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调入中国作协，本来是想到《文艺报》工作的，后来又到新组建的创作研究室工作。我目睹“二唐”的“蜜月”期，看到他们在作协机关和《文艺报》社里如何亲密无间地工作；后来，我被唐因强拉到鲁迅文学院，在他身边工作，同时也保持着同时任中国作协最高领导职务的唐达成之间的来往，于是也目睹了他们之间的误解、冷战以至争斗的情景，也感受到劝解不成的无奈。现在，“二唐”均远离我们而去另一个世界了，回想起同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仍觉得有把他们写出来的必要。
先说说唐因吧！
80年代初，具体说是1982年到作协工作后，就常在沙滩北街2号院里见到唐因，并打过招呼，说上几句，算是彼此认识了。但真正有较深入的交流是在1984年秋天江苏省作协举办的太湖笔会上。那次笔会，从南京到苏州再到无锡，前后近旬日，参加者近百人，可谓一次文学的盛会。我与唐因同时被邀与会。最后一站住无锡太湖畔的湖滨饭店。此时，张光年大概已经找唐因谈过话，要他离开《文艺报》到鲁迅文学院当院长，他的心情不好。加上无锡是他已故夫人的故里，到无锡一住进湖滨饭店后，他就去探望尚健在的老丈母娘。回到湖滨饭店后，喝了几杯酒，于是他在房间里放声痛哭起来。唐因同其已故的姚氏夫人感情甚笃，夫人“文革”中自杀后，他一直把她的骨灰盒带在身边，置于卧床之下。工作安排上心情不佳，探望丈母娘更是触景生情，于是痛哭一番以发泄是可以理解的，也显出唐因乃性情中人。我闻讯后赶忙到其下榻房中问候宽慰，聊起天来。这一聊，才知道他系松江人，原来姓何，叫何庄，是我们老何家的，便更亲了一层。而他这种重情的性格也使我同他更亲近一些。从此之后，我们来往就多了起来，至少去掉了原来那种晚辈与前辈之间的严肃，而变得随意一些。
不管愿意不愿意，唐因最终还是到鲁迅文学院就任院长，且着手调兵遣将，搭建自己的班子。他除了把已从黑龙江大学调到北京对外贸易大学任教的老朋友周艾若调到鲁迅文学院当教务长之外，还打起我的主意来。1985年一整年我都忙于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组织工作。可到了当年12月底颁完奖之后，唐因就把我叫到他还在虎坊桥的家里谈话，要我尽快放下创作研究室的工作，到鲁迅文学院报到，他准备让我干教研室主任。我觉得在创作研究室干得好好的，时间比较充裕，可以专心致志地读长篇小说，做点评论和研究的工作，于是坚辞不就。一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1月，他打电话告诉我，已经为我办好调转关系，从该月起就到鲁迅文学院领工资了。当然，在中国作协范围内调动工作是很方便的，只要征得当时主持创作研究室工作的副主任顾骧的同意，到作协人事部门打个招呼，档案不用转，只是转一下工资关系，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么！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于是，我便于1987年1月初结束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五年的工作，到鲁迅文学院报到，当那个唐因为我谋下的教研室主任了。
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4年才经中宣部批准易名为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正式编制29人，设院长一人，副院长三人，下设教研室、教务处、办公室、后勤处等四个中层机构。李清泉、徐刚退休后，唐因接任院长，副院长一直空缺。教务长周艾若与作为教研室主任的我只好越权代理副院长的一些工作，周艾若管行政，我分管教学。这样，我除了负责教研室各项工作外，还要管理全院教学行政工作。有周艾若和我干活，唐因的院长倒是干得蛮适意。有时我同他开玩笑说：你相当于“总统”，是“国家元首”，只管礼仪性工作，而我同艾若则要干不少具体的活儿。我有时抱怨说，我越权干教学副院长工作，有实无名，白扛长活，岂不冤哉！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安慰我说，咱们三人（指他和艾若及我）这样干很好，还要当什么“官”？我说：“多新鲜！你院长当着，我们只有苦力的活干！”每到此时，他“嘿嘿”地笑着就对付过去了。有时见到唐达成，他也解释安慰说：“你们那儿唐因和我憋着劲，不把你和艾若报上来，作协党组没办法讨论。”我想也是，“二唐”闹着矛盾，水火不容，我也就不再提此事了。不过，话说回来，有唐因的支持，有唐、周和我的默契，从1987年到1989年间，我们倒是干了不少活儿。1987年下半年申请学历再次受挫后，全院上下有点沮丧，但我们不受影响。从1988年下半年起，除办好原有的文学创作进修班和大专班外，还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有学历和硕士学位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有学历和硕士学位的首届文学评论研究生班。此外，学科建设与学术活动也颇为活跃，有明显的成果。根据鲁迅文学院的性质和教学上的需要，我们拟重点建设有自己特色的学科，如创作心理学、文学批评学、现代文体学等新学科，从教材建设到教师培养均着手进行。