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海军已经化为乌有，陆军又一蹶不振，赤手空拳，怎么打仗？除了答应德国要求外，别无办法。但胶州湾在中俄密约中，已租给俄国，这次又转租给德国人，俄使自然不乐意，急忙诘问总署。总署无言可答，好像哑巴吃黄连，说不尽的苦楚。多亏李伯爷一张老脸出去抵挡，将胶州湾一处换成旅顺、大连湾两处，租期为二十五年，允准俄国建筑炮台，并延长西伯利亚路线，通过满洲，以旅顺为终点，这件事才算了结。
总署人员因已与俄、德商洽妥当，刚想休息几天，饮酒看戏、狎妓斗牌，不料英使又来了一个照会，说：“德国租了胶州湾，俄国租了旅顺、大连湾，为什么我国却没有租借地？难道贵国不记得从前的约章里有‘利益均沾’四字吗？”总署不好驳斥，只得仍请李伯爷与英使商议。英使要求租借威海卫，并要拓宽九龙司的租界。九龙司在广东海口，《北京和约》中清廷将九龙司划割出来，租给英国。英国人屡次想拓宽租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此次他便趁机要挟清政府。李鸿章允许拓宽英国九龙租界，但拒绝出租威海卫。两人争论多时，英使拍案说：“贵国为什么将旅顺、大连湾租给俄国，胶州湾租给德国？俄、德占据这几个地方，储兵蓄械，一旦发兵南下，就会侵占长江。长江一带可是我国通商的势力圈，如果被他们侵占，那还了得！我国要求租借威海卫，是用来防备他们南来，并不是我国硬要租借这块地。”李鸿章还要辩驳，英使愤怒地站起来说：“你如果能要回旅顺、大连湾、胶州湾三地，我国不但不租借威海卫，连九龙司也奉还中国。如果你们不能，那就不要这么固执！”说完，碧眼突然睁大，卷曲的胡须倒竖，一副就要开战的样子。李鸿章无可奈何，只得唯唯听命。威海卫的租期跟租给俄国的旅顺、大连湾两处一样。并拓宽九龙司的租界，且租期跟德国租借的胶州湾一样，这都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情。
第二年，广州附近突然发生法国官兵被中国百姓杀害的事件。法国人效仿德国人，也直接将兵舰开进广州湾，然后安然占据。总理衙门料知无力挽回，便客客气气地与法使订约，将广州湾租给法国，租期跟德国租借胶州湾一样都是九十九年。
俄、德、英、法都得到了中国的良港，顿时勾起欧美各国的瓜分欲望。欧洲南面的意大利无缘无故也来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总署这次倒强硬起来，一点儿也不通融。意大利国顾全友谊，没有硬逼。朝廷里的大臣因各国纷纷前来索要港口，于是上奏说不如由自己开放所有港口，索性让各国通商，还可以让他们彼此牵制，免得他们又对我国有别的企图。朝廷随即将直隶省的秦皇岛、江苏省的吴淞口、福建省的三都澳全部开放。各国见海湾港口已被全部开放，再没有什么可索要的了，这才罢休。
自此以后，中国的衰败已暴露无遗，朝野排外的气焰消尽，且渐渐形成媚外的风气。外国侨民日益猖獗，华民一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官府总是不论曲直袒护外国人。郁极思奋，愤极思通，中国从此是非更多。
光绪帝亲政已经数年，这几年内又是丧师又是失地，一言难尽。光绪帝很不舒服，暗想中国衰弱到此，非赶紧变法不可。只是朝臣大多守旧，一些顽固的官员怕变法以后自己的禄位保不住，因此千方百计阻止变法，并私下贿赂李莲英，托他在太后前极力周旋，让太后阻止皇上变法。太后因中日一役，皇帝没听她的话，轻易与日本开战，弄得六旬万寿的盛典半途取消，不免怀恨在心；又经宠监李莲英从旁煽风点火，便与皇帝暗生嫌隙。只是外有恭亲王弈，再次出任军机大臣，老成稳练；内有慈禧的妹妹醇亲王福晋，暗中调停，所以宫闱里面还没有出现让人意外的变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亲王得了心肺病，病情逐日加重，太后多次与光绪帝前去探病，又令御医诊治，但始终不见效。四月初，恭亲王病死府中，太后特降懿旨，赐谥为“忠”，允许恭亲王入祀贤良祠，并令恭亲王的孙子溥伟袭位。光绪帝也随之附上一道谕旨，令群臣效法恭亲王竭尽忠诚。但天下事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醇亲王福晋身患重病，药石无灵，竟也与世长辞。慈禧不免有些伤心，光绪帝尤为悲恸，外失贤辅，内丧慈母，从此光绪帝逐渐势孤，朝廷内外再没有一个关心他的亲人。
