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此外，中国的决策咨询活动还不够规范，缺乏必要的委托程序。目前中国专家咨询制度，在结构上既没有考虑对咨询专家“中立性”的诉求和对专家“知识滥用”的抑制，也没有关注专家知识对决策结果的有效影响机制。其结果将可能是专家角色的“空洞化”和“符号化”与专家知识滥用同时存在。

    第四，世界各国智库不断加强对中国进行智库公共外交的深度和广度，而目前中国智库公共外交与欧美国家智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化趋势明显增强。一些智库明确提出开放性、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国际智库合作交流机制建设，积极组织和参与全球性、区域性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国际智库论坛、峰会、智库评估等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的智库人员交流活动，开展国际智库课题合作研究，建立海外专家库，积极探索建立智库海外分支机构等，逐步扩大了中国智库的全球视野和话语权。比如官方智库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及民间智库中国金融40人论坛、察哈尔学会等等一系列智库在国际化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中国智库国际化的速度与广度以及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意识与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主要问题表现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智库数量较少，智库公共外交的意识和能力较弱。“智库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促进和平发展。

    第五，中国智库的新媒体影响力与欧美国家智库差距很大，亟须提升。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与我们的欧美同行相比差距非常之大。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的熟练运用。有西方学者这样评价：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54]

    第六，中国智库的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还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研究议题选择和问题针对性、战略性的滞后。我国智库发展水平和在决策咨询中发挥的作用，远未达到决策者的需要和期望。与国际一流及顶尖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针对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少、水平低，智库研究呈现内容碎片化。

    如何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与公共外交力

    与美欧国家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在近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呈现出更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国家权力通常由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四大要素构成。而智库作为一个国家的思想动力之源，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目前智库的国际化速度、广度以及国际影响力，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需要。主要表现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智库数量较少，智库公共外交的意识和能力较弱。当前的智库公共外交普遍停留在浅层次的调研和会议交流上，还远远达不到在国际舆论场设置舆论议程、引导舆论走向的目标。另外，智库的新媒体传播意识和能力与美欧国家智库差距也很大。根据数据分析，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运用各种社交媒体。

    目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处在培育和发展阶段，要坚持中国国情和国家利益需求，坚持智库服务于党和人民的原则，逐步明确智库发展中国模式。首先，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理论体系建设，在理论上确立智库发展的中国模式，把智库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核心位置；其次，在政府主导之下建立一整套制度安排，确立党和政府对中国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制，坚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与国家利益并重；最后，加强以思想创新为基础的舆论传播能力，确立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具体而言：

    第一，中国智库必须建立适应中国国情和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智库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框架，把智库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核心位置。

    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明确其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指诞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独立、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以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为己任，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导向，致力于提高国家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的非营利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国家法制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于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战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智库，又不同于欧美智库，要创新中国现代智库模式。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共同发展模式。其中，官方智库贴近决策层，有明显的体制优势，是党和国家决策智力支持的主力。大学智库具有学科和人才优势，要通过机制改革，使得大学智库成为国家崛起的智力支撑。要积极推动民间智库发展，有重点地培育一批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公共利益的高端智库。

    第二，在政府主导之下建立一套制度安排，确立党和政府对中国智库的宏观管理和规制，同时坚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与国家利益并重。

    尽快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我国决策的正常程序，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在美国，咨询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都必须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作为参考。日本先后制定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为智库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与此相比，我国对智库的法律支持仍然非常薄弱。应进一步完善政府决策相关法律，把咨询作为政府决策的法定环节，并贯穿于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绩效评估等各个阶段；明确政府的哪些决策必须经过专家的咨询和论证，明确专家咨询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从而从立法的高度确认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律地位，做到专家咨询工作有法可依；建立对智库思想产品的购买机制，通过制度保障政府对智库思想产品的需求；建立项目招标制度，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智库思想产品。

    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公共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与数据。能否得到全面、准确的信息对于智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十分重视给予智库信息上的扶持。当前，我国政府对智库的信息支持仍然比较薄弱。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对外公开。建议完善信息支持政策，扩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围，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

