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幽默的二重逻辑错位律——歪理也要歪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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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上面分析了许多阻碍人们进入幽默境界的因素,例如思路不灵活、心态不自由、实用、理性、太拘泥等等,都是从反面说明幽默不应该怎么样;但更关键的是,幽默应该怎么样。不说明幽默应该怎么样,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幽默不该怎么样。

    这就好比你要追捕一个逃犯,人家光跟你说,此人长得不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说了一大堆却没有交代他究竟长得什么样,不从正面追踪其特点,那还是很难抓住的。

    一、敢不敢冒犯逻辑的基本规则

    科学的理性逻辑,最起码、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思路要统一,不能转移论题,这在逻辑学上叫做同一律。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不能既是A,又是B,这样就违反了矛盾律;不能既是A,又是非A,这样就违反了排中律。不管矛盾律还是排中律,都是为了保证同一律的贯彻到底,不让概念转移。如果转移了,在逻辑上就叫作“偷换概念”。我跟你讨论打狗的方案,你不能转移到骂鸡上去。只有在无法讲理的情况下,为了照顾面子或者为了不把事情弄僵,人们才能有限地容忍“顾左右而言他”。顾左右而言他,违反了最基本的形式逻辑规范。在生活中,如果不遵守这个规范,人们之间就无法对话,更没法讲道理。藐视同一律,商务和行政管理活动就无法进行。特别是在法律和政策条文、外交文件中,一个词的内涵的转移所导致的理解误差,可能造成很大的纠纷、损失,甚至灾难。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为积累科学研究成果,对每一个基本概念、术语都要下定义。

    不遵循理性思维的规律,人类的文明将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把理性的规律硬加到人们情感的活动中,也可能导致人类情感的枯竭和文学艺术的退化,当然,幽默也就难以存在了。

    一条逻辑贯穿到底的一元化思路,有科学发明和理性创造的价值,但却没有交流感情的幽默价值;而幽默逻辑没有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却有交流情感的价值。

    对于这种现象,弗洛伊德在《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作过解释,他说:成年人都有一点厌倦社会所要求的严格的思维逻辑和理性的道德规范,他们想暂时从这种紧张中逃脱一下,因而人们就不是考究实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所有这些都是从幽默心理学出发的,但是幽默心理学至今仍然缺乏实验基础,其猜想性往往大于实证性,因而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幽默显然是不够的。

    二、既非一元的,亦非二元的,而是二重复合逻辑

    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讲过的幽默是传达感情而不是表达理性的这样一种心理学论断。问题在于传达感情并不是幽默特有的功能,抒情诗也能传达感情。中外许多幽默理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都卡了壳。每逢讲到幽默本身的特征时,常常就没有多少话说了。如果幽默有它的逻辑特征,为什么不从幽默逻辑学的角度去分析它的特殊规律呢?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楚一些,我们还是从一个最浅显的故事开始,作为我们逻辑分析的起点。

    在一个小学课堂里,数学老师宣布,今天讲减法。为了便于让学生理解,她采取了从感性入手的办法,她说:“如果你哥哥有四个苹果,你拿走了三个,结果怎样?”许多学生都回答:“还有一个。”老师很满意。但是有个学生高叫了一声:“我被哥哥狠揍了一顿。”大家很开心地笑了起来。