当时军机处有四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礼亲王世铎，一个是刑部尚书刚毅，一个是礼部尚书廖寿丰，一个是户部尚书翁同龢。这四个军机大臣里面，刚毅最顽固，翁同龢则坚持维新。刚毅在刑部时，与诸司员闲谈，聊到舜王爷身边的刑部尚书皋陶大夫，“陶”应该读作“遥”，他却仍读“陶”的本音；每次遇到案牍中的“瘐毙”两字，他总会提笔将“瘐”字改为“瘦”字，并且呵斥司员目不识丁。进入军机处后，一次审阅四川奏报剿办番夷的奏折，里面有“追奔逐北”一词，他连说四川总督糊涂，并立即拟写奏章，请皇帝斥责四川总督。刚巧翁同龢在旁边，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追奔逐北’一词，一定是‘逐奔追比’四字的误写。”翁同龢茫然不解。他又说：“人人夸你有文才，为什么你连这个词都悟不出来？逆贼奔逃，我军追上前去捕捉他们，速度一定比他们快，这样才能追回逆贼之前所劫掠的财物，所以一定是追比才对。如果照逐北来解释，难道逃奔的逆夷不会往东、西、南三面窜逃，一定要往北逃吗？”翁同龢不愕然禁失笑，勉强忍住，给他解释“追奔逐北”这个词是怎么演化而来的。他听后仍是摇头不信，只是不再上奏罢了。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皇帝五岁时，翁同龢便入宫授课。他是江苏省常熟县人，江苏是近世人文荟萃的地方，翁同龢又学问渊博，将迂腐愚蠢的满员视作俗人，满员因此与翁同龢产生隔阂。光绪二十年，翁同龢弹劾军机大臣孙毓汶，光绪帝随即罢斥孙毓汶等人，并将翁同龢补入军机。同时补入的还有李鸿藻、潘祖荫二人。李鸿藻是直隶人，与同治帝的师傅徐桐交好，两人都是北派领袖，向来主张守旧。潘祖荫也是江苏人，与翁同龢交好，两人都是南派的翘楚，向来主张维新。两派都在军机处做事，互争势力。守旧派联结太后，维新派联结皇帝。于是李党、翁党后来分别被称为后党、帝党。后党诨名又叫老母班，帝党诨名又叫小孩班。
光绪二十三年，潘、李都已病故，徐桐失了一个臂助，忙去结交刚毅、荣禄等人。刚毅与翁同龢本没有什么仇怨，只不过刚毅满脑子的满汉观念，脑中时有十二字秘诀。是哪十二字？就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十二字。无论什么汉人，他都排斥。荣禄因翁同龢曾揭发他的私事，所以暗地怀恨。徐桐与他勾结到一起，顽固派的势力越加牢固。翁师傅这边孤危得很，恭亲王在时因看重他的学问，对他另眼相待。恭王亲一死，他单靠一个师傅的名望，有什么用处？况且光绪皇帝表面上亲政，实际上事事受太后的压制。还有那狐假虎威的李莲英，常跟光绪帝唱对台戏，在中间搬弄是非。李莲英本是宫监，他最擅长迎合，但为什么只是奉承太后，不奉承光绪帝？原来这其中也有原因。
李莲英有个妹妹，长得漂亮，又聪明伶俐，并认得几个字。李莲英得宠以后，将妹妹带进宫里，慈禧见她秀气伶俐，极力夸赞她。伺候了太后几个月，慈禧对她越来越满意，宠幸她更胜过李莲英，常叫她大姑娘。每天吃饭时，都让她坐在身边伺候，连慈禧的亲妹妹都没有受过这种优待。但李莲英将妹妹带到宫中，不单是希望妹妹得到太后的宠爱，他还想用妹妹的姿色来蛊惑皇上，指望妹妹被选作妃嫔，将来生下个皇子，做慈禧太后第二，自己的后半生就会比前半生威荣数倍。因此光绪帝入园向慈禧请安时，李莲英的妹妹起初还遵照哥哥的吩咐向皇上大献殷勤，眉挑目逗，故弄风骚。偏偏这如痴如呆的光绪帝对着这种柔情，好像守着佛教的清规戒律一般，眼、耳、鼻、舌全无知觉，任凭她怎么美艳，怎么挑逗，总是没有一点反应。惹得美人儿十分懊恼，后来皇帝入园，她索性一眼都不理睬。光绪帝这才窥透她的心肠，暗想李莲英如此阴险，不可不防，于是也渐渐疏远李莲英。
