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徐曼小姐’”

    东京街头。车流，人流……

    他，衣着讲究，风度翩翩，掂着一个在港台一带很时兴的手提兜，边走边张望。

    大概，他已经颠了不少地方，步子越来越慢，脸上也有几分倦意。他站住，将右手的东西转到左手，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汗水，望着西下的太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哪儿呢？这么难找……

    他继续寻觅，张望……

    找到了！中国大使馆的同志接待了他。

    “请给我办回祖国大陆的手续。”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你从哪儿来？”使馆的人员打量着他那印着汗道道的脸盘。

    “台湾。”

    “到祖国大陆去找谁？那里有亲戚吗？”

    “没有。”

    “那么，一定有朋友了？”

    “对。”

    “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

    使馆的人员停住话，再次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来人。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徐曼小姐！”

    “噢！又是找徐曼的！”

    使馆人员长叹一声，笑了。那笑是舒心的，且带几分骄傲。看来，他们经常为“徐曼小姐”接待这样的不速之客。

    从台北闹市到乡村小巷，从海边渔村到阿里山的茅屋，人们几乎都知道有个“徐曼小姐”，熟悉她的声音。

    “徐曼小姐”何许人也？为什么对台湾同胞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播音员。前不久，在全国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被评为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徐乃文，便是她的本名。

    那不是，她来了！绿荫掩映的人行道上，飘逸着她轻盈的身段，脚步儿急急地迈着。她中等身材，圆脸，大眼。那紫色绣花的上衣，穿在身上最合适不过了，深蓝色的百褶裙，更使她显得落落大方。

    此刻，正是夏日的正午，她下班后走在回家的路上。

    几个熟人追上来，与她齐肩而行。在和人说话时，她总是要露出一丝甜美的微笑。

    和“徐曼小姐”有过交往的人，哪怕只有一次，对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她脸上露出的那两个酒窝。那对深深的酒窝里，好象储存着千百年来中国妇女那种温顺娴雅。然而，仿佛又不止这些，还储存着不满足这种传统美德的、新的女性那种勇于独思考的风采。

    据熟悉“徐曼小姐”的人说，她年轻时，那对酒窝更动人。当然，现在她也不老，人到中年，刚刚过了四十三岁的生日。

    “罗曼蒂克”的“曼”

    这是个平平常常的夜晚。薄薄的夜幕象轻纱一样笼罩着台湾海峡。岸影显露着隐隐约约的轮廓。一轮明月徐徐升起，半挂在夜空，远看好象刚从海里捞上来，随时又会掉进海里似的。

    喧嚷了一天的大海，显得异常的清冷、恬静。

    当！当！当……

    一九八一年元旦的钟声响了。在弥漫着一层蒙蒙水雾的海峡里震响着，仿佛凝聚了一般，久久不散。它来自祖国大陆的渔村，还是宝岛的小镇？

    也许，是两岸同时敲响的吧！

    钟声刚落，好象从天外飞来似的，突然一个甜美、柔和的声音，在台湾岛上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响着：

    “亲爱的同胞，新年好！从今天开始，我给诸位主持《空中之友》节目。我姓徐，名曼。徐是双人徐；曼，是罗曼蒂克的‘曼’。从我的名字，同胞们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我喜欢到处有自己的朋友……我将向诸位奉献上我真诚而热烈的友谊，奉献上我这颗真挚的朋友之心。我愿通过空中的电波，为海峡对岸的同胞服务。我是诸位的朋友，请接受我的友谊；为您服务，我将不辞劳苦……”

    溶溶的月色浮动着“徐曼小姐”的轻柔而亲切的声音，在这八十年代的第二个早春的第一天凌晨，敲醒了沉睡的宝岛。难道仅仅是“徐曼小姐”的声音到了宝岛上吗？不！同胞们分明看见了她那和蔼的笑容，听见了她那轻盈的脚步。她来了，跨海过洋地来到了同胞们中间，跟大家握手，问好，谈心。

    “我是诸位的朋友，请接受我的友谊；为您服务，我将不辞劳苦……”

    “徐曼小姐”的声音，继续在海浪上空响着……

    这声音，使大山显得肃穆，使深谷更加宁静，使树林悄然无声。它随着大陆上袅袅升起的第一缕炊烟，在那晨雾氤氲的海面，在那空荡寂静的旷野，在那入梦酣睡的城镇……回荡着，久久不散。

    它是一股溪水吗？是的。清清的溪水，暖暖的溪水，流进渴盼甘露的心田！

    “徐曼小姐”就这样走近了宝岛同胞的身边……

    台湾小妹与北京姑娘

    夕阳比朝霞还美。道路、树林、山峦，还有人们的脸，都被罩上了一层透亮透亮的枯红色。护城河悄悄地流淌着，满河涌流着彩色的浪。

    广播大楼高高的顶端，闪着耀眼的霞彩。晚霞中，白底黑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牌子，显得更气派！下班的人流，从牌徽下源源涌出。

    除了早晨，每天就数这个时候北京的街道最拥挤、最喧闹了。

    “徐曼小姐”是最后一个走出大门的。她推着女式轻便自行车，慢慢地走着，一直过了立交桥，才松开闸把，登车赶路了。

    其实，速度并没有加快。这段往日只需走六七分钟的路程，今天为什么显得很漫长！她蹬着车子，吃力地蹬着。车轮缓缓转动，一圈，一圈，又一圈……每一圈都仿佛有诉不尽的心事！