    四个苹果减去三个苹果,还剩下一个,这很符合科学逻辑,但它并不逗笑。四个苹果减去三个的结果是被哥哥狠揍了一顿,这不符合科学逻辑,但是很好笑,而且有一点幽默感。

    这就给了我们以下启示:第一,幽默的逻辑和通常我们熟知的理性逻辑不同,理性逻辑以逻辑的一元化为特点,严格遵循逻辑的同一律,即概念不得含混,不得转移,不得偷换。这个教师本来讲的是数学,不能转移到哥哥和弟弟的关系上去。对于不明确的概念要下定义使之明确、稳定,数学逻辑才能一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幽默逻辑离开了数学逻辑,不一贯了根本不合逻辑。第二,如果光是不合逻辑,也不好笑,因为一切数学的错误都只是错误,并不好笑。第三,这个学生也有他的逻辑,哥哥有四个苹果,没有征得哥哥的同意,弟弟擅自拿走了三个,当然要引起哥哥的情绪膨胀,甚至野性爆发。擅拿苹果的原因,产生了动武的结果,很符合逻辑上的充足理由律。第四,光有这样的因果关系,你拿走他的东西,他就揍你,这只是激化对抗,明显与幽默无缘。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和另一个因果关系(四个苹果减去三个苹果等于一个苹果)两者相互独立,各不相干,这样的情况,叫做二元逻辑,这也没有任何幽默感。第五,这个学生的回答之所以有一点幽默感是因为这里两条思路、两种逻辑被一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发生了交错。在这里,“结果”这个概念就是两条逻辑的交错点。

    老师说的是哥哥有四个苹果,你拿走三个“结果”怎样,而不是说“等于”多少。她如说“等于”多少,那么一元化的理性逻辑,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只剩一个。可是老师说的是“结果怎样”,这里就有两种可能,也许是数量的减少,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结果”这个概念的含糊性相对于“等于”这个概念来说是不够明确的,但正是这种含混也就有利于概念的被偷换,逻辑自然地转移。

    由于老师是在上数学课,不言而喻的是指数量关系,所以多数学生和老师都在期待一种数量关系变化的一元逻辑。而当一个小学生做出被哥哥揍了一顿的答案时,这种一元逻辑的期待落空了。如果光是一元逻辑落空,还是没有什么幽默意味,但是在这个期待落空了以后,他们又发现这种落空的一元逻辑在另一种逻辑上又落实了。因为从人际关系来说,弟弟拿了哥哥的苹果而挨了打,这样的因果性是很自然的,正是由于这两种逻辑在“结果怎样”这一点上交错了,才产生期待的落空和意外顿悟的统一。这样的逻辑特点就不是一元化的,但也不是二元化的(二元化就互相没有关系了),而是二重复合的。下面是一则小故事:

    某烤羊肉串的被调去当火葬工,没几天便被开除了,因为他每次都会问死者家属:你们想烤几分熟?

    这里的关键就是烤字,烤羊肉用火,火葬也用火,第一重逻辑是通顺的。第二重逻辑:把烤羊肉的问话用到火葬上来,从讲话的人来看,是职业习惯使然。但是,把烤羊肉和人的火葬混为一谈,又极其不伦不类。二者逻辑“错位”了,构成了幽默感。

    三、“错位”得离奇,巧合得精致

    “错位”逻辑的心理冲击力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律性:一是两条思路错开的幅度越大,失落感越强;二是思路转移越是自然,越是隐蔽,顿悟的惊喜就越是强烈。

    通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别人讲错了话,人们不外两种反应方式。第一,一本正经地向对方指出。这种方式,从理论上讲无可指责,但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不适合,效果也不一定太好。第二,故作不知,看着或帮着人家掩饰过去。这种方法也不理想,可在许多场合下不得不如此。但是,如果与对方有分歧而不加指出,就有损自己的利益。这时最理想的方法就是不动声色地把对方的思路引导致荒谬。导致荒谬本来是一般逻辑反驳的方法。幽默是通过逻辑“错位”导致荒谬。一般的导致荒谬的方法是一条逻辑演绎,而幽默则是二重逻辑交错的。

    在福建师大的一次演讲比赛中,有一位演讲者讲到他当了寝室的室长以后,要发动同寝室的同学搞卫生,但有些调皮的同学很懒,拒绝扫地板,理由是他们住在上铺,每天上上下下,已经吃亏了,他们提出:“住下铺的扫地板,住上铺的扫天花板。”事实上,天花板一年才扫一次。这种似乎平等的要求,掩盖着不平等的荒唐。这位室长很聪明,表面上顺着他们,实际上用导致荒谬逻辑错位的方法去调侃他们,他说:

    那很好,扫地板的走地板,扫天花板的走天花板。

    这位室长的成功不但在于他导出的结论荒谬,而且还在于他两条逻辑的推理模式巧合,那就是他从对方的“住下铺的扫地板,住上铺的扫天花板”这一思维模式中导出“扫地板的走地板,扫天花板的走天花板”的结论。这么一来,就从“扫天花板”的现实性“错位”到“走天花板”的荒谬性上去了。幽默之不同于滑稽,主要在于深长的意味,而是否有深长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逻辑“错位”的幅度和推理模式精致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模式交织着扭曲和巧合、惊异和惊喜。美国独立初期,法律规定要有30美元才能当选议员,这实际上是把穷人排斥在外了。当时的革命家富兰克林反对这个规定,他用了逻辑“错位”的方法,从那看来神圣的法律中引申出荒谬的结论来。他说:

    要想当上议员,得有30美元。我用30美元买一头驴,那么我就可以当议员了。一年之后,我的驴死了,那我就不能当下去了。请问:这究竟是谁当议员呢?是我,还是驴?

    富兰克林用了两个假定。第一,30美元等于一头驴。这是逻辑错位的起点,其中一重被隐藏着:30美元本来也可以等于一只天鹅或者一群鸽子,但是天鹅和鸽子并不蠢,因而很难有荒谬感。富兰克林的幽默就在于把驴与神圣庄严的法律扯在一起,虽然在理性逻辑上犯了无类比附的错误,但却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第二,他又很自由地假设驴子死去。这样一分一合,逻辑错了位,美元和议员的关系变成了驴子和议员的关系。这既是大幅度错位,让人十分意外,又是十分巧合的。一方面在表层逻辑上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在深层上又是契合的。

    由此可见,幽默的“错位”逻辑也不是任意的,也有它的严密性。这种逻辑错位的严密性,在一条思路上它越是巧合,和另一条思路的荒谬反差越大。换句话说,错位得越离奇,巧合得越精致,幽默感就越强。从学术上来说,康德和叔本华都注意到了内容歪曲的不一致方面,而忽略了模式上的巧合。

    四、期待的落空和意外的落实——幽默的二重逻辑“错位”律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就研究过笑,并且说过以下一段在西方喜剧美学史上相当经典的话:“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对于这些东西自身,悟性是不会有任何愉快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正是这一对于悟性绝不愉快的转化却间接地在一瞬间极欢跃地引起欢快之感。”康德的这一著名定义带有西方古典美学常有的心理学色彩,其核心是由于期待落空(或者译为“虚无”)而突然产生的意外的惊奇。康德指出,期待的落空是由于荒谬,也就是不合惯常的理性(或智性)。如果合乎理性,期待就不会落空了,也就不会笑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并不能使我们发笑;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是由于不幸,以致假发全都愁白了”,我们自然就会被逗笑。康德的“期待——落空”理论的背后,还有一个游戏的原则。如果不是假定的游戏,则不是错误就是欺骗。康德说:“被欺骗的期待怎能享乐?”而错误只能造成“自己比这个无知的人更聪明些”的感觉,也不会导致笑的爆发。

    康德的这个定义有它的深刻之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分清游戏性的笑与非游戏性的笑。一个人正在走路,由于没有看到脚下的坑,跌倒了。人们本来期待着他平安地走下去,可是期待落空了,如果他跌得不是太重,人们(包括他自己)就会笑起来。或者一个人正在演说,很起劲,可突然打了一个喷嚏;一个中学生走向黑板去做练习,突然停下来说鞋子里面有一块小石头……这些都可以使我们引起期待的落空而笑,然而,这些对于行为主体而言,都不是游戏。

    康德在理论上把游戏性与非游戏性混为一谈,但是在实际上,他论述的重点却是游戏性的。康德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印度人在苏拉特(印度地名)一个英国人的筵席上看见一个坛子打开时,啤酒化为泡沫喷出,待英国人问他有何可惊讶之时,他指着酒坛说:“我并不是惊讶那些泡沫是怎样出来的,而是怎样进去的。”这很可能是印度人的少见多怪,而不是故作蠢言。