李莲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时常到太后面前诬陷光绪帝。慈禧起初倒也明白，遇到皇上前来请安，便劝他要宽待下人。后来经李莲英兄妹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慈禧越来越厌恶光绪帝。太后回宫，皇帝必须在宫门外跪接，稍有迟误，慈禧就心生不满。如果皇帝到颐和园去探望太后，也不能直接进入她的居所，必须跪在门外，等候她的传见。李莲英又定下一条新规，不论是谁，要见太后就必须得先给红包，连皇上也不例外。外面还以为皇上怎么尊贵，谁知光绪帝反而处处受这样的恶气，时间一久，不免十分愤恨。本想与人闲谈以排遣心中的苦闷，无奈内外左右都是太后的心腹，连皇后也是个女探子，专替太后监视皇帝。彷徨四顾，满腹的委屈跟谁说？只有翁师傅向来跟光绪帝关系密切，皇上还能跟他多谈一些。翁师傅见皇帝忧苦，便向皇帝保荐一个人才。他就是南海康有为先生。
当时康先生刚升任工部主事他生平，喜欢谈论变法的事情，只因官卑职小，人微言轻，没有一个人信服他。唯独翁师傅慧眼识英才，一手提拔他。光绪帝特别召见康有为，康有为陈述己见，洋洋数千言，仿佛淮阴侯坛上陈词、诸葛公隆中决策，每说一句，光绪帝都点一点头，两人谈论好久，皇帝才令他退出。自清朝开国以来，皇帝召见主事，真是二百多年来罕有的际遇。康主事深感遇到知己，一连呈上三道奏章，直地陈利弊，畅所欲言。光绪帝本有意变法，经他一连几次的奏请，自然倾心采用他的建议。随即光绪于二十四年四月中，接连降旨，设学堂、裁冗员，改武科制度、开经济特科，又降下一道决意变法的谕旨。
这道圣旨颁发之前，光绪帝也预备一招，先去颐和园禀白太后，太后不曾阻挠，但是说：“变法的确要紧，但不得违背祖制，不得有损满洲权势，这样才可以施行。”又说：“翁同龢断不可靠，应趁早将他罢职。”光绪帝领命而出，随即一意施行新政，特别设立勤政殿，用来商讨政要。常召康主事密议，起草的圣旨大多出自康有为之手。康有为还向皇帝推荐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如内阁候补侍郎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说他们学识渊博，可以委以重任。光绪帝便分别赏他们四品卿衔，令他们在军机章京处做事。康有为的徒弟梁启超及胞弟康广仁也被康主事引荐。因他们不曾出仕，一时还不能提拔，只好先录用他们，然后再缓缓拔擢。但这群维新党人之前都资历卑微、声望微薄，一旦被委以重任，满廷的大员无不侧目。并且早上变一种制度，下午更新一道制令，所有改革事宜都需要礼部的核议，弄得礼部人员每天忙乱不堪。礼部尚书怀塔布是太后的表亲，许应是太后平日信任的人，两人向来主张守旧，见到这些变革手续，愤懑不已，恨不得将维新党人立刻撵出去。因此一切新政条文到了礼部衙门时，都被暗中搁置。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两人与康有为等人很投机，于是上奏参劾许应，说他阻挠新政的施行。光绪帝看过奏章大为震怒，本想立即将许应革职，但碍着太后的面子，便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许应骙立即上奏辩驳，并弹劾康有为，说他勾结朋党，蛊惑人心，混淆国事，应立即将他斥逐回籍。光绪帝看到许应的复奏，尽揭康有为的短处，心中很不舒服。过了几天，御史文悌又上奏说“宋伯鲁、杨深秀二人欺君罔上，如果不将二人罢斥，必会导致两宫失和。”顿时惹得皇帝大怒，斥责文悌恶意乱政、挑动党争，将他革职。
文悌忙求怀塔布前往颐和园乞救。太后没有搭理，但强迫光绪帝迅速罢免翁同龢。光绪帝没有办法，只得让翁同龢离职回籍。第二天，太后特降谕旨，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令他在军机处做事。光绪帝又不能不答应。暗中一打探，才知道是怀塔布向太后告状所致，于是也愤恨地降下一道谕旨，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及侍郎堃岫、徐会澧、溥、曾广汉六人革职。守旧党一看到这道圣旨，吓得失魂落魄，急忙到颐和园找太后。太后表面上从容不迫，谈笑自若，暗地里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