    加强财政支持政策，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思想的价值，激发创新活力。智库的研究经费来源对其思想倾向和决策咨询服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非常重视为智库提供财政支持。比如，美国政府设置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各种智库，英国政府是本国智库三分之一业务的雇主。中国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外部政策研究需求，但对外部政策研究的投入却非常少，很多时候，政府对智库政策专家的决策咨询带有一种荣誉性质，缺乏对智力劳动和思想价值的充分认识和市场尊重。有的时候，微薄的象征性研究资金，使得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及学者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

    建议政府一方面从宏观上要加强对智库在财政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建立专家咨询的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提升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激发创新活力。

    完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对符合条件的捐赠机构和智库实施一定的税务减免政策。智库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仅仅是政府的财政支持，一方面难以满足智库的快速发展需求；另一方面，过于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对智库的独立性会产生一定影响。为了使智库资金保持尽量多元和充足，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普遍享有免征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公司和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从应缴纳的税额中扣除。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所涉及的主要是数量较少的民间智库。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免征企业所得税，其从事的公益性业务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政府要完善税收支持政策，根据中国国情，进一步制定和放宽智库享受税收优惠的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捐赠机构和智库实施一定的税务减免政策。鼓励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在政府主导下，提供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多元智库类型协调发展、互为补充的智库思想市场，从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两方面对智库思想市场进行培养与规制。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建议甚至是批评，而政府、媒体和公众等都是智库思想市场中的需求者和消费者。一个体系完善、布局合理的智库思想市场有利于各种类型的智库优势互补、良性竞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官方智库要充分发挥渠道和信息优势，大学智库要发挥人才优势，民间智库可以在公共外交层面发挥重要作用。有选择地扶持一批民间智库进行智库公共外交。这一方面可以推动智库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民间智库成为政府与国内民众和国际民间组织沟通的重要通道，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和提升国际形象。智库运营中，借鉴欧美国家现代智库管理制度，同时坚持独立性与国家利益并重。欧美国家智库运营普遍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研究为核心，行政为辅助，全方位为研究人才提供进行思想创新的制度保障。中国智库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在内部机构设置上，要明确智库以研究部门和学者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在智库独立性问题上，美国智库更多强调智库独立于政府、政党，欧洲智库则形成了与政府关系密切、与政党共进退的传统。对于中国智库而言，在借鉴欧美经验并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一方面，应在智库运营和思想创新上给予更多独立性的空间。另一方面，保持中国智库与政府、政党的紧密关系，坚持独立性与国家利益并重。推动中国的旋转门，提供人才保障，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对于智库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参与要有制度保障。古代科举制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通道和制度保障。现代智库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重新开启中国古代科举制所带动的知识与政治之间，道统与政统之间的这种流动和旋转。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在1905年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古代科举制所选拔的人才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所谓现代旋转门的开启，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当代需求。目前旋转门已经开启，但最多只有半扇门。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们要推动智库与政府现任官员之间形成人才流动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培养一批既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又有政府实践经验的高端政策人才，另一方面，也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治理提供了一条制度化通道。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对于社会稳定也将起到积极的稳固作用。

    第三，加强以思想创新为基础的舆论传播，确立中国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通过沟通与交流建立互信，智库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其专业性和声誉使其在国家公共外交中发挥着思想引领的重要作用。要重视研究成果的选择性传播、有目的地进行议程设置和舆论引领。目前，中国智库在国内舆论传播网的构建层面，应该说已经做到了传播速度快、传播媒介多元，薄弱点在于智库的思想力薄弱大大削减并制约了传播效果。中国智库在国内舆论场的思想传播下一步要把重点放在选取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进行有目的的议程设置，着眼于传播效果和舆论引领。设立海外办公室，直接影响国外核心舆论场。我国智库应与世界各国智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及交流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应对，另一方面为国家大外交战略建立一条重要通道，通过与国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影响国外智库，进而影响国外舆论和政策。加强智库新媒体传播与公共外交能力。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与我们的欧美同行相比差距非常之大。根据数据分析，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的运用。

    注释

    [1]James Smith,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91.Donald 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Quebec,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

    [2]James McGann and Erik Johnson,Comparative Think Tanks,Politics,and Public Policy,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2005;James 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Academics,Advisors and Advocates”,Public Administration,Vol.87,No.1,2009,pp.148-149.