    前三门大街上高耸的楼房向她招手，每天她进出数次的那扇门似乎都等急了！

    缓缓的车轮依旧在柏油马路上转着，转着……

    今天，徐曼收到了一封信。如果这是一封平平常常的来信，她就不会这么不安宁了。自从《空中之友》节目同台湾同胞见面后，几乎每天都有一封封寄自宝岛的信，漂洋过海，绕道美国、日本、新加坡或香港，飞往北京，落到她的手中。她每信必读，而且总是把目光连同心儿一起沉到字里行间去读。今日这封信为什么如此牵动徐曼的心？那是台湾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的来信啊！台湾小姑娘的话语，还有她的形象（她明明从一行行字中看到姑娘忧郁的脸），象电影里的“定格”一样，留在了徐曼的眼前……

    此刻，寝室里静极了。隔壁，多病的老母亲许是睡着了，几个孩子在灯下做着作业。爱人呢，准是又在没完没了地整理他的工程技术资料。

    徐曼半躺在靠椅上，换了个方向，手托腮帮，继续想着心事。

    猛地，那位台湾小姑娘进了屋。听，她叫了声“徐曼小姐”，就叙说起来了：

    “……我和我的同学，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可悲的是，有的同学怕升不了学而轻生。我很苦闷，为了应付考试，每天读书到夜里三点钟。许多同学眼睛近视了，还在苦用功。我们毕业班只有几个人不是近视眼。我们这样拼命学，也很难保证就能考上大学。在台湾上大学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徐曼小姐，我希望您给我介绍一下大陆的升学制度。我们的教官告诉我们，在大陆不管是什么考试，只要你在考卷上写上‘毛泽东万岁’，批卷老师就一定给你满分。这是真的吗？我等着您的回音，每天都在收音机旁等着……”

    声音飞走了，人不见了。她没留姓，也没留名。屋里只剩下徐曼一个人。

    徐曼抬头寻觅着……最后，她的目光落到了手中的信上，那信皮的背面写着七个字：“非本人请勿拆阅”。

    “信任！”徐曼轻轻地嚼着这两个字。台湾同胞对自己如此信任的一颗心，是任何金钱也换不来的啊！

    一家人都已入睡。满屋是诱人的、香甜的鼾声。

    徐曼说什么也不能使自己的思绪从台湾少女的信里拔出来。她在思考：如何为这位小听众解除烦恼和苦闷？

    这个夜晚，这个静静的夜晚，徐曼失眠了……

    今晚，台湾的夜也会这么恬静吗？小同学，如果此刻你已经入睡，请醒一醒，“徐曼小姐”有话对你说。

    可是，她刚提起笔，还没有落下，就感到笔尖如此沉重。为什么只写了“小妹妹”三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她看到了那双红肿红肿的近视眼，那是一双渴盼的眼睛啊！它需要安慰，需要温暖！

    四月下旬的一天。河边的柳絮儿在和风里轻拂，平静的河面上颤着细细的波纹。这是个叫人欢乐的日子，徐曼高兴得巴不得跟着那些呢喃的燕子一起欢唱。她给台湾小妹读回信了——当然是通过她主持的《空中之友》。隔海相望，远吗？不，她分明觉得自己就坐在小妹的对面，连对方那亲切的鼻息都可以听到。她推心置腹地谈着，全是些心里话啊！

    “亲爱的台湾同胞，您好。我是徐曼，感谢您收听我主持的节目。现在，我不知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那位给我来信的台湾女学生？我想了一下，好象在给我来信的台湾听众朋友中，最年轻的就是这位女学生了。她年龄虽然不大，却很有见识。我呢，确实很喜欢结识这样的朋友。现在，请允许我首先表示一个小小的心愿——如果这位女学生正在听广播而且同意的话，请你听我说：我愿和你交个朋友，我把你看成自己的小妹妹；你呢，就称我为徐姐，好吗？今天，我非常高兴为你这位小妹妹主持这次节目，希望能得到你的喜欢……”这时，徐曼嘴角荡起一缕笑意。这笑流进了那对酒窝。

    “徐曼小姐”往话筒前靠了靠，继续谈心，她的声音越过了台湾海峡，小妹妹，你该听到了吧？

    她给小妹回忆了自己在上中学时那种无忧无虑的、令人神往的愉快时光。那时，她尤其喜欢唱一支歌。徐曼说着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不由自主地在话筒前给小妹哼唱起了这支歌儿：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当年，她和同学们在北海一边划船一边唱，水面绽开了多少幸福的旋涡，胸腔里蹦跳着多少欢乐的音符，台湾小妹，你一定从“徐曼小姐”那轻快的语调里，感受到了那颗快活的心了吧！

    她在给小妹介绍大陆的升学考试时，语重心长地告诉她：大陆的同学在高考前也是非常用功的。当年我进广播学院时，也蛮紧张了一阵子呢！可是，大陆的同学们并不认为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息。上大学当然非常好。考不上呢，就考技术学校或者做工，同样很愉快。因为大陆上并没有职业的歧视，人们都不认为哪种职业高人一等，哪种职业低人一等。