配合学科建设，我们同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及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春在武昌珞珈山武大校园里举办首届文学批评研讨会，1987年冬与1988年春之交，还在院里举办创作心理学学科建设小型座谈会。这些学术活动均取得初步明显的成果。唐因对此颇为满意。1988年春，他同我一起到武昌武大校园出席首届文学批评学研讨会，住在当年蒋介石住过的“半山庐”里，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交流关于文学批评建设的诸多学术问题，他会心地笑了。会议闲暇时间，他同我聊了从家庭到工作的诸多话题，并身体力行，支持我把工作开展起来。凭良心说，没有唐因的全力支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两个研究生班是办不起来的，也不会取得那样令人满意的教学成果。
当然，唐因在鲁迅文学院，也不仅仅是当个“国家元首”式的院长，而是亲自动手做了不少具体的工作。凡事他都先同艾若及我商量，有个主意再拿到院务会上去讨论决定，这种决策性的工作是他最重要的工作。此外，他还给进修班和研究生班的学生上课；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招生时，近百名考生报考时要提交一两篇作品，他也同我们一起亲自审阅，并签署意见；大小学术会议，还有学生的作品研讨会，他也参与准备并出席发言。而最重要的工作是为鲁迅文学院的学历备案费尽心血，甚至想到把鲁院转到文化部，人事、财务由文化部管理，而教学业务仍请中国作协予以指导这种办学方案。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我们已同文化部有关部门及分管艺术教育的副部长商谈过此事，取得积极的进展，可惜由于1989年夏天那场政治风波的发生，王蒙获准辞去文化部部长之后，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不久后，唐因、周艾若也就退休了。
在工作闲暇时，唐因也同我一起闲聊，从文坛逸事到家庭琐事，均在聊天范围。他吹过他还能烹调，拿手的菜肴是西湖醋鱼，说有机会要请我到他家里吃他亲手烹制的西湖醋鱼，可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他有一次同我聊起闽南话同朝鲜话同源的话题，还举了不少语话做对比分析，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可见他的语言天赋。他虽然为人有点耿介，甚至有点狷介、倔强和偏执，但大多时候却是平易近人，听得进不同意见的。但他在同唐达成的关系上，却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我多次劝他同达成和解，他一直说达成地位变了，人也变了。不仅不和解，甚至在作协开理事会时把部分理事请到鲁院，公开他与达成同志的分歧，加剧了“二唐”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不妥的。我多次向他陈述我的意见，却不被采纳。在“二唐”的关系上，我了解不深，但从旁观的角度看，虽然有比较错综复杂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因素，但就“二唐”来说，唐因的责任要大一些。唐因对当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的意见很大，存在不少误解和偏见。他同当时中国作协两位主要领导者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当然对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开展是有影响的。尽管唐达成对鲁院工作仍然关心支持，一些重要活动也出席表示支持，鲍昌还应我之邀为进修班开设系列的课程，等等，但涉及一些重要的决策，诸如备案问题、人事安排问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唐因自从其夫人在“文革”中自杀之后，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儿子在上海，身边只有女儿姚晓晴陪伴。这样的生活，对于晚年的唐因来说不免凄凉孤单。1991年退休后，原来一位在《文艺报》工作的老同事为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来自成都的陈女士。这位女士原来曾被广州文学界的朋友介绍给一位诗人、翻译家，种种原因没成功，于是又被介绍到唐因这儿。唐因接受了她，过起相当幸福甜蜜的新婚生活，以解刚刚退下来的苦闷。这位女士有时要回成都住上一段时间，唐因每天要同她通电话，于是催着我给他家安装长途电话。本来，按他的级别和工作需要，他的住宅是可以安装电话并加长途的，他曾以不需要为由婉拒，现在急需，于是天天打电话找我，要我催促有关部门火速办理。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两三年，这位陈女士却不辞而别，跑到那位诗人、翻译家家当女主人去了。这给唐因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此后，唐因把自己关在家里，什么人都不见。我有时要去见他，还得先打电话求他开门才能进门去劝解几句，可是怎么劝解也没用了。这样熬了一段时间，到了1996年秋天，他终于灯油熬尽，心力衰竭，在被送往协和医院抢救的途中去世。在瑟瑟秋风之中，我同一些同事、朋友到八宝山为他送行，颇为伤感。没想到，一位文学评论界的前辈，一位忘年之交，一位年轻时就投身革命洪流的英才，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人世。多少纷争，包括“二唐”之争，也统统画上句号。
