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京中马上有各种各样的谣言，盛传两宫又要出宫西行。有一个汪凤池御史竟信以为真，当即呈上一本奏章，阻止西巡。太后看完，不禁大怒，说：“日俄战事，我国坚持中立，京城内外也都派有重兵把守，我为什么要西巡？”随即对庆王弈劻说：“速叫军机处拟旨，以后如果还有谁敢谣言惑众，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将他们全部缉捕归案！”庆王唯唯遵令，自然照办。
过了一年，日俄战事还没有平息，中国也没有遭遇什么危险，只不过朝廷将各省官职裁并了好几处，兴办京师大学堂，施行了好几款新政。又派商约大臣吕海寰与葡萄牙订立二十条商约，派大臣张德彝与英国订立十五条保护两国工商的章程。但驻藏大臣有泰却来发来紧急电报，称英国将领荣赫鹏入藏，与藏官私自订约，请朝廷速与英国交涉。于是外务部又要有一些事情要忙。
原来，日俄还没交战的时候，俄国人曾南下觊觎西藏，密派人员联络达赖，想让他亲俄排英。达赖被使者说动，于是暗地里抵触英国人。光绪十九年，清参将何长荣与英国大使保尔订立《藏印条约》，允许英国人在亚东通商。亚东在西藏南部边境，毗连印度。此约订立后，英国人想从印度入境，到西藏通商。达赖偏跟他们作对，万般阻挠，英商不免吃了些苦头。只因俄国人暗中袒护西藏，英国政府也不便发难。等到日俄开战，英国政府乘机谋取西藏，令印度总督派大将荣赫鹏率兵深入。荣赫鹏随即带着近两万名士兵长驱北向，攻入藏境。
藏民哪里是纪律森严的英将的对手？英军从江孜由西向北进攻，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等杀到了拉萨，这位主持佛教的达赖喇嘛早已闻风而逃，逃到库伦去了。达赖一逃，城中的藏民便失去主心骨。多亏噶尔丹寺的长老壮着胆出来迎接英军，与英将讲和。英将荣赫鹏随即趁势恫吓，逼他订约，长老不得不同意。签约后，驻藏大臣有泰才探悉实情，立即致电清廷。清廷外务部茫无头绪，尚书、侍郎商议半天，才回复有泰，令他就近与英将商议。
有泰本是个糊涂人，英、藏开战的时候，他不曾想办法劝解，等到和约都已经签订，木已成舟，他还有什么能力去挽回？况且英将荣赫鹏已奏凯回去，他又与谁商议？有泰召来噶尔丹寺长，让他把此前订立的密约写出来，然后将和约内容上报清廷，并说达赖贻误战机，擅离职守，应当革去封号。
清廷知道他也是个没用的人物，便没去理会他的奏请，只令外务部讨论条约的利害关系。侍郎唐绍仪向来喜欢研究外交，随即指出条约暗含的利害关系。其中有一条定的最狠：没有经过英国的允许，任何国家不得干预西藏及西藏的事务。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款条约分明是把西藏全境占夺了去，中国哪儿还有管辖权呢？外务部的官吏当即据实上奏，并保荐唐绍仪为全权大臣，赴藏改约。唐使到达西藏后，照会英国，英国派使者前来协商，商谈了好几年，英国使者始终不肯退一步。直到三十二年，英国才承认中国有西藏领土权，并允诺不吞并西藏、不干涉西藏政务，然而其他条约，英国不肯再改易。唐侍郎也无可奈何，只得将就签字。
话说回来，转眼间日、俄已交战一年，俄国的海陆军屡战屡败，日俄战争的胜负已决。这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出来调停，劝日、俄休兵息战。俄国人因鞭长莫及，不能再调兵作战，日本人因俄国到底是个强国，打下去对自己也不利，都想见机收兵。于是两国同意议和，各自派公使到美国商议。经过再三的磋商，双方订立和约。其中有几条是：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权要让给日本，俄国撤退在满洲的驻兵，承认并保全清国领土及开放门户政策，哈尔滨以南的铁路也须割让给日本，海参崴的干线应成为非军事的铁道。从此北满洲成为俄国人的势力圈，南满洲成为日本人的势力圈，名为中国的东三省，实则已归日、俄掌控了。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人士都说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好。全国的政权都归君主一人独断，叫做专制。君主只有行政权，没有立法权，一国法律须由国会中的士大夫议定，叫做立宪。日本自明治维新，改行新政，把原来的专制政体改成君主立宪，国势渐渐强盛，因此先打败清朝，接着战胜俄国；而俄国的政体还是专制，最终被日本战败。自此以后，中国人的思想言论突然发生巨大的改变，反对专制的风潮日盛一日。慈禧太后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顺应时势，与王公大臣商定粉饰的计策。于是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通过考试选拔学生出国留学，训练新军，废除枭首、凌迟等极刑，并禁止刑讯。又派载泽、绍英、戴鸿慈、徐世昌、端方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治，并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起行。临行这一天，官僚大多出城欢送，五大臣一起出发，在正阳门车站与各同僚话别。忽然听到“轰隆”一声，来了一颗炸弹，炸得满地都是硝烟，五大臣急忙避开，性命才得以保全。载泽、绍英受了些轻伤，吓得面色如土，立即折回。