    最后，徐曼说：“不知我介绍的是不是符合小妹的心意？我祝亲爱的小妹健康成长，早日成长为祖国有用的人。至于小妹在来信中谈到的对国事、人生等其它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也是清楚的，我十分钦佩小妹能有这样锐利的目光。说起来，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小妹。你人小力单，要多加保重，性急是不行的。苹果熟了，自然要从树上掉下来。用一句成语，叫‘水到渠成’。小妹，你说呢？”

    说完了。徐曼仍然坐着，目不转睛地望着话筒。是等待台湾小妹的回话吗？

    这一天，从早到晚，“徐曼小姐”的心一直沉浸在甜蜜蜜的糖水里。给小妹回答了问题，她感到轻松、幸福！

    当晚，她回到家中，还没进屋，就亲热地喊了一声“妈妈！”老母亲多皱的脸上挂着舒心的笑容。她知道，女儿今晚一定会多吃一碗饭的！

    接着，台湾小妹就给徐曼写了第二封信。她果真改了对徐曼的称呼，亲切地叫她为“徐曼大姐姐”。

    好妹妹，她真的每天都守候在收音机旁，听徐曼的广播呢！

    这件事还在继续发展着。

    听，又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徐曼小姐”难以按捺一颗几乎蹦出胸膛的心，用那柔和而急切的声音报告着、呼唤着：

    “今天，我给台湾听众朋友，也是给我的那位台湾小妹，介绍一位新的朋友，她叫李海澜……”

    原来，前些日子，家住北京的李海澜姑娘，特意给徐曼打电话说，她听了《空中之友》节目后，想给那位台湾小妹写封信，因无法投递，请徐曼给予播出。

    此刻，“徐曼小姐”坐在话筒前，读着李海澜的信。

    可以听得出，她的心情和海澜姑娘一样的亢奋：

    “……台湾小妹，我听了你写给徐曼的信，十分感动，以至泪下。我从学校毕业后，已经卧病两年了，多病使我变得多感，常为些无所谓的小事哭起来。但是，听到你的信落泪，却是因为体味到你热爱祖国、探求真理的纯真的心，美好的感情使我感动。”

    “记得在我们毕业的联欢会上，教我们地理的主任老师，高兴地对大家宣布：分别三十年的弟弟从台湾写信给他了，还寄来了照片。老师说，骨肉分离，悬念至今，老母常常为弟弟叹息啜泣，临终也未见一面。老师讲这话时，眼圈都红了。是呀，他已经六十岁了，又有高血压，后事难料，不知今生是否还有团圆之日……现在三年已经过去了，台湾依旧分离，两岸诸多同胞骨肉仍不得团圆。这确实是令人伤怀的事！”

    “小妹，我不晓得你的姓名，不知你家在何处，但我反复听着你的信，我想象着，你一定是个心地善良、感情淳朴、在外刻苦用功、在家听话的好小妹。我真想见到你，可是我们虽然仅有一峡之隔，却因人为的原因不能相见。海峡两岸众多的同胞骨肉盼祖国统一，亲人团聚。我也盼望有缘见一见你这位小妹。也许等到那一天时，我们都老大不小或成老太太了，可是我不会忘记你这位有爱国热情、有报国志向的小妹妹。希望你也能记住我，我叫李海澜，一九八三年时二十一岁，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汽车局宿舍九栋十七号……”

    夜，静静的夜里。台湾小妹和北京姑娘正在用心对话。轻微的海风为她俩传递着信息。

    不！岂止她俩！还有更多的纯洁而热切的心，在“徐曼小姐”这充满感情的播音中萌动、发热、苏醒！

    播音结束了，徐曼才发现稿纸上落下了滴滴泪迹。

    唉！这不听使唤的眼泪呀，尽管她一再控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但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读台湾小妹的信，读北京姑娘的信，徐曼不知已经流了多少泪水了！

    一滴热泪，一片赤心！

    徐曼又一次感到了播音室是一个宽广的天地。同时感到了作为一个播音员，肩上压着山一样重的责任！

    “徐曼小姐”继续给两位少女传递音信，搭着彩桥。

    彩桥！那是用心搭的，用感情铺的，用手臂连的！

    自行车，载着徐曼的心穿过立交桥。她总是那么匆忙，三步并作两步地迈进了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大门。

    “徐曼，电话。”刚进办公室，就有人喊道。

    她抓起听筒，传来的是李海澜那急促的声音：“徐曼姐姐，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兴！”

    她故意没说下文，让徐曼急上一阵子。

    “什么事呀，让你这样兴奋？听，这满屋子的人都听见你的声音了！”

    “有人来信了！你猜猜是谁？”

    徐曼立即本能地想到了：“是台湾小妹的信吧？”

    “完全正确！”海澜又在大着嗓门叫着，“她还寄来了她的两张照片，两张很漂亮的贺年片。我都要高兴死了！”

    徐曼举起话筒看了看，似乎李海澜会从那里面捧着小妹的照片走出来。

    “海澜，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打电话？声音真清楚！”

    “就在我们楼上的公用电话旁。我马上把信给你送来。”

    “不，我自己去取。”

    “徐曼大姐，还是我送去吧！”

    “这样好不好，你现在就从家里往外走，我这就下楼去接。”