    因为康德研究的只是笑,因而没有特别注意到假定性的游戏和现实生活中的意外之分。而今天,当我们拿它来研究幽默的笑时,就不可能不感到其局限了。首先就是,它不能划清滑稽的笑与幽默的笑之间的区别。其次,从方法上说,仅限于心理哲学的阐述,缺乏逻辑的实证性,而对于幽默作家或演员来说,则缺乏可操作性。

    与康德不同,柏格森从个性心灵被歪曲这个角度得出结论说:“笑产生于‘镶在活的东西上的机械的东西’。”也就是在活生生的社会,活生生的人的言语、动作中看到“造作的东西,刻板的东西”,表现出某种“僵硬,它和内在生命不相调和”,就有“潜在的滑稽的因素”。在柏格森看来,这并不一定与期待落空有关,有时恰恰相反,如果一个演说者的思想丰富,变幻多端,毫无重复,而他的动作“却周期性地重复着,而且毫无变化”,如果“我”“注意到这个动作”,“等待这个动作产生,而它果然在我预期的时刻出现,那我就要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在这里,柏格森强调的不是期待的落空,而是期待的“落实”引发了笑。

    两位大师在结论上互相矛盾,但在抽象思辨,执著于演绎而缺乏多方面(包括正反)实证上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是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当成一条思路、当成一元逻辑运作的结果,而忽略了幽默的逻辑是二重复合逻辑的“错位”所致。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逻辑的中断、失落;柏格森强调了一元逻辑的落实,活生生的内容与机械动作的不一致;叔本华则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正因为这些大师的权威,“不一致”理论仍然是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核心,也正是这种单一逻辑束缚了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发展。

    幽默的笑,不仅仅是由于单一逻辑的不一致导致期待的落空。落空只是按一条思路或逻辑的惯性,道理暂时讲不通了,可是如果就在这条思路落空之时,另一条思路或逻辑又冒了出来,道理又讲通了,或者说又落实了,这时的笑就提高了层次,就很幽默了。这种落空与落实的交替说明:幽默逻辑与通常的理性逻辑不同,它不是一元逻辑,而是二重复合逻辑。这种二重逻辑的交错,违反了理性逻辑的基本要求——概念和思路的一贯性(或者“同一律”)。康德、叔本华和柏格森都注意到了内容歪曲的不一致的方面,却忽略了模式上的巧合。

    五、模式上的密合与内容上的悖谬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幽默逻辑“错位”的严密,是形式上的严密,在内容上是不能讲究严密的,哪怕它是荒谬的,只要在模式这一点上讲得通,其他方面再大的矛盾都可忽略不计。

    运用这种方法,关键不在于导致荒谬的程度,而在于二重“错位”模式密合的程度。

    有个阿凡提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脚夫在一家客店吃了一只鸡,店主人后来要他百倍地偿还,理由是鸡能生蛋,蛋能孵鸡。这自然是一种歪理,内容上绝对荒诞:蛋固然能孵鸡,但煮熟了的母鸡就不能生蛋,即使别的鸡生了蛋,要孵小鸡,还要人工、饲料,要许多成本。这种推理不但内容荒诞,而且混乱。如果运用幽默技巧反驳:第一,不能直接从内容上去纠正对方;第二,不能从形式上去指出对方的漏洞,恰恰相反,要把对方片面的逻辑模式接过来,成为自己推理的模式。阿凡提就是这样做的,他自告奋勇替脚夫打官司。

    到了那天,阿凡提故意迟到,法官追问原因,阿凡提说:“我明天就要种麦子,可是我的麦种还没有炒呢。”法官骂他疯了。他说:“既然炒熟的麦种不能种,难道吞下肚的鸡还能下蛋吗?”阿凡提的成功在于:抓住对方的话头,不管它多么荒谬,多么不合事实,都不去反驳,而是顺着它的逻辑模式往下推,设计出一个与对方模式相同的荒唐结果来。