    [3]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金芳、孙震海等：《西方学者论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Paul Dickson,Think Tanks,New York:Atheneum,1971.

    [6]James G.McGann,“Academics to Ideologues:A Brief History of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5,1992,pp.733-740.

    [7]哈特维希·波伊茨：《重审智库现象》，《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29—40页。

    [8]戴安娜·斯通：《政策分析机构的三大神话——回收箱、垃圾桶还是智库？》，《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4—16页。

    [9]Diane Stone,“Global Public Policy,Transnational Policy Communities,and Their Networks”,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36,No.1,2008,pp.19-38.

    [10]Li Cheng,“China's New Think Tanks:Where Officials,Entrepreneurs,and Scholars Interact”,China Leadership Monitor,No.29,2009.

    [11]赵宇晨：《英国智库及其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第4页。

    [12]王莉丽：《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第39—42页。

    [13]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6页。

    [14]王莉丽：《中国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拓展》，《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冬季号第3期，第28—33页。

    [15]王义桅：《公共外交需要智库支撑》，《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冬季号第3期，第11—15页。

    [16]张春：《中国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四策》，《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冬季号第3期，第34—39页。

    [17]王文：《公共外交上策：影响他国智库——以20国智库会议为例》，《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冬季号第3期，第40—46页。

    [18]参见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9]Paul Dickson,Think Tanks,New York:Atheneum,1971.

    [20]Weaver Kent,“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2,No.3,1989,pp.563-578.

    [21]James Smith,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

    [22]Donald Abelson,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Foreign Policy,MacMillan Press LTD,1996.

    [23]引自笔者2008年8月在华盛顿对约翰·汉默的专访。

    [24]Howard Wiarda,Think Tanks and Foreign Policy:Th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10,pp.29-30.

    [25]James 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Academics,Advisors and Advocates”,Public Administration,Vol.87,No.1,2009,pp.148-149.

    [26]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

    [27]参见薛澜《思想库的中国实践》，《瞭望》2009年第4期，第21—22页。

    [28]孙哲：《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98—104页。

    [29]参见袁铁成《布鲁金斯 超级大国的意见领袖——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2010年9月26日［（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

    [30]资料来源于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31]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202页。

    [32]资料来源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

    [33]Stanton Panel,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Education and Cultural Relations:Recommendation for the Future,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75.

    [34]CRS Report for Congress,Public Diplomacy:A Review of Past Recommendations,October 2005（）（上网时间2016年7月10日）。

    [35]参见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36]Pink,D.H,The Brand Called UK，参见。

    [37]参见布鲁金斯学会网页（）（上网时间2017年5月6日）。

    [38]参见卡内基中文网（）（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

    [39]王莉丽：《以史为鉴：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学习时报》2014年11月10日。

    [40]数据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Annual Report ）。

    [41]李凌：《传统基金会：保守主义阵营的思想库》，《光明日报》2017年1月26日。

    [42]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137页。

    [43]苏非：《2012气候变化学术研讨会在伦敦举行》，2012年10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44]参见。

    [45]参见。

    [46]杨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推动和激发学者间的自由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

    [47]Brookings Panelists,“Balancing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Brookings,2016.

    [48]Jeffrey Bader,“A Framework for U.S.Policy toward China”,Brookings,March 2016.

    [49]王泽平：《论参事工作的作为空间》，2012年8月14日（）。

    [50]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51]参见卢晶颖《中国思想库建设的环境因素探析》，《情报资料工作》2008年第5期，第67—70页。

    [52]贾丽虹：《关于建立政策咨询“超市”的构想——政策咨询制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2005年第4期，第25—28页。

    [53]包兴荣：《论决策科学化与中国公共决策咨询系统建设》，《决策咨询通讯》2005年第3期，第87—91页。

    [54]参见《学者王莉丽：中国智库急需提升智力资本》，《华夏时报》201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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