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记者出身的人不同，解玺璋总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出其不意的文字。他有着来自实践的经验，那些感受撕碎了既成的概念，自然和学院派不在一个逻辑的套路里。过去我们讨论现代知识人的生活，往往只留意象牙塔里的文人，那些介于知识精英与大众间的报人、出版家的言与行，被忽视的时候居多。这些人在文化史里承担着特殊的使命，提供的话题有书斋里没有的复杂性。以象牙塔的方式想象历史，总会遗漏一些存在，解玺璋的劳作，其实是想颠覆一般文学史家和新闻史家的单一思维的。
面对张恨水这样的历史人物，解玺璋要做的不仅是还原其生存场域，还有对于远去的时代的注解。这就有了多维的空间，书中流溢出不同的声色，可以让人驻足深思的地方甚多。世人对张恨水的印象是个多产的小说家，其作品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解玺璋不仅还原了小说家的风采，有趣的是，更关注他作为报人的人生。从新闻工作者的沧桑里看一个时代的变迁，所看到的不仅是民国文化的蛛丝马迹，还可以看出政治之影何以在一个时代里搅动了读者的心绪。我们后来文化转变的内因外果，在本书中都做了有趣的说明。
张恨水是个可以被不断叙述的多色调的报人。他的作品在民间的反应之强，能够从彼时的读者群之众看出一二，报业的空间拓展也留下了令人思考的话题。五四以后，对于急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亲历者事后的叙述往往以选择性遗漏的方式凸显自己强调的某一方面价值的重要，许多不关涉派系价值的群体渐渐成为被忽略的存在。新文学史的作者对于旧派小说家的漠视，多少说明了这一点。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五四新文学是具有先锋意味的存在，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我们看最初的新文学史，是不太描述五四新文化参与者之外的作家群体的。张恨水这类作家曾被划入落伍的行列，原因是其与“鸳鸯蝴蝶派”渊源甚深。其实通俗小说家有许多学问很好，包天笑、周瘦鹃都是不错的翻译家，张爱玲小说底色也是属于那个群落的，市井中的万种风情，摇曳着人性的气息，反射着世间的明暗。贴着市井写作，好处是身临其境，有反观自身的镜像意味，读者觉得与自己不隔；弊处是不能有佛眼一般的穿透力，目光停留在风景内部，呈现的图像扁平，这是周作人、茅盾那些新文学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们细看张恨水的书，情况也非新文学倡导者描述的那么简单，他的讽刺风格、所描绘出的都市与乡村景致，自有别人没有的妙处，有的甚至有与左翼作家相近的效应。那些非意识形态的语言背后的民间规则和情绪，更带有本真意味，能为一般大众所欣然接受。这是精英文人办不到的事情，更让人有一种亲近之感。早期新文学没有很好整合这种经验，后来出现的赵树理、孙犁这些作家才渐渐意识到此点，但因为左翼话语的巨大的覆盖性，人们反而不太聚焦类似的存在了。
我看这一本书，喜欢作者史家笔法后的济世情怀，文人趣味是被节制的，作者的理性深藏其间，不是为了写传记而写传记，文字背后的存在大于人物本身，甚至是一种跨时代的思考与追问。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应有自己生长的空间。作者努力克服自己的知识局限与趣味局限，对于不同类型的人与事，给予很大的同情和宽容，而对窄化思想空间的民国政治生态的描述，带有富于学术意味的沉思。众多感性的画面、无数琐碎的生活片段，都无法遮拦作者穿越时代的思考。这追思之迹编织出历史的魔幻图景，流出我们未曾见到的精神河流，它冲刷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感到一个消失的存在留下的余温。
因了自己也是记者出身，作者对民国报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环境、文章之道有别人少有的敏感，新闻生产中复杂程序牵涉的时代花絮也联翩而至。故事性、思想性和深藏的诗性，引读者行走在颠簸的旧路，回看逝去岁月中的云起云落。其间不乏会心之语，从浩瀚资料里提炼出的细节，令人过目不忘者殊多。笔触停止的地方，回响着意犹未尽之余音，拽我们到历史的深处考问那些隐秘的存在。传记作品做到了此点，自然有别人所没有的分量。我们的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用意，细细品尝还是可以体察到的。