这颗炸弹从哪里来的？说来话长。康、梁出逃时，设立了一个保皇会，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立志保卫皇上。又联络了许多在外游学的学生与充工贩货的侨民。其中有一个叫孙文的广东人，表字逸仙，主张改革，他与康、梁的政见不同。孙文小时候毕业于教会设立的学堂，平等、博爱的思想印入脑中，后来又在广州医学校内学习医术。学成之后，在广州住了两三年，以行医为名结识了几个有志之士，建立了一个秘密会社。随后因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便将会社改名为兴中会，自己做了会长。李鸿章还没过世时，他竟冒险到京城拜访李鸿章，与李鸿章谈了一回革命的事情。李鸿章借口年事已高将他挡回去，孙文随即回到广州凑了些钱，向外国人购买枪械，想指日起事。
事不凑巧，密谋被泄露出去，孙文急忙坐船逃到英国。粤督谭锺麟没能捉住他，得知他逃到海外后，忙致电各国公使，请他们秘密缉拿。驻英使臣龚照玙将孙文骗入使馆，然后把他囚禁起来。多亏有位曾教过他的英国教师，名叫康德利，想方设法把他救了出来。自此以后，孙会长格外小心，游遍欧美各国，结交了许多寓居海外的华人。有几个志士愿意入会，又有几个富翁愿意出资赞助。孙文住在海外，倒也不愁穿，不愁吃，只愁革命没有成功。想要回国，又怕会自投罗网，只好时常与国内的朋友通信。
广东人史坚如与孙中山是莫逆之交，他召集了几个党人，要去借两广总督德寿的头颅。不料德寿的头颅牢固得很，反而将史坚如的头颅借了去。史坚如是为革命流血的第一个志士。随后湖南人唐才常想在汉口起事，占据两湖，又被鄂督张之洞查悉，将他抓获正法。唐才常死后，广东三合会首领郑弼臣接受孙文的思想，愿听孙文的指挥，在惠州发难，结果又以失败告终。过了一年，湖南人黄兴在长沙密谋革命。不料走漏风声，黄兴逃到日本。随后他又潜回上海，邀朋友万福华一起刺杀前桂抚王之春。结果万福华被捉住，黄兴也被捕获。问官审讯时，找不出黄兴的罪证，只好将他放了。黄兴被释放后，航海东去。浙江人蔡元培、章炳麟在上海组建会社，开设报馆，鼓吹革命。四川人邹容写了一册《革命军》，江督魏光焘得知后，令上海道秘密缉拿他们。蔡元培脱逃，章、邹二人被捉住，邹容在狱中病故，章炳麟幽禁许多年后，才被释放。
光绪三十一年，朝廷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的事情，惹恼了一位叫吴樾的仁人志士。吴樾是皖北桐城人，他与五大臣毫无私仇，只因他是一个排满主义者，所以想暗杀清廷大臣。结果事情败露，吴樾身死。众人料知是革命党人，顿时京城中彼此互相戒备，几乎是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这事情闹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平静。徐世昌、绍英不愿出国，清廷只得改派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驾舰出游，自日本到美国，又转赴英、德。考察了几个国家的政治，吸收了些文明气息，于是从海外寄回一道奏折，把各国宪政大略介绍了一下，最后说请马上改行立宪政体。这奏折传达清廷，皇太后仍是迟疑不决。等到第二年七月，五大臣回国，两宫多次召见他们。他们五人畅所欲言，说得非常痛切。太后也为之动容，随即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颁发预备立宪的圣旨。
这清廷看来空前绝后的政策，其实是纸上空谈，连实行立宪的日期都没有定下来，已可见慈禧的粉饰手段了。当下派载泽等人编纂新官制度，停止征收苛捐杂税，禁止鸦片，创设政务处及编制馆等，似乎是要锐意维新了。并令庆亲王弈劻为总核大臣。这庆亲王不负重任，格外遵从谕旨，不到几天，就将京内外官制核定一新。换汤不换药的官制大略定下来后，清廷又开宪政编查馆，建资政院，中央立统计处，外省立调查局，并派汪大燮、于式枚、达寿三大臣分别赴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法。
正忙碌时，忽然传来革命党人赵声在萍乡肇乱的消息。清政府还以为宣布立宪就可以免除革命，没想到革命党仍旧横行，清廷免不了格外忧虑。随后听说萍乡已经平定，这才渐渐放心。不料御史赵启霖平白无故地参劾黑龙江署抚段芝贵以及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又惹起一件公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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