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名闻全国，在这方面做的是最好的。他们经营票号，却不放弃其他基业，进可以以票号获取厚利，退可以以百业固守基业。
祁县有句民谣，“旺财主’有眼力，经商不钻钱眼子”。
“旺财主”本名渠源祯，是祁县城内闻名的大商家。他继承祖业，在他的手里把渠家的商业推向事业的巅峰。他和其兄弟们开办的各种商号遍布全国，他创办的三晋源票号，一向以“稳健经营，不贪不恋”著称于世，是祁县太平三帮票号中经办最长，倒闭最迟的一家。
要说渠家创办最早的票号并不是三晋源，而是1860年（咸丰十年）在平遥县开办的百川通票庄。该庄的资本原来是渠家兄弟们凑起来的。渠源祯一家出资30万两白银。百川通自开张以后，生意一直不错，陆续吸纳了大量的存款。1902年百川通吸纳了满族官僚们的一笔300万两白银巨款，当年就获得了高额利润。年底分红，每股高达3万两白银，东家与伙计皆大欢喜。但是，分红结束后不久，渠源祯突然宣布要将自己的30万两本金全部调回，人们对此多不理解，为什么旺财主要在自己创办的票庄经营效益最好、利润最高的时候撤股呢？不过，人们都知道，渠源祯是个脾气古怪的人，经常做出一些常人预料不到的事情，所以大家议论了一阵，也就不提这回事了。
可是，没几年，人们就明显地发现，百川通票号自渠源祯撤股后，经营情况一年不如一年，很快就垮了下来。这时，大家都打心眼里佩服渠源祯的眼光。有好事者面询旺财主：何以有这样的法眼？渠源祯笑而不答。后来才经其密友透漏出他果断撤股的原因。原来，渠源祯不仅精于计算而且很重视国内政治风云变化对商业的影响。他明白：1902年，百川通的高额盈利是由于1900年西太后、光绪帝西逃时向票号借了款，回来后对票号大加赞赏换来的。更何况其直接原因是百川通吸收了满族官僚的巨款。渠源祯认定：用别人的钱来赚钱，终究不保险，更何况贵族官僚能不耍无赖？因此，他见好就收，激流勇退，免受后患。人们得知渠源祯撤股的起初原因后，对其更加尊敬和崇拜。
渠源祯经商的稳健，还表现在他窖藏白银上。辛亥革命前夕，他审时度势，急聚收缩，转入货币窖藏。各地解回总号的白银，由祁县的天源钱铺铸成元宝。和三晋源老号各建银窖一座，以备时势变化应急之用，此举却被人视为山西人保守吝啬、眼光短浅的佐证。其实，渠源祯的眼界并不狭窄，思想也比较开阔，他不仅深谙票号经营之道，而且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大事特别关注，尤其对世界各国的法律很有兴趣，颇有研究。他家早就订有上海发行的一些报纸。他读报很认真，对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化十分敏感。他对清政府软弱无能，御外不力，国势日衰的现状十分担忧；对外国侵略者则深怀仇恨。据说有一次，一个日本人路经祁县，专程去拜望他。谈话之间，那个日本人把日、俄两国在东北开战，说成是日本要为中国争权益，渠源祯听罢义愤填膺，他当场高声反驳，现在英国不也正在西藏侵割我国权益吗？日本何故不去和英国人开战呢！弄得那位日本人哑口无言。正是由于对形势的冷静分析，渠源祯才产生了窖藏存银的念头。他将经营票号赚回的一部分银子拿出来，让天源钱铺为他铸成大型元宝。先后在自己的住宅和三晋源号铺里秘密藏宝。究竟藏了多少银两，谁也说不清楚，但其后在住宅一下就挖出了300万两白银，可知渠源祯藏银之数是相当可观的。
渠源祯窖藏银两支撑了渠家的商业和票业，辛亥革命后，向阎锡山借饷30万，特别是后来，渠源祯之子渠本翘投资近代工业，赎矿办矿务局，捐款修铁路，兴办新式学校，实质上是藏银在起作用。这不能不归于渠源祯的远见啊！渠源祯此举确是深藏若虚，精气内敛，以静制动，以退为进。
现代企业管理人员也认为，退却是一种商战中的战略。松下幸之助说：“商场如战场，有进有退。不成功绝不罢休固然是真理，但敢于撤退才是伟大的将军。”
松下在自己的经营史上，也曾有过数次的撤退。这就像拳击比赛一样，收回拳是为了更好地出击。
二战以后不久，松下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缝纫机公司。起初，他觉得有办法起死回生，但由于不擅长此方面的业务，而且竞争对手林立，自感无法抗衡，便立即退了出来。当然，已经费了一番功夫，财力、物力、人力都会有些损失，但总比继续毫无希望地硬撑下去合算。
松下还有一次更大的“撤退”。1964年，松下在大型电脑制造方面投注了十几亿日元的资金，并且已经研制了样机，达到了实用化的程度。当时，日本有包括松下在内的7家公司在从事大型电脑的科研开发，而市场却远不那么乐观，继续下去，势必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松下认为，与其恶性竞争而两败俱伤，还不如早些退出来为好，于是他毅然退出竞争。后来的事实证明，松下撤退这步棋走得很正确。直到今天，家用、小型电脑长足发展了，大型电脑却比较冷清。
要做到进退有方，就必须戒贪，见到利益不能一味恋战。
比如，犹太民族虽然是个爱钱的民族，但他们却只赚自己渴望得到的钱，而不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钱。他们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总能保持足够的定力。因此，他们总是在享受金钱的快乐时，而不惟利是图。
生意经：商业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变化，无穷无尽的变化，这就需要一个商人能够洞察未来可能发生的千变万化，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如果有人拿着一两银子做了五双草鞋，虽然可以挣五两银子。但是，还算不上是个商人，更像是个农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用一两银子去挣五两绝不是商人所为，商人的经营哲学不应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民哲学，商人应当能够做到“种瓜得豆，种豆得瓜”。从这一点来看，农民一年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天运”，而对于商人来讲，更重要的成败因素是“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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