    我在《幽默谈吐的自我训练》一书中,曾经说过幽默与逻辑荒谬成正比,这只讲了一个方面,现在看来要发展一下,应该说幽默与逻辑错位的幅度和“错位”模式巧合的严密度成正比。

    对于一般作家来说,在一条逻辑线上导致荒谬,让逻辑离开本来的思路并不太难,难的是在错位之后又让两种逻辑的模式在“错位”点上严密地巧合起来。二重逻辑,顾名思义,我们常把它当成两回事,但是在幽默中它是一回事,关键是在一个交叉点上会合了两个方面。有这样一幅外国漫画:父亲在房间里吹气球,把每一个都吹得圆鼓鼓的,在房间里飘浮着,吹到最后一个时,已经筋疲力尽,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还是吹。从一元逻辑的惯性来说,想象这样做的后果,无非是吹完了,他趴下了,满脸通红,得了心脏病。这有点怪异,但还不够荒谬。如果说,他把肚肠都吹出来了,这就够夸张的了,但是不够幽默,太残酷了。按照大幅度的逻辑错位和精致的逻辑模式巧合的原理,外国漫画发展出这样的后果:他肚子里的气都吹完了,成了真空,而饱和的气球里的气压大,就自动倒回他肚子里,他自己变成了个气球,在屋子里飘浮了起来。这就幽默了。

    这里不仅是逻辑上的荒谬,气球不管吹得多鼓,肚子不管多瘪,气都不可能倒回肚子里去,从这一点来说,气倒流回肚子里是荒谬逻辑。但是光有单方面的扭曲还不能构成幽默,还得有个巧合。气倒流回来把肚子变成了气球,人在房间里飘浮起来。这个肚子的形状、功能和气球的形状、功能巧合了,也就是非常偶然地、非常意外地重合了。这个巧合和前面的逻辑荒谬是同样重要的。没有这个巧合就不可能形成“错位”逻辑的启发与冲击,对读者的刺激量就不够,幽默的潜在量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会受到窒息。因此,善于幽默的作家一般都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就是要逻辑尽可能地歪,另一方面是到最后却要尽可能地正,尽可能在逻辑“错位”模式上密合,而不管内容有多悖谬,都能歪打正着。

    当然,并不是说这样的思路错位是唯一的,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真正的艺术家能在别人已经发现过“错位”的地方,发现新的“错位”。

    逻辑错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它从一条逻辑向另一条逻辑过渡时,不能是公开的,公开了就不免粗糙、有悖幽默之精致了。它应该是隐蔽的,没有这种隐蔽的过渡,幽默的逻辑错位就不可能构成,读者的心理预期就不会失落,微笑中的顿悟也就无从寄寓,幽默感也就不会产生。有一部喜剧电影叫作《意大利的草帽》,说是有一顶草帽被马吃掉了,要买到同样的草帽非常困难,人们就不惜代价去弄,每当快要到手时,草帽总是不翼而飞,主角和配角东奔西颠的,都失败了。后来却偶然地在客人的礼物中发现了一顶相同的草帽,总算解决了问题。

    这个结尾得力于草帽的巧合,这也可以说是模式吻合,不过这个模式是一个道具,正是这个道具成了情节的动因和结果。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草帽已不是原来的草帽。如果草帽就是原来那顶,原封不动,模式巧合变成了重合,也就更能促使惊奇和惊喜的自然会合。

    契诃夫有一篇短篇小说《艺术品》和这个模式类似,其情节核心是一个道具——裸女花瓶。有个卖古董的老太太,孩子得了一种疑难病症,被一个医生治好了。老太太感恩图报,正好收购到一只裸女形体的花瓶,十分精致,便拿去送给了医生。医生自然很喜欢,但考虑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看见不雅观,便转送给一位当律师的朋友。这位律师也感到在客人面前有伤风化,又送给了一个演员朋友。这位演员也不敢放在客厅里,就把它卖给了古董店,店主恰恰就是那位老太太。老太太觉得与她原来送给医生的那一只乃天生的一对,送给医生,岂非锦上添花。当她的儿子把花瓶送到医生面前时,医生却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裸女花瓶的逻辑“错位”结构比之意大利的草帽更为严密,原因不仅仅是巧合,而且是重合,因而幽默感更强了。