还有一个自不量力的王照，陆续上奏，先是请求剪发易服，继而请求皇帝奉太后游历日本。这样的奏牍，守旧党闻所未闻。最重要的一点，触犯了李莲英。原来维新党人认为要想实行新政，就必须先除掉太监。光绪帝憎恨李莲英已久，正想借机开刀，逼得李莲英走投无路，带着娇滴滴的妹妹向太后哭诉，磕下无数个响头。太后当下与李莲英密议，定下一个秘计，并秘密透露给荣禄。荣禄随即上奏，请皇帝奉太后前往天津阅兵。光绪帝看到这道奏章，满腹狐疑，随即到颐和园向太后禀报。太后听后十分喜欢，忙令光绪帝降旨，定于九月初五，奉太后赴津阅兵。光绪帝回宫，虽遵照太后的命令批准阅兵，但心中总是有些疑虑，随即召来一群维新人物，一起商讨。康主事进来说：“皇上这次去阅兵，一定是凶多吉少，还请皇上三思！”光绪帝连忙摇手，让他出去和众人商妥再入宫复奏。康主事退出去，与同党暗地商量，最后议定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计划先在天津督署内杀掉荣禄，然后立即调集一万多人的陆军，连夜入都，围住颐和园，将太后劫出，圈禁在西苑。商定后，康主事立即入宫密奏，光绪帝沉吟不答。在康有为的极力劝说下，光绪帝才说等天津的事定下来再说。
这时，朝廷已下令在全国设立官报局，任命康有为为上海总局总办。又设立译书局，令康有为的徒弟梁启超担任总办。康、梁因密谋大事，所以还留在京师。光绪帝听了康主事的秘计，筹划了好几天，暗想北京、天津的兵权全握在荣禄的手中，不便轻举妄动，除非任用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先夺去荣禄的兵权，否则不能成事。日思夜想，找不到这样的人才。刚巧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觐见，光绪帝听说他胆大敢为，当即召见他，先问他觉得新政怎么样，袁世凯极力赞扬。说得光绪帝不得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随即又问他：“如果令你统带军队，你会不会忠心为朕办事？”袁世凯立即磕头说：“臣定当竭力报答皇上的厚恩。只要臣还有一口气，就必定想着为皇上效命。”第二天，光绪帝就降旨，任命袁世凯为侍郎，令他专门处理练兵事宜。
守旧党见到这道谕旨，彼此猜疑，急忙去禀报太后。其实宫廷内外早已密布太后的心腹，就连康有为入宫一事，也已经有内监密报太后，只是围攻颐和园的事情，太后还不知晓。太后曾令光绪帝降旨，说凡被任命为二品以上职衔的官吏受任后，应亲自向太后谢恩，这次袁世凯被拔擢为侍郎，官位也是二品，理应前去谢恩。袁世凯到颐和园谢恩时，太后细细询问皇上召见他时两人的对话。袁世凯将与皇上的对话一字不改地禀告太后，慈禧听完说：“整顿陆军一事确实要紧，但皇帝也太匆忙了，我怀疑他别具深意，你要小心谨慎点！”袁世凯自然答应。八月初五，袁世凯请示前往天津办理练兵事宜，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他，用尽方法摆脱太后安插在身边的耳目。大殿已古旧黑暗，晨光微微透入殿宇。光绪帝坐在龙座上，低声将密谋和盘托出，令袁世凯一到天津就立即去督署内捉杀荣禄，随即带兵入都劫持太后。等事情全部办妥，立即授任直隶总督，千万不得有误！袁世凯唯唯听命。临行时光绪帝给他一支小箭，作为执行任务的凭证。袁世凯立即坐头班火车出京。光绪帝还以为用对人了，此事定是十拿九稳，不料下午五点钟，荣禄竟乘专车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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