    徐曼撂下电话，一溜小跑，直奔大门外。

    她和李海澜相会了。她先看照片后看信。最后又拿起照片，反复地端详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天真而又聪明的台湾小妹啊！那眉毛，那眼神，那微微翘起的小嘴……明明要给姐姐们讲述一个美丽动听的故事！

    是兴奋？还是跑了一段路？海澜的心还在“咚咚”地跳荡着。她按着胸膛，说：

    “徐曼大姐，小妹在信上说，这两张照片是她小时候照的。她不能寄现在的照片，怕人家认出来，那就是麻烦事了。小妹说，她要我看看照片，她这个小妹妹象不象我这个大姐姐。我妈妈看了照片，说：‘长得真象海澜呢！海澜小时候就是这么个模样！’妈妈说着说着，眼眶里就涌出了汨花！”海澜说到这儿，望着徐曼，问：“大姐，你看看，我俩长得象吗？”

    “象！象极了！真的，你俩那一对小翘嘴巴，活脱脱的是一对亲姐妹！”

    徐曼抬起头，望了望广播大楼那高耸的塔端，心儿又飞到了海峡彼岸……

    这件事要写成故事……

    前面，是一段小峡谷，火车钻了进去。

    一条长龙从地面上消失了。很快，峡谷就被甩在了后面，列车又出现在望不到边的平川上。

    徐曼紧靠车窗坐着，她透过路旁树枝的缝隙，影影绰绰可以看见很远处逶迤起伏的丘陵。一团团飘动的白云，正徜徉在有的象驼峰、有的如龟壳的丘陵之间。如画的田野，孕育着多少诗！

    徐曼将目光从车窗外收了回来，对身边的袁文芳大姐说：“快到郑州了吧！”

    袁大姐只是笑笑，没有说话。这个徐曼也太急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她这才坐了一半，就坐不住了！

    徐曼继续望着远处，遐想着……

    “初春，北京街头依然蒙着寒意，中州大地也没有完全从冬眠中醒过来。百花盛开的季节还躲得不见踪影。但是，我们拜见台湾归来的同胞的心花已经开放了……”

    是作诗吗？不。这是徐曼为她将要录制的访问温耀坤先生的专题节目，配的第一段解说词。

    温耀坤？

    就是她此次去郑州看望的那位从台湾归来的听众朋友。

    对台湾播音部的老编辑袁大姐，你可以作证；徐曼和温先生本来在五个月前就该见面了……

    一九八二年底，温耀坤回到了祖国大陆。

    留恋吗？当然有。他在台湾岛上生活了三十多年，对那里的土地，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人民，都有一种深切依恋之情。然而，更让他留恋和向往的是祖国大陆。大陆上有他的家，他的亲人。可是，亲人们是否健在，都干些什么工作？他却一概不知……他只知道那里有个“徐曼小姐”。

    从台湾启程回大陆之前，温先生寄往大陆的惟一的一封信，是写给徐曼的。信上写道：

    “徐曼小姐，我很快就要回来了。您的广播我每天必听，我很喜欢您的声音，它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能回到祖国大陆，可以说是‘它’引回来的。可是，至今我也没有见过您，我从您的声音里猜想着您的模样，您的表情，您的一切……”

    徐曼把信看了一遍，放在了抽屉里。不妥，还是装在手提兜里为好。回到家里，她又拿出信看了一遍。她有一种感觉，盼望早日见到亲人的那种感情。可是，温先生长的是什么样，胖子还是瘦子，甚至是老头还是小伙？她都一概不知啊！

    温先生取道新加坡回国。在那里，他又给徐曼写了封信。大概他太激动了，落在纸上的字迹都有点颤抖了。他告诉“徐曼小姐”：

    “还有几天，我就要回到大陆了，空中的朋友马上就要在大陆上见面了，这几天我的心每时每刻都在兴奋中跳动。我想您是会理解我这心情的。在这里，我有一事拜托于您，也只有拜托您了。希望您在我回来之前，把我祖籍家庭的情况打听清楚。我离家三十余载，不知现在家中诸位亲人，谁还活着，谁已下世……”

    接信后，徐曼忙起来了。其实，在这之前，她和同志们已经为了解温先生的家况及安置他的归宿，做了不少工作了。

    温耀坤到了广州，迎面吹来的是一股清新的风。他要在这里小憩几天。

    “温先生，离家数十年了，要不要给家里挂个电话，先通通话？”广州“对台办”的同志关切地问。

    “不急。请您给北京挂个长途，我要找徐曼讲话。”

    “对台办”的同志望着温先生，似乎有点不大理解。

    温先生说：“我是听了徐曼摇送的‘九条’（即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与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回来的，我要当面感谢她。”

    电话通了，徐曼不在。

    温先生到了北京。他给徐曼拨电话，真不凑巧。徐曼又外出了。温先生让接电话同志转告徐曼：他在华桥大厦鹄候回音。

    次日，徐曼和爱人李守忠一起去看望温耀坤。她带了两件意味深长的礼物：一本北京风光的挂历，第一页是天安门城楼，背衬日出。这对一个海外游子是具有特别吸引力的；几盒精制的卷烟。