再说说唐达成。
我同唐达成的认识几乎与同唐因的认识同步。1981年，经复旦老同学介绍，先认识谢永旺，准备调《文艺报》工作。记得那年秋天第一次到位于沙滩北街文化部大院的《文艺报》编辑部时，系谢永旺与刘锡城接待我（他俩一为总编室主任，一为评论组组长），也见到时同为《文艺报》副主编的唐因、唐达成，但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郑兴万与时为《文艺报》人事干部的顾瑾从北京回民中学取走我的档案后，本来我很快就可以到《文艺报》上班，可是由于回民中学一再刁难不放行，延宕至1982年春，此时谢永旺已从《文艺报》出来创办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任创作室主任，就让我到那儿了。而到创研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参加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记得1982年12月举行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时，同时举办全国性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张光年在会上有个重要的讲话，主旨是讲创造典型问题。谢永旺会前让我准备记录并整理成文。没几天把文章整理出来后呈达成审阅，我见到他在稿子首页的右上角批上“可发。达成”几个字。本来是要发在《文艺报》上的，后来大概分管创联部的束沛德要求发在《作家通讯》上，而且是专发，《文艺报》就不再发了。这算是同唐达成之间第一次的文字之交。
后来，在作协机关上班，就可以常常见到唐达成。他为人低调，平易近人，见面就打招呼，有时就站在院里聊上几句。他那时好像已是作协党组副书记了。我分工读长篇，有时安排我在党组会上汇报长篇小说创作情况，他对我的汇报很重视。1983年秋天，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大有再搞一次运动的架势，从历次运动过来的人都颇为紧张。可是刚发动起来不久就有收的势头。那时，曾在中山业余学校听过我上课的一位高层领导的秘书，有一天让我到复兴门外的广播剧场听报告，且坐在第一排。报告者为邓力群，讲的是“清污”运动的始末和安排，发出收束的信号，据说是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让收的。我对此报告做了详尽的记录，回作协机关后当即向唐达成同志做了汇报。他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由我向作协党组传达这个报告，因为这个报告的重要精神他们必须及时了解。这次活动当然拉近了我同唐达成之间的距离。1984年与1985年之交的中国作协“四大”之后，唐达成当了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身份变了，但他依然平易近人，我依然称他为“达成”。
1985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如期进行，我具体负责评奖办公室的一些组织工作。可能是我的工作做得还可以，评奖中没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年末中央统战部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达成还让我作为中国作协的唯一代表出席会议。这当然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与此同时，有人无端告我的状，也被他挡住了，比如有人给党组写信告我向湖南省文联周建明（周立波之长子，系湖南文联党组成员）泄露评奖情况一事，达成并未偏听偏信，而是慎重地了解情况——因为我本人并不认识周建明，也未曾见过他。达成同志对身边同事的公正、认真和爱护，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1987年1月，由于唐因的一再诚邀，我离开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到鲁迅文学院工作。唐达成得知后也颇为支持，并特地写了一件条幅，让乌热尔图送到我家里来（此时我与乌热尔图同住在三元桥头的一座楼里，乌热尔图在作协当值班的书记处书记），条幅上书邓拓的一首绝句，题为《雄鹰》：
高岩独立对空蒙，
天地风云入望中；
自有双肩生双翼，