新文化运动以前，文坛是通俗作家的天下，百姓对于章回小说、都市言情作品颇为欢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不满意于大众的俗气，要在文本里植进自己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借诗文而来，遂有了不凡气象。但大众喜欢的通俗文学不是这样，超越于意识形态的社会风景里的恩怨情仇，才体现人间的本色。所以，尽管新文学轰轰烈烈，大众化的通俗文学依然颇有市场，那些市井里的风声雨声，所传递出的，在消遣之味外，亦有凡俗间悟道者的性灵。百姓于此所获，当比得之于先锋文人诗文者不差。
以张恨水为例，可以体察报人的许多甘苦。为大众写作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那些文本背后的忧世之思，其实有着传统文人的情怀。解玺璋强调张恨水的报人价值，也就将其精神品位放置于知识人批判性的层面，说是为其翻案也并非不对。报人与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的社会属性何在，书中都有所交代。而只有理解了作为报人的张恨水，才能知晓作为通俗小说家的张恨水的意义，这是解玺璋给我们的一个惊奇。而他在书中隐含的情感，因了自己的叙述的对象的特殊性，而有了特别的意味。
报人的民间性与通俗小说的世俗性，保存了与底层人对话的广阔空间。其思想的飘忽也非浅薄，而通俗的审美亦有奇处。作者发现民国报人偏于左倾的居多，那些报人笔下的作品自然也多了批判的意义。精英文人的价值是思想的越界性，但过度的排他意识也可能导致他们精神的狭窄化。无党派报人和通俗文学有时流于浅薄，但其包容性和世俗性避免了思维的极端走向。可惜我们过去很少这样思考问题。解玺璋注意到报人文本的价值，看到了张恨水写作的特殊意义，对民间知识群落有中肯的评价。他解析文本，看重的是其内蕴的丰富与否，这些在先锋文人看来陈旧的存在，在其眼中却带着人性常恒的闪光。它消解了某些功利之用，衣食住行中，百姓之道存焉。只有了解大众文化史的人，方能深悟此道。
二十多年前，我与解玺璋在同一个报社工作，我们的单位的前身恰是张恨水工作过的新民报社。报社的资料库有许多民国报刊的资料，张恨水的旧书亦有多种。那时候常翻这些资料的只有李辉、解玺璋等少数人，他们留意历史的枝枝叶叶，遂有了不少的收获。解玺璋早年喜欢梁启超，后来关注张恨水，这里未尝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即借助历史里被湮灭的存在，寻找知识阶层曾有的亮度。这些遗存不仅在一般的左翼文人那里被遗忘，连五四后的一般自由主义文人也渐渐远离他们。但在解玺璋看来，这些被精英文人漠视的报人、作家，并非没有温度和智性的旧式才子，而是中国文化里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在单一文化逻辑的背后拥有着生命的厚度和精神的宽度，而社会生态离开这样的存在会出现精神的偏执。恰是这样的人与文，填补了世俗社会精神空白。那个广阔的存在具有精神的各种可能，这个空间的渐渐消失，带来的问题显然不可忽视。
我印象中解玺璋是一个峻急、果敢的社会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有许多风暴般的走笔，精神在紧张里流溢着奇妙的光泽。但他自己研究的对象，却是另一种非激进的人物和历史，这使他的写作具有了一种弹性。他没有被淹没在自造的精神之影里，其思想在不同于己身的时空里，得以不断生长，而写作的意义，也随之凸显出来。
读了《张恨水传》，不仅发现了传主曲折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窥见了解玺璋内心隐藏最深的部分，那是他对于自己旧梦的一种代偿。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我觉得会有许多人喜爱这本书，它的价值，将在今后日趋明晰地显现出来。今天的书籍没有灵魂者多多，独创性的书写便显得难能可贵。作为作者的老友，能为本书写点什么，真的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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