    生活中往往有许多不顺心的事，偏偏发生在人们兴致勃勃的时候。徐曼和爱人扑了个空，温先生外出参加一个活动去了。

    你来他去两头不着面，在北京他们便错过了相逢的机会。温先生离开首都回郑州时，心情是不愉快的。列车驶出北京城好远了，他也没有喊出“再见”两字。跟谁再见？“徐曼小姐”是个啥模样，他至今还只能凭想象去描绘。

    此行，“徐曼小姐”和袁大姐是专程来郑州拜望温先生的。

    她们在某宾馆和温耀坤见面了。

    “你好！温先生。我们是几经周折才见面啊！”

    “不用通名报姓，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您是‘徐曼小姐’。不错。咱们是未见面的老朋友了！”

    笑声。温先生在笑，徐曼在笑，袁大姐也在笑。

    “徐曼小姐，台湾同胞都很熟悉您的声音。您的语调一点也不生硬，很适合那边听众的习惯。哎，徐小姐，您好象去过台湾？”

    “没有。我生在黑龙江，是在北京长大的。”

    “噢，看不出。我们在台湾都悄悄地议论：‘徐曼小姐准是我们的老乡呢！’”

    笑声，把屋子里的气氛烘染得异常热烈。

    窗外，树木吐着叶芽。几只鸟儿正朝着屋里鸣啼。一股扑鼻的清香飘进了屋里。

    温先生忽然拿出一件东西，双手捧着送到了徐曼和袁文芳面前。

    徐曼接过来一看，是一本手抄的“九条”。它，一字不差，字迹工整，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错。

    瞬间，屋子里变得静静的。只有阳光从窗里射进来，象一道明亮的小溪。

    徐曼看着“九条”，仿佛看到了一个在长夜里向往光明的、不屈的形象。他，缩在也许是一间低狭的茅屋里，也许是一顶潮湿的工棚下，对着收音机，一字字听，一字字写。今夜抄一条，明晨写一段……那小小的空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不感到寂寞。因为“徐曼小姐”的声音，填补了他生活中的空虚……

    阳光照着温先生的面孔，他留着短短的小分头，眉心上聚着川字结。此刻，因为兴奋，那川字向外扩张着，显得有些变形了。他对徐曼说：

    “‘九条’的每个字都说到了我的心里，尤其是第七条，我头一次听了，心就动了。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我们听到的宣传都是说大陆上如何黑暗，共产党如何凶残。九条给我们透进了一线光亮。一片叶子，当它落到江心的旋涡里时，它感到孤独、可怕。这时，来了一只船，它被打捞到了船上，就再也不觉得恍惚、无主了。这就是我听到‘九条’前后的心情。”

    徐曼又一次看了看“手抄本”，发现温先生在第七条上用笔重重地打了个“V”。这一条的内容是：“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徐曼的思想在飞跃。此刻使她更感到一个播音员肩上责任的重大和光荣。“今后，我在播音时，应该播得慢些，再慢些。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得、记得清楚些！”她在心里给自己嘱咐着。

    “徐曼小姐，今天能见到您，我万分高兴。我想了想，可以用‘根在大陆，物归原主’这八个字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温先生说。

    “徐曼小姐”无声地望着他，等待下文。

    稍许，温先生笑眯眯地解释说：“俗话说叶落归根，我远离故土，在孤岛漂流三十余载。如今我反复考虑，做了抉择：回祖国大陆定居，才是我惟一的归宿。这便是前四个字的意思；那‘物归原主’呢？”温先生望了望徐曼手中的“九条”，说：“这‘九条’是徐小姐您送给我的，它指引我完成了任务，现在该物归原主了！哈哈……”

    当“徐曼小姐”拿着手抄的“九条”，走出宾馆，忽然觉得，回到北京应该写篇文章，题目就叫《温先生的礼物》，交给报纸发表，让更多的人从这件礼物上得到启迪。

    不！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北京才写呢？现在就动手。

    笔、纸、桌子、阳光有的是。难道还能比温先生当初收抄“九条”时困难吗？

    这颗心，比生儿育女的“妙方”金贵得多还有什么顾虑吗？再没有了。遇到这样一个知心朋友，人世间的一切寂寞都能变成欢愉，个人的所有隐私都没有必要瞒着她。

    B君对“徐曼小姐”就是这样一个印象。

    谈话已经有大半天了，满面春风的B君仿佛才开了个头。这时，他用那双明亮的目光扫了徐曼一眼，带几分羞怯地说：

    “徐曼小姐，咱们是朋友，无话不谈。我有件私事想请您帮着拿个主意，给我参谋参谋。”还没有说完，他的脸颊就飞上了一片红云，口齿也有点结巴了。

    徐曼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其实，都五十好几的人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她故意开了句玩笑：

    “私事总是带有一定的秘密，您不公开，我这个高参可就难当了！”

    “是我个人的婚姻问题，我不会对您保密的。”B君一本正经地解释起来，“我从台湾回故居已经半年了，不少亲朋好友都劝我成家立业，让晚年在祖国大陆的怀抱里，在亲爱的人的身边幸幸福福地度过。这话当然有理，可我一直犹豫不定，不知该选什么样的人作伴侣。”

    “先生讲得对，您只身孤独的生活是该结束了。您这个家里，没有妻子的安慰，没有孩子的笑声，是很难抚平您心灵上的创伤，也很难填补您心中的空虚。先生，下决心吧，找个称心如意的伴侣，您会更幸福的！”