    这是一个规律:模式的重合胜于巧合。

    所以,在幽默方法中有一种方法叫作歪打正着,起初是越打越歪,可是只要模式严密巧合,甚至到重合的程度,就变成了越歪越正。

    六、提炼严密的错位模式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了解幽默的一般原理,而是驾驭幽默的“错位”模式。两条思路各自独立存在,这是二元逻辑的天然状态,不用人们去伤脑筋,但是要把两条思路弄到一起来却很难,难在如何找到一个严密的交错模式。

    西方有一则幽默故事说:一位总统觉得他的演讲特别重要,要求电视台把他的演讲插在最精彩的节目之中。讲完以后,他问有关人士,听众对他的反应如何。有关人士答:“非常满意,人们说如果没有总统的演说,大家就都没有机会上厕所了。”

    这里的“非常满意”就是两条思路的交错点。不仅仅是巧合,而且是重合,它接通了两种思维的走向。第一种,对总统的演说无限赞赏。第二种,对总统演说前的精彩节目特别欣赏,连上厕所都舍不得去,同时又是对总统演说的极端贬低,只有在总统演说插入,导致精彩电视节目中断时,才舍得去厕所轻松一下。

    这个故事比小学生做算术的故事更幽默一些,因为其在逻辑结构上更紧凑,在“非常满意”中包含非常不满意的暗示,一方面落空和另一方面落实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瞬间的同一词语。“非常满意”比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小学生做算术的“结果怎样”引申出“挨了一顿揍”更严密,因为这是一种重合,而不仅仅是巧合,因而内涵也更丰富。总统演说的好处(提供上厕所的机会)同时也是坏处(人们根本不愿意听),在那短暂的一刹那,读者或听者的思路就经历了落空的困惑和落实的顿悟双重冲击,这种逻辑交错逆行的情感和智慧的冲击力,本来就比单纯逻辑的要强,何况又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

    这里有着相当普遍的规律:那就是,越是把两条思路压缩在接近的甚至相同的词语中,幽默的意味就越是深长,最好是那种几乎是合二为一的。例如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有一次遇到他的一个朋友带着一位女郎,说是刚刚订婚,康德表示惊讶,那个朋友说:“你惊讶我的选择吗?”

    康德说:“我惊讶的是她的选择。”

    同样说是“惊讶……选择”,但是恰恰包含完全相反的指向和意味:本来是那男士自以为屈尊了,可是同样的词语被康德重复了一下,就变成这位男士高攀了。

    七、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转化

    幽默之妙,就妙在两条思路一齐共处在同一个词语或同样一个事物之中。不过在叙述的开始,作者强调了一条思路,尽可能地吸引听者或读者的注意力,同时又尽可能地隐蔽另一条思路,让它不引起注意,甚至让它成为第二条思路的背景材料,或者是看来可有可无的道具;而最后让那被淡化的思路突然冒出来,使全部情节得到一种新的解释,而原来那占据注意中心的思路倒很自然地被推向注意力的边缘,成为不起眼的背景。如果可以把第一条思路叫作“显性逻辑”的话,那么第二条思路则可以叫作“隐性逻辑”。到了结尾,则恰恰相反,隐性逻辑变成了显性逻辑,而显性逻辑变成了隐性逻辑。美国得克萨斯州理工大学的麦克费教授在他写的《幽默及其来源和发展》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原子能工厂的工人经常推着一辆手推车经过门卫的面前。这个工人总是说,车子里除了细木刨花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门卫则威胁说如果他再不老实交代偷了什么东西,他就会被列入有偷窃行为嫌疑的名单,遭到监视。最后,这个工人不得不承认他一直偷的就是手推车。

