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东征军到达兴宁、梅县一带，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在党组织的指引下，兴宁县立中学成立了读书会。刘子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主义ABA》《唯物史观浅说》《向导》等进步书刊，从中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逐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成为学校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那时，学生集会较多，他常作为学生代表登台演讲。他的演讲说理性强，声音洪亮，情绪激昂，富有鼓动性，同学们都称他是“出色的青年鼓动家”。
刘子超不但演讲口才好，而且文章写得也好。他的作文思想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备受语文教师赞赏，每次的作文“贴堂”（登榜悬墙）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在县立中学任教的地下党员彭秋帆发现刘子超是棵好苗子，便有意识地对他进行培养教育。经他介绍，刘子超于1926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子超人党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向本校及附近中学的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同学们到农村宣传革命道理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的行动引起了兴宁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27年初，学校以所谓“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开除了刘子超的学籍。刘子超只好到附近兴民中学的“青年改造社”躲了一个多月，后又转到梅兴县的东山中学读书。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到处进行“清党”。不久，刘子超被捕人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普通学生。一个风雨之夜，他借去厕所之机逃出了监狱。经与兴宁县委联系，他担任了新圩党支部宣传委员，在乡下从事发动群众、巩固发展党组织的工作。1928年初，兴宁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子超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上海。
为便于开展地下斗争，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为刘苏华，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劝同学们说：“按照列宁的教导，青年人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不然就会迷火前进方向。”由于他把革命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因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1929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等职。此间，他经常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一些中学和社会团体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
1933年，刘子超在上海第二次被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了自己，未暴露政治身份。次年刑满出狱。此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他受宋劭文邀请到了太原，与其他同志一起在阎锡山处做客，并讲授社会科学。抗战爆发后，刘子超被介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政治部工作，此时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程潜处任联络处主任。在朱瑞的帮助下，刘子超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先后任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主任、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等职，为培训抗日干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6月，刘子超来到山东，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刘子超发现在部队和群众中有些人受“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影响，存有悲观情绪和侥幸取胜的心理，便确定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澄清对抗日战争的模糊认识，振奋军民的抗战精神上。他召见了山东分局《大众日报》社的负责人刘导生和匡亚明，听取了他们对报社情况的汇报。他对报社的领导同志说：“我希望《大众日报》首先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再次希望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谬论和揭露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当报社领导人请他为报纸撰写稿件时，他笑着说：“作为宣传部长，为党报供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刚到山东战场不久，对情况陌生得很。不过不妨试试看。”后来，他熟悉情况后，尽管工作很忙，还是利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为报社撰写社论和专论十几篇。他写的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通俗易懂，在山东军民中起到了积极的教育启迪作用。
1939年12月，在山东省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刘子超作了《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的报告，论述了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强调指出现在广大青年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的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等，使广大青年进一步明确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责任。《大众日报》刊载了他的这一报告。
1940年3月，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为了使人们识破汪精卫的汉奸真面目，刘子超在《大众日报》上接连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等文章，揭露了汪精卫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动员山东抗日军民同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刘子超非常重视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的宣传教育，常不定期地给机关和部队作抗战形势报告，并把这项工作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当打下敌人据点时，他总要机关干部收集敌伪的报纸书籍。敌工干部从敌占区回来时，他总要问一问有没有给他带回敌伪报刊。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每天都要看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正因为如此，他每次作形势报告，都讲得生动活泼，会场十分活跃，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部队和机关干部普遍反映，每当形势紧张困难的时候，听了刘子超部长的报告，就觉得心里亮堂了。
为了鼓舞部队士气，使广大指战员保持高昂的战斗热忱，刘子超特别注意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他亲手创建了山东纵队宣传大队。宣传大队演一出戏，谱写一首歌曲，事先他都要审查指导。他对宣传大队的队员们说：“越是艰苦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工作越要活跃。”在他的关怀指导下，宣传大队经常深入部队演出。每逢部队打了胜仗或逢年过节，刘子超都组织宣传大队与驻地群众进行联欢。刘子超还亲自创作了《山东纵队队歌》，这首催人奋进的战歌像战斗的号角，成为激励部队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刘子超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刚来山东纵队时，正是各部队敌军工作初创时期，部队分别设立了对敌工作科、站、组等，并相继建立起五十多支武工队。刘子超非常重视对敌伪的宣传和瓦解工作。他领导组织武工队开展了以打掉敌便衣特务和摧垮最坏的伪政权，争取团结中间人士为主要内容的“扫清障碍”活动。由地方党政干部参加的混合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向敌伪人员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方针，从思想上分化瓦解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很快见到成效，许多敌据点被我控制。沂水县杜家庄敌伪区长邢祚光，经过我敌工人员做工作，毅然率部下起义，杀死20多名日军，在敌伪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刘子超对党无限忠诚，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常对同志们讲：“我们一人了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为了党的事业，要不顾一切，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人豁达大度，对待部属既严格又热情。部属工作中出现了差错，他严格批评。他常说：“有错认错，知错即改，吃一堑长一智，摔了跤自己要爬起来。”部属遇有病痛，他总是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他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遇有重大事情，他总要找人商量，倾听不同的意见。机关干部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工作。
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在随部队转移途中，他仍主动克服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2月11日凌晨，刘子超和部队十几名同志转移至沂南县高湖村时与敌遭遇，刘子超镇静地隐藏好保密笔记本，在带领几十位战友突出重围时，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6岁。
噩耗传来，山东纵队上下悲痛万分，大家无不为失去自己的宣传部长而痛惜。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悲痛地对山东纵队机关干部们说：“子超同志是我们党很有才华的一位理论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宣传鼓动家。”1942年，朱德总司令为纪念抗日战争五周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专题文章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为左权、周建屏、罗忠毅、魏大光、刘子超，以及所有的先烈复仇。
2014年8月29日，刘子超被列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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