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经写诗说：“太宗尝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在这里，这位唐朝大诗人歌颂了唐太宗李世民勇于听取批评的精神。古时臣子批评皇帝原不叫批评，叫做谏诤。刘向《说苑・臣术》云：“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那时伴君如伴虎，更不要说逆龙鳞、揭疮疤了。所以，批评皇帝就得冒着死的危险。象夏之龙逢，商之比干，就是因为提意见分别被暴君桀纣杀了头，剖了心的。然而，即使在那时，人们也知道批评的重要，大凡明君贤相，也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和能够较为正确地对待批评。唐太宗李世民算得上这样一位明君。他招贤纳谏，从善如流，对“当官力争，不为面从”的尚书裴矩，不仅不恼火，还给以表扬，树立为“典型”，说是：“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魏征犯颜直谏，面折廷事，甚至毫不客气地引史批评他说：“昔议文帝却千里马，晋武帝焚雉头裘。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处汉文、晋武下乎?”更难听的是，当贞观四年李世民为了巡游而要大修洛阳乾元殿时，大臣张玄素竟然上书说他是“袭先正之弊”，“恐甚于炀帝远矣!”把他说得连亡国之君隋炀帝不知！而太宗听了，不但没有发怒，反倒赐给张玄素200匹绢帛。以奖励他的“忠直”。李世民还创造性地建立起“谏官”制度，即在朝廷里设立那么一批官员，“随宰相入阁议事”，任务就是给皇帝提意见。李世民能实现“贞观之治”，和他如此虚怀若谷、兼听广纳有着极大的关系。就是被一些史学家说得一塌糊涂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也赴颇能听取一些批评的。难能的是人家指名道姓批评她乱搞另人，她也不生气。有个叫宋敬则的就曾上书批评她找美少年，而且把“洁白美须眉”，“阳道壮伟”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活也写上了奏折。对这类批评，她不仅不认为是“恶毒攻击”，还赐给朱敬则彩百段，说是“非卿不闻此言”，居然表扬了一通。据刘向《说苑・臣术》载，春秋时的齐相晏婴，对于三年不向他提批评意见的高缭，还给予辞退免职，可见也是极为重视批评的作用的。当然，古人中也有许多不懂批评重要，不喜欢批评的人。夏桀、殷纣就是典型，谁提意见就杀谁；隋炀帝杨广更是公然宣称“我性不喜人谏”，有几位大臣，象建节尉任宗、信奉郎崔民象都因劝谏他勿游江都被先后斩首。唐太宗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这评论切中了要害。上述都是极端的典型，更多的则是象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听到批评后，当面不发作，事后搞报复，找个岔子把提意见的人收拾掉。他的大臣周衡就因为批评过他“示天下以不信”，后来为超了一天假，竟被朱元璋杀了头，临刑前这位皇帝老儿还说：“朕不信于天下，尔不信于天子！”报复之情，溢于言表。这样做的结果呢?只能是塞了言路，甚至断了言路，接着断了自己活路，由于孤家寡人而丧权亡国，桀、纣走的就是这条路。

    唐人柳宗元写过一篇《郭橐驼传》，文中讲的是栽树的方法要“顺术之天以致其性”，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我国古时候还有个“秀才遇花红”的故事；秀才见书中有“阳气者，万物生长之本也”，便将家中的花盆“移子内室，取炭生火”，才十多天，果然花现红蕾。这时，秀才琢磨：“花移温室，十日暴凿，若近火盆．五日当绽”，便把花盆挨，火盆。不料，花盆离火太近，竟把花枝烤枯了。不仅花儿未开，花蕾也完了。法国作家拉封丹曾写过一个寓言：北风和南风比赛，看谁能把行人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施展威力。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袭击，反而抛大衣裹得更紧；南风徐徐吹拂。行人顿觉温暖，便把大衣脱掉了。这三则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批评要根据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适合其特点的方式方法；不可操之过急。不可温度过高，否则便欲速则不达。有故事说：一次齐景公为一匹马病死了要杀他的马去。晏婴问明缘由后说：“这样杀掉他，人们还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呢？让我来数落他的罪行。”他说道：“你为大王养马，没有养好，罪该一死；你使大王为了一匹马要杀人、罪该二死：如果火王仅仅为了一题马杀了人，事情传到老百姓耳朵里，百姓会抱怨大王。传到诸侯耳朵里，诸侯会轻视我国、罪该三死……”讲到这里，齐景公便明白了晏婴的批评意思，急忙让把马夫放了。由于讲究方法，取得了好的效果。杜工部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看，开展批评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会象高尔基称赞列宁做的那样：批评了你，还让你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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