    这个笑话之所以有味道就是因为第二条思路——隐性逻辑(偷手推车)埋伏得很好,它冒出来取代了中心思路——显性逻辑(偷的可能是藏在刨花下面的什么东西),并且过渡很自然。读者和听者在接受这两条逻辑线索的对调时,不但一点也不感到勉强,而且体会到一种快感,也就笑得很自在;如果不是这样,第二条思路不是很自然、很巧妙地埋伏在原来的思路之中,就显得很粗糙,因而也就谈不上幽默感了。

    侯宝林、郭启儒在相声《醉鬼》中,说醉鬼倒在马路上,自行车来了,劝他起来躲躲,他不躲;汽车来了,又劝他,他还是不躲;消防车来了,人家不劝他,他却躲了。

    这里有两重逻辑:一重是显性的醉鬼逻辑,自行车来了,汽车来了,他都不躲,因为他醉了,就不知道危险了;第二重是隐性的,根据显性逻辑推断,以为消防车来了,他同样不躲,然而他却躲了。这时,本来是潜在的另一种逻辑冒出来了:消防车不像一般车那样压了人要偿命;他再不让,如果被压死了,就不幽默了,不好玩了。让他主动爬起来,说明这个家伙根本不是真正的醉,而是装醉,本来显性的逻辑变成隐性的,而本来隐性的逻辑变成显性的,这么一“错位”,就幽默了。

    这正可以说明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而不是各自独立的。

    八、阿Q转移了思路为什么不幽默

    鲁迅的《阿Q正传》描写阿Q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时,他常不拘泥于一条思路,时时冒出另一条思路来。但是阿Q毫无幽默感,原因是阿Q的第二条思路不是事先有意埋伏在那里,然后巧妙地浮现到表层上来的,而是临时拉来欺骗自己的。这不是二重复合的错位逻辑,而是二元逻辑。比如,他的头上有癞疮疤,他过分强的自尊心使得他忌讳人家说“癞”,推而广之与之有关的“光”、“亮”、“灯”、“烛”等都不能容忍。在估量了对手之后,“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但总是吃亏的时候多,后来就改为“怒目而视”,然而还是阻止不了人家嘲弄他,以后每逢有人故意谈到他的头很亮,如保险灯时,他没有办法,只好转移思路: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虽然阿Q在不遵守同一律、任意转移思路方面和幽默的“错位”逻辑有某种共同性,但是这不是幽默。这是因为:第一,阿Q的思路并非自由转移,而是被迫转移,被迫忍受屈辱;第二,幽默者是明知其虚幻而故弄玄虚,阿Q却是认真的,不是玩笑,不是和对方交流情感,而是自我麻醉;第三,最重要的是阿Q的逻辑结构是互相独立的,而不是统一在一个错位的二重逻辑之中,隐性逻辑并未事先埋伏,事后取代显性逻辑,因而不具备幽默逻辑的“错位”功能。

    与阿Q的逻辑相近的是强词夺理的逻辑,也就是根本不讲逻辑,连一重逻辑都不讲。例如《狼和小羊》中狼的逻辑,他要吃小羊,起初说小羊把水弄脏了,小羊说,狼在上游,自己在下游,不可能弄脏狼要喝的水。狼就转移思路,说去年小羊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小羊说,去年自己还没有生下来。狼在理屈词穷之后,说:“说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妈妈,反正都一样。”这也是一种转移思路,但和阿Q一样,也是二元逻辑。狼后来的思路不是事先埋伏好的隐性逻辑,也没有通过“错位”逻辑的模式交错,自然地和原来的思路结合在一起,而是生硬地强加于人。

    狼和阿Q说的都是歪理,都有思路的变化,但不是思路的错位,因而也就没有落空与落实、困惑与顿悟的转化,不论在结构上、功能上都与幽默无缘。

    九、康德关于笑的定义和相声艺人的“理儿不歪,笑不来”

