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杂忆之四

    我的故乡云霄县县城云陵镇北门附近有一座山，叫望安山。此山虽不高，却是小县城的文脉所在。古早时，山之南麓有一座吴侍郎墓，墓前不远处还建有其享堂，此处曾被视为小镇的一处文物古迹。我国古代的许多朝代，中央政府机构大多设六部，侍郎为六部之副职，即今之副部级也。吴侍郎在明清时代云霄籍的官僚中，可以说是高官之一，故有那么气派的坟墓和享堂。可惜，此墓毁于“文革”之中。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云霄高级中学成立，选址于望安山；1953年，云霄高中与云霄初中合并成立福建省云霄中学，亦选址于望安山。我就是于1953年夏天毕业于云霄初中而考进云霄中学高中部的。云霄有了完中，又调县教育科长李晓山出任校长，算是有了新的气象。李晓山其人，值得记上一笔。他是一位马来西亚归侨，30年代曾就读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毕业后回到马来西亚，加入马共，在马来西亚丛林里打游击，大陆解放前夕被马来西亚当局驱逐出境，回到祖国适逢解放，曾任漳州新华书店经理，后调任云霄教育科科长，云霄中学成立时又调任该校校长。1956年夏我从云霄中学毕业考进复旦大学后听说他调国务院侨办，两年后又听说他回到漳州，曾长期担任龙溪师范学校校长，退休前曾任地区体委主任，20世纪80年代病故于漳州。

    李晓山任校长的三年间，云霄中学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别的且不说，他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注重课内外结合，培养了一批好苗子，输送到各高校名校，为国家造就了一批各种各样的中高级人才。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他用很大的力量抓课外活动。我当时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在李校长的支持下，创办了校级的黑板报和墙报，一为周报，一为月刊，我均出任主编。这一报一刊坚持办了几年，对学校的宣传工作有所帮助，也让我的写作编辑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李校长的支持下，我们还成立了校话剧团，利用假期排练了多幕剧《激战前夜》，由我执导，不仅在校内演出，还到县里公演。此剧系军旅作家王军所作；王军原是解放军驻某海岛连队的指导员，业余创作，多幕剧《激战前夜》发表后，调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还把此剧改编为电影，易名《海滨激战》，因为是反特悬疑片，一时相当红火。我20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后，还曾与他邂逅于京城，并来往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此后未见其新作面世。此后我有相当一段时间热衷于话剧创作，在复旦就读时，曾参与复旦话剧团的多幕剧《三代毕业生》的创作，并为执笔者；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后，还写过一个独幕剧《钟声》，曾排练公演过。在云霄高中就读的三年间，我们不仅定期编辑出版黑板报、墙报，排演话剧，还组织或举办演讲比赛、朗诵活动等文艺活动，更难忘的是有一年暑假，李校长还带领我们到乌山老革命根据地采风。几天时间，我们走遍乌山的角角落落，不仅参观了有纪念意义的遗址和景点，还搜集了不少当年闹革命时流传下来的革命歌谣。后来考上复旦后，我还把当年在乌山搜集的革命歌谣20余首交给民间文学研究专家赵景深教授。这些活动，都让我得到很好的锻炼，并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决心。

    当然，更重要的锻炼还是在读书和写作方面。在读高中的三年间，我除了完成课业和参加课外活动之外，尽量多读书，以扩大视野，积累知识。校图书室管理员郭老师常把新书、好书留下通知我去借阅，我也把家里给的生活费用节约一部分用于购书。几年下来，几部古典文学名著除《红楼梦》外，都通读了；当时流行的新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与当代长篇小说新作如《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风云初记》等都找来读了。写作方面，由于初三时有一篇作文被老师评了高分，并被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受到很大的鼓励，激发了写作热情，不仅在课堂上写好作文，还给省内的报纸投稿。开始时只发点豆腐块大的消息，到了1955年上半年，也就是我高二下学期，《厦门日报》副刊发了我的第一篇可以称为作品的文字，题为《进城》，1500多字，占了小报三分之一的版面。这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记得校内的阅报栏和城里闹市阅报栏张贴发表我作品的报纸时，我有事没事都要到阅报栏前看一眼。

    正因为文学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又如此满足一个文学少年的虚荣心，故高三填写志愿时，我毅然拒绝父亲让我学医的建议，而选择文学之路。在我高中语文老师陈嘉音先生的建议下，报考大学的所有志愿都填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因为当年他在福建学院听过章靳以先生的课，而章靳以先生此时正在复旦教书。可是，当我1956年秋考进复旦时，靳以先生正好离开复旦调到上海作协工作。因此，我虽在复旦没有遇到章靳以先生，却走上了朝思暮想的文学道路。

    回首60余年来走过的文学道路，总是忘不了我文学梦开始的地方。故乡的望安山啊！我忘不了你，但只能在梦中常常亲近你！

    2018年6月1日于北京亚运村之望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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