翱翔万里任西东。
我一直把此条幅挂在鲁院我的办公室墙上，直到退休离开鲁院时才取下，也一直把它作为对我的一种鞭策。
1987年夏天，解放军出版社邀请我们一行到旅顺对他们社出版的一部军旅作家李占恒的作品《中尉们的婚事》进行研讨，实际上是以此为由，给我们提供一次短期疗养的机会。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唐达成、谢永旺、雷达、邓刚、黄国柱、朱晖、丁临一和我等军内外的作家、评论家近20人之众。我们住在原旅顺大旅社里，原来为张学良的姑母住处；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从天津把溥仪弄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溥仪到达旅顺时也曾住在此处。我和达成、永旺被安排在张学良姑姑住过的“绣楼”里，由于我的呼噜打得有点小名气，谢永旺不愿意和我同屋，于是他和达成同住“秘书房”，我却住进原来应由达成住的主人房。在旅顺的十来天中，我们除了研讨作品外，还参加过打靶、参观潜水艇、在巡洋舰的甲板上阅览海军士兵、乘军舰出海巡游、出席军乐团的音乐会、到大连达理夫妇家做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十余天中我和唐达成可以放松地聊天，还一同到喜欢文学的海军基地司令员家做客，过得十分愉快。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旅顺同游同乐的情景恍若眼前。
1989年夏天那场政治风波过后，唐达成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家赋闲。位于安定门桥头之隅一座二十层高楼中的唐府似有一点“门前冷落鞍马稀”之状了。唐达成住在虎坊桥时，我曾有事去过他家一次，似乎是谈第二届茅奖评奖的事，具体的细节也已忘记；达成乔迁安定门新居后，正是握有作协大权之时，一时间，登门之客络绎不绝，我没什么事绝不去凑什么热闹，我一不求官、二不求他办什么事。可他现在退下来了，门庭冷落了，我就常抽空去他家聊聊天。他感慨说，原来踢破他家门槛并同居一楼的一些人，怕同他沾连，也不登门了，颇有点世态炎凉的感慨。我不仅视他为原来的老领导，更视之为老朋友，到他家聊聊很正常。但有时也拉他一起去写字，挣点小钱，例如1996年夏天就曾拉他同汪曾祺一起到某大型国企做客。一方面下基层了解国企改革情况，一方面为人家写字画画，人家待之甚殷，还送点润笔的小红包，汪老和达成高兴得很。当然，有时也给他拉点活干，诸如为一些业余作者的书题签、作序，等等，做这些事能挣点小钱无非为家中餐盘添点“光彩”，但更重要的是扶植刚刚起步的文学新人。90年代的前五年，我经常跑唐府，干的就是这些事，一来二往，达成同我之间更亲密也更随意了。有时我跨进他家门，他还开玩笑说“财神爷”来了！那些年，达成似乎也适应了这种赋闲的生活，身体好起来，脸色红润，精神焕发，不仅书法大有长进，还学起画国画来。1991年夏天，我和汪曾祺、林斤澜、王蒙夫妇、谢永旺、童庆炳、韩静霆夫妇一行应邀到黑龙江牡丹江参加一次文学活动，顺便可以游镜泊湖。他本来也想同我们一起去，可是由于他还担任着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委员，要开会，不能成行。我为达成适应赋闲生活感到高兴。
1997年的春夏之交，唐达成应邀参加蜀南竹海笔会，会后同何士光夫妇等一行顺江东下，到了安徽。鲁彦周同志热情接待：先请他游了九华山，然后到黄山之下的屯溪，住在安徽省公安厅与新加坡合办的美丽园大酒店里，游皖南、登黄山。恰逢我由安徽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陪同参加《警探》杂志主办的黄山笔会，住在同一家酒店里准备携子飞深圳转珠海看病疗养，于是有时同他们一行会合一起活动。有一天，他们一行到绩溪参观胡适故居，当地党政部门自然热情接待。晚上回到酒店晚餐之后，绩溪县委县政府马上派人来索字。于是，达成又连夜铺开毛毡和文房四宝写起各种规格的书法作品来，从8点多一直忙到深夜近12点，仍未写完。我在一旁观看助阵，看到他极端疲劳之状，于是也奉命帮他写了几件。翌日清晨吃过早餐，达成即作别回京。不日，我也携子飞深圳转赴珠海。几月后，待我回到北京，就听说达成重病的消息。原来，5月中旬他从绩溪回到北京后，感到身体不适，入院一查，发现是肺癌，于是当即手术治疗。只听说术后采取了中西各种办法，病情虽略为隐退，但为了保证休息和不被感染，拒访。于是我只好写了一封信表示慰问。自黄山下一别，再也没见到达成，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1998年末，文友们集资在北京国际饭店为张光年同志庆祝85岁寿辰，还见到达成用珠笔写成的“寿”字作为光年的寿礼。此后，就一直未听到他的消息。越年春天，竟听到他辞世的噩耗。呜呼，一代英才，文坛栋梁，我辈良友，年仅70，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这怎能不让我肝肠寸断呢！巧得很，他和唐因，都正好是71岁这一年辞世！
2012年7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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