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部分地解除了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枷锁，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商品输出锐减，资本投资大大减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充分利用这一短暂的时机蓬勃发展起来。据估计，1912——1920年，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在棉纺、面粉、缫丝、卷烟、火柴、电力、水泥、矿冶等行业的年平均发展速度分别为17.4%、22.8%、3.5%、36.7%、12.3%、11.9%、8.0%和9.0%。棉纺织业是这一时期发展比较迅速的行业之一。当时的棉纺织业“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能获得意外的厚利。”和当时国内许多民族工业一样，大生集团此时走上了它的颠峰。截至1921年，大生一厂的资本增加到2,500,000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到11,619,155两；大生二厂的资本增加到1,194,390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到5,016,714两。源源而来的大量利润，刺激了张謇等人扩张实业的热情。1914年张謇出任农工商总长以后，就在海门常乐镇开始创建大生三厂，并且拟定了建立四厂于四杨坝、五厂于天生港、六厂于东台、七厂于如皋、八厂于南通江家桥、九厂于吴淞的庞大计划。六厂于1919年开始筹建，但不久流产。八厂则于1920年开始筹建。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四个厂，资本总额共达770余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余台，实力已经相当可观。为了适应大生企业扩充资金的需要，他们从1918年开始筹办淮海银行。为了适应大生公司的运输需要，他们又陆续筹建大达轮船公司、南通大储栈等好几个项目。其中以大达公司最有成绩，先后自置江轮7艘，代管大储栈驳轮2艘及广祥轮船1艘，开通沪扬、沪海两条航线。
此外，张謇等人还创办（或协助创办）了大昌纸厂、通燧火柴厂，以及许多服务性的企业单位为了适应南通实业发展的需要，张謇还积极推进南通公共交通事业，到1927年时，南通的公路通车里程达到406公里，占江苏省的52.6%，约占全国的12.7%。
同一时期，张謇投资的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由于大生各厂对于棉花的需要量日益扩大，所以张謇等人从1913年开始掀起一个兴办盐垦公司的热潮。到1920年为止，他在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这片濒临黄海的200余英里的冲积平原上，先后投资了70多个盐垦公司，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万元。现今盐城的大丰、射阳两县即为当时大生资本集团的下属盐垦公司转化而来。
1920年前后，张謇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大生资本集团在1921年全盛时期资本总额达2480余万两，成为长江三角洲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在巨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下，张謇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新、新都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等职，成为中国实业界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被公认为“东南实业领袖”。
但随后情形急转直下。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列强纷纷卷土重来，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接着1921年淮河流域由于连续两月大雨，洪水泛滥，江苏受灾惨重，造成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涨；1922年爆发的直奉战争，使大生主要产品——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使本来已处于困境之中的大生资本集团更是雪上加霜。从1922年起，大生集团连年亏损。1924年，大生一厂由南通债权人张得记、顺康等九家钱庄组织的维持会接办；1925年，由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的银行团清算接办大生各厂，张謇仅保持了名义上的董事长的职位。此时，张謇已是一位72岁高龄的老人了，在这样的打击下，其心情之痛苦、抑郁，可想而知。
由于身体日衰，事业受挫，张謇在70岁以后，开始营建别墅亭榭，读书吟咏其间，领略田园风光，希望能借此摆脱烦恼。但是，一生为家事、国事、天下事操劳的他又怎能静心享受山水田园之美与宁静呢？1926年夏天，天气燥热异常，73岁高龄的张謇身体消耗极大，家人劝他到狼山西边的梅垞避暑，可他仍然记挂着许多事情。6月23日，张謇冒着暑气江风，仔细察看了10多里江堤，分析了坍江的规律，找出了险段，筹集挡浪保坍的石料，这就是张謇临终前最后惦记的事情。
从8月1日起，张謇开始遍体发烧，但次日清晨他还坚持偕同工程师视察江堤，规划保坍工程。7日，病情严重，开始请医生进行治疗。21日以后，病情危急。24日中午，这位为发展教育和实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謇是带着遗憾走的，大生集团的破产，宏伟计划的空置，都使他无法安息于九泉。但张謇给予后人的已经很多，对南通、对中国的贡献已经很大。毛泽东曾肯定地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当代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回首历史，我们当然极容易得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想走所谓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能有100个或1000个或更多的像张謇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会怎么样呢？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当我们在思考历史上的人和事件的价值时，却又不能不假设。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重温恩格斯的这段名言，回首张謇的人生历程，如果我们还仅简单地说：“实业救国是空想。”那显然是就是大错特错了。胡适说：“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评价张謇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的传记的。”胡适的话是精彩的，但远未能概括张謇全部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怎样走出象牙塔，服务于社会、报效国家这一特殊方面。张謇的品德、言论、行为中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思考和认真汲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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