    B君笑了，眼里流着亮晶晶的泪花！

    他拿出一张照片，对徐曼说：“几位热心搭桥的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位女友。徐小姐，您说呢？”说着他就把女方的姓名、年龄、职业、爱好……对徐曼一吐而尽。

    朋友之间的客套话是多余的，任阿一点转弯抹角都会给这纯洁的字眼蒙上阴影。徐曼说：“恕我直言，从您的年龄、工作情况来看，和这位女友结合是比较合适的。不过，了解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感情需在交往中建立。我劝你们双方都不要轻易给对方许愿。不要一见钟情就山盟海誓。爱情象一棵大树，它的根扎得越深，从大地层吸收的乳浆就越多。”

    B君突然象想起什么似的，说：“徐曼小姐，您还记得去年您播过一篇关于生儿育女的学问的稿件吗？”

    “记得呀！那是台湾一位女听众给我来信提出的问题。她说，她一连生了两个女孩，现在她很想再要一个男孩，问我有什么办法。”

    B君听到这里，“噗哧”一声笑了：“徐小姐，您真是个好人，大家有了什么问题都向您要答案。这不，生男孩的事也要您想办法了！”

    “只要我可以办到的事，跑腿、动嘴我不吝啬。”徐曼说，“我不能使这位台湾姐妹感到失望，她那焦急、渴盼的眼神里饱含着对祖国大陆人民的信赖和期望。她盼着生个男孩，我们就应成人之美，为她服务。我和《空中之友》的负责人于礼厚到处奔忙、查找，终于在《百科全书》的‘家庭顾问’卷里，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还清楚地记着，那天晚上您的声音是多么高兴呀，您说——”B君真是好记性，他几乎一字不漏地重述了徐曼当时的播音：

    “台湾同胞，您好！我是徐曼。我不知道那位来信的女同胞此时是不是在听我的播音，现在我开始回答她的问题。您不是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生个男孩吗？我在下面介绍的这种办法虽然不够确切，但您可以参考，不妨试一试……”

    徐曼打断了B君的“播音”，说：“先生，真有您的！学得蛮象啊！”

    B君说：“徐曼小姐，咱们言归正传。我今天之所以重新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当时你介绍的怎样才能生儿子的办法，我在收音机前只记了一半，后面谈到母亲需要吃些什么食品时，我没有记下来。现在想请您给我补补课。”

    B君说着，便拿出了一张纸——那纸有些发黄，角角儿也发毛，卷了起来。徐曼接过一看，果然“食谱”一栏空着。

    “先生，你正在谈恋爱，就想抱儿子！徐曼开了句玩笑。”

    “这就叫盼儿心切嘛！哈哈……”

    徐曼止住笑，正儿八经地对B君说：

    “那篇小品播出的时间已经好长了，详细内客我记不大清了。这样吧，等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给您把材料寄来。”

    “要得，要得！”

    他们分手几个月后，B君就结婚了。结婚前，徐曼收到了用大红纸写的报喜信。她和袁大姐跑到国华商场，买了一个带“囍”字的紫红色的双人床罩。当她怀里抱着这个“囍”字时，心里美滋滋地象熨斗熨过了一样。她巴不得立即把它送到B君手里去。可是，她为难了！送去吧，太远。邮寄吧，太慢。最后，她想了个又快又保险的绝招，让火车上的列车长把床罩带上，亲手交给了B君。

    一年后，B君老来得子。徐曼手拿着一张照片，反复端详着——

    B君和他的爱人，满面春风地抱着儿子，站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眺望着远方。那胖儿子看来一点也不老实，仿佛挣脱着要从父母怀里出来，跑向那远处的小河边去玩水……

    当然，这个胖儿子的临盆，是否就应验了“徐曼小姐”那个生儿育女的“妙方”？笔者没有这样去推断，徐曼也没有这样说。想来，读者也不会这样生拉硬拽地去联想。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徐曼小姐”的一颗心，对同胞的忠诚，对祖国的深情，确比那“妙方”金贵得多！

    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天，可把这个江南人家忙坏了！一家老少都动员起来，太阳还卧在山那边没有起床哩，他们就各就各位地忙碌开了。

    A先生穿戴一新，最后一次又照了照镜子，就到车站去接客人了。他的弟弟向单位请了假，清晨五时就上农贸市场采购食品去了。铺着一层夜露的乡镇小径，留下了今晨的第一行湿漉漉的脚印。他的妹妹有一手超人的烹调技术，但她是“骄傲的公主”，不轻易露这一手。今日，她破例地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八十岁的老母亲满面喜色，稳坐高堂，一会儿比比划划，一会儿说说叨叨，她是今天这场家宴的总参谋……

    今晚，他们要盛情招待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贵客。

    是谁呢？让这家人如此操持，如此排场……

    北京城。炎夏，无风。

    放眼望去，路旁、树下、院中、车上……到处是摇动的扇子。那些圆的、方的、菱形的、梯形的、五颜六色的凉扇，把个京城装点得异常别致、风雅。乍一看，活活的一个彩扇的世界！

