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遗嘱里竟是“处死袁世凯”五字。戊戌政变时，光绪帝曾密嘱袁世凯叫他赴天津去杀荣禄。袁世凯去后，荣禄立即进京禀报太后。太后再次出来训政，并将光绪帝终身幽禁，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你想光绪帝的心中会有多难过？能不将他恨入骨髓吗？荣禄本是太后的心腹，光绪帝还可以原谅他三分，只是老袁奉命赴津，不杀荣禄，反令荣禄当天赴京，这事怎么说都说不过去。荣禄死后，老袁又被委以重任，统辖畿内各军，权势越来越大。太后又格外宠信他，因此光绪帝愈加愤懑。生命垂危时，听说弟弟载澧已升任摄政王，料知太后年迈，风烛草霜，将来摄政王总有得志的一天，所以特地将此事托付给载澧。摄政王接受兄长的嘱托后，趁着大权在手，自然要遵照施行。无奈庆王从中阻止，只得照庆王的计划，从宽办理。那老袁也得到些风声，便借口患有足疾，想回家养伤，上奏辞官。摄政王便令他离职回籍，他当即收拾行李，径直回到项城县养伤。摄政王因老袁已去，调任端方为直督，保卫京畿。
一转眼，到了奉安的日子。这一天，车马喧闹，旌旗严整，簇拥着太皇太后的金棺，迤逦东行。摄政王载澧骑马走在大队前面。隆裕太后率领嗣皇溥仪及妃嫔等乘车在后面。两旁都是军队警吏、左右护卫，炫耀威赫的景象几乎千古无双。全队向东陵进发，东陵距京约二百六十多里，四面松柏蓊蔚，后面是一座山，与定陵相近。定陵就是咸丰帝的陵寝，从前由荣禄监督陵工修造，只东陵一穴，就花费八百万两白银，这场丧费是光绪帝的丧费的两倍多。光绪帝梓宫奉安，比慈禧早半年，那时只花费了四十五万两白银。太后奉安，花费了一百二十五万白银两。相传摄政王曾打算节省这笔奢侈的费用，因那拉族不悦，无可奈何，只得摆了一场体面，不过国库因此更是空虚得很。
隆裕太后到了东陵，下车送金棺入墓穴。忽然见旁边的山上摆着一架摄影器，几个穿着洋装的人对准新太后拍照。隆裕太后大怒，喝令迅速拿下那群外国人，侍从忙赶上去，捉住两名洋装朋友，当场审讯。两人供称是受奉直督端方的差遣，隆裕太后勃然大怒道：“好大胆的端方，敢这么无礼，我一定要重重地惩办他！”送完葬，隆裕愤愤回京，当即令摄政王将端方革职拿问。还是摄政王从旁委婉地劝说她，说：“端方已是一介老臣，还请太后宽恕他些。”于是将端方从轻发落，将他革职打回原籍，才算了案。端方被革职后，王公大臣们这才认识到隆裕的手段不亚于她的姑姑慈禧。
端方离开后，京中没发生什么大事，转眼间又到残冬。京中虽然平安，外面却很危急。英、法、日、俄诸国各自订立瓜分中国的密约。俄国人在蒙古增兵，英国人窥伺西藏，法国人觊觎云南，中国的大局危急万分，满廷亲贵还是优哉游哉，搓麻将，嫖妓女，简直就像痴聋一样。这年，各省已开设咨议局，众人议论认为应该速开国会，缩短立宪期限，才是救亡的良策；随即推举代表，齐赴京师，到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都察院置之不理，竟将请愿书搁置一边。各代表又拜访有权势的人，竭力陈请。旗籍也推举代表，加入请愿团，都察院无法再推诿，才据实上奏。朝廷降旨，因来不及筹备，暂缓再议。各代表无可奈何，只好纷纷回去，打算第二年再申请。第二天，朝鲜国被日本吞并，国王被废黜，东亚震动。各省政团商会及外国侨民纷纷推举代表，联合咨议局代表议员，再赴北京，第二次递呈请愿书，清政府仍然不答应。于是革命党人闹革命的事件越来越多。
粤人汪兆铭肄业于日本法政学校。毕业后，进入民报馆，负责报中几篇文字的撰写。这民报馆正是革命党机关，报中的言论全部都是痛责清廷，鼓吹革命。汪兆铭在此做事，显然是个革命人士。他听说载澧监国，优柔寡断，所信任的人又是一些叔侄子弟，已经愤激得很。刚巧民报馆又被日本警察干涉，禁止发行刊物，汪兆铭于是决计回国干革命事业。他想擒贼必先擒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离开日本，潜赴北京，并邀志同道合的黄树中一同到京内。黄树中在前门外琉璃厂开了一家照相馆，作为侨寓的地点。每天与汪兆铭往来奔走，暗暗布暑，幸亏没有人窥破。大约过了几个月，忽然有许多外城巡警围住照相馆，警官似虎如狼，闯入馆内，搜缉汪兆铭、黄树中。汪、黄二人，料知密谋泄露，毫不畏惧，立即随巡警出门。到了总厅，厅长问他们的姓名，二人直认不讳，总厅将他们送交民政部。民政部尚书善耆坐堂审讯，先问两人姓名，等两人实供后，随即问道：“地安门外的地雷是不是你们二人埋的？”二人马上应声说：“的确是我们埋的。”善耆又问：“你们为什么要埋地雷？”