    康德说的“笑产生于紧张的期待的落空而造成的感情爆发”是不周密的。紧张期待的落空,并不一定导致笑的爆发,有时可能是哭,是愤怒。例如:球迷看足球比赛,本来期待自己国家的球队胜利,结果却输了,于是感情爆发,输了的球队队员当场就哭了,球迷也可能大打出手。报纸上还报道过,有一个球迷发了神经,把老婆扔出窗外去了。这就太不幽默了,因为思路太僵化、太不自由了。只有一条思路无论如何是幽默不起来的,要幽默起码得有另外一条思路包含在同一动作中。例如,才把老婆扔出手,就后悔了,赶紧趁老婆没有落地的时候,跑出去把她接住。

    两条逻辑线索一交错,就有了幽默的味道。康德的定义讲的是笑,已经不完善了,用来解释幽默,更显得捉襟见肘。在我看来,从幽默心理学观点来看,幽默的笑是产生于期待的失落和意外的落实或者顿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幽默逻辑的特殊规律:它包含着显性和隐性两条逻辑的交错。显性逻辑引起了期待的失落(或困惑);而向隐性逻辑隐秘转移,却获得了意外的落实或顿悟。这两方面的内涵“不一致”导致怪异,便有了情不自禁的笑,这种笑由于与顿悟或新的发现结合在一起,在不一致中又有某种一致,笑起来就不是肤浅的,而是意味深长的了。

    我国相声艺人曾经总结过一条经验叫作“理儿不歪,笑不来”。康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而我国艺人则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二者相得益彰。康德是说期待的失落,为什么会失落呢?我国相声艺人回答说,因为理歪了。那么理是怎样歪的呢?他们没有回答。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逻辑被错开了,显性逻辑被隐性逻辑篡夺了(我把这种现象叫作“错位”)。因而光有失落,即使笑了,也不一定是幽默;只有在另一条逻辑上顿悟了,把失落(不一致)和顿悟(一致)在两条逻辑的交叉点上暂时统一起来,这时才有幽默的笑。

    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杜聿明被介绍给他。翻译告诉这位英国元帅,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将军,蒙哥马利问杜聿明那时有多少士兵,杜聿明回答说100万。英国元帅奇怪了,有100万兵不该被打败。杜聿明这时和他幽默起来,说:“阁下不知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有200万。”这不符合事实,当时解放军只有60万—70万。他解释说:“我手下的人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原来的思路是被打败以前的人数,这虽然没有讲明,但是双方心照不宣。可杜聿明就利用这句没有讲出来的话,把思路转移到打败以后对方有多少人。当时蒙哥马利愣了一下,这说明因为“不一致”,原来的逻辑预期失落了,可不久就笑了起来,这是因为他在另一条思路引导下又一致了,获得了顿悟:原来杜聿明全军覆没了,他手下的人几乎全都投降了。

    这句话是后来意会的,可是早已潜藏在杜聿明前面的歪理中,或者说是在错位逻辑之中。蒙哥马利的思路曾经在杜聿明留下的逻辑错位中困惑,可是立即就在转移了的思路中又会合在一起,他们的微笑就是会心的了。

    幽默研究之难在于:第一,囿于西方权威的心理学定势;第二,即使是从逻辑学出发,也往往不得要领,原因是总以理性逻辑的框框去套,不由自主地以理性逻辑的一元化(同一律)去抹杀幽默逻辑的二重复合性,因而就看不出幽默逻辑的“错位”规律。上个世纪,一个研究幽默的学者提出幽默的结构:悬念—渲染—顿悟—发现。这其实是一般情节结构形态,从推理小说到言情、武侠小说都是如此。从逻辑上看,也是从原因到结果的一元结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因果(所谓“结”和“解”)的翻版。用来解释一般的文学作品的情节都不太合适,因为它并没有分清理性的因果性和情感,也就是审美因果性的巨大差异,用来解释幽默就更加外行,连起码的错位现象都没有涉及。理性逻辑的权威长期统治,使得许多理论家产生了自卑感,因而我国的幽默研究一直在幽默的大门外徘徊。不从一元理性逻辑的思维当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抓住幽默的特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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