    “徐曼小姐”也带着一把精巧的、圆圆的折扇，坐上了南下的列车。与她同行的，照例又是袁文芳大姐。

    年初，A先生历尽艰难，从海峡对岸回到了故居。他的老母亲可乐坏了，仿佛换了个人似的，那落掉了牙的嘴成天张着，仿佛要对着天地唱上一支歌儿。她逢人就说：

    “如今我八十岁了，少有的高龄呀！为什么没咽气呢？就是盼儿嘛！他一日不回来，我就一日吃饭不香，睡觉不稳。”

    人就是这么怪，白天黑夜地盼着儿子回来，这会儿，当儿子站在了面前，她在一阵狂热的兴奋之后，冷静下来了，却不相信儿子会真的回来？

    老人抹去了泪水，打量着A先生。不象，绝对不象！

    儿子离家时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儿呀，现在看到的怎么是个老头儿呢？

    “妈，我是您的儿子！是‘九条’把我从台湾引回来的，是徐曼小姐叫我回来的！”A先生含泪给母亲解释着。

    “徐曼小姐！徐曼小姐……”老人反复地咀嚼着这个名字。“她是外国人吧？中国人不兴叫小姐呀！”

    于是A先生给老母亲讲起了“徐曼小姐”。讲她那甜美的声音，讲她给听众办事时的认真负责精神，讲她在台湾同胞心目中的威望……

    其实，A先生本人也没有见过“徐曼小姐”，他完全靠徐曼留在自己耳畔的声音，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描绘她的形象。

    “我要见徐曼小姐！”老母亲说。

    “妈，她住在北京，离咱们这小城镇儿千里路啊！她每天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A先生向母亲解释。

    “不！我一定要见见这位小姐，不见她，我就不相信你真的会是我儿子。”老人们的固执有时达到了可笑的程度。你看，见不到“徐曼小姐”，她竟然怀疑A先生是自己的儿子了！

    无奈，A先生给“徐曼小姐”发去了一封信，邀请她来家做客。说实在的，他没有抱多大希望……

    这不，“徐曼小姐”进了A先生的家门，还是那绣花的上衣，还是那百褶裙。后面紧跟着的是袁大姐。

    不轻易下床的老母亲，今日下来了。她双手攥着徐曼的手，热泪长流，声音颤巍巍地说：

    “你真是个好姑娘，心地善良，人又聪明。我儿子回来这些天，我能吃饭了，走路不打颤了，话也多了。别人都说我成了两个人。开始我总觉得象在做梦，难道真的是儿子回来了吗？就在今天见到你之前，我仍觉得自己是在梦里。现在，你来了，我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老人把徐曼的手越攥越紧，徐曼都有些疼了，她也没有放松的意思。

    “大娘，儿子回来了，您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很幸福。人喜增寿嘛！您今年八十岁，活到百年没一点问题！”

    吃饭了。多么丰盛的晚餐！圆桌上摆的十几道菜，全是当地风味。A先生的妹妹首先站起来发话：

    “徐曼小姐，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代表全家凑合了几个菜，欢迎您光临寒舍。尤其是我老母亲，她多少年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来，为北京来的客人，干杯！”她举起了酒杯。

    徐曼说：“小妹烹调手艺精巧，这是全家公认的。谢谢您一片盛情！我呢，既是客人，也是主人。真正的客人是A先生。为了他胜利回来圜家团圆，为了老母长寿不老，干杯！”

    碰杯声，好清脆！

    在这种场合里，心情最难以平静的，当然还是A先生了。他说：

    “徐曼小姐，在台湾，我每次坐在收音机前听《空中之友》的播音时，都有这样一个心愿：有朝一日见到您，一定要给您讲上三天三夜的知心话。今天，您就坐在了我面前，坐在了我老母亲的身边。我思来想去，这三天三夜的知心话咋个对您讲？别说三天三夜，就是三个月也讲不完啊！干脆，知心话留下以后慢慢说，我今天给您、也是给我的全家人讲两个笑话。”

    笑话？

    一桌的人，包括老母亲，都把目光射向A先生。

    徐曼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充满欢乐。A先生讲的笑话，一定会给我们增添新的色彩！”

    “在台湾，我听到当局总是宣传大陆上吃不饱穿不暖。他们说这边不少人连裤子都穿不上。我相信了。在回来前，我下决心要带些布，好给亲朋好友做点遮羞的衣服。”

    “带了吗？”徐曼问。

    “可不，我掂了一大卷白细布回到了家乡。本来，我从台湾回来时就提心吊胆，怕被当局发现。现在还扛着一卷布，左包右包的，就更显眼了。累得我呼哧带喘不消说，还得时刻提防点，怕被人家盘问出来！”

    A先生说着，便拿出了那卷布，让徐曼看。徐曼用手摸摸，粗里巴几的。她心想：台湾同胞多么需要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啊！

    “回来不久，正赶上我外甥结婚，他做了十几床里外三新的被子，褥子，家里发愁没有地方存放。我愣住了。再说，这些日子，我亲眼看见我们这个小城镇上，人们穿得花花绿绿，尤其是年轻人打扮得很时髦。咳！我上当受骗了！这匹布……干脆，原封不动地放下作为永久的留念吧！”

    A先生说完，开怀大笑。那笑是解脱了重负之后的笑，开心的笑！

    “目的达到了，大家都笑了。那么，第二个笑话呢？”徐曼催促道。

    “我在台湾时，听说大陆上的人喝大锅清水汤，人人都面黄肌瘦。我便起了善心：回来时多带了些钱，准备为骨瘦如柴的亲人们买些营养品，滋补滋补。”