二人回答说：“专门用来轰击摄政王的。”善耆说：“你们跟摄政王有什么仇？”汪兆铭答道：“我跟摄政王没什么仇恨，只不过摄政王是满人的首领，所以我要杀他。”善耆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待你们汉人不薄，你为什么恩将仇报？”汪兆铭大笑道：“夺我土地，奴我人民，剥我膏血，已经二百多年，这都不必细说。现在强邻四逼，已有瓜分的预兆。摄政王既掌大权，理应实心为国，择贤而治，大大地振奋一新，或者还可以挽回一二。没想到他监国两年，毫无建树，全国上下请求开国会，他一直不肯答应，坐以待毙。将来覆巢之下，还有什么完卵？所以我想暗杀他。等除掉了他，再作打算。”善耆向来十分旷达，听了这话，也觉得有理，便说：“你们二人必分主谋和从犯，究竟谁是主谋？”黄树中忙说：“是我。”汪兆铭怒气冲冲地对黄树中说：“你什么时候主张过革命？你曾劝阻我不要革命，今天反来承认，替我受死，你到底什么意思？”回头对善耆说：“主谋是我汪兆铭，并非黄树中。”黄树中也说：“我是主谋，并非汪兆铭。”善耆见他们二人争死，也不禁失声说：“好壮士！好壮士！”并对二人说：“你们如果肯悔过，我可以饶你们一命。”二人齐声说：“你们满清如果肯悔过，让出政权，就算是让我去死，我也愿意。”善耆无法辩驳，令左右侍卫将二人暂时监禁起来，自己忙到摄政王府中，向摄政王透露底细。摄政王说：“地安门外是我上朝时的必经之路，他们敢在那里埋地雷，图谋不轨，要不是探悉他们的密谋，我的性命险些丧在他们手上，立即将他们严惩！”善耆说：“革命党人都不怕死。近几年对他们施行枭首剖心，已经这么严酷了，他们反而越聚越多，竟闹到京城来了。依我看来，就算将他立刻正法，其他的革命党也会前仆后继，杀也杀不完，还是暂时将他们宽大处置，令他们感激我们的恩惠，说不定还可以消除怨毒。”摄政王说：“难道就这么将汪、黄二人释放了吗？”善耆说：“这也不能，那就将他们永远监禁，免他们一死。”摄政王点头，善耆退出后，便下令将汪、黄送交法部狱中。法部尚书廷杰愤愤说：“肃王爷也太糊涂了，他们想夺我朝的权柄，却饶了他们的死罪，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命司狱官挑出一处黑狱，将汪、黄钉上镣铐，拘禁在黑狱中。
革命党听说汪、黄失败，又被清廷囚禁起来，都十分悲愤。赵声、黄兴一群首领仍打算召集众人大举进攻，先将广东夺下，据为根据地。原来广东是中国一处富饶的地方，并且交通便利，所以革命党人屡次想夺取广东，立定脚跟，渐图扩张。无奈广东总督防备得很严密，革命党一时无法下手，只好等待时机。暗中从南洋筹到二十多万两白银，购买外国制造的枪药、炸弹，因怕路中有人盘查，便专用女革命党，请她们将枪支弹药运入广州。租了房屋，藏好军械。门条上面都写某某公馆，或写着利华研究工业所，或写着学员寄宿舍。又起草好各种文书，如安民告示、保护外国人的告示、照会各国领事文、取缔满人的规章。筹备了数月，已是宣统三年，清廷这才开设资政院，赞成缩短立宪期限，降旨说以宣统五年为期，开设国会，并让民政部马上遣散国会请愿团。请愿团还想继续提些要求，谁知清廷下令驱逐，说如果他们再继续逗留，马上就将他们拿办，各代表踉跄出京。清廷的专制激起公愤，革命党认为时机已到，推举黄兴为总司令，召集革命军，约于宣统三年四月初起义。
当时粤人冯如在美国学习制造飞机，学成回国。见到总督张鸣岐后，说自己在美国学制飞机，已经学了二十多年，现在已经能单独制造飞机，并且在美国造成了一架飞机，能升高三百五十尺，载重四百余吨。这次回国，已将飞机运回来，准备试验。张督立即令冯如前往海口将飞机载回，择日试飞。这个消息一传出，轰动全粤，省城官绅商民争相先睹为快。冯如计划三月初十在燕塘试飞。到了这一天，各地来了几万人，红男绿女络绎不绝。
广州将军孚琦是荣禄的侄儿，他听说燕塘将试飞飞机，也想一开眼界，便坐着绿呢大轿，排着炫耀的仪仗队伍出城。赶到燕塘的时候，张督已经来了，两人见过面后，各自坐定。霎时间飞机升空，越飞越高，只听到众人的惊诧声、鼓噪声、谈笑声，闹成一片。不但百姓齐声喝彩，连大小文武官员也称啧啧称奇。孚琦更为高兴，只因身为将军有守城的责任，不便在城外多留，便起身向各官告辞，先行回城。刚到城门口，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孚琦忙探头一望，一颗子弹从头顶飞过。孚琦慌忙大喝道：“有革命党，快给我捉住他们！”这话一说，反而把手下的亲兵吓得四散奔逃，连轿夫也弃轿逃跑。孚琦正惊慌，那枪弹接连飞来，就算你浑身是铁，也要洞穿。弹声中止，开枪的人转身想逃走。张督等人及时赶到，将刺客截住。