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和哪些日本人有过深深的交往，我们已不太知道了。他晚年在上海时，身边较亲的，就有多位东瀛客人，像增田涉、山本初枝、内山完造，都和其有较深的往来。我读鲁迅致他们的信，一是有感于其坦率，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二呢，是觉得他深味日本的国情，对友人多持理解的态度。鲁迅晚年的古诗，有许多是为日本友人而作，精彩的句子，在中日间广泛流传着。为理解鲁迅的世界意义，我们自然要了解日本，以及日本在先生心目中的位置，这一点，是我很感兴趣的。
在目前看到的资料里，鲁迅最早与日本人通信，是在一九二〇年。那一年，他在胡适处，看到日本的杂志《中国学》，内有青木正儿的《胡适为中心掀起文学革命》，提到了鲁迅的创作。鲁迅颇有些感慨，遂致信云：
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此处境遇，也许会更陷入讽刺和诅咒罢。
这样的文字，很像写给老友的，有倾诉的欲望。青木正儿引起鲁迅的兴趣，在于他了解鲁迅的某些精神。而那时处于初创期白话文，我们中国学界，对此还较为冷漠。与海外的学人谈谈心境，是别有滋味的罢。
我一直觉得，他对日本文化人的态度，和对中国的不同。他对中国的同行，多带警觉，而和来访的东瀛客人，则可促膝而谈。晚年的鲁迅，除了和自己的弟子萧红、萧军、胡风等坦率相谈外，直诉衷肠最多心的，大概是在致日本人的信中。比如他和增田涉谈自己的苦境，与内山完造讲身体的状况，读了让人感觉到一股股暖意。一九三四年七月三十日，他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
凉快了两三天，近又转热。也只有再生一次痱子。杨梅已经完了。我很佩服增田一世的悠闲。恐怕你也不知道他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东京罢。乡间清静，也许舒服一些；但刺激少，也就做不出什么事来。不过这位先生是“哥儿”出身，没有办法的。周作人是位颇有福相的教授先生，乃周建人之兄，并非一人。我赠给增田一世的照片，照的时候也许有些疲乏，并不是由于经济，而是其他环境关系。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尤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
鲁迅在杂文中，是没有这样的笔法的，只有和亲朋在一起的时候，才发出类似的感叹。日本人在中国民众眼里，神道的东西过多，殊难理解，鲁迅却能从中看到另外一面：温和、认真、朴素等等。比如内山完造的性格，鲁迅就喜欢，和他的交谈，十分亲切。他死前最后的文字，就是写给他的。我记得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一篇《镰田诚一墓记》，很有感情，文采亦佳。镰田诚一是内山书店的店员，鲁迅举办的几次德国、俄国木刻展，均由其布置，他还照顾过鲁迅的家人。先生称其“笃行靡改，扶危济急”，评价不低。在镰田诚一身上，能见到日本普通民众可爱的一面，理解了鲁迅的这种态度，我以为也就理解了他的某些日本观。
我在先生的文字里，偶也看到过对日本有微辞的地方。那是其对日本知识界的怪习惯和军国主义的不满。日本的等级制、主奴关系，他就疏远。可日本民间的普通劳动者，就没有这些，他好像与其有许多的沟通。一九三四年，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说：
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绝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
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这样坦言以告，正是言行一致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心里，有和日本相通的地方，比如坚韧，比如自信，比如真诚。他很喜欢日本的民间艺术，那也与他自己的追求有关吧？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他写给山本初枝的信，提及了浮世绘：
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写乐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始终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还是北斋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图予以介绍，但首先按读书界目前的状况，就办不到。
浮世绘是日本的古典艺术一种，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中国画似乎接近，而神韵不同。我猜想先生一定是看中其中颇有性灵的东西，其间不和谐的美，就很有崇高感，令人喜欢。但鲁迅理解中的，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可惜他没有多说。
三十年代，有一种骂鲁迅的声音，说他与日本关系较密，有汉奸之嫌。先生对此，一笑置之，并不回击。国与国的交往，倘在官僚层面，不过是形式主义或逢场作戏，而民间往来，则是另一个问题。鲁迅之于日本，属于后者，他对日本民间的力量，颇为看重。晚年的他，几被人劝说重返日本养病，那里的景色、气候和百姓都有特别的一面，他怀念东京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一旦登上岛国，恐被特务盯梢，殊为不便。在那时的日本，左翼文人是受排击的，小林多喜二的死，就引起过世人悲愤，鲁迅还为此写过文章。百姓与百姓之间，没有区别。在那个年代的东亚，底层的民众，是有着同样的命运的。
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让人觉得有一种世间难得的情感。在中日交恶的时候，他对是非的判断，依然清醒，没有小家之气。在大处上说，他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小处看呢，还是以民为本。他眼里的各国百姓，是有相近的东西的。这东西，正是彼此相知的基础。我几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不知怎么，常常想起鲁迅的话，觉得应和那里的人们，促膝谈谈，以知道我们的同类，如何生活。虽然只是匆匆一瞥，所谈无非文学艺术、文物古董之类，也会受益匪浅，这样的交流，在中日民间，还是太少。现在想来，是因为彼此的隔膜过深，不知道这样的隔膜，还会持续多久。
据说中日间的交往，比过去频繁多了。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商业往来和政事互问，而文化的深交，却显得有限。现在的中国人，知道几部日本的当代小说呢？而日本民众，对当下的中国艺术，也知之甚少吧？由此看来，和鲁迅那代人比，在某些方面，我们是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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