    A先生好象在沉思。他顿住话，望着墙上一个地方，将目光久久地固定住……

    “结果，我又盘算错了！回到家里那天，全家十几口人吃团圆饭时，我偷偷把全家人打量了一番，从老母亲到小外孙，我都看了一遍。我笑了，同时心里也酸了。面黄肌瘦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A先生语塞了，不再往下说了。

    徐曼想：也难怪！在台湾，他尽管吃得不赖，穿着也讲究。可是，精神苦闷啊！他心事重重，又得不到亲人的安慰。欢乐与他是绝缘的！

    此刻，全桌人的情绪都有些沉闷，别说笑了，连说话的声音也暂停了。只听见筷子在缓慢地扒饭、夹菜……

    A先生绝对没有预料到，他的笑话会给人们带来不快。

    徐曼已经想另外一个问题了：下次在《空中之友》节目里，我要给台湾同胞们讲讲A先生的这个笑话。题目不妨就叫：一个不能使人发笑的笑话。

    她，就这脾性！什么时候都不忘记她的《空中之友》。

    “‘徐曼小姐’是我，又不是我”

    太阳还没出山。一道道红霞闪现天幕，海面也镀上了斑斓的色彩。两三行大雁卷着阵阵秋风，向海峡上空飞去。台湾岛又一个白天开始了。照例，“徐曼小姐”的声音揭开了这个早晨的序幕。

    如果有那么一个凌晨，岛内的人们听不到“徐曼小姐”的声音，他们会站在海岸望着大陆，把脖子望酸的！

    岛上的人不能没有徐曼的声音！

    不知是哪位听众说了一句不大确切的、但足以表达他们心情的话：如果对台广播事业要设立“诺贝尔奖金”的话，应该首先授给“徐曼小姐”。

    “徐曼小姐”确是一个有功绩的、惹人注目的人物。

    前些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前不久，人们又在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金榜上看到了她的名字……

    掌声，鲜花，荣誉，簇拥着她！

    那么，她怎么想呢？她说：

    “‘徐曼小姐’是我，又不是我。是我嘛，因为节日的主持人是生活中的徐乃文。不是我嘛，因为‘徐曼小姐’已经成了一个集体的代名词。”

    如何理解这段话呢？徐曼没有往下说。她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夏天，一位从台湾归来的听众朋友，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传达室给台播部打电话，要见“徐曼小姐”。徐曼下楼来迎接。那人不讲话，只是将徐曼从上看到下，又从下望到上。然后，才慢声细语地说：

    “徐曼……”他始终未把“小姐”二字吐出来。为什么？也许在他的想象中“徐曼小姐”不应该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而应该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穿着洋气的姑娘……不管他怎么想吧，反正生活永远保留着他用各种想象对“徐曼小姐”进行描绘的权利。

    那么徐曼呢？当然，她更有权利去认识和理解“徐曼小姐”这个形象的含义。

    “徐曼小姐不是我”，便是她的独到见解。

    《空中之友》节目除了徐曼外，还有六位同事。他们这七位搭档，关系融洽，配合默契，是个团结友爱的集体。他们确实共同塑造着对台广播《空中之友》的形象——“徐曼小姐”。

    一九八二年二月，“徐曼小姐”收到了一封托她寻找亲人的台湾来信。写信人有二十三个亲人住在大陆，自他到台湾后，杳无音讯。他在信上一个一个地列出了亲人们的姓名，并尽可能地详细提供了他们的地址。这是《空中之友》节目开办以来，接到的第一封寻人信件，徐曼本应外出寻查。可是，因为当时工作很忙，不能抽身，便由编辑于礼厚和宋朝玉披挂出征了。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他俩下了决心，寻找不到同胞的亲人，不回京过春节。那二十三个人都住在中原大地的山沟里，交通不便，他们翻山越岭，走村串乡，最后终于查清，使这些人与台湾的亲人建立了通信联系。

    这个周末的夜晚，又一个记者撞进了前三门大街这栋楼房里，采访徐曼。徐曼还是那些话：“我所做的事情，在整个广播节目当中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出头露面的工作。照我看，最艰苦、最细致的工作，是由那些在幕后的、不留名的编辑在承担。体现在‘徐曼小姐’身上的东西，花费了他们的多少心血，绞尽了他们的多少脑汁啊！如果你要写什么稿件，千万别忘了写上这一笔：在‘徐曼小姐’背后的，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制作群，他们都在热情而周到地为岛上同胞服务！”

    今夜，群星象雨洗后的果子缀满了恢宏的天幕。看，有一颗星。圆周象嵌上了一圈霜花，周身放射着清光，带着活泼可爱的神情，从漆黑的天上望着大地。它望见了什么？

    徐曼从电台的大门走出来了，她的脚步轻盈，身段象一棵小白杨树一样，在朦朦夜色里轻摇。下午，她收到一封听众来信，要求把《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多播几遍。她刚才和几位同志才转录下了这首歌。不就完成了这么一点小事吗？她怎么觉得身上轻松了好多，好多！

    徐曼，此刻正是踩着《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节奏，向家里走去。

    前三门大街的楼群里，有个窗户的灯光最明、最亮。

    爱人还没睡，正等着她呢！

    徐曼加快了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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