刺客一时没办法逃脱，子弹又没来得及装，立即被兵警擒住。这时再去看孚将军，早已鲜血淋漓，全无气息，轿子已被打得七洞八穿，玻璃窗也碎成数片。广州府府县长官及番禺县县令一面忙令轿夫抬着尸首，一面押着刺客，随张督等一同进城。张督立即令营务处审讯，刺客供称：“我叫温生财，曾在广九铁路做工，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妻小，这次行刺将军，是想为四万万同胞报仇。现在将军已被我杀了，我的义务也尽了，我愿意偿命！”问官还想揪出他的同党，温生财说：“四万万汉人就是我的同党。”问官又想问他受谁的主使，温生财说：“杀死孚琦的人是我，主使也就是我，何必多问！”问官得到供词后，便向督署请示军令。督署下令立刻用刑。
温生财死后，官员格外戒备，纷纷调兵入城。黄兴等人听到这消息，顿足不已，大呼温生财误了大事。当下秘密开会，决定提前起事。
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官员听到一些风声，防守也越来越严密。黄兴说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冒险进取，于是当天下午六点钟率领众人出发。他们先想出一个计策，让敢死团坐着轿子，径直抬入总督衙门内。看门的人还以为轿中的人是来进见总督的，不敢上前拦阻。那敢死团一闯进衙门，便乱扔炸弹，炸伤守门的兵卒头目，击毙管带金振邦。敢死团又捣进第二重门，闯入内房，没有发现总督，也没找到总督家眷。原来总督张鸣岐听到风声，早已将家眷搬到别的地方，只有自己住在署内。这天他听到衙门外面枪声大作，忙令巡捕出去打探。巡捕还没出内室，外面已报革命党杀入衙门，张总督不免心慌意乱。多亏巡捕一把扯住他，跑进楼上的房间，一开窗，正是当铺的后墙，两人立即翻出窗门，越过当铺后墙，径直窜入当铺里面。当铺里面的伙计认得张督，自然接待。张督没空安坐，急忙令伙计带他出偏门，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入水军统领府内。水军统领李准已听说督署起火，正想调兵救护，忽然军卒来报，张督微服前来。李准便忙将总督迎进花厅，刚拱手作揖，张督便要求立即发兵捉拿革命党。李准请张督暂住书室，自己忙调城内的营兵去救援督署，并亲自上马出衙。赶到督辕前，只见营兵正在和革命党酣战。革命党人气焰嚣张，枪支都是新式的，营兵似乎有点抵挡不住，李准大喝一声：“捉住革命党人者有重赏。”众兵一听有赏，争先杀敌，革命党人虽拼命死战，终究寡不敌众。有几个人中弹死了，有几个人跌倒地上被捉了去，渐渐地剩了几十人，只得向后撤退。李准带着营兵，追杀过去。到了大南门，又遇到一队革命党人，混战一场，革命党人又死了一半，四散奔逃。李准见四面都有火光，便派营兵分头缉拿逃跑的革命党人，让他们不用去管起火的地方，只要拦住要路，使党人无法逃窜，就算有功，所以革命党人无从逃脱。第二天清晨，又有一大群革命党人去夺军械局，被营兵杀退。营兵到处搜索，革命党人无路可逃，竟拥入米店，将一袋袋大米运到店口，堆积如山，挡住营兵。营兵搬不胜搬，枪弹又打不进去，正无奈时，李准下令，将汽油浇入店中，放一把火。可怜革命党人前后无路，大多被烧死。这天革命党人死了无数，城中却没损失什么。因革命党人不肯骚扰居民，见到街上有老幼妇女，便将他们扶回家；就是街中放火，也不过是摇惑军心的计策，往往自己放火后又自己灭火。到了四月初，城中已寂静无声了。那时张鸣岐已回到督署，审问那些被捉来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都是慷慨陈词，没有一个抵赖。张督将一半正法，一半收监。随后同善堂的人检点各处尸首，将他们埋葬在黄花冈。后来经革命党人自己调查，阵亡的著名首领差不多有八十九人，这八十九人里面，有七十二人葬在黄花冈。只有黄兴、赵声、胡汉民、李燮和几人逃到香港，没有被抓获。赵声大恨起义失败，最后病死，与黄花冈诸君在地下相见。这就是广州流血事件。民国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便是黄花冈七十二位烈士的祭日。
广州流血事件发生后，水军提督李准得到黄马褂的重赏。清政府也以为泰山可靠，越加放心。从此表面上立宪，暗地里却越加专制，不到几个月，又想出一个铁路国有的计策，闯